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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领葛先才抗战回忆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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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三次长沙会战，第十军的任务是固守长沙。彼时，我任第十军预十师三十团团长，守长沙南门外阵地。因敌人火力炽烈攻势太猛，本团承受之压力太重，伤亡累累，与极端优势之敌拼斗，如无出奇制胜之策，很难以稳定战局。曾经各方面仔细思考，决定不计后果，置生死于度外，改守为攻，以攻代守，全团出击，乃将我的判断和决心报告军长师长，他们都不赞同我的做法，认为太冒险，如一击不能奏功，后果不堪设想。惟我这倔强个性，决定了的事，从不因外来阻力而动摇。是以再次报告师长方先觉将军，出击我已成为定案，请师长准备紧急应变措施，一切不良后果我自负责，遂毅然出击。居然被我一击成功，敌逃窜二千五百公尺外攻势停顿。我喘过一口气，粉碎了敌人当日攻势，也打击了敌人斗志。这就是不按规则的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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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以气为先
战场上分秒必争，这一天战局稳定下来，而我外围反包围友军，则多逼近了长沙七八十华里。我并非只凭匹夫之勇盲目出击，亦曾精密推究，约有七成胜算才决定的，敌人绝想不到我会出击。此乃“攻其无备”，迫使其措手不及而遁。敌我兵力火力悬殊至巨不可力敌时，必须运用攻心战术取胜。全团官兵一鼓作气以威势克敌，“战以胜为主，胜以气为先”。前面曾说过，此次出击之成功，不是力取而是气胜。江西西凉山之役，也可做为例证。前线友军溃退无踪，我以一团兵力请缨采取攻势，将敌人击退二十华里，进而迫使其改取守势，稳定战局。
战斗之胜负，视战场指挥官及各级战斗部队长的胆识机智与兵力运用之才能优劣而定，这是在表面上看不见的一面，较之看得见的武器装备尤为重要。前面所述，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说明而已，还有更重要者，战略之目的以歼灭敌野战军为主旨，其要领应以锐猛之攻势为先，才能获得战果。守势作战乃攻势中必要时，于某一点偶尔施为之手段耳，不可赖以克敌致胜，学军事者人所皆知之定律。国民革命军北伐，全属攻势，守势绝无。战斗部遇敌则攻，愈攻愈猛，不胜不止。愈胜官兵斗志则愈高昂，故将兵力装备优势之敌，次第击溃。敌人斗志丧失，望风披靡。昔田单之火牛阵、金兵之拐子马、国民革命军北伐之猛烈攻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之闪击战、日军之强攻，甚至###之人海战术等，皆以锐利攻势取胜，击溃对方战斗意志，都是攻心战术成功者。守势作战能克敌致胜者，史无前例。
抗战军兴，我高级司令官及其幕僚之战术思想，不知因何故，违背战斗原理，弃攻为守。能守也还罢了，结果，却守一地失一地，守一城丢一城，一败再败。在敌人陆空火力绝对优势下采取守势作战，等于挨打。敌我火力悬殊之情形下，应采取飘忽机动攻势，攻其无备或以强攻为有利。除特殊情况外，对一城一地之争，宜尽量避免，以免敌人集中炮火轰击，造成我重大损失和伤亡，因而打击我斗志。我战略全盘策划，皆以守势迎战，则形成挨打局面，以致国军精锐之师在敌优越火力下，逐渐损耗。武器装备大量丢弃，还属次要，其致命伤，我官兵战斗意志被击溃，一落千丈，造成怯敌心理，虽曾有数度较为出色局部性胜利之战，无奈日积月累，遇敌不能力战之恶习已养成，杯水车薪，无济无事，未能扭转战局，振奋士气，以致一蹶不振。
