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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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张宏杰作品中的大关照与小细节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宏杰的新书，我看了觉得非常地看好。
　　当下的历史阅读热，说明历史在当代社会成为非常必需的一种元素。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过去我们的历史叙述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以农民起义为切入口，表现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过去我们都是从这个角度来叙述历史，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也写得四平八稳，但是这种对于历史的解释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民间的历史想象。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历史叙述的大浪潮，这个浪潮和那个年代联系在一起，充满着起伏、转折，波澜跌荡。而从九十年代开始，一种新的历史消费的方式越来越明显地突出了。
　　在过去的历史构建当中，专业的历史学者往往做的都是学术探讨。结果，面向大众的图书市场、满足大众的阅读需求的重写历史的任务，就落到了那些非学院派的历史书写者身上，这构成了当代重写历史的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一些销售量很大的历史类图书，往往都是由非专业的历史学者来完成的。可以看出，在解读历史的学院话语和民间想象之间存在一条很难跨越的鸿沟，这是一个当代文化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
　　在重写历史的群体中，张宏杰无疑是其中写得最精彩、作品最受欢迎的作者之一。如果用两个词语来概括张宏杰的写作特点，那就是：大关照与小细节。
　　读张宏杰的书，会使读者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因为他的叙述始终包含一个饱满的历史叙事的激情，这正是这一类历史作品与正统的教科书之间非常明显的区别。教科书总是一种冷冰冰的历史叙述，但是人民群众是需要激情的，特别是在当下这样的一个阅读市场，读者在消费历史的时候需要激情。同时，张宏杰的文字中还体现出了鲜明的历史观点，对五位皇帝的命运的描述，包含了他自己的大胆的历史论断在里面。胡适说过“大胆论证，小心求证”，张宏杰是敢下评论的，而这种论断就是他自己对于历史的一种大的关照。
　　第二，张宏杰的作品中充满了小的细节。他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不再关注历史的大事件，而首先关注的是历史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就是把皇帝个人的命运和中国历史的运转结合起来。所以无论描述王莽也好、杨广也好、光绪也好，张宏杰都非常犀利地抓住他们的性格。这种对性格和人物命运的把握，对戏剧性的构建，显示了作者的文学素养和才华。同时，这种戏剧性还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存在有的时候竟然会根据皇帝个人的无常而变化，这也是中国历史中存在的某种文化的命运和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这一点是很有价值的。
　　当然，张宏杰一方面想要加强反思历史的深度，一方面又过分注重了历史的戏剧性，而这两者是很难融合的。从读者的角度来理解，张宏杰对于历史的解释，可能有点过于戏剧化了。中国的历史到底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形式展开？这方面的内容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挖掘。比如，如果能够把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做一些比较，可能会使这部作品更有广度。
　　

张越：有趣、有益、有关——读张宏杰作品
电视主持人　张越
　　我看过的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
　　一是所谓“严肃的”：相当学术化，无个性无情感无生命力，揪住一个小题目小角度小分歧不放，自己跟自己吊书袋绕脖子，与读者没太大关系。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不腐朽的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和有个性的表达，张宏杰的书就属于这一类，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于我们：有趣，有益，有关。
