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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厚朱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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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朱敏没想到的是，爹爹让她产假一满便去上班，说不能耽误工作，孩子由他和康克清妈妈来带。朱敏本以为自己刚生完孩子，爹爹会让自己和孩子一起住在中南海的家里，可是爹爹却硬要赶她到北京师大集体宿舍去住。丈夫刘铮那时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有大半年在国外，年幼的孩子也不在身边，这让希望享受家庭温情的朱敏感到很孤独。
而且，朱敏还有另一层想法，“当时，爹爹已是快70岁的老人了，我多么希望他能让我留下来照顾他啊！可爹爹却板着脸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你回来的任务是为祖国做贡献，而不是做孝子贤孙’”。朱敏不能理解爹爹的做法，“家里那么多工作人员，难道就多我一个吗？”于是，她赌气不回家了。
〖〗为了解开女儿的心结，朱德特意派警卫员请她回家。一进门，朱敏看到一幅祖孙同乐图：爹爹正抱着自己的孩子玩“扎胡子”，小家伙开始一倒一歪地躲闪，笑得口水直流。康克清告诉朱敏，这是祖孙俩经常玩的游戏。朱敏心中的不满和委屈不知不觉都溜走了，以后她按照爹爹的要求，星期天才回家和家人团聚，其他时间都住在学校，精力全部放在工作上。〖HJ〗
朱敏一直任教于在全国师范院校中居于首位的北京师范大学。她在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学的是心理学，但因她的中文不行，便在外语系改教俄文。刚开始时，她教的是俄语新生班，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她又是新教员，没有教学经验，教学中遇到不少困难。可是朱敏始终牢记爹爹对她说过的话：“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而且，朱敏没有高干子女的架子，大家都愿意和她相处，热情地关心她、帮助她，很快朱敏便能胜任教学工作，并且将这个俄语班教到毕业。从助教、讲师，到教授、教研室主任，看到自己的学生带着知识，走上为祖国建设的工作岗位，这是朱敏的快乐。从事业中得到快乐，这也是爹爹给予她的。
朱敏献身教育事业也曾多次得到毛主席的嘉许。1950年初，毛主席与周恩来在苏联访问期间，将朱敏接到他们下榻的斯大林别墅，向她了解学习和生活情况。当时，朱敏面临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和回国的选择之中。面对毛主席关于将来作何打算的征询，朱敏回答：“我愿意留下来，等学成后再回国。”并谈到自己决心选择教育专业。毛主席当即表示：“当老师很好，只要你喜欢。当老师很有意义，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大批优秀教师的。”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期间，一次朱敏见到毛主席，谈到父亲朱德要求她搬到学校居住并不许经常回家一事时，毛主席说：“这是应该的，应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该到群众中去！”以后，毛主席还曾多次向朱敏询问北京师大的工作、学生的学习和身体健康等情况，鼓励朱敏为教育事业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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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帅府千金的人生传奇看朱门家风（5）
“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自己的工作，干哪一行，就要把哪一行搞好。”多年后，每当想起爹爹生前常说的这些话，朱敏觉得似乎工作干劲更足，“就在他去世前，还对亲人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在一篇怀念爹爹的文章中，朱敏如此写道，“父亲的这些教诲，是留给我们子女后代的无价之宝。我一定要像父亲一样，踏踏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誓言如钢铁般掷地有声，朱敏将对爹爹的爱化作实现誓言的动力，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朱敏又开始了第二个教学的春天，同时被提升为教授。她和中国教育战线上千千万万个人民教师一样，兢兢业业地工作，朴实无华地生活。