守势作战，故然也有其优异之处，有充分作战准备，以逸待劳，以不变应万变，确有歼敌之功能，但须有金城汤池之固，始能达成守势歼敌目的。如被敌一击而溃，岂不适得其反？如衡阳之战，虽杀敌如麻，而未能普及外围各战场，不能获得全面杀敌之效果，亦属枉然，反而处处受制于人，以致斗志日渐消沉，抗战之始，我以守势应战，就注定了失败之因。
以淞沪之战而言，“上海吴淞之战”敌不过数师团之众，而我以数十精锐之师，守、守、守，到处皆守。那时师的编制有五步兵团，师直属特、炮、工、通、辎五个独立营，械足气壮。数月之间，在敌海、陆、空炽烈火力，昼夜猛烈轰击之下，我军逐次消耗，伤亡殆尽而撤退。倘若我战略有旺盛企图，有毅力有魄力，做孤注一掷之战，用二至三师兵力，对付敌一个师团，以数线重叠式配备，有进无退，一鼓作气，分区猛攻，相信数日之内，能将敌人全部歼灭。不但敌人悉数被歼，我之伤亡还要较之数月之守势艰苦奋战为少。
我这一己之见，全非盲目之言放马后炮，我等不要忽略了淞沪战场地形，敌仍无援军没退步之背水战，歼敌之大好场所，这种近战混战方式，没有技巧，凭威气克敌，以众击寡，而且敌之海军炮、陆军炮、空军。皆无用武之地，何况抗战初期，我民族意志之坚强，士气之高昂达于巅峰，必有可为。只是这股浩然之气，未能运用于战场之上，被敌炮火所消灭，不胜惋惜。
不知敌不知己
我谋略策划者，不但少算，而且漏算错算，又缺乏优异雄才大略之将，以致不能抗御强敌，扭转战局。以敌国而论，其战斗部队确属坚强，勇敢善战，但也缺乏绝伦之将才。中日之战，敌国如有像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之古德林、隆美尔之类的闪击将才，挥师尾随我军方后追击不舍，先将我中央核心原动力击散，再分区将我战斗部队各个击破，我八年抗战史势必重写。淞沪之战，乃我胜负关键所在之一战，惜乎战术观点及兵力运用错误，导致一败再败，不可收拾。若此战获胜，则更提升我斗志，加强我信心，鹿死谁手尚难逆料呢？就算败，也不致如此之惨。
一般军人看法，“攻难守易”，战斗不是难易问题，而是“战以胜为主”的至上原则。又以衡阳攻防战为例，敌攻城之战虽伤亡数万之众，彼仍不放弃攻势，而且愈攻愈烈，否则就不能达到其战略目的。我各级军事指挥部之作战规划，以及战斗部队之战斗实施，皆未能尽到其本身职责，而且离谱甚远，也为战败主因之一。
各高级司令部对作战策划之草率，无精确计算，无周密配合，兵力运用呆板，不能适应战场变化与需求机动作战，灵活运用，加之权责不分明，更不注重真伪是非功过，力战者无功，不战者无过，不知敌，不知己。不知敌犹有可说，自己部队现况亦一无所知，我高级司令部指导作战全属图上作业，纸上谈兵，说不上运用、配合、计算、知己知彼，更忽略了部队战力之重要性，既未能保持战斗部队经常应有之战力，对官兵气与力又不加以培养，作战计划只是打部队之番号而已。部队在战斗中，兵力之损耗、火力之衰减、伤亡情形，粮弹补给状况、官兵疲劳及生活情形等，从不过问，这些项目都是战斗的原动力、关键我之成败，岂能忽视之？
我高级司令部，一纸作战命令颁发后，紧跟着就是一通又一通，限期达成任务严令催逼的电令，逼得部队长手足无措，惶惶不安，各级司令部之职责如此而已。对部属应有之支援义务，则置之脑后。部队长在长官严令逼迫、敌人又不让其达成任务之内外压力夹缝中，为逃避责任计，养成了谎报军情避战之恶习。
