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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1949-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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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1949 卷首语
1949年，无论是对中国人民还是对毛泽东个人而言，都是极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所发生的巨变，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一年，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西柏坡短暂停留之后，率领中共中央赴京“赶考”，入驻颇具象征意义的中南海。
这一年，在经历了无数革命风风雨雨之后，毛泽东实现了人生最伟大的理想。
这一年，毛泽东把他的足迹和记忆留给了风景秀丽的香山，留给了恬静的双清别墅，留在了天安门城楼那挥手的瞬间。
也就是这一年，毛泽东挥戈南下，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划江而治”的梦想，勇追穷寇，致命一击；国民党反动派丢盔弃甲，仓皇南逃，顷刻间，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
形势发展如此迅猛，着实有点出乎毛泽东的意料。然而，一个崭新的课题又摆在共产党人的面前：革命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国家？围绕这个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军人物毛泽东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真诚合作，步调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另一方面领导全党及各界人士紧张有序地开展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1949年10月1日，人民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这一天，毛泽东大踏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胜利的面前，毛泽东注意保持共产党人虚怀若谷的精神，他常常这样告诫自己与全党同志：革命取得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脚下的道路还很长。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将革命进行到底
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全面胜利。此时，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尖锐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气魄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粉碎一切反动势力的政治阴谋。
美蒋政治手腕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已陷入了严重危机之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败局已定。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的防线已土崩瓦解，长江以北的力量全面崩溃，主力部队基本被歼灭，再也无法在长江以南组织系统的有效的防御抵抗。在这种行将就木的潦倒情形下，国民党党魁蒋介石向美国发出求救信号，亲自致函杜鲁门，哀求美国“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甚至要求“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接受蒋介石的要求，原因在于美国已感到蒋介石大势已去，败局不可挽回。故此，蒋转而向美、英、法、苏四国发出照会，要求它们“调解”中国内战，四国政府也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予以委婉拒绝，蒋介石陷入了政治上的空前孤立。
然而，国民党军事上的溃败并没有使美国彻底抛弃幻想。眼看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已成定局，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看到，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并非美国的力量所能左右，即使美国直接出兵干涉，也无法阻止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的最后胜利，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因而，这时的美国更加重视运用###的手法来达到其阻止中国革命继续前进的目的。其基本策略是，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
美国变换对华策略，其意图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方面企图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谈判，以此保存国民党的残余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从而取得喘息的时间，重整旗鼓，然后伺机卷土重来；另一方面企图利用某些既同美蒋有密切关系，又与中国共产党有往来的中间人士，混进革命队伍，组织所谓的反对派，以便牵制中国共产党，破坏革命。
由于蒋介石已失去了人心，其彻底失败的命运已无法挽回，难以担负实现美国战略意图的工具，因而，美国急于物色新的代替人，以达到其险恶目的。早在1948年9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10月，司徒雷登又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特别是蒋介石“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25页。。那么，谁又能担当起美国政府的工具角色呢？司徒雷登向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27页。。这位国务卿因担心美国政府要对由此“产生的新的局面担负责任”，没有接受司徒雷登的建言。
但是，司徒雷登一不做，二不休。同年11月中旬，司徒雷登亲自找到李宗仁，并与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实，桂系首领李宗仁已有乘机取代蒋介石之意，故当即表示：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声称如果国民党新的领导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根据李宗仁的这番表态，司徒雷登再次向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舆论工具也日益加紧地放出关于国共“和谈”及“蒋介石下台”的言论，并大张旗鼓地进行炒作。
军事上的惨败，政治上的众叛亲离，经济上的迅速崩溃，再加上失去美国的宠幸与信任，使蒋介石处于四面楚歌之境，一击即溃。但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仍抱着幻想，企望美国能够继续给予援助。1948年11月底，蒋介石派他的夫人宋美龄赶赴美国乞援，其结果是处处碰壁，无果而终。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蒋介石不得不屈尊与桂系首领李宗仁商谈国民政府出路，同意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国共“和谈”。就在李宗仁准备取代蒋介石，出面同中共方面谈判之际，桂系另一首领白崇禧于12月24日首先发难，致电蒋介石，抢先打出“和谈”的旗帜并逼蒋下台。在白崇禧的授意和影响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等，都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与中共“恢复和谈”，并直接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和谈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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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阴谋（1）
由桂系军阀主导和掀起的这场所谓的求和运动，在国内引起了不少的政治骚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对和谈寄予莫大的希望。他们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自己的阶级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甚至有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还公然劝说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止下来”，接受蒋介石的“和平条件”，切不可“除恶务尽”。这种早已破产的“中间路线”的主张，再次被某些地方实力派和民主党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来。他们企图利用和谈之机，形成一个由中间派、国民党与共产党三分天下的格局，或者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政府以裂土自保。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修改稿