1986年12月，年满60的朱敏虽然离休了，但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30多个春秋的她，早已和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无法离开这项深爱的事业。离开工作岗位，并不意味着教书育人的事业已经结束。80年代中期，部队整编，有大批的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回到地方。这些复转军人为保卫祖国无私地奉献了青春年华，回到地方后，怎样才能尽快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朱敏与几位老同志商量，提出创建一所为部队战士和基层干部服务的成人高等院校——中国军地两用人才大学，后属地化管理称为北京军地专修学院。朱敏亲自出任院长。
朱敏曾担任中国保健科技协会会长、中俄友好协会理事等职。一身朴实的装束，神情中也丝毫不见骄娇之气；虽然她是开国元帅的独生女儿，却从不在工作和生活上有任何特殊要求。然而，从帅府千金到平民百姓，毕竟身份上存在巨大落差。很自然地，朱敏也曾经受到这种落差的困扰。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后代，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是否拥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特权呢？朱敏从爹爹敦厚、质朴的个性及一心为民的品行上感受到自己做人处世的原则。〖HJ〗
1954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个国庆节，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和首都人民一道欢庆。朱敏非常想和爹爹一起去天安门城楼参加活动，可令她想不到的是爹爹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却大加责备。再三请求无效后，朱敏委屈地说起以前在苏联过国庆节时，斯大林都邀请自己去红场观礼台。她没料到，这番话让爹爹的火气更大了，“你住口，斯大林请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是苏联的客人，那是出于外交礼节，可现在你是在中国，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地方，那不是你们去的地方！你现在不是小孩了，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正是爹爹的这番话，像闪电一样划过朱敏的内心，并在她心灵深处烙下深刻印记。在此后的日子里，反复地体味着爹爹的话，朱敏真正地拥有了普通人的平常心，过上了一种平实而幸福的生活。
求学时的朱敏生活中的主题是读书，工作后她的主要生活内容便只有教书育人；至于如何花钱，年轻时的她对此很不得要领。那时，每个月的工资刚发出来，半个月就花没了，往往口袋里只剩零钱时朱敏只好找爹爹求援。见到女儿陷入经济危机，朱德不由得和她开起玩笑：“怎么？老师同志，成了穷光蛋了，工资一个人花还不够？别人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过的？照你这个花法，不把别人的脖子都扎起来啦？”一针见血地指出朱敏的毛病是没有计划性，并提出以后亲自替她制订开支计划，帮助她养成良好的用钱习惯。
〖JP2〗此后，朱德真的给女儿制订了个详细的开支表。朱敏按照爹爹的这个开支表计划用钱，再没有出现家庭“财政赤字”，也逐渐养成了节省的习惯。后来家庭陆续又添了几个孩子，生活相当紧张，但朱敏再也没有向爹爹伸手，反而将生活安排得很有条理，孩子们个个都很结实健康。至今，孩子们都有经济能力了，但朱敏仍保持着节俭习惯，有时甚至连孩子们都为她的“抠门”而表示不满。〖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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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帅府千金的人生传奇看朱门家风（6）
刘铮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朱德，是在他和朱敏结婚一年之后。1953年底，刘铮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被调回国。尽管人们有口皆碑，说朱老总为人忠厚、平易近人、是位可亲可敬的革命老人，毕竟没有直接接触，刘铮的心情未免有些紧张。在中南海永福堂，康克清妈妈和朱敏把刘铮引进朱德的书房。正在专心读报的朱德，看到刘铮，立刻起身，微笑着迎上来和他握手，并关切地说：“好啊，外面好，国内也好嘛！国内这几年变化很大，需要很好地学习，很好地适应。”尽管刘铮多年从事外交工作，但与总司令这样的大人物握手、说话还是第一次，显得有些木讷。朱德一再嘱咐小夫妻俩：“家里的事，不要你们操心，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总司令、谦逊和善的老人，刘铮心中的紧张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
一贯严于律己，这是朱德给刘铮最深刻的印象。朱德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外事活动很多。他一生行伍，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每次接见外宾，总是提前二三十分钟到达接见地点。那时朱德已经70多岁了，还日夜为国家大事操劳，太辛苦。作为晚辈，刘铮有些于心不忍。他根据自己做外交工作的经验，便在时间的安排上给朱德的卫士长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不料，在一次接见活动中，客人率先到达了。一向谦逊和善、沉默寡言的朱德回到家里竟发起火来：“国家不论大小，我们都要尊重，在外交礼节上，绝对来不得闪失！……如果这是打仗，就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朱德狠狠地批评了卫士长。行动时间是别人安排的，主意却是刘铮出的，虽然老人没有直接批评自己，但刘铮内心却非常愧疚。