部队打了败仗反而无事，指定至某地区整补，若是打了胜仗，部队就惨了。高级司令部绝不考虑官兵伤亡及弹药情形、官兵体力及生活状况，第二任务命令又到勒令执行，非将部队“能与力”拖垮至战败为止。绝不为部队着想，加以支援整补休息。部队战力减弱时，宁可下一仗延期。如为了达成战略目的，对敌连续施以打击计，可另派生力军接替。我并非只站在部队这一面说话，战者力也，必须做到不偏不倚，既不可太过，又不可不及，恰到好处为宜。为官兵在极端疲惫之情形下，还要他去另一战斗执行任务，官兵不但怨声载道，且会有对上不满而气愤心情，无形中减低了斗志。这种情况之下的战斗，是最可怕的。
高级司令部的幕僚必须与战斗部队长经常保持连系，相互坦诚密切合作，俟排除战斗上一切难题后，再以命令执行之，切不可在战斗部队有困难之中一意孤行，影响战局。在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之原则下，上上下下的意见，务须沟通无阻，才能发挥整体力量入而收实效。
兹举例为证：第十军援常德之役，敌人已南渡“沅江”两个师团以上兵力，我各级司令部竟不知情，乃不知敌之明证。预十师归长官司令部直接指挥（越级指挥），在常德县城以南，约三十余华里处与敌遭遇，与兵力优势数倍之敌，孤师奋战两昼夜，友军杳如黄鹤，其他地区皆不闻枪炮声，岂非战场无配合？弹药之消耗也无补充，预十师已处于自顾不暇之险境，而长官部仡勒令其解常德之危。因此，我评以盲目指挥盲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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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掌握用兵之道
军属炮兵营之火炮，系老式日造三八式野炮，自衡山县至常德县境，其中有数县之隔，公路不畅通，野炮不能行动，故留置衡山未随军参战。现代战斗岂能无火炮？高级司令部应该明瞭第十军炮兵状况，另予配属能驮战载之山炮营给第十军使用，以增强部队火力，何况第九战区及广西第四战区控制有几个中央直辖炮兵团。宁可放在保险地区生锈，而不配给战斗部队使用，造成敌我火力悬殊不利之境，居心何在？无他，没有算计，有力不会使。
其次，衡阳会战，我第十军固守衡阳，我军援常之役伤亡过半，仅存一万七千余人。统师部知道我军未曾补充，乃配属新十九师，充实战力。该师在衡阳战前突然调往广西，临时改派第五十四师归我军指挥，并无不当，惟五十四师只有师部及一步兵团在衡阳，其他二步兵团始终未来衡阳报到，该二团是未奉到命令，还是不肯来衡阳或因其他缘故不能来？高级司令部既不查询又不追究，更无补救之策。不来报到就算了，而五十四师守飞机场之一团，未能力战擅自向南撤走，只剩下一个光杆师部在城内，还要第十军保护他。总算是第十军承蒙高级司令关怀，得到了一纸空头支票式的兵力支援命令，第十军还是原来的第十军，这是与强敌斗力应有的法则吗？还是用兵之道呢？高级司令部认为这些小问题，不在其战略策划范围之内，满不在乎。那些大小幕僚们却忘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古训！既然不是以实力来应战，那就算是打战斗部队的番号吧。倘若第十军能获得一肯拼善战之师，协守衡阳，依据当时外围友军未能力战之情况判断，衡阳会战失败成为定局，衡阳也会不保，但衡阳之战斗则可多歼灭敌人二至三万人，而达到战略歼敌野战军最高之目的，仍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战果。惜乎未能把握着用兵之道，而一败涂地。
