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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炒房团-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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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来了！（1）
清瘦的马津龙早已被公认为最知名的温州草根型学者。之所以称作草根型，并非因为他属地地道道的温州人，而是因其对温州发展脉象极精透的认知。在温州风雨飘摇时期，马津龙一直担任市委政研室主任，后任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缘于此，他可能是近些年来受邀游走四方宣讲“温州经验”最多的温州人。
我和马津龙熟识多年，彼此曾无数次坐而论道，切磋心得。我由衷地说：“老马，点评温州，你的判断总是对的。”
“然而，我绝没有料到，在20世纪末及本世纪初，温州人竟然会靠炒房大大地掘了一桶金。这或许是迄今我对温州问题唯一的一次判断失误。”2004年4月，为了正搅翻半个中国的温州炒房团话题我第N次来到温州与马津龙坐而论道，他向我说这番话时，颇有些神色黯然。
“按一般经济学规律，盖房不如买房，买房不如租房。”老马告诉我，这笔账他仔细算过，租房肯定是最划算的。前些年，他和妻子就曾一直住在市中心温州大厦一套租来的90平方米的房子里。几乎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温州乡亲组成的炒房军团从他的眼皮底下浩浩荡荡地呼啸而过。
终于，老马痛失了一回前蹄。事实上，在温州跃入中国改革舞台的20多年里，“胆大妄为”的温州人从来是让经济学家们大跌眼镜的。
几年前，两位长期追踪温州现象的新华社记者在《温州悬念》一书中对温州及温州人最初的神奇崛起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许多地方———无论是都市或穷乡僻壤，冒出了一批批神秘人物，他们操着奇怪的方言，喜欢聚居，行色匆匆。在他们身后浩浩荡荡尾随而至的，是铺天盖地、五光十色的各类小商品。至今人人尚感紧缺、当时更为稀缺的货币，一点一滴地装入了这伙人的囊中。
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想干什么？
顺着歪歪扭扭的行进路线，好奇的目光聚焦到了同一个地方：温州。
差不多20年后，温州人竟翻版了极为类似的“淘金”之旅。
他们再一次从故乡出发，水银泻地般长驱直入，东及上海，西抵喀什，南到芒街，北至哈尔滨，千里奔袭，攻城略地。与当年相比，其差别在于他们不再是面色谦恭地兜售低廉日用品的行商走贩，而是衣衫光鲜、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的阔佬。他们目光炯炯、胸怀大志：欲将天下房产一网打尽！
温州炒房团，响亮的旗号足以令人生畏。至今，南北媒体关于这彪温州军团的追踪特写、深度报道无数，笔端之下，其手段老辣、风卷残云的气势非“疯狂”二字不足以形容。然而，细细翻阅后你会发现，所有此类报道的字里行间，几乎找不到几个炒房者完整的姓名，没有准确的时间，没有详尽的地点，令你始终对自己所看到的描述与真相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大深感困惑。也许正缘于此，飘忽不定的朦胧便留下了无限的想像空间，亦幻亦真的故事恰恰成就了惊世骇俗的传奇。
不妨让我们一起重温其中几则广为传播的最为经典的传奇片段。
【炒房故事一】 买房如买菜
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仅两天就被温州人一抢而空，成交近亿元。
杭州：西子湖畔每平方米逾万元的“黄金房产”的主人大多是温州人。
重庆：温州人漏夜排队抢购时代广场，最多一人买下一个楼层1000余平方米的商铺。
昆明：瑞安人朱某独吞1000多个摊位。
喀什：至少1000温州人吃下喀什商贸城半壁江山。
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推出的钻石豪宅“海名轩”为维多利亚港地标，每平方米均价港币7。5万元，每套最低价格1500万港元。境内买家共购得43套，其中上海人买走7套，而无名温州地产操盘手竟不声不响地将11套收入囊中。