“与爹爹这样的伟人生活在一起，使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辱没他老人家的英名”，长期以来，刘铮和朱敏始终把“忠诚老实地做人，认真勤恳地做事”作为座右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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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广东韶关的“狗娃子”一辈子最大的遗憾（1）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盆地北部嘉陵江以东、渠江以西，有一条狭长的丘陵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深谷窄。在这片幅员1964平方公里的红土地上，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元帅与一位伟大的战士，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德元帅和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张思德。为此，四川仪陇有了“兵帅之乡”的美誉。
据记载，仪陇县城初置于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因城址设在大仪山顶部的平地上，故以山势而得名。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在仪陇设方州，将州、县治所迁至金城山上。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又将城址移至金城山腰，沿金城山天险为城，一直延续至今。
从县城东行70多华里处，有个小镇。在小镇旁耸立着形似马鞍的山岭——马鞍场。其西北不远处，突起一道山梁，名曰琳琅山。这里层峦叠嶂，松柏成荫，四季葱茏。琳琅山西麓，有一个只住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李家湾。这里村民曾经将许许多多梦幻般的传说赋予这片景色秀丽的土地，企望它能带来幸福与欢乐。然而，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残酷的现实把老百姓的梦想打得粉碎。
1886年12月的第一天（清光绪十二年农历丙戌年十一月初六），刺骨的寒风裹挟着鹅毛大雪无情地袭扰着这片贫瘠的土地。这天早上，贤惠勤劳的农妇钟氏和往日一样，天刚麻麻亮就起床，在灶前忙碌着给全家十几口人做早饭。她正要弯腰下蹲往灶门添柴时，只觉得腹部一阵剧痛，额头直冒冷汗。正在这时，手脚勤快的老祖母潘氏走了进来，一看二儿媳钟氏躺在灶前，心里已明白七八分。老祖母当即把大儿媳刘氏叫了过来，一起把钟氏扶进房内，让她仰卧在床上……
哇、哇、哇……一个幼小的生命伴随着一声声啼哭，降临到人世间。他，就是后来的红军之父、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德。
朱家迁至仪陇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据朱德生父朱世林的墓文记载，朱家“籍起粤东，支分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业为农……”原来，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韶关县的客籍人。明末清初，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加上战后疫病流行，使四川人口骤减，土地抛荒增多。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其在四川的统治和征收赋税，采取鼓励向四川移民的政策，使得大群大群的外省人迁移至四川，其中尤以湖广人居多，史称“湖广填四川”。朱家就是在这场大移###动中，从广东韶关入川的，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来维持生计。清朝乾隆末年，朱氏第三代的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朱自成，从营山迁到仪陇的马鞍场的大湾。随着家族的繁衍，人们便称这里为“朱家大湾”。
“发福万海从四克，有尚成文化朝邦。世代书香庆永锡，始蒙技术耀前章。”这是朱家族谱中的辈份28字韵文。朱德的曾祖父是“朝”字辈，名叫朝星。朱家在朱朝星那一代时，尚有老业田30挑，按1亩约5挑算，朱家田地面积还有约6亩。朱德的祖父是“邦”字辈，名叫邦俊，排行第三。朱家到了“邦”字辈，人丁兴旺，兄弟邦楷、邦举、邦俊、邦兴、邦久平分祖上传下来的老业田，每人分到的一点田地已不能维持生计。
