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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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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希特勒在权力斗争期间很容易甩开“精英分子”，甚至常常拒绝他们的合作要求，因为他顽强地追寻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只把党的宏伟大厦建立在劳工阶级的基础之上。
他曾声称要对党进行重组，但在随后的那几年里，人们没有发现任何希特勒曾经允诺过的重组的迹象。“党区领袖”们和其他重要高官的权力和势力一个劲地增长。最早参加希特勒运动的那批人常常享有不可思议的权威，一些军官，一些老官员或者学者因为有独立的想法而失去地位，党的“###”们却即使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也稳坐钓鱼台。
这样的情况使那些上了一定年纪的军官深感失望。很快，这种不满的情绪致使他们越来越疏远希特勒。而希特勒也没有托辞，甚至不再找借口，说党仍然没有解决如何适应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会影响整个革命运动。他自己也越来越疏远他起初非常信任的总参谋部。毫无疑问，这种态度的变化，部分是因为党的高层领导害怕军队阴谋夺权，他们把军队称为反动派。这种影射在希特勒对军队固有的不信任中找到了土壤。
他们之间的冲突很多。参谋部的元帅们，尤其是那些老元帅急切地挺身而出，指责希特勒搞乱军队，以适应他新的政治需要。希特勒认为，提这些建议的人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冯·布隆贝格元帅和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契就是第一批牺牲品。
在战争爆发之前，希特勒把训练军队的自由都下放给了将军们，但他并未因此就很少关心不同兵种部队的发展。这里，我只列举一个我亲身经历过的小例子。
1936年，我们围着希特勒，坐在慕尼黑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一个卖报纸的人给我们拿来了几份画报，其中的一份画报上转载了一幅俄罗斯伞兵的照片，200名伞兵集体从天而降。我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因为照片上的情景太虚张声势了，这些伞兵组成了漂亮的泥鸽射击的靶子。只有希特勒一个人神情严肃，他让人拿来剪刀，把这幅图片裁剪下来，一声不响地把它塞进口袋里。我知道，在两天后，他把戈林叫来，让他提交关于组建德国第一支伞兵部队的规章草案。
希特勒先是在波兰，然后在挪威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之后，自信心有增无减，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当别人胆敢跟他持不同意见时，他难以置信地动不动就暴跳如雷，谴责“侮辱他的天才”的言行。
然而，1939年底到1940年初，当他打算对法国发动总攻的时候，他再次受到国防军将领们的反对。他们说，埃菲尔山谷和阿登地区地形非常复杂，确实不能在冬天开战，而且，德军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彻底地训练好，难以参加实战。希特勒把他们的谨慎当成是懦弱，还因为这件事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演说（1939年11月）。
戈林比其他人更了解他的主人，他从不与希特勒正面发生冲突。他本人也认为这场冬季战役可能是毁灭性的。但他老奸巨猾，不让别人了解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在静静地等待总攻日期的前夕，他才向希特勒报告，由于过于恶劣的气候条件，空军不能参加战斗。这种小小的游戏重复了三次，最后，进攻推迟了。
第十二章 你们在战争期间最好的盟友是希特勒本人（2）
然而，希特勒的运气特别好。他决定让部队穿越阿登，向前推进，拔掉那里的钉子，因为法国北线部队和东线部队一直在那里迂回。让人惊讶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他的意见是对的。这场战役的成功使他完全得意忘形了。从那一天起，他就亲自指挥所有的战役，不许别人违反他的强制性命令。
与此同时，他对国防军大部分将领的怀疑与日俱增，并形成了一种顽念。一天晚上，我从他的嘴里听到了这样的话：“德国军队的总参谋部是最后一所共济会的房子，很不幸，我忘了废掉它。”
