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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超级读本-3-第1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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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由此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约束意识弱，道德水准低，导致了政府的臃肿和税收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这原因不在别的地方，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系。我们活该。仅仅收入减少倒也罢了，我们非常在乎的国际面子也大受影响，我们的个人尊严因此蒙上了阴影。
欧美的红绿灯无须警察压阵，这已经显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国的地铁竟不用验票，因为人人自觉买票，这更显出了人家的高超。而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干什么呢？在日本打投币电话，竟然在中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诀窍，用线拴住硬币，用完了再将其吊出来。这真是极其鲜明的对比。我的一个非常能干也很有教养的朋友在德国吃饭，他说自己遵守了一切礼仪，也按常规付了小费，但是仍然能清楚地感觉到侍者对他的轻蔑。他说，他知道这不是对他本人的侮辱，侍者看不起的是他所代表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条件相同，宁可与外国人做生意，躲开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失信和欺骗的可能性更高。
于是，我们的民族就遭到了报应，变成一个令人厌恶也彼此厌恶的民族。变成一个只讲利害关系，一有机会就坑蒙拐骗的人群。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公德水平比我们高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对自己有利，谁都知道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规则呢？按说，交通规则并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撑。
二
我有一个猜测，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骑自行车的人缺乏自觉精神，非要警察监督不可。我承认一些人自制力差，像儿童一样需要父母监督。但这不足以解释大众的行为。毕竟在大街上走的多数是成年人，他们在工作单位里很能忍气吞声，自制力并不弱，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对一种对自我与公共事务的关系的判断和肯定。
中国老百姓认为自己是什么人？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果真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就像理论上应该的那样，我们交了税，雇人来管理交通，这些交通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公仆，那么，我们会如何看待我们委托他们照应的这些事情？……我们大概会像一个主人那样，自觉小心地关照家里的秩序，并且提醒警察要认真负责地维护秩序，好好干活，不要偷懒。毕竟我们是给他开工资的。我们不会把公共交通当成那些官吏和衙役的事情，我们明白这是我们的事情。
这使得我想到了一个朋友说到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见过一件事情，印象很深。一个老头，看见路口堵车，很生气，就下车把维持交通的警察训斥了一顿。说我们交了税，应该得到好的服务，你怎么把交通弄成这样？警察毕恭毕敬地听他训斥。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思议的。至少对我来说，很习惯听警察的训斥，从来没有妄想过训斥警察。在我的体会里，中国的警察和司机的关系，属于典型的猫和老鼠的关系。