我军衡阳之战没有炮兵，军属炮营携火炮赴云南昆明换美式山炮未归。适巧某军炮兵营之火炮与我军同型，彼亦奉命去某地更换火炮道经衡阳者。高级司令部临时拉夫，将该炮营配属第十军使用。该营火炮不足，弹药更为缺乏，有炮营之名无炮营之实。上级不查，又以打番号方式配属，未能顾及实际效用，敷衍塞责，欺人自欺。所奇怪者，在第四、九两战区驻有我数炮兵团，为何不配属第十军一至二营作战，而要配属已淘汰缺弹之炮火？军事学所讲求的是步炮协同，有强大炮火而不使用，是何居心？还是那一句话“有力不会使”。再来看看敌人之顾虑配合周到处，攻衡阳之二师团，除师属炮兵大队外，另配属一个炮兵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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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补增援，战力之源（1）
我高级司令部用兵呆板，欠缺机动性，不能适应战场敌情演变应战。如衡阳会战，我战略仍以第三次长沙会战战略为蓝本，以衡阳为核心，将敌主力吸引至衡阳附近地区，我周边部队，适时反包围歼灭之。
惟此战役，敌之兵力较第三次长沙会战强大，其战略也已改变，以两个师团攻衡阳，主力进出于衡阳以东地区，攻击我外围各点友军，对攻城之二师团只整补无增援。在这种敌情变化下，我战略原案失效，应迅即改变作战方针，有第二案之对策。我却墨守原案，毫无反应，呆板执行，一再严令守者固守，催迫攻者急攻。至于守者如何守，攻者如何攻，各级司令部一概不详，至全面崩溃为止。
对衡阳会战我个人的看法，来放一响马后炮，姑妄言之：
如果我统帅部搜集之敌情正确，而有扩大歼灭战之决心与魄力，调集三、四、六各战区主力至第九战区，与敌总决战。此役，敌人逐次使用了十七个师团，六个旅团，一个战车师团兵力，乃其在华派遣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强。我仅以第九战区十余军之兵力，不足以应敌，难以控制战局，更难以致胜。
我的兵力调配构想如下：
一、第三战区主力，调集于湖南边境待机而动。
二、第四战区之广东部队，用火车运至湖南郴县以北地区等命。第四战区广西之兵倾巢而出，至湖南第九战区，衡阳以南地区集结待命。
三、湖南湘江下游西岸国军，皆调集衡阳西北山区，攻击湘江西岸之敌。
四、湖北第六战区主力，调至第九战区边境，以一部坚守沅江北岸，监视湘江下游西岸之敌。主力攻打湖南岳阳，切断敌人归路及补给线，动摇其军心斗志。
五、第三、四、六、九各战区，统帅部直辖所有之炮兵团，能在山区运动之火炮，皆配属战斗部队全部参战，一五点五公分重炮，斟酌地形交通状况使用。
六、我空军各型机群，悉数调集“广西桂林”、“湘西芷江”二飞机场，支援陆军作战。
全国其他各战区及敌后游击队配合衡阳会战，皆发动猛烈攻势，使敌高级司令部，手足无措。一方面与敌做消耗战，一方面迫使敌人兵力，冻结于各该地区，不让其自如灵活调用，亦即敌我存亡总决战也。
第一步兵力部署集结后，第二步再做周密攻击实施计划，我以两个军攻周敌人一个师团为原则。
为监督战斗部作战计，以军为单位，派一武装督战小组，自携无线电台，该军之动态及作战状况，随时据实直报统帅部备查，作战不力之各级部队长“杀”，因奋战而遭受重大伤亡及损失者，不但有功，其装备兵员优先补充。
统帅蒋公以檄文鼓励全国民心士气，其主词“国家存亡在此一战”。人的本性，是有良心血性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尤以我军人为然。国家到了存亡紧要关头，在战场上，只要是非、功、过，各级责任分明，军人定能卖命奋战。为善作歹只在一念之间，因之，我相信这一仗成功性甚大，最低限度能与敌拼一个同归于尽，一举而歼敌在华派遣军三分之二兵力，其剩余之三分之一的兵力则不足轻重矣。