……
【炒房故事二】 神秘女子的900万“私房钱”
灿烂一笑双眼如弯月一般的叶莎娜是上海一家顶级别墅楼盘的售楼小姐，她供职于此已有6年，在这个行当干这么久不跳槽的并不多见。销售部经理对叶小姐颇为器重，即使在上海滩楼市低迷的那段时间也百般挽留她。原因很简单，她的一双媚眼对有钱的男性客户十分管用，往往是最有效的促销利器。
谈及自己“靠眼睛营销”几乎无往不胜的业绩，叶小姐总是笑声朗朗、花枝乱颤，极富感染力。“大概仅有一次，仅仅一次，我的眼睛都没来得及放电就做成了一张大单，”说到这，叶小姐的语音带着些许遗憾，“那场面，难以忘怀。”
记得是一个雨后的下午，快5点了，楼盘展示大厅里空荡荡的，叶小姐就等着下班走人。“还能看楼吗？”抬头，眼前站着一位不知何时蹩进来的中年妇人，头发高高盘起，发型有点土，手里提着一只红蓝相间的编织袋，抹着口红的双唇间露出一排黄黄的牙。
“您没有走错地方吧？”叶小姐知道，自己脸上浅浅的微笑撑不了太久。
“不会的，我的温州同乡给的地址，上周他在你们这儿刚买了套别墅。”
“我们的楼盘每平方均价一万二，每套别墅最低也得250万元。”叶小姐告诉自己，再微笑30秒。
“我知道，我已经看过你们楼盘的资料，想买A4、A7、B2这三套，总共900万元左右吧？”眼前的黄牙女人同时把手中的编织袋拎到了柜台上，看得出，有点沉，“这是20万订金，不知够不够？”
“就您自己一个人吗？这、这么大的事不需要和先生商量一下吗？”叶小姐发现，自己原来如此缺乏与女性打交道的经验，语调竟也变得不太流畅起来。
“没事的，这900万是我的私房钱。”
签完字，神秘的中年妇女如梦一般地消失了。叶小姐呆呆地念叨：温州女人，900万；9
00万，温州女人。
【炒房故事三】 数钱数得手发抖
温州苍南人刘先生的炒房流程在温州炒房团中既最普通也最富代表性，而这一流程基本上就是一个快速“生产”钱的流程。
刘先生原是苍南县乡间一位有些名声的修表好手，1992年到杭州打天下，买了四季青服装市场一个摊位，改行卖起价廉物美的时尚手表。1999年，杭州楼市启动，他用摆手表摊挣的钱买了均价每平方米2000元的18套住房，每套约70平方米上下，靠银行按揭首付20％，一共掏出50万元。然后再花了一笔钱将所有住房简单装修，每套出租平均月收入1200元。一进一出抵消按揭月供后，18套住房每月还能给刘先生产生利润约5000元。2003年7月，房价已猛涨了一倍多，刘先生把18套房子悉数抛出，净赚280万元。两个月后，他又和几位苍南同乡相约潜入房价“洼地”苏州，以280万元作本钱，再次吃进一批闹市商铺，刚过半年，又是涨声一片。
“8年摆摊挣的只是4年炒房的零头。你想想，280万！数钱数得手都发抖！”刘先生兴奋地做了个极度夸张的手势，“这钱膨胀的速度就像爆爆米花———嘭！”
【炒房故事四】 腰上挂满钥匙的人———
所谓“腰上挂满钥匙的人”，意指温州某些炒家购置房产无数，并将其钥匙环挂于腰间。这等故事曾见诸多家媒体，情节类似，唯一的差别是腰上所挂钥匙的多寡。版本有几种，有挂22把的，有挂35把的，有挂50把的，最惊人的是72把。
我一直怀疑这类报道的真实性。20世纪80年代，一夜暴富后的温州人10个手指戴满黄灿灿金戒指的故事听说过，而腰上挂72把钥匙，有这个必要吗？真想炫耀，就当是勋章直接挂在胸前岂不更酷些？一位上海的圈内朋友向我证实，在当地，他还真见过腰间挂着60把钥匙的温州炒家。这位朋友描述道，此人的房产几乎全部租了出去，但极敬业，每天的唯一工作就是按照钥匙的顺序，挨家收租金。一天两户，轮一圈，一个月正好做完功课。此人其貌不扬，和颜悦色，虽然家产数百万，却很节俭，一般舍不得“打的”，每次都是挤公交车上门收钱。如果不知底细，的确容易被误认为是抄煤气表或催电费的。
据说，此人很瘦小，体重估计不会过百斤。60把钥匙，怎么也得有十来斤吧？真难以相信其细腰竟能承受如此之分量。
这样的故事不必再说下去了。在世纪之交突如其来的中国房地产业大牛市中，温州炒房团为谜一般的温州人再次给出了个性鲜明的注脚。
正如北方一家著名媒体所评点的：狼来了！这批来自南方的狼并不孤独，而是成群结队，穿行于城市。狼过处，寸草不生！
烂尾楼的春天
有不少温州人曾被称作炒房豪客，拿下8套、10套者有之，将一层楼面揽入怀中者亦有之。然而，又有谁敢斗胆通吃整整一栋摩天大厦？
事实上，这样的神话一直都在上演。构成神话的基本素材是令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烂尾楼。创造神话的，也不再是无名无姓的神秘买家，而往往是有头有脸的温州精英人物。其手笔之大、思路之精，可圈可点。