但一想到他不能没有这些有军事才能的军官们的支持，他就恼羞成怒。所以，他一有可能就贬低他们的能力，而将军们取得的胜利使他饱受嫉妒的折磨。有一天，一个著名的军旅作家吃了豹子胆，在报纸上说元首运气特好，有一个足智多谋的参谋部，此言被视为对元首的一种侮辱，这个冒失鬼从此被禁止一切文学活动。
希特勒对他的总参谋部缺乏信任，所以也插手下级部队。实际上，大部队指挥官的大多数提议都被他否决掉了。当他把作战计划交给下属时，他并不满足于草拟大的作战路线，就连作战的细节都是由他亲自制定。他的作战计划也无须讨论，只是以命令的形式传达到不同的集团军。不用说，这样持久地对战争的所有阶段进行干预，导致了希特勒用脑过度。东线战役取得成功之后，紧随其后的惨败暴露出这种方法对国防军来说是灾难性的。
就是在他与军队将领们的关系上，以及他革除他们的职务和惩处他们的无情方式中，他那不近人情的性格暴露无疑，而且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如此走马灯似的更换高级指挥人员真的是史无前例。
应该承认，对于某些战略性的问题，希特勒的远见和准确的判断令人吃惊。对一些被认为的确是难以克服的困难，他常常都能找到一些难得的好办法，而在这些事情上，他只是让他的远见卓识来说话。希特勒有这种才能，能把最复杂的问题弄得简单明了，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记忆力超群，懂得相当多的军事知识，满腔热情地阅读了世界各国关于机械化战争的许多论著。他完全有理由把自己视为“装甲部队”的精神导师。
然而，他完全缺少实战经验，总是固执地干预他所构思的作战计划的执行，结果把国防军全数引入灾难。斯大林格勒的例子足以显示出他那种固执所导致的恶果。每次有人建议他下令让第6军撤退时，他总是傲慢地说：
“我了解第6军及其英勇的将领。斯大林格勒要塞会坚守住的，因为我派的援军马上就到。”
不惜一切代价，拼死抵抗。第6军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在被冰天雪地中的草原吞没之前，在俄军的猛烈攻击下，他们实际上只守住了斯大林格勒的几个废墟。
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电呈希特勒，要求突围，理由是德军无法对其被困军团实施空中补给，而其他德军所做的一切增援均被击退。但希特勒固执己见，不承认命运开始与他背道而驰了。在经历一个时期的连续胜利之后，他就要尝到溃败的滋味了。
他的这种固执从他当时下达给部队的所有的命令中就可以看出来。1944年，他威胁说要枪毙所有撤离阵地的士兵，从这件事上就知道他是多么冷酷无情。“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都必须像要塞一样守护好，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一寸土地也不能让给敌人。”
这道命令在盟军开辟欧洲战场后，对部队的士气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到最后，每次失败和每次撤退，希特勒都要找出一个替罪羊来。随着一次次溃败，大部队指挥官的“消耗”也变得越来越可怕。有人计算过，在1945年2月，一个军队将领很难维持一个月以上的指挥权。
这样频繁换将易帅，对作战指挥来说是致命的。部队觉得莫名其妙，将领们的信心也受到损害。希特勒革除每个元帅或者将军的职务，都是在勃然大怒的情况下进行的。他那种歇斯底里的狂怒把那些元帅们吓傻了，他们几乎找不到理由来为自己申辩。这些刚从俄国前线的血雨腥风中死里逃生的人，这些习惯在冰天雪地的草原与死神较量的人，却被他们“元首”的暴怒完全吓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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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你们在战争期间最好的盟友是希特勒本人（3）
可是，最常见的情况是，希特勒并不满足于简单免除其元帅或者将军的职务。我还记得第48装甲军军长黑姆将军被撤职查办一事，这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在所有战场上都显示出他的英勇无畏。
1942年秋天，罗马尼亚军队据守顿河防区。他们预计会遭到苏军凶猛的进攻，黑姆将军指挥的一支装甲军集结在罗马尼亚集团军后方充当后援。这支装甲军由一支从未参战过的罗马尼亚装甲师和一支无论是从兵力上还是从装备上看都已遭受重创的德国装甲师组成。苏军进攻势如破竹，罗马尼亚集团军很快便溃不成军，黑姆将军则突然遭遇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苏军坦克。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实施原定的反击计划，只能撤退。