于是，在1882年，朱邦俊把土地和草屋典了300吊钱作为资金，领着一家搬离大湾两公里的地方，租佃了李家湾的地主丁邱川家80挑田土耕种。朱家世代务农，辛勤劳作，到头来仍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沦为贫苦的佃农。
朱德的祖父朱邦俊是一个淳朴、勤劳的农民，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黄土地，直至“###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潘氏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劳动妇女，主持着家中一切事务——在朱德印象中，朱家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在祖母的管理下，一大家的开支、活计安排得井然有序。
朱德出生时，一家三世同堂：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连和刘氏，父母亲朱世林和钟氏，还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大哥朱代历（字云阶）、二哥朱代凤（字吉阶），姐姐朱秋香，加上自己共有12口人。朱家落户在仪陇，算到朱德这辈已是第六代了。姐姐秋香15岁时就出嫁了，大哥代历大朱德4岁，二哥代凤大他两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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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广东韶关的“狗娃子”一辈子最大的遗憾（2）
在封建社会里，男子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在家庭中特别受重视。老人担心男孩子出生后养不活，怕专捉小孩的“鬼魂”将他的生命夺走，便以动物名为孩子取名。朱德的祖母给家中的三个孙子都取了乳名——阿牛、阿马、阿狗。“阿狗”就是朱德的乳名，按川北习俗，三兄弟有时也被称为“牛娃子”、“马娃子”和“狗娃子”。后来，朱德成为开国元勋后，回到家乡，还有老人讲：“哦！是那个狗娃子回来了！”
“狗娃子”朱德出生的那间房子是丁家财主用做存放粮食的库房，约有十几个平方米，四面墙全是木板，房间低矮、潮湿、昏暗，只有从东面板壁上一个不到两尺见方的小窗户里能透进一缕光线。幼年的朱德和他的父母、兄姐等六口人，就挤住在这间仓房里。
朱德出生那年，朱世林虽然只有37岁，可脸上已爬满了皱纹，看上去像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朱世林一生都在家里劳动，从未出过远门，由于没有文化，思想比较狭隘，但“赋性和厚，为人忠耿，事亲孝，持家勤”。
在朱德的心目中，他最崇敬的人就是自己的生母。朱德长得很像母亲。钟氏1858年出生，父亲名钟必顺，朴实厚道，是个吹唢呐的好手，遇有婚丧、生日等红白喜事，钟家的人被雇去吹奏，遇年节、赶场搭个简单的台子演几场老戏，唱几曲山乡小调，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钟氏的父亲在外，家中的农活劳动由母亲承担，母亲不仅操持屋内家务，而且田地农活样样在行，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在这个务农兼卖艺的家庭中，钟氏从父辈那里听来了一些故事，学会唱山歌民歌，她嫁到朱家生儿育女，有时给孩子们唱歌讲故事，在困苦的生活中增添了一点情趣。
钟氏生育朱德时，才28岁，却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过多的生育，繁重的劳动，缺衣少食的生活，使这位年轻的母亲过早地显露出苍老、憔悴。额头上、眼角边的皱纹记录着这位农村妇女的沧桑岁月。朱德曾在向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起自己的母亲时说：“她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浮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里充满了贤惠，充满了忧愁。”
钟氏先后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困苦，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6男2女，后来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
打从弟弟降生，失去吃奶资格的朱德就从母亲的怀里下地。朱德曾回忆说：“母亲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从没有工夫抱抱小孩子，我们都是在地上爬着长大的。”再稍大一点，会跑会跳了，就跟着哥哥们上山去捉小鸟，或到树底下去捕捉那映在地上斑斑驳驳的树影。玩累了，随便找个背风的地方打个盹，起来再玩，玩累了再睡。穷苦人家，没钱买玩具，就自己到河边拣几个圆石头来玩弹球，或者摘几片树叶当哨吹。在大自然的沐浴下，童年的朱德竟然没有得过什么病，相反的却磨炼出一副健壮的体魄。幼小的朱德，就像琳琅山上那些葱绿、充满生机的小松树一样，迎着阳光，茁壮成长。
