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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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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雷雨天气等等，都得在地面做好处理预案，并熟记在心。假若飞行过程中发生上述某种情况，就能迅速而有条不紊地进行处理。这是毛泽东主席一贯的战略方针：“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飞行人员在空中发生特情之后才来考虑如何处理的话，一般情况下时间是不允许的。 出国飞行，语言的障碍也会给飞行安全造成威胁。我们虽粗学了点英语，但词汇是很有限的，离随心运用的程度相差甚远。所以，翻译时出现错误是难免的。再加上我们自己主观上的想当然，把“东施”误听为“西施”也就不足为奇。 埃及的开罗是个旅游胜地，机场非常繁忙，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飞行员为了争取时间，总是抢着降落。本来他的飞机离机场还老远，就在无线电里一个劲地叫着要落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地面指挥员有时照顾他先降落。有回试飞，我们本应该先进入着陆航线，可地面指挥我们： “保持高度右转弯。” 让我们在机场上空转圈子，给另一架飞机让路，与我同飞的一位通讯员听成了： “可以降落左转弯。” 他想，我们的前面并没有其他飞机，指挥员当然指挥我们进入着陆航线啦。所以同一句话，翻译出两个完全相反的意思，我们请地面重复了一遍，才肯定为： “保持高度右转弯。” 不然，两架飞机抢一条跑道，那可就热闹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一次，飞机停留仰光。夜间，我匆匆忙忙从床上爬起来到机场去换岗，迷迷糊糊地忘了带护照，快到机场才发现。我们住在城里，离机场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我抱着侥幸心理硬往机场里闯，被门岗拦住不让进，无论跟他怎么解释都毫无作用。我灵机一动，从口袋里摸出美元递过去，这下可比护照还管用，他立马网开一面放行，可有一个交换的条件： “我还有一个小时下岗，在这一个小时内，你们不能给我找事。” 这样的警卫人员，怎么能让人安心去睡觉呢？所以我们每到一地，不像国外飞行员那样，西装一换进城跳舞享乐去了。我们总是24小时轮流在飞机四周值班。虽然大家比较辛苦，但我们的专机飞行从未发生过任何问题。至今回想起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作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的专机飞行人员，我们无愧于党和人民。”
“红色空中小姐”（1）
他转头看了看窗外，证实我的话是对的，才慢慢合上书，欠身站起来。 “好啊，轰我走啊？” “不是我轰您呀，是下面首长都等着您啦。” 我叫郭桂卿，在专机上工作近20年，是新中国第一批专机服务员。 说是第一批，其实才两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位叫王淑芳的同志，我们两个首开了“空中小姐”的先例。 那时候飞专机的任务很多，我们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的机会也很多。岁月流逝，我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一位白发奶奶。但美好的往事却像一杯醇酒，年头越是久远记忆越发清晰。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毛泽东主席在老百姓心目中、在我们的心坎里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人，后来，我成为空中服务员经常接近毛主席才知道，毛泽东主席虽是众所周知、举世无双的伟人，其实也是个普通人。他是质朴勤俭的农民，是孜孜不倦的学生，是钟情的丈夫，是善良慈爱的父亲，还是语言大师、幽默大师…… 第一次上飞机为毛泽东主席服务，除了激动、兴奋，还有害怕。那害怕是因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一种不敢沐浴“圣光”的心理。 远远望见毛泽东主席的汽车朝飞机开来，心便呼呼地在撞击声中摆动。趴在窗口望着毛泽东主席一步步向飞机走来，待毛泽东主席到了飞机门口，便一个箭步窜到放工具的小舱里再也不敢露面。一路飞下来，我只是一路矛盾着斗争着要不要去打开那扇连着客舱的小门。门却始终是开着的，当然，根本就谈不到执行自己的公务了。好在作陪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并不怪我，他亲自为毛泽东主席端水倒茶。直到毛主席下了飞机，我才从小舱里冲出来，跑到机舱门口，探出半个身子，目送着毛泽东主席一步步远去，不想就在毛泽东主席即要登车的一瞬，他猛然回头，视线与我跟踪他的目光碰在一起。 “她是谁呀？” 毛泽东主席转回头，问跟在身后的副参谋长何廷一。 “哦，是服务人员，空中服务员。” 何廷一随着毛泽东主席的视线看见了我。 “空中服务员？红色空中小姐！” 何廷一向我招招手，我鼓起勇气走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因为毛主席个儿高，看我的时候微微弯着腰。 “叫什么名字啊？” “郭桂卿。” “郭桂卿，男娃的名字嘛。我看叫郭子仪吧，知道郭子仪吗？看过《打金枝》没有？郭子仪可是位民族英雄哪。” 这就是我见到的毛泽东主席，普普通通、随随便便、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的一位胖老头。 近年有关毛泽东的一些纪实作品问世以前，毛泽东主席的伟大、英明，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毛泽东主席的幽默、诙谐却鲜为人知。人们无法将伟大同诙谐联系在一起，他们也从来就不会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传统观念里，伟人就是那种古古板板的“正人君子”，那种只有思想没有情趣、满嘴哲理而无调侃的“蜡味”人。尤其是林彪发明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名言”以后，谁还会想到毛泽东主席竟是一位出色的幽默大师呢。 当然，不接触也就不能了解，我多次在专机上为毛泽东主席服务，彼此之间比较熟悉，言谈也就很随便。有一次，主席同我们闲聊，其实，毛泽东主席不看文件不看书而闲聊的情况是很少的，有时气流不好，飞机摇晃颠簸，影响视力，我就从主席手里把书“抢”下来。毛主席笑笑不吭声，也不反抗，当我一转身干别的去了。他就又拿了书读起来。聊天的时候并不是很多。 …… “你有几个小孩子啦？” “什么？！” 我不相信毛泽东主席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毛主席笑眯眯地又说： “你有几个小孩子啦？” “我还没结婚呢！” 这回我可弄准确了，红着脸回答。 “没结婚就没有小孩啦，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 在场的叶子龙、何廷一都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主席更是笑得仰倒在椅背上。 天生乐观、开朗、直率、随意的人，很少因为自己官高位显的特殊身份而压抑自己的感情，乐了，开怀大笑，悲了，痛哭流涕。只有那些心胸狭窄，喜欢伪装的人，为达到一己微不足道的目的，高兴时不敢笑，痛苦时不敢哭，生活得既沉重又辛苦。 毛泽东主席属于前一种人，从不处心积虑地去维护领袖“形象”。有时候，毛泽东主席坐飞机间隔时间长了，一见面他便亲亲热热招呼我：“小郭呀，好久没见到你呢，你好吧？” “主席，您老不坐飞机，怎么能见到我呀。” “嗬，只有坐飞机才能见到你呀，你上我那里去嘛。” “你那里高墙深院，警备森严，我们连大门都进不去呢。” “这个问题好解决，你在大门口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不就成啦。” 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去过中南海。等到想去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用不着在门口打电话，只需手持一张参观票，顺序跟进就成。隔着窗户玻璃，看见当年毛泽东主席的起居室里，一张木板床上堆放的书籍，床上铺着的粗白布床单，联想到飞机上的那张床，那些书，以及毛泽东主席那开怀大笑的脸，两行热泪就止不住流下来。 。。
“红色空中小姐”（2）
毛泽东主席是独一无二的，他所拥有的性格、特点，也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独一无二的性格、特点造就出现当代史上独一无二的毛泽东。 有一个故事，说毛泽东主席还在做学生的时候，为锻炼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特意坐在喧闹的地方看书。这个故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但毛泽东主席在嘈杂的环境里，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除后天有意识的培养锻炼外，可以排除先天的因素吗？无论先天具备还是后来培养，毛泽东主席一旦集中精力，不管发生什么事对他都毫无影响那可是千真万确的。 60年代，毛泽东主席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人，可只要拿起书本仍旧是那样专心致志。毛泽东主席那时正在攻读英语，在飞机上经常捧着书本学习，那个认真的态度我们看着非常感动。有一回他从飞机起飞不久开始学，直至下滑、着陆、地面滑行，一直到停机坪停稳。他竟全然不知。我们不忍心去打搅他，坐在旁边，静静地等待着。半小时过去，毛泽东主席仍旧紧锁双眉，嘴唇不出声地动着，边看边读。可是那次偏偏有当地领导人到机场接他，他们等在飞机下面焦急地踱来踱去。