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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历史-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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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过去的旧同事，90年代初外派西非任某土畜产进出口公司总代表，名利双收，人人羡慕，可不久便沾了这个赌，一开始输零花钱，接着输生活费，后来连回收的公司货款也扔上了轮盘，输个精光，结果被公司除名，流落在多哥首都洛美，靠做中间商糊口，稍有积蓄，便直趋赌场，非输光或打烊绝不回家，晚早两餐，全靠赌场招待老主顾的便当度日；另一个浙江义乌的豪商，每年都要到贝宁的科托努收货款，货款到手，总忍不住泡进赌场，一夜疯狂，常常闹到一年白忙，只剩一张回程机票回家。
在赌场输掉的不止是钱。有一位中年人，原本从事科技翻译工作，经验丰富，语言能力也强，被一家民企高薪聘为驻贝宁的总经理，没料到不到半年他便迷上赌场，每天赌得昏天黑地，销售没心思做，市场没心思跑，把原本不错的销售形势弄到严重亏损的地步，结果被开除，他领着老婆孩子跑到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自立门户做起纺织生意，却仍改不了痼疾，把大把时间泡在赌场里，结果可想而知。
西非的赌场一般夜里11点左右才开门，一直营业到次日凌晨6、7点左右，正与日常作息晨昏颠倒，如果夜夜光顾，白天的精力一定大受影响。我曾亲眼见到一家中国人在贝宁的纺织品门市部，几个年轻店员每晚吃罢晚饭便精神抖擞地开赴赌场大战轮盘赌，兴奋得浑不知疲惫；天一亮便胡乱抹把脸，赶到店面草草打开店门，找个舒服的货包倒头大睡。
华人之钟情赌场其实是有原因的。西非国家黑人为主，而许多来此谋生的华人对黑人心有芥蒂，始终格格不入，而由于习惯、文化、语言等种种隔阂和差异，他们又往往很少参与白人和其他族群侨民组织的诸如宗教活动、慈善义工、体育休闲或者文化沙龙等，除了为生活奔波，就是在华人亲友的狭小社会圈子里交换几本书刊，几盘电视剧集录像，或者打打麻将，推推排九，赌场的出现不但解决了他们娱乐和消遣的需要，更让交际圈狭小的他们，有了一个结识朋友，扩展关系的便利场合。
耐人寻味的是华人支撑了非洲的赌场经济，但这些赌场却极少为华人所开。笔者见过、听说过的非洲赌场不下30个，由华人出资的却只在拉各斯有一家。
鉴于赌博危害太大，许多在当地的中资企业开始定下死规矩，严禁员工去赌场，许多老板也痛下决心戒赌，并收到一些成效，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在沿海一些城市里，许多开了十几年的赌场开始门庭冷落，甚至歇业。但旧的关张，新的开市，非洲的赌场并未减少，甚至开到深入非洲腹地的马里小城莫普提、尼日利亚内地城市卡诺等，仍有众多的中国人每当夜深人静，便迫不及待地钻进赌场，把自己辛苦得来的血汗钱，幻作轮盘前一堆顷刻化为乌有的筹码，和几声懊恼不已的惊呼。
………【中国话剧“回家”？海外之路并不平坦】………
和京昆梆柳等传统戏剧不同，中国话剧从其诞生的第一刻起，就有着鲜明的海外血统：100年前第一个华人话剧团体春柳社诞生于日本，第一批剧目《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则分别改编自法国小仲马和美国斯托夫人的作品，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仍是中国话剧界主流艺术思想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来自俄罗斯，再往深一点讲，不论传统剧目如《雷雨》、《日出》、《家》等所尊奉的三一律、分幕制和舞台表演规程，还是现代派、先锋派小剧场话剧名目众多的探索和尝试，都或明显、或隐讳地可以追索到舶来痕迹。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不论是莎士比亚、易卜生、果戈里等人的传统西方大戏，还是众多新潮剧目，几十年来源源不断被引进，其中如《威尼斯商人》、《玩偶之家》、《推销员之死》、《yu望号街车》等屡演不衰；另一方面中国话剧“回家”，即在海外的演出却如缕不绝，影响力远未达到相关人士的期望。
