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党争-第1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废�了王安石的配享，降为孔庙陪祭，王氏学说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而此时学生们习用王氏学说考试已经有已数十年，忽然听说杨时将王氏学说贬为邪说，纷纷争吵不休。御史中丞陈过庭、谏议大夫冯澥均上疏诋毁杨时。朝廷只好下诏罢免了杨时的祭酒一职，贬为给事中。杨时全力辞官，遂封为徽猷阁，等待朝廷诏令，最终辞职归家。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历代党争》第八章（3）
高宗即位后，科举兼用经义和诗赋，并恢复了十科取士法。此时，王学和程学都得到了朝廷的肯定，但是程门的杨时、尹焯等人在当时名声很大。吏部员外郎陈公辅不喜欢专门的学问，便向朝廷上疏说：“王安石的新法废掉了很多人才，而他的学术又开始败坏人心。《三经新义》、《熙宁字说》二书，诋毁圣人，不分是非。他的过错不仅仅是这些。《春秋》是为人正名分、定褒贬的，可以让乱臣贼子感到惧怕，而王安石却让学者不用读《春秋》，《史记》、《汉书》记载的是国家的成败教训，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而王安石却偏偏不让学者们读《史记》和《汉书》。公卿大夫应首重‘气节忠义’，而王安石却说王莽篡权后，扬雄俯首称臣于王莽合于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之义。又说五代时历事‘四姓八君’的冯道‘最善避难以存身’。这种说法使满朝文武不以气节忠义相抵砺，使公卿大夫丧失了忠心为国的臣子之道，所以王安石的这一学说是不能提倡的。”奏折呈上以后，皇帝非常高兴，封他为左司谏。
　　不久，陈公辅再次上书，说：“如今世人都推崇程颐的学说，并称之为‘伊川之学’，认为他的话才是正大的语言。甚至传言说尧舜将他们的文武之道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轲，孟轲又传给了程颐，程颐死后就么有传人了。说一些狂言怪语、淫词歪论的话，这便是所谓的伊川所谓的‘文’；头上帮着方巾、甩着大袖子，眼睛看天，大步地走路，这便是伊川所谓的‘行’。必须要学习伊川的‘文’和‘行’，才能够称为贤士大夫，这简直是谬论。请求朝廷立刻给予禁止。”皇帝听完陈公辅的意见后，立刻下诏：“士大夫应该学习孔孟之道，这样才能够言语和行动一致，才能成为国家栋梁。”
　　此时方召、尹焯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胡安国为万寿观提举，兼侍读。胡安国知道陈公辅已上书朝廷请求禁止程学后，也立刻向朝廷上书表示反对，他说：“孔孟之道已经失传很久了，经过程颢、程颐两兄弟拓展后才知道可以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如今让为学者学习孔孟之道，但是又禁止他们学习程颐的新儒学。这好比是登堂而不入室。程颐这个人通过事物的原理来了解外在，从而知道形式和内涵要统筹考虑。自从嘉祐年间以来，洛阳有邵雍、程颢、程颐，关中有张载，这些都是凭借道德名世，著书立说的人，是公卿大夫们所学习尊重的对象。到了后来，王安石、蔡京等人对他们排挤抑制才导致他们的学说不能推广。希望皇上能够重视他们的学说，不要听信那些歪门邪说。”胡安国这份奏疏递上去之后，陈公辅和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三人联手弹劾胡国安。攻汗胡安国和程学鼓噪异论、企图以一派之说垄断儒经的解释权。高宗就任命胡国安到永州做官。不久又让尹焞去管理万寿观，兼侍讲。尹焞也辞谢不去。
　　和议确定以后，朝廷下令广修学校，建立太学。太学共建有八十斋，有容纳二千四百人就读的能力。王安石又将太学分成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始入学为外舍；初不限员；后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二百，内舍升上舍员一百，各执一经，从所讲官授学。”（《宋史·卷一百五十七。志第一百十·选举三》）三舍法具有一套严密的考试制度，成绩评定制度和奖惩制度。三舍法的实行，一改太学的浮散之风，师生只有进取努力，才有升迁之机。太学之外又有宗学，以便让宗族子孙前来学习。秦桧以此粉饰天下太平，但他又害怕士子们议论自己，便想将正直敢言的人全部排挤打压。右正言何若希知道秦桧的心思后，上书指责程颐、张载的遗著都曲解了学问，应该罢免传播他们学说的老师，并禁止程学。秦桧听取了他的意见，从此程学被禁达十几年，直到秦桧死后，才解除了这一禁令。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1）
博弈在明末
　　第一节　　官场现形
　　一、太监和官员的那些猫腻
　　汉朝、唐朝、明朝这三个朝代都是灭亡在宦官手里的。汉代的宦官不如唐朝的嚣张，是因为汉代的宦官没有掌握兵权的缘故。明代的宦官不但掌握的兵权，而且掌握了司法部门
　　汉朝、唐朝、宋朝、明朝都因为朋党之争导致了衰乱，但是唐朝和宋朝的朋党都是士大夫，所以虽然竞争激烈，相互倾轧也很频繁。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有道德观念的人在其间支撑斡旋，流血的惨剧并不多见。而汉朝和明朝的朋党则一方是士大夫、一方是宦官。他们在地位权利上的利害关系，以及思想主张上无处不存在冲突，丝毫没有调和的余地，一部分奸诈无耻的士大夫为了权势攀附宦官，称为宦官的党羽，残害其他士大夫，这样的势力号称阉党。这样双方的界限就日益混乱，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复杂。