老鼠……这就是中国百姓心目中的真实的自我形象。猫和老鼠……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与公家的关系的真相。中国百姓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这不是事实。公共事务一直是皇上和官吏们垄断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们的惩罚、勒索和敲诈。在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责任心，因为这确实不是百姓能够负责的领域。如果有谁不懂事，企图按照主人的方式行事，对了领导的心思则已，对不上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海瑞和彭德怀就是证明。那些地位甚高的名臣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
按照传统习惯，也按照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公共交通搞得好，这是领导有方，是皇上圣明和皇恩浩荡。我们要感谢政府把北京的交通整顿得那么好，让我们生活得那么方便。譬如出租车不许在长安街路边停靠，据说是为了方便管理。如果我们人民真把自己当成主人，这岂不成了仆人为了自己方便而禁止主人进家门？主人又如何能心平气和？还有一个例子是高官的座车通过大街，所有的立交行人天桥都要封锁。我曾问过封锁交通的便衣为什么要这样，他教育我说，要服从国家利益，要遵守国家的纪律。国家利益和纪律在此又表现出了和我们正常走路的老百姓的对立。这样的经历多了，我们自然会认为国家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官员的事情，让他们自己操心去好了。
在这样的关系中，中国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认为自己是主人。主人进了家门，难道还需要他聘请的小时工提醒他，要换掉沾满了泥的雨靴再踩地毯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踩地毯前没有换鞋，而我们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恐怕正因为这里不是自己家，连亲戚朋友的家也不是。我们不认为那些换鞋的规矩是自己的规矩，那是官们制订出来管制我们的规矩。其实，不仅在红绿灯前，就是在官场上，这种糟蹋地毯的心态也是很常见的。官员不过是皇上的雇员，能偷懒不妨偷懒。皇上吃香的喝辣的，进进出出还要让小兵小官给他站岗开道，本来心理已经不那么平衡了。凭什么还要对他忠心耿耿？
我愿意遵守交通规则，至少不想首先破坏交通规则，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一个好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说得自负一点，我耻于把自己降低到那些抢红灯抢座位的人的水平。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得多。而我的这种自我期许的基础又来自哪里呢？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人。国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民族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人类的事情还是我的事情。我是真把自己当成主人的。秩序是我的秩序，交通是我的交通。我不认为那是警察的事情。我还用警察管么？我那么低档么？
我的这种认识和期许最初来自轻信，来自少年时代不加验证地接受的某种关于主人的理论，以为自己真是国家的主人，至少也是主人的接班人。后来我保持了这种自我期许，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服务的道理讲得透彻，从中我看到了理想社会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假如我真想成为宪法意义上完整的公民，我就不能妄想只享受公民的权利而不理睬公民的义务。这两种关于主人的理论，一个来自过去，一个来自未来，都不是现实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的真正实行，也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因为公德无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继续当臣民甚至奴才，这道德便没了根基。
把上边提到的比喻再发挥一步：如果我雇小时工或者保姆来家打扫卫生，没想到他反客为主，仗着自己膀大腰圆在我家里当上了主子，这时我会作何反应？我被迫出去挣钱养家糊口，被迫给他发工资，这完全是因为没别的办法，不这样就会挨揍。那我还会在乎穿着雨靴踩地毯么？只要这室内卫生的事情还归那位当上了就不肯下台的小时工管，我才不在乎他忙不忙呢。累死他才好，累跑他更好。我怎么会体谅他的辛苦？他是猫，我是老鼠，我体谅猫的心情干什么？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的公仆。公仆如此德行，我的公德应该是什么样子？
三