　　第一，有趣。我原本是非常不爱看写中国历史的书的，不喜欢的原因之一是很多历史书无趣，当然它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但是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希望它是有趣的。很多历史书满篇都是毫无个性的书面语言，而且往往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如果你使用个性化的语言，使用有情感的语言，大家就会觉得你写得非常地野，不是正经事了。慢慢地，大家都学会有了用一种很刻板的语言来写历史，就像我们曾经学过的历史书，让人觉得无趣。我对张宏杰的书有兴趣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有趣的，他做到了他自己说的那点，历史根本不需戏说，也可以让人读得津津有味。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所以没有完全被学术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才写出了有生命力的表现方式。
　　第二，有益。我不喜欢看很多中国历史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无趣，其实很多历史是有趣的，包括很多的电视剧、电影，你不能说它没趣。但是，它没益，这是特别糟糕的一件事。我觉得很多作品的价值观特别不好。
　　我们的中国历史的写作，尤其是给中国老百姓流传的这部分，我们所看到的价值观是什么？从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老祖宗就会干两种事，一是上床胡搞，一下床搞政治、搞权力。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样的祖宗特别不争气，我特别不喜欢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后来慢慢我长大了，我搞明白了一件事，不一定是我们的祖宗不争气，而是我们用现在的价值观去评价他们了，其实事实未必是这样。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价值理念有缺陷吧。
　　我们经常向国外推荐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我们能给别人看什么呢？电影大片里不是权力崇拜，就是金钱崇拜、色情崇拜，所以说这类文艺创作是无益的。而我觉得张宏杰的书不错的地方，就是因为他的价值观是健康的。
　　第三，有关。我们的文化不太关心灵魂，不关人心的创作，最后会变成离人比较远的东西了。而张宏杰的书我觉得他有关，他的有关不仅仅是拿非要借讽今什么的，而是有对人性的关照，所以他既关照了古人，也关照了我们；既关照了皇帝，也关照了普通百姓。因为人就是人，都是一样的，人性就是那样的，他关照了我们，我们就觉得有关，就觉得它好读。
　　这就是我看张宏杰作品的几点感受，有趣、有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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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值得深思的皇帝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学泰
　　张宏杰我知道的比较晚，大概是在2004年的科学论坛上。后来慢慢和张宏杰有联系了。我们在电话当中聊过，他在银行工作的时候聊过很多，他思想很活跃，历史问题想得很多，他的书也都寄给我看，我也看了。
　　从文学的角度看，他善于写人，所以他以皇帝作为题材，写了《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皇帝问题是近年来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话题。的确，中国有皇帝好几千年了，直到现在，皇帝情结依然在普通民众当中没有消尽。因为中国长期处于专制社会，老百姓想要改善自己的命运，除了造反以外，就两种期盼，一种是期盼好皇帝，一种是期盼清官。所以说，研究皇帝是我们历史研究当中应该很关注的东西。
　　我给这本书上写过这么一段话：很久以来，国人有个皇帝情结，而且至今尚不能完全消退，大家很奇怪。其实这反映了人性中对权力的渴望。权利平等的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社会上存权利的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最高权力的渴望就很难遏制。所以我觉得皇帝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张宏杰以皇帝为切入点，这个想法非常不错，当然其中有很多还是值得深入去思考的。
　　另外，以文学作品来说，张宏杰写人写得非常成功，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比如说光绪皇帝、杨广。现在在评论光绪皇帝的时候，大家往往从他的不幸，从慈禧太后对他的专制压迫这些角度来进行评价，很少有人从光绪本身的问题来进行考察。而在专制制度之下，一个皇帝对于国家政治的影响之大，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之巨，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