以上战略构想，有人会评之为涉险战法，我三、六两战区兵力，皆将其主力调集第九战区湖南境，三战区之皖、赣、浙等省，及六战区鄂省防务，势必大为空虚，防守堪虞？是的，不必防守，放弃该四省大部防区，只在各该地区用小部队游击战牵制敌人，集中兵力于第九战区，采取死拼攻势与敌决战。这四省土地敌人搬不走，何惧之有？尤以鄂西崇山峻岭，送给敌人都不会要，我们不要自入迷途。敌人战略目的，旨在打通大陆走廊，走廊线以外地区，他那时不会争取。吾人不要忘了，战略以歼灭敌野战军为首要，不可为一地一城之顾虑，妨碍了歼灭战之实施。何况敌人之另三分之一兵力，散布我全国占领区各地，计有八师团五旅团，无力另发动一强大攻势，不必为三、六两战区地域担忧。退而言之，就算敌人尚有发动小型攻势之能力，攻占少许地区，也不致影响我湖南战局，而且敌占领土地面积愈广，其兵力愈分散，反而给我小部队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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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补增援，战力之源（2）
用兵应以重点使用为原则。敌人能大胆随时随地调集兵力攻击我一点，我为何不能机动，大胆调集兵力以迎战？非不能也不乃不为也，其关键在用兵者之才能与魄力。还是那一句话，我战略策划者满脑子的守势作战。
兵力分散，处处薄弱（1）
衡阳会战，我第四军之固守长沙，战略上是一个不健全不成熟的作战计划。我战略策划者的如意算盘，认为固守长沙，先给敌人予以重创，而后在衡阳近郊与敌决战。但是，高级司令部对第四军战斗间损耗之补给及其他与战斗有关连诸措施，是否有慎密计算？妥善安排？长沙在战略上究竟要守多久？应给部队长明确指示。部队长依据指示，就本身战力有所运用支配。部队如期达成任务后，动态如何？届时，或另有部队增援继续固守？或有部队接应，将第四军接出长沙？命令上皆无明文规定！死守就是无期限期死守。关于死守应具备的条件，一概不闻不问，这叫战斗部队何以为战？
用兵者，切不可盲目打无算之仗，更不可驱使官兵于绝境。没有补给和援军，及坚强防御工事等之设施，在兵力极端优势之敌强攻下，焉能做长期之固守！如不顾一切，将守军置于绝地，官兵则存有绝望惶恐之心情，斗志亦随之消沉。甚至对高级司令部产生愤恨心理。人！有了希望，才能勇往直前去奋斗，否则必被毁，战斗也是一样。
要求官兵长期杀敌，必须在兵员、物质、精神上源源不绝供应部队，保持其续战力于不衰，始能奏功。这些都属战略中所应密切配合者，也是高级司令部对战斗部队应有的责任与义务。一着之失，可能导致全盘皆输，更何况仅以一纸图上作业，既欠缺精算，又无配合之草率作战命令了之，焉有不败之理！
长沙之战，敌即将兵临城下，我战略是守湘江东岸之长沙城或守湘江西岸岳麓山，尚在举棋不定之中，而将第四军于湘江东西两岸调来调去，以致该军毫无作战准备的时间，官兵怨声载道，军心涣散，斗志消沉，被敌一击而溃，于一日之间丢了长沙，断送了第四军。
衡阳城区之战，我第十军之所能坚守四十七天者，该城为我军略重镇，关系国家存亡，我官兵勇不顾身奋战固守。再则，外围十余友军，皆有解除衡阳第十军之危的责任与义务。故我军官兵，因有前者之“责任感”，后者精神上之“希望”所支援，始终保持那一坚强斗志。因此，长衡之战虽皆属固守，而战略上，长沙无援，仅仅是衡阳会战中之一前线据点，衡阳则为会战之核心，同一之守势作战，在二城官兵心理上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在斗志盛衰之别中表现出来。故二城之战果也各异。策划谋略者，务须将官兵战斗间心理详细分析列入战略策划中，极为重要，亦即培养斗志也，斗志之盛衰，左右战斗之胜负。
我认为长沙与岳麓山都不必守，应集中兵力，将第四军调至衡阳以东地区，会合友军与敌决战。我国军人战术思想，好像对一城一地非常敏感重视，而忽略了歼灭战最高原则之育成。一城一地，只不过是用兵中之一“坐标”耳。“不成功就成仁”，吾辈军人上战场，人人都应有此决心，却不可用命令驱官兵于绝境，使其心理上感受绝望之威协，斗志动摇，则必导致与战略目的相反之后果。
