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墩上的悖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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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汉初一项“事出无奈”的权宜之计，或者说是一种羁縻策略。否则，就笼络不住那些手握重兵、喑哑叱咤的“强梁”。
　　但是，这毕竟是和刘邦的“家天下”体制大相悖反的。史载：高帝在日，即曾杀白马而为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因而，“谋反”云云，不过是一种借口；那些异姓诸侯王即使不以“谋反”见诛，也会因其他罪名、以其他形式，遭致杀身之祸。后世的宋太祖说得再露骨不过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耶！”
　　作为一个雄猜、鸷狠的封建帝王，从他防止分裂割据、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而言，或从巩固其刘氏一家一姓的专制统治来考量，诛杀异姓诸侯王，自有其足够的理由；但是，若从人性的角度、道义的角度、做人的角度，来评说刘邦的立身处世、功过是非，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诗人看问题，有其敏锐的视角。纵观历代诗坛，大多数人对于刘邦都持鄙薄、批评的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宋两位诗人的绝句。张方平有一首《歌风台》诗：
　　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
　　淮阴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
　　诗人前面叙说：当年落魄失意的刘郎，现在当上了皇帝，衣锦还乡了，乘酒作兴，激昂慷慨地唱起了大风诗；后面反问道：连那些当年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勋宿将，像韩信、英布、彭越等，都被你一个一个地绑缚、杀戮，夷灭三族了，现在，还呼唤更多的猛士干什么呢？
　　王安石在《读汉功臣表》一诗中，诘问得也十分峻厉：
　　汉家封土建忠良，铁券丹书信誓长。
　　本待山河如带砺，缘何俎醢赠侯王？”
　　尖锐地揭示了刘邦杀功臣和求猛士的矛盾与对立。
　　清代诗人黄任也借着这个题目，向刘邦发出了质问：
　　天子依然归故乡，大风歌罢转苍凉。
　　当时何不怜功狗，留取韩彭守四方？
　　意思是说，与其现在高呼猛士，何不当时爱怜韩信、彭越那一些“功狗”（指为汉家天下建功立业的人），让他们镇守四方，靖难天下呢？出语冷隽，即使刘邦于地下闻之，亦当声噎语塞。驳诘力是很强的。
　　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这样一首诗：
　　

汉高祖还乡（7）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
　　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苍黄钟室叹良弓”之句，专说韩信。其中包括两层意思：一是，韩信被杀之前，曾被囚禁于长乐宫的钟室。二是，汉高祖六年，有人密告韩信谋反，刘邦将他绑缚起来。韩信慨然长叹，说：“果然像人们所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然应该遭到杀头的命运。”后面两句，下笔如刀，道尽了封建制度下登坛拜将的功臣良将的共同的悲惨下场。
　　五
　　在楚强汉弱，实力悬殊的情势下，刘邦居然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应该说，同他善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都以现实的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也有直接关系。
　　正是他的那种不守信义、六亲不认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那种政治流氓的惯用手段、欺骗伎俩，那种只求功利、不顾情理，只看现实、不计后果，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多次帮助他在战场上走出困境，化险为夷。而这种道德与功业完全脱节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秦汉之际，价值体系紊乱，社会道德沦丧，法家学说盛行，重功利、轻伦理成为一时的风尚，从而使刘邦的肆行无忌，不仅逃脱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里有一个典型事例。楚汉相争之际，刘邦受困于荥阳，粮饷断绝，命运岌岌可危。为了帮助他脱离险境，将军纪信假扮作汉王刘邦，穿上王者之服，乘上黄盖车，用在东门外“假投降”的办法，来哄骗项羽。还把许多美貌女子安排在前边，后面跟随着两千多名军民，大家鱼贯而出，造成一种集体逃亡的假象。而刘邦则趁着这个时机，带上了数十骑，悄没声地由西门溜出，逃往成皋去了。项王弄清真相之后，气得暴跳如雷，当即把纪信连同车辆一齐烧毁。刘邦就是这样，为了一己活命，置将军纪信的生命于不顾，而且，使数千军民跟着蒙难。说来也并不奇怪，只要联系到他残酷无情地剪除那些与他一道出生入死、创立了伟绩奇功的开国元勋，就一切都洞若观火了。