　　自从明成祖朱棣夺位时依靠了宦官的帮忙，开始重用宦官。给了他们兵权。到了明宣宗的时候，宦官可以管理奏章，预先知道国家的机密。明英宗宠信王振、曹吉祥，任命他们为司礼太监京营提督。御史宦官的地位日渐尊贵。到了明宪宗的时候，宦官汪直与朝士王越陈钺结党。明武宗的时候，刘瑾与朝士焦芳刘宇曹元结党。使得宦官的权利越来越大。明神宗因循守旧、整天藏在深宫里对政务不闻不问，致使趋于权势的小人与名节之士结仇，这才有了东林党与宣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的相互攻讦。而后又有了梃击、红丸、移宫这被后世称为晚明三案的案件。等到明则有三案之论争。这三案的发生，引发了明朝廷内部的激烈争执。朝堂分立，形成以有政治抱负的官吏与知识分子组成的东林党和以腐化，守旧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东林党的非东林党。而十六岁的明熹宗继任后，东林党势力更大了，宣昆党与齐楚浙三党相继瓦解。而反对东林党的人攀附宦官魏忠贤；打压排挤东林党。一时间趋炎附势利欲熏心的人都去攀附，而后魏忠贤通过大兴党狱残害东林党，进而掌握了权利。他的门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人作为党羽，在先后六七年间，兴大狱又六七次之多。杨左等东林党的君子都死在他手里。一时间魏忠贤党羽遍布天下，而正人君子则被一网打尽。从朝廷大臣到低微的官员都被宦官或者那些像墙头草一样摇摆不定的人所垄断。由此明朝的元气耗尽，等到崇祯皇帝即位后，宦官党羽虽然除掉了，但是朝廷里面那些自立门户的官员相互攻讦的形势已经改变不了了。
　　明武宗时候的晚清三案已经让朝廷内部斗争严重，进而导致了政治上的极端不稳定。朝廷内的党争使得大臣们宁可坐视国家乱亡，也不破除门户之见。在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朱由崧南逃淮安，由凤阳总督马士英、阮大铖拥至南京称帝。他们以拥立之功升为内阁在学士兼兵部尚书，掌握朝政大权，并在朝中招纳贪官污吏，挟福王以令诸臣。这跟魏忠贤手下的崔呈秀，魏广微耍的老把戏差不多。
　　二、唠叨的士大夫
　　明朝的士大夫常常意气用事。对君主和宰相的举动督责的太严。朝廷有事的时候他们不能斟酌情理，婉言规劝。动不动就叫上朋友同仁参与争执，声讨君主的错位，使得皇帝恼羞成怒，没了回旋的余地。以此来博得一己名望。但这样做对国家毫无好处。比如宪宗时候孝庄皇后的合葬问题，世宗时期的大礼议，神宗时期张居正的夺情问题，都是显著的例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2）
这些士大夫言辞苛刻、遇事生风、推测过深。他们给人家扣上的罪名，往往比人家实际的罪名要重的多。有一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众大臣就一定要说这个人是郑贵妃主使的。李可灼是个庸医，用错了药，医死了病人，众大臣就说这是阴谋，大学士方从哲从中调停，众大臣就说方从哲有弑逆之罪。安土重迁也是人之常情，李选侍是个哦妇道人家，不想搬出乾清宫，杨涟就指责李选侍专擅。等到移宫以后，贾继春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是朝臣们在新君即位之时引导皇帝凌逼先帝妃嫔。说先帝尸骨未寒而侍妾先被驱逐等语。士大夫们像这样附会宫禁、捕风捉影形成了了积习，这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
　　魏忠贤本是一个市井无赖，没有曹操、王莽那样的跋扈之才，却有李林甫、秦桧、严嵩等人的阴险。那些士大夫们没能对魏忠贤预先防备，魏忠贤却抢先多次兴大狱打击那些士大夫。而那些士大夫却只会凭借口头舆论来攻击魏忠贤，拿不出实际的行动。明熹宗年纪小，被宦官宫女在深宫之中带大，对政治很糊涂，即位后自然也不懂这些。士大夫向明熹宗口伐魏忠贤就好比是对牛弹琴，根本就没有用。明熹宗对于大臣的上疏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就都交给魏忠贤了。而魏忠贤就用各种罪名逮捕并诛杀这些士大夫。国家的正人君子都被杀了，国家也就随之衰亡了。以狭义的程朱道学培养起来的八股先生是不会变通的。
　　第二节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明代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200多年来，宦官都活跃在明代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
　　朱元璋刚即位的时候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宫门上挂一块高3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个时候，宦官是很不得势的，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往，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这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发迹于民间，亲眼目睹过宦官的危害，他认为宦官这个群体对于国家来说不起什么好作用，其中好人不多。
　　朱元璋对宦官的防范措施不可谓不严。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自己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了祸乱的种子。
