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私人生活史Ⅳ-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她最终选择了一个年龄与她相仿、年仅19岁的小伙子，对此她的家庭并不赞成。
事实上，平均比例与价值取向在以家庭结构为主要因素的领域内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埃尔韦？勒布拉和埃马纽埃尔？托德所描绘的情形很有说服力：“早婚比例是社会对年轻人实施控制的指示器……晚婚暗示着专制的家庭结构，这种结构产生出大量单身汉，他们一生的身份都是一个长大了的孩子，在他们已婚兄弟姐妹的家中则是永远的叔叔。”1830年，在布列塔尼、中央高原、巴斯克地区、萨瓦和阿尔萨斯，妇女的结婚年龄都比较大，到1901年则有所下降。马尔萨斯学说在天主教地区盛行，因为教会在控制生育方面更倾向于晚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婚姻与家庭（2）
正确选择配偶是家庭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族通婚甚至近亲结婚在各地和社会各阶层都非常盛行，其中部分原因可以用社交类型来解释：人们与同族结婚是因为将其视为正常的生活程序，人类繁殖（即皮埃尔？布尔迪所指的那个意义）就是这些程序的自然结果，这些程序虽然在操作中是确定的，但不应该妨碍个人以各种方式服从或反叛的自由。
由于移民，古代乡村地区曾经一度盛行的近亲结婚在19世纪减少了，但即使是那些移民仍然受家庭约束。19世纪早期，阿韦尔格纳和利穆赞在巴黎与乡村之间定期来回往返，他们在城市里同居，却在乡下结婚。马丁？纳多也是这样，他在乡下结婚一部分是因为个人吸引力（一个眼神就足以使他的未婚妻着迷），一部分是因为他必须小心谨慎地服从父亲的意愿。
因为比女人有更大的灵活性，男人可能是放松限制最大的受益者，这个假设被马丹？塞加朗对厄尔省弗雷维地区的研究所证明（参见下表）。
弗雷维地区本地居民之间的结婚情况（％）
时间 男人 女人
1753～1802年
1853～1902年
早在19世纪70年代，城市中的社交活动便逐渐增多，无数人口统计学研究（如甘冈、波尔多、里昂、默朗、巴黎和其他地区）显示，与其他城市的人结婚的比例在稳步增加。很快，城市社区变成了一座乡村。在19世纪的贝尔维尔，“男人和女人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内相遇并结婚”，不拘礼节的亲密代替了社交生活，传送眼神、互相交谈和打情骂俏打破了旧式礼仪。
同族婚配的比例在各地都很高。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婚姻是由家庭及团体利益支配的，其中所遵循的规则便是同族婚配，如鲁昂从事棉花贸易的新教实业家族合在一起，简直可以组成一支具有同族血源的芭蕾舞团。在简瓦丹，婚姻要遵循严格的规则，意在保持各方利益的平衡；财产、嫁妆和女人的分配要定期实行。将来要继承遗产的儿子与年纪较小的女儿结婚，而带有嫁妆的姐姐则与小儿子结婚。
工人也要遵循这种交换原则。在里昂地区，玻璃厂、绸带厂和金属制造厂的工人都在各自圈子内寻找结婚对象，结婚时邀请的也是同行人士。工作与私人生活互相影响，与职业、家庭及地区紧密相连。这种“同族婚配”制在圣夏蒙的绸带工、吉沃尔的玻璃工以及巴黎圣昂多那的木匠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的技术和激进的政治传统都是代代相传的。
在社会流动性不大的团体中，人们对等级上的细微差别非常敏感。玛丽是一个19岁的手套工，来自上维埃特省的圣朱尼昂，她的住所对面住着表哥，一个割羊皮的皮革工，这在手套制造业中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技术。据一个研究玛丽家庭的学者称，在这两位年轻人当中“根本没有浪漫”可言，“因为在工人的等级中，玛丽要比她表哥低上许多，根本不可能考虑婚姻”。
这些人对于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嫁妆非常敏感。勤劳的仆人和工人对于能够当上妻子感到非常自豪，而像来自里昂的诺贝尔？特律甘这样的年轻工人，则省下钱来支付账务或者用来做生意。女人在下层阶级中的角色就是一个储蓄机构。
1828年，《争论报》报道了一件因感情而引发的犯罪。一个年仅19岁、来自裁缝家庭的女工被一个20岁的工人追求，他送她回家，“拉着我的胳膊”，要她的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她父母开了个会，认为这个年轻人既不真诚，也不能干，因而不能娶他们的女儿。她父亲不喜欢年轻人的长相，“他长得不像一个裁缝。”女孩后来作证说，“从外表来看，我认为我挺喜欢他的，但既然我父亲反对这件事，我就拒绝了他。”遭到拒绝后，年轻人怒火中烧，他的愿望被这个家庭钢铁一般的意志阻挡了。许多19世纪的犯罪案例都是因为不可能的爱情而引发的。