希特勒让人把黑姆将军召回司令部，听他解释撤退的原因。但审讯一直没有进行，希特勒只是给国防军的所有将军发了一份通报，通知他们黑姆由于“对交给他统领的部队犯下了罪行”而被解职。他还在同一份通报中提到，黑姆这名前任士兵已经移交给军事法庭。
但这个命令一直没有执行，黑姆只是被关在柏林的莫阿比监狱里，后来被转移到一所要塞中关禁闭，直到战争结束。
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事件之后，希特勒对参谋部的敌意有增无减，毫不怀疑那些试图结果他的人来自参谋部。希特勒从中找到了证据，证明他对他的将军们的怀疑是完全正确的。我记得有一天，他的德国牧羊犬不听他的话，他便呵斥道：“好好地看着我，布隆迪！你也要像参谋部的将军们一样背叛我吗？”
希特勒在同参谋部的斗争中，把党卫军人数的不断增长当成他的一张政治王牌。他经常鼓励希姆莱在年轻的新兵中选拔最优秀的，组建新的党卫军分队。在这件事上，他同样犯了惊人的错误。希特勒和希姆莱都认为，对战士来说，血统纯正和政治培养比严格的军训和教育更重要，但这种看法只会激起人们的反感。可是，当希特勒走到那一步，把整个后备军和“人民掷弹兵”各师都托付给党卫军领袖，并把他提拔起来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指挥官时，毫无疑问，他破坏了曾使德国变得无比强大的军事原则和军事传统。
但是，即使是在党卫军内部，意料之外的变节也会发生。作战部队中，最擅长煽动人心的代表非塞普·狄特里希莫属，这个曾经是肉店伙计的人，最终爬到了军队总指挥的位置。
希特勒认为塞普·狄特里希是典型的雇佣兵，外表虽然粗鲁有时甚至笨拙，但有一颗火热而骄傲的灵魂。他欣赏塞普·狄特里希在黑色保安队1中闪电般晋升后，里里外外依然是那么纯朴。元首不是不知道，保安队员对狄特里希非常尊敬，亲切地尊称他为他们的“老爹”。塞普·狄特里希和希姆莱一直以来都不和，希特勒说，他们俩的紧张关系是由于两人截然相反的性格引起的。在他看来，党卫军领袖性格阴郁，不能适应 “党卫军警卫旗队”的这名指挥官的正直和诚实，后者把精忠报国作为唯一的理想。
然而，在战争末期，各种不择手段的阴谋战胜了希特勒对于塞普·狄特里希长达20多年的无限信任。我觉得费格莱因，也就是爱娃·布劳恩的妹夫，在这件事上没少影响希特勒。
由狄特里希指挥的党卫军第5装甲集团军在军事上的失利，尤其是在奥地利与苏军交战遭受的惨败，使希特勒完全丧失了对他的信心。在最后的日子里，处于暴怒之中的希特勒甚至禁止他们佩带党卫军的特别袖章。没过多久，希特勒在一个极度消沉时期，当着我的面禁不住对塞普·狄特里希做了终审判决：“现在，我的一名党卫军将军甚至都加入了叛徒的行列。”
到最后，希特勒只剩下一个念头了：争取时间。希特勒在与其幕僚的会议上，只谈一些他觉得有意思的话题，很少让别人说话。他完全无视现实了。他生活在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里，追寻着自己的美梦和幻想。他就像一个企图说服自己会痊愈的病人一样，偏执地相信会取得胜利，并不知疲倦地重复这种论断。
第十二章 你们在战争期间最好的盟友是希特勒本人（4）
然而，希特勒还是有这种特殊才能，可以支配那些心存疑虑的人。他坚信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表现得那么信心十足，使接近他的那些人仍相信会出现奇迹。他不断地说，新式武器会把入侵者赶出大陆，还说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之后，德国会比以前建设得更加美好，以此诱惑那些人。
我觉得他确实相信，一些杀伤力巨大的武器会及时地从德国实验室和车间里研制生产出来，它们可以决定战争的命运。他把那些可怕的念头告诉了我们，他确实早就想到了这个可怕的结局。我记得1943年他就作出了这样的预言：“但愿上帝会原谅我在战争最后半个月所做的事情，那将是很可怕的事情。”
。。
第十三章 人死后留下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留下的回忆（1）
——希特勒
我见过一幅照片，照片上，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正在把熔化的铅水倒进一盆冷水之中。德国南方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在圣诞节前夜，要把熔化的金属倒进冷水之中。金属在冷却的时候，凝固成奇怪的形状。操作者按照古老的习俗对金属的形状进行解释，测算新的一年会给他们带来什么运气。这幅未发表过的照片并不能说明希特勒是个迷信的人，只反映了第三帝国元首和他最亲近的人的家庭生活习惯。
希特勒还喜欢玩掷硬币猜正反面的游戏，当他不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会迁就的人时，或者对一个次要问题他自己也犹豫不决的时候，他总习惯这么做。
这些做法可能会让人感到吃惊，但绝不能证明他有赌徒心理。比如，在战前那个时期，当希特勒和身边的几个常客打算开车去散步或者登山游玩，而又各有各的喜好时，他总是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抛到空中，硬币重新落下后，朝上的那一面决定要做的事情，总是有鹰的那一面代表“肯定”。这种决定命运的方式没有任何人会提出异议。
