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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史Ⅳ-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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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小小的发明直到1890年才在巴黎的公寓中开始应用。在19世纪初期，家境好的人点的是蜡烛而不是便宜的牛脂，有些人使用的是卡索灯（法国人卡索在1800年发明的可自动调节的油灯）。1825年之后煤气灯在私人家庭中开始普及。1828年，巴黎共计有1500个煤气用户，到187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将近万户，19世纪末时则到了22万户。1855年，几家公司合并成一家大型的煤气供应公司，使煤气价格从每立方米法郎下降到法郎，人们更易于支付这笔费用了。
在天主教徒的家中，夜晚有时是伴随着例行的祷告开始的，拉马丁夫人在1802年9月5日将这称为“一个最感人也最有益的习惯”——对仆人们有益，他们可以与主人们共享一天中的神圣时刻；对主人们有益，可以使祷告者们想起基督教平等的思想。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纷纷仿效这种贵族化的家庭祷告的传统。
家庭聚会时经常会玩些纸牌游戏和掷骰子游戏。拉马丁夫人在1806年9月份时与她的丈夫下国际象棋，而孩子们则在一旁玩耍或读拉封丹的神话寓言。大声朗读是父母与孩子们共享欢乐的一项活动。
最重要的是，夜晚是家庭成员在壁炉边无拘无束进行亲密交谈的时机。奥拉斯？雷生在1828年完成了一本关于礼节的书，书中说：“置身于粗糙的礼仪规则带来的不快和沙龙讲究礼节的快乐之中，如果我同样不提及家庭生活的幸福和炉火边平淡的快乐，我会觉得自己玩忽职守了。”为了详细阐述这种19世纪颇为典型的平淡快乐，他间接地提到了早些年代的法国人，那些法国人住在哥特式的城堡里，对壁炉的价值赞赏有加；他也因此展示了那些法国人对家庭艺术的掌控。
对炉火边融融家庭的重视可以与将家比作巢穴的思想相提并论，这种思想经过一个世纪的积蓄，最终变得令人痴迷。即使从严格意义上说当炉火逐渐从家庭中消失时，炉边那温馨的景象依旧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19世纪的下半叶建造的堂皇的建筑装备了热气炉，取代了在壁炉中烧木头和煤的炉子。而同时，公立学校中的读物已使小型中产阶级家庭围聚在灯下炉边的印象深入人心。
如果邀请了外来的客人，晚间的重要性就会发生改变。客人的数量以及他们与主人的熟悉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变数。整个19世纪，人们都在表达对18世纪社交形式的怀念与向往。龚古尔兄弟这样的中产阶级将那个时代的晚间理想化了，在他们眼中，那时的夜晚融合了最优雅的奢华和最完美的交谈。
那些在法国大革命前频繁出入波旁王朝和拿破仑一世宫廷的高贵的女士们，帮助创立了一个神话并使之不朽，这就是一种社交理想化的社会政治制度。1836年，阿尔朗泰斯公爵夫人在《沙龙故事》中描述了不久以前的晚间岁月，在那些日子里，社交圈子由大约80个彼此经常见面的人和其他200个每星期奔波辗转于各个沙龙间的人组成。男人们打台球，女人们刺绣或画素描。凌晨2点时的晚餐是夜晚的高潮，那时的交谈变得私密“甚至有一点下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早、中、晚（6）