　　明初洪武十一年，湘、桂、黔边区的侗族人民，在吴勉的领导下，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中心地区是五开洞（洞名在湖南辰沅道靖县边界）。活动范围在今之黎平、从江、榕江、锦屏、天柱、靖县、通道、绥宁、武岗等地。明王朝派辰州卫指挥杨仲名为总官前往*。十一月，杨仲名剿平五叛乱。在这个过程中，太祖曾派内臣吴诚视军，之后又遣尚履奉御吕玉视捷。后来有多次派宦官到河州（今甘肃兰山道导河县）等处买马。由此可见，明代宦官参与政事，实由朱元璋开其端，这是朱元璋的防范措施不完善的缘故。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3）
后来建文帝即位。建文帝对宦官管教甚严，同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士民即擒送京师，加以严惩。这也引起了不法宦官的怨恨，在日后靖难之役中或投靠燕王朱棣，或是做为内应。等到燕王兵逼江北；宫里很多宦官就都逃到朱棣的军中，泄露了大量的情报。朱棣以为这些宦官是忠于自己的，在即位后就开始重用宦官。
　　永乐元年，镇远侯顾成，都督韩观、刘真、何福等人到贵州广西辽东宁夏等地守边，朱棣明令宫中有谋略的宦官一同前去，并赐给他们公侯的服饰，地位在戍边的将军之上。不久云南、大同、甘肃、宣府、永平、宁波等地也相继派宦官作为使者前去。永乐八年，开创了授予内臣提督禁卫军的先例，明朝在制度上便确认了宦官的统兵权。
　　永乐元年，朝廷派中官侯显出使西藏，李兴出使暹罗，马彬出使爪哇、苏门答刺等国家，尹庆出使满加刺（今英属麻刺甲在马来半岛南端西岸）柯枝Cochin（在印度半岛西南端临阿刺伯海诸国）。这是朝廷派遣宦官出使别国的开端。
　　永乐三年，朝廷派遣中官山寿率领骑兵从云州出发，郑和王景弘等带领船队下西洋。这是宦官专征的开始。永乐十八年，成祖朱棣设置东厂，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明朝宦官干政之端。明朝宦官具有出使、专征、监军、分镇、查探臣民隐事等权利就是从成祖开始的。太祖朱元璋本来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到了成祖朱棣时，开始重用宦官，并且设立专门的学校，让宦官读书学习，帮助皇帝日常工作。因此明朝宦官与以往不同，都具有一定文化的。等到宣宗即位，在宫中设立“内书堂”，收容十岁以下净身儿童二三百人，由翰林院学士刘羽、陈山，朱祚等当教师，学习儒家经典，对宦官进行文化教育。后来在此读书的小宦官曾加到四五百人。依旧是这些翰林学士教书，于是宦官才开始通文墨、管理章奏，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还与朝廷官员往来结交。
　　英宗即位时只有九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蔚州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4）
王振想在朝廷中立威，多次唆使明宗以小错为由杖辱大臣。言官得到王振授意后开始对王振的政敌进行猛烈的弹劾，从公侯驸马伯到尚书都御史都受到过弹劾，搞的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凡不利于王振的大臣多被贬官，连三杨都不能阻止。他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国家的仓库、建筑工事、银矿、布帛、织造等事的控制权力也全部被中官掌握。于是国家法制开始松弛，宦官在内兴祸，敌国也虎视眈眈。
　　不久，杨士奇、杨荣相继去世，内阁大臣陈循、高谷等人都是后进的，在朝廷尚没有很高的威望，杨溥孤立无援，王振比以前更加专横了。王振为了向四夷示威，发动了麓川之役。
　　麓川就是今天的云南省瑞丽县一带，是少数民族聚集之地，元朝在此设立了宣慰司，明朝依旧。正统二年（1437年），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乱。到正统五年（1440年）七月，被黔国公沐昂与都指挥使方瑛、柳英等所率明军平服。十二月思任发派使者致书朝庭，表示愿意进贡谢罪，英宗让文武大臣讨论战和之事，刑部侍郎何文渊上言认为，麓川地方不大，又处极南边，地形复杂，不宜兴兵*，主张安抚，这一正确意见得到了杨士奇、刘球等人的支持。而王振为“示威荒服”，一意孤行，力主用兵，要“尽灭其种类”。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正统七年十月和正统十三年（1448年），朝庭屡次出动十几万大军进剿，使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再也难平服了。当时明朝的主要敌人是逃亡在漠北的元室后裔。兴麓川炎师，旷日持久地打了十余年的战争，得不偿失，劳师远袭，大大地消耗了兵力，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史称“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以一隅骚动天下。”
　　麓川之役先后发动三次，劳师费财，但是最终没有成功，翰林院侍讲刘球应皇帝召见言及此事时指责王振之失，王振知道后，十分愤怒，将刘球下到狱中，并将其杀害。
　　瓦剌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后经朱元璋数次打击，内部发生混乱，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分。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别臣服于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朗献马朝贡。
