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亲历1-时代风云-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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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918
在北京的历史上，1918年似乎并无特别之处。它不像七年前的1911年，有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让腐朽不堪的清王朝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它也不像八年后的1919年，有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预示着中国社会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18年，古老的北京城仍然保持着她那特有的宁静，人们仍然在为每天的生计忙碌着。
　　这样看来，1918年显得平淡了些。
　　然而，并不尽然。
　　平淡的1918年，只是历史剧情中短暂的间歇，是大幕再次拉开前片刻的宁静。那些注定要改变历史的人物，已经或者将要隆重登场了。
　　鲁迅“诞生”
　　蔡元培改革北大
　　陈独秀叱咤风云
　　李大钊传播新知
　　野心勃勃的段祺瑞和想复辟的溥仪
　　邵飘萍“铁肩辣手”
　　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主要口述者：
　　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郭建荣：北京大学校史馆教授
　　唐保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侯且岸：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尹韵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编导：
　　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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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诞生”（1）
1918年的北京并不平静，在这一年，鲁迅“诞生”了。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文学意义上的“鲁迅”。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鲁迅，只有周树人。
　　1912年2月，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周树人离开风景秀丽的故乡绍兴，赶赴南京###任职。后来，因为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他也于同年5月北上，住进了位于宣武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
　　今天的绍兴会馆
　　袁世凯称帝
　　如今，修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绍兴会馆已经变成了一座居民大杂院，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出周树人曾经居住过的藤花馆和补树书屋。据说，当年在院中有一棵高大的槐树，而在那棵树上曾经缢死过一个女人，所以始终没有人敢住在补树书屋。周树人是学过医的，鬼神不惧，倒正好借此获得一份难得的清静。
　　从1912年5月到1919年的11月，周树人在绍兴会馆居住了七年零六个月。这段时间周树人过的是独身生活，他的日常起居靠会馆的工人，当时叫长班，来照应。
　　周树人在绍兴会馆居住的那几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
　　1916年，“护国战争”节节胜利，各省纷纷独立，袁世凯病亡。
　　20世纪初动荡中的北京
　　青年鲁迅
　　1917年，张勋拥立溥仪复辟失败，段祺瑞趁机执政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开始发动“护法战争”。
　　1918年，“护法战争”失败……
　　刚刚推翻封建君主制度的中国，就这样又陷入连年的###之中。
　　袁世凯执政的那段岁月，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到处布满了特务。在茶馆、客店，甚至家里的车夫、厨子都可能是特务。只要批评时政就要被捕，被捕者有进无出。用周树人的话来讲就是：“杀！杀！杀！”
　　20世纪初北京的百姓
　　幻灯片中日本兵砍杀中国人的场面
　　周树人研究的古碑拓片
　　周树人一时看不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陷入了极度的苦闷。这种苦闷好比一条毒蛇，紧紧地缠绕他的灵魂。在一首诗中周树人表达了心中的消沉与愤懑：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当年因为父亲病故而致家道中落，所以周树人决定赴日本学医，以求掌握救人之术。但是，在课间放映的幻灯片中，他看到日本兵砍杀中国人的场面，使他深受刺激，愤而退学，弃医从文，试图以振兴文艺来改造国人精神。然而，几千年封建制度禁锢下造就的那种愚昧、麻木与冷漠，岂是靠几个人微弱的呐喊所能唤醒的！因此，周树人深感悲哀与寂寞！几年来，他始终靠抄录佛学典籍、研究古碑拓片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尽量远离那喧嚣动荡的尘世。
　　1917年4月，周树人的弟弟周作人也来到了北京，和兄长同住在绍兴会馆。这给寂寞中的周树人带来了一丝慰藉。当时，蔡元培刚刚就任北大校长，经过周树人的介绍，周作人也来到北大任教。也许可以这样说，蔡元培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周氏兄弟的命运。
　　此时的周树人深陷在一种寂寞、苦闷、消沉的精神状态之中。他觉得，中国犹如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损的铁屋子，即使唤醒了其中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也只能使他们陷于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痛之中。因此，他感到悲哀和绝望！然而，他的朋友们不能容许他再这样消沉下去了。
　　

鲁迅“诞生”（2）
与周树人同时留日的钱玄同回国以后，在北京的高校任教，当时他是《新青年》的编委，因为留日期间和周树人同为章太炎门下的弟子，一起学习文字学，又和周树人是同乡，所以经常到绍兴会馆来串门。钱玄同跟他聊天，鼓励他提笔进行创作。钱玄同说，只要先有几个人觉醒起来，就不能说没有冲破这个铁屋子的希望，这使周树人在绝望当中看到了希望。
　　周作人钱玄同周树人被深深地震动了，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为打破这铁屋子做些事情。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
