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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帝国的黄昏-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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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是孝子，人所共知。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他父亲杨鹤死于袁州戍所，正在长城边防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昏过去。众人又是大声呼喊又是掐人中才把他救转过来，但直到半个月后才知人事。他知人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崇祯上疏，请求皇上能恢复亡父的官衔。最后，他略带“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不如此，不但亡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
崇祯想了许久，又考虑到杨嗣昌此时地位之重要，就颁布圣旨道：“念杨嗣昌拮据冲边，杨鹤准复原官。”杨嗣昌了却了一桩心事，对崇祯皇帝更是感恩戴德。
当崇祯皇帝希望他能回朝做兵部尚书时，他居然推辞了三次。首先，他是个孝子，另外，对整个大明帝国了如指掌的杨嗣昌很明白一件事：此时兵部尚书那个位置就像一个火炉子，坐上去的人好一点的会烧得残缺不全，坏一点的就会被烧死。
但皇命难违，他只好于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崇祯皇帝对此人的了解是这样的：有才华、办事干练、涉猎广泛、喜谈前朝历史，另外，其文学修养与辩才在崇祯一朝也是不可多得的大臣。
当这位能说会道的大臣出现在崇祯面前时，崇祯皇帝掩饰不住其内心的激动。这一年离他召见袁崇焕已经过去了十年，在这十年时间里，崇祯皇帝所受的煎熬非常人所能承受得了。确切地说，当他一登基开始收拾大明的烂摊子到现在，没有被累死或是被气死已经是他的造化了。
如果说，他当年召见袁崇焕有十分欣喜与期待的话，那么，召见杨嗣昌就是百分的欣喜与期待。召见袁崇焕时，西北还没有“刁民”，而这一次召见杨嗣昌，是西北有“刁民”，东有满洲人。
他看着面前的杨嗣昌，希望这位兵部尚书有点铁成金的本事能将内忧外患一举扫除。杨嗣昌自然看到了崇祯皇帝的期待与焦渴的眼神。他侃侃而谈，提出了三条他所谓的大政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方可荡寇。
这三大方针的后两个方针并没有新奇之处，无非是老生常谈。其实第一种也是老生常谈，杨嗣昌无非是想达到摆脱内外交困的目的。崇祯二年（1629年）与崇祯九年（1636年）两次的满洲铁骑南下，让崇祯皇帝认为外患不平根本无法睡觉，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也让他头疼不已，但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在战略上，这是根本无法回避的抉择。杨嗣昌提出这种方针，但凡是个人就能提出来，并且都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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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的英明（2）
但这一方针在杨嗣昌这里并没有成为老生常谈，原因就是他实施的具体方法。一般人对“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要消灭满洲必须先消灭“流寇”。但在没有消灭“流寇”之前该如何处理与满洲的关系呢，首先应该是严防死守，其次是不主动出击，待国内安定后再对付他们。
但杨嗣昌却认为，这还是被动地防守，也要付出精力。他说，与满洲议和。
崇祯皇帝听了大为惊讶，因为在任何一个中原皇帝这里，与外族寻求合作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是自甘下贱。可杨嗣昌却不这样认为，他当然也有华夷之辩，可作为兵部尚书的他更有强弱之辩。
多年来在辽东的经历早就让他洞悉明朝不论是兵力、财力都不足以与满洲人抗衡的形势。在他看来，所谓收复已经失去的辽土，不过是几个傻子在说疯话。早在崇祯五年（1632年），他就说：“大家现在都把谈‘复辽’称为时尚，但这时尚早已经不流行了。倘若在天启初年还尚可，那个时候如果能复辽也就复了，但如今到处都在用兵，复兴辽东简直是痴人说梦。”