　　永乐以后，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剌部日益强大，宣德时，瓦剌逐步控制了鞑靼，正统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剌统一蒙古以后，对明朝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
　　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贡使一定赏赐。因此，瓦剌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后来，瓦剌贪图明朝回赐的欲望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到正统初年，瓦剌贡使的人数经常增加到2000余人。王振对瓦刺增加贡使，丝毫不加以限制按数给予赏赐，至使瓦剌的胃口越来越大。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5）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贡使集团，为了多领赏物，又虚报为3000人。瓦剌贡使冒领赏物，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王振与瓦刺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瓦刺贡使冒领赏物，他都装作不知道。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剌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剌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于是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4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
　　瓦剌军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剌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跑。所以，他为了侥幸取胜，冒滥边功，便在明朝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平日里对王振言听计从，这次听了王振的话，也认为亲征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不与大臣们商议，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
　　英宗下诏旨后，兵部尚书邝堃和侍郎于谦，力言明军准备不够，皇帝不宜轻率亲征。吏部尚书王直亦率群臣上疏说：“如今秋暑末退，天气炎热，旱气末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不甚充足。况且车驾既行，四方若有急奏，哪能尽快抵达。其他不测之祸，难保必无。万望皇帝取消亲征之令，另行选将前往征讨。”可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话，对众大臣的谏阻，一句也听不进去，非要亲征不可。
　　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50万大军，胡乱配些粮草和武器，就匆匆出发了。当时，与英宗和王振同行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堃、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100多名文武官员，但英宗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此次出征，准备仓促，组织不当，大军出发不久，军内自相惊乱，未到大同，军中已经乏粮。不断有人死亡，僵尸铺满了道路。再加上连日风雨，人情汹汹，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一些随驾官员，见到此种情景，再次请求英宗回军。王振一听，大为恼怒，为了杀一做儆百，特罚谏阻最力的兵部尚书邝堃和户部尚书王佐跪于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准起来。后来，王振的同党彭德清以天象谏阻，王振也不听，仍然逼着大家继续前进。
　　也先听说英宗御驾亲征，佯装退却，引诱明军进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区。8月1日，王振和英宗顺利进入大同，他们看到瓦剌军队北撤，以为瓦剌害怕英宗亲征，坚持继续北进。邝堃等人深感途中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恐怕瓦刺乒有诡计。因此，他再次上章请求回军，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埋伏。王振仍然不听。第二天，王振的同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瓦剌之计”。王振听了郭敬的话，才害怕起来，急忙传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于是。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回京。王振未与瓦剌接战，即仓惶退兵，军纪更加混乱。走了40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时，瓦剌已知明军不战而逃，急忙整军来追，形势十分紧张。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议说：“自此趋紫荆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剌大军追及。”王振不听，一意孤行，坚持折向宣府。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6）