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个尖锐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使反动势力得到喘息机会，卷土重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的痛苦教训实在太多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大气魄号召全党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粉碎反动势力“划江而治”的政治阴谋。就在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的那一天，即1949年1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毛泽东告诉全国人民，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他在分析战争进程的基础上，向人民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才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压迫和官僚资本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针对少数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模糊和动摇，他强调指出，一切愿意参加当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为了进一步教育和启示全党和全国人民，警惕敌人的阴谋和假慈善，毛泽东引用了古代希腊《农夫与蛇》的寓言：
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他以此告诫全党，“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因而，不要对美蒋抱有任何幻想，随时准备战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76页。
###后来回忆说：《将革命进行到底》是毛主席12月30日成稿的。当时，他还为政治局起草了《目前形势与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案。决议案重申了“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坚定立场。他要求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进行更有力、更深刻地教育和解释工作，让善良的人们看清国民党真实的面目，让他们懂得“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不能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这些人，而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准备随时随地的斗争。只要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愈减少，而和平、独立、民主和解放的希望就愈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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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阴谋（2）
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究竟会不会出兵？这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毛泽东在1949年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此做了回答：不要肯定它不出兵，那样没有好处，应该设想可能出兵，青岛就驻有美国兵。这样才能主动，遇到事才不会张皇失措。只要有力量做到坚决就不怕他，小小的，软软的就不行。美国的政策是动摇的，软弱的，我们长期揭露美国助蒋内战，很有成绩，使他在中国比在欧洲还要臭。但怕的事还有，有些人怕原子弹，需要说服。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坚决，有力量，不乱搞。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1月6日。《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08页。
毛泽东的这段话，既解答了人们心存的疑惑，也鼓舞了勇于革命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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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蒋“和平”条件（1）
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对于这一点，甚至国内外反动派都不加怀疑了，并极力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力劝其“主动下野”。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要求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声称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中央日报》，1949年1月1日。。但是，蒋介石在提出和平谈判建议的同时，又公开提出了进行和谈的五个前提条件：
（1）“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2）“有助于人民的修养生息”；（3）“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4）“军队有确实的保障”；（5）“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不难看出，蒋介石要以保存国民党一手制造的从来不为人民承认的“宪法”，保存他的所谓“法统”，保存反动军队等作为谈判的条件，这就充分地暴露了他的求和声明的虚伪性与反动性。
由于蒋介石在和谈的条件中大谈诸如独立、自由、民生等问题，其言辞熠熠，颇具欺骗性，许多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及右翼分子纷纷出来为其捧场，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为回应南京国民政府的求和要求，深刻揭露蒋介石元旦文告的欺骗性，批驳文告中提出的五项和谈条件，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论战犯求和》。他在此文中写道：
“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太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81页。
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揭露了蒋介石要求和谈的五项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表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八项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变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89页。
毛泽东在声明中进一步指出：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南京国民政府“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9页。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
这一声明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得到全国人民乃至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支持和拥护。当时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政治声明：《对时局的意见》。声明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指出：“八项条件，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的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毫无疑问，全国人民的公意是在这儿反映出来了，我们希望全中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声明旗帜鲜明地强调：“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在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声明明确宣告，我们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正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哈尔滨日报》，1949年1月25日。。这个声明的发表，有力地揭穿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所谓“和平”阴谋，致使蒋介石无路可退。同时，声明关于“民主党派拥护中共领导地位、彻底放弃中间路线”的主张，为新政协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政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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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蒋“和平”条件（2）
