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存亡-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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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阅”字，大有名堂。原来，《马关条约》、《###》、“二十一条”等等卖国协约，使得中国社会对向外国出卖路权非常敏感、强烈反对，签署者几乎无一有好下场。张作霖顾及前车之鉴，就写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阅”。
　　但日方对这个“阅”字很不放心，多次要求张作霖在协定上履行正式的签字手续，变成与北京政府间的正式协定。张作霖则担心这件事情一旦暴露，将被骂为卖国贼，甚至使他失去现有地位，所以他申诉苦衷，不允作为政府间的协定，恳求无论如何，作为日本政府和张作霖之间的密约，由地方解决。加上张作相、常荫槐及奉天省议会和总商会的消极抵制，张作霖迟迟没答应日方要求。
　　在此期间，北伐军在徐州战役一度遭受惨败后，1928年4月10日重整旗鼓，朝山东方向北上。4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由陆、海、外三省协商干涉办法。19日，内阁会议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由天津急调步兵三个中队作为临时派遣支队前往济南，由国内派第6师团登陆青岛，沿胶济铁路线驻防。20日发表申明，宣称是为保护侨民出兵。当天，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给日本陆军次官和参谋次长的电报中提议：以关东军主力不失时机地阻止两军进入山海关或锦州附近，并不论何方军队，概行解除武装。
　　5月2日，蒋介石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先头部队进至山东时，日军抵达济南的兵力已达4万人。蒋介石向日方提出由中方负责山东治安的要求，要日方停止增兵，并撤离已派部队。5月3日晨，日军对刚刚抵达的小股中国军队和居民突发攻击，制造了“五三惨案”。蒋介石下令北伐军避免与日军冲突，绕过济南，继续北上。【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
　　5月1日拂晓，北伐军第四军团方振武首先攻进济南，并被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部队进入济南时，日军早已在市内各马路构筑工事，敷设电网。日本浪人也组成“日本义勇团”，宣称保护本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当天北伐军在济南不断遭受日军杀害。其中，北伐军第一军营长阮济民带着4名连长及几个徒手士兵在济南城内找房子，被日本军和日本浪人用刺刀全部杀死，并用卡车拖去焚尸。方振武于当日下午亲自前往日本领事馆，与日领事西田及日军头目斋滕交涉。日方答应将街道上所设工事暂时拆除，日军退回兵营待命。　当晚，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的专车抵达济南。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特派外交员蔡公时也于次日抵达济南。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1）
2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由青岛驰援济南。从5月3日开始，日军对济南军民进行血腥屠杀。当天，黄郛到日本领事馆交涉，随从被日军缴械，他还被迫在一个报告上签了字。内容是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了一个日本军曹。黄郛回宾馆后，仓惶逃出济南。
　　3日上午，蔡公时率领18名署员到山东交涉署上班。当天，特派员公署被日军围困，公署人员一天没吃饭，只喝了些自来水，电话线也被切断，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当日下午4时，一群日军冲进外交特派员公署，把署内人员随身携带的自卫枪支全部缴下，又拉走几个外交官员充苦力运送枪支弹药。
　　当晚9时，50多个日本兵又闯进署内，将外交文件、地图等弃置满地，将当天刚刚挂上去的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画像统统撕毁。蔡公时用日语抗议，说这是中国政府外交机关，非军事单位，日军应尊重睦邻友谊和外交礼节。日本兵不等他说完，就用枪托将他打翻在地。　一个日军士兵宣读了福田彦助屠杀外交官员的命令。蔡公时翻译给大家说：“日本兵要剥去衣服、枪毙我们。我们没法，赴死可也。”