在战争期间，我没再见过希特勒这么做，即使是在决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时。
有人说，希特勒在重大行动的前夕，都会听取星相学家的建议。据我所知，在我们的会谈期间，他绝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也从未发现过这方面的任何迹象。人的命运由星宿或者与出生日期相对应的星座来决定的观点，往往会遭到他的猛烈抨击，他还以一些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生，命运却绝不相同的人来佐证他的论断。他觉得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双胞胎了。确实，在他作为鼓动者投身社会活动之初，当他离政权还非常遥远的时候，他的确深受慕尼黑一个用占卜算命的女人的预言影响。她的预言后来似乎慢慢地实现了，但希特勒说起这些巧合时总带着嘲讽，把它当作开玩笑。我经常听他说，应该禁止这些职业江湖骗子从事故弄玄虚、蒙骗世人的活动。他同样也不相信，一周中的某一天，某些数字会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产生影响。希特勒在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总是仔细地权衡所有利弊得失，掂量牵涉到的各种因素。什么时候实施这个决定，他几乎都由直觉来决断。我觉得希特勒——我有机会长时间近距离地进行观察——他的头脑冷静和善于盘算占百分之八十的比例，余下的就靠直觉了。
希特勒对他的谈话对象有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他的潜意识也同样受其直觉的强烈驱使。当他与所有人的意见相左时，他常常预言一件事情，然而，让所有的人都吃惊的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他笑着说：“你们看见了吧，我的直觉又一次准确无误！”
这样的预感，这种内心的提示，在那些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中尤其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说明它们的范围与影响，回顾一下他有可能成为牺牲品的那些暗杀行动也许会很有意思。
1939年11月9日，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那场暗杀之前，希特勒从未想到会发生如此意外的情况。但从那一天起，他在谈话中就经常提到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希特勒总共向我列举了7次针对他的暗杀企图。
这7次暗杀包括罗姆想要摆脱他领导的政变。照希特勒的说法，这个纳粹冲锋队的组织者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不惜一切代价，用这种手段来夺取权力。性格像雇佣兵的罗姆可能从来没有受纳粹思想和建立新秩序思想的启发，他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夺取国防军的指挥权。罗姆不仅企图突然解除冯·布隆贝格元帅和其他几位将军的指挥权，在必要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攻击希特勒本人。
布隆贝格事先就通过他的情报部门了解到罗姆的企图，提醒希特勒说，如果像那样更换指挥权，国防军可能会造反。军队和党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德国受到内战的威胁。
当希特勒掌握了他的副官企图犯罪的确凿证据时，他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排除了危险。他对我说，他还掌握了罗姆谋反通敌的罪证，而冯·施莱彻尔将军只是他手中一个言听计从的工具：“幸亏我采取了迅速、无情的行动，才避免了一场比消灭这一小撮人更大的不幸，对这些人，德国任何一家高等法院都可以判处他们叛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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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人死后留下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留下的回忆（2）
希特勒经常开玩笑地说，他并不总是像在罗姆事件中一样幸运，在这个事件中，他及时预见到了针对他的行动。