为什么源于海外、又回到海外的中国话剧，其步履会如此沉重和艰难？
成功的范例并非没有
中国话剧在海外也并非没有辉煌。
曹禺的作品是海外影响力最大的中国话剧作品，他的《雷雨》更是中国话剧海外演出当之无愧的头块金招牌。早在1946年8月15日，《雷雨》就在韩国首尔用韩语首演，并创造了加演70场的辉煌，至今仍是韩国大韩国立剧院的保留剧目；在前苏联、东欧各国，《雷雨》也被译为当地语言上演，取得了巨大反响；在日本，《雷雨》几十年来有多个日文译本；在英国，英文改编版《雷雨》2002年在牛津成功连演四场，取得广泛好评，至今脍炙人口。直接用汉语演出的《雷雨》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地巡回演出，各地华侨、华人业余剧团也常常排练《雷雨》，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个全由移民组成的话剧业余团体将在6月“亚洲文化月”中献演全本《雷雨》；在日本大阪，甚至上演过全由日本演员出演的中文版《雷雨》。
除《雷雨》以外，曹禺其它作品，如改编自巴金名著的《家》、《日出》、《原野》，以及老舍的《茶馆》等，都是在海外影响较大、演出场次较多的作品。《家》在1985年9月由上海人艺带到日本东京阳光城剧场公演，创造了10天连演10场的空前纪录，其英文版由北京人艺英若诚指导、美国密苏里大学剧团排演，于1984年在堪萨斯城获得演出成功，英若诚本人也因此得到较高评价，并被选入电影巨片《马可波罗》剧组，扮演重要角色忽必烈；《日出》则开创了日本本土剧团排演中国话剧的先河；《茶馆》不但在日本公演曾引起轰动，还曾在2005年赴美巡回演出，引起戏剧界对中国话剧的热烈讨论。
此外，一些国内演出团体还努力通过商演和中外文化合作，把新老剧目输往海外。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就曾先后将传统、新编、改编剧目《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李尔王》、《跟我的前妻谈恋爱》、《秀才与刽子手》、《活性炭》以及双语话剧《玛格丽特。杜拉斯》等带到美国、新加坡、越南、土耳其、日本、英国等地。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话剧在海外的演出，存在着演出场次少、剧目单调、观众少（买票观众更少）等问题，大多数演出是用中文原文表演，受众仅限于华人华侨、个别东方文化爱好者或戏剧圈内人士，相当部分海外演出机会系文化交流模式，商业效益较差。
形式的局限不可忽视
中国话剧在海外步履维艰，戏剧形式的局限不可忽视。
虽然源于海外，但话剧自诞生起，就有着鲜明的民族烙印。按照老前辈洪深的说法，话剧“是用成片段的、剧中人的谈话所组成的戏剧”，“话剧的生命就是对话”，这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靠造型、舞蹈、音乐、动作等“不说话的语言”表现剧情的中国传统戏剧差异很大，这种差异是20世纪前半叶话剧在中国脱颖而出的动因之一，却也成为限制其“回家”的障碍之一。
由于话剧以对话为主，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得剧本翻译成为高难动作。和一般翻译不同，话剧的翻译不但要求“信、达、雅”，更要求符合舞台表演的需要，这对翻译者而言是巨大挑战。即使最成功的《雷雨》，其英译本由著名语言教育家王佐良先生亲自执笔，2002年在牛津排演时，导演、演员仍感到“演起来困难”，不得不边排边修改，而在今天的话剧界，又有多少位译者能具备王先生那样的功力？
我们看到，大多数成功的海外演出，都发生在文化习俗和传统相近的东亚、东南亚国家，这是因为话剧、尤其中国话剧，自形成起就长期遵循现实主义道路，贴近民族、贴近民生、针砭时弊、反应社会现实，只有文化背景相近的观众，才能更贴切地理解剧本的深刻含义，而文化差异较大的观众则难以索解；我们看到，《雷雨》之所以在海外影响较大，和其戏剧冲突较强较鲜明、舞台感染力可以抵消部分因语言障碍造成的理解困难密不可分，按照曾出演《雷雨》的韩国演员金东园所言，这部戏“不需要解说”也能被很好的理解，而《家》在美国的成功，则和英若诚既熟谙舞台表演、又有相当好的英语水准和写作功底密不可分；我们还看到，《茶馆》和后来《天下第一楼》属于乡土气息较浓、不易翻译也不易理解的作品，但在海外的演出也取得一定成绩，这得益于其演出团体、剧组成员对剧本、表演的精益求精。
