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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相信任何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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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匆匆地扫了一遍文章，希望在不得不分析细节之前了解大致的基调。词语一个接一个向我蹦来，正面的居多。考究。富有洞察力。有技巧。人文精神。冷酷。
我看着照片。它是黑白的，照片里的我坐在一张桌子旁，身体对着相机，动作别扭地抱着自己。有什么事情让我颇觉不舒服，我不知道是照相机镜头后面的人还是我坐的姿势。除此之外我在微笑。我的头发长而松软，虽然照片是黑白的，但它的颜色似乎比现在更深，好像我染过头发或者它当时还没有干。我的身后有通向露台的门，门后照片角落处隐约可见一棵光秃秃的树。相片下面有一句说明：克丽丝·卢卡斯，摄于她伦敦北部的家。
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我与纳什医生曾经拜访过的那所房子。有一瞬间我几乎无比渴望想要回到那里，带上这张照片对自己说是的，是真的；我曾经存在过，在这里，那是我。
但当然我已经知道了。尽管我再也记不得它，我知道站在厨房里我记起了本。本，和他上下摆动的、勃起的下身。
我笑了，用手指尖抚摸着照片，像一个盲人一般寻找着隐藏的线索。我的目光追随着照片中自己的发尾，手指摸索着相中人的面容。在照片里我看起来不是很舒服，但又莫名其妙地容光焕发，仿佛我正保守着一个秘密，像怀揣一个咒语一样揣着它。是的，我的小说已经出版了，但还有什么别的事，不止这些。
我仔细看着照片。我可以看到宽松衣服下自己胀鼓鼓的胸部、我用一只手抱着肚子的模样。一幕记忆突然气泡一般冒了出来——我正坐着拍这张照片，面前的摄影师站在三脚架后面，刚刚跟我谈过我的作品的记者在厨房走来走去。她大声喊着问拍得怎么样了，我和摄影师都兴高采烈地回答，“很好！”便笑了起来。“马上就好了。”他说着换了胶片。记者点上一支烟又喊起来——问的不是我是否介意——而是问我家是不是有烟灰缸。我有点恼火，但也不太生气。事实是我自己非常想抽上一支，但我已经戒烟了，自从我发现——
我又看了看照片，然后明白了过来。在照片里，我怀着孕。
我的思维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开始飞转。刚刚意识到的事实逐渐伸出清晰的棱角，把我的思维绊了一跤：坐在餐室里拍照片的时候，我不仅曾经怀过孩子，而且我知道这件事，为此还很高兴。
这说不通。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孩子现在该有——多大了？18？19？20？
但孩子现在不在了，我想。我的儿子在哪里？
我觉得我的世界再次颠覆。那个词：儿子。我曾经这样想过，曾经肯定地自言自语过。不知何故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怀的是个男孩。
我握住椅子边试着不让自己跌倒，这时另一个词冒出了记忆的水面，炸开。亚当。我感觉我的世界滑出了一道车轨，跌上了另一道。
我曾经有过孩子。我们叫他亚当。
我站起身，放着小说的包裹滑到了地板上。我的思绪像呼呼作响的引擎一样疯转，一股劲儿在体内左突右奔，仿佛拼命想要找到出口。客厅的剪贴簿里也没有他。我知道。如果今天早上翻到过一张自己孩子的照片，我会记得的。我会问本那是谁，我会在日志里记下来。我把纸条跟书一起塞进信封里跑上楼。在浴室里我站在镜子前面。我根本没有看自己的脸一眼，而是看着镜子周围那些过去的照片，那些我失去记忆时用以构建自身的照片。
我和本。我的单身照，还有本的单身照。我们两人与另一对年纪比我们大的夫妇的合影，我觉得那是他的父母。年轻得多的我，系着一条围巾，轻抚着一条狗，脸上呈现出快活的微笑。但没有亚当。没有婴儿，没有蹒跚学步的孩子。没有他上学第一天拍的照片，也没有运动日或假期。没有他在沙滩上建筑城堡的相片。什么也没有。
这说不通。这些肯定是每个父母都会拍、没有人会丢掉的照片吧？
它们一定在这儿，我想。我揭起照片看它们下面是否还粘着一些别的照片，就像地层一般一层层地重叠着历史。什么也没有，只有墙上淡蓝色的瓷砖和镜子的光滑玻璃。一片空白。