温州人的烂尾楼之恋始于上海。
烂尾楼的官方说法为“停建缓建工程”。据考证，“烂尾”一词源于南方，意为有头无尾。由此引申，烂尾楼即无法如期竣工的半拉子房产工程。造成烂尾的原因各不相同，如资金链断裂、市场定位不准、债务纠纷等，但大面积烂尾往往有其深刻的政策背景。最著名的莫过于海南烂尾楼。12年前，在海南建省、经济超常规发展及打造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等诸多政策利好信息的强力刺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１０万淘金者将2000亿巨资砸向这个总面积不过数万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房产热潮急剧膨胀，一时间，盖房如同抢钱。但不久终因需求乏力而难以为继，遗落烂尾楼遍地。与此类似的案例还有广西北海，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有着“碧海银滩”的美丽小城与无处不在的烂尾楼一起走红。
上海烂尾楼主要形成于1996—1998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催生了以浦东开发为支点的上海经济复兴。1992—1995年，上海滩迎来了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第一波巅峰期，境内外投资商蜂拥而至，营业性写字楼炙手可热，租金急速上扬，1995年达到了1。74美元/平方米·天的最高点。这直接引发了上海写字楼用地批租和建设的热潮。然而好景不长，1996年国家实行宏观调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沪上写字楼迅速低迷，租金水平在1999年跌入0。5美元/平方米·天的谷底。由于数年建设周期的滞后性，1996—1998年，大批商务楼宇纷纷拔地而起，以写字楼为绝对主体的上海烂尾楼也由此浮出水面，成为畸形的城市伤疤。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烂尾楼最多时共达200余处，至2003年仍有130多处，项目总规模近500万平方米。其中市中心静安区为烂尾楼数量之最，计58个，占总规模的44。08％，其后依次为浦东、长宁、徐汇等区。
最早对上海烂尾楼产生兴趣的温州人是以“胆大包天”一鸣惊人的来自苍南县龙港镇的农民王均瑶。
2003年11月当选为上海浙江商会会长的王均瑶可能是最善于“弄出响动”的温州人。在大多数中国人连飞机都没见过，买机票还需县团级以上政府部门介绍信的1991年，他竟“打动”湖南省民航局，开辟了温州—长沙首条私人包机航线，随后又成立了中国首家农民民营包机公司。那一年王均瑶才24岁。
1999年12月，心比天高的王均瑶将旗下均瑶集团的总部移师上海。2002年3月，他又弄出了更为巨大的响动：以18％的股份参股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进入垄断性民航主业的私营企业。
与绝大多数行事低调、习惯少说话多赚钱的传统浙江商人不同，无论是登台亮相包飞机还是此后的大小生意，王均瑶总是能以“最开放的浙商”形象吸引媒体的目光，谋事与谋势始终交织在一起。有人笑言：“王均瑶见到记者就来精神。”甚至不少温商私下都说王均瑶的企业“外强中干”：包飞机亏损，乳业也未必赚钱———“就知道搞宣传！”
然而，发生在上海的“烂尾楼战役”终于让这些人领教了王均瑶的腰究竟有多粗，打捞真金白银的本事究竟有多大。
这可能是有案可查的温州人成功操作烂尾楼的第一单。资深记者叶丽雅对此作了如下记录：
2002年10月，王均瑶突然出手3。5亿元（内含2亿元装修费），从上海市政府直属的上海久事公司手中收购了位于繁华的徐家汇肇嘉浜路的烂尾楼金汇大厦。此楼高32层，总面积8万平方米，当时大厦的土建已经全部完工。王均瑶目标既定，速战速决，当年7月看中，8月谈判，9月签意向书，10月签约，11月办妥了所有手续。
买下这幢楼之后，均瑶集团对其外立面及内部空间进行了调整和再分割，并开始给写字楼重新定位，特别聘请了加拿大WZMH建筑设计事务所、香港戴德梁行、美国高纬物业等国际著名品牌公司参与设计、建设和管理。2003年2月，经有关部门批准，精心策划的“上海均瑶国际广场”命名仪式在金茂君悦酒店举行。那场盛会被业内的朋友誉为“规格极高”，而对写字楼别出心裁的定位———徐家汇标志性“甲级5A智能写字楼”也似乎非常有效，其楼价在命名仪式之后暴涨了近一倍。未经考证的说法是此举还顺带拉动徐家汇地区的烂尾楼价格全线上浮15％左右。
