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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存亡-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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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对日方的要求很震惊。后来他的顾问莫理循询问此事，他表示：日方“所要求太无理，令人愤恨”，“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尤其是对第五号七条要求；他认为简直是把中国当成了第二个朝鲜，“各条约多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开议”。【袁世凯曾经作为清廷驻朝鲜的总理事务大臣，对此类条约的性质很明白。】
但是，袁世凯诱于复辟帝制，仍遵照日方要求，派出日方指定的谈判代表陆征祥、曹汝霖为中国全权代表。并且，不仅谈判内容对外严格保密，日方还不许中方设正式的会议记录，甚至不许中方另提修正方案。【卖国求荣的反动统治者什么荒唐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在1月22日，至少有三家报纸同时报道了相关消息。其中，日本《朝日新闻》印发号外，称日本对华提出了四条要求：一是关东租借期限和南满铁路期限均延至99年；二是德国在山东省的全部利益悉让与日本；三是开放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地点作为商埠；四是日本在华享有建筑铁路和内河航行之权利。当天，中国《亚细亚日报》、英文《北京日报》均以《日本又向外交部提新要求》为题报道了中日之间的外交新动向，但都没有具体内容。【这三个报道的关系，估计有中方谈判代表将情报透露给这两家中外媒体，在消息编印过程中，被日方获悉，抢先印发号外，企图以透露部分具体内容掩盖全部内容。】
中国留学生首先从日本报纸上获悉正在进行秘密谈判的消息，万分愤怒，千人聚会，发表宣言，决议全体罢学回国，进行武力抵抗。
中国国内随即出现反日反袁运动，一致要求政府宣布“二十一条”内容与交涉情形，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上海爆发了5万人的群众游行示威，在日本企业打工的工人纷纷罢工。在沈阳，还有人向日本商店投掷炸弹。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0）
由于世界大战的牵制，加上日本表示尽力保护各国在华利益，列强对日本的侵华行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解、宽容甚至支持。
特别是俄国，当时日俄双方正在进行第四次密约。正处于内忧外患危机之中的沙俄政府，“深感日俄两国政治上有紧密联系之必要”。在中日交涉紧张期间，俄国驻华公使还千方百计为日本打探情报。
美国则采取了一种策略，奉劝中日双方“相忍相让”，于3月13日对日本提出详细意见，并在最后表示：
本政府对于日本在东亚之优越地位，以及日中两国为相互间利益而亲密协作无嫉妒之意。亦无妨碍与难为日本，以及迫使中国反对日本。相反，正如正文所述，除保全中国之独立并维持商业之自由，及美国在该国合法权益之外，我国别无他意。切望日本予以谅解。
5月4日，英国对日本提出忠告：“日本对此诸点，或打消强制要求之意，或对日本之要求迄今所作某种解释方面的错误加以澄清，希望两者采取其一。”
于是，在进行到第25次会谈之后，日方迫于中国反对浪潮和列强压力做出妥协，对各项进行了修正和让步，删除第5号附件中的大部分内容。
5月7日，日方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在48小时内——即5月9日下午6时以前签字。在此之前，日本有意将青岛守备军团和驻东北师团的轮换部队重叠配置，以成倍的兵力来构成严重武力威胁。
当天，参与条约谈判的袁世凯政府特使周自齐，以北京市商会名义将“二十一条”内容通电全国，并将电文写成屏幅：
五月七日，日本竟以武力为最后要求，强夺我之生命财产。我国民受此奇辱，尚有何面目存于社会。痛深矣！今请自本年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此身可灭，此志不绝。特此哀电全国，挥泪泣告。……
消息引发新一轮抗议浪潮，北京商会还把5月7日定为国耻日。
但就在此时，美国劝告袁世凯不要拒绝日方的要求。在日本驻华公使多次表态将支持袁复辟帝制之后，除上述第五项“容日后协商”之外，袁世凯于5月9日接受了其他各条。消息传出，国民万分愤慨，###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并将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袁世凯为此发布《大总统申令》，诬蔑爱国行为是“排外之观念，为野蛮无知之举动”，令各地军政当局“严加取缔”，“严拿惩办”。
中日代表最终于当月5月25日签订了《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前者承认中方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让与日本，中国在山东省内自愿另开商埠。后者将旅顺、大连租借期，以及南满铁路、安奉（今丹东至沈阳）铁路期限延长至99年。日本人可在东北租地建房，“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工商业等”，可在东部内蒙古境内合办农业及附属工业。【1。 列强选择袁世凯，孙中山在内外压力下被迫放弃国家领袖权，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条约迟早会发生。2。袁世凯不战而签订如此卖国条约，可见其卖国品行和罪恶远劣于清廷！】
美国随即发表声明，凡日本取得的特权，根据“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其利益”。【美国在“二十一条”过程中的表演，与“三国干涉还辽”何其相似！】