亚当。这个词在我的脑子里旋转着。我闭着眼睛，又有更多回忆出现了，每一幕都带着巨大的冲击，闪着光停留一会儿，然后消失，带来下一幅。我看见了亚当，看见了他的金发，我知道有一天它会变成棕色，看见了他死活要穿的蜘蛛侠T恤，他一直穿到它变得实在太小，不得不扔掉；我看见他在一个婴儿车里睡觉，记起我曾经想他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宝贝、最完美的东西；我看见他骑着一辆蓝色的脚踏车——一辆塑料三轮车——不知怎么我知道那是我们买给他的生日礼物，他会骑着它到所有我们让他去的地方；我看见他在公园里，在车把上抬着头，一边笑一边下了一个斜坡向我骑过来，眨眼间脚踏车撞上了路上的什么东西歪了一歪，他向前翻滚着啪嗒倒在了地上；我看到他在哭，我抱起他，擦掉他脸上的鲜血，从一个还在旋转的车轮旁的地面上找到了他的一颗牙齿；我看见他给我看一张他画的画——蓝色的一条是天空，绿色的是地面，它们之间有三个小团和一栋小小的房子——我还看见他到哪里都带着的玩具兔子。
突然我回到了现实，回到了我站的浴室里，但又闭上了眼睛。我想要记起他在学校的时候那副少年的模样，或者想象他与我或他的父亲在一起。但我不能。每当我试着引出回忆，它们便抖动飘浮着消失了，像一片风中的羽毛，每次有一只手伸出去够它，它便改变了方向。相反我看见他拿着一个正在滴水的冰激凌，接着是他脸上有甘草霜的一幕，再下来是他在汽车后座上睡觉的情景。我所能做的只是看着这些记忆来来去去，速度飞快。
我费了全身的力气才压住去撕面前照片的冲动。我想把它们从墙上撕下来，寻找有关我儿子的证据。恰恰相反，仿佛担心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能让我的手脚背叛理智，我站在镜子前一动不动，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壁炉上没有照片。没有墙上挂明星海报的少年卧室。洗衣房和要熨烫的衣服里没有T恤。楼梯下的柜子里没有破破烂烂的训练鞋。即使他只是离开了家，还是会有一些证据表明他的存在，对吧？一些线索？
但是没有，他不在这所房子里。我打了一个冷战，意识到仿佛他不存在、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不知道我在洗手间里站了多久，就这样看着没有他的地方。10分钟？20分钟？1个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听到前门传来钥匙声响和本在垫子上擦鞋的声音。我没有动。他走进厨房，走到餐室，然后对着楼上喊，问是不是一切都好。他听上去有点不安，声音里有今天早上我没有听到的紧张语气，但我只是含糊地说是的，我没事。我听见他进了客厅，啪的一声打开电视。
时间停止了。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唯一的想法是一定要知道我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却又担心可能会找到的答案。这两者完美地糅合在了一起。
我把日志藏在衣柜里下了楼。
我站在客厅的大门外。我试着放慢自己的呼吸，但做不到；我发出的是一阵阵沉重的喘息。我不知道该对本说什么：我怎么告诉他我知道亚当的事了？他会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那我又该怎么说？
不过没有关系。什么也不重要，什么也没有比了解我儿子重要。我闭上了眼睛，当觉得已经尽可能地平静下来时我轻轻地推开了门，感觉到门滑过了粗糙的地毯。
本没有听见。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腿上放着一个碟子，里面有半块饼干。我感到一阵怒火。他看上去这么轻松愉快，脸上挂着笑容。他哈哈大笑起来。我想冲过去抓住他大声叫喊，直到他告诉我一切，告诉我为什么他瞒着我不提小说，为什么把关于我儿子的证据藏了起来。我想命令他把失去的一切还给我。
但我知道这没有什么好处，相反我咳嗽了一声。一声轻轻的、微微的咳嗽，意思是说我不想打扰你，但是……
他看见了我，露出了微笑。“亲爱的！”他说，“你来了！”
我走进了房间。“本。”我说。我的声音紧绷绷的，听起来很陌生。“本，我要和你谈谈。”
他的笑容消失了，变成了一脸不安。他起身向我走来，餐碟滑到了地上。“出了什么事？亲爱的，你没事吧？”
