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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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鬲等残片。临潼县文化馆的文物干部赵康民等人从断崖上残存的坑壁观察，出土地应为一个深2米、宽70厘米的窖藏。就在这个窖藏里，共出土了60件青铜器和91件铜管状络饰。而轰动学术界的著名的青铜礼器——利簋就在其中。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4）
经观察、测量，这件利簋为深腹，方座，双耳有珥。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其中腹与方座均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兽面纹和夔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圈足亦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夔龙纹。经除锈发现器底有铭文4行共32字，经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等人释读为：
　　斌征商，惟甲子朝，岁（越）
　　鼎克昏，夙有商。辛未，
　　王在阑师，易又事利金。
　　用作檀公宝尊彝。
　　按照古文字学家唐兰的解释，这段铭文的大体意思是：周武王出兵征伐商纣，甲子那天的早上夺得了鼎，打胜了昏（指商纣），推翻了商王朝。第八天辛未，武王在阑师，把铜器赏给有司利，利用来做檀公的宝器。
　　铭文所记的显然是周武王伐纣之事。武王打败商纣进入殷都后，有许多事情要急于处理，一直到第五天戊辰，才用猪来追祭文王，并于同日立政，标志着周革了殷王朝的命而自己受了天命。这件铜器的所有者——有司利，是在武王立政后的第四天辛未受到武王赏赐的，于是利就于这一天刻了铭文。武王伐纣的史实，文献多有记载，但就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而言，则是首次发现，利簋作为这次战役的实物证据，对研究武王克商年代的重要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这件青铜器称为利簋，又称为武王征商簋。并自发现之日起，备受世人关注。
　　从利簋的铭文看，武王克商的这一天正是甲子日，这个记载和许多古代文献所记的干支相合，从而证明文献至少在这一点上的记载是正确的。由于利簋本身所刻铭文较少，且铭文又较古奥难训，如唐兰、于省吾、徐中舒、张政烺等一批著名学者，都曾对铭文作过考释，但在一些关键性的字词及句子的理解却有分歧。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研究成员、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黄怀信，在对铭文作了深入考释后，用白话释解为：“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攻击，是在甲子日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才占了商都。”若以黄怀信的解释，可知利簋铭文前半部分完整地记录了武王伐纣取得最后胜利的全过程。它的价值不仅印证了文献中关于武王伐纣在甲子朝的记载，而且印证了纣王自焚于甲子夕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克纣之日黎明的天象，为推求武王伐纣的准确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尽管利簋铭文为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重要信息，但仅靠这些记录是难以得出正确的武王克商之日的，要想达到理想的目的，就天文学而言，必须对所有的天象材料进行全面研究。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这一大的课题中，专门设置了“武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并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天文史学家江晓原主持研算。
　　　　牧野之战的奇异天相
　　江晓原接手“武王伐纣的天象研究”这一专题后，在他的两名博士生兼助手钮卫星、庐仙文的协助下，采用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新思路进行探索。这种新的思路就是将史籍中已知的16种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记录全部加以考虑，在逐一进行甄别后，选择相关的天象包括日、月、行星位置，彗星、日蚀、月蚀、历日（朔、干支）等进行验算。研究思路和方法是：首先把历代学者各种说法中的年代分布，也就是公元前1100—前1000年的百余年范围确定下来，然后把已知的16种天象放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验算，如果有某种天象在这个时间段内不可能发生，就将这种天象排除。如果计算表明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内，有些天象虽然可能发生，但却不能用来定年的也要排除。如关于彗星的天象，文献中有武王伐纣时出现彗星的记载，天文学理论表明，这种用来定年的彗星必须是哈雷彗星。经研算，记载中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只有％，这样小的概率很难作为可靠的推论依据，故一并予以排除。
　　按照以上的思路工作后，江晓原与其助手在16种天象中最终确认可以用来定年，同时又是在事先确定的100多年时间段内可能出现的天象共7种，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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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5）
1．克商之日的日干支为甲子（据利簋铭文）；
　　2．克商之日的清晨岁星当头（据利簋铭文）：
　　3．周师出发时应能在当地东方见到岁星（据《淮南子·兵略训》和《荀子》）；
　　4．在周师出发前后，有“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所述天象及《三统历》）；
　　5．从周师出发到克商之间应有一段时间距离，这段时间的长度应使得周师从周地出发行进至牧野合乎常规（据《武成》、《世俘》及《三统历》）；
　　6．周师出发后至甲子日克商前，应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干支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则约在克商前五日，日干支为庚申或辛酉（据《武成》、《世俘》所记历日）；