　　他拿起笔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他充满希望地仰天长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他满怀悲愤地大声呼喊：“救救孩子……”
　　鲁迅
　　这篇小说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小说的名字叫《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在小说发表的时候，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就这样，我们的鲁迅“诞生”了。当时也许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名字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流芳千载！
　　1918年的冬天是寒冷的。鲁迅照例每天去###上班。但是，与一年前相比，他的脚步坚定了许多。
　　自绍兴会馆北行不远，就是著名的清朝刑场菜市口。当年，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是在这里为变革中国而被砍下头颅。鲁迅每行至此，总是感慨良多！
　　鲁迅写下了小说《药》：一位为解放民众而被砍头的革命青年，颈上的鲜血竟被他所要解放的人蘸了当作治病的药！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反思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而他也开始体味到了一丝欣慰，因为无数革命志士的鲜血已经将那铁屋子浸蚀出些许裂缝，它必然会被苏醒了的人们所打破！因此，在《药》中，鲁迅为被害的革命者坟上“平添上一个花环”，尽管他认为那也许只是一个“梦”。
　　就在《药》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的当月，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五四运动！鲁迅的“梦”已经在开始变为现实……
　　

蔡元培改革北大（1）
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担任校长时，住在北京东城区的东堂子胡同。蔡校长一生清廉，从未置办过产业，一直租住他人的房屋。如今，随着时光流逝，这座本已十分简陋的宅院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人们很难想象，一代学界泰斗曾在这里筹划着北大的未来。
　　蔡元培京师大学堂旧址
　　1918年的北京大学坐落在东城区的沙滩，而她的前身是创办于百日维新期间的京师大学堂。当时的光绪皇帝曾对这所学校寄予厚望，希望她成为一所培育近代人才的高等学府。但是，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却打破了光绪的维新梦。随着康有为、梁启超逃离北京，“戊戌六君子”被斩杀菜市口，京师大学堂也被顽固派把持，演变成为培养封建官僚的机构。
　　开办伊始的京师大学堂具有很强的封建性，很多学生甚至还是官员。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回忆说：“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都这么喊‘老爷向左转，老爷向右转’。”因为学生都是老爷。在清朝，京师大学堂的宗旨是“忠君尊孔”，虽然民国时期做了些改变，但民国初年的北大仍然保留了不少的封建气氛。
　　京师大学堂开始办学时的先生和学生
　　北大校园中的个性迥异的学者们
　　在民国初年，许多人仍然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将大学看成是取得官吏资格的阶梯。因此，北大校内管理混乱，没有多少学术氛围。据说当时去“八大胡同”逛妓院的，多有北大的教员和学生，以致在北京城内颇有些“名气”。如此校风能否扭转，对蔡元培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实际上，在担任北大校长之前，蔡元培曾经多次考察欧洲的教育现状。他发现，提倡思想自由是欧洲各大名校发展学术的有效途径。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在北大确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原则打下了基础。
　　蔡元培是进士、翰林，他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在解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的时候，引用了《中庸》的话，他说：“我在北大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可以用《礼记·中庸》里的话来说明，那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原则下，北大校园内出现了诸多各擅所长而又个性迥异的著名学者。既有像留着小辫子的辜鸿铭这样的推崇儒家学说的学者，也有胡适、高一涵、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思想激进的人物。
　　1918年的蔡元培异常忙碌。
　　为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他先后发起成立了一系列专业团体，涉及经济、法律、地质、书法、绘画、音乐、体育等领域。1月19日，为进一步扭转校风，蔡元培亲自发起成立了进德会。
　　进德会入会章程
　　示威游行的学生
　　据郭建荣讲，进德会分为三种会员。甲种会员为基本会员，要求不嫖不赌不娶妾。在这三戒之上再加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肉，就是乙种会员。然后再加不做官、不当议员，就可以做丙种会员。因为蔡元培是发起人，所以北大教员、职工、学生大约一半以上，四五百人都参加了进德会。
　　1918年即将过去，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蔡元培仍然在忙碌着。
　　12月10日，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为北大确立了今后的发展目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正是这一目标的确立，使北大终于成为一所世界名校，孕育出无数栋梁之才，进而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蔡元培改革北大（2）
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对全国高等教育影响深远。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这样评价蔡元培：比较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剑桥、牛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等等的校长当中，在某个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大学校长的身份，能够领导一个学校，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找不到第二人。