“有事。”我说。他停在离我大约1米远处，伸出双臂让我投入他的怀抱，但我没有过去。
“出了什么事？”
我看着我的丈夫，看着他的脸。他似乎并不慌乱，似乎他已经经历过这种场面，对这种歇斯底里的时刻并不陌生。
我再也压不住我儿子的名字了。“亚当在哪里？”我喘着气说，“他在哪儿？”
本的表情变了。惊讶？还是震惊？他吞了一口唾沫。
“告诉我！”我说。
他抱住了我。我想把他推开，却没有动手。“克丽丝。”他说，“拜托，冷静下来。一切都很好。我可以解释一切。好吗？”
我想对他说不，事情并不好，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掉转头不看他，把脸埋进他的衬衫的褶皱里。
我发起了抖。“告诉我。”我说，“拜托，现在就告诉我。”
我们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一头，他在另一头，这是我所能接受的两人间的最近距离。
我不想他说话，但他说了。
他又说了一遍。
“亚当死了。”
我觉得自己缩紧了身体，像一只软体动物一样紧绷绷的。他的话像铁丝网一样锋利。
我想到了从奶奶那里回家时看到的挡风玻璃上的那只苍蝇。
他又开口说话：“克丽丝，亲爱的。我很抱歉。”
我感到愤怒，生他的气。浑蛋，我想，即使我知道那不是他的错。
我强迫自己开口：“怎么会？”
他叹了口气：“亚当参军了。”
我哑口无言。一切都消退了，除了痛苦什么也没有剩下。疼痛浓缩到一个点上。
一个我甚至不知道有过的儿子，他成了一名士兵。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荒谬。我的母亲会怎么想？
本又开始讲话，断断续续地冒出一些词：“他曾经是一名皇家海军。驻扎在阿富汗。他被杀害了。就在去年。”
我吞了一口唾沫。喉咙很干。
“为什么？”我说，“怎么会这样？”
“克丽丝——”
“我想知道。”我说，“我一定要知道。”
他伸出手握住我的手，我让他握了，他身体没有靠近让我松了一口气。
“你并不想知道全部，对吧？”
我的怒火喷涌了。我忍不住。愤怒，还有恐惧。“他是我的儿子！”
他扭开头，眼睛盯着窗口。
“他在一辆装甲车里。”他说。语速很慢，几乎是低声细语。“他们在护送部队。路边有个炸弹。一个士兵活下来了，亚当和另外一个却没有。”
我闭上了眼睛，声音也变成小声的低语：“他当场就死了吗？他有没有受折磨？”
本叹了口气。“没有。”过了一会儿他说，“他没有受苦。他们觉得过程一定很快。”
我看着他坐的地方。他没有看我。
你在撒谎，我想。
我看到了亚当，他在路边流血至死，我把这个念头赶出脑海，转而用虚无充塞了思维，一片空白。
我的脑海里开始天旋地转。一个个问题。我不敢问的问题，怕答案会让我无法忍受。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少年时候呢，成人之后呢？我们亲密吗？我们吵架吗？他幸福吗？我是个好妈妈吗？
而且，那个骑着塑料三轮车的小男孩最终怎么会在地球的另一端被杀害？
“他在阿富汗做什么？”我说，“为什么会在那儿？”
本告诉我那时我们在打仗。反恐战争，他说，尽管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说在美国发生了一次非常可怕的袭击，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
“结果我的孩子死在阿富汗了？”我说，“我不明白……”
“这很复杂。”他说，“他一直想参军，他以为他在尽他的责任。”
“他的责任？你觉得这是他在做的？他的职责？你为什么不劝他做点别的？什么都行？”
“克丽丝，这正是他想要的。”
有那么一个糟糕的时刻，我几乎笑了起来：“让自己送命？这就是他想要的？为什么呢？我甚至从来不认识他。”
本沉默了。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滴又热又咸的眼泪淌过了我的脸，接着是另一滴，后来越来越多。我抹去眼泪，生怕一开始哭就永远停不下来。
我觉得我的脑子开始关闭，它要清空自己，退回到虚无。“我甚至从来不认识他。”我说。
过了一会儿，本拿来一个盒子摆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
“我把这些放在了楼上。”他说，“为了安全起见。”
提防什么？我想。这是个金属质地的灰色盒子，人们可能会用这种盒子放钱或者重要文件。