　　7．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有“星在天鼋”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伐纣天象）。
　　在确定了以上7种天象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一个同时符合这7种天象的具体年代。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具体的年代，就说明当今的天文学研究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一下找出了几个年代，也同样说明天文学研究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真正的克商年只有一个而不是几个。根据以上预设的条件，江晓原率领专题组研究人员，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先进的长时段计算软件DE404星历表进行推算。幸运的是，计算结果只有一个年代符合上述7种天象的条件。全部结果用下表可表示出来。
　　最后的结论是，武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东征，在出发后的近一个月内，岁星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天空。次年——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师渡孟津，6天之后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在牧野之战中克商。此时牧野当地时间为凌晨4时55分，岁星正位于上中天，地平高度约60度。
　　面对这个可喜的成果，1998年12月20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在北京礼士宾馆组织召开了“武王伐纣问题研讨会”，就以上专题成果报告进行研讨。来自全国60余位一流专家学者经过两天的研究讨论后认为，江晓原等专题研究人员，利用全新的思路研究推导出的这一成果和前人相比有本质的提升，完全有理由认为是一次大的突破。但是，尚有两点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一是公元前1045年—前1044年岁星不在鹑火之次，从记载于《国语·周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说的伐纣天象中可以看出，这个记载包括四条相互关联的信息，这就是“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这四条信息的后三条经江晓原等专题人员推算及多重验证，和所得的年代相当吻合。但惟独“岁在鹑火”一条不合，而这一条恰恰是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并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国语·周语》中的这段话是日月星辰浑然一体，“岁在鹑火”限制了年份，“日在析木之津”限制了月份。按照上述推算，岁星在公元前1047年的下半年位于鹑火之次，这一年正是武王率八百诸侯会于孟津之时。按后来江晓原给李学勤的信函和结题报告中的解释：在牧野之战的前二年，从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之时，就意味着广义的伐殷的开始，直到两年后成功克商。而在这个时间段里，正好和“岁在鹑火”的天象相吻合。对于这种解释，多数学者认为虽无不可，但毕竟有点牵强附会的味道，故只好作为存疑保留下来。
　　学者们提出的第二个不足是，上述研究对《武成》历日的解释采用汉代学者刘歆的定点说，这和已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情况也多有抵牾之处。
　　鉴于以上情况，为慎重起见，研讨会之后，工程首席科学家决定委托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刘次沅，对“武王伐纣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结题报告进行验算，看有没有其他的结果产生。
　　刘次沅受领任务后，很快开始了工作，验算结果表明，武王伐纣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比江晓原的推算结果早了两年。根据刘次沅提交于“工程”的报告可知，在《汉书·律历志下》引《尚书·武成》中有三个月相的日期：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6）
“一月壬辰旁死霸”
　　“二月＇庚申＇既死霸，越五日甲子”
　　“四月＇乙巳＇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
　　以上三个月相，用方括号标出的干支是根据后文补出的，它的重要性和研究困难在于，根据不同的月相词理解，可以得出不同的伐纣之年。刘次沅对一系列月相词作了全面的分析后，认为这些月相日期是定点的，是月内其他日期的出发点。前人对月相含义的研究曾耗费过很大的精力，大多数认为其中的“霸”是月亮的发光部分，“生霸”在月初，“死霸”在望后，“既”在标准月相之后，“旁”在“既”之后，每个定点可以有一两天。从如此假设出发，刘次沅取生霸为月初（阴历三至五日），死霸为望后（阴历十七至十九日）之说。由《武成》历日排谱，并用张培瑜所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表》，结合“岁在鹑火”和“日在析木之津”天象推算，共得到公元前1094年、公元前1083年和公元前1046年三种结果。这三种结果都符合伶州鸠所说的其他天象条件。由于岁星在鹑火之次，也就自然符合对利簋铭文的解释。考虑到考古学方面的结论，刘次沅认为公元前1046年为最佳选择，武王在这一年克商的甲子日期是1月20日。推算结果表明，这一天子夜，木星正上中天，地平高度达79度，肉眼可见，格外明亮。
　　从江晓原的研究到刘次沅的验算，所得出的结论分别为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仅有两年之差，而2000多年来，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说法却相差112年。江、刘两人的结论一下将差距缩小了56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性成果。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有关武王伐纣的天象信息相当多，也相当模糊，这些信息不可能构成完全兼容的自洽体系，更何况某些信息本身就自相矛盾和相互矛盾。因此，靠天象信息来确定武王伐纣的日期，其中必有理解、演绎、取舍、勘误等复杂的问题。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江晓原的研究还是刘次沅的验算，都只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自认为最能自圆其说并接近事实本身的解决方案，而最后的选择和确定，必须与文献、考古、14C测年等各方面的研究配合起来，才能求得一个更为合理的结论。那么，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到底哪一个更为合理？