我想这些领导人都很忙，几个人等主席一个人也不妥当，就开口提醒主席： “主席，我们已经落地了。” “嗯？落地啦？” 他转头看了看窗外，证实我的话是对的，才慢慢合上书，欠身站起来。 “好啊，轰我走啊？” “不是我轰您呀，是下面首长都等着您啦。” 我明知道毛主席不过开开玩笑，但还是迫不及待地解释我的理由。毛泽东主席也不接我的话茬，自顾自地继续说：“也不留我们吃饭，小郭真是小气。不留我们吃饭我们就走吧。” “主席，欢迎您再坐我们的飞机。” 走到机舱门口的毛泽东主席举起右手向我摆了摆。这只手曾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向着广场上那沸腾的人群，向着全中国劳苦大众，向着全世界瞩目北京的人们，无论他是敌人还是朋友，毛泽东主席都向他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双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巨手，同时又是一双充满人间温暖的手，通过这双手，传递着他的体贴和柔情。 尊师长、讲孝道，这是中国文化养育的美德。毛泽东主席虽然是封建社会旧制度的叛逆者，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但传统美德仍旧在他的身上熠熠放光。他称青年时代的老师“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将来永远是我的老师”。当他重返离别了32年的故土，祭扫父母的墓地时久久地徘徊不去，长时间沉默不语。毛泽东主席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尊老爱幼，要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有一回毛泽东主席非常严肃地问我： “小郭呀，给家里寄钱吗？” “不寄。” 我无所谓地回答。 “不寄可不行啊！父母养育你十几年不容易，可不能忘了父母的抚育之恩哪。” 毛泽东主席从来没有这样板着脸孔跟我说话，我惶惶不安地告诉他： “我们家里不要我的钱。” “给家里写信吗？” “写信。” 看见毛泽东主席的表情缓和一些了，我的心才踏实一点。毛主席又嘱咐我： “一定要经常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儿行千里母担忧’，不然，父母会挂念担心，不要给老人家平添忧愁。” 也许是人到老年容易多愁善感，也许是懊悔当年不曾在父母跟前尽孝心，也许是老年思子，总之，毛泽东主席不仅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明领袖，一代人杰，也是一位仁慈的长者，宽容的父亲，体贴的丈夫。这就是我眼里的毛泽东，我心中的毛泽东。
决裂（1）
夜晚寒气刺骨，我们机组突然接到起飞命令，大家迅速收拾行装，在夜雾沉沉之中飞离莫斯科。 我们了解到苏共新的领导班子执行的仍旧是赫鲁晓夫的路线，中国代表团与苏共新的领导人不欢而散。 耳闻不少有学之士称周恩来为“天下第一总理”，这并非指中国人口众多而言，而是指周恩来天生的总理才能而言。但也有一些人对周恩来总理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有不同看法，并推论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性格所决定的。我在飞机上多次为周恩来总理服务，有机会从旁观察了解周恩来总理的工作习惯、性情性格。从我所见所闻看，工作并非周恩来总理的特殊嗜好。他兴趣广泛，爱好甚多，并非不喜欢娱乐、不愿意交友的孤傲冷僻之人，至于休息甚少，也不是他的本意，他完全是被形势所迫，被环境所迫，被现实所迫。因为他对党对人民有一腔热血、一颗忠心。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形势虽然政治热情高，但经济形势却岌岌可危，没有一处“伊甸园”，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每个角落都笼罩着饥荒的阴影。赫鲁晓夫又后院放火，跟在周恩来总理屁股后面讨债。在这样的形势下，周恩来总理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视察，了解民情，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每到一地，大到方针政策，小到播什么秧，撒什么种，都要一一过问。粮食问题，是国计民生的头等重要问题，关系着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如果百姓逃荒要饭，流离失所，共产党的政权何以维持，是小事情吗？ 记得周恩来总理的时间安排得既科学又合理：他上了飞机便躺倒休息，飞机一停稳，当地的党政干部就聚在飞机上开会。 周恩来总理习惯于头高脚低，我们服务员都知道他的这个习惯，总给他垫两个枕头，有时还放三个，他才感觉舒服，很快入睡。 本来，周恩来总理是个文质彬彬、极有修养的人，讲话从不高声嚷嚷，可那个时期，他心里急呀，说话的嗓门就像开闸的洪流，声音高，音节急，常常讲得声音沙哑。 