签署卖国条约之后，袁世凯便开始了复辟帝制的冲刺，日本和列强纷纷为之摇旗呐喊。同年8月，日本人有贺长雄撰文宣称中国“民智低下”，“无政治智慧”，只适合帝制。袁世凯的法律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也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称：“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英国公使朱尔典也向袁世凯表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理想。”美国公使瑞恩施表示：“亟盼能在短时期内顺利完成。”俄法两国公使也先后在私下向袁世凯表示赞同。
袁世凯还派长子袁克定前往德国向德皇威廉二世寻求声援。威廉二世表示将“在财政、器械上给以大力援助”。
但是，国内的反对声浪日益高涨。北京、汉口、福州等地，纷纷出现数万人、上十万人的群众示威，掀起反日反袁运动。旧金山、纽约、菲律宾以及日本的留学生和华侨，也纷纷组成“决死队”、“敢死队”、“救亡团”，明确提出：“袁氏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安，故惟首先除去袁氏，而后对付日本。”
鉴于中国国内反复辟形势迅猛高涨，日本和列强纷纷改变态度。1915年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和英俄两国公使联合向袁世凯提出警告：“中国变更国体之计划，反对之感情广为酝酿，不安之形势弥漫于各地”，警告袁世凯，要其暂缓称帝。
但自恃拥有军队的袁世凯，对民众的呼声不屑一顾，仍决意按原计划于12月12日举行了复辟帝制仪式。【以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第一功臣自居的袁世凯，自己复辟了帝制，此举是他对自己“功臣”地位的最大讽刺，也是他对为其歌功颂德者的最大讽刺！】
袁世凯复辟帝制当天，日本又和英、俄、法、意四国公使发表公开声明，对袁世凯“持静观厥后之态度，以示警告之意”。【黄：袁乃窃国大盗，沐猴而冠，开历史倒车，自取其辱。但观其在戊戌变法中的投机取巧和坐收辛亥革命的渔翁之利，此国贼颇有心机，善玩权术。治世多良臣，乱世多贼子。】
日本则一方面为满清“宗社党”武装了一只“勤王军”，怂恿其反袁。另一方面通过梁启超促使云南都督蔡锷起义。12月25日，蔡锷率先宣告云南独立，组织讨袁护国军。
云南独立之后，广西、广东相继宣布独立。江苏、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将军要求取消帝制。
进退两难的袁世凯，一面向云南派兵“消除事变”，一面派周自齐为特使，以向日本天皇赠送勋章为名，乞求日本按先前的许诺承认其帝制。
日本当局拒绝赠勋特使前往日本，并正式通知袁世凯，指责其“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日本政府当然不能承认。”【袁世凯转眼成了丧家犬！】
但从1916年3月7日，日本大隈内阁会议通过的一个决定《帝国对中国目前时局应采取的政策》可以看出，日本之所以在最关键时刻抛弃袁世凯，还有更深层的动机：
一、试观中国现状，袁氏威信失坠，民心离叛及国内不稳，已趋显著，该国前途，实难逆料。此时，帝国应采取之方针，其目的为在中国确立优势势力，使该国国民认识帝国之力量，以奠定日中亲善之基础。
二、袁氏掌握中国之大权，将不免成为帝国达到上述目的之障碍。因此，为执行上述帝国之方针，以袁氏退出中国之权力集团为宜。无论何人取代袁氏，无疑均可较袁氏对帝国远为有利。
三、袁氏由中国权力集团之退出，以使中国自身促其实现为得策。该中国之前途须取决于该国之民心所向。帝国应察其趋势，伺机行事。帝国亲自决定中国之前途，则将事倍功半……
《政策》进一步决定，承认中国南方的革命军和北方的“宗社党”军队同为交战团体，暗中通过民间方式援助南北军队与北洋军交战。在北方，日本当局通过大仓喜八郎与肃清王达成100万日元的借款协议，作为“宗社党”的军费。在南方，由久原房之助借给孙中山70万日元。
“宗社党”利用日本的贷款，一边与蒙古的巴布札布和东北的奉天督军张作霖联络，一边在东北收买土匪，将约2000名土匪伪装成苦力，收容在大连的苦力宿舍，以备策应革命军从南方的进攻，趁虚进攻北京，夺取政权。
就在日本密谋举事之际，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83天皇帝梦破灭之后，袁世凯企图继续以总统的名义掌权，仍遭到举国反对，《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呼吁：“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
在评估了新的形势变化之后，日方于4月20日以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名义，令宗社党中止举事。由于得不到日方的经费支撑，宗社党的这批雇佣军最终于8月底解散。
5 月9 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袁世凯解除自己最亲信军师徐世昌的国务卿职务，任命拥有相当军权的另一个亲信段祺瑞为国务卿，并恢复责任内阁制。但这些丝毫没有缓解反对浪潮。连最忠实于袁世凯的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也通电独立。
6月6日，“洪宪皇帝”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和四面楚歌声中可耻地死去，日本围绕袁世凯窃权和复辟而苦心策划的“二十一条”，也随之失效。【1。 人们在提及“二十一条”时，往往更强调袁世凯复辟一事，对更加凶险的日本侵华图谋却重视不够。实际上，袁世凯篡权和复辟，在相当程度上只不过是日本当局侵华的一个棋子。2。 黄：在日本的侵华布局中，这样的棋子远不止一个。可见日人谋我亡我之心由来已久。】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1）
巴黎和约·军阀混战
——侵占山东图谋受挫 日本促使中国陷入内战
袁世凯突然死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宣布恢复《临时约法》，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南方随即撤销军务院，各省也相继取消独立，中国南北未经战乱而重新“统一”。
但是，南北中国的这一次“和平统一”，并未能给中国政治带来长久的安宁。围绕国会控制权和宪法法权的斗争，随即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间，以及北京中央政府的派系之间展开。
由于国民厌倦了党争，梁启超甚至提出了“不党主义”的主张，取消进步党党名，改为“宪法研究会”（研究系），支持段祺瑞。支持冯国璋的党派，也纷纷改称“政学会”、“商榷会”、“益友社等”。