　　日军将署内18人一齐捆绑，拉到院内场地，撕去所有衣服毒打，再用刺刀乱戳乱砍。当夜，交涉署十八名官员，除勤务兵张汉儒外，都被杀害。据张汉儒回忆说：
　　当时我虽已血流满面，痛之彻骨，但还惦记着蔡公时主任不知被日军作践成什么样子。我借手电所见：诸人大多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令人毛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双耳，挖去双目后，整个头部和胸前被鲜血染红。
　　5月8日，日军重炮攻城，11月济南失陷。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整个济南惨案中死亡6123人，伤1770人，奸杀妇女无数，财产损失无法计数。
　　当时，亲自指挥北伐的蒋介石与冯玉祥在济南以南的党家庄车站会晤，他最后决定，济南驻军一律撤出，避免与日军冲突升级，其他问题由两国政府遵循外交途径解决。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伐。
　　6月初，外交部长黄郛因办理对日外交不力，引咎辞职。王正廷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王随即与日方就济南惨案进行交涉，一直拖到1929年3月28日，中日两国才就解决济案问题在南京正式签署协定。
　　当中国军队撤离济南后，日军则继续从关东军增调第28混成旅，从朝鲜军抽调临时派遣飞行队，与先前抵达的部队一起，在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对奉命抵抗的中国军民进行屠戮。【1。　五三惨案，也称济南惨案，为北伐及蒋介石和民国政权的奇耻大辱，讳莫如深。2。　堂堂北伐军竟然不抗击日军入侵山东！这无疑是国民党、黄埔军校和北伐历史的奇耻大辱。】
　　就在北伐大军进逼津京的危急关头，5月7日，日方又派江藤去找张作霖。江藤强调说，由于时局关系，满蒙新五路协约有迅速签字的必要。
　　张作霖迫于无奈，咬牙同意了延海、兆索两条铁路。第二天在大元帅府将两项合同盖上了印章，并亲书“阅准行”。当晚，町野和江藤又与交通部次长赵镇签订了敦图、长大两条线的合同。（注：以上两次签字时间，另有分别为5月13日、15日之说。）
　　当月中旬，张作霖本人和张学良、杨宇霆分任总副司令，部署三路大军准备决战。
　　值此南京政府的北伐军与###的奉军决战前夕，田中内阁连日会议。虽然张作霖已经冒险口头应允了满蒙新五路，并签署了其中四条，但日本当局还是决定抛弃张作霖。5月16日的会议最终确定了一个《关于维持满洲地方治安的处置案》，决定让张作霖率奉军退回关外，促成东三省划地而治。
　　17日，芳泽奉命劝说张作霖：“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治安，是万全之策。”并提出将彻底解决“满蒙悬案”作为保障奉军顺利撤回老家的前提条件。
　　张作霖对日方临阵拆台和趁机敲诈勃然大怒，当即拒绝。芳泽彻夜说服，张作霖最终勉强同意暂行撤回关外。
　　第二天，日本政府向奉军和北伐军两方发出警告照会：
　　战乱行将波及京津地区，而满洲地方亦将有蒙受其影响之虞，盖满洲地方治安之维持，最为帝国所重视。如该地区治安受扰乱，或者发生足以引起治安扰乱之事态，自为帝国政府所欲极力阻止。是以，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于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
　　在发出照会的同时，田中内阁下令驻旅顺的关东军总司令部下达进驻奉天的命令。关东军司令长官冈村长太郎随即拟定19日下令向奉天和锦州发兵，并解除奉军武装的计划。
　　但由于芳泽这边对张作霖的工作有所进展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关东军的出兵计划被紧急暂停。
　　23日，日方又派华北驻军参谋浦登江中佐，到保定去劝说张学良、杨宇霆撤回关内，并要二人进一步劝说张作霖。两人认为，一旦失去日本的战争支持，势在必败，与其狼狈溃败，反不如主动撤退。这样一则保存了实力和东北老家，不至于因北伐军和日本的两面夹击而一败涂地，死无葬身之地。二则还可以获得避免内战、顾全大局的声誉。于是，二人决定撤回关内。
　　与此同时，虽然日本陆军部、海军部和关东军都主张大举出动关东军解除奉军武装，一举占据东三省，但日本外务省和首相田中权衡中国革命形势和美英干涉形势，认为此举风险难料。见外交方面说服工作取得进展，田中于5月31日正式决定延期出兵。军方对此强烈不满，参谋部作战部长荒木甚至说：“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作战部将不负责任。”