不知是不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间有君子之约，邓颖超虽然身居国家高层领导岗位，但却从不见她过问周恩来的工作。在飞机上，无论周恩来同谁谈话，除非家长里短地唠嗑外，她绝不插言。可听到周恩来总理那沙哑吃力的声音，她着实心疼，不得不提醒周恩来总理： “恩来呀，你不要着急，声音小点，喝口水，慢慢讲。” “不要紧，没有关系。” 倒也管用，音量小了。可说着说着激动起来。又控制不住了。邓颖超怕人家误解了她，不再说什么，叹口气，吩咐一声： “给他送杯水去吧！” 我从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自带的小茶叶里取一小撮茶叶放在杯子里，冲了水送到周恩来总理面前。 困难时期，毛泽东主席自行限定不吃肉，周恩来总理不但不吃肉，坐飞机时还拒绝喝招待茶，其它如茶叶类的消费品也都自备，不然就自己掏腰包付钱。上了飞机他不忘把自带的茶叶交到服务员手里，嘱咐我们： “以后冲茶用我带的这个。” 刚开始，大家都没当回事，招待茶和周恩来总理自带的茶随意用。不想周恩来总理是品茶专家，喝一口就知道我们用的什么茶。偏偏他又是个做事极认真的人，既用了招待茶，就非要付钱不可，我们认为根本就没有那个必要，就劝周恩来总理： “总理，不过用了那么一小撮招待茶，下次注意就是了，也用不着付钱嘛。” “不喝招待茶，这是我自己订下的规矩，小郭呀，人要‘言必信，行必果’，我不能给全国人民做坏的榜样。” 直到坚持付了钱，而且连带他自带的那部分茶叶也付了钱（他说那无法分得清，一起付），这才罢休。为了不让周总理再多破费，以后大家都很小心，不再用招待茶为周恩来总理冲水。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之路。这是毛泽东主席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总结多年斗争实际的经验，制定出的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共产党与国民党所进行的几十年的斗争，都是以农村而且是偏远落后的农村为根据地。部队从一个山头转到另一个山头，从一个村庄进入另一个村庄，总是在农村与山野中兜圈子。 全国解放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相当一部分文化不高、甚至没有文化的干部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过去，他们扛枪打仗英勇顽强，足智多谋，经验丰富，可对搞建设、抓经济、谈外交等新的任务懂得不多，或者根本不懂。这有个学习的过程，有个适应的过程，有个积累经验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造成了工作中的某些盲区。总理全国几万万人民衣食住行且责任心极强的周恩来怎么能够放手不管呢？况且，这个过程的完成因个人的各种因素和条件不同，所需时间的长短也不同，有的人几年乃至十几年才能完成这个转变，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周恩来总理的工作习惯也养成了，再让他改变也是困难的。 周恩来总理细致、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不排除有先天性格的因素。正是他先天性格和工作环境的有机结合，才造就出他这“天下第一总理”。 我保存着一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彩色照片，“文化大革命”时期称之为“三巨人”。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同志，现在提起“三巨人”，保准都知道指的是这帧照片。
决裂（2）
照片的背景是一架苏制伊尔－18飞机，机门洞开，舷梯架在机门口，一个手提行李箱的人，正欲走下舷梯。而我则藏身于洞开的机门后面。因而把拍下这帧照片的情形看在了眼里，得知由于周恩来的细心与敏锐，弥补了看来是小事然而非小事的失误。 画面上，毛泽东主席十指交叉，自然拢于胸前，周恩来总理手捧以马蹄莲为主的一束鲜花，朱德委员长身着呢大衣垂手站在总理身旁。他们相对而立，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四目相望，好似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 这不是一帧简单的生活照片，这有复杂的政治背景。 1964年11月5日，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由团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乘坐伊尔－18专机，从西郊机场起飞，前往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典。代表团的团员有刘晓、伍修权、乔冠华，还有康生。由于越南党政代表团也乘坐我们的专机同行，所以飞机上的服务员除我之外，还有另一位。 在此之前，我国与苏共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斗争，双方争论相当激烈。