不管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一定很危险。我想象着野生动物，蝎子和蛇，饥饿的老鼠，有毒的蟾蜍。或者是无形的病毒，带放射性的东西。
“为了安全起见？”我说。
他叹了一口气：“这里有些东西，如果你自己偶然发现的话对你不好。”他说，“最好是让我向你解释清楚。”
他坐到我身边打开了盒子，除了文件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这是婴儿时候的亚当。”他说着拿出一沓照片，递给我一张。
照片上是我，在大街上。我正向着镜头走来，一个婴儿——亚当——被袋子绑在我的胸前。他的身体朝向我，但他正扭头看着拍照片的人，脸上的笑容跟没有牙的我差不多。
“你拍的？”
本点了点头。我又看了一遍。它已经被磨损了，边缘染上了色，颜色退得好像它正被慢慢地漂白。
我。一个婴儿。这似乎并不真实。我努力告诉自己我曾是一个母亲。
“什么时候？”我说。
本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照片上。“他有大约6个月大了，那么，”他说，“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定是1987年左右。”
那时我27岁。现在已经过了一辈子。
我儿子的一辈子。
“他是什么时候生的？”
他把手又伸进箱子里，递给我一张纸。“1月。”他说。纸是黄色的，有点脆。是一张出生证明。我默默地读着它。他的名字在上面，亚当。
“亚当·韦勒。”我大声念了出来，念给我自己听，也是念给本听。
“韦勒是我的姓。”他说，“我们决定他跟我姓。”
“当然。”我说。我把文件捧到面前。虽然蕴涵了这么多含义，它却是如此之轻。我想一口气把它吸进来，让它成为我的一部分。
“这儿。”本说。他从我手上拿走出生证明叠起来。“还有其他照片。”他说，“如果你想看的话？”
他递给我更多照片。
“我们没有太多。”我在看照片时他说，“丢了不少。”
他的话听起来仿佛它们是留在火车上或交给陌生人保管了。
“是的。”我说，“我记得，我们遭过一次火灾。”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口。
他奇怪地看着我，眯起眼睛紧紧地抿住。
“你记得？”他说。
突然间我不太确定。是他今天早上告诉我关于火灾的事还是我记起哪天他告诉我的？还只是我早饭后在日志里读到过？
“嗯，你告诉我的。”
“我有吗？”他说。
“是的。”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是今天早晨，还是几天前？我想到了我的日志，记起了在他上班后读它的情景。他告诉我关于火灾的事情是在我们坐在国会山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他我的日志，可是某些事情让我没有办法开口。对于我已经记起一些事情他似乎并不开心。“在你去上班之前？”我说，“在我们翻剪贴簿的时候。你一定说过，我想。”
他皱起了眉。向他撒谎的感觉十分糟糕，可是今天暴露的真相已经太多，我实在无力承受更多了。“不然我怎么会知道？”我说。
他直直地凝视着我：“我想是的。”
我顿了一会儿，看着手里的照片。它们少得可怜，而且可以看到盒子里的也不多。难道我所拥有的、记录我儿子一生的就只有这些？
“火灾是怎么开始的？”我说。
壁炉上的钟报了时。“是几年前，在我们的老房子里，来这里之前我们住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我去过的那一所房子。“我们丢了很多东西。书，文件。全都丢了。”
“但火是怎么起的？”我说。
有一会儿他什么都没有说。他的嘴张了又开，然后他说：“那是个意外，只是一个意外。”
我想知道他在瞒着我什么。是我忘了掐灭香烟、忘了拔熨斗插头，还是熬干了壶？我想象着自己在那间前天拜访过的厨房里，有着水泥台面和白色组件的那一个，不过是在多年以前。我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咝咝作响的煎锅旁抖着一只金属丝网篮——篮子里装着要做菜用的切片马铃薯——看着马铃薯翻翻滚滚沉到油面下。我看见自己听到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在腰上系着的围裙上擦干手，走进了大厅。
然后呢？是我接电话时热油燃成了火苗，还是我晃晃悠悠走回了客厅或上楼去了洗手间，却压根儿忘了饭已经做上了？