1916年8月，国会恢复会议。在制定宪法过程中，主张中央集权的北洋代表和主张地方分权的国民党代表、南方代表斗争激烈。在12月8日的国会辩论时，围绕省长由地方选举还是中央任命各方激烈争论，会场上大打出手，导致多人受伤。
但以上这些还仅仅只是恢复国会和宪政后新一轮权力斗争的开端。作为填补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政权力真空，在北洋军中职位最高的直隶河间人冯国璋和安徽合肥人段祺瑞两人，很快分别成为北洋军中直隶派和皖系领袖，而新任总统黎元洪则缺乏军事实力。在新的中央政府中掌握军事大权的段祺瑞，沿袭袁世凯的军阀习气，恃权专横，引起黎、段不满，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力之争逐渐升级。【1。 袁世凯之后，北洋军阀随即一分为二。2。 黎元洪其实是一个既没有革命功劳，也没有治国才能和军事实力的光杆司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先前以其为副总统，促使投机军阀纷纷登场，最终断送辛亥革命！黎元洪窃权，其实是袁世凯窃国的前奏。没有黎元洪窃权，甚至可能不会酿成袁世凯窃国。】
1917年2月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击沉在交战双方不断渔利后进一步倒向协约国一边的美国商船，美国拉拢北京政府随之一起加入对德国参战，得到黎元洪的赞同。
日本深知，中国一旦和美国一起对德国参战，日本侵占山东的计划将变得很麻烦，便随即对北京政府展开拉拢攻势。也以帮助中国训练军队为名，大力扶持段祺瑞扩大皖系势力。对段祺瑞很有诱惑力的是，日方提供的贷款，并不限于必须用于参战的“优越”的贷款条件。
为遏制日本扩张在华势力，美国转而和英国一同促使黎、冯暂缓参战，冯国璋通电支持。【1。 二战时的日美英矛盾和冲突这时已见端倪。2。 日美争夺贷款，争夺对###的控制权和操纵力（影响力、影响方向），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国际侵华战争。】
5月，国会审议参战提案时，段祺瑞组织“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威胁议员，遭到议员们的强烈抗议，提案遭到搁置。
段祺瑞随即组织以皖系军阀为主的“督军团”，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并在参战提案上签字。黎元洪和国会议员却在美英和直系的支持下否决了议案，并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在日本的策动下，段祺瑞指使皖系军官与日本在东北地区扶植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一起通电独立，在天津成立了一个以段为首的“独立各省总参谋部”，扬言进攻北京，武力倒黎。
面对段祺瑞的武力威胁，黎元洪请驻扎在徐州的安徽督军张勋率兵进京抵御。张勋曾经作过江南提督，是一个念念不忘满清王朝、一心想复辟帝制的北洋军阀。他要求所部官兵坚持保留满清特有的、标志性的长辫子，并自称“辫帅”。此外，张勋与日本扶植的“宗社党”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可谓一家。
张勋以调停的名义率3000“辫子军”北上抵达津京后，在康有为的辅助下，反逼黎元洪解散国会，随即又赶走黎元洪本人，于7月1日拥戴年仅12岁的溥仪恢复帝位，自任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康有为任德院副院长，恢复纪元为“宣统九年”。一时间，清朝的遗老旧臣，纷纷从戏院、当铺抢购满清朝服，粉墨登场。
张勋复辟引起全国愤怒和强烈声讨，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号召同军阀和复辟势力斗争到底。日本借款100万扶植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段祺瑞自任总司令，以梁启超和汤化龙为参赞，誓师马厂，攻入北京。
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历时12天的复辟宣告结束。段祺瑞则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身份恢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权。黎元洪由于引狼入室处境狼狈，被迫引咎辞职，冯国璋继任大总统。【1。 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没有当成总统和大元帅，北洋军阀的头号人物袁世凯也夭折了，你方唱罢我登场，民国悲剧愈演愈惨。2。 张勋和宗社党，是继骗死袁世凯之后，又一个被日本扶植然后又赶下台的军阀势力。3。 日本之所以优先扶植段祺瑞，而不是满蒙势力，是为了最终侵占满人的发祥地，不愿满人的势力真正壮大，因而只是更短暂的利用。直到日后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日本出兵吞并了东三省，才扶植溥仪为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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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2）
“菊分根”
重掌北京政府军权的段祺瑞，随即续行与日本协议，于8月14日宣布对德国宣战。
日本由政客西原龟三出面，采用“菊分根”政策，像菊花分根一样，以名目繁多的分散贷款，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了各式各样的借款合同。这些借款名目包括：中央借款、地方借款、参战借款、善后借款、铁路借款等等。从1917年到1918年，种种“西原借款”金额合计高达5亿日元。这个数字超过清朝时期和袁世凯时期###向日本借款总和的3倍。各种名目的借款，主要被段祺瑞政府用于购买军火、扩张兵力，“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而日本则通过这些贷款窃取了大量长期以来求之不得的“好处”——不仅使段祺瑞政府“欣然同意”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侵略特权的要求，还以借款抵押名义进一步攫取了在东北地区修筑铁路、砍伐森林、采矿的权利；派遣军官为北京政府训练“参战军”；又通过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获得日本在中国驻兵和自由进入中国东北、蒙古的特权。日本实际上几乎全面控制了中国的中央财政、税收、银行、电讯、警察和军队。