婚姻与家庭（3）
对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来说，合适的婚姻可以提高其社会地位，因此婚姻便成了一件需要战略谋划的事情。同族婚配在工人当中不太明显，他们都寻求与他们地位之上的人结婚。例如，邮差不愿与同事结婚，因为他们在梦想找一个不必工作的妻子。许多女邮差终身未婚，因为她们反过来也不愿与体力工人结婚。对于妇女来说，独立的代价通常就是孤独；而对于一个正在向上爬的男人来说，金钱并不比女人的阶级、声望、家庭主妇的资质甚至美貌更重要。夏尔？波瓦利被爱玛所吸引，因为她打着一把阳伞、皮肤白皙，而且像一个“城市小姐”，受过“良好教育”。他很有钱，能够给漂亮妻子雇一个女佣，以免除她的家务之苦。
婚姻是由亲戚（比如做媒的姑妈）、朋友、牧师和其他人进行的一场谈判，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大约1809年，一个来自洛泽尔省、身无分文的贵族让他姑妈帮助寻找妻子，他在给她的信中列出了几项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拥有一份遗产，数额要足以使他保住门德的房产和乡间豪华别墅。如果对方地位与他相同，需要10万法郎，但“如果地位低于我，那她的财产就必须或多或少地补偿我们之间的地位差别”。
随着年代的推移，婚姻战略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财富表现出多种形式：现金、财产、生意和“前程”。同时，其他因素也开始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名誉、职业（自由职业非常受重视）、阶级和美貌。一个富有的老人会寻求与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人结婚，女人为了吸引男人则通过她们的容貌来使自己与众不同，而需要现金的男人可能会接受一位拥有财产的未婚母亲，比如像马尔泰的女主人公。
黑格尔所担心的个人爱好，甚至家庭所反对的情感这时也进入到了婚姻当中。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将战略婚姻与爱情及幸福统一起来，这也是爱玛？波瓦利的梦想，“如果她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伟大而坚定的意志之上，那美德、爱情、*和责任感就会集于一身。”对于女人来说，婚姻是生活唯一的希望，这些影响尤其深远。克莱尔？德马尔（《我的未来权力》的作者，1833年）就呼吁年轻女孩的教育要进行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她们“一无所知，甚至连男人长的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她批评婚姻是“合法卖淫”，宣扬自由选择伴侣、“进行肉体对肉体的试验”的需要以及拥有通奸的权利。由于过于超前，德马尔最后自杀了，她的支持者、圣西门的信徒将其学说改头换面，变成了一本宣扬母性的小册子。
奥罗尔？迪潘没有这么激进，此时她还是迪德旺夫人，她在1825年11月15日给卡齐米尔的一封长信中，解释了自己对于他们彼此间的误解和兴趣的不同看法：“我知道你不喜欢音乐，于是我便不再花时间在这上面，因为一听到钢琴声你便会抽身离去。为了显得亲切谦和，你给别人念文章，但念不了几句你便觉得没有意思，打起了瞌睡……我开始觉得我们之间的兴趣从未有过一丁点的相同，对此我伤心不已。”
波德莱尔同样梦想夫妻能够具有共同爱好，但他没有结婚。在与让娜同居14年之后，他们分手了，在分手那天他感叹道：“当我看到一些美好的事物、美丽的风景或者任何令人愉快的东西时，我发现自己在想，‘她现在为什么不和我在一起呢？她为什么不和我一起欣赏这儿的美景或和我一起买这件东西呢？’”（1856年9月11日给奥皮克夫人的信）。 最好的txt下载网
婚姻与家庭（4）
男人想从婚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不是被动的服从，而是同意，即使不是一个具有主动性的妻子，至少也要是一个可人儿。某些男人甚至想找一个能与他们不相上下的妻子。米什莱就劝告男人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妻子”，朱尔？费里则强烈支持男人和女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享有不同的空间，但他对于与欧仁妮？里斯莱尔的婚姻感到非常自豪；“她是共和党人，有哲学思想。她在所有问题上都与我有同样的观点，而我也为能与她有同样的观点而感到自豪。”（1875年9月7日给朱尔？西蒙的信）