第四军自北伐以来，战绩赫赫，誉为铁军，其武器装备战力等，与我第十军皆在伯仲之间。长衡之战，因战略运用失策，第四军惨败于长沙，第十军覆没于衡阳。两个能征善战之军，从此冰消瓦解，甚为惋惜。
我战略大错特错者，衡阳会战序幕尚未揭开，又在计划防守广西省会“桂林”。第四战区所属广东广西两省之兵力，不但未能全力支援，湖南第九战区与敌决战，反而由第九战区调往广西两个军，协守桂林。我战略既无旺盛企图，用兵又无重点，处处设防，兵力分散，则处处薄弱，被敌各个击破。结果，衡阳会战惨败，桂林也如长沙，遭遇同一命运，于一日之间被敌攻占。这都是我高级司令部杰作，罪不可逭。
我各级司令部，从来不着重战斗间部队战力之补充与保持，官兵体力之保养。这两种力量，左右战局之成败岂能漠视！枪声一响，战斗部队之战力，即开始消耗战斗愈激烈，消耗愈大，尤以所携带之弹药可能于一二日间耗罄。各级指挥机构，不仅应注意战况之演变，尤要计算战斗部队与胜负有密切关连之补给事宜并即时追送，以保持其战力于不衰；迅速接运伤兵，以免成为部队之累赘，妨碍其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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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分散，处处薄弱（2）
士兵体力与其斗志成正比，体力充沛时斗志高昂，疲惫时斗志低沉。倘若消耗超过其体能时，则对发号施令者，极端怨恨，斗志随之急降，潜伏极大危机。士兵体力及生活状况，战略策划者，随时都应计算顾虑。切不可认为步兵万能，因小误大。
战场补给，为战力之泉源。有则保持战力于不衰，无则战力逐渐消耗衰退，甚至于枯竭而败，衡阳之战可为例证。任何国家，其作战计划中补给列为主要策划之一。传闻，有些国家，虽预定好作战计划，但后勤参谋，认为不能按作战计划顺利实施补给时，而将原案推翻者不足为奇。我国古时用兵亦注意补给，兵尚未发粮草先行，“补给品行动慢故须先行”。
军在大陆作战，可以说谈不上补给计划与实施。战场补给制度，应由上级向下级源源追送；负伤官兵，应由后勤部队向军野战医院接连。如此，始能经常保持部队战力及其机动性。至于战场兵额补充，以往则绝无其事。高级司令部只指挥部队作战，对于补给事宜从不闻问，故我以打部队番号名之，战斗间之消耗，有如工厂中之锅炉然。要求它产生高度热量，必须不断加添燃料，在大陆因部队战力衰退而无补充，士兵体力疲劳过度致败者，不胜枚举。
从权达变，以免遗患战局
战场瞬息万变，令人莫测。各级战斗部队长应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沉着应付；亦即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把握战机予敌重创。战略之拟定，乃战争开端或某地区战斗实施的一个用兵构想。战场变化多端，所拟定之作战计划不一定皆能一一达到战略之构想，因之，战略之运用必须灵活，随战场的变化而改变，不宜呆板，墨守原定策略。为应变迅速确实计，还应授权战斗部队长，遇到非常变故时从权达变，以免遗患战局。如下战例：在同一战略策划部署之下，用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则胜，用于衡阳会战则败。因第三次长沙会战，敌主力用于攻城，我长沙外围友军亦能用命，适时形成反包围形势，敌处于不利地位迅即撤走，完全如我战略构想。
衡阳会战，敌有第三次长沙会战失败的前车之鉴，战略改变。用两个师团攻打衡阳，主力攻击我衡阳周边各点友军，最后才调集三个师团兵力加入衡阳攻城战。而我战略，仍墨守成规一丝不变，坐待一点一点先后之惨败，倘若不是第十军能在衡阳奋战，歼敌五万，这一仗才丢人呢！