　　位于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故居本是一所十分简陋的宅院，但是，几个月后爆发的五四运动，却使它突然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
　　1919年5月3日，蔡元培秘密获得有关巴黎和会的一个惊人消息。原来，正在参加和谈的中国代表团接到密电，命令他们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同意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特权全部让与日本。
　　蔡元培闻讯后大为震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指望政府坚持立场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当天上午，蔡元培召集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代表到家里通告情况。然后，立即召开全校教职员会议讨论形势。5月3日晚上，北大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数千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并与不断加入的市民、工人、商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上街游行。自此，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上都有这样一段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它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自当无愧于这样的评价，而推动这场运动的先驱们也必将因此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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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叱咤风云（1）
陈独秀
　　1918年新年伊始，爱热闹的北京人正忙着赶庙会，盼望着来年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然而此时的陈独秀却显得异常忙碌。应蔡元培校长的邀请，他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正集中精力进行教育改革。
　　当年北大的排球比赛
　　当年北大的音乐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保林评述陈独秀的教育思想说：“陈独秀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大学不应该成为做官的阶梯。教育方针应该是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不是相脱离。教育方法应是启发式而不是灌输式、填鸭式的。学生想说什么、想学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学校老师就帮助他学，这样让学生主动自由地来学习。这样的教育方针、这样的教育思想在今天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
　　陈独秀通过引进人才、增设新系、允许学生自选课程、整顿学习纪律等措施来改变学风，取得了良好效果。蔡元培曾经这样评价：“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
　　1918年，陈独秀住在东城区北河沿的箭杆胡同，这里距离北大校园并不太远，即使步行也不过一二十分钟。当年，这座小院儿既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从上海搬来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
　　如今，这座小小的院落已经沉寂下来，可是，在八十多年前，这里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一度名人汇聚，热闹非凡。
　　这座小院既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编辑部
　　《新青年》编辑同人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杂志改用白话文正式对外出版，面目为之一新。《新青年》的编辑管理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陈独秀一人担任主编，改为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沈尹默等人轮流编辑。
　　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猛烈掷向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的抨击。他们殚精竭智，力图用科学和民主这两件西方的法宝，来改造灾难深重的国家。《新青年》搬到北京后的第一年，发行量由原先的千余份猛增至一万五千份以上，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18年即将过去，39岁的陈独秀与29岁的李大钊在工作上的配合更加默契。他们积极筹办的《每周评论》于12月22日正式创刊。这是一个新开辟的阵地，创办它的目的是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各种进步杂志
　　陈独秀自1917年1月应蔡元培之邀来到北京，至1920年2月南下上海，在箭杆胡同这个普通的四合院里居住了整整三年。尽管这段时间不算长，在陈独秀的一生中却十分重要，因为他开始由一个崇尚西方民主的普通中国知识分子转变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受到了一个刺激和一个启发。唐保林具体解释说：“一个刺激，就是巴黎和会的结果。把战败国德国原来侵占山东的权利判给了日本，他对于西方民主平等产生了动摇。一个启发，是陈独秀从1915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开始，全国思想活跃，产生了三四百个像《新青年》、《每周评论》这样的杂志，带进了各种新思潮，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列宁说：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试金石是你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由此受到启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叱咤风云（2）