欧仁妮？布瓦勒在给他未婚妻的信中，完美地表达了这对共和党夫妻的新理念，即思想自由、从里到外渗透着罗马斯多葛学派的观点，以及虔诚地信奉婚姻和谐：“当我听到人们说‘婚姻……就是奴役！’时，我大喊：‘不，婚姻是宁静，是幸福，是自由。通过婚姻，一个人（我是说男人和女人），一个充分发展的人便可以达到真正的独立，因为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具有独特的人格。’”（1873年3月24日给玛丽的信）他的雄心是要达到完全一体化，从而在婚姻中实现自给自足，“不要让任何其他人进入我们的私人生活，进入我们的思想。”丈夫变成了妻子的知己，“我强烈希望你不再寻找其他知己，除了你丈夫外不对任何人敞开心扉，因为你丈夫就是你的知己，我敢说他现在就在你身边。”
家庭生活：女人的复仇？
一般来说，女人处于受支配的地位，但她们也得到了某些补偿，以便使其顺从目前的处境。她们相对来说是受保护的，法律上处罚的女人要比男人少得多。对于资产阶级妇女来说，她们日常生活中的任务就是保持容貌美丽，因而雍容华贵，具有迷人魅力。此外，女人的寿命也比男人长。她们可以采用多种做事方法，尤其是个人价值观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康德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个*利——作为一个人的女人——与婚姻中的主人本质上所享有的帝王式的权利之间的矛盾。他的回答是“拥有真正形态的个*利”。女权主义者以法律为掩护攻击这个漏洞，教会和国家则用“社会母性”作挡箭牌发起攻击，但是日常生活又暗示着什么呢？
马蒂娜？塞加朗、伊冯娜？韦尔迪耶、阿涅斯？菲娜以及其他人在阐明法国乡村社会中妇女的角色和地位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塞加朗就不同意19世纪旅行家阿贝尔？雨果悲观而粗略的描述，而是强调，在公众与私人生活融为一体的情况下，家务活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她的工作给人的印象是两性之间的和谐与平静。
伊冯娜？韦尔迪耶则描述了来自勃艮第的米诺的性格及其文化角色，她认为这些是根植于其“生物学命运”当中的；“从一个女人的生物学命运来看，这仅仅是她社会命运中的一个短暂停留。”女仆（通常在洗衣店工作）、裁缝和厨师在乡村生活中掌握着知识与权力，她们根本不可能被关在家中。
阿涅斯？菲娜则分析了母女和男女关系对一位新娘的嫁妆有什么影响，以此为基础又继续研究生物学现象是如何通过象征手法来适应社会现实的。
这些描述具有永久的价值。这种文化中的平和极易掩盖紧张与冲突，伊丽莎白？克拉弗里和皮埃尔？拉梅宗便认为这些紧张与冲突集中在工作上。在旧式习俗中，女人的交换是严格按照财产交换原则进行的，妻子经常遭受毒打，而且不允许拥有食品室的钥匙，有些妇女为了活下去被迫去偷窃。女人的尊贵通常都会被婚姻和对男人的恐惧破坏殆尽。非法怀孕将会受到严惩，未婚妇女的命运尤其艰难。寡妇被认为是危险人物，因为她们肯定是*旺盛的人，因此有时会被赶出家门，带着仅有的一点用具和救济品被迫住在茅草房内。年轻女人经常是老板的猎取目标，经常被自认为是在表现男性魅力的男人所*。“*成了男人对待女人的正常方式中的一种派生形式……惩罚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两性标准导致了一系列后果：暴力、失落和死亡。”那么这种对女性的残酷*，是否来源于一种女人比男人更有可能继承财产复杂亲缘关系体系呢？ 此外，中央高原东南部地区此时还经常发生宗族间的仇杀事件，血案也是屡见不鲜。乡村生活平静与暴力这两种状态的鲜明反差可能是资料来源不同所致：有的是习俗与尽人皆知的事情，有的则是与冲突有关的法庭文书。。 最好的txt下载网
婚姻与家庭（5）
城市家庭似乎比乡村简单得多，但也因社会等级和家庭类型的不同而有一些变化。从家到工作场所的距离是判断家庭生活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可以从博尼？史密斯对法国北部中产阶级妇女的描述中清楚地看出来。19世纪上半叶，这些妇女参与家庭事务，拥有书籍，而且还投资实业，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种传统却销声匿迹了，只在一些年老的寡妇身上还保留着一些痕迹。19世纪50和60年代，大部分妇女都从生意场退了出来，返回到家庭当中。这些家庭由于劳资关系发生变化而有了不同。种植园主不再住在工厂围墙内或种植园大门附近。当这些人变得富有时，他们便离开臭气熏天、烟雾缭绕的贫民窟，转而搬到城市的新区，例如鲁贝的巴黎大街建有一些华丽别墅——真正的“城堡”，工人在*期间便来到这里嘲笑起哄。妇女现在掌管着家庭事务和一大群佣人。