由此不难看出，仔细挑选的剧目、精密周到的艺术准备，和良好的、适合舞台表演的剧本翻译，是中国话剧成功“回家”所必不可少的。
在形式之外的问题
必须指出，话剧虽舶来，但“话剧”的概念却是中国独有的。在西方，歌剧、舞剧以外的舞台剧主要分为古典戏剧、小剧场戏剧和现代舞台剧等等。
古典戏剧一直是西方戏剧界的阳春白雪，其票价之高昂，场景之讲究，绝不亚于歌剧、芭蕾舞剧，演员享有崇高的声望，而观众也会打扮得衣冠楚楚观剧。由于成本高昂，曲高和寡，在大多数国家，古典戏剧剧团都由政府或非盈利的文化基金会供养，而主要不承担市场开发责任，有时他们也会参加各种低价、免费的文化演出，以推广经典文化，这些当然也要由政府或基金会买单；小剧场戏剧则主要由戏剧爱好者们自编、自导、小范围演出，存在着小圈子化、精英化的特点，因为场景、排练要求不高，无需好的场地和高昂经费，因此在西方各国非常普及，大专院校、社区中心等场合都不难看到这类演出。有时他们也会排演传统剧目的片断或改编版，这些演员和观众是西方戏剧的群众基础，一些优秀的编导和演员也来源于此，某些优秀的剧目还会提炼成为成功的商业舞台剧，甚至经典剧目；现代舞台剧则包罗万象，大多有商业目的，其艺术形式、舞台场景、投资规模、道具水准都会根据市场需求设计，甚至不惜为迁就特定观众而修改剧本和场景。
与之相比，中国话剧在迈向海外时存在定位不明的问题：既没有大投资、大手笔，塑造经典形象，也没有花大力气打造能切实挤入小剧场圈子的好剧本，打造中国话剧的雄厚海外群众基础，更缺乏成熟的海外市场运营机制，推出属于中国的成功商业舞台剧，相反，却长期混淆文化与市场、传统与通俗的关系，不分场合、不讲条件，让所有的剧目同时担负“叫好”和“叫座”两大功能，甚至把话剧团体和杂技、京剧等团体的海外演出等而视之，用相似模式经营，以语言对话取胜的话剧，又怎能和肢体表演为主的杂技和《三岔口》、《战洪州》一类京剧武打戏相抗衡？
话剧在中国的迅速崛起，与其贴近社会、关注民生关系巨大，它也因此拥有了令西方经典戏剧羡慕不已的广泛群众基础。但近年来，不论创作、演出、经营，都出现了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的倾向，一些人士还声称，话剧属于高雅艺术是“国际惯例”，甚至出现了“全明星阵容”、票价1280元一张的“高价明星版雷雨”，其经营者还宣称，如果国内没有市场，将把该剧推向海外。
从前文可知，话剧既脱胎于西方古典戏剧，又带有鲜明的民族、时代特色，群众性、社会性是话剧的生命，中国话剧真正的家，恰在于中国大地上，那种罔顾话剧精神的“国际惯例”，是与话剧本身格格不入的。同样，这种脱离现实、脱离艺术规律的“高价雷雨”，既不能获得国内观众的共鸣和青睐，也同样难以获得海外市场的掌声和欢呼。
………【非洲航班：不得不怕却不得不坐】………
5月5日坠毁在喀麦隆南部地区的肯尼亚航空公司班机导致全部乘客和机组共114人、其中包括5名中国乘客全部遇难，这一不幸事件理所当然受到尚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国人高度关注。
其实对于“老非洲”、即曾经和正在非洲长期工作、生活的华人而言，这种事件已经有些见怪不怪了，因为非洲各航空公司的航线、尤其是非洲区际和国内航线，隐患实在太多。
非洲各国经济大多不发达，航空公司实力普遍薄弱，较大的如此次出事的肯尼亚航空、埃塞俄比亚航空等不过几架、十几架飞机，却要承担几十条航线的上百个航班，较小的航空公司往往只有一、两架飞机，经营4、5条航线，像冈比亚航空公司等甚至干脆就是个没有一架飞机的“地面航空公司”。由于实力弱、飞机少，许多非洲航空公司被迫超负荷使用飞机和飞行员，造成飞机和操纵者的双重过劳，给航空安全造成巨大隐患。
非洲各航空公司管理较混乱，即使广州－亚的斯亚贝巴这样的国际长途航线行李限重也很马虎，在非洲内部航线上，笔者的行李更很少被称过重量，许多本地人把明显超长、超宽、超重的行李公然拿进客场而畅行无阻，甚至有几次，笔者不得不和山羊挤在同一客舱里。这样的管理很容易导致飞机超重，造成事故隐患，事实上非洲近年来多次坠机均与超重有关。