拿破仑一世的倒台标志着这种压缩了的社交圈的终结和盛大交际晚会的开始，各色人等没有区别和不受歧视均可参加。特洛普夫人在1835年参观巴黎时，对“晚餐”的没落感到遗憾，以她的看法，晚餐包含着法国生活方式的巨大魅力，在其间可以遇到优雅的人，但现在却已被那些社交晚会取代了。
晚间是业余爱好者举办音乐会和演出戏剧的理想时间。尤其是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受到限制，人们只能和朋友们自娱自乐，成立音乐家和歌唱家团体，定期在某个成员的家中聚会。
乔治？桑曾叙述说，那时有许多业余的音乐爱好者们聚到一起，成立乐团，演奏室内乐，业余的音乐创作非常兴旺。巴黎以外的地方的普通人也同时是艺术家，再小再破的地方也足以完成一次很好的四重奏，每个星期人们都会聚在这个或那个音乐爱好者的家*同演奏和欣赏音乐。但这种高雅的放松方式随着老鉴赏家们一起逐渐消逝了。乔治？桑在写她的论文集时说，人们已丧失了创作音乐的习惯。
B。夫人出生于1894年，在卡昂度过了她的童年时光。作为一位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她和她的兄弟还有朋友们组建了一个管弦乐队。他们在日常进行排练，然后每隔一个星期日为亲朋好友们演奏一次。在单数的星期日里他们则打桥牌，这在当地很流行。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中产阶级的费利克斯家族因他们歌唱的声音赢得了广泛称誉，其表演经常会吸引大批听众。
业余剧场是另一项得到广泛实践的活动。看手势猜字谜的游戏是19世纪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人们聚在一起，既是表演者也是观众。一半人用手势作表演，另一半人观看然后努力猜出是什么字，如果他们胜了，双方就互换角色继续进行。
其他的游戏也在与看手势猜字谜游戏争宠。在19世纪30年代，活画（由活人扮演的静态画面）成为了时尚，“一个覆盖着帆布的沉重画架被带入沙龙，后面是装扮停当的人，他们仔细摆好姿势来表现某些特定的英雄人物”。但是活画有个很大的缺陷：要想把形象表现得准确贴切，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那会打断夜晚的流畅性，使大家产生压抑感。
除了看手势猜字谜的游戏，人们还通过排演喜剧来自娱自乐。其范围从设备简略的为家人朋友演出的小型表演，一直到正式盛大的舞台喜剧。闲暇无事的社会名流们会专门学习喜剧，然后再为多达400人的观众进行演出。
孩子们也会摹仿他们的父母进行业余的戏剧表演。比如在每年年初，勒内？贝拉尔和她的妹妹就会邀请一些朋友来，一边吃小吃一边看她们表演一些短剧。
人们也会举办舞会，在舞会上大家轮流弹奏钢琴，其他人跳贴面舞和波尔卡舞。贴面舞在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期间非常流行，其后发展为四对方舞。波尔卡在1844年通过布拉格来到法兰西。华尔兹舞的名声却不好，它在18世纪末期被引入法国，1820年时宫廷中仍然禁跳这种舞。1857年，福楼拜因为在描写华尔兹舞时没有注意隐去性描写成分而遭到起诉。19世纪末期，探戈舞也遭遇了相似的境况。
业余的表演有其自身的限制。举行真正的盛大晚会时会雇用管弦乐队来演奏舞曲。雇用歌剧的女主角来进行私人的独唱会也很流行。这样，晚间的娱乐也就有了一种私密的性质，尤其是当主人的女儿们演奏钢琴时，更成了一种卖弄炫耀的方式。不管怎样，享乐总是私人事务。
早、中、晚（7）
暑假和宗教节日标记着岁月前进的脚步。贵族们的暑假演变成为了中产阶级的夏日度假。这一时期见证了安逸享乐意识形态的诞生。学校的假期最终被延长了。信徒也好非信徒也好，经常做礼拜的人也罢，不经常做礼拜的人也罢，都得依靠基督历法过日子。从圣诞节到诸圣日，从耶稣基督诞辰到其死亡的节日，岁月的年轮就这样转动着。在某种意义上，宗教节日已经变成了家庭假日。形式依旧，内容已改。举个例子，圣诞节已逐渐失去了与耶稣在伯利恒诞生这一事情的联系，现在已成了孩子们的节日。家庭只是把基督教节日当作一种自我庆祝的方式来加以尊崇。