均瑶集团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庞凌云介绍，该写字楼一半出租一半出售，每平方米售价为1800美元，折合人民币1。4万元。“这还是期房的价格，今后肯定还会往上走，”庞凌云对均瑶集团玩转资本让烂尾楼“咸鱼翻身”的战绩用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最有说服力的是数字，8万平方，单价1。4万元，扳脚趾头算算就知道了！”
这一算结果的确惊人：王均瑶弹指间进账7亿元以上，资本回报率超过200％。
王均瑶是温商烂尾楼之恋的第一人，但绝非最后一人。2003年11月，温州资本背景的飞洲集团一举收购沪上“烂尾楼王”宝通大厦，再次让一向自视甚高的上海人不得不放下架子。
宝通大厦位于上海徐家汇漕溪北路与零陵路交汇处，前方正对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左边紧邻上海首家五星级的华亭宾馆，1994年由台商与内地一商家联手兴建，1997年，接近收尾的大厦深陷困境，一“烂”就是6年，曾被讥为沪上“最大烂尾楼”。由于楼盘地理位置极佳，虽然已是面目憔悴的“老姑娘”，出嫁的身价却奇高。飞洲集团的温州老板郑生华掏出了7亿元天价方将“宝通”纳入怀中，这个价格比2003年初轰动上海的大正三角地广场烂尾楼拍卖价整整高出2。3亿元，创造了上海烂尾楼收购之最。
郑生华为“宝通”梳妆打扮开出了3亿元的账单，请来法国著名设计师，将原先单调的大厦造型变脸为时尚的扬帆设计，外墙改换玻璃幕墙，大厦11部电梯全部调换成瑞士“迅达”，1—6层是高档商场，7—30层定位于顶级写字楼，目标是打造徐家汇的商业“航母”。
同年12月11日，经过香港、台湾及内地几十家代理公司的激烈比拼，郑生华将已更名为“飞洲国际广场”的新“宝通”商铺销售独家代理权交给了“最靠得住”的同乡———温州商人吴昊创办的超然不动产营销机构。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吴昊很快就显露出温州人特有的营销天才。他在第一时间与世界零售业旗舰沃尔玛公司和NBA篮球协会体育用品亚太配货推广中心进行了接洽商谈，两大巨头对进驻飞洲国际广场颇有兴趣的消息立即广为传播。同时，在代理合同签订的当天，吴昊的办公室就接到来自温州的200多个电话，对商机有天然反应的家乡人纷纷表达了希望以购买或经营等方式“分得一杯羹”的强烈愿望。吴昊称，飞洲国际广场的含金量已今非昔比，预计商铺开盘价将飙升到每平方米3万—4万元。而2004年5月，其写字楼销售均价即达2万元/平方米，最高成交单价冲破3200美元/平方米。
大戏已经开场。在温州人手中，烂尾楼的春天才刚刚绽露出嫩绿的新芽，“钱景”无限。在此前后，以2000万元巨资夺得磁悬浮列车冠名权的温州私企浙江新湖集团又甩出近2亿元，收购了位于上海小木桥路与零陵路交叉口的烂尾楼申新公寓。2004年初，在广西北海经商的温州人吴秀荣，凭借旗下万家兴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强大实力，鲸吞了该市著名的烂尾楼———北部湾商城。据吴秀荣介绍，北海已经开始复工续建的38个烂尾楼中，温州人拿下5个，涉及金额逾5亿元。
消息面说，2004年烂尾楼出现了全国性的时来运转、枯木逢春，甚至有媒体将2004年预言为烂尾楼的“复活年”。精明的温州人无疑抢到了头口水，其炒作烂尾楼公认的投资理由有三。
———土地超值。这几年土地储备日益稀缺，开发商拿地越来越困难，而1996、1997年前后产生的烂尾楼大多地段优越，周边地块早已普遍捂熟。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人耳热心跳。
———价廉物美。拍卖出让烂尾楼时，银行以及一些债权人急于收回资金，开出的价码甚至只有这些楼盘当初投资金额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接手烂尾楼比投资新楼盘更有利可图。
———运转快，流程短。一个正常楼盘从立项、规划、拿地、建成到开盘起码需要两三年，往往搞得人心力交瘁。而接手烂尾楼可省去一大堆麻烦，一般只需半年到一年的开发时间和数千万元资金，回报率却有可能高达150％—200％。
