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创伤-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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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日本幕府将军、高丽国王，以及帖木儿的孙子鲁伯王子，跟他做同样的事情。①
　　北辰，是古书上对于北极星的命名②，又叫紫微星垣，在中国古代的天文观念中，这里是主宰宇宙万物的天帝的居所，称紫宫，周围群星环绕。而主宰尘世的帝王的宫殿，则以紫禁城命名。北京皇宫的建制，对应着天上的繁星，三大殿与东西六宫共计为十五，刚好与紫微垣十五星的数字相吻合，而三大殿中的中极殿，后来改称中和殿，就是紫微宫的中宫，也就是北极星所在的位置。大明皇帝借此以表达他的权力与上天的呼应。
　　新都北京的工程如期进展。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年底，天坛落成。永乐皇帝拥有了与上天联系的渠道。
　　二
　　在福建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我发现了一座建于公元8世纪的石造露台，穆斯林常在这里观察星月的变化，并判定斋戒日的时间。第五次出海之前，郑和来到这里行香礼拜，并且登上这座露台，像他在甲板上那样，透过夜空中迷乱的阵图，寻找北辰。
　　从第四次航海开始，郑和的航线超越了古里，抵达了*半岛南端和非洲东海岸，这不仅仅是距离的延长，更意味着船队将横渡印度洋。在通过马六甲海峡之前，由于航线与大陆的距离并不遥远，而且有许多岛屿分布在航线上，因而，会有许多地面参照物对航行者进行提示。《郑和航海图》描述了大陆边缘的轮廓。但是，在进入印度洋之后，大陆的轮廓已经消失在天际线以外，在没有卫星导航的15世纪，船队是否会迷路？他们是否会与预定计划背道而驰，从而离目的地越来越远？
　　变幻无形的海浪从不给航行者提供路标。在空茫的海上，航行者还能看到什么？
　　只剩下天空了。《郑和航海图》所附《过洋牵星图》，透露了航海者与天空的联系。
　　显然，天空将成为所有问题的解答者。满天星光，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将所有人的命运都包裹其中。
　　闪烁不定的星光，用它们特定的语言对迷途的渡海者进行暗示，他们的道路，就埋伏在那幅复杂的星图中，而北辰，则超越了一切信仰，占据着星图的核心位置。
　　现代天文学把北辰的名字更换为小熊座α星，这是出现在天空北部的一颗亮星，距地球北极很近，几乎正对地轴，所以也叫北极星。只要是在北方晴朗的夜空下，它随时都可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朱子集注》中，把北极星视为天不动处，并称之为“天之枢纽”。北极星是天空中真正的君王，它只在夜晚执政，向迷途者指点迷津。没有任何星体能挑战它的权威。擅长航海的穆斯林们对北极星十分熟悉，正是由于北极星的恩典，他们才可能航行到深不可测的远方。
　　但是，夜空与陆地不同，天上的星图是随时变动的，这就对郑和和他的同事们的天文学知识提出了挑战，不具备相应的知识，他们就不可能破译来自空中的密码。
　　三
　　在泉州北方，有一个穆斯林村庄，现在叫百崎回族自治乡，据说*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到达过这座村庄。这座小村位置迎风，因而村民们建造了石屋，以抵抗海风的侵袭。村民们说，郑和在第五次航行前，曾专程来到这个小村，还与村民下过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北辰（2）
但是郑和的真正用意是补充一批穆斯林海员。他们不仅熟悉*地区的情况，而且熟谙航海技术以及星象学知识。①
　　四
　　航船在夜空下行驶，满天的星图呼应着船队的航行线路。尽管有些水手迷信于随身携带的用于避邪的八卦镜，但是，在海上，往往只有星辰是可以信任的。中国与西方，几乎同时开始了对于天空的探索。公元2世纪，埃及希腊裔天文学家托勒密就编制了比较完备的星表，列出48个星座，而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帝尧就曾分命天学官员前往四方观天，这一事件记录在《尚书？尧典》中。西汉时期的著作《淮南子》中说：“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悟矣。”公元2世纪的文献曾提到通过观测星辰来驾驶船只，从5世纪的僧人法显的航海记述里也能找到相似的内容。①《郑和航海图》中附有四幅《过洋牵星图》，它们不仅可以让我重新目睹航海者们站在甲板上观察到的天象，而且透露了许多航行的秘密。