朱德小的时候最喜欢捉鱼，他家门前有许多池塘，插秧时节放进鱼苗，很快，稻田里、水沟里到处是鱼。可只要一捉就遭到地方狗腿子的训斥。朱德憋了一肚子气，跟他们争辩说：“我家养的鱼为什么不准我捉？”临近春节时，水田里的鱼长得肥大了，地主派狗腿子用网打得干干净净。佃户人家只得忍气吞声，毫无办法。朱德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愤恨地说：“他们为什么把我们的鱼捉去呀！”
朱家的屋前屋后种满了各种果树。秋季，梨、枣、核桃和柿子挂满了枝头。祖父叫孩子们把这些果子小心翼翼地采摘下来，并嘱咐他们不准吃，全给地主家送去。可是，地主嫌少，还骂朱家偷吃了。朱德心想：为什么我们亲手采摘的水果，却叫地主家享用，明明是他们吃着我家的水果，反而骂我们是贼呢？他为此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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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广东韶关的“狗娃子”一辈子最大的遗憾（3）
为了抚养众多的孩子，钟氏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好一家人的饭。白天在地里干活，种田、种菜、挑粪，回到家里要挑水、做饭、喂猪、养蚕，晚上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纺线，一直到深夜。由于钟氏的勤劳、聪慧，一家人的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下去。她做饭时，用菜籽油放在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里做调料，让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钟氏亲手纺出的线，请人织成布，染上颜色。这种“家织布”有铜钱那么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老二、老三接着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钟氏就是这样终日忙碌着。
在朱德的记忆中，母亲性情和蔼，从没有打骂过孩子，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在朱德稍懂事时，经常和哥哥们围坐在母亲身旁，在“吱扭扭”的纺线声中，听母亲讲那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每当母亲讲到穷苦人怎样受苦时，孩子们的眼睛里时常充满了泪花；每当母亲讲到有钱人为富不仁、欺负穷人时，孩子们又恨得攥紧小拳头。听着听着，孩子们困乏了，母亲把他们一个个抱回漆黑的小屋，纺车又继续“吱扭扭”地响了起来。
四五岁时，朱德就开始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他后来回忆说：“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
钟氏心地善良，她自己虽然生活很苦，还周济和照顾其他穷苦的乡亲。谁家断了炊，谁家的婆娘生了病，她总是带着朱德去安慰一番，送去一点粮食糊口。有一年，南巴地区闹了灾，不少灾民外出逃荒。他们经过村子时，挨户乞讨。钟氏拿不出可以救济的粮食，就煮一锅瓜菜糊糊，让朱德送去。朱德从小耳濡目染，受着母亲的影响，他也常常帮助年迈体弱的老人割草喂牛，帮助力气小的伙伴把柴草背回家……
后来，朱德离家参加革命，一直没有机会回到家乡看望母亲（只是后来在泸州期间与母亲生活过一段时间）。然而，朱德深深地爱恋着自己的母亲，关注故乡的一切。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四川闹灾荒，朱德从来山西投奔革命的外甥那里得知一些家里的情况后，非常挂念年迈的母亲。在抗日前线的山西洪洞县，他悄悄地写信向在四川泸州的好友戴与龄求助：“……昨，邓辉林、###扬、刘万方随四十一军来晋……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寒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想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我又函南溪兄（寄）二百元，恐亦靠不住，望你做到复我。此候，近安。望你做到，复我。”
戴与龄接信后，才知名震全国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两袖清风，连资助老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位老同学感动不已，当即筹足200元，送到朱德家里。
这封信现存国家博物馆。片纸情深，满纸质朴的语言，饱含孩子对母亲的反哺之情，彰显出革命者大公无私的坦荡胸襟。
钟氏在晚年知道自己的儿子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但她仍不辍劳作，自食其力，惟一之所求就是在余生之年能见上儿子一面，可因为当时正处抗战时期，朱德身负重任，未能如愿。1944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临终时，86岁高龄的钟氏念念不忘远在千里之外的三儿朱德。