事实上，还有一条温州人不愿多说的理由是不能不说的。烂尾楼是各地官员心中永远的痛，再现烂尾楼花样年华的全部意义绝不是货币所能包容的。长期遭受政治冷遇的温州人恰恰最懂得政治的玄机。创造了“宝通”神话的郑生华并不讳言这一神话背后政府的主导作用。据悉，为整顿市容，改善国际大都市形象，1999年后，上海市、区两级政府成立了针对烂尾楼的工作小组和招商中心。徐汇区政府甚至将改造“宝通”视作“政治任务”，积极参与解决乱如麻团的各方纷争，并帮助寻找贷款，力促“飞洲”与“宝通”的联姻。
正是缘于此，烂尾楼带给温州精英分子的不仅仅是超常的利润，还有宝贵的社会美誉。这一点，是形象灰色的一般温州炒房团意料之外也无法企及的。
为什么是温州人
出温州城，沿东北方向的甬台温高速公路，过龙湾，跨温州大桥，一路斜穿北白象、柳市、虹桥、雁荡，这百余平方公里是温州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工业化、城镇化走廊。
透过高速大巴的车窗放眼四望，楼宇、厂房、街道连绵不断，人们极度强烈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渴望几乎吞噬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虽然正值4、5月间，油菜花开、稻禾摇曳的乡村田园风光却荡然无存。以柳市为例，这个20年前因大量生产伪劣低压电器而恶名远扬的小镇已呈现出十足的繁华都市的姿态：数百亿元的年工业总产值，亚洲最大的低压电器出口基地之一，中国十大民营企业有三家落户于此，摩天大厦的密集度绝不亚于北方的任何中等城市。俯视这个嘈杂、拥挤的所在，你会发现柳市唯一称得上宽敞、清静的地方，恐怕只有地处其南端的一座庙宇，碧水环抱，绿树依依———人再挤也不能挤了菩萨。
没有鸟语，没有花香，没有清新的风。很多时候，这样的场景给你带来的不是繁荣富裕的喜悦，而是找不到生存之地的惶恐。
这就是温州，一个从过去到将来都注定无法摆脱土地和空间严重挤压的城市。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组数据对比：中国13亿人口，人均耕地1。5亩；浙江人口4700万，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约0。5亩；温州人口700余万，境内山高沟深，人均耕地0。3亩。2004年，温州可供工业用地不到需求量的20％，因为缺地，上千家企业被无奈地挡在了各类经济开发区的大门之外。土地的匮乏是中国的普遍国情，但温州雪上加霜，是全国土地资源最稀缺的地方之一。在自然禀赋和强劲经济跃动的双重压力下，温州与温州人发出了沉重的喘息。据官方统计，目前有约40多万温州人遍布全球80余个国家和地区，160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如果认为这是温州人天生善做生意使然的话，那是想当然的误读。事实上，温州人背井离乡的根本原因是小如弹丸的一方水土无法养活一方人。
不管香香臭臭，温州在全国出名已是20多年的事。以下几点温州印象深入人心：盛行一时的假冒伪劣、极度发达的专业市场、如杂草般肆意疯长的私营经济。虽然，与许多城市的死水微澜相比，温州的确是一个丰产故事的地方，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温州购房团的狂飙突起还是令许多人备感惊诧———为什么又是温州人？这究竟是温州发展规律性的自然延续，还是毫无征兆的异端？
这是一个盘根错节的悬念。但我们似乎可以首先确信的是，千百年来挥之不去的生存空间狭小的痛，孕育了温州人对土地以及必须依附于土地之上的房产近乎偏执的渴望。这显然不是他们热衷于全国买房的唯一原因，但肯定是无法释怀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像一对恋人，唯有珍惜对方，才能充分发现对方真正的价值。而温州人恰恰是最早发现土地以及房产的价值并努力去发掘这种价值的群体。
1984年，作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温州苍南县龙港镇浮出水面。关于它的神奇的崛起，已经被南北媒体无数次地广泛传播。龙港本无城，摆在第一任镇委书记陈定模面前的，只有数十间泥坯农舍和一大片滩涂。然而，当5年后他因替母亲大操大办丧事被迫离职时，龙港的城区面积已达58平方公里，与建国初期的温州城相当，居民人口15万。陈定模官不过八品，却颇具理论头脑，他的造城法宝有二：一是让农民做城里人；二就是“买卖土地”，充分利用级差地租的杠杆效应。这在那个绝大多数中国人正为“商品经济”是否合乎社会主义而争论得唾沫横飞的年代，是不可思议甚至是大逆不道的。陈定模翻箱倒柜为自己找到了尚方宝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过的威廉·佩蒂的一句话：“土地是财富之母”。