　　在刘邦看来，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必要的，是当时的险恶环境使然。###，有如两军对阵，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不吃人就会被人吃掉。如果一味地讲道义、守信誉、重然诺、讲交情，满脑子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恪守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手腕、策划阴谋阳谋，那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保不住，更何谈斗争的胜利、事业之成功呢！
　　说到对待功臣，刘邦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主张。在他看来，韩信出身微贱，不过是一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谋划）不用”的普通士卒，是皇帝识微末于草莽之中，破格任用了他，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业的机会。要说承恩戴德，首先功臣要感激皇帝，而不应该由皇帝去俯谢功臣。一切立足于自我，“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正代表了这类枭雄的价值取向与个性特征。
　　汉兴之初，还有一个以现实功利为依归的典型事例。汉高祖遍封功臣之后，听到沙滩上有数人偶语，原来是在议论：皇上所封的都是故人及所亲爱者，而诛杀的都是平生仇怨之人。许多人担心因遭到疑忌而被屠杀，于是，聚到一处，图谋反叛。刘邦适时地采纳了张良的建议，把他的最大仇人、曾经多次污辱过他的雍齿封为什方侯。这样，那些聚议反叛的人都安定了下来，说：“雍齿尚且能够封侯，我们这些人还怕什么呢？”
　　听到这些，有人会接上问一句：那么，那个当年为他献身的纪信，死后可曾获得了什么封赏？对不起，皇帝老倌儿早就忘到“耳前脖子后”了。对此，清代诗人吴昌荣为诗以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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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还乡（8）
沙中偶语坐斜曛，雍齿封侯解众纷。
　　忘却焚身功第一，黄金未铸纪将军。
　　而这一点，恰恰是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仁爱忠信之道，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汉将高起和王陵，曾对刘邦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听了，刘邦并未予以驳斥，可见，他是认同这一结论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说，项羽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讲，是道德的悲剧。当时以致后世，之所以对这位失败的英雄追思、赞叹，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
　　“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妆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辄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
　　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亦即功业与道德的背反。正是：
　　我是流氓我怕谁？汉家天子有施为。
　　项王仁义输天下，千古堪怜更可悲。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亦并不鲜见。《左传》记载：