当他站在崇祯皇帝面前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五年了。五年时间，大明朝的武将们用尽浑身力量也解决不了“流寇”和满洲人问题，他们东奔西走，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的事、杀的人有什么意义。
杨嗣昌给了他们答案，如果要使事情有意义，那么，应该这样来做。
崇祯十一年（1638年），他派出一个聋子叫周元忠的去沈阳找皇太极，周元忠到达沈阳是该年四月初四，当时，皇太极正在外面打仗，周远忠并没有见到皇太极，但清朝的大学士希福却对周元忠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五月份，周元忠回到宁远，带来了清朝的一封信。希望明能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讲和之举，否则夏秋间就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杨嗣昌立即向崇祯皇帝报告，并建议关宁五万兵马撤回关门去剿灭“刁民”。但崇祯皇帝犹豫了，他把皮球踢给了边臣，让他们决定是否答应皇太极的条件。皇太极的条件在平时看来是非常苛刻的，但在当时的非常时期，其实并不苛刻。他无非是想要明朝给自己点钱花。杨嗣昌见崇祯皇帝居然不做决定，十分着急。果然，崇祯皇帝的意思一下，立即引起了朝臣的愤怒，他们直接指向杨嗣昌，弹劾他，认为他是奸臣，顺势推出奸臣正在卖国。
杨嗣昌冷冷对道：“当初张凤翼死时，诸位没有一位敢站出来坐这个兵部尚书的位置。因为你们都害怕见到生灵涂炭，但现在有一种办法可以避免此情况的发生，你们却跳出来帮助此情况的发生。皇上英明，当以慧眼识之。”
崇祯皇帝立即睁眼，打击了弹劾杨嗣昌的官僚，并提杨为东阁大学士。他本以为有了这一官衔和权力，与清军的议和会进展顺利得多。但他错了，首先跳出来攻击他的就是以右中允黄道周为首的东林党。八年前，袁崇焕也与皇太极议和，他们支持。八年后，他们对同一举动却进行了否定乃至打压。
黄道周一天连上三疏攻击杨嗣昌丧服未满不应入阁，又驳他给满洲人银子是千古罪人。杨嗣昌大怒，向崇祯告状，崇祯将黄道周贬出了朝廷。黄道周虽然离开了朝廷，但他的伙计们却仍旧攻击杨嗣昌。在正面攻击得不到效果的情况下，他们又捏造了一些谣言来中伤杨嗣昌。
杨嗣昌就仿佛是坐在一个大熔炉上，他感觉到危机四起，因为那些谣言把他传成了投降辱国的罪人。崇祯这个时候也不想帮杨嗣昌了，这个爱面子的皇帝很担心自己一旦出来帮杨嗣昌会被臣子们骂成卖国贼。
于是，皇太极所要求的银子并没有送去，该年九月，皇太极分两路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京师戒严。崇祯把一直反对杨嗣昌与清军议和的卢象升从中原战场北调，总督天下援兵保卫京师。不久，卢象升战死沙场，年仅三十九岁。
卢象升是明帝国一位难得的内战专家，他靠镇压农民武装发家，崇祯四年（1631年）升为按察使。在皇太极此次入侵前，崇祯皇帝召见他，问他有何良策。他说：“我只会打仗。”崇祯就让他去打仗，结果，有一种说法是，对他极为不满的杨嗣昌分了他的兵，他才在巨鹿被清军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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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的英明（3）
崇祯慌乱之下，急调正在剿“刁民”的洪承畴、孙传庭保卫京师，洪出任蓟辽总督，孙出任保定总督。
杨嗣昌的议和计划由此失败，而等着他的是农民武装。
杨督师之死（1）
由于中原洪承畴、孙传庭的兵力全都调到北京附近，而且清军撤退后，崇祯皇帝又没有及时向中原回防，致使中原空虚。一时间，在湖广接受招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初六日重举义旗，并且大败左良玉所统率的官军，原先接受招抚的各部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也纠集旧部，进入河南。形势急转直下，喜欢把人往监狱送的崇祯立即下令逮捕直接责任人——督师总理熊文灿。熊文灿倒不如称为笨熊，如果不是洪承畴与孙传庭以及左良玉在中原，胆小懦弱的他就被扔进监狱了。
这个时候的崇祯想到了推荐过熊文灿的杨嗣昌。杨嗣昌也明白这个道理，自己推荐的人出现了问题，自己肯定要负责任。而这个责任就是要他亲自前往湖广代替熊文灿督师，当初，杨嗣昌提出的“安内”现在就需要他自己来亲自实现了。