很多人也许奇怪，这次失事的波音737－800和以往在非洲失事的大多数飞机不同，是刚出厂半年的新飞机。但不容忽视的是，非洲气候恶劣，飞机最忌讳的“三高”，即高温、高原、高湿，在这条航线上一应俱全，而且非洲各地机场条件简陋，各航空公司技术检修和保养能力又不足，这些都让飞机的技术指标大打折扣，寿命也大大缩短，再加上机组成员的过劳或技术欠佳，出事的概率自然显著上升。
航班出事毕竟是偶发现象，日常飞行服务中，非洲航线的种种问题也让华人乘客大感头疼。
由于经济等原因，非洲各航线经停点流量小且波动极大，有时人满为患，有时却无人问津，这使得航班上座忽冷忽热而且冷多热少。为确保经济效益，各航空公司不得不采取许多非常手段，如“多站式经营”，即在较长航程的两点间安排多站经停，以便拉上尽可能多的客人，一架从西非阿布贾飞往东非亚的斯亚贝巴的航班，中途多半会在尼亚美、班吉、瓦加杜古、恩贾梅纳等地经停，而且每次中途经停的城市还往往不同，因为有时某些经停站会一张票也卖不出，有时虽卖出一两张，但航空公司觉得不值当，也会临时取消航班；短途航线碰上上座率太低，更是说取消就取消，有一次笔者一位朋友从尼日利亚卡诺搭乘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飞机去马里巴马科，回程时却被告知必须改乘其它航班，因为航线取消了。至于晚点、中转甩客、托运行李延误甚至丢失等“小问题”更是家常便饭。
然而怕归怕，这些年搭乘非洲各航空公司在非洲各地飞行的中国乘客却与日俱增。由于历史原因，非洲的铁路、公路交通不发达且不成网络，城市与城市、国与国之间，航班是最便捷、有时甚至唯一的交通选择。前些年，法国曾与非洲各国合资组建“非洲航空公司”，形成便捷的非洲洲内航线网，但“9。11”后航空业大滑坡，不堪重负的法国撒手而去，非航也黯然关门，这样一来实力有限、安全堪虞、服务也难称心的非洲各航空公司的航线自然成了旅客们的首选乃至必选，而对于在非洲越来越多、越来越忙的各行各业中国人而言，非洲航班也便成为不得不怕、却不得不坐的日常交通工具了。
………【尼日利亚：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 对于新总统而言，该面对的终究要面对
4月23日在一片争议声中高票当选的执政党人民民主党（PDP）候选人、即将于5月29日就任尼日利亚总统的奥马鲁。亚拉杜瓦（Umaru
Yar‘Adua），日前马不停蹄走访了多哥、布基纳法索、加纳和贝宁四个西非国家，这颇有些耐人寻味。
作为尚未履新的当选总统，迫不及待地安排穿梭访问，本来就不太符合惯例，而且所访问的对象不仅包括关系良好的加纳、和亚拉杜瓦本人同文同种同信仰（都属
豪萨族穆斯林）的布基纳法索，也包括向来摩擦不断的贝宁，这实在很不寻常。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国家报》署名文章分析指出，新总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
和力量。
作为年轻而强大的非洲联邦国家，作为民族、地域摩擦不断，曾经历长期威权统治的国家，显示决心和力量，是继任总统就职之前、之处所必然考虑的问题。
尼日利亚国内最严重的问题，自然是三角洲地区针对石油开发的暴力，以及举世闻名、无处不在的贪腐，但这些痼疾根深蒂固，涉及军方、既得利益阶层、他本人
所代表的执政党，再深入下去，势必触及‘比夫拉战争后遗症‘和民族间政治、经济利益分配不公等老大难问题，尽管在担任家乡卡齐纳（Katsina）州长
期间他享有尼日利亚政客难得的清廉声誉，但他没有胆量靠近这些危险的雷区。
等而下之，便是诸如油价上升、通货膨胀、治安恶化等问题，以及国内公会和行业协会的种种要求或抱怨。这些问题头绪纷繁，涉及多方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不留神，就可能因一块积木的触动导致整个积木房子的坍塌。因此，同属一党的亚拉杜瓦很难不走其前任奥巴桑乔的老路，在这些问题面前做一颗不拨不动的算
盘珠，而决不会主动去捅马蜂窝。
如此一来，外交舞台便成为新当选总统高调亮相、显示决心和力量的首选。然而效果似乎并不佳：国内抗议示威甚至街头暴力至今不绝，被拜访或没被拜访的邻居
们也反应冷淡，这从他当选至今竟没接到几份来自邻国的贺电就可见一斑。
在周围清一色法郎区国家中，尼日利亚的口碑并不佳，但不稳定的货币和可怕的贪腐却并不妨碍尼在本地区发挥首屈一指的影响力，其坚实的后盾，正是尼巨大的
国内市场、积极的区域干预能力及意愿，和远较邻国发达完整的经济体系，这一切有机构成了一个西非巨人的身躯，而支撑他的是两条腿：石油美元和国内安
定。