在这种环境中产生了一种家庭道德，其主要原则用史密斯的话说就是信仰高于理智、慈善高于资本、繁殖有理。繁殖为孩子众多的资产阶级家庭中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赋予了价值：在1840至1900年间，每个家庭孩子的平均数量从5个增加到了7个。所有事情都显得非常重要：从清洁到内部装饰、按时祈祷（参见德韦里亚绘制的《一日生活》）；从女人最细小的事情到管理家庭账务，所有这些家庭主妇都必须用丈夫授予她的权力管理好，同时还得向她丈夫汇报每一项具体开支的情况。每一项细节都具有道义上的重要性，比经济本质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一个女人的生活就是一种语言，一种仪式，要遵循严格的规则。这些北方的中产阶级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他们既不悲观失望，也不听天由命，相反，他们试图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转变成一种判断，而这种判断通常都是非常武断的。这种看法有时被称为“基督教的女权主义”（这能算是女权主义吗？如果女权主义是指要求平等，那就不能算，因为这里所说的与女权主义是两回事），这样声称的人是一些小说家，如《现实生活》的作者马蒂尔德？布尔东，以及朱利亚？贝库尔、若斯菲娜？戴高乐，她们写了本家庭史诗，诗中展现善与恶、女人与男人间的互相斗争。男人对权力与金钱无休止的欲望带来了混乱与死亡，家庭中的天使、金发碧眼的善良女主人公使家庭重新恢复平静与安详。
这种完美的家庭生活——带有一丝圣洁的气息，但并不是维多利亚式的，而是具有一种圣母玛利亚风格——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中都可以找到。显然，家庭财产的多少决定着佣人的数量、名声显赫的程度以及家庭信仰和价值观。在圣日耳曼郊区，贵族的怀旧情结非常强烈，而在其他地方，实用主义则更受重视，这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一般人所认为的大得多。一些学者强调一个事实，即有闲阶级妇女具有一种象征性的作用：她们的奢侈生活表明了她们丈夫存在的本质，而且还使宫廷礼仪永久保存下来。其他学者则强调家庭经济以及这种经济中主妇的重要性。还有些学者则指出，妇女的权力是建立在孩子以及健康和教育需要的基础上的。女权主义者在提出他们的要求时使用了母性这个概念。法国人坚决主张男人与女人之间存在着区别，这无疑使法国的女权主义与英国及美国的产生了很大不同，因为英美人只关心女性是否具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
婚姻与家庭（6）
在城市平民中，操持家务的妇女是一个重要人物。大多数妇女，不管结婚与否，都在操持家务，而大多数操持家务的妇女实际上都是家庭主妇，即已婚主妇，尤其是指有孩子的妇女。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是需要有一个女人“在家”的。“在家”不一定非得待在家里，因为住宅条件通常都比较差，与其说是住所，不如说更像一个*场所。操持家务的主妇要履行多种职能。她生养孩子——在工人阶级家庭，尽管也实行生育控制，孩子还是一大堆。工匠和店主的妻子将孩子送给奶妈喂养，但最穷的妇女则自己喂养，喂养时露出乳房，就像多米埃画中的那个女性旅行者一样。女人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孩子。当他们学会走路时，他们便成了她的同伴，孩子与母亲一起外出是一些著名绘画和城市早期照片中熟悉的情景。一些很小的孩子也独自外出，勇敢的“顽童”会在街上和院子里玩耍。然而，慢慢地，母亲便会担心街上的危险，包括意外事故和坏人。于是，主妇的日常生活便会被孩子，尤其是学校的作息时间所支配。
主妇的第二个职能便是照顾家庭，干各种各样的家务活。她要买最便宜的食品，方式有购买、交换甚至是收集，因为即使是在大城市也有许多地方可以捡到吃的东西。她要准备饭菜，如果丈夫在外工作还要单独为他准备午餐。她要打水、搬煤、修房子、做针线活，包括洗衣、缝制和修补。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需要许多时间。勒裴的家庭预算曾试图计算洗衣的时间，因为这是第一件政府试图减轻主妇负担的家务活，其方式是以第二帝国时期的英国为模板修建机械化洗衣房。