经过三年的曲折探索，陈独秀与李大钊开始考虑联手筹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又过了28年，这个伟大的政党终于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李大钊传播新知（1）
李大钊早年曾东渡日本，进入东京的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那里，他积极参与了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组织了神州学会。同时，他还向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投稿，并且和章士钊、陈独秀结为朋友。
　　李大钊
　　也正是在留日期间，李大钊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开始更加注重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开始思索民族思想的启蒙问题。
　　1916年5月，李大钊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先后在《晨钟报》、《宪法公言》、《甲寅》等报刊担任编辑或撰稿人。他以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军阀、政客和腐败的官僚，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
　　这时的蔡元培正在忙着筹建北大新校舍。原先的老校舍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一所高等学府的需要了，尤其是图书馆的工作，更需要加强。经原图书馆主任章士钊推荐，新的图书馆主任由29岁的李大钊接任。
　　1918年1月，李大钊就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立即对管理工作进行改革，在大量购置新书的基础上，号召全校师生捐赠书籍以丰富馆藏内容；同时还加强对阅览室的建设，为全校师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他还直接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成为重要的轮流编委之一。
　　“十月革命”中的俄国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一重大事件使李大钊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当中，他似乎预感到，一种代表了新的世界文明的伟大潮流已经来临了。
　　1918年，以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周树人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大动荡、大分化之后，已经重新凝成一股新的力量，如同地底奔突的岩浆，寻找着喷发的机会。
　　北京学生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
　　时光在流逝。1918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亮点：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只宣不战”的中国居然成为了战胜国！11月14日至16日，北京各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胜利。11月15日，在北大学生及各界群众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李大钊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生前最后一幅照片在李大钊看来，庶民的胜利即广大民众的胜利。北京行政学院侯且岸教授这样分析：“李大钊当时讲的庶民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民众的胜利，是一种新的文明。布尔塞维主义所带动的世界的新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相继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到了1924年，他又与孙中山一起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的双重身份在北京开展工作。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宣称凡“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北京陷入恐怖之中。1927年4月6日，在敌视苏联的英、美、日等国家的默许下，数百名军警特务不顾国际惯例，强行闯进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八十余人逮捕。
　　4月28日上午10时，所谓的“特别法庭”秘密开庭，宣布对李大钊等20人判处死刑。下午2时，他们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刽子手使用了刚从外国进口的绞刑机，李大钊第一个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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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传播新知（2）
在李大钊生前的最后一幅照片中，他身穿一件褪色的灰布长袍，脸部有些浮肿，但神态却依然安详。那一年，他刚刚38岁。
　　

野心勃勃的段祺瑞和想复辟的溥仪
清末段祺瑞曾是袁世凯的亲信掌握了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1918年，以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周树人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大动荡、大分化之后，已经重新凝成一股新的力量。然而，当时操纵着中国命运的，却是其他一些特殊的人物。段祺瑞就是其中之一。
　　段祺瑞原是袁世凯的亲信，为配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而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因为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在袁世凯垮台后，段祺瑞复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
　　幼年溥仪
　　小皇帝溥仪
　　1917年，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北京，工于心计的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战胜了亲美派总统黎元洪，又赶走了拥立溥仪复辟的军阀张勋。在自任总理之后，段祺瑞正式宣布对德国和奥地利宣战。