杨嗣昌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他能预见到任何发生的事情所引起的后果。在他面前有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他是必须要去“安内”的；第二，现在提“安内”似乎有些晚了；第三，他此去肯定是九死一生。因为即使不被农民武装打死，也会被朝臣们骂死。首先是农民武装开始蓬勃发展，其次是他推荐的笨熊失败，最后，他当初曾主张增加的剿饷、练饷招来朝野上下许多人的反对。这一切都让他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了很久。于是，头脑清醒的他不等崇祯开口，就主动要去湖广，代替熊文灿那只大笨熊督师。
早先他刚与崇祯见面时，他就提出了增加剿饷、练饷、增兵事宜。事实上，他增兵增饷是为了实现“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按照他的设计，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即四个正面战场，要这四处的巡抚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南直隶）、江西、四川为“六隅”，要这六处的巡抚以“防”为主，以“剿”为辅，这四正、六隅加起来就是“十面张网”。总之，不论主战场在哪里，都要布下罗网，形成围剿之势。他当时就向崇祯保证，下三个月苦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杨嗣昌是个人才，一年后，这一计划显出威力，熊文灿大力招抚，张献忠等部农民军陆续接受招抚；洪承畴、孙传庭在陕西围追堵截，李自成等部农民军几乎全军覆没。至此，造反大军已扑剪殆尽，“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就要了了。
但是，也只有他自己明白，想要实现这个理想，前提条件是与满洲人议和成功。可如我们所知道的，与满洲人的议和并没有成功。当皇太极挥师南下，崇祯皇帝把中原大半兵力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的这种理想就顺理成章地破碎了。
但是，崇祯皇帝似乎还不知道杨嗣昌理想的破碎，他在与杨嗣昌探讨“安内”的方法时，杨嗣昌只能凭借想象了，第一，对李自成部要用离间，第二，布置兵饷运输，第三，希望他能封左良玉为“平贼将军”，以鼓舞士气。
最后，他决定把督府设在襄阳，然后又重申对满洲人还是以招抚为上策。虽然，他知道此时的满洲人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要大明的银子了。但他还是将自己的想法说给崇祯听，在他看来，自己只要活着就应该把正确的方法传授给皇上。
该年九月初六，崇祯在平台为他饯行，并且送给他一道亲笔书写的诗：
盐梅今暂作干城，
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
还期教养遂民生。
当杨嗣昌读完这首诗，他几乎想哭出来，“盐梅”是调味之品，喻指整治国家所需之贤才。崇祯的意思太明显了，希望他能马到成功。
杨嗣昌心里明白，自己这一调味品是苦的。
二十多天后，他到了襄阳，第二天就在行辕中升帐理事。他的思路很清晰，在各路农民武装中，张献忠最难对付。为了全力对付张献忠，杨嗣昌下令：赦免农民军将领罗汝才等人的罪状，唯独张献忠不赦，有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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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督师之死（2）
张献忠立即派人在杨嗣昌的行营衙门中张贴传单，上面写着：“有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
杨嗣昌气得死去活来，三钱银子就想买自己的脑袋，自己也太贱了。虽然他也知道，张献忠的人不可能取了他脑袋，但在这种心理较量中，杨嗣昌觉得自己吃亏了。
张献忠喜欢领着队伍乱跑，大概是他经常给官兵追着跑，所以，经历了大江大浪的他跑起来已经游刃有余了。杨嗣昌在襄阳督师的半年时间里，张献忠就领着队伍跑遍了大半个上川。
张献忠本以为自己是在耍弄杨嗣昌，谁想到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七日，他被杨嗣昌与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在玛瑙山，几乎全军覆没。但就在他逃出去的时候，计划中应该追击的左良玉并没有追击。
事实上，这都是杨嗣昌的错。当初他向崇祯皇帝请为左良玉“平贼将军”，屡屡请示下，崇祯终于答应了他，正准备要发出将军印时，杨嗣昌觉得左良玉这厮屡违节制，就又向朝廷建议封另一位将领贺人龙为“平贼将军”。可玛瑙山大捷后，杨嗣昌又觉得贺人龙这个人也不怎样，就告诉他须再等候成命。贺人龙大为不平，把实情告知左良玉，左良玉当然也不是好鸟，一个“平贼将军”虽然不能当饭吃，但这种侮辱，他却受不了。左良玉因此而不听杨嗣昌命令，使得张献忠有了喘息的机会。他日卷土重来，是谁的错就已经不重要了。