噩耗传到延安，各界群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会上号召，做母亲的要学习钟太夫人，做儿女的要学习朱德总司令。中共中央送的挽联是：“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毛泽东在挽联中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无产阶级完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同挽：“教子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范；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葆好家风。”
祖籍广东韶关的“狗娃子”一辈子最大的遗憾（4）
此时，朱德的心情是悲痛的。他曾在接受意大利记者访问时动情地说，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我没能侍奉老母，在她离开人间时，我没有端一碗水给她喝”。然而，朱德很快将这种哀情埋入心底，转变成一股力量，把对母亲的爱上升为对人民的爱、对中华民族的爱。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说：“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朱德一生的革命活动确实实践了这一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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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气苦读的寒门学子走出大山觅出路（1）
由于世代贫困，朱德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饱受着没有文化的苦痛。朱德曾回忆说：“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1892年，朱德6岁那年，老人把他们兄弟3人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他一面教书，一面行医，正房当作教室，用旁边的偏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药铺垭私塾就因此得名。读书不用花很多钱，一年400个铜钱。
药铺垭私塾离家不远，坐落在琳琅山的半山腰。从李家湾到这里，要走一段约三四里的山路，还要爬过一段陡山坡。朱德白天去读书，晚上回来，中午还要回家吃饭。
朱世秦按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为朱代珍。在药铺垭读书的全都是农家子弟，朱德在学生中的年龄最小，但他聪明、肯学，记得的字最多。朱世秦因为朱德书读得好而特别喜欢他。朱德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还读了《孟子》的一部分。
在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之后，因为老师“教得不太行”，朱德三兄弟改读丁姓的私塾。这个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田地的地主，朱德暗地称他为“丁阎王”。私塾先生是一个秀才，课讲得比药铺垭私塾要好得多。这个先生知识广博，对每个字、词、句解释得很清楚。朱德见家里花费钱财供自己上学，学习更加勤奋刻苦。
当时能到像丁家私塾这样的地方读书的，绝大部分是地主或者有钱人家的子弟。朱家兄弟三人被安排坐在课堂里光线最暗的地方，周围的同学就是那些少爷们。这些少爷们根本看不起朱德兄弟这样穿着草鞋的穷娃子，时常用鄙夷的眼光盯着他们，甚至给他们起绰号，咒骂他们是“三条水牛”，还故意把“朱”写成“猪”，用各种方法来奚落他们。“人穷志不短”，朱德兄弟仨反抗过、斗争过，将这些事情上告先生，可是先生也不敢得罪这些地主家的孩子，结果受斥责、挨手板的还是被欺侮的朱家兄弟。
一天，朱德在自家树上摘了一个梨，带到私塾后让丁家少爷看见了，抢去就啃，还恶语伤人：“梨子是人吃的，哪个见过‘猪’（朱）吃梨！”这一下，朱德实在无法容忍了，就同他们理论起来：“我的梨子，你们凭什么抢去？……”
话才出口，丁家的少爷们一拥而上，劈头盖脑地对朱德就是一阵拳脚。大哥朱代历上前阻止，同他们评理时，丁家少爷们对代历又是一顿拳脚。朱家兄弟实在忍无可忍，齐心协力进行还击。丁家少爷虽然人多势众，但他们个个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哪个也不是朱家兄弟的对手。朱家兄弟正在狠狠还击时，被先生吼住了，还被罚站了一阵子。朱德兄弟俩虽然觉得先生这样处理太不公平，但受雇于人的先生也有难处呀！
事后，先生对朱家兄弟好言相劝：“你们要学会忍耐。你们在丁家读书，不忍怎么读下去？古人云：不忍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并鼓励他们：“要刻苦用功。古人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们要能吃得下常人吃不下的苦，要能受得常人受不了的气，将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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