没有石油收入，上面的一切都是无本之木；没有国内安定，石油收入就得不到保证。而要想保证这两条腿站得住、站得稳，就势必无法避重就轻，对国内严重的石
油暴力和贪腐视而不见。
从‘入常‘到‘登月‘，尼日利亚从来就不乏诺言和决心，不乏豪言壮语。奥巴桑乔1999年当选时曾豪言反腐到底，8年过去了，腐败非但未绝迹，反倒愈演
愈烈，他的只说不做也为许多人所讥；如今亚拉杜瓦倒是不说先做了，却总不免给人‘头痛反医脚‘的滑稽感觉：在他当选后的短短日子里，输油管多处被炸断，
劫持外国石油工人的事件比以往变本加厉，在国内外最需要他在这些迫在眉睫的危机面前显示力量和决心的当儿，他却衣冠楚楚地穿梭四国，兜售他‘促进本区域
团结、友好和发展‘的灵丹妙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该面对的终究要面对，新总统必须在真正的雷区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决心，虽然很难，但做总比不做要好。
………【比学制年限更值得讨论的】………
硕士研究生学制究竟是两年好还是三年合适，一直是许多人热烈争论的话题。认同两年制的人认为，现在研究生找工作不易，多读一年就会丧失很多机会；反对者则认为两年时间刨去一年基础课和大半年找工作、写论文，真正从事课题研究的时间相当少，恢复三年学制正当其时。
近来这一争论已不仅限于坐而论道，一方面，一些大学已开始着手恢复三年学制，理由是提高研究生毕业质量，增加课题研究时间，提高毕业生竞争力；另一方面，一些媒体援引教育部某官员的话，称“鼓励实行硕士生两年制”，理由列了两个，一是“国际惯例”，二是高等教育资源紧张，硕士研究生“年限太多也没有必要”。
且不说两年、三年孰是孰非，我们先看看“国际惯例”，即国外是怎样培养硕士生的。
大多数国家的硕士生年限的确较短，两年甚至一年拿到学位的都有，但所谓“年限”却是非常有弹性的，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学分，只要修满学分，即可进行毕业设计或提交毕业论文，否则就请继续努力。因为学制如此，有些学生选择了心无旁骛潜心攻读，从而可较快完成学业；有些则选择循序渐进不急不慢，既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又可更合理地安排学习、生活、工作乃至今后的人生道路，有些人甚至学满每学期规定的最低学分便跑去工作，这样毕业时已经积累相当的工作经验。这样一来，拿到学位所需要的时间就长短不一，从一年到5、6年都不足为奇，一言以蔽之，“国际惯例”衡量一位硕士毕业生的“出厂标准”，标杆只有一个：质量。
在确保质量方面国外院校做得相当多、相当细致，中国与之相比差距极大。如导师配备，德国规定一名教授每年最多只能收3个研究生，美国为2－3人，香港则规定不得超过5人，按一些分析家计算，硕士研究生与导师比例如果超过7：1，教学质量就很难保证，而中国这一比例往往达到10：1、15：1，甚至有31。38：1的惊人数据纪录。再如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美国的研究生不但有主要导师，还有一个指定的论文委员会从注册起即参与指导、培养，以便学生接受不同学术风格和观点的熏陶；英国、法国研究生虽只有一名导师，但每周研究生都至少有1次和导师面对面单独讨论的机会，有些研究生和导师共同研究课题，甚至一天见面两次之多，从选题到制订科研计划、阅读书刊，导师都对学生给予指导，反观中国，一些院校的导师“有水平的没时间，有时间的没水平”，有的研究生半年才能见到导师一面，有些导师因研究生数量过多，平均审阅一篇毕业论文的时间不过15分钟，甚至传出“导师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问自己研究生叫什么”的笑话。
两相对比不难看出，两年或者三年其实并无多少讨论的价值，如何提高中国硕士生的质量，是更值得讨论、也更应该“与国际接轨”的方面。
两年也罢，三年也罢，只要培养出合格的硕士人才，学生学得扎实，用人单位用得顺手，就是合理的学制；反之，或者慢工不出细活，把拉长学习时限当作创收的不二法门，或者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质量低劣的“研究生产品”不负责任地匆匆推向就业市场，都是和研究生培养的宗旨背道而驰的。至于“高等教育资源紧张”，研究生年限太多“没有必要”的论断更值得商榷，提出这一论点的初衷也许是为了防止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但只重产量、速度而罔顾质量，“多快好省”地粗制滥造大批市场看不上、用人单位用不着的“等外品”，岂不是对高等教育资源、人力资源，乃至公私资财和学子青春的更大浪费？