他还跟我们说，在夺取政权之前，在凯瑟赫夫酒店的大厅里，有一个人企图用手枪打死他，当时他正在那里喝茶。还有一次，该酒店在为他旅行准备的三明治里下了毒。希特勒一字一顿地对我说：“幸亏那一天我不饿。我把三明治递给我的司机斯瑞克，他刚吃下就感到剧烈的疼痛，全然是中毒症状，经过紧张的抢救他才得救。要是换了我这脆弱的胃，那些小面包，上面涂了掺进氰化物的黄油，肯定会要了我的命。这个善良的斯瑞克因为体质特别强壮才幸免于难。”
还有一次是在公众大会上，希特勒看见一个人坐在他对面的观众席上，神色极其不安，举动太过反常。希特勒预感到危险，当场叫人过去搜查，发现此人携带了一枚炸弹，其威力可以炸翻整个大厅。
1941年底，另一名行凶者被希特勒嗅了出来，同样是由于此人举止怪异。那是一个瑞士人，希特勒每次从伯格霍夫别墅下山去贝希特斯加登的时候都会见到他。希特勒对他产生怀疑后，就冲上前去质问他。那人没料到希特勒会这么做，狼狈不堪，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道歉的话，称自己有一封私人信件要交给希特勒。希特勒一把夺过那封信，发现里面只有一张白纸。那人只好向希特勒交代，他已经监视希特勒几个星期了，想用手枪干掉他。
希特勒每次跟我们讲起这些几乎让他丧命的暗杀时，都承认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好运气在庇护他。但他也强调，他那异乎寻常的直觉在让他避开这些致命危险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每当直觉让他死里逃生时，那些跟随他外出的保镖就会受尽他的嘲笑。不用说，那些被他嘲弄过的贴身保镖都心甘情愿地放弃特权，返回部队。
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那次谋杀，谋反者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手段十分狠毒。炸弹安放得非常巧妙，希特勒如果不提前离开，肯定会被压在楼板下面，因为楼板就坍塌在希特勒十几分钟前站过的地方。还有一次，也是他那未卜先知的直觉救了他的命。前些年他还习惯和他的老战友们一一握手，而那天晚上他并没有做这种友好的表示。后来，他向我解释说：“我突然感觉到有必要缩短会议时间，以便当晚就返回柏林。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因为柏林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回去。但我听到了内心的声音，正是那个声音救了我。如果我像往常一样，问候我的老战友们——我刚开始是想这么做的，毫无疑问，敌人会成功地干掉我。我离开才一刻钟炸弹就爆炸了。”
出事的那个晚上，我和希特勒一起坐同一趟火车回柏林。他非常风趣，非常活跃，就像开完一次成功的会议一样。同行者当中还有戈培尔，他的刻薄挖苦使谈话变得非常活跃。那个时候，希特勒的随从人员还可以喝酒，所以这趟特别列车全都沉浸在一种感人的快乐气氛中。火车在纽伦堡停了几分钟，以便接收消息和发布紧急信息。当时是戈培尔负责这个苦差，他返回希特勒的车厢时，把希特勒离开后慕尼黑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希特勒开始还不明白，不相信，但看到戈培尔脸上沮丧的神情后终于信以为真了。当希特勒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不再怀疑时，他那坚决冷酷的面部表情僵住了，目光中跳动着神秘的光芒，这种神秘的光芒我很熟悉，他要做重大决定时总会出现。他用因激动而变得沙哑的声音大声地说：“现在，我完全放心了，我比往常提早离开贝格勃劳凯勒，这件事证明上帝希望我完成使命。”
我们全都激动得呆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这些话对我们产生的作用，就像一部引起幻觉的情节剧到了最高潮时一样。
但希特勒很快就恢复镇静，展开了行动。他让人去了解伤员的情况，派副官绍布去处理遇难者，然后开始推测谋反者可能来自哪里。绍布因为喝了太多的酒，在讨论时因为举止不当而受到希特勒的严厉呵斥。希特勒当即就把他撵走了。不用说，一直到柏林，车厢里的气氛就像下了暴风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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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人死后留下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留下的回忆（3）