我不知道，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本告诉我是个意外，他是好意。家庭生活对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来说埋伏着无数危险，换一个丈夫可能已经指出了我的错误和不足，可能已经难以自控地占据了理应属于他的道德制高点。我碰了碰他的胳膊，他露出了微笑。
我翻看着那些照片。其中一张上戴着塑料牛仔帽和黄色围巾的亚当在用塑料来复枪瞄准拍照人，另外一张上他大了几岁；他的脸瘦下去了一些，头发开始变黑。他穿着一件衬衫，纽扣扣到了脖子，戴着一条儿童领带。
“这是在学校照的。”本说，“正式的肖像照。”他指着照片大笑起来：“看。真丢脸，照片都给毁了！”
领带的橡皮圈没有塞好，从领带下露了出来。我摸着相片。它没有毁掉，我想，它十分完美。
我试着记起我的儿子，试着看见自己拿着一条松紧领带跪在他面前、梳理他的头发、或者从擦伤的膝盖上抹掉已经凝结的血。
没有记起什么东西。照片里的男孩有着跟我一模一样的嘴，眼睛隐约跟我的母亲相像，但除此之外他可以算作是个毫不相干的人。
本拿出另一张照片给我。这张里面亚当的年纪大了一些——大约是五六岁。“你觉得他像我吗？”他说。
他拿着一个足球，穿着短裤和白色T恤。他的头发很短，上面的汗水让它结成了一个尖角。“有点。”我说，“也许。”
本笑了，我们一起看着照片。大部分是我和亚当的合影，偶尔有一张他的单人照；一定大多数照片是本照的。其中有一些是亚当与几个朋友在一起，还有几张照的是他在一个派对上，穿着海盗服、手持纸板剑，有一张上面他举着一只小黑狗。
照片里塞着一封信，用蓝色蜡笔写的，寄给圣诞老人，歪歪扭扭的字写得满纸都是。他说他想要一辆自行车或者一只小狗，并保证会乖。信件落了款，他还加上了他的年龄。4岁。
不知道为什么，读这封信时我的世界好像崩塌了。悲痛像一颗手榴弹一般在我的胸前炸开。原本我感到宁静——不是幸福，甚至不是克制，而是宁静——可这份宁静已经云雾一般消散，在那层面纱之下是刺痛。
“我很抱歉。”我说着把一捆照片还给他，“我做不到。现在不行。”
他拥抱了我。我觉得嗓子里泛上一阵恶心，却又把它吞了下去。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告诉我会没事的，提醒我说他在这里陪着我，他一直都会在这儿。我紧紧地抓住他，我们坐在那儿，一起摇晃着。我感觉到麻木，灵魂飘出了我们所坐的房间。我看着他给了我一杯水，看着他关上装相片的盒子。我在抽泣。我能看出他也很难过，但他的脸上似乎已经渗进了别的表情，可能是听天由命或者接受现实，但不是震惊。
我不寒而栗，意识到这一切他都已经经历过了。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个新伤疤，它早已深埋在他的心里，成为他的根基，而不是动摇他灵魂深处的东西。
只有我的悲痛是崭新的，每天都是。
我找了个借口来到楼上，去了卧室，回到衣柜边。我继续写。
*****
这些争分夺秒抢来的时刻里，我跪在衣柜前面、倚在床上写。我很狂热。狂热像潮水一般从我的体内涌出来，几乎不假思索。写了一页又一页。现在我回到了这里，而本以为我在休息。我停不下来，我要写下一切。
我不知道我写自己的小说时是否就像这样，字词喷涌而出落到纸面上；还是会慢一些，更加深思熟虑呢？我真希望自己记得。
下楼后我给本和自己各冲了一杯茶。搅拌牛奶时，我想着我必定给亚当做过无数次饭，煮过蔬菜浓汤、搅过果汁。我把茶端给本。“我是个好妈妈吗？”我说着递给他。
“克丽丝——”
“我一定要知道。”我说，“我是说我应付得怎么样？怎么应付孩子的？他那时一定还很小，当我——”
“出事故的时候？”他插嘴说，“那时他2岁。不过你是个很棒的妈妈。直到出事。后来，嗯——”
他不再说话，吞下了下半句，扭开了头。我想知道他没有说出口的是什么，什么东西他觉得不告诉我更好。
不过我知道的已经足以填补一些空白。我也许记不起那个时候，但我可以想象。我可以看到每天有人提醒我说我已经结婚生子，他们告诉我我的丈夫和儿子正要前来探望。我能想象自己每天像从未见过他们一样跟他们打招呼，也许稍微有些冷淡，或者干脆一副茫然的表情。我可以看到我们经历的痛苦，我们所有人。
“没关系。”我说，“我理解。”
“你照顾不了自己。你病得太重，我不能在家照顾你。你不能一个人待着，几分钟也不行。你会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你以前还走丢过。我担心你可能会自己洗澡忘了关水龙头，或者要自己做吃的结果忘了东西已经做上了。我管不过来，所以我待在家里照顾亚当，我的母亲也在帮忙。但每天晚上我们会来探望你，而且——”