圣诞树可能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17世纪上半叶，瑞典人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把它们带到了德国，但是这种风俗直到19世纪初才风行开来。后来，歌德在1765年到莱比锡拜访一位朋友时，在其屋中惊异地发现了圣诞树（但法国东北部城市斯特拉斯堡的风俗却坚持认为，圣诞树是1605年在他们那里的住宅中被发现的）。
1840年，这项德国人的风俗被同时引入了英国和法国。该风俗在第二帝国期间受到欧仁妮皇后的推崇，圣诞树的传统由此被确立起来。1870年的溃败后，离开阿尔萨斯和德国的难民们将其广为传播。但对于词典编纂者利特雷和拉鲁斯来说，圣诞“树”不过是冷杉的一个“大枝杈”或冬青树的小枝，再装饰上给孩子们的糖果和礼物，仅此而已。
19世纪末期，这个风俗似乎已经被法国“国家化”了。每年都会有完全装饰好的圣诞树送给在格陵兰和非洲殖民地的传教士们。法国家庭中的圣诞树几乎与今天各家各户的圣诞树一模一样。
利特雷在1863年时并未提到教堂和家庭中的基督诞生塑像。几年后，拉鲁斯提到了基督诞生塑像，但仅是在教堂里，那里有专门的人对它进行悉心照看，他对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教堂中的饲料槽发表了长篇谩骂，因为他发现他们亵渎了神灵、在教徒中引发笑声，他认为他们该受到天谴，但他也提到了一个进步的迹象：天使在试着讲法语而不是方言。他说，告别旧传统的时机已然到来。
在天主教教堂中，一定有许多这样的基督降生的塑像。根据夏博阁下的记载，在1906年有三万多个价格从20法郎到3000法郎不等的这种塑像被售出，大部分都由七或八个基本图形构成。马赛出产的基督诞生塑像用意大利的黏土制成各个人物，特点鲜明，尤其受欢迎。
在圣诞树被进口到法国之前，许多法国的观察家们都表达了对德国风俗的看法。非常奇怪的是，他们的口吻充满了感伤的怀旧色彩，其实圣诞树正是已经不再时尚的古老的法国风俗。1830年时的法国，尤其是巴黎，当时的那一代人已很少关注这样的古老风俗；而德国人正相反，他们是尊崇国内民俗的模范。
连部分法国人都承认他们自己不太懂得如何营造好节日的气氛。在德国，礼物“从天而降”，被基督的孩子们取走。照着德国人的样子，法国人也可以做得很好，并且使岁末的节日成为几代人在炉火边相聚的大好时机，对于祖父母们来说尤为如此。
在1830年和1849年，人们的论调是一样的，都赞成将岁末节日私人的一面发扬光大。感受到两次大革命（一次是在1830年，另一次是在1848年）的结果，作家们在社会公众生活的不稳定性和家庭生活的稳定性之间做了一个对比，记者们在1849年总结道：“家庭的欢乐是唯一的幸福，革命永远也无法把它从我们身旁夺走。”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早、中、晚（8）
1866年，居斯塔夫？德茨对一个家庭的新年庆典做了详细描述。新年那一天的早上7点，小宝贝挠抓着父母的房门祝他们新年快乐。他的爸爸把他放到大床上，仆人引燃了炉火，一切都温馨惬意，大家交换着礼物。对于德茨而言，家庭中的幸福时刻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所有类似的欢乐都以独特的热烈方式浓缩在新年这一天当中。到1866年时，已没有必要再引用德国人的范例了。德茨对那一天活动的描述，就好像他们是在遵循一个久已有之的风俗习惯。家，是不可替代的弥足珍贵的幸福源泉，对于这一点，人们已越来越肯定。在节日的礼仪中，孩子们成了主角。
利特雷在1869年将“年夜饭”定义为“在午夜尤其是圣诞节的晚上吃的一顿特别的饭”。他没有提到动词“吃年夜饭”，对新年的夜晚也没说什么。我找不到任何关于12月31日晚上的家庭庆典或晚餐的信息。福楼拜曾回忆起等候午夜来临时的情景，有时抽烟，偶尔还会想到中国。