大约2000年前，王充在《论衡》中谈论人性问题，说尧和舜当政的时候，百姓没有狂和愚的人。他还讲到一个古代的传说，尧和舜时代的老百姓，可以〃比屋而封〃，而桀和纣时代的老百姓，挨着屋子杀掉也不冤。他说，圣主的老百姓和恶主的老百姓如此不同，根源在于〃化〃，而不在人性。（2）
按照这种说法，刁民乃是政府〃化〃出来的，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并非天性就刁。当然刁民反过来也能培养贪官。不过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下手之处当然在政府。这是王充的高见。
中国古人讲到尧舜，经常有一些理想化的赞美，但我还是相信王充讲的传说。尧舜时代是什么时代？那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尚未建立的时代，尧和舜都是大家选出来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范围不大的熟人社会的成员，彼此几乎都知根知底，而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别人对他的长期看法。人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想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这行为是好是坏，恐怕都不那么容易归功于或归咎于首领或别的什么人。按照我们对原始社会的理解，这些人确实也可以称为贵族，在这样的社会里，〃比屋而封〃应该是可能的。
到了桀纣时代，人心就不行了，这也是有道理的。桀纣是主子，其他一概都是臣民或奴才。如果主子们像桀纣那样，连一点替天行道的遮掩都不讲，臣民的道德水平自然也应该坏得没遮拦。
但我对王充的说法有个疑问。刚才谈论尧舜的逻辑和生活常识都提醒我们，聚族而居或者在小村庄中生活的人，如果不出这个小圈子，其实是坏不到哪里去的，不然就要自作自受。而桀纣时代，血缘社会还没有解体，人们如何能坏到〃比屋而诛〃却不制造冤假错案的程度呢？
我估计，恐怕那些坏都坏在了〃公德〃 领域，坏在与〃公家〃……王公之类的统治集团……及其掌管的〃公务〃的关系方面。而在〃私德〃 的领域，在家族内部，在朋友邻居和乡亲之间，我们的祖先就未必落后，说不定还能领先世界呢。中华民族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大概就有这〃私德〃 的一份功劳。私德好，社会管理成本低，生产者也能安心努力地干活。可是公德不好，先进就保不住，别人不打自己也要乱，早晚要大乱。
四
如今，我们的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都解体了，而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又没有建立起来。满大街的人谁也不认识谁，想随地吐痰就吐，想干坏事就干，连丢脸都不用怕，只要能躲过警察就不必承担责任，就可以不遭报应。随着私德领域的缩小和公德领域的扩张，我们的优势没了，劣势却露馅了。中国社会陷人了历史性的危机。
这个危险期，至少自明朝起就露出了端倪：因果报应的说法深入人心，关帝庙遍地开花，关云长所代表的无血缘关系的兄弟义气成为我们民族的理想。这些东西都是药，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不断吃镇静药，自然可以推断他的神经或精神出了毛病。
这种危机似乎还在加重。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政府，本来还有无道的权威支持，可以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统治集团也容易无争议地团结在真命天子周围。现在孔家店被砸了，天道和天命没人信了，本来就很弱的公德领域又少了不受置疑的维护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现在和过去一样处于大病未愈的时期。如果说有区别的话，无非是试验了几种药，效果都不那么理想。天道的变种和替代品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试验中先后丧失了权威，人们重建观念世界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各种药物的疗效和副作用总叫人不满意。譬如毛泽东思想的猛药，治疗贪官污吏的一时效果不错，但我们在毛泽东时代买东西的时候却整天招人白眼，被那些售货员训来训去。工人农民干活也大规模地偷懒……这都是大家在社会分工中安身立命的领域，表现出来的竟是这副德行。
现在，经济发展了，售货员（国营商业还不敢保证）却不敢训斥我们了。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成就。工人（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例外）农民和售货员并没有接受更高强度的道德教育，干起活来却认真多了，尽管这认真精神也难免体现在制造和贩卖假货上。我想，这种进步所以能够取得，关键在于现实的报应机制。没有人愿意掏钱买售货员和服务员的训斥，于是老板就要招募懂礼貌的人，就要培训员工笑迎他们的衣食父母。不能约束自己就可能被市场竞争淘汰出局……除非这老板得到了国家特许的垄断地位，当了某个领域的老虎和霸王。