我握住了他的手。
“对不起。”他说，“想想当时，我只是觉得太难了。”
“我知道。”我说，“我知道。不过我妈妈呢？她有没有帮忙？她喜欢做奶奶吗？”他点点头，看上去似乎想要说话。“她死了，是不是？”我说。
他握着我的手：“她几年前去世了，我很抱歉。”
我是对的。我感觉头脑已经停止了运转，似乎它无法再接受更多悲伤、更多破碎杂乱的过去，但我知道明天一觉醒来这一切记忆都会消逝。
我该在日志里写什么才能让自己熬过明天、后天以及再往后的每一天？
一幅图像飘到了我的眼前。一个红头发的女人。亚当参军了。有了一个名字，不请自来。克莱尔会怎么想？
就是它，我朋友的名字。克莱尔。
“克莱尔呢？”我说，“我的朋友，克莱尔。她还活着吗？”
“克莱尔？”本说。他一脸迷惑地盯着我好一会儿，接着变了脸色。“你记得克莱尔？”
他看上去很惊讶。我提醒自己——至少我的日志是这么说的——几天前我告诉过他我记起她在一个屋顶上参加派对。
“是的。”我说，“我们是朋友。她怎么样了？”
本看着我，表情颇为悲伤，一时间我愣住了。他讲得很慢，但他说出的消息并不像我担心的那么糟糕。“她搬走了。”他说，“是好些年前的事了。我想肯定差不多有20年了，实际上就在我们结婚后几年。”
“去了哪儿？”
“新西兰。”
“我们有联系吗？”
“你们联系了一段时间，不过又断了，以后再没有联系。”
这似乎并不可能。我最好的朋友，在国会山记起她后我曾经写道，而且我感觉到一种跟今天想起来她时一样的亲近。不然我为什么会在乎她怎么想？
“我们吵架了？”
他犹豫着，我又一次感觉到他在盘算、应变。我意识到毋庸置疑本知道什么会让我难过。他有多年的时间来了解我可以接受什么、哪些是最好不要碰的雷区。毕竟这不是他第一次经历这番谈话。他有过多次实践的机会去学习如何选择路线，如何小心绕开那些会破坏我生活的道路、跌跌撞撞地把我送到别的地方的话题。
“不。”他说，“我不这么认为。你们没有吵架，总之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觉得你们只是疏远了，然后克莱尔遇见了一个人，她嫁给了他，他们搬走了。”
这时我面前浮现出了一幅图像。克莱尔和我开玩笑说我们永远不会结婚。“挫人才结婚！”她把一瓶红葡萄酒举到嘴边说，我在附和她，与此同时却心知有一天我会做她的伴娘、她会做我的伴娘，我们会身穿婚纱坐在酒店房间里，一边从香槟杯里小口喝酒，一边让人为我们做发型。
突然间我感到一阵爱意。尽管我几乎记不起我们共度的时间、我们在一起的生活——而且就连这些残留的记忆明天也会消散——不知为何我感觉到我们仍然心心相通，有那么一会儿她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
“我们去参加婚礼了吗？”我说。
“是的。”他点了点头，打开腿上的盒子翻了起来，“这儿有些照片。”
那是些婚礼照片，但不是正规的结婚照；照片又模糊又黑沉，是个外行照的。照相的是本，我猜。我认真地凑近第一张照片细看，到目前为止我只见过记忆中的克莱尔。
她跟我想象中一样。高，瘦。如果有什么不同，照片中的她更加美丽。她站在悬崖上，身上轻薄的裙子在微风中飘拂，太阳正在沉入她身后的海面。美丽。我放下照片，一张张看完余下的。一些照片里是她和她的丈夫——一个我认不出的人，其他一些相片里我和他们在一起，身着淡蓝色的丝绸，看上去姿容只是略逊一筹。是真的，我当过伴娘。
“有我们的婚礼照片吗？”我说。
他摇了摇头。“它们在一个单独的相册里。”他说，“弄丢了。”
当然，火灾。
我把照片递回给他。我觉得我在看另一个人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我无比渴望上楼去，写下刚刚发现的东西。
“我累了。”我说，“我需要休息。”
“当然。”他伸出了手。“这儿。”他从我手里拿走了那堆照片放回盒子里。
“我会把它们放得好好的。”他说着关上盖子，我来到这里记我的日志。
*****
午夜。我在床上，独自一个人，努力想要想通今天发生的一切、了解到的所有事。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我决定在晚饭前洗个澡。我锁好浴室门飞快地看了看镜子周围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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