　　比如说清朝的皇帝，要是打分来说，除了同治、光绪、宣统这三人以外，其他皇帝都可以打4分以上。而明朝的皇帝基本上在4分以下。但是，清朝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负面影响最大，它的原因在哪儿？就是在于清朝的皇帝太能干了，因为太能干了，本来是历史转折点的时候，他阻止了。而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官位缺了也不补，底下闹，有的文臣上了奏章骂他，他看了也不发脾气，留中不发。但万历40年中是中国历史进程最快的时期。皇帝的不作为反而成为一种动力，因为经济的发展顺应了自然的规律。
　　去年年初，我在北师大讲课的时候，我特别讲到清朝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它的负面影响大于它的正面影响。我从张宏杰写的几篇关于皇帝的文章当中，也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解玺璋：大众史学的长与短
同心出版社副总编　解玺璋
　　对于近期出现的大众历史热，大家都很关注。构成这种热潮的作品、作者、读者，似乎可以构成一个大众史学的范畴和概念。而在大众史学的写作里面，张宏杰是一个很有特点和具有代表性的写作者。
　　我读过他的作品，有几个方面使我比较感兴趣。第一，他的眼光和角度是带有今人的明显特征的。他历史叙述的出发点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他并不是从历史出发来写历史，而是从他自己对社会、对今天的历史进程的感受出发来写历史的。有的时候他在讲历史，在评价历史人物，但是我感觉他实际上谈的是今天的事，今天的人物，这是特别鲜明的特点。
　　另外，叙述的方式也很重要。张宏杰的书看着很亲切，很好读，这是因为他把一些很流行、很时尚的表述全都用在历史的写作当中了。这样的词，专门搞历史的人可能不会这么来写，不这么说话。而张宏杰很了解现代人的心态和语言，所以他很容易把自己作品和读者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这也是他在历史写作上很有优势的地方。
　　但对于现在新的大众史学的写作，我有一点疑问。张宏杰的写作风格虽然偏重于写细节，偏重于写人性的方面，但他同样需要很多的史料作为支撑。一旦史料不够准确翔实，读者就会感觉到作品立论的基础并不是很牢靠。
　　比如写杨广。杨广带兵把陈灭了以后，有的史书上记载，他要和张丽华发生关系，但是张宏杰是不相信这条的，他又找到了另外的一个记录，表明其实张丽华被杀，不是杨广的一个大臣为了挽救杨广而下的命令，而是杨广自己下的命令。实际上，作者提供这么两条历史上的记录，并不能证明杨广在这个时候是不好色的。你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证明，你手里的材料很是相对比较少，所以你下的结论会给读者们产生一种误解，不清楚到底应该信谁的。
　　我们在写历史的时候，特别像现在这种大众史学的写作，可能文学性特别多，那么文学性应该控制在什么程度？有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有没有一个度？这是一个问题。当然，这在中国的历史书写当中可能是一个老问题了，比如说像《左传》、《史记》，里面都有鲜明的虚构成分，都带有特别严重的文学色彩。但是，我们的作品毕竟是打着一种历史的招牌出现的，读者们希望我们提供的历史是真实的。如果想象的成分多了，就会影响读者对于作品的认知度。
　　从张宏杰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史学的写作具备很多优势，但写作者对于历史的思考，必须注意历史的复杂性，否则就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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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明德：呼唤有价值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包明德
　　“皇帝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戏说乾隆》开始，一直热到现在。各种关于皇帝的影视、图书作品，使老百姓对于皇帝话题一直津津乐道。但在这些有关皇帝的文艺创作当中，有很多是十分令人生厌的，因为有的写皇帝，完全写的是帝王后宫的阴谋，男人们怎么弄权，怎么耍阴谋，女人们怎么争宠，怎么吃醋；或者写皇权、皇威多么的灿烂，等等。这些对于中国历史其实是一种歪曲，对于世道人心也产生一些误导。
　　在古代，历史都是由少数人写的，是由帝王将相利用文人写的。而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了解历史。历史写的是真，是假？是对？是错？大家都不清楚。
　　我看了张宏杰的作品以后，我鲜明确切地感到张宏杰是在重新地解读历史，他不是想颠覆历史，他也不想解构历史，他想重新解读历史。的确，历史是由不同的碎片来构成的。这些历史的碎片有的没被挖掘出来，有的没被发现；有的是被固定化了，被凝固化了。而我更多地感觉到张宏杰是在努力地发觉那些没被开掘的碎片，或者是开掘以后，从认识的视野、角度，努力地寻找新的视角。他力求用一种流动的眼光把鲜活的历史资讯和文学气息带给广大的读者。