这里说的是经济领域。我想，市场竞争在总体的方向上应该有利于实现孔老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理想，因为人们更愿意为包含了这种品德的产品和服务掏钱。
政治或者叫公共领域显然不那么乐观。如果像经济领域一样建立某种竞争机制，好服务得到选票，于是升官；坏服务丢掉选票，于是丢官甚至丢掉饭碗，我们在前边为不守公德辩护的理由就要站不住脚了。
当然社会生活不仅仅包含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我的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朋友告诉我，美国人很怕坏了自己的信誉。他们轻易不敢赖账，轻易不敢违反交通规则。我这位朋友在一个月之内曾经两次驾车超速，被警察叫了下来，登记了他的社会安全号码。不久，他的违规记录就遭到了报应。他接到了来自保险公司的通知，他的汽车保险费用从200元增加到400元。美国人的社会安全号码就好像中国的身份证号码，是惟一的，也是公民得到福利待遇的凭据。但是他如果赖账，如果在公共信用方面有了不良记录，任何跟他做生意的人都会查出这个记录。被他的不良行为害了的银行保险和交通管理之类的部门，自然也愿意登记这个记录。结果，假如你要在一个文明宁静的地方租一间房子，房主一定会要你的社会安全号码，要是你的品德和信用记录不好，就别想以正常价格租到这间房。我的这位朋友认为，这种精密的报应机制，就是美国社会公德水平比较高的根基。这套机制奖励公德，惩罚缺德者。
本来，我对发达国家的报应机制的叙述到此就结束了。写完后，我将这篇文章传给一位在英国的朋友看，她说我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公正高效的司法体系。征得她的同意，我把她的部分论述翻译过来充实本文：
法律和司法系统在维护西方的社会秩序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谁超速驾驶或酒后开车，他就要冒吊销驾驶执照的风险。真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你至少在一年之内无权开车。假如你习惯了每天驾车上班，现在却不得不改乘公共汽车或者出租汽车了，这自然非常不便，而且要为日常交通花更多的钱。更多的麻烦还在后头：即使过一段时间拿回了驾照，你也不再是一个干净驾照的持有者了。那意味着你不是一个老板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在英国求职，你必须出示你的干净驾照，以证明你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在这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核心角色是法律，而不是道德原则。离开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规范，道德原则什么也不是，至少是苍白无力的。
在西方社会，你可以在超级市场、地铁车站和加油站之类的地方违反规定，但是你不能不面对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后果。几乎没人愿意去干那种违规的事情，拿自己的前程、职业、家庭生活等等冒险。我们听到过一个故事，有个中国留学生在超级市场偷拿东西，他立刻就被驱逐出境了。在我看来，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违规是不值得的。就是这样。
说到司法的公正和高效，我们又回到了政治领域。这真是一个绕不开的下手之处。
五
走出恶性循环的实际努力开始之后，自然还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方面的工作。譬如我们要找到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一种操守的基础。儒家的基础已经被骂倒了，新的信念的基础在哪里呢？
我想，这基础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无须到天堂和地狱中寻找。譬如造化的报应。前边已经说过了，我们现在正在遭受报应。而且这报应一点也不神秘。
我们的祖先一直说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造化把这报应的工作交给了人类自己，交给他们设计和建立的制度。如果这个社会倾听这种要求，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建立了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制度，建立了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报应的体制就建立了。如果这个社会不建立这样的制度，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遭到报应，它会被其他有着更合乎造化要求的制度的社会所淘汰，或者被它自己所破坏。我们中国的2000年王朝循环就是造化给予帝国制度的报应。