　　张作霖非常舍不得好不容易抢到手、坐了还不到一年的“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但他最终还是在日方和张学良等的劝说下，决定为避免重蹈袁世凯的狼狈结局而主动退回关外。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2）
关东军炸死了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东北王
　　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专列车从北京返奉，沿途戒备森严。
　　这一天是张作霖精心挑选的黄道吉日。因为，第二天，也就是预计抵达奉天的当天，将是其子、少帅张学良的生日，这一天被张作霖认为是非常幸运的一天。因为据张学良日后向记者讲述：“听大人们讲，就在我出生时，父亲头一次打了一个胜仗，起了家。”
　　车到天津，日本顾问町野等下车。行至山海关，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专车迎接，并将所乘车厢插入张作霖所在车厢之前。这时又有日本人下车，车上的日本人只剩下仪峨诚也一个人了。
　　4日凌晨5时20分，列车行至沈阳西北皇姑屯车站的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口时，突然京奉铁路轨道发生猛烈爆炸，将火车头上的南满铁路桥都炸垮了。专列被炸毁，张作霖重伤，吴俊升被当场炸死。张作霖被闻讯赶来的卫队救回帅府，于当日上午9时30分不治身亡，时年54岁。
　　第二天，山海关、锦州间的一个车站，又发生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
　　由于奉军在爆炸现场发现两名不明身份者，在其身上搜出北伐军的信。一时间，到处流传“北伐军的南方便衣队行刺张作霖，并在东北制造暴乱”的说法。
　　但是，有一个姓王的乞丐向奉军报告说，是日军炸死了张大帅。奉军当局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并联系其他线索，很快查明，炸死张作霖的真正幕后凶手的确是日本关东军高层。
　　原来，关东军高层的出兵计划之所以被否决，最主要原因还不是外务省对张作霖的劝说取得进展，而是日本军政高层担心出兵行动本身的巨大风险：虽然当时北伐军的力量看似有限，但北伐军的斗志十分高昂，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非常高涨，潜在的战斗能力难以预料，如果美英等国又公开支持北伐军统一东三省，一仗下来，结果未必如关东军所想象的那样轻松。日军在出兵西伯利亚时，藐视苏联红军并被击败的惨重教训不得不吸取。
　　于是，在出兵计划被中止后，关东军方面决定采取刺杀张作霖个人的方式，来以较小的风险来达到出兵行动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同时做了另一手准备：“万一奉军起兵”，“即以张景惠为内应，成立奉天独立军”，建立傀儡政权。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原打算在北京刺杀张作霖，因担心那里各国耳目太多，不易成功，容易弄巧成拙，参谋长斋藤和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将刺杀计划改为在张作霖返回的路上炸车，具体行动由河本负责。
　　为确保刺杀成功，关东军派遣了大量特务侦察张作霖的行踪，“把那个家伙退出关外的时间准确地通知我（河本大佐）”。得到列车消息后，在山海关、锦州以东沿线各要地，都派人监视。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列车必经之地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的满铁桥下预埋了大量黄色炸药。在二百米外的观望台上用电闸控制爆炸。日军还在附近埋伏了一个中队的兵力进行警戒。
　　其实，在张作霖启程之前，他已经得到日本人可能在铁路沿线及皇姑屯一带行刺的报告，奉军在沿线部署了大量军警。但是，皇姑屯附近老道口一带铁路被日军封锁，不让中国人通行。张作霖认为，这里已经距离奉天城很近了，日本人再肆无忌惮，也不至于会在自己的家门刺杀自己。
　　此外，还有资料称，在离开北平时，张作霖曾就日方谋杀他的传言询问町野武马。町野为消除他的疑虑，自愿提出和张同行。但是町野等人最终都在天津、山海关等站下车了，只有仪峨一个人留下继续同行。
　　为掩盖真相，河本还派日本浪人安达隆盛收买中国失业军人刘戴明，“找到售卖吗啡的三名中国乞丐伪冒凶手”，“于6月3日深夜将三人带往南满铁路附属地的浴池洗澡，然后换衣，由日兵押至皇姑屯吊桥下刺死”，“口袋里塞上伪造的北伐军的信，以混淆视听。”这三个乞丐中一名姓王的，事先察觉情况不对，中途逃跑了，日本兵没抓到他。正是他后来向奉军报告了真相。此外，奉天方面还得知，在爆炸之前，日方把南满铁路上将要经过这段铁道的火车全部停开。