最后，主妇还要为家庭寻找额外补贴，方式是为他人打扫房间、洗衣、办差、送货（如面包，当时送面包工是大家熟悉的人）以及摆摊卖货。
逐渐地，尤其是19世纪最后的三十多年里，具有高度组织化和合乎经济原则的制衣业开始利用这些数量庞大的女性工人。第一批缝纫机是大家非常羡慕的东西，许多家庭主妇都梦想能够拥有自己的辛格牌缝纫机，但这种机器将女人限制在家中，使她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逛街。由于血汗制度泛滥，制造工厂最终战胜了独立的血汗工厂，因为制造工厂的工人数量较多，管理较好，更容易接受公众监督。
作为家庭的财政部长，主妇拥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权力。大约在19世纪中叶，许多法国工人开始将自己的工资交给妻子掌管。有时在居民区内可以听到这种与每周发生的交接有关的争吵，但一般来说这应该可以看作是妇女的一大胜利，她们已经厌倦了等待丈夫的施舍。然而，通过控制家庭的财政收入，妇女担负起了开支的责任。虽然她们有权决定买些什么——大型商店非常希望她们能够光临，早期的漂亮广告也希望能吸引她们的眼球，但她们的主要职责是解决贫困问题，如有必要还要牺牲自己的需要以渡过难关。她们将肉和酒这样的男性食物留给一家之长，糖则留给孩子，自己通常只剩下牛奶、咖啡；通常所说的“缝衣女工排骨”其实只是一块布里干酪。
然而，这种对于家庭财政小规模的控制赋予了妇女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即使是在今天比较保守的家庭，其家庭主妇也会非常看重。女人还有其他责任，包括呵护身体和心灵。对于工人家庭来说医生是请不起的，除非特殊情况，女人主要利用一些古老的偏方和新出现的卫生科学。“穷人的大夫”拉斯帕伊就建议使用樟脑，他注意到女人在卫生中的传统角色，于是常常向她们提出自己的建议。
女性的文化水平在19世纪迅速提高，许多母亲都教孩子识字。女人是连载小说的忠实读者，即使一些大型报纸想压制人们的想象，女人也不会让幻想消失。教会也迎合妇女的需要，许多人都在享受宗教节日的喜悦和教区温暖的社会生活，过着一种积极的宗教生活，而这当然会与持唯物论的丈夫发生一些冲突。
家庭主妇说话直截了当，通常是私人和公众生活中的反叛分子，其中许多人为灵魂自由付出了昂贵代价，成为暴力或情感犯罪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流逝，妇女参与公众生活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但又越来越程式化。现在还不清楚现代化是否加强了工人阶级妇女的力量，因为外部力量正从各个方面蚕食着私人空间，而为工人树立的榜样大多也是男性形象，于是妇女在各种互相冲突的角色中间饱受折磨，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的地方都在劝告她们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法国总工会便有一张海报，宣传英国式的每周工作时间。一些妇女对于根本不注意她们的工会和政治失去了兴趣。
父母与孩子（1）
19世纪，孩子成为了家庭的中心，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家庭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经济、教育和生活上为孩子进行投资。作为继承人，孩子代表着家庭的未来、家庭本身形象的映射、家庭的梦想及其与时间和死亡做斗争的方式。
这种投资——其中之一便是不断提高孩子的教育程度——不一定是给予单个孩子的。司汤达就说他父亲“并不是将我看作一个单独的个体来喜欢的，而是作为一个必须继承家庭名誉的儿子来照顾的（亨利？布律拉尔）。”在法国，群体要优先于个体，“孩子利益”的观念很晚才出现，即使到那时通常也只是将其用于更高层次的集体利益，将孩子视为是社会存在物。
实际上，孩子不单是家庭的财富，还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明天的生产者、开创者、市民和士兵。在孩子与家庭之间——尤其是无力照顾自己孩子的贫穷家庭，一大群第三者介入进来：慈善家、医师和政治家，他们决意要保护、教育和管束这些孩子。法国通过的第一条社会立法就以保护孩子为目的：1841年的法律规定了在工厂工作的时间。虽然这条立法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效果，但其象征性的和法律上的意义却非常大，因为它标志着从自由正义向社会正义的转变。