　　公元前638年，宋与楚战。当时，宋军已排成阵列，而楚军正在渡河。当楚军半渡之时，宋大司马公孙固提议：“我军人数少，楚军兵力强，应该乘他们还没有渡过泓水之时，向他们发起攻击”。宋襄公回绝说：“不能乘人之危！”当楚军渡河完毕，尚在列阵之时，公孙固又请求发令进击楚军，襄公还是说：“不，我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列阵已毕，宋襄公这才下达攻击令。结果，由于失去了战机，宋军溃败，襄公也被射伤了腿骨，他左右的将士，尽被歼灭。
　　事后，国人埋怨襄公奉行仁义而遭致败绩。襄公分辨说：“仁者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也不攻打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人作战，并不依靠关塞险阻取胜。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但寡人仍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实际上，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视奸诈为智慧、视欺骗为才能的时代。而他却在残酷的两军对阵中，固守所谓“仁义道德”的底线，那还能取胜吗？
　　

血腥家族（1）
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死后，统统地都在北邙山碰头了。诚如《列子》中所言：“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元人散曲中也讲，“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社会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应该说，谁也不是。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一
　　这篇文章的作意，萌生于一次闲游。临风吊古，触景生情，始而震撼、愤慨，终而由情入理，由感而悟，蔚然勃然，不能自抑。无以名之，遂想出了“血腥家族”这么一个词语。相对于“神圣家族”、“黄金家族”，这个“血腥家族”的提法，听起来未免有恐怖之感。无奈，这却是真实的，绝非我蓄意炒作。西晋王朝白痴皇帝当政时期的司马氏家族，确是这样。
　　那天，我和一位中州的文友，在凭吊过洛阳的魏晋故城遗址之后，兴犹未尽，便又登上了北邙山。纵目四望，山上山下，前后左右，陵冢累累，星罗棋布。。怪不得唐代诗人王建有这样的诗句：“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看来，“邙山无卧牛之地”的说法，虽属形容，却十分贴切。
　　原来，这里紧邻着恢宏壮观的帝京，地势高爽，眼界开阔，前有伊水、洛水，后有黄河，亿万斯年地滋润着、孕育着，土层深厚，风水绝佳。俗谚云：“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因此，自东周起，中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直至五代，历代帝王陵墓比邻而依。就连“乐不思蜀”的刘禅，被称为“全无心肝”的陈叔宝，“终朝以眼泪洗面”的李煜，这三个沦为亡国贱俘的后主，也都混到这里来凑热闹。其他名人，像伊尹、吕不韦、贾谊、班超……简直数不胜数，都把此间作为夜台长眠之地。那天，我们踏着黄沙蔓草，穿行于累累荒丘之间，确实有一种阴气森森，与鬼为邻的感觉。
　　早在青年时代，“八王之乱”就通过史书给我留下了太深太重的刺激，所以，这次话题便集中在西晋王朝的帝王身上。我问：
　　“听说，司马氏祖孙父子，死后大都葬在这里，可是，无论是司马懿的高原陵，还是司马师的峻平陵、司马昭的崇阳陵、司马炎的峻阳陵，怎么一丝踪影也没有见到？”
　　“这就要说到足智多谋的司马懿了。”文友说，“这位谋略家兼野心家，担心他的墓葬会被人盗掘，所以，临终前嘱咐子孙，以首阳山为土藏，不起坟堆，不植树木，不立墓碑，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
　　“这真是虑远谋深，比曹操死后遍设七十二疑冢还要保靠，还要来得神秘，至死还不脱奸雄本色。”我说。
　　“不过，也说明了作贼到底心虚。”文友说，“如果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胼手胝足，辛劳治水的大禹王，还会担心有人去抛尸、掘墓吗？”
　　这种形制的确立，影响到了整个西晋王朝。所以，司马懿父子三人，连同四代帝王，以及统统死于非命的“八王”的陵寝所在，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团。
　　为了一顶王冠，为了争权夺利，生前决眦裂目，拚死相争，直杀得风云惨淡，草木腥膻，死后却连一个黄土堆堆也没有挣到自己名下，说来也是够可怜的了。隋炀帝死得很惨，可是，也还有一盔孤冢留在扬州，“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唐人罗隐诗句）