当时的日本内阁总理寺内正毅炫耀说：日本从这些巨额投资中所得到的利益，“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1。 段祺瑞政府和袁世凯政府一样，都是日本的傀儡政府。并且，这些小人得志的北洋军阀一代不如一代。这些卖国协定与随后的日本侵华战争关系日趋密切。2。 可悲的是，虽然国人对日本通过段祺瑞政府实施的“菊分根”政策有所抗议，但总体上十分顺利，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受到阻碍，大量国家权益被轻易窃取。】
与此同时，段祺瑞还为加强独裁，借口张勋复辟导致民国传统中断，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准备以梁启超“研究系”和各省督军指派代表组建新的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约法，组建新内阁。【自武昌起义之后，多次为个人的议员名位背弃孙中山革命路线的国会议员们，这时终于遭到被集体抛弃的报应。】
段祺瑞出卖国家主权、迈向独裁的倒行逆施，必然遭到广泛而强烈的反对，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再度成为革命斗争的领袖和主导力量。1917年7月中旬，孙中山在“暂行自主”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和广西督军陆荣廷支持下，号召为捍卫《临时约法》和恢复旧国会进行“护法运动”。
7月21日，海军总长程璧光率第一舰队从上海南下广州，宣布脱离北京政府，响应护法号召。绝大部分“商榷系”和“政学系”老国会议员也纷纷闻讯南下。
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议员。由于因受到段祺瑞政府胁迫等原因，响应号召前往参会的国会议员虽有150多人，但仍未能达到法定人数，因此被命名为“非常国会”。“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陆为元帅，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与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抗衡。10月上旬，孙中山签发讨段令，号召维护《临时约法》，捍卫国会，打倒假共和，建设真共和。段祺瑞政府也提出了“武力统一中国”的口号。于是，护法战争正式爆发。
开战之后，南北两方的前线军阀都为了保存派系实力，不愿积极战争，双方各自出现内部矛盾，并导致内部分裂。
在北方，段祺瑞于10月份派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与桂系交战。冯国璋为避免自己的嫡系部队被消耗掉，提出“和平统一”口号。11月，一直消极抗战的直系军队进一步自动从湖南退兵，宣言停战。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省的直隶系督军，也联合通电，主张南北和谈。
在南方，滇系和桂系军阀也不愿北伐，一起排斥坚决进行护法战争的孙中山。唐、陆二人实际上一开始就拒不就任元帅职，进而于1918年1月在广州成立“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分道扬镳。在国民党右派的操纵下，“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以总裁制代替大元帅制，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和清廷遗老岑春煊等六人和孙中山一起组成“七总裁”。孙中山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务。
5月26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并通电谴责军阀政客“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护法运动宣告夭折。孙中山转而发愤研究革命理论和国家建设理论，埋头撰写《知难行易》和《建国方略》学说。【与康有为先研究理论后实践改良运动相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实际上是先进行革命，再回头补革命理论和国家建设理论研究的课。前期理性研究的不足，是孙文革命受挫的重要根源之一。导致贸然暴动和茫然革命的根源，在于日本的蓄意误导。前期的一些零散理论，还得益于改良派或者说是保守派的批评（论战）。改良派与革命派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路线斗争，也是近现代中国觉醒道路上的一大悲剧。这不仅仅是两个人和两条道路的悲剧，而是近现代中国一代变法图强精英的集体缺憾和一代国人的集体悲剧。】
段祺瑞在“武力统一”失败后，决定先消灭北京政府中的异己。在冯国璋的代总统任期将满之际，段拉拢一帮政客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安福系政治俱乐部”，并以此夺取新国会的多数席位。1918年9月，“安福国会”推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将冯国璋排挤出北京政坛。冯国璋1919年12月28日病亡后，曹锟和吴佩孚成为直系军阀的新头领。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英美抽过身来支持曹锟和吴佩孚联络南方军阀一起，与日本支持的段祺瑞政府进行争斗。1919年2月，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讨论停战和借款问题。由于双方相持不下，一直拖到5月份爆发五四运动时才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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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3）