玛瑙山之捷后，左、贺两人都开始不受杨嗣昌节制。杨嗣昌调左良玉，九檄不至，而贺人龙亦三檄不至。杨嗣昌没有了两位大将的支持，其他总督、巡抚也为了保存实力，开始渐渐地以各种借口退出围剿军，杨嗣昌几乎成了孤军奋战。
更可气的是，恢复元气后的张献忠从湖广进入四川，压力大减，如鱼得水，运动战打得很有声色，杨嗣昌跟在后面根本就没有与他交手的机会，杨嗣昌大骂张献忠是胆小鬼。可张献忠觉得杨嗣昌这种追击战有着明显的弱点，他就是要杨嗣昌暴露出这种弱点。
果然，弱点暴露了。第一件事就是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杨嗣昌率领大队人马追击张献忠的时候，李自成在河南突然攻下洛阳，处死了当朝皇帝的亲叔——福王朱常洵。我们对这个人还应该记忆犹新，他在万历断头政治的影响下，险些成为太子，但现在，他成了死人。消息传到宫中后，崇祯皇帝痛不欲生，停止上朝三天。
杨嗣昌正在为自己的计划失败导致福王之死而难过时，又一件事发生了。他一直追击的张献忠突然指挥军队出动，飞奔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襄阳。当张献忠到达襄阳附近时，襄阳城的守军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张献忠先派出罗汝才截断郧阳与襄阳的增援路线，自己率领精骑，一日一夜飞奔三百里，直插襄阳。二月初，兵临襄阳城下，派遣十二名士兵冒充杨嗣昌督师衙门的差官拿着调兵文书入城。二月初四日半夜，城中内应放下吊桥，迎接大部队，襄阳不战而下。天明后，襄王朱翊铭被张献忠杀死，然后又扔到了火里烧成灰。
消息传到京城，崇祯皇帝又是痛不欲生。这个时候的崇祯觉得，大限似乎已经来了。杨嗣昌在干什么？他自己的督师所在地都被人拿下了，他现在到底在干什么？
杨嗣昌什么都没有干，而是在生病。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至十四年（1641年）年初，杨嗣昌一病不起，濒于死亡。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初六日，开始准备死亡。正月初八，他给崇祯写了一封信，信中满是悲愤与行将就木的无奈之辞。
想当初，他从京城出发之前，就已经和崇祯说过这样的话：臣此去当以死报效国家、臣当以身家性命尽力平寇等等。
当崇祯皇帝收到这封信时，才想起了杨嗣昌临行前的话。原来，一切早就已经注定。朝中大臣开始了向杨嗣昌的攻击，这群还在京城吃饱了上朝，歪着脑袋说话的大臣根本不知道杨嗣昌的处境，但他们知道杨嗣昌不是个好鸟。先是与清军议和，现在是屡失城池，这样的人应该押回朝廷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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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督师之死（3）
他们不知道此时的杨嗣昌已经快要死了，死亡已经在倒计时。他的病完全是心力交瘁所致，明知无法力挽狂澜，却要硬着头皮去力挽狂澜，还要表现出胜券在握的样子，精神压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感受。让所有人都感到遗憾的是，他只打了一场玛瑙山的胜仗，从此以后，再没有打过一次胜仗。
当他以带病之身赶往荆州沙市徐家园休息时，就把一切大事都交给监军万元吉代理。万元吉问过他：“师相病情如何？为何不报知皇上？”
杨嗣昌吐出了两个字：“不敢！”
这是让人多么辛酸的两个字，它让一直想为朝廷安定出力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无力可出的杨嗣昌死不瞑目。该年二月初一，杨嗣昌病死于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
崇祯对这位督师的死表示出了最大胸怀的敬意，专门下达圣旨，力排众议，给他极高的评价：“督师阁臣杨嗣昌，功虽未成，尽瘁堪悯。”并且发自内心地感叹道：“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后又在朝臣们对杨嗣昌的谴责下，追赠他“太子太保”头衔。
许多人都说崇祯皇帝刻薄寡恩，可从杨嗣昌身上，我们却看到了一位仁慈的帝王。但这一切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杨氏父子为大明效力无怨无悔，可大明帝国真的是没办法救了，一对父子的死并不能挽回大明帝国向深渊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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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降清（1）