　　比如隋炀帝，虽然后来变得骄奢淫逸，但是他还有他的贡献，有他的特点，有他辉煌的一面。因为张宏杰的重新解读，就把有些被人忽略的丰富性又开掘出来了，也就是说，张宏杰写皇帝、写历史时偏重于精神，偏重于人性，偏重于人的性格和心理。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对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另外一方面，张宏杰作品的文学魅力和品位，也体现在他能用了一种很通俗、很激情的方式，把历史展现给读者，展现给大家。他对历史人物激情的叙述和准确精当的描述，对于读者来说充满了吸引力和感召力。而用一些通俗的方式把这些蕴含的、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展现出来，这也是我们当前时代和历史的诉求。
　　在张宏杰笔下，无论杨广还是王莽，在青少年时期都是很优秀、很有追求的。王莽虽然出身皇族，但因为父亲死得早，他孤儿寡母，沦落到一个很可怜的境地，所以他具有一些平民意识。在杨广和王莽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理念、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具备的品质，比如他们选贤用能、用人不拘一格，比如王莽励精图治、对原则的坚持。我想，王莽对原则和操守坚持，他做人体现出来的为人之道，相信对我们的现实生活还是有警策力的。
　　我个人更认为张宏杰这样描写杨广和王莽的这一面，他正在呼唤一种责任，呼唤一种操守。在现在的社会生活当中，最大的腐败就是责任感的缺失，而这恰恰正是王莽很讲究的东西，只不过他太理想化了，他失败在理想和现实巨大差距之间。
　　张宏杰在重新解读历史的时候，完全是立足于现实，他的现实感特别强，他能够抓住现在我们当下大家最崇拜的是什么，厌恶的是什么，缺失的是什么。他具有时代的高度和社会责任感，所以才能开掘和把握好一些历史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张宏杰在历史写作中，奋力地呼唤我们祖先，呼唤着我们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并努力让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发出声响，这是我读张宏杰的作品感受到得最大的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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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一本值得收藏的书（1）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白描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藏书的人，过去刚刚工作的时候，工资很低，但是看到什么书都想买，买了不少书。后来房子小了，书也没地方放了，对于买书才有了一些节制。但是后来发现，我买了那么多的书，读的书并不多，有些书买回去压根儿就没读过，一个原因可能是我自己不够勤奋，懒一些，还有一个原因，我发现天下的书真是读不过来，好书更读不过来。而有些书真的是可读可不读。现在我自己我基本上只收藏三种书，一种是工具书，第二种是一些经典著作，第三种就是在某一方面真正地打动了自己，能给人以心灵的震动和启迪，并能够给自己的知识以补充的书。
　　说到张宏杰这本书，对我来说是就属于上述第三类，是一本值得收藏的书，是一本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书。我没有想到宏杰能够写出这样的书。说没有想到，一个原因是过去对张宏杰了解并不多，他是我们鲁迅研究院的第三届学员，过去只知道他写过一些有关历史性的散文，他是以散文作家的身份进入鲁院学习的。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基于我的一种判断，什么判断呢？在我看来，中国当代作家，就整体状况而言——可能这个估价不太准确——他们当中许多人不缺乏才情，不缺乏思想，不缺乏创新意识，不缺乏种种理论主张，对其中的一些优秀分子来说也不缺乏生活，不缺乏对生活的真切感受，不缺乏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这一切都不缺乏，但是他们缺乏一种东西。缺乏什么呢？缺乏对于一个知识精英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养。我觉得从我们废除了科举以后，学术界都认为传统文化是很深厚的一本书。但是在作家里面，大多数人认为传统文化是没用的。所以，我们的作家普通是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养。
　　而张宏杰却在历史研究上下了这么大的工夫，历史知识这么丰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更没想到的是他有自己独特的眼光，有自己的一套评价坐标体系。不盲目从众，这一点对于作家来说非常难能可贵。
　　那么什么是张宏杰的眼光呢？我觉得他的眼光和评价坐标体系概括起来说，就是历史的人性解读。在这本书里，无论是写哪一个皇帝，都能够比较典型地体现出张宏杰的这种写作风格。比如，他为王莽说了很多的好话，但是他并不是想为王莽翻案，而是展现了在人类历史当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光芒是如何最终演变为欲望的毒焰的。通过王莽的悲剧或者说丑剧，这个演变的过程被张宏杰展现得非常突出。