明军迂回奔走，8月10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剌大军已经追袭而来。英宗急忙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以掩护英宗撤退。结果，他们都战死沙场。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朱勇等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3万军队全部覆没。
　　王振在朱勇率军阻击瓦刺之时，加紧撤退。13日，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随行的文武官员都主张进入怀来城宿营。可王振以为1000余辆辎重军车没能到达，害怕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便不顾英宗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邝堃一再上章要求英宗先行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同时组织精锐部队断后拒敌。王振皆置之不理。没有办法，邝堃单身闯入英宗行殿，请求英宗速行。王振见状，怒不可遏，骂道：“你这个腐儒，怎么会知道用兵之事，再胡说八道，必死无疑！”即刻命令武土强行把邝堃拖了出去。
　　第二天，英宗想继续行进，但为时已晚，瓦刺军队已经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地势较高，旁无泉水，南面15里处有条河流，也被瓦刺军队占领。明朝数十万军队被围两天，取不到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烟。没有办法，王振只好让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二丈多深，也不见一个水滴。士兵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怨声载道，骂不绝口，军心进一步涣散了。
　　包围土木堡的瓦刺军知道明军找不到水喝，饥渴难忍，便准备把他们引出堡垒，一举歼灭。15日，也先派遣使者到明军处假装与王振谈和，以麻痹明军。王振见也先派人来谈判，喜出望外，便不辨真假，满口答应，并通过英宗让曹鼐起草诏书，派两人去也先军营谈判具体议和事宜。
　　也先为了迷惑明军，假装撤退，故意将土木堡南面河水让出，暗地里则作好埋伏，只等明军争水大乱之机，出兵全歼。王振看到瓦刺军向后撤退，以为瓦刺军真的要议和，遂不加分析，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忍的军士得令后，一哄而起，纷纷奔向河边，正在明军争相乱跑之机，瓦刺伏兵四起，明军溃败。英宗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不一会儿，瓦刺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赛刊王在盘问英宗时，英宗反问道：“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者是赛刊王。”赛刊王感到英宗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报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刺军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认，才知道他就是英宗。
　　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50万军队被击溃，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
　　消息传到北京，百官在殿廷上号啕大哭。后来，皇太后忍住眼泪，命令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等，面奏成王，历数王振之罪，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殿下如不即正典刑灭其家族，臣等今日皆死在这里。”说罢，跪地不起。这时，王振的死党马顺还为王振遮护，喝逐群臣。给事中王竑见马顺还在装腔作势，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抓住马顺，拳打脚踢，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愤怒的人们又当场打死了王振的另外两个死党宦官毛贵和王长。接着，成王朱祁钰下令杀死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王振之党，把马顺的尸首拖到街头示众，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书包　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