说是造反人士成就了洪承畴，一点也不过分。身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的洪承畴用了十一年时间才升到了陕西督粮道参议，这个官阶仍属于中下级。这一年他已经三十五岁。按照这种速度，六十岁时能升到总督已经是很不错了。谁知他刚到陕西，陕西的造反大军就毅然决然地点起了烽火，地方官员的愚蠢与胆怯让洪承畴有了表现的机会。
这个时候的造反大军并没有联合在一起，而是各自为战。洪承畴就采取了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略，屡立战功。崇祯二年（1629年），他将当时在陕西非常活跃的造反首领王左挂打败，崇祯三年（1630年），升为都御史。同年，另一位造反人士王嘉胤死在他手上。崇祯四年（1631年），他再次打败王左挂，并将其击毙。同年，他升为三边总督，成为帝国的重臣。
崇祯六年（1633年），陕西境内的造反人士在他的打击下濒临求死不能的状态，只好跑出陕西，在山西、河南、湖广、四川没有洪总督的地方活动。当今圣上英明之极，立即在崇祯七年（1634年），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
洪承畴，在短短五年时间里由一个中下级官员升为帝国重臣，所凭借的也只能是他与造反大军奋战的能力。这个时候的洪承畴，已经是整个帝国瞩目的对象。他的一切光荣与梦想都在帝国的西方实现着，但四年后，他的一切光荣与梦想开始了结束的旅程。
崇祯十一年（1638年），满洲人常常入扰关内，明朝边关告急，京城告急。崇祯皇帝急忙将他调进京师，保护京城。次年正月，洪承畴被授予蓟辽总督职务，他信心百倍地想要和满洲人周旋一生。
洪督师一到松锦前线，皇太极就包围了锦州，在屡攻不下的情况下，皇太极让人在离锦州不远的义州修筑城池，还种地。锦州守将祖大寿一见皇太极的架势是想长期围困锦州，就多次向朝廷告急。朝廷命令洪承畴去救锦州。
洪承畴并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但他认为，锦州被围只是暂时的。皇太极纵有三头六臂也打不下锦州来，他想步步为营，且战且守等待时机，令敌自困，再行解围。可是，有人不允。
崇祯皇帝和时任兵部尚书的陈新甲觉得应该速战解围，并且派去了监军。监军在拿着崇祯皇帝“克期进兵”的谕旨的同时，还拿出了陈新甲制订的出兵四路进攻清军的计划。
这种计划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出其不可行。首先是，当时的明朝军队已经没有任何能力与清军进行野战，其次，陈新甲根本就不了解前方战事。
但洪承畴没有办法，只能执行，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他率领十三万明军去救锦州。明帝国与满洲人的一场松锦大战就此拉开。
一个月后，明军大败。其他将领都逃之夭夭，洪承畴没有那么幸运，突围不出，只好死守城池。据说洪承畴曾听闻援军到了，冒死突围，却被清兵再度赶回城中，方知消息是假，气得他差点吐血。苦守半年，撑到城中弹尽粮绝。第二年，他手下的副将夏承德派人与皇太极取得了联系，在一天夜里，夏承德把梯子从城上放下去，满洲人从梯子上爬进城里。洪承畴没有来得及自杀殉国，就被活捉了。
过不久，洪承畴被清兵押到盛京。于是，谣言就来了。
第一种谣言是大明帝国方面的，有人说，洪承畴在皇太极的威逼利诱下誓死不降，并且大骂满洲人，同时也把去劝降的汉人骂了个狗血淋头。不久，又传出了洪承畴被满洲人杀掉的消息，崇祯与帝国朝臣大为惊讶，同时也大为惊喜。在他们看来，我大明帝国就应该出现几个像洪承畴这样的人，这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荣耀。当然，这种荣耀是崇祯皇帝赏赐的。作为帝国的臣子，能有如此硬骨头，不仅仅是皇上的光荣，更是帝国的光荣。
崇祯皇帝从来没有想过洪承畴也是人，也是怕死的。他只是想，在这个时候，只要能激励人心，洪承畴必须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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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降清（2）
可这个时候，人心并不是用精神激励就可以归附的。崇祯皇帝大概也感觉到队伍不好带了，仅是朝中的那些大臣的心思就让他琢磨不透。
但他还是为洪承畴准备了追悼会，他想用自己这种举动来表现出自己爱护臣子的仁慈一面。远在东北的洪承畴自己也明白他效忠的帝国已经日将衰落，但是，这个帝国曾经给他的荣誉是他终身都不能忘怀的。况且，受过多年的“忠臣不事二主”教育的他如何肯轻易投降？
于是，就又有了谣言，这谣言是满洲人传出来的。