天主教家庭集体进行午夜静候，然后吃晚餐。由于在圣诞节前夜给仆人放假已成习惯，因此这顿饭非常简单，包括两个传统的菜肴：一种是和华夫饼干一起吃的香草麦片粥，再有就是烤香肠。也有火鸡这样的冷盘，饭后甜点是冷冻的糕饼和冰冻果子露。
为圣诞节而准备的糕饼各式各样——华夫饼干、玉米粉薄饼和卷边果酱馅饼。地方的风俗很多，各有不同，但却没有今天在法国最为流行的圣诞糕饼——圣诞节原木形大蛋糕。在19世纪，每家唯一的一只圣诞节原木形大蛋糕在圣诞前夜被置放在炉火上，并且整夜烘烤着——这是一项古老的乡村传统，人们整夜不睡，然后在圣诞节的早晨迎来破晓。
送节日礼物最初是天主教的风俗，在19世纪下半叶时，演变成为一项宗教庆祝仪式。到20世纪初，几乎人人都加入到互送节日礼物的行列中来。节日为家人和朋友找到了一个团聚的理由。火鸡和烤香肠依旧在礼物的清单上，但热乎乎的肉煮清汤代替了香草麦片粥，而法国人采用了英国布丁（一种以面粉、牛奶、鸡蛋等为基料的糊状甜食）作为圣诞的象征。所有的杂志上都会刊登制作英国布丁的处方。传播到法国的另一项英国风俗是在檞寄生小枝下接吻（檞寄生是桑寄生科的美洲寄生子属植物，其小枝常用作圣诞节悬挂饰物，按西方风俗，只要是站在此小枝下的女子，男子都可与之接吻，译注）。
新年礼物是在1月1日互送礼物的一项古老传统。这项风俗后来演变成主人有义务在新年时发送红包给仆人、看门人、邮差和其他人等，这项义务使每年的第一天成了耗费昂贵的痛苦体验。报纸强烈讽刺这一风俗，认为人们的友谊已维系于小小的礼物之上。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新年礼物是人们指在岁末的长假期中互相交换的各种礼品。一些作家，比如格兰德梅森，就试图在1892年开出处方，确定送每种礼物的恰当时间：圣诞节送小礼物给孩子们，新年那一天送新年礼物给成年人。但事实上，大人们在圣诞节时也互送礼物，而孩子们也会在新年时送礼物。最终，所有的礼物都不加区分地被看作是“新年礼物”。
在圣诞前夜，法国的孩子们会把他们的拖鞋放在壁炉前，希望第二天早上其中能塞满礼物。被谁塞满呢？是不会说话的耶稣还是圣诞老人？信谁的都有，但一点点地，圣诞老人占了上风。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早、中、晚（9）
罗伯特关于正确命名的词典告诉我们，圣诞老人最初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在欧洲，美国人将其引入，这是一项商业创造。毫无疑问，商业上的考虑为圣诞老人的成功推力不小，但圣诞老人并不是传播者发明的，其原型也许是圣尼古拉（小亚细亚米拉教主，是儿童、海员及一些国家和城市的主保圣人，在美国和英国是圣诞节的主保圣人，译注）。圣诞老人很可能是被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移民引入美国的，并在那里变得商业化了。圣诞老人在19世纪初在巴黎确立了其地位，并随着时间推移一步步扩大了其影响。1804年出生的乔治？桑曾叙述过她童年时的圣诞节：“我无法忘记的是我对那个小小的圣诞老人深信不疑，他是个长着白胡子的、和蔼慈祥的老头儿，我确信他会在半夜时顺着烟囱下来，在我的拖鞋里留下一份礼物，我会在第二天早上发现它。午夜！孩子们一无所知的幻想时刻，他们被告知时间太晚了不能再醒着不睡了。为了在那个小老头儿出现前不至于睡去，我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我非常渴望见到他，也有些害怕。但我却总是熬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于是第二天一睁开眼就马上去看壁炉边的拖鞋。我迫不及待地光着脚跑过去占有属于我的财富。那永远不会是什么华贵的礼物，因为我们并不富裕，而仅仅是一个小甜饼或是一个橙子或是一个漂亮的红苹果。但对我来说它是如此珍贵，以至于我都不忍心吃掉它。”