略谈大陆军事补给概况：除战场无现场补给外，部队战斗损耗后，以往有三个补充途径：一为统帅部命令后勤及人事各承办单位，指定某部队补充之。二为统帅部各承办单位，依据部队损耗状况，签呈补充之。三为部队长神通广大，用人事关系或条件，由各承办单位向上签办之。补充既然如此艰难，人微言轻之部队长，则更难以得到补充，只好避免损耗保存实力，“避免损耗者，不力战也”。
以第十军而言，自北伐以来，乃蒋公口袋中军事王牌之一，无役不参。常德之役损失过半，竟半年余得不到丝毫补充，足见统帅部那些大小幕僚们蒙蔽欺骗其上，操纵把持其下，宵小弄权。或者，第十军乃无人照顾之孤儿给忘了？衡阳会战爆发，委员长蒋得悉第十军常德之役后未曾补充，他老人家可能大发雷霆。因此，俞飞鹏部长亲莅衡阳，处理第十军补给事宜，临时抱佛脚，只能在粮弹器材方面补救。武器在重庆，远水救不了近火；兵额则毫无帮助。补充兵须经训练后才能发挥战力，何况临时也抓不到兵。俞部长能办的就办了，不能办的就算了。这不是有计划的作战，而是敷衍塞责忽视其战。
曾有外国高级将领评论我军事制度云：“我很奇怪，中国国军有血气能战肯拼的部队，有如在太阳之下滚冰球，愈滚愈小；投机取巧的部队，反而有似雪地上滚雪球，愈滚愈大。”其意指我军事当局，无是非无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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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私而误国
北伐时期，我官兵正气凛然，人人奋战，绝少不尽职者，故战无不胜。因俘获敌之武器装备及敌兵，自己补充尚有余，上级司令部的指挥与补给方面皆显示不出错误之处。江西剿共，部队长失职者开始萌芽。抗战军兴，至中期以后，部队长欺骗、谎报、虚伪、避战。逐渐加深。这类恶习之养成，乃有其因素在焉，如我前面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各级司令部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盲目用兵，在无有效策略应战之情形下，只好用权力以上压下，一再勒令战斗部队长，限期达成任务。战斗部队长不能如期完成使命时，则谎报军情以卸责。上下不能坦诚合作，战略与战斗不能密切配合，往往行成与战略目的相反之后果。
与强敌作战，不是有如去杂货店买酱油一去就得，战斗之胜负，必须经一番惨烈搏斗而后定，若敌我势均力敌时，战斗时间势必拖延下去。如衡阳之战，敌人预计于一日之间攻克，事实拖延至四十七天之久。战场上，上级对下级只能用有弹性方式指导部队作战，不可硬性限期强令战斗部队完全任务。不能如期达成任务时，以军纪而言，战斗部队长是要负责任的，亦可能因此受到惩罚。在强人所难之情形下，战斗部队长该是何种心情！不但对上级失去信心且产生怨恨心理，战斗不能达成上级要求时，只好违心谎报以伤亡惨重粮弹告罄，不能续战。藉以搪塞其责。高级司令部真伪莫辩，不了了之。
并非无能战之师，一言以蔽之，战斗部队有了保障，任何部队皆能奋战；没有保障，任何部队都不能战。虽能战之师，若无上级精神与物质源源支援，也会失败。
奋战不一定能记上一功，不战只要一纸谎报就可交差，也不一定会有过。日久养成卑劣恶习，因私而误国，莫此为甚，在那无是非无功过之制度下，也只好你欺我骗苟安一时。大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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