　　此前，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负责“西周金文历谱研究”专题的天文学家陈久金，根据青铜器分期研究的成果并结合金文历谱和排比，提出了武王克商年的三个年代值，最后认为公元前1046年的可能性最大。
　　从江晓原和刘次沅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两说都落在了14C测年技术所得结果的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范围之内，但这两个结果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因此，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就两个结果而言，江晓原对金文纪时词语的理解以及推算出的公元前1044年说，与金文历谱研究所得结果难以整合。
　　根据“工程”专家组所定的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因一直未发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也就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但根据《尚书·金滕》可知，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但没有提及武王的卒年。后世学者虽然对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不少争议，但文献记述武王克商后的史事没有一家超过4年以上。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豳风谱》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日本高山寺《周本记》钞本云，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这一说法与郑玄之说相合，都应为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前推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这个年代值不仅与刘次沅天文推算的公元前1046年说正相符合，且与金文历谱的衔接也较好，同时与《武成》等历日及伶州鸠所言的天象也能相容，其各方面的符合条件明显多于公元前1044年说，故工程专家组在经过反复权衡后，将公元前1046年确定为武王克商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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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7）
正是因为武王克商年这个至关重要的定点的确立，才陆续往前推算出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殷商开国为公元前1600年和夏王朝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可以说，整个夏商周三代文明大厦的构筑，正是根置于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这一根本基石之上的。也正是有了这根强有力的支柱，才有了克商年之后较为准确的西周列王年代的具体推算结果。那么，西周列王的年代又是如何推算而出的呢？
　　第九章　西周王朝的兴衰
　　　　晋侯墓地的分期与年代测定
　　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共经历了11世12王。因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已经给出了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下的纪年，这就为西周年代学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准点，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学研究范围为：
　　1武王—2成王—3康王—4昭王—5穆王—6共王—7懿王—9夷王—10厉王—共和元年
　　｜
　　8孝王
　　西周年代学，主要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建立年代学框架，同时构建金文（青铜器铭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列王年代。这个课题由长期主持丰镐镐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张长寿负责。
　　作为早期晋都的天马一曲村遗址，由于自汉以来历史学家已不知具体地望，乃至以讹传讹，穿凿附会，致使这座曾显赫一时的古代都邑在地下埋没长达2000余年无人知晓。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1986年考古人员正式发掘之前，该遗址从未被盗掘，成为中国大地上已发现的西周、春秋国都遗址中惟一完整的幸存者。如此罕见的典型性遗址，无论是对晋文化还是对整个华夏文明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自1986年之后，该遗址被盗墓贼贪婪的目光所注意，从此，盗墓狂潮席卷而来，成百上千的人携带雷管、炸药和探铲，嘴里喊着“要致富，去挖墓，一天一个万元户”的口号，成群结队地涌人遗址，大肆进行盗掘活动。几年之间，凡遗址内的重要墓葬十之七八均被盗掘，墓内随葬器物被洗劫一空。1992年10月16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组成考古队（此前已有过合作发掘），至次年1月11日对天马—曲村遗址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共探明西周时期甲字形大墓7组15座，车马坑2座。限于时间的紧迫，考古人员只发掘清理了其中5组10座大墓以及已经暴露出的8座祭祀坑和6座汉墓，出土了数千件陶、玉、铜器等珍贵文物。在发掘清理的5组大墓中，从墓葬排列、规格及随葬器物来看，当为晋侯及其夫人合葬之墓，分别为晋侯5座，晋侯夫人5座。尽管这次抢救性发掘带有清理劫余的性质，但仍有重大收获，堪称是自遗址发现10余年来，考古人员发掘收获最大的一次。不仅进一步确证该遗址为早期晋都，而且从不同的方面修正和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和缺憾，可谓是晋国考古乃至整个周代考古的空前发现。