　　一名英国记者事发后赶到现场调查。距离南满铁路三洞桥不足一百码处有一木材厂，该厂主人说，出事当夜，他亲眼看见三洞桥上人影绰绰晃动，日本哨兵未加干涉。又说，一个住在三洞桥附近的日本人，出事前一直手持望远镜站在房顶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三洞桥，直到炸弹爆炸为止。
　　1946　年　7　月，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也供认，张作霖被炸确系关东军所为。
　　【张作霖虽然没有走上袁世凯复辟帝制那样身败名裂的绝路，甚至主动撤军关外，却最终未能逃脱日本的魔掌。综观近现代史，通过与日本侵华势力勾结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军阀和政客，最终大多没有好下场。】
　　皇姑屯事件当时，张作霖之子、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在滦州。奉天省长刘尚清获悉关东军向奉天大和旅馆等处秘密集结了多达一个旅团的兵力，有趁乱使用武力的企图，深感形势紧张。为稳定局面，他当机立断，一面委任奉天警备司令齐恩铭为省城戒严司令，一面通知张学良迅速返奉，并下令一部分关内奉军火速回防。
　　第二天，省长公署对外宣布戒严，称张作霖“身受微伤，精神尚好。”又以镇威上将军公署名义，电令第18师师长吴泰来暂理黑龙江省督办一职。
　　7日，奉天城内的日侨空屋又发生炸弹爆炸事件，日方诬指为南方军便衣队所为。当夜，关内奉军二万五六千人抵达城内。刘尚清大大松了一口气。
　　8日，日方秘悉张作霖死讯，但不能确定，派人前去打听。9日，刘尚清在省署宴请在奉天的日本要人，公开表示愿中日两国继续亲善，勿因无根之言，致生疑虑。
　　10日，日方又在奉天城内日本人居留地的无人住宅内制造炸弹案六起。第二天，日本驻奉总领事林权助向上将军公署提出警告，并趁机再次探询张作霖伤势。当天，刘尚清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愿意服从国民政府，改悬青天白日旗，请停止对东三省用兵。【刘尚清临危不乱，顾全大局，对稳定局势和张学良顺利接班贡献重大。】
　　12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公报，公开宣称皇姑屯事件系“南方之便衣”所为。16日，万名日军在奉天城南举行大规模野外演习，归途高唱《南满是我们的家乡》。
　　张学良这一边，由于不知道张作霖已经去世，多花了几天时间处理了手头的事情才往回赶。因得知沿路日本人上车搜查，为防不测，他装成一个伙夫，在卫士的保护下，跟随部队坐平板车秘密返奉，于17日抵达。
　　刘尚清等随即让张学良模仿张作霖笔迹签发早已准备好的大元帅令，任命张学良代理奉天督办，万福麟代理黑龙江督办。
　　18日，对外发布张学良由秦皇岛返奉消息，并发表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声明。19日午后，张学良派参谋长臧式毅对关东军司令和参谋长进行礼节性拜访。
　　20日，调黑龙江省护理督办吴泰来任奉军第三、四方面军骑兵集团军军长，派万福麟代理黑龙江省督办。
　　同日，张学良发表《致奉省各县父老宣言》：
　　1。　停止一切军事行动；2。　与友邦讲求外交亲睦；3。　整顿军政，厉行兵农政策；4。　提倡实业，改革政治；5。　制度规章，归于公决。
　　见局面已稳，奉天当局于21日下午宣布张作霖于当天下午去世，并发表了一份由张学良代签的张作霖遗嘱：
　　余不幸归途遇险，今病势已笃，殆朝暮间人矣。余自束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死生置诸度外，现年五十有四，死亦非夭，惟是救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耳。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理，延聘贤能，修明内政，使人民安居乐业，以慰父老悬悬之望。一面努力和平，以弭战祸，促成统一，勿背余佳日息争通电旨。并盼我袍泽同人，共体此意，但能遵余之遗嘱，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协力进行，即足微诸同人相爱之诚。余身虽死，亦瞑目矣。
　　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三省紧急临时大会，成立东三省保安会，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张学良、万福麟分任奉、黑两省保安司令。但张作相坚辞总司令职。
　　23日，张学良在奉天省城召开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议决东三省不改换旗帜，令前线奉军主力在山海关一带坚守。