这次暗杀后，安全措施加强了，但并没有检查进入司令部的人的公文包。由于前来“汇报”的所有军官都提着公文包，施陶芬贝格伯爵也就很轻易地将一枚炸弹带进了会议室。那是在1944年7月20日那个难忘的早上，施陶芬贝格把炸弹放在会议桌的脚边，距离希特勒非常近，然后借口打电话离开了会议室。这时炸弹发生了爆炸，希特勒周围的好几个人都被炸死了，希特勒受到剧烈冲击，两只耳朵耳膜穿孔。炸弹的冲击波把他撞到了会议桌上，身上撞出了许多淤血块。
那个时候，他邀请我一个人与他一起进餐。由于刚刚发生的惨剧，我以为不会再共进午餐了。但出人意料的是，我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被叫了过去。我焦急不安地到了他的房间，等待见到最糟糕的情况。当我走进掩体空荡荡的房间里时（这房间更像是修道士的单间而不是德国至高无上的元首的饭厅），他毫不费力地从扶手椅上站起来，强笑着把手伸给我。我猜测他的眼神在我的脸上搜寻，想捕捉我见到他后的表情。我承认，让我吃惊的是，在不透明灯泡的亮光下，他的脸显得很清新平静。他跟我讲述他是如何受伤的，他的左臂撞到了桌子上，有一样东西砸到了他的腰上，他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依然觉得吃惊的是悲剧怎么发生得那么快，并笑着说，使用炸弹暗杀是叫人丧命的最简便的方式。
他接着向我描述了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是何等惊慌失措，他不得不叫他恢复理智，好给他做初步护理。我惊奇地发现希特勒的头发平常总是蓬乱的，那天却齐刷刷地垂在前额上。我问他是不是叫理发师来过，他却一边拉起我的手，一边解释说：“瞧，你摸摸我的头发，它们轻度烧焦了，所以才那么整齐。”
然后，希特勒轻松自如地跟我解释暗杀是如何发生的。一开始他还以为炸弹是从窗外丢进来的，“我的运气出奇地好。”他对我说，“是会议桌那只笨重的桌脚挡住了飞向我的炸弹碎片，那只公文包放在桌脚的另一面，坐在我旁边做会议记录的速记员两条腿都炸飞了。我的运气真好！假如爆炸发生在掩体的大厅里，而不是在木板房里，我相信所有的与会者都会送命。奇怪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有一种预感，觉得有什么特别严重的事件要发生。我感觉到有一个危险在我头顶上盘旋，我已经下令加强警戒，你还记得吗？”
实际上，在7月19日这一天，希特勒在我看来显得非常忧虑和紧张。当我问他为什么如此忧心忡忡时，他回答说：“我希望我不会发生任何不测。”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如果现在有某件令人讨厌的事情发生，那会叫人无法忍受。我可不能病倒，德国的处境非常艰难，没有人能替代我。”
希特勒要我去看看那间发生爆炸的会议室，把爆炸后他制服里幸存的东西拿回来。裤子已经被撕成碎片，只有皮带还系在上面。在制服的背面，有一大块布被炸掉了。希特勒把这件制服当成是胜利的纪念品，派人把它送到伯格霍夫别墅，下令让布劳恩小姐好好地保存起来。
他还跟我描述了爆炸发生后仆人们的反应。他的膳食总管朗格气得发狂，而他的贴身仆人哈恩特则被吓得嚎啕大哭起来。
墨索里尼预定在7月20号下午到访。我以为希特勒听到我提出的建议后，会推迟会见的时间，但让我吃惊的是，他态度激烈地回答说：“那不行，不能回避！我必须见他。你想想，外国的宣传只会幸灾乐祸地散布最卑鄙的谎言。”
我们用完午餐后，希特勒马上请墨索里尼来他的办公室。简短地交谈之后，希特勒把他带到爆炸发生的那间木屋，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他。
在此期间，暗杀的制造者被查明了。电话交换局的当班接线员注意到施陶芬贝格伯爵带着公文包进入会议室，但希特勒刚到，他就走出来了，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拿。他们还发现，他根本就没去打电话，爆炸一发生，他就直奔机场，有架飞机在那里等他。
第十三章 人死后留下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留下的回忆（4）
5点钟，我们聚集在希特勒那里喝茶的时候，传来了施陶芬贝格伯爵被抓的消息。希特勒想到施陶芬贝格能够一下子从东普鲁士跑到柏林，开始非常生气，当有人告诉他幸好施陶芬贝格到了那里，所有的阴谋成员才被一举擒获时，他兴奋地叫了起来：“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这个事件应该被看成德国从今往后得救的保证。我终于抓到这些猪猡了，几年来他们一直在破坏我的事业。几个月来，我都在叫希孟德（他的首席副官和国防军中央人事处处长）留意我担心的事情，但他总是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现在我有证据证明整个总参谋部都受到污染了，你们会发现参谋部是这一事件的彻头彻尾的煽动者。”
第二天，希特勒叫人撬掉他办公室和卧室里的木板，检查里面是不是安放了炸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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