就在1964年，我党连续公开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即著名的###。这种共产党阵营公开论战的局面，都是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以后一手制造的。 赫鲁晓夫野心勃勃，企图将中国纳入他的控制之中，要在中国建立核潜艇基地，长波电台，美其名曰：与中国搞“联合舰队”。毛泽东主席面对赫鲁晓夫的敲诈，始终坚定地维护着我国的民族利益，同他面对面地作斗争。 苏联单方面撕毁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国家新技术协定，废除343个专家合同、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的有关技术资料。在专家撤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合作项目的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甚至“连张纸片也不留下”，他们以为并公开宣称：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离苏联人的预言仅仅5年！ 还有一个预言，那是毛泽东主席的预言：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自立于民族之林。 毛泽东主席的预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人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智慧以及宝贵的鲜血和生命，使茫茫戈壁上那朵冉冉上升的蘑菇云、使寂寂荒野的那声惊天巨雷，震撼了全世界。同时，也震动了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 很巧。也是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苏联塔斯社正式宣布：尼基塔·赫鲁晓夫被解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在这样的一种政治背景下，我国党政代表团飞往苏联，参加由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主持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典。 由列·伊·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阿·尼·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并没有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立场。一次告别宴会上，一个苏联元帅竟提出要撤换毛泽东。 周恩来总理勃然大怒，提出强烈抗议。 回国时莫斯科的冬天白雪皑皑，尤其夜晚寒气刺骨，我们机组突然接到起飞命令，大家迅速收拾行装，在夜雾沉沉之中飞离莫斯科。 我们了解到苏共新的领导班子执行的仍旧是赫鲁晓夫时期的路线，中国代表团与苏共新的领导人不欢而散。飞机在莫斯科时间22点起飞，经过依尔库茨克，第二天即11月14日下午，北京时间16点10分左右，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周总理归来。 毛泽东主席亲自赶赴机场迎接周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并非一件寻常事。建国几十年间，毛泽东主席公开到机场接客人的次数屈指可数。不公开的时候有，也不多，那主要是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党、政领导人来北京，毛泽东主席有时会不公开地到机场迎接。这时师领导便有意安排那些没有见过毛主席的同志到机场值班，以便能够见毛主席一面。 这回，毛泽东主席亲自到机场，主要是为了表明中国的原则立场和坚定态度，让苏联人知道，中国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一如既往，不会改变。 当周恩来总理走下飞机时，我藏在机舱门后，看见毛泽东主席率众走向前，他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战友，热烈握手，亲切问候。少先队员跑过来，向周恩来等代表团成员献花。接着，代表团和迎接的人在飞机一侧随意站成一行，照了一张集体合影，便向停靠在不远处的小汽车走去。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边走边亲热地交谈。 摄影记者尾追着按动了快门。可能是因为以前周恩来总理经常拒绝拍照，而给记者们造成心理障碍，所以不敢正面抢镜头，尽管按动快门的响声不绝于耳，但周恩来凭直觉知道记者们并没有拍下一张理想的有现实意义的照片。他放慢了脚步，甚至慢到几乎停止向前迈步。毛泽东主席开始略一迟疑，随即便心领神会，也停下了他那两条长腿，半侧身与周恩来总理相视而笑，这时，机敏的新华社记者不失时机地飞步跑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正面，对好焦距，按下快门，为我们、也为后人留下了满面春风、开怀大笑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一起的历史瞬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决裂（3）