龙港的崛起使温州人目睹了一个活生生的真理：土地和房产是可以“生钱”的。而龙港的房地产炒卖热潮也由此比整个中国提前了至少10年。值得记录在案的有趣的事实还有，陈定模离职后行踪神秘，知情人士称，他一直在太原、呼和浩特等地开发商铺。而随他之后下海的另一位龙港镇委书记也投身于房地产业干得热火朝天。
许多人普遍认同这样一个判断：温州人的大规模炒房现象与其罕见的经商理财秉性密切相关。在这一方面，人们往往会把温州人和犹太人相提并论。的确，两者有着太多的共同点：精于算计，四海为家，对把玩货币有近乎潜意识的极到位的感觉。相比之下，温州人的软肋是文化。他们绝大多数出自中国社会的底层，缺乏良好的教育。而犹太人的文化底蕴更为深厚，他们在世界范围的科技、金融、法律领域都有最优秀的表现。至少到目前，温州人并不真的具备与犹太人同等的力量。
温州人与犹太人远隔东西，两者有文字记录的唯一一次面对面的商战发生在法国巴黎。旅法华人郭俏的《温州人的海外生意》一文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片段：
时间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塞纳河边巴黎市政厅侧面一个明亮的路口拐进去，就到了寺庙街。这里一直是有着商界老大身份的犹太人的地盘。后来温州人来了，一家一家挂满颜色鲜艳的围巾、丝绸、皮包的商店冒了出来。这些其貌不扬的中国人全家上阵，从早到晚做工不要命。再后来，温州人的店铺越开越多，周边街区原有的咖啡店、面包房等几乎都被他们买下改做服装批发，他们欲以潮水般的“人民战争”榨取每一滴可能的利润。过惯了早上吃面包、下午喝咖啡日子的法国老太太们为此赶到政府强烈抗议：你们都卖衣服了，我们去哪里喝咖啡啊？
渐渐地，犹太人开始出卖店铺给温州人。不久，他们选择了退出，寺庙街成了温州人在巴黎最早完全攻克的据点。这差不多是成吉思汗传说的现代版：攻城略地，无往不胜。到2004年，在整个巴黎，这样的温州人已达15万，开出的店铺上千家。他们甚至把触角伸到了巴黎郊区的93省。
在国内许多城市，在我们身边，头脑灵光、有投资意识等优点往往还只属于为数不多的“成功人士”。而在温州，历经20余年“全民总动员”式的市场经济实战锤炼，“会赚钱”已经成为温州人极普通的品质。当房产以一种“能赚钱”的商品进入温州人的视野，炒房团横空出世也就成了一件极自然的事。
说到楼市，就不能不说一说股市。两者的获利模式曲线大抵是重合的：逢低吸纳，逢高抛出。这个简单的道理温州人不可能不知晓。温州虽然曾经诞生过中国最早也最多的股份合作企业，并因此拥有过中国最为庞大的股东队伍，但可以肯定的事实是，这些年来，温州人对有着无限暴富可能的股市一直兴味索然，也从未听闻温州人在股市上掀起过任何值得记忆的波澜。他们为何对楼市偏爱有加，而对股市却敬而远之？
其实，只要将温州人曾经走过的致富路径稍加梳理，就不难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在温州20余年来改革开放的财富分配餐桌上，自由市场的杠杆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也许是受到偏居浙南山区一隅的地理制约，握有大小特权的一些“政治精英”以不正当手段疯狂攫取灰色财富的几率不高。同时，不知是否值得庆幸，在这片土地上国有企业历来薄弱———即使幸存的几家也较早、较好地实现了转轨，企业化形态的国有资产积淀很少，依靠垄断的权力非法侵吞、一夜暴富的现象已经失去了大量滋生的土壤。今天温州数量庞大的富人群体绝大多数来自乡间，世代农民，没有权势背景，他们基本从家庭作坊式的半手工制造业起步，靠利润微薄的小商品小心翼翼地积攒每一个铜板。即使从事流通贸易，他们的最大优势也不过是自己不知疲倦的脚板。在他们的记忆中，“空手套白狼”只是飘忽不定的奢望，除了脚踏实地，别无选择。在这样一种“农民气息”浓郁的集体性财富理念之下，温州人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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