　　当然，包括“八王”与杨广者流在内，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毫无价值可言，死后那些臭皮囊更是与草木同腐，甚至“骨朽人间骂未销”，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们知不知道他们的埋骨地，似乎也没有什么打紧。
　　有趣的倒是，由于这里“地脉”佳美，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娇妻美妾都齐刷刷、密麻麻地挤了进来，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异的现象：生前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最后统统地都在这里碰头了。像据说是晋人伪造的《列子》中所言：“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元人散曲中也说，“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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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家族（2）
纵有千年铁门槛，
　　终归一个土馒头。
　　关于这一点，莎士比亚也讲了，他在剧作《哈姆莱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说，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谁知道亚历山大帝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哈姆莱特接着唱道：
　　凯撒死了，你尊贵的尸体
　　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
　　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
　　现在只好替人挡雨遮风！
　　莎翁在另一部剧作里，还拉出理查王二世去谈坟墓、虫儿、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头颅中也玩着朝廷上的滑稽剧。我以为，他是有意向世人揭示一番道理，劝诫人们不妨把功名利禄看得淡泊一些。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耐人寻味。
　　而在中国古代作家的笔下，就显得特别直白、冷隽、痛切。旧籍里有一则韵语，讥讽那些贪得无厌，妄想独享人间富贵、占尽天下风流的暴君奸相：
　　大抵四五千年，
　　着甚来由发颠？
　　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的，
　　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
　　日夜宦官女子守定，
　　终久断送你这泼命。
　　说甚公侯将相，
　　只是这般模样；
　　管甚宣葬敕葬，
　　精魂已成魍魉！
　　马东篱在套曲《秋思》中，沉痛地点染了一幅名缰利锁下拚死挣扎的浮世绘：
　　蛩吟罢一觉才宁贴，
　　鸡鸣时万事无休歇。
　　争名利何年是彻？
　　看密匝匝蚁排兵，
　　乱纷纷蜂酿蜜，
　　闹嚷嚷蝇争血。
　　……
　　投至狐踪与兔穴，
　　多少豪杰！
　　鼎足虽坚半腰里折，
　　魏耶？晋耶？
　　他分明在说，社会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应该说，谁也不是。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虚无。败叶飘飞、泥沙俱下之后，总会有精金美玉存留下来。体现着生命自由与人文觉醒的“魏晋风度”，就正是这么生成的。
　　二
　　按说，一个由分裂达到统一的朝代，总该是面貌一新、有所建树吧？那也未必。西晋王朝结束了魏、蜀、吴三国割据政权的统治，实现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可是，“合”了以后，比“分”的时候更乱、更糟，弄得昏天黑地，一塌糊涂。而且，为时很短，整个王朝传了四帝，满打满算，仅仅五十二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短命王朝；如果从它出兵灭吴，到最后一代皇帝被俘，都城沦陷，实际上，统一中国不过三十年。
　　一般地说，一个新兴的政权，总会比垮掉了的旧政权具有活力，具有较高的施政能力吧？西晋王朝却是例外。司马氏为了夺得政权，处心积虑几十年，把一切精力都放到如何谋国，如何篡位上，而当真正登上九五之尊，已经到了第三代，此时恰恰进入了危患重重的瓶颈期。当政者从根本上就不具备那种挽狂澜于既倒的决策能力，到头来，就只有宣告灭亡了。对此，宰相何曾早有预感。一次，他对儿子说：国家刚刚创业，应该朝气蓬勃，才是正理。可是，我每次参加御前会议或者皇帝的宴会，从没有听到谈过一句跟国家大局有关的话，只是说一些日常琐事，这可不是好现象。你们或许可以幸免，到了孙儿那一辈，恐怕就逃不脱灾难了。