　　写朱元璋的一章尽管篇幅是最短的，但是我认为是写得最精彩的。它起码启迪我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研究明史，不得不研究朱元璋。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招数和政治特点和一个人的性格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明朝正是一个典型。
　　写光绪一章，我认为也写得相当不错。张宏杰虽然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的历史资料，但他是从光绪的人格心理角度切入的。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同的，中国是需要从帝王的角度介入，来探寻影响历史走向的要因的。而探寻影响这种走向的帝王的人性，这是张宏杰的贡献，也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张宏杰对于历史知识的掌握非常丰富的，并有自己的眼光。现在一些比较受欢迎的历史作品，都有这么一种特点。
　　但是，这本书的下篇不如上篇精彩。因为它没有摆脱一般对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研究。尽管张宏杰站的角度很新，解剖历史的手术刀很新，但是这个角度，这个手术刀，和这里面呈现出来的思想锋芒，我们在别人那里也能看到，不是从张宏杰自己的武器库中拿出来的，缺少了张宏杰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成就的质疑，他尽管写得很吃力，他认为秦始皇的功绩被后人大大夸大了，但是这一点并没能说服我。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的帝国，秦始皇真的是前无古人。虽然张宏杰不承认这一点，但他的书没有说服我。我认为，最显示作品风情和风格的东西才最有价值，就是这本书的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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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一本值得收藏的书（2）
张宏杰是研究帝王的性情，希望他在以后的写作和研究当中，也不要放弃了他自己的性情。
　　

刘苏里：历史写作的意义
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　刘苏里
　　历史写作在最近的30年出现了很多作家、作品，而且有几个高潮，首先应该包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后来到吴思又是一个高潮，李亚平先生的作品在我看来也是一个里程碑。张宏杰的作品能不能成为里程碑，我不敢说。
　　我把这些作品定义为历史写作，显然要区别与我们一般的历史性学术著作和演义性的著作。近两年这类作品风起云涌，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大体可以看出几种脉络，一种是对社会现实的解读，还有一种政治式的解读。我看了张宏杰的作品，我感觉读出了一点历史哲学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还不敢确定。因为在众多作品当中，张宏杰的作品，它的文学品质最高。当然，这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别人会怀疑你对历史的解读，特别是在掌握史料、运用史料、解读史料等方面，可靠性到底有多大。
　　第二方面，关于这类书的读者群，我试图纠正大部分人的说法，就是类似大众阅读这样的说法，其实这样的书大众是不会看的，也根本不是写给大众看的。我创作过一个词汇，就是知识大众，他们基本的一个共同点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为什么我强调一下它的读书对象，因为只有再浅显的作品才能到达大众的层面，真正的大众看的是热闹。所以，历史写作者要注意到他的读者群可能是什么样的，应该在意义上，在选材上，包括你的叙述方式上，都要有一种面对读者群的考虑。
　　第三方面，这类历史书为什么这么多？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娱乐的解释，也有重新塑造我们的历史，包括编织我们的记忆等等各种说法。实际上在我看来，是因为当我们的生活走到了一个物质相对丰富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还需要更有价值的生活。所以这一类的历史写作，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和最后的归结，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编织起对历史的记忆，引导我们找寻未来的道路。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从现在往后该怎么走了。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很推崇和感谢最近30年以来在这个方面做出努力的这些作家们。
　　

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自序