　　如果从北极看北极星，它应该在观测者正上方90度的高度上，如果站在赤道上看，它就处于地平线以上零度的高度。根据这个道理，我试图根据北辰在《过洋牵星图》上记载的变化，推测整支船队的航向。在第一幅图上，我读到“北辰星七指”的记录，而第二幅图则注明“北辰星一指”。北辰降低了六指，这表明船队是在向南行驶。除北辰外，《过洋牵星图》中还出现大量其他星体的名字。在郑和时代，中国人已经在北极星与其他星辰之间建立起联系。北极星的高度变化，以及它与其他星体之间的错落关系，则可以为航海者的具体位置提供明确的刻度。
　　中国人用牵星板来测量星体的高度，进而确定船的位置，这种技术至少比欧洲领先了两到三个世纪。公元1498年，伊本？马季德（Ibn　Majid）在麻林迪遭遇达？伽玛。当葡萄牙人向伊本？马季德显示他们的圆圈测天仪和四分仪时，后者并未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并说东方人早已使用类似的仪器。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人“很可能大约在1400年已经使用四分仪”①。感到惊奇的是达？伽玛自己，他见证了东方人在计量航海方面的优先权。
　　五
　　这个时候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郑和及其随行者对于地球的知识到底有多少，他们是否知道地球是个球形，而不是个平面？《郑和航海图》由于采取了山水画的形式而回避了这一问题。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关乎他们对航行纬度和方位的认识，而且与他们对于天象的认识密切相关。
　　我不得不暂时离开这支船队，回头去查寻天文史的有关材料。古希腊文明孕育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球仪，它是大约于公元前160年由（古希腊）马洛斯（Mallos）的斯托克？克拉蒂斯（Stoic　Grates）制造的。这一结论得到地理学家斯特拉博（Strobo，公元前63年—公元19年）的认可。在斯特拉博之后，地球仪在西方销声匿迹了。直到公元1233年，英国人萨克洛波斯卡（Sacrobosco）才在他的著作《地球论》中，衔接了古希腊文明中的天文学说。弥补其中漫长的断裂期的，是*地理学家的天文著作。在公元903年波斯地理学家伊本？罗斯达（Ibn　Robosco）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地球仪和天球的描述。可以推测，是欧洲人把地圆说传到*，若干世纪以后，又由*人回传给拉丁人。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北辰（3）
中国的第一个地球仪出现在公元1267年，天文学家杰马尔？艾尔丁（Jamalal…Din）率领一个科学合作使团，从波斯的埃克亨（Ilkhan）出发，抵达北京，把一个地球仪带给中国宫廷。我从《元史》中找到了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其制以木为圆毬……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并以计幅员之广袤、道千里之远近。”李约瑟博士认为：“很多迹象表明，关于地球的球面形状在中世纪中国的文化中得到意想不到的广泛传播。”①这不仅归因于地圆说的外来传入，也因为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就已经包含了对于地圆说的猜想。比如，在《庄子？天下》中，我们可以找到类似的证据。如果我们坚持把庄子学说归为一种主观臆想，那么，在东汉科学家张衡在《浑天仪图注》中，地圆说已经是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理性分析：“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
　　张衡在公元125年和陆绩在225年创制的地球仪的真实装置已不得而知，但十分清楚的是，在稍后的公元260年，天文学家葛衡将一台地球模型放置在他制作的浑天仪的内部，这样的实践，欧洲直到15世纪末期仍未开始。
　　从第四次航行开始，郑和船队的目的地是西方的“际天极地”。他们的船队会在大海的尽头消失吗？船队中的水手，是否会因他们将坠落于大地边缘而陷入恐慌？
　　应当对郑和的船队抱有信心。对地圆说以及球面天文学的认识，应当是郑和远航的一个基点，尽管这种认识可能是简陋的。（郑和对于穆斯林水手的重视，也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否则，包括北极星在内的星辰在《过洋牵星图》上的错落变化，就会变得不可理解。
　　六
　　有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被忽略了——我一直没有谈论郑和宝船的动力问题。无论郑和船队使用的是沙船还是福船，在没有发动机的中世纪，是什么赋予长达140多米的巨型船舶远航的能力，把它们搬运到万里之遥的彼岸？