　　对于这个王朝的腐败成因，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是这样分析的：“西晋一朝之乱亡，乃综合儒家大族与法家寒族之劣点所造成者也。”本来，两个异质集团结合在一起，其优点、劣点的“存活率”是各占一半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优点未能得到发扬，劣点却充分显示出来。这令人想起英国大作家萧伯纳讲的笑话。一个女演员对萧伯纳说：“如果我们结合在一起，以你的聪明和我的漂亮，生出来的孩子肯定非常理想。”萧伯纳说：“如果反过来，以我的丑陋和你的愚蠢，生出的孩子又将如何？”西晋的结局就正是这样。
　　

血腥家族（3）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往古来今，哪一个王朝的开基创业，不是经过数十载的浴血奋战，惨淡经营，才获取成功，臻于郅治！因此，那些开国皇帝和创业元勋，都是大有作为的一代精英。唯独西晋王朝，是以禅让的名义，未曾动用一兵一卒，就从曹魏手中接管了天下。而第一代当政的司马炎，原本就是一个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又兼到他登上帝座之后，整个朝廷已经没有可用之人，凡是有才能的都被他的父、祖辈的恐怖政策赶尽杀绝，侥幸存活下来的，也都选择逃避、忘却，转移伤恸，遁入清谈，懒于问事了。
　　说到这里，需要就“禅让”一词解释几句。这是魏晋时期一种特别显眼而且层见迭出的政治现象。当时，有个美妙的说法，称为“上袭尧舜”，实际上，所谓“异姓禅代”，就是曲线谋国。
　　公元219年（汉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被曹操打败，上表称臣，并奉劝曹操称帝。本来，篡汉自立，位登九五，这是曹操梦寐以求的事。孙权的劝进，对他来说，自是求之不得的。事实上，汉朝早已名存实亡，曹操手握一切权力，献帝不过是任其随意摆布的玩偶。只是慑于舆论的压力，曹操始终未敢贸然行事，不得不把皇袍当作内衣穿了二十多年。
　　当下，他就找来老谋深算的权臣司马懿试探一番。，说：孙权这小子劝我称帝，这简直是想让我蹲在火炉上受烤啊！司马懿心里是透彻明白的，立即迎合说，这是天命所归，天随人愿。曹操听了，心中自是狂喜不置。可是，还没有等到动手操作，他便“呜呼哀哉”，抛下的篡夺大业只能靠他的儿子来完成了。曹丕继位之后，经过一番“假戏真做”的三推四让，终于在公元220年登上了受禅台，是为魏文帝。
　　此后，司马氏祖孙三代，处心积虑，惨淡经营，心里想的、眼睛看的、天天盼的、实际干的，仍然还是篡夺皇位。魏文帝死后，司马懿又辅佐了明帝曹睿、幼帝曹芳。最后，这个四朝重臣终于按捺不住了，趁着曹芳外出祭祀机会，假借皇太后的命令，在城内指挥政变，铲除了政敌，独揽了曹魏王朝的军政大权，曹芳名义上还是皇帝，实际上成了傀儡。曹氏宗室被迫迁居于洛阳城内，不准相互往来、自由进出。
　　司马懿死后，相继由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执政，他们竟然用灭族的惨刑，杀戮曹氏集团中人。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黜曹芳，立曹髦为魏帝；六年后，司马昭又杀了曹髦，立曹奂为魏帝。265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完全按照“汉魏故事”进行禅代，从曹奂手中夺得了皇权，是为晋武帝。
　　一百五十五年以后，宋主刘裕“依样画葫芦”，接受了东晋恭帝的“禅让”，即皇帝位。一切处置“皆仿晋初故事”。恭帝被废为零陵王，第二年就被刘裕杀掉了。
　　从公元220年曹魏代汉，到公元420年刘宋代晋，二百年“风水轮流转”，历史老人在原地划了一个魔圈。三次朝代递嬗，名曰“禅让”，实际上，每一次都是地地道道的宫廷政变，而且伴随着残酷、激烈的流血斗争。
　　三
　　晋武帝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后，接受曹魏没有分封诸侯王，致使皇室孤立，失去应有的屏藩的教训，封建皇族二十七人为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大都是野心家，他们有封地，有武装，有的还掌管着中央或者地方的军政大权，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割据势力。结果，不但不能屏藩帝室，反而成为皇族内乱的根源。
　　待到司马炎一死，统治集团内便发生了争权夺位的斗争，太后与皇后、皇后与太子、中央与诸侯王、诸侯王与诸侯王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军事混战与政治残杀。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八个诸侯王参加夺权，互相攻伐，如百兽狂斗，群魔乱舞。他们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史称“八王之乱”。　