谣言说，洪承畴开始的确不投降。但是，有一个汉人在去劝降的时候忽然发现他把肩膀上的灰尘掸掉，这个略懂心理学的汉人立刻告诉皇太极：洪承畴根本就不想死，他肯定会投降的。
于是，皇太极就找到洪承畴，把一件大棉袄披在了他身上。福建人洪承畴真是一辈子都没有穿过东北的大棉袄，这一穿上，顿时两眼放光，同时像泄洪一样地流出眼泪来。
本来，这个满洲人造的谣言很可能成为人们想象中的事实，可惜，谣言的最后一句话露了馅——洪承畴夸奖皇太极道：“真是英明之主也。”
一件东北的大棉袄跟英明之主扯上关系，你去骗鬼吧。
但是洪承畴的确投降了，从他投降到崇祯皇帝上吊，他并没有为满洲人出过什么力。其实在这个时候，皇太极与崇祯皇帝玩的就是心理。崇祯皇帝想要树立一个帝国忠臣的榜样，皇太极偏不让他得逞。结果，洪承畴让崇祯输了这次较量。
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想要树立帝国忠臣榜样的行为已经无足轻重。再有四年，他就该去上吊了。而在松山之战后，明帝国再也无力进行一次与满洲人的野战。此时，帝国覆灭已成定局。
在帝国的黄昏期，洪承畴是个特别耀眼的人物。首先，他是从帝国的西方一跃而起，然后又到了帝国的东方，如果按照他循序渐进的策略，锦州之围必能解。以后的事情到底朝哪个方向发展还真说不定。可惜，由于崇祯皇帝的焦急和陈新甲的明目张胆的愚蠢，他失败了。
他是明帝国唯一一位既和造反大军交战又和满洲人交战的最高统帅（卢象升与孙传庭并没有掌握过最高指挥权），也就是说，整个帝国的黄昏期，他是最有资格对帝国危机作出评价的一个人。
他的投降只不过是在那个时代最普通不过的一件事，明帝国的边将投降满洲的还少吗？但为什么，他成了万人唾骂的对象呢？
其实，他被万人唾骂都是后来的事情。当他投降清军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只不过是好面子的一心想给他开追悼会的崇祯很是恼火，其他人对这个人的投降都抱着漠然态度。
他被人唾骂是他在清军平定中原后才发生的。
首先，他对多尔衮献策，比如清军南下时不能屠戮人民，不能乱放火，不能掠夺财物。在对投降的各府州县官，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
这些献策在百姓看来是好事，因为他保住了百姓的生命。但对明帝国来讲，就是坏事了。在他的策略下，明军队伍迅速瓦解，帝国覆灭。
其次，他在江浙、两湖一带实行的安抚政策，让满洲人统一中原提前了很多年。但就在安抚过程中，他诛杀了抗清首领和名士黄道周、夏完淳等人。你要知道，这些虽然抱着爱国情绪但起不到任何作用的人的价值可不是一杀就能抹杀的。
在这些人身上，许多人都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即使，他们不能成功，但这种精神就值得赞扬。他们失败是必然的，但间接导致他们失败的人必将成为万人唾骂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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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逝去的前辈（1）
太多的人把洪承畴投降的原因想得很复杂，说他看到明朝帝国政治制度的腐败与覆灭的必然。其实，洪承畴不是神仙，又没有大套的理论，他看不到政治制度，后人让他看到，无疑就是对他的不公。
但是，他之所以投降的确是看到了他所效忠的帝国的弊端，而这弊端就是他的那些前辈的悲惨下场。
首先是杨镐，他在萨尔浒之战败后就被扔进了监狱，后被处死。如果说洪承畴在杨镐身上看到了什么的话，那应该是杨镐的失败。失败者就会受到帝国的惩处。
接着就是熊廷弼，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帝国军人。万历末年，他到了辽东，认为应该以守为上。可辽东经略袁应泰却在天启元年（1621年）要出兵###满洲人，结果导致了辽阳失守，袁自杀。
帝国惊讶，派出王化贞为巡抚驻守广宁，熊廷弼被升为辽东经略。王化贞也聪明不到哪里去，一到任上就要打仗，熊经略告诉他，现在不是时候。王化贞不听，他指示毛文龙袭击镇江堡，毛文龙获得了成功。朝廷大为高兴，认为王化贞是天才。王化贞真以为自己是天才，就上疏称只要六万兵，可一举荡平满洲。时任兵部尚书的张鹤鸣告诉王化贞：“不必受熊经略指挥，你可发挥你的天才本事，把满洲灭掉。”
结果，王化贞发挥了他的本事——但绝对不是天才的本事——丢失了重镇西平堡。熊廷弼也够缺德的，居然向逃跑回来的他笑着说道：“六万兵，一举荡平，哈哈！”
这次辽东惨败，朝廷大怒，将两人同时追回来问罪。结果，一向不被魏忠贤喜欢的熊廷弼被杀。
洪承畴在熊廷弼身上看到的是：朝中大臣左右着辽东高级将领的性命。你无论建立多少功勋，如果不能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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