报应不仅落到了整个社会和制度的头上，也落到了每个人的头上。我们随地吐痰，我们不排队，我们遇到不道德的国际行径和国内行径都假装看不见。这些严重缺乏公德的行为遭到的报应还不清楚么？我们被人家看不起。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环境下降，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他不喜欢的世界里，这就是报应。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有尊严，也更健康，更美好，究竟值得不值得约束一下随地吐痰之类的毛病呢？或者，请一些执法者来管这件事情，而每个中国人都要为他们的工作多掏一笔税金。花钱雇人强迫你，并且用侮辱惩罚的手段迫使你自己不吐痰，然后我们再掏更多的钱行贿，逃避处罚，这不是很愚蠢很可笑么？干吗不约束自己一点，非得获得如此愚蠢可笑的报应呢？造化的报应就是这样的东西，你愚蠢，它就还你一个愚蠢。你可笑，它就还你一个可笑。所有的行为都会计入收支账目，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社会和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失职付出代价，你自己逃避了这种代价，别人就要替你付。人人都能逃避这样的代价，那就要由这个允许逃避的社会和民族的整体付，变本加厉地付。我们的黑头发可以染，黑眼睛和黄皮肤却难以掩饰。
造化终究是令人敬畏的，是不容糊弄的。我们自己，我们中国，我们人类，都是这造化的一员，我们今天的行为必定要影响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命运。这造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威慑者，它还是一个鼓励者，是一种宽广的、诗意的生活的基础……只要你对它有足够的理解和尊重。
中国现在是一个人们正在逃离的社会，这个社会和我们这些社会成员正在为过去和现在的背离造化而遭到报应。我们接受报应，我们不抱怨，这一切都是我们应得的。同时我们要努力，为未来建立新的报应机制，合乎造化的体制，跳出恶性报应的轮回。
行车与人生
天命之年学会了开车，方知人生之道与行事之理全然相通，驾车行路与人生行路有惊人一致的哲学道理。
哲理之一：一切都是变幻的过程，人生没有定格的风景。驾车飞奔如同快速穿越人生时空，一时阳光明媚，一时风狂雨骤；一时山重水复疑无路，一时柳暗花明又一村。行车没有重复的风景，人生行路也一样，哪怕有时处境似曾相识，但岁月不待、人事已非，旧时境也不会再有旧时情。所以，想拥有永恒美好的时光太难，只有学会珍惜、欣赏、享受当下的每寸光景，不要时过境迁再来叹惜、追悔和遗憾！
人生景观犹如行车景变一样，每一道光景都有她的味道，无论是苦是乐、是丑是美，甜酸苦辣都是滋味儿！一切历经漫长岁月过滤而沉淀于记忆深处的东西，都有他特别的审美价值。
所以，当你经受磨难的时候，坚信这只是过程，很快会过去；当你享受美满时，要清醒这不会永恒，而作好转换场景的准备。
哲理之二：道路总是坎坷曲折，人生不会一马平川。烂道与好道各练其能，开车上高速路之前，大多要经那年久失修的烂道、弯道、窄道和管制不好的乱道。人生想上高速路，大凡30岁前都得走些烂路、暗路，都得爬坡上坎转急弯、大弯以四处寻路。初学驾驶，师傅一般要求先开烂路，再上大路。恰因走过烂路，技能方才纯熟，驶上平路正道，便会如鱼得水。人生若先难后顺算是幸运，若先顺后难、先甜后苦才是真正的灾难。
弯路与直路各通罗马，好路堵车，欲速不达；弯路畅通，如龟胜兔。人生有时要绕些弯路，迂回曲折反而能更快到达目的地，关键是遇堵要准确判断局势当机立断改道，犹豫不决只会陷入进退两难之境。
快道慢道要因人而异。人贵有自知之明，车况好，技能熟稔，精力旺盛者，自可选择快车道或超车道，反之应自觉行走慢车道，不要想一人占着好道走到底，长久压着别人会招惹祸患。你若一路狂奔陷入疲惫，一定要明智地让出快道，当后车超你而去，你不能耿耿于怀，心理不平衡会酿出车祸。人生行路，奥妙万千。
哲理之三：开车速度靠技能更看路况，人生发展靠素质更在机遇。
上路开车要依次而行，无论车况好坏。从业时职位高低，一般也有先来后到，无论你自身状况如何。车要提速或人想越位，一要看前车是否想让，不肯让道者，有时会一盘甩过来逼你后退；二要看超车道上有无障碍，遇来势凶猛的对手你还得缩回头来，依次缓行。
行车中，血的教训方使经验倍增；从业中，沉重的失败也许为成功打好了基础。好司机开车，不会怨路况不好，他懂得随遇而安适应环境；明白人从业，也不要怨机遇不佳，要懂得顺其自然，强大自我。
对汽车业保护过犹不及 提升服务品质是关键
有关汽车品牌分营、合营制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有人喜用“上纲上线”法：只要将问题提升到“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尊严”等高度，就可以使持不同观点的人噤若寒蝉，从而不战而胜。