　　24日，驻奉日总领事林久治郎谒见张学良，转达日本首相田中在张作霖发丧当天给他的训令，在表示哀悼的同时，告诫新任督办不要与南方妥协，“如有要求，可直接提出。”
　　张学良表示：对日本首相的亲切情意深表感谢，“回顾在东三省中日的亲善关系，今后根据保境安民宗旨，努力于两国人民的利益均沾。今后只要事业有利于日本的亲善，即便日本方面有六分利，中国方面仅有四分利，亦决然实行。”
　　当月中旬，奉天当局还与日方签订了一个《兆昂路材料煤价短期借款合同》，借款82万日元。
　　田中得到这几个报告后大为高兴，29日，他再次电令林久转告张学良：“此际勿促采取迎合南方的态度，非但毫无必要，且有危险。暂应维持现状，保境安民，以观形势变化。”“如有扰乱东三省治安者，日本准备根据必要，采取相当手段”。
　　7月1日，张学良又发表通电，表示决不妨碍南北统一，并请速开国民会议。在第二天的东三省议会上，张学良被“咨举”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相、万福麟任副司令。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3）
东北易帜　
　　日本原计划趁炸死张作霖后的混乱局面，出兵占领奉天，扶植张景惠建立傀儡政权，却因奉天当局异常镇静，局势并没有混乱，对张学良的行为举动，更是不明就里，未敢轻举妄动。新班子迅速掌握军政大权之后，日方就更不敢悍然使用武力了，只好转而研究新的计谋，竭力阻止东北易帜。
　　7月2日，张学良密电南京政府，谓“易帜”必行，但环境困难，暂缓实行，并请南京勿再进攻奉军。
　　9日，奉方代表邢士廉、王树翰等在天津对记者谈与南京政府的议和条件：东三省通电服从国民政府，改换旗帜；东三省成立政治分会，实行委员制，张学良任政治分会主席，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分任奉、吉、黑三省政府主席；所有兵权，暂由原任统率。
　　第二天，奉方代表到北平碧云寺行营谒见蒋介石，蒋随后发表了关于东三省的声明，提出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其余事项再请示国民政府，同时建议热河先行易帜。14日，南京政府代表刘光等抵奉与张学良等进一步磋商后，15日奉军全部退到关外。
　　16日，张学良访晤林久治郎，告诉他与南方商洽易帜经过，及双方所提条件，征询日方意见。林久立即向国内禀告，并于当天奉命回访张学良。他警告说：因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故与南方合作无异于与日本对抗。张学良强调说，他已经不能拒绝悬挂青天白日旗的要求了，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他没有办法。林久见张学良并未畏惧日方警告，便转往关东军司令部和村冈商谈。他认为，口头阻止南北合作已经基本上不可能了。在当前局势下，除非政府决心以武力加以阻止，关东军最好不要干涉为宜。因关东军方面擅自行刺张作霖而处境被动的村冈对此表示同意。但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对此不以为然，他电告参谋次长南次郎：
　　此际日方如不对彼采取强硬态度，东三省之南方化将不可避免。倘政府之方针，亦如张学良之所云，只能顺应大势别无他法，则本军虽以武力直接作外交之后盾，不仅毫无意义，且有损我之威信。如此考虑，需要及早转入平时配置。
　　第二天，东三省议员大会通过了《东北各省区临时保安公约》，规定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为最高立法机关，设立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对议会联合会负责，负责处理各省区日常政务，并决定22日施行易帜。
　　18日，林久治郎又来拜会张学良，要求兑现张作霖与满铁社长山本商定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张学良告诉他，“满蒙新五路协约”的事情，他一点也没听说过。张作霖专车里的全部文件，都在皇姑屯事件中给毁了，“满蒙新五路协约”一点根据也没有。
　　林久哭笑不得地返回领事馆，又收到田中的训令，要他就悬挂青天白日旗及南北和谈一事再次警告张学良：
　　因我方对张学良之态度从来表示过分好意，致使彼怀有日本易于应付之感。此时，一切应根据对方之态度，亦有示以强硬一面之必要……总之，希贵官面见学良，充分说明在本电前段内容及中国之现状下，东三省以保境安民、观望形势为至要。至于取其形而不取其实，则实无可能。同时，如持续从来保境安民及中立之方针，日本对巩固其地位之措施，将以同情态度充分予以考虑。此外，对南军之进入东三省或东三省内不法分子之行使武力等，日本采取决不袖手旁观之方针。此点务希充分说明，使其安心。