圣诞老人与基督的诞生没有任何关系，天主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他所扮演的圣诞角色。天主教徒假想着在圣诞前夜带给孩子们礼物的是耶稣。但耶稣代替不了圣诞老人，教会无力阻止红衣、白须、挎着一大篮礼物的圣诞老人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只好把他说成是耶稣忠实的信使、对善良行为进行褒奖的朴素道德的师长。
在12月份，按照传统，报纸通常会设专栏向读者们提出礼物方面的建议。这些主意中有许多是与送给女性的礼物有关的：双人座椅，缝纫台，闺房中用的小装饰品，彩色的、有香味的、平滑的信纸，以及样式奇特的拜访卡。“为女人准备一份好礼物”，也许会有人这么说，但绝不会有人对男人的礼物说出同样的话；在19世纪，尚不存在专门的男性礼物，顶多这个礼物是“男女皆适”的。这种专门类别礼物的缺乏并不意味着男人收不到礼物，只是说人们不会专门谈论这个话题。
在1863年，送给孩子的最好礼物是一个小型的舞台玩具，上面“不用明显地附加装置，就利用小纸片做的人物造型来模仿一种亚洲人的舞蹈”。其他的玩具则模仿现实：运转的水磨，会唱歌的鸟，穿着裤子并且“准备结婚”的洋娃娃。玩偶始终很风光。填充熊在20世纪初问世：泰迪，美国的玩具熊，1903年；马丁，法国的玩具熊，1906年。
尽管送给孩子们的礼物会很自然地追随时尚，但近来人们已经开始赋予礼物文化价值，有评论说：“很好，在1月1日的庆典上，美观的书籍正慢慢取代浪费而又无聊的东西。”报刊杂志已列出了不少适合做赠品的书籍清单。
小姑娘们会在她们的日记中记录下她们自己和伙伴们所收到的礼物。节日礼物不仅是快乐的源泉，而且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那份记忆将是孩子们终生的财富。大人们对自身童年的向往也将这种怀旧的情感传递给了他们的孩子。
早、中、晚（10）
孩子们对父母的新年问候就好像是作为收到礼物的一种交换。在1877年12月29日，伊丽莎白？阿里吉写道：“我们也为爸爸准备了新年礼物。皮埃尔、阿梅利和我将为他表演木偶剧。”
在新年第一天，人们会拜访关系比较近的亲戚，送上新年的问候：父亲和母亲、伯父和伯母、兄弟和姐妹们，大家都会互相拜访。晚间的时间则是专门为祖父母和长辈们预留的。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是拜访表兄弟姐妹和其他的亲戚，第二个星期是拜访亲近的朋友，１月份其他的，则是拜访熟人。简而言之，有许多的拜访要进行，有许多的贺卡要写。
为了尽量避免拜访不成，很多人乐于派一个仆人或是雇一个代理人送一张拜访卡到他们希望表示问候的人的家中。这种巴黎的风俗有些荒谬：收到大量这种卡片的人对于卡片上形式化的问候不屑一顾，而一旦熟人没有给他送卡片，他又会说“某某人没有教养，新年连张卡片都不送”。
当然，大量的卡片还是邮寄出的。在19世纪末，巴黎的邮局仅在1月1日一天中就经手了超过100万张的卡片。旁奇伯爵夫人说她共发送和收到了将近1500张贺卡。
从好几个方面来说，复活节都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每个天主教徒都要进行忏悔，并在复活节那个星期日之前的两个星期领受圣餐。一年领受一次圣餐是教会的最低要求，如果只领受一次，就要在复活节。为期两周的复活节在棕枝全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开始。
复活节也是鸡蛋节日。人们把彩色的复活节鸡蛋和鸡蛋形状的糖果藏在房间和庭院中，然后让孩子们去找，还有各种各样的复活节礼物被放在鸡蛋形状的包裹中分发（送复活节礼物的风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兴盛起来）。