“分营制度”的主张者们认为：随着汽车进口配额的取消和关税的进一步降低，进口车的竞争力更强了。如允许进口车利用国产车的营销渠道（即“合营”），就会对国产车乃至中国汽车工业形成冲击，同时还会令合资外方减缓在华投入资金和技术的步伐，而仅将中国作为倾销的市场或组装的车间。只有采用分营制度，才能延缓进口车进入中国的步伐，从而为国产车的经销商们争取更多的时间，以提高其服务管理水平。此外，分营还有助于中方保住在合资公司里惟一的“话语权”——营销话语权。
果真如此吗？所谓“冲击”，是指国产车的价格吗？事实上，进口车尚未合营，而国产车的降价大戏早已“你方唱罢我登台”地演个不停了。国产车降价的原因众所周知，降价是必然的、正常的，也是完全应该的。如果担心这种“冲击”，至少广大的消费者不会赞同。
那么，“冲击”是指市场占有率吗？首先要搞清楚：进口车冲击的对象是谁？是外方在华的合资产品吗？这不等于自相残杀吗？显然没有道理。是冲击民族品牌或其他外方的合资品牌吗？实际上，到2006年6月，汽车关税降至最低的25％之后，加上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等项，进口车仍将比其在国外的价格高出约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民族品牌和合资品牌还竞争不过进口车，那还值得同情、还扶得起来吗？不错，上海牌轿车没了，贵航云雀也奄奄一息了——但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市场竞争就是要优胜劣汰吗。
进口车当然会消化一部分市场需求。但那些一心购买“高档原装进口”的用户，那些喜欢与众不同、不愿购买大路货的用户，本来就不是国产车应该考虑的市场份额。除了争夺这种“拾遗补缺”的细分市场之外，外方还会进口可能会成为中国主流产品的车型，但目的只是为了试探中国市场的反应，以便正确选定今后引进的车型。显然，这些都是不足为惧的。
当然，从理论上讲，销售网点越多，销量也会越大。如果允许进口车利用国产车的销售网络，肯定有助于进口车销量的增长，并挤占一部分国产车的市场份额。但这种增长不可能是爆发式的、具有冲击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一，进口车取消保税政策之后，经销商的成本风险急剧增大，同时，进口车的销售利润也将随着竞争的加剧而继续下降。风险与利润这一增一减，经销商能不慎重行事吗？其次，进口车不是萝卜白菜，外方不可能不设一定的门槛。因此，进口车销售网络的扩张也是有限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民族品牌还是合资品牌，现在早已今非昔比了。曾经火爆畅销的现代酷派跑车为什么会巨幅降价，不就是国产的美人豹给逼的吗。奇瑞和吉利不是开始走出国门了吗。所以，不要以为国产车还像过去那样不堪一击。适当的自信还是必要的。
再说，就算实行“分营制度”又能怎样呢？现有的汽车销售模式，无论是交易市场、3S／4S专卖店，还是区域特许、单店特许，都普遍存在“掮客”现象：一些人专门寻找买主，再将买主领到经销商处。一旦成交，即可从经销商处领取“介绍费”。这种做法，对经销商而言，比搞无店铺直销还省钱（不用付底薪）；对掮客而言，是无本买卖。双方各取其利，皆大欢喜。因此，即便坚持分营，进口车的经销商完全可以动员国产车经销商或业务员作自己的“掮客”，从而使渠道壁垒不攻自破。所以，“分营制度”不可能达到“狙击”的目的。
关于“分营”可防止合资外方仅将中国作为倾销地或组装车间的想法，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早已成为了现实，又关“分营”、“合营”什么事呢？关于“分营”可促进外方对合资公司的资金和技术投入的想法，就更加令人困惑了：外商投资中国，是为了扶贫或助学吗？大众、通用等外商为何大幅增加在华投资？皇冠、佳美、凯迪拉克等品牌为何落户中国？这些与“分营”“合营”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至于合资公司的“话语权”问题，专家们一致认为，在汽车贸易服务方面，我们与外方差距甚大。既然技不如人，为什么还要握住“话语权”不放呢？而且，中方握得住销售话语权吗？“销售模式”应该属于最重要的“话语权”，现在最流行的“3S／4S专卖店”模式，难道是中方提出来的吗。
爱国者们说：要给经销商争取时间，以便他们提高竞争力。但我们的经销商们有这种自觉性吗？看看他们这几年是怎么做的吧：产品供不应求，置排队的顾客于不顾，谁愿加钱就给谁优先提车；产品出了问题，顾客急得跳脚，经销商们却推三阻四地踢皮球……这些问题，如果不改变外部竞争环境，就算再保护10年20年，恐怕也难以改观！关于汽车的销售渠道及模式，汽车业发达的国家也还处于不断地探索之中，并无一定之论。新的产业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未予明确规定，我以为这是非常明智的：合营也好，分营也罢，悉听尊便！有什么问题吗？去问问丰田吧。丰田当然不会说三道四——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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