对于“写历史”的人来说，“皇帝”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为什么？因为“皇帝”是传统中国的“根本”。与现在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不同，过去，中国是“以皇帝为本”的。在传统中国，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都是皇帝一家人的奴隶；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家的利益为核心。
　　“皇帝”对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得更清楚：浩如烟海的中国史，归纳起来只记载了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护皇位。
　　为了夺取皇位，几千年中国烽火不息。孙中山说过：“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为了保住皇位，历代中国帝王不得不绞尽脑汁，展开了巩固统治的漫长接力。他们防范权臣、防范外戚、防范太监，直至防范自己的妻子兄弟；他们发明了“保甲制”、“连坐制”、“科举制”、“文字狱”，从控制人民的身体发展到控制人民的头脑，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中国式专制监狱。“皇帝制度”或者说“专制制度”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
　　“皇帝”处于各种社会力量交集的中心，处于重重艰巨的政治任务之下，因为他用权力囚禁了万民，他自己也被权力囚禁。因此中国式皇冠既神奇、璀璨、法力无边，又沉重、巨大，令人举步维艰。这种独特的境遇是对人性的一个特殊考验，而不同的人在这同样的囚禁、重压、撕裂下，表现出人性中截然不同的断面。因此，皇帝们很容易吸引“写史者”的笔触。
　　２００５年底，《当代》杂志约请我写一个历史类专栏，起名叫《史记》，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系列皇帝。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在这个专栏中陈列了中国人在皇冠重压下的各种表情：有的人，比如王莽，误打误撞，阴差阳错地被“人民”戴上了皇冠。他想运用手中巨大的权力来给这些可爱的人民谋福利，却因为不熟悉权力之车的性能，被中途甩下并碾死。有的人，比如杨广，竭尽全力、机关算尽地夺取了皇冠，然后又狂喝酣饮权力之酒，毫无节制地榨取皇冠给他带来的快乐，终于死于权力之酒的酒精中毒症。有的人，比如朱元璋，在中彩票式地由一介贫民成为皇帝后，即被失去皇冠的恐惧日夜笼罩，最终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狂”，疯狂地屠杀昔日的战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荒唐透顶的文字狱。有的人，比如朱元璋的子孙朱厚照，却从戴上皇冠的那一天起，就拼命想要甩下它，就像一匹烈马要甩下笼头一样，因为皇冠带来的束缚，不是庸常的人性所能忍受的。更有这样一些人，比如光绪帝，他们天生的软弱性格难以承受皇冠的重压，原本可以平静普通的人生，因为戴上了皇冠，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当然，相对于“皇帝”这个话题的巨大，仅仅展示皇位对人性的影响，无疑是非常不够的。陈列这五种表情，我是想说明，“皇帝制度”不仅损害着民众，也同时伤害着操纵这个制度的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统治者的损害，并不比对民众的损害轻。除此之外，“皇帝”这个话题还应该有更核心的内容，因为，“皇帝”二字的本质就是“专制”，中国的皇帝制度，实在是人类史上“专制”的登峰造极之作。不论是把“皇帝现象”看成传统文化结出的奇葩硕果，还是中国文化疾病的首要症状，“皇帝”两个字，都包含了解读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密码。
　　为什么“专制主义”为害中国最烈？为什么我们如此难以摆脱千年相因的精神内核？在写《史记》专栏的同时，我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阅读秦始皇以前的历史，以期梳理“皇帝制度”产生、发展和巩固的过程，找出我们精神中的“专制性格”和“奴隶性格”的根源。这部分工作，就形成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如果起一个副标题，可以叫做“中国上古史阅读笔记”。通过爬梳剔抉，我发现，“专制制度”的根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家长制、祖先崇拜、集体主义取向的形成和巩固，都远在“皇帝”二字出现前。“皇帝制度”的出现，不是秦始皇个人的天才发明，而是中华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秦始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受制于“皇帝制度”两千年，是这个民族不能逃避的命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德先生”与“赛先生”迟迟不能落脚，比如公民意识、规则意识、宽容意识的缺乏，比如“熟人社会”，比如“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