复活节是为了纪念基督的复苏，也标志着春天的到来。不管天气如何，即使气温还很低，全家人也要穿上新衣服集体出动，以标示着春的来临。年轻的女性会穿上亮丽的浅色服装，戴上漂亮的意大利稻草帽。
在家中，季节更替的时候要进行春季清扫。要将壁炉的铲子和钳子清理干净，然后涂上油脂储放起来，直到秋天再拿出来使用。窗帘、门帘和幔帐都要取下来掸掉灰尘，地毯也是如此。
在19世纪，过圣诞节时学校不再像以前放长时间的假期，只在12月25日到1月1日期间放假。但复活节假期变得普遍了。在1859年11月，复活节假期得以凡俗化：出于家庭和教育上的考虑，中学生们有了一个星期的复活节假期。
在第三共和国期间，小学生们被给予了和中学生们一样的复活节假期。1886年3月9日，经过范围广泛的讨论，议会通过了政府的一项提案，将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定为法定节日。1892年8月1日，复活节假期被加长了，从复活节前的星期三中午就开始放假；1925年2月18日，法国学校开始施行为期两星期的复活节假期。
复活节假期在19世纪逐渐演变成类似于学期之间的假期。圣诞节假期迅即与之呼应。1892年8月的法案也提出，校长可以根据校委会的建议在学年开始时计划安排8天的特别假期。如果这些特别假期被安排在12月25日到1月1日间，学生们就可以享受一段简短的假期了。1925年2月的法案将这种非正式的实践官方化：特别假期的天数减少到两天，但圣诞节假期从12月23日放学时开始直到1月3日。这样，从1925年开始法国的学年就被分成了三个学期。
如果说复活节标志着春天的开始，那么诸圣日则标志着冬天的到来。在19世纪下半叶，在诸圣日那一天祭扫家庭成员的墓穴成为一种习惯。18世纪末，巴黎的公墓被关闭了；1785年，英诺森公墓在公众的漠不关心之中毁掉了。到1850年前后，公众的舆论已然改变。
有三个因素使人们对亡者建立起了新的兴趣，并使即使像在巴黎这样的地方公墓的幸存成为可能。首先，实证主义者们赞同对地下的亡者给予尊重，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精神，皮埃尔？拉菲特在1847年这样写道：“坟墓孕育着家族的延续感，而公墓则孕育着城市和人类的延续感。”其次，天主教徒赞成对死者的祭仪，就好像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做法一样。他们的论调有些让人吃惊，因为一个世纪前他们对公墓的日益衰微负有部分责任。他们那时的论点是，一个人的躯壳是否存留在土壤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永恒。第三，科学对此点了头。科学家们证实，对于墓地的亲近不会对活着的人构成任何危险，上个世纪抨击其有毒害其实不过是迷信而已。
1850年之后，公墓成了“造访之所，沉思之所”。在鲁昂，1860年到1880年期间家庭建造起奢华墓碑数量增长惊人。法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失败，更激起了人们对死者的崇拜和追思。1902年，在诸圣日这一天，有35万人造访了巴黎公墓，占人口总数的将近1/10。
在复活节，妇女和姑娘们穿的是亮丽的彩服，但在诸圣日她们则是黑衣、毡帽、手套和短靴，她们已“准备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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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从乡村住宅到夏日度假（1）