如何对待孩子的问题是一个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相遇，有时还会发生冲突的领域，这不仅是一个权力问题，而且还是知识的目标。这些知识是在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由医师、心理学家和法理学家发现的，而结果却自相矛盾：它们一方面加强了社会控制，一方面却使童年具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特点。
18世纪末，莫厄曾把法国描述成一个很早就发现生育控制“令人苦恼的秘密”的国家，因为法国早期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当时的技术不允许实行“计划”生育，但可以进行限制：出生率从1800年的下降到1910年的19％。人口统计学家对此困扰不已，于是将生育这种个人行为变成了“出生率”这样一个公众性问题。生育孩子是一种自主行为，但自由程度随地区和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别。据埃尔韦？勒布拉和埃马纽埃尔？托德称，这种差别是由家庭结构导致的家长意愿造成的。通常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因素则要受到先前存在的模型影响。1861年，有三个出生率奇低的地区：诺曼底、阿坤廷和香巴尼，然而，每个地区导致低出生率的原因却各不相同。在阿坤廷，一个家庭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是非常普通的，而在诺曼底，极端行为非常普遍，有许多夫妻不生孩子，也有许多夫妻因结婚25年生了9个以上的孩子而获科涅克奖。勒布拉和托德甚至还谈到了“神经质行为”。
私生子数量的增加使情况显得更加混乱，爱德华？肖特将其称为性解放的标志。而这种情况似乎有多种解释。勒布拉和托德将北部和东部地区与地中海南部进行了对比，在前一地区，许多私生子通过婚姻得到了认同，而在后一地区，男人只承认孩子而不与其母亲结婚。前者体现出两性更大的平等和女性更多的自由，而后者则体现出大家族至高无上的权威。
现在，我们已经不能从历史人口统计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了，而只能指出问题的复杂性，即使是确凿的事实也是如此，更何况是建议性的解释。勒布拉所说的“繁殖秘史”其实是一大堆自相矛盾的理论，其中充斥着社会学、生物学和意识形态决定论，甚至将孩子的出生最终解释成是“父母决定”的结果。另外，在意识形态因素中，个人主义“灾难”也被多次提及，女权主义则经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一种极为粗糙的形式。
父母与孩子（2）
父母在床上所做的决定使两性及爱情中最为隐私的东西暴露在我们面前。毫不奇怪，事实是难以捉摸的，当婚床的秘密被时间流逝和父母及子女的沉默掩盖时尤其如此。很少有孩子知道，自己的出生是一种偶然还是出于真正的需要。
但不管如何，结婚的平均年龄在下降，出生率也在下降。无疑，不要孩子的决定来自于一种抚养孩子意味着什么的意识。人们比以前更加悉心地照顾、娇惯和爱护孩子，但孩子的数量减少了。生育是如何控制的人们无从知晓。有些夫妻除了节制以外没有采取任何控制措施；为了避免怀孕，妇女经常“失足摔倒”。*中断将决定权交给了男人，他负有“额外小心”的责任。在富裕的家庭，人们更多地依靠一些从英国或妓院引入的技术，其中之一便是冲洗，这需要源源不断的水源，还产生了妇女洁净器——据说曾因不雅而推迟生产。1906年，自由派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想把生育控制技术教给无产阶级妇女，于是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女同胞们，要学会想做母亲时再做！”并散发避孕套和吸水海绵。他们的宣传经常激怒妇女，对于她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要求，她们对这种干预私人事务的做法极为震惊。一旦发生意外，许多妇女宁可选择流产。流产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城市中已经有几个孩子的妇女；到20世纪之交，流产似乎被作为避孕的一种方法来使用。安格斯？麦克拉仁将流产视为社会底层女权主义的一种体现，或者至少也是不愿生产或杀婴的妇女意愿的体现，但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后一种观点在19世纪上半叶非常流行，但在第二帝国时期则被严厉打击（每年有上千起检举流产的事件发生），于�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