眼见阴谋不能得逞，蒋介石立刻召集张群、张治中、吴铁城、邵力子、李宗仁、孙科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付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的办法。最后一致决定：一方面为求内部团结，对“八项条件”，“暂不置答”；另一方面，对和谈“征求各省党政人员的意见”。紧接着，南京政府行政院发表决议，说：“政府为遵从全国人民之愿望，祈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显然，这一决议内容与蒋介石的《新年文告》是相矛盾的，表明国民政府的和谈是没有诚意的。
针对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决议，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进行了深刻地评论。评论质问南京国民政府行
政院：“你们的‘总统’把
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的宣传画
‘停止战事恢复和平’认为是一件事，声明必定开诚相见愿与中共商讨实现
这件事的具体办法；你们则将战争与和平分割为两件事，不愿意派出代表和我们商讨停止战争的具体办法，而却异想天开地建议‘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然后再派代表‘进行和平商谈’，究竟是你们的建议对呢，还是你们‘总统’的建议对呢？”继而毛泽东严厉地指出：“如果南京行政院不愿意取消自己的‘决议’，那就是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并无与其对方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92页。
毛泽东发表的这番有理有据的评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蒋介石集团的假和谈阴谋。因而，南京行政院不得不灰溜溜地取消它的决议。
随着蒋介石反动集团假和谈阴谋逐渐被识破，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南京城内已微闻炮声的情势下，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职务。下午4时10分，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蒋介石知道，此生再无返回南京的机会。他命令，在南京上空转了一圈。蒋介石虽然名义上“引退”，但他实际上仍掌握着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并在筹谋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
和谈破产（1）
1月22日，即上台后的第二天，李宗仁便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意在中共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为表明其和平姿态，李宗仁先后电邀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等民主派首领，共同策划“和平运动”。同日，李宗仁还指示行政院决议，由邵力子（首席代表）、张治中、彭昭贤、黄绍竑、钟天心5人组成代表团，与中共进行和谈。23日，李宗仁派邵力子、张治中去上海，与黄炎培、罗隆基、张澜联络，请他们赞助和谈。24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把全国各地的“剿匪总司令部”改名“军政长官公署”，释放###，停止特务活动，借以营造和谈氛围。1月27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请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和谈地点，并称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1月底，李宗仁派黄启汉、刘仲华飞抵北平，向中共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转达其愿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意向和具体办法。
李宗仁接二连三地发出“和平攻势”，确实迷惑了革命阵营内部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他们对美国和李宗仁抱有极大幻想，热情地支持李宗仁的和平活动；甚至有人还写信给毛泽东，希望给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东西。
那么，李宗仁的和平的意愿是否是真实的呢？中共又是怎样回应其一系列举动呢？
其实，就李宗仁发表所谓“和平”谈判声明的同一天，新华社新闻稿《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经毛泽东审阅）已经十分明确地阐明了中共的态度：李宗仁及其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43页。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的情形
1月25日，毛泽东再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就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出代表与中共进行谈判发表声明。声明指出：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南京反动政府应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部责任，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早已完全丧失信任，这个政府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声明还提醒大家：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放出了许多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全国人民应有清醒的头脑，决不可被那些伪善的空谈所迷惑。《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44页。
正如毛泽东所意料，李宗仁大谈和平民主，其真实意图就是欺骗公众，分化民主党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从而与共产党“划江而治”。他曾这样说过：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江山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为了达到其目的，李宗仁还先后安排两个和平代表团到北平活动，再次摆出寻求和平的姿势。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2月24日，毛泽东亲自同国民党和谈代表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举行非正式会谈，双方达成八点秘密协定。协定全文如下：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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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破产（2）
上述秘密协定达成，为国共进一步和谈，敲开了和平之门。但是，李宗仁并没有抓住这一时机，促成两党和谈。相反，他却确立一套与协定内容相背离的和谈指导原则：
“（1）和谈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绝对不能让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们接受不体面的条件。（2）鉴于铁幕后面的附属国形势混乱，我们不能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党的联合政府。我们应该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3）我们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1页。
李宗仁所谓的和谈指导原则，使其和谈欺骗性与虚伪性初显端倪，暴露其“划江而治”真实意图。与此同时，已“引退”老家的蒋介石利用李宗仁进行的“和谈”之机，加紧进行“长江防御战”，以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
尽管国民党政府的真实意图已昭然若揭，但为了减少人民的痛苦，教育广大人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仍然保持极大的克制和忍耐，怀着和平的善意，于1949年3月26日正式通知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四月一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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