还可看到，作为学制改变的直接受众，在读研究生们的立场也针锋相对，但不论赞同两年或三年，他们的出发点都惊人一致：为了更好地找工作。既然如此，大家是否应该更认真地想一想，对这些对工作、前途忧心忡忡的学子，究竟什么才是应该首先认真反思的当务之急，是学制的年限，还是硕士文凭成色为何贬值、及怎样重新寻回其应有的价值？
………【圣地亚哥知多少】………
智利首都叫圣地亚哥，古巴第二大城市叫圣地亚哥，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首府叫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巴拿马贝拉瓜斯省会、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省省会、美国第七大城市，都叫圣地亚哥，此外，阿根廷、墨西哥、尼加拉瓜，都有圣地亚哥，除了这些城市外，美国有圣地亚哥湾，墨西哥有圣地亚哥河，尼加拉瓜有著名的圣地亚哥火山，菲律宾有大名鼎鼎的圣地亚哥古堡，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队的主场也叫“圣地亚哥。伯纳乌足球场”，至于那些也叫“圣地亚哥”的小镇小村，广场街道，更是多到数也数不清。
圣地亚哥这个名字究竟有怎样的神通，能令这么多国家拿它命名城市、山川和河流？
其实稍加注意不难发现，这些叫“圣地亚哥”的城市和地方，都跟西班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班牙本土不用说，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阿根廷、墨西哥、尼加拉瓜、菲律宾等，都长期处于西班牙殖民地的地位，大部分国家至今仍通行西班牙语；美国的圣地亚哥在加利福尼亚州南端，距墨西哥边境仅20公里，历史上这里是墨西哥的领土，19世纪中叶美墨战争中被美国占领，城中130万人口大多为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或西班牙人后裔。
原来“圣地亚哥”的源流的确出自西班牙。源自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这座小城。别看这座不起眼的“圣地亚哥”人口仅9。4万，在全球圣地亚哥中屈居第五，但这座城市却是与罗马、耶路撒冷并称“三大圣城”的天主教圣地。据说当年耶稣十二门徒之一雅各布经过艰难跋涉来到还是一片蛮荒的西班牙传教整整七年，此后回到耶路撒冷并在那里殉难，他的弟子们将遗体运回西班牙安葬，这座雅各布安息的城市也因此得名“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地亚哥”是雅各布的西班牙语发音，而“圣”是天主教对他的尊称，同样，美国的圣地亚哥也被许多说英语的美国人称为“圣迭戈”）。由于阿拉伯人在8世纪入侵西班牙，毁坏了大量天主教建筑和痕迹，雅各布的坟墓也下落不明，直到10世纪才被一个西班牙牧羊人在星光中发现。这一发现极大激励了正在与阿拉伯人顽强作战的西班牙军民的斗志，促使他们团结一致，终于在15世纪末完成了复国运动。由于“圣地亚哥”在复国运动中起到的重大作用，这座城市和古堡都被修葺一新，成为西班牙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圣地。
圣地亚哥的声名四海流传，慕名前来瞻仰的人从法国南部跋涉来此，久而久之形成了长达800公里的“圣地亚哥朝圣之路”，古往今来，平均每年都有50万以上的朝圣者在这条圣路上跋涉，在中世纪的西欧，这里因地处遥远被称为“世界的尽头”；意大利大诗人但丁曾说，去过或即将去圣地亚哥的人才配称真正朝圣者，德国大诗人歌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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