　　19日，东三省议员在奉天召开“东三省保安委员会”成立大会，推举张学良为会长（委员长），袁金铠为副会长（副委员长）。热河保安司令汤玉麟宣布改悬中华民国国旗。
　　当天，林久再次前往会见张学良，按照田中的训令发出三点警告：
　　1。　国民政府的内部尚未统一，所以东三省立即加入其势力范围之内，对东三省维持治安方面，是否将带来不良的影响？
　　2。　纵令只在形式上与国民政府合流，也将把东三省的组织和内容南方化，不但使秩序因此紊乱，且国民政府蔑视我国特殊权益的方针，是否遂至在东三省与我国之间滋生事端？
　　3。　日本素来无干涉内政之意，但违背张作霖氏之方针，轻易与南方妥协时，其结果所造成之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
　　张学良向林久诉苦说：本人即使反对悬挂青天白日旗，也没有用。在今天的保安会上，军政要员们为了避免战祸，一致主张与国民政府妥协、服从三民主义、悬挂青天白日旗的方针。如果不接受他们的要求，本人将陷入异常困境，除下野别无他策。他进而提出，希望由日方出面，向南京方面提出不要急于统一东三省的要求。林久当即拒绝。
　　林久走后，张学良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相关问题和对策，决定暂缓易帜。
　　20日，张学良发表就职通电，宣布了与张作霖时代作风有明显不同的五项施政纲领：
　　1。与南方息争，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2。东三省地界强邻，尤宜讲求外交亲睦。自今以后，当以最诚恳之态度与各国相周旋，摒除挑拨离间之阴谋，务达共存共荣之目的；
　　3。东三省为国防地带，整饬戍政，固职责所当然。……自今以后，当取精兵主义，力谋收缩；
　　4。厉行开源节流主义，实事求是，除一切苛捐杂税，以利民生。一面提倡实业，奖励生殖，其他如推广教育，整顿司法，凡百内政，均协助民政长官切实进行，俾民政早日观成，即政治改革，可期完善；
　　5。　国家大事……循序渐进……归于公决。
　　张学良当天又会见了新继任的关东军司令英太郎。两人在奉天城内满铁公署举行秘密会议。张学良表示说，“南北的气氛对自己不利，勉强行事越将陷入困境。”但鉴于日本政府的意愿，他决定更换与蒋介石谈判的代表，并将南北妥协的谈判推迟到他父亲的葬礼完毕之后再进行。
　　东三省原定的22日易帜行动取消了。在23、24日的保安委员会上，进一步决定与南方延期谈判。24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陈述因日本武力压迫不能立即易帜之苦衷。
　　25日，张学良派秘书王家桢将会议决定告知林久，并特别强调说：谈判中止与日方劝告无关，乃自然决定。26日，张学良通电“保境安民”。
　　中止南北和谈之举，遭到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声讨，抨击张学良的言论和反日情绪非常激烈。蒋介石也随即召见奉方代表，指出易帜应不受日本干预，三省既有诚意，不必通电公布保安制度。
　　日本外务省一些官员担心重蹈诱迫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时的狼狈，对军方和田中政府强行阻止中国南北和谈之举提出批评。其中，亚洲局长有田指出：
　　日本虽欲东三省分离，且以助长其趋势为得策，但绝无付出异常牺牲勉强向该方冒进之必要……日本如强制东三省自中国本部分离，中国自不待言，各外国亦必将以日本违反多次声明以及《九国公约》而进行非难。其后果极其严重，如此事态包藏日本之危机……今就东三省之分离问题……亦颇有认为此机一失解决无期竟思勉强行事之形势，此乃极为危险之事。今后极应以要求“二十一条”时之情况及其后果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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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4）
外务省打算派有田赴南京与国民政府交涉满蒙悬案，但由于美国发表声明承认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权，这使得日方在此时提出特殊权利变得不合时宜，交涉计划搁浅。
　　导致有田之行搁浅的更重要原因，还是日本国内的侵华策略产生分歧。主张以强硬手段入侵中国的前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战后曾任首相），向田中提出政策建议：
　　对满政策从来之病炉，其错误不在于政策之目标，而在于实行之方法。
　　对于推行以经营满蒙谋求稳定我国民生活之国策，不求之于发动本国之国力，而一味追求渺茫的中日亲善，结果使我国举国上下汲汲于逢迎中国，以致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