　　继承武帝的是惠帝，即“白痴太子”司马衷。他只知道寻欢作乐，坐享其成，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十多岁了，还认不上几个字，经常是，上午教会，下午又忘了。宫人们背后说他“蠢钝如猪”。有一次，随从们说，老百姓灾年日子难过，许多人都饿死了。他却奇怪地问：“这些人怎么这么呆？他们怎么不吃肉末粥呢？”由这样一个痴乜呆傻的人来做皇帝，必然沦为“聋子的耳朵——配搭”。
　　

血腥家族（4）
傻皇帝登极之后，一切实权都由他的骄横跋扈的外祖父杨骏把持着。而他的皇后贾南风，也不是个让人的角色，更是野心勃勃，阴险凶悍。她拉拢其他几个皇室成员，兴风作浪，要拼死争夺最高权力。一个槽上拴着两匹尥蹶子的马，那还能安稳吗？于是，西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便拉开了大幕。
　　杨骏一当大权在握，便迫不及待地树立个人威信，极尽拉拢之能事，他把全国官吏，全部提升一级，参加了皇帝丧事的提升两级；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又都加封为关中侯。这引起了群臣的非议。有的说，三皇五帝到于今，还没见过皇帝尸骨未寒，就给臣子论功加封的。于是，贾皇后便乘机出来干预，联络了几个忌恨杨骏的藩王和大臣，通过制造杨骏“阴谋谋反篡位”的舆论，逼令惠帝颁下###诏书，命令楚王司马玮和东安公司马繇一起发兵，杀进相府，将躲藏在马厩中的杨骏刺死，同时捕杀了他的亲属、死党，诛灭三族，达几千人。这是“八王之乱”中的首次祸乱。
　　紧接着，贾后又阴谋制造了第二次祸乱：她假惠帝之诏，召令汝南王司马亮入京，与开国###卫瓘共同辅政，借以掩饰后党掌权的真相。不料，司马亮上台之后，便学习杨骏的作法，大封党羽，光封侯的武官就有一千零八十一人，有的竟连升三级。对于司马亮专横跋扈，作威作福，许多人都气愤不过。尤其是贾后，认为她的权力已被架空，便再次逼迫惠帝颁发诏令，命令楚王司马玮火速进京，发兵###司马亮和卫瓘。司马玮对于司马亮和卫瓘，早已恨之入骨，巴不得立即把大权夺过来，于是，很快就把两个人杀害了。
　　面对这种滥杀的场面，文武百官都仓皇失措，莫知所以。为了防止重新出现藩王专权的局面，贾皇后听信了太傅张华的进言，又以“专权擅杀”的罪名，处死了剽悍嗜杀的司马玮，连同他的亲信，都被夷灭了三族，送掉性命的多达数百人。就这样，卸磨杀驴，获兔烹狗，贾皇后一个个地铲除了###、强藩，终于达到了独揽朝纲的目的。
　　当时面临的最大课题，是由谁来继位接班。贾皇后虽然骄横妒悍，却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才气与胆识，她不敢自身临朝问政，但又绝不甘心由已定的东宫太子继承皇位。经过一番周密策划，终于把太子椎杀了。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只好声称是太子自裁，结果，扮演了一场“猫哭老鼠”的闹剧，哀恸逾常，并以王礼下葬。但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结果又导致了第三次祸乱。贾后谋杀太子的阴谋败露后，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冏，兴师问罪，当即捉住贾后，逼着她喝下一杯金屑酒。临死前，贾后恨恨地叹着气，说：拴狗要拴狗脖子，我却拴了狗尾巴；杀狗要杀老恶狗，我却只杀了几只狗崽子。老娘今天死了，算是活该！
　　司马伦不学无术，庸碌无能，却野心勃勃，凶残毒狠。他一面大开杀戒，乘机把所有的冤家对头一一送上刑场，一面将他的几个儿子全部封为王侯，自己出任相国，接着，就从惠帝手中夺取了御玺，称帝自立。尔后，又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官雨”，不仅遍封了徒党，而且，连拥戴他的奴隶、士卒也都赏赐爵号，一时受封者达数千人。
　　赵王伦称帝才一个多月，齐王司马冏便首先发难。他是参加过废除贾后的政变，立有大功的人。为了笼络住他，赵王伦又连续加封他为平东将军、镇东大将军，但他哪肯就此罢休，便又联络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共同起兵###，六路大军直逼洛阳，战火燃遍了黄河南北。于是，掀起了第四次祸乱。司马伦兵败被杀，白痴皇帝司马衷重新登上皇位。这场“三王内讧”，历经六十五天时间，死亡达十万人之众。
　　在齐王司马冏执政一年多的时间里，司马氏诸王之间争权夺势的斗争更加激烈，继续相互混战，导致了长沙王司马乂反对司马冏的战争，这是第五次祸乱。结果是洛阳城内飞矢如雨，火光冲天，经过三天的混战，司马冏连同其党羽两千多人被杀。
　　

血腥家族（5）
长沙王司马乂掌握中央大权之后，又爆发了第六次祸乱。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联合出兵###司马乂。连续作战三个多月，死伤八、九万人，最后，司马乂被烧得红红的炭火活活地烤死。
　　长沙王司马乂死后，河间王司马颙在长安任王朝的太宰、大都督；成都王司马颖却在
　　邺城被立为皇太弟，成为皇帝接班人，担任丞相并都督中外诸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