　　继1992年底的发掘之后，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又联合对天马—曲村墓地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清理，至1995年初，整个墓地除附属车马坑之外，晋侯及晋侯夫人墓已全部揭露。这些大型墓葬的发掘，让世人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湮没2000多年的珍贵文物的同时，也使人们透过迷蒙的烟尘，真切地感悟和洞悉西周晋国的历史风云。
　　自姬叔虞封唐后，其在位的年限大体与周成王相始终。叔虞死后，他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改称晋国。晋共历十一侯，据《史记·晋世家》载，西周至春秋初年晋侯世系为：
　　1唐叔虞—2晋侯燮—3武侯宁族—4成侯服人—5厉侯福—6靖侯宜臼
　　7釐侯司徒—8献侯籍（苏）—9穆侯费王—11文侯仇
　　｜
　　10殇叔
　　晋文侯仇执掌国政时，相当于周幽王与周平王时期，晚年已入东周。文侯死后，晋国内战迭起。之后继位的昭侯、哀侯、小子侯、侯滑等诸侯王，或被杀，或被虏，几乎没有建造陵墓的可能。再之后的晋武公及其以后诸公，死后或皆葬曲沃，或葬别处，故天马一曲村墓地能够入葬的只有文侯仇之前的诸位侯王。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8）
从已发掘的情况看，整个天马—曲村墓地东西约150米，南北约130米，共发现8组17座晋侯及夫人墓。鉴于晋侯墓葬的发现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专门设立了“晋侯墓地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并由晋侯墓地发掘的主持者、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李伯谦主其事。
　　早在1994年，考古人员在发掘晋侯墓地编号为M93的一组大墓时，曾发现M93打破了西周晚期的灰坑，这表明该墓年代的上限不能早于西周晚期。至于其他各组，均未发现墓葬与文化层、文化层与墓葬或墓葬之间相互叠压打破的现象，因此，李伯谦认为不可能从地层关系上确定8组17座墓的早晚序列，只有借助其他有关遗迹现象和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与形制另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在主持专题研究期间，李伯谦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在吸收了晋侯墓地的发掘者刘绪、徐天进、雷兴山、罗新及其他考古人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对各组墓葬的器物进行标型学研究，以理清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根据墓葬出土器物的物证，断定晋侯墓地范围在西周中期偏早至东周初年，8组墓的先后排序也已明晰无误。根据铜器铭文中晋侯名讳的考释并与《史记·晋世家》及一些先秦典籍有关记载做比较研究，进而可推定出8组晋侯墓的墓主，依次是：
　　第一组　　M9、M13　　晋武侯宁族及其夫人。
　　第二组　　M6、M7　　晋成侯服人及其夫人。
　　第三组　　M33、M32　　晋厉侯福及夫人。
　　第四组　　M91、M92　　晋靖侯宜臼及夫人。
　　第五组　　M1、M2　　晋嫠侯司徒及夫人。
　　第六组　　M8、M31　　晋献侯籍（苏）及夫人。
　　第七组　　M64、M62、M63　　晋穆侯费王及夫人。
　　第八组　　M93、M102　　晋文侯仇及夫人。
　　对于以上八组墓葬，14C测年专家用AMS法做了测定，其年代数据和《史记·晋世家》所记的晋侯年代对比如下表：
　　据《史记·晋世家》载：“靖侯以来，年纪可推。”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靖侯十八年即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上推17年，则靖侯元年应为公元前858年，其父厉侯卒年当为公元前859年。将《史记》纪年与14C测定年代相对照，可以看出基本不出14C测定的年代范围。这就进一步证明，以上对晋侯墓地墓主及其与西周列王王世对应关系的推定是正确的。晋侯年表的建立无疑对西周列王年表的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基点。
　　在“工程”中，与“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相关的学科，除考古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外，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青铜器的分期和金文历谱的研究，这个方法是其他课题所没有的，也是一次创新性尝试。
　　作为周人发祥地的周原，长期以来就以成批出土西周青铜器而闻名于世。自汉之后的2000多年来，周原一带不断有青铜器出土。闻名于世的大丰簋以及被誉为“海内三大奇宝”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等“重器鸿宝”，就出土于古老的周原大地。它们或出自于墓葬，或出自于窖藏，仅建国后陕西省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就达3000余件。特别是陕西省扶风、岐山之间周原遗址的西周青铜器窖藏，更是埋藏丰富，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从已发现、发掘的西周青铜器本身的特点看，不但数量较商代更多，而且在青铜器铸造业上的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更高水平。由于建国后发现的铜器窖藏和墓葬，多数经过科学发掘和清理，并按照考古学的严格要求，对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和铸造工艺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同时对窖藏、墓葬发现的位置、年代以及这些窖藏与周围其他各种遗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层位记录与对比研究，从而为历史年代学的断代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因为青铜器断代具有如此重要的科学价值，故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酝酿之时，就专门设立了“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这一专题。并预定了研究目标：“以西周青铜器中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者为主，就其形制、纹饰作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研究，为改进西周历谱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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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9）