这张照片现在不仅具有它当时所具有的新闻价值，也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它成了我们大家的一份宝贵遗产。我将把我珍藏的这幅照片，传给我的子孙后代。 大自然使西伯利亚的寒流名不虚传。冬季，那里冰天雪地，零下三十几度是常温。我们到了西伯利亚，恨不得整个用棉絮包裹起来，连鼻子眼睛都不愿留在外面。 周恩来总理在零下三十几度的室外参观，居然上身只穿件毛衣，连毛裤都没穿，只在衬裤外面加了条秋裤。脚上一双单皮鞋，光着头，别说是狗皮或是其它什么皮的帽子，就是一顶普通布帽也没戴。 不戴帽子，不是没有帽子，据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当年进城之时，为了应付各种场面，周恩来总理置办了一次服装，其中就有几顶特意制做的帽子，但这几项帽子却从未派上用场。有知情的同志分析，周恩来总理不愿戴帽子，是因为他体内热度高，抗寒能力强。当然，这个基本的因素是不能排除的。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恩来总理向来注重仪表仪态，他不愿让一顶帽子影响了整体美。 一次，飞经西伯利亚作短暂停留，在国内，我们为周恩来总理预备了皮帽、呢帽、布帽共三顶帽子。那天刮着大风，寒风刺骨，冷气逼人。我们把机门关得严严的不敢往外看，好像看一眼那冷气便会透过眼睛侵入全身。苏联方面有人在机场迎候周恩来总理，我帮他穿上一件带皮领的灰大衣，把那三顶帽子拿出来顺序搁在周总理面前。 “总理，您戴哪一顶呢？” 周恩来总理不吭声，拿起放在中间的呢帽走到镜子前，认真地戴在头上，正面看看，侧过头左面瞧瞧，右面瞅瞅。然后，不满意地摘下来扔在一边。再拿起那顶布帽，又如此这般地在镜子面前从各个角度审视了一遍，结果还是不满意，最后拿了那顶皮帽在手，翻过来掉过去地欣赏了一番就扔在了一边。 “总理，您就戴这顶呢帽吧，我看这顶呢帽很合适。” 一般情况下，在周恩来总理面前我们都不多嘴，工作小心谨慎，因为周恩来总理做事认真、严谨而又有条理，他平时在生活方面又干净、整洁、利落，所以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在他的桌面上，是绝对不能堆放得杂乱无章的，凡用过了的东西，都得及时收走。有回给周恩来总理喝了一碗麦片粥，当时我也不知忙什么去了，周恩来总理竟自己把碗送到了配餐间。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这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从此不忘及时整理干净周恩来总理的房间桌面。 这回，我看周总理对哪顶帽子都不满意，心里有些惶惶然。总理对我的建议好似很赞同，他重又拿起呢帽，走到镜子前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我这才放心，便拿了其余两顶，准备放回衣箱里。就在我这一走神的空档里，本不情愿戴帽子的周恩来总理迅速地从头上抓下帽子扔在沙发上，很快地走向机门。我发现后返身跟过去一把没有抓住，他就下了飞机，我又不能追下飞机去，只好冲着周恩来总理喊： “总理，您戴帽子！” “不要紧。” 事实证明，西伯利亚的寒风对周恩来总理也无可奈何。 在周恩来总理的一生中，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无论是“寒流”还是“龙卷风”，在气度非凡的周恩来总理面前，都只能偃旗息鼓。周恩来用他的大智大勇和光彩照人的形象征服了全世界。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9·13”事件之后（1）
空军有那么一群为祖国航空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贡献出了毕生精力和全部热情的老同志。现离职休养的原空军副参谋长杨扶真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从1946年进入东北老航校算起，到1986年因病退出工作岗位，由一个朝气勃勃的热血青年，到一个霜染两鬓的迟暮老人，整整走过了40年。40年的岁月既漫长又短暂。40年，是一个人的大半辈子。他从普通飞行员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他人生的旅程，历任中队长、大队长、团长、师长、空军副参谋长。飞行五千多小时。他幸运地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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