十月革命·新文化运动
导致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段祺瑞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此外还有两个重要背景：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自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以来，俄国爆发革命浪潮。趁着沙俄的内乱和对中国内蒙古、新疆地区的侵略扩张，德奥发动了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16年俄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时，苏联革命进入了高潮，1917年俄历二月，俄国的“二月革命”将贪得无厌的沙皇帝国颠覆。俄历1917年10月26日（阳历11月8日），列宁领导的红军占领冬宫， 驱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
十月革命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奉行一套新兴的国家理念。这就是诞生于十九世纪末欧洲大陆的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新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等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套社会主义学说是对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党们正在竭力创建，而在欧洲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导致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和国际战争的资本主义理论和制度的扬弃。它认为，经济危机和与之相伴的政治、社会危机和人类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性缺陷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建立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承者列宁进一步认为，被中国等殖民地国家称之为“列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最后阶段，通过以城市工人为中坚力量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沙俄这个帝国主义政权，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之提供了不可多得而又理所当然的机会。这个“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被称为“苏维埃革命”。
在十月革命中诞生的苏联政府对外政策也面目一新。就在美国加入一战后不久，苏联政府宣布与德国停战，并退出世界大战。苏联政府还多次宣布，永远放弃奴役、掠夺和瓜分被压迫人民领土的帝国主义政策，在相互尊重、友好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并特别声明废除沙皇政府和中国、波斯、土耳其、阿富汗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苏联红军继续向俄国东部追击沙俄残余势力，将新政权推向西伯利亚。
与美、英、日的军政当局把苏俄革命视为洪水猛兽大相径庭，北京政府和地方军阀并没有把苏俄革命视为威胁，甚至恰恰相反，因为苏联宣布取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再也不必为沙俄在新疆和内蒙古的分裂活动而提心吊胆了。
但与此同时，新社会思想的影响正在迅速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新世界文明之曙光。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这些中###史的经典语录是苏联革命对中国社会深远影响的历史存照。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用如此慷慨激昂的话语来接受并传扬着苏联革命胜利的消息和社会主义理论。
《庶民的胜利》、《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列主义思想介绍和译著，使得正在与袁世凯、张勋、康有为、梁启超等宣传的尊孔复古思想交锋中逐渐增长的新文化运动，迅速波澜壮阔，冲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国家命运也随之突变。
新文化运动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打倒孔家店、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平民教育、劳动解放、妇女解放、白话文运动、新文学革命等等，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军阀独裁统治等口号，则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4）
“巴黎和约”·五四运动
十月革命的影响前所未有地强烈觉醒中国社会。就在这时，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了。1919年1月18日，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处置战败国并缔结和约，在巴黎召开盛大会议，这就是巴黎和会。
参会国有27个，其中包括享有胜利国地位的中国。大会主席是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他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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