目标中所谓“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的铜器，是指铭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其研究的任务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对这些四要素俱全的铜器进行比较准确的分期断代，从而使历谱研究能够建立在科学而坚实的基础之上，避免过去那种不顾铜器年代妄加推算的情况。这一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负责。
　　1956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的王世民，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近十年间，他在所长、考古学大师夏鼐身边，从事秘书工作和文物资料管理工作。1963年，考古所开始筹划由著名甲骨学家、青铜器断代专家陈梦家主持编撰《殷周金文集成》，王世民被所领导派往参加、协助陈梦家工作。按考古所当时的计划，《殷周金文集成》在几年之内可望完成出版，令人扼腕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梦家此前曾经历了“反右”一劫，侥幸死里逃生，又遭遇“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成为革命的靶子，在势如滔天的恶浪中，他再也无法忍受昔日考古所同人，后来变为“革命家”的同事们对自己精神上的折磨和人格的污辱，留下了一句“我不能让你们把我当猴耍”的遗言，于1966年9月3日含冤自戕，年仅55岁。由他所主持编纂和撰写的《殷周金文集成》与《西周铜器断代》两书也随之搁浅。
　　“文革”结束后，《殷周金文集成》又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由于陈梦家已撒手人世，这项工作在夏鼐的指导下，由王世民负责，会同陈公柔等几位专家，倾力投入到搜集资料、考释、研究与编撰之中。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自1984年开始至1994年，《殷周金文集成》共18部陆续编撰完成并出版。这套历时近40年，凝聚了两代考古学家心血和智慧结晶的皇皇巨著，共收集自宋代著录至20世纪90年代初1000多年间有铭文的青铜器近1．2万件，为青铜器铭文的收集和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就在参加编撰《殷周金文集成》的同时，遵照夏鼐的指示，王世民和考古所的张长寿、陈公柔等青铜器专家，又开始了对陈梦家遗著《西周铜器断代》的整理工作，将陈氏已发表和未发表的遗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交由中华书局予以出版。再后来，王世民作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500册）其中一个分类《中国青铜器全集》（16册）的编委，负责西周诸侯铜器（第六册）的编撰工作（张长寿参与该书商代晚期部分）。正因为有了上述经历和学识，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关于“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的专题任务就落到了王世民、张长寿、陈公柔三位青铜器专家的肩上。
　　受领任务后，按照不同于以前的全新的研究思路，王世民、张长寿、陈公柔三位学者，将收集的西周铜器典型资料分为5个部分：（1）西周高级贵族大墓发掘出土的铜器。（2）保存情况较好的西周青铜器窖藏。（3）传世品中的成组铜器。（4）零星出土和传世品中的标准器。（5）其他有重要铭文的铜器，特别是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根据上述5个方面铜器的图像资料，选取比较常见的如鼎、鬲、簋、盘等11种器类共352件标本，逐类按其形制进行详细的分型、分式，之后再根据形制和纹饰的差异，将各型器物分为若干式。最后，逐件说明标本形制和纹饰的特点，如出土地点、现藏处所、尺寸、铭文内容及与其他器物的关联情况等等，并判断它们的大体年代。最后，根据各类器物形制和纹饰的详细对比，铭文内容的多方面联系，特别是铭文一致和作器者相同的同组关系，以及年代明确的墓葬的同坑关系等等，综合起来考察他们的谱系。当这些缜密而烦琐的工作完成之后，王世民等三位学者将西周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各期相当的王世为：
　　早期　　武、成、康、昭
　　中期　　穆、恭、懿、孝、夷
　　晚期　　厉、宣、幽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10）
由于将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置于整个谱系框架之中加以考察，这样所判定的年代就较为客观合理。
　　在已发现发掘的西周青铜器中，年、月、纪时词语与日名干支四要素俱全的共约60件，其中有器形图像的5l件。经对诸器的出土情况、形制、纹饰等综合研究，并联系其他相关青铜器作分期断代，得出如下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青铜器断代研究成果，只是排出了西周王年的总体框架，并不能解决全部、具体的西周王年。“工程”在此基础上，依据五件青铜器和一条天象记录，结合文献，采取从后往前的方式，来推定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所依据的材料分别是：
　　西周晚期：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
　　晋侯苏钟与厉王三十三年
　　西周中期：“天再旦”与懿王元年
　　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
　　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
　　西周早期：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之年
　　《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