　　实际上，段祺瑞之所以积极参战，自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出卖国家利益，大肆借款，建立所谓的“参战军”，竭力扩充着自己的势力。
　　1918年的北京，在各色人物尽情表演的大舞台上，有一个小孩子却常常被人们忽视。他时常骑着自行车，在锯掉门槛的巨大庭院里转来转去。他就是躲在紫禁城里的清逊帝溥仪。
　　溥仪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当了三次“皇帝”的人。
　　溥仪第二次当皇帝是1917年的“张勋复辟”。当年，张勋率领“辫子兵”气势汹汹地进入北京城，到处叫嚣着“奉还大政”。那时，北京满大街嚷嚷着“大清复辟啦”，穿着清朝袍褂的前清遗老遗少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脑袋后面拖着已经消失了好几年的辫子——那是他们不失时机地赶到店铺里订做的。而一度冷冷清清的紫禁城内，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在小皇帝的心里无疑盼望着复辟的成功。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当张勋的“辫子兵”与段祺瑞的军队打仗时，有太监告诉溥仪说，宫里供着的关帝显灵了，昨天晚上帮助张勋的军队打仗，关帝的坐骑赤兔马都跑出汗来了。溥仪急忙去看，说是不是真的。
　　可是，12岁的溥仪跟着太妃、王公、师傅、太监们高兴了没几天，形势就变了。段祺瑞重新执政，“辫子将军”张勋和他那支怪模怪样的军队终于被赶了出去。
　　经历过这次复辟的溥仪虽然还未成年，但他也从失败的痛苦中感受到一丝希望：看来天下渴望复辟者大有人在，他重新登上皇位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溥仪怀着对祖先的无限崇敬痛下决心，一定要把辛亥革命夺走的东西再夺回来！
　　对紫禁城里的人来说，1918年并不存在，他们称其为“宣统十年”。他们也并不关心在那高高的宫墙外面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心中所想的就是两个字“复辟”。然而，高墙外面的变化却正在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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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铁肩辣手”
著名报人邵飘萍
　　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名字是被经常提到的。
　　《京报》馆旧貌
　　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创立新闻编译社之后，又在北京创办了《京报》。这张报纸的宗旨是：“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为了激励报社同人，他还挥笔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
　　“铁肩辣手”出自明朝杨继盛的一副对联，上联是“铁肩担道义”，下联是“辣手著文章”。邵飘萍非常欣赏这副对联，特别欣赏其中的“铁肩”、“辣手”这四个字。他将其置于报社，表明他之办报要为民请命，要监督政府，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位于北京宣武门外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是《京报》业务量扩大后搬迁的报社新址。虽说这里的住户几经变换，可是这座两层的砖木结构小楼，还保存着旧日的模样。这栋小楼的临街立面采用西洋式砖壁柱装饰，大门处有古典柱式门廊，楼门的上方中央镌刻“京报馆”三个字，是邵飘萍亲笔题写。当年，为了使报刊内容更加贴近社会现实，邵飘萍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邵飘萍重视时政的报道，一些重大的事件均由他亲自采访、写头条、写评论，能够及时地反映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信息。这使得《京报》的发行量从原先的两千份猛增到一万多份。
　　《京报》
　　化装采访的邵飘萍
　　邵飘萍和夫人祝文秀
　　据说，邵飘萍是个很讲究“派头”的人，他自己抽的香烟是特制的，印有他的名字；他外出采访时乘坐的洋车装饰得很华丽，两边各装了三盏十分漂亮的灯，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专车，后来换为马车，再发展为小汽车，都显得很豪华。然而，对邵飘萍来说，如此讲究“派头”，却有着特殊的原因。
　　那时的北京，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处于最混乱、最腐败、最没有秩序的时期。邵飘萍要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这就迫使他不得不讲派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解释道：“比如说当时很多人没有小车，他自己有个小车，他买个小车，买小车对他来说采访是很方便的。别人一看，邵飘萍居然开上车子了，说明他肯定有实力。”因此，邵飘萍并不是有意去耍派头，而是为达到工作的目的，不得不这样做。
　　1918年，邵飘萍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教授新闻采访课。当时，在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当中，有许多后来十分著名的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等人。而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实务课，更引起了学生们的热烈反响。
　　1918年即将过去，32岁的邵飘萍还在为他的《京报》而忙碌。
　　在第二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邵飘萍在《京报》上设置专栏，对五四运动做了长达一月之久的连续报道，并且亲自撰写文章，揭露当局的卖国罪行。
　　邵飘萍激进的办报行为触怒了段祺瑞政府，1920年《京报》馆被查封，邵飘萍也被迫流亡日本。也正是在流亡期间，邵飘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于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段祺瑞政府垮台之后，他又一次回到北京，恢复了《京报》的出版。
　　1926年4月，被邵飘萍斥为“独夫民贼”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4月24日，邵飘萍返回报馆料理事务，被早已埋伏的军警逮捕。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押至天桥刑场。临刑前，他向行刑官挥手作别道：诸位免送！枪手当即开枪，子弹由后脑射入，自右眼下穿出。一代著名报人，就这样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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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