19世纪初期，法国只有一小部分精英分子才会在乡下的房子中度过夏天。在19世纪80年代，“度假之地”一词在词典中被定义为“乡村中休养暂居之所”，是个新创的词。贵族和其他的私营业主们不必因为工作而必须待在巴黎或其他的主要大城市中，他们一般会在自己的庄园中或是乡村的住宅里度夏，直到10月甚至11月狩猎季节后才返回城镇。对于他们来说，一年因此而分为两个部分：社交季节——冬季和春季；乡村中的避暑期——夏天和部分秋天。
渐渐地，中产阶级开始模仿这种贵族的模式。有些记者对他们进行嘲讽，但不管怎么说，当夏季来临之时，中产阶级家庭还是会离开城市来到乡下的田园中。鲁昂的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都在离城不远的乡下拥有房屋；他们会邀请亲戚朋友在乡下过上几个月，并利用这个机会检视他们在附近地区拥有的农场。
G。夫人出生在1888年，是一位富有的波尔多商人的女儿，据她回忆，从复活节到诸圣日，她与父母、兄弟姐妹和6位仆人一起前往波尔多郊外约5里远的一处漂亮的房子居住。安托尼？阿里吉是拿破仑三世时宫廷中的一位律师，每年春天，他们一家人都会离开巴黎的居所去奥图尔，阿里吉夫人和她的妹妹在那里租了一处带花园的房子。1878年，他们在5月11日离开巴黎，10月26日返回。
如同前面所阐述的，巴黎的中产阶级和外省的中产阶级所遵循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外省，人们依靠他们自己拥有的财产生活。而巴黎人通常在乡村没有自己的不动产，并且他们是不会去视察农场的运作的，因此，他们租赁乡下的房屋或是住在旅馆里度假。租赁使得在不同的地方度假成为可能。D。夫人出生在1876年，她说她父亲是一所高等师范学校的官员，喜欢变化，从不会带家人在同一个地方度过两次夏日假期。度假季节，他以500法郎的租金租下一处很大的不动产。19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夏天，他们全家在莫尔比昂（法国的一个省）租了一幢拥有17个房间的别墅。
即使是那些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每年可以在城外度过6个月的城市居民，也养成了在乡下过周日的习惯。1831年，一本名叫《乡下的房子》的畅销书中写道：“星期六晚上动身，星期天散步（如果不下雨的话），然后在星期一早上返回城里——这就是许多巴黎人所说的去乡下。带上一个马车夫，一个园丁，一个厨子，这些城市居民就有了进行短期旅行所需的一切。”
夏天的火车站人满为患，丈夫带着妻儿，似乎每一样活着的东西都在站台上寻找可以休憩一下的地方，他们都是去乡下或海边的。只有看门人和邮差留在了巴黎城内。这也许有些滑稽或夸张，但事实的确令人吃惊。记者们说，离开城市去度暑假的巴黎人有三万人。能支付得起旅行费用的城市居民变成了“旅游者”。这个词与“旅行者”同义，在1816年首次使用，词典中将旅游者描述为“出于好奇和闲散无事而出外旅行的人”。旅行者并不一定行走个不停，有些人干脆住在海边别墅里，根本不动弹（“夏季居民”这个词的首次使用是在1920年）。海滨胜地是重要的，夏季移民是重要的，“海水之于夏天就如沙龙之于冬天”。
开采矿泉水用来洗浴最早要追溯到法兰西第一帝国时：1809年，有1200人在埃克斯温泉浴场接受了治疗。1822年，迭皮的地方次级长官开办了第一处海水浴设施，并说服贝里伯爵夫人前来参观。从那时起直到1830年，每年7月宫廷都要暂时迁移到迭皮来。1830年以后，近郊的贵族们也渐渐养成了这一习惯。尽管在1835年时人们已开始谈论比利茨的小海滩（在第二帝国期间成为欧仁妮皇后最喜爱的度假胜地），但迭皮是当时唯一一个得到充分开发的海滨胜地。
夏季：从乡村住宅到夏日度假（2）
火车把从巴黎到海滩的旅行时间缩短了2/3。在1840年，乘马车从巴黎到迭皮需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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