　　门西斯在他服役的“纽芬兰号”上航行，经过绿角群岛时，学到了有关风、洋流以及导航的经验。他说：“中国航海家当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没有这些经验，我永远都无法掌握这难以捉摸的中国宝船之旅。”①他甚至根据他对于风向与洋流的认识，推断出中国船队可以轻而易举地绕过好望角。他说：“现存的海图加上我对他们所遇到的风、洋流以及海象状况的了解，能让我几乎就像是看到航海日志一样地确定他们的行经路线。”②
　　洋流与季风，为郑和船队提供了便捷的动力。宝船上的船帆根据季风的特征变换着。中国风帆，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有经验的西方航海者无不惊叹于中国船帆的精巧有力。帕里斯（Paris）海军上将曾称赞它是“中国人最巧妙的发明之一”③。
　　门西斯认定的中国船队绕过好望角的事实发生在郑和的第六次航海期间。出航的时间是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二十五日。这一次，郑和船队已经能够通过观看天象来预测风暴，并及时寻找安全地躲避，而不至于像第一次出航时那样，在南海与强台风不期而遇，险些全军覆没。船队安全经过风力与风向都比较稳定的南海，并在苏门答腊分散成若干船队。其中郑和率领的船队在一年后回京复命，而其他船队最晚至1425年才回到中国。由于没有原始记录，它们的去向，就成为历史学家们苦心孤诣地搜寻的秘密。熟悉季风和洋流的门西斯坚信，到达非洲东岸的那支船队刚好赶上阿古拉斯洋流（Aghulas　Current），大约花上三个星期，就可以完成绕过好望角的航程。
　　七
　　郑和通过对于北辰高度的测定来判断自身的位置，但这一参照点在船队跨过赤道以后就消失了。马可？波罗在1292年回老家的航程中，在苏门答腊丢失了北极星，而到达科摩林角（Cape　orin，北纬8度）又发现了它。20年后，波丹浓（Pordennone）的奥德列克（Odoric）重复了马可？波罗的经历。
　　北辰的神秘出没是否会捉弄这支庞大的船队？显然，对星辰的观测并非导航的唯一手段。宋代朱彧《萍州可谈》中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阳晦观指南针。”这十九个字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导航方法。作为中国人智慧的化身，指南针自宋代以后便成为航海者的忠实盟友。完稿于万历年间的学术名著《殊域周咨录》记载，福建的佛字山，曾经是磁石的重要产地。人们去寻取磁石的时候，必须事先向山神祈祷，而且不能多取，否则得到的将全部是无用的石头。福建政和县有一位名叫许穆的县令，为官清廉，三年任满后，准备回京，连路资都没有，有人建议他去佛字山探取磁石，山神竟然慷慨地赐予他数十斤磁石。回到京师后，刚好赶上郑和船队要出洋，急需磁石制作指南针，他便以每斤磁石兑换一斤白银。①尽管这项传说中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从中仍然可以感受到磁石在明代早已成为常见之物。
　　对于长时间航海来说，需要使用对优质钢针进行磁化后得到的磁针。对于制造这种钢针的工艺，已经很难考证了，我们只知道结果。中国人自5世纪开始从印度进口钢，并用接近于现代的方法制造优质钢。李约瑟博士认为，“很可能比欧洲早几个世纪，中国人就已经有了优质钢针。”①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能够使用磁罗盘导航，误差不超过正负两度。
　　尽管如此，郑和并没有放弃与星空的联系。南十字星座，就是北辰的替代者。对于不时跨越赤道的船队而言，它们在天宇中轮流执政，为迷途者指示道路。在分船队完成护送非洲使节归国的任务以后，大约在木骨都束北方不远的北纬3度40分，船队就告别了北辰，以南十字星座作为指引。门西斯认为，正是由于对天球的透彻了解，诱使那些离开了总指挥的分船队无所顾忌地向南行驶，抵达了《混一疆理图》上所标示的极限位置——好望角，并绕过好望角，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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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档案（1）
一
　　充满悬疑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在一场奢华的典礼中开始。朱棣关于迁都的梦想在一年前变成现实。在历经12年的营建之后，北京紫禁城终于在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这一年竣工。一座空旷的宫殿试图以其巨大的空间包容皇帝的野心。无数的劳工死于这场苦役，在他们死后，一场隆重的庆典如约举行。
　　郑和于1419年7月戊午（十五日）匆匆结束他的第五次旅程，据说与朱棣的迁都大典有关。那些远道而来的奇珍异宝不仅是帝王欲望的物化体现，而且，随船队一同前来的大量使节，也刚好是大典上最需要的角色。从《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上，可以查到这些奢侈品的清单。碑文中描述诸国“各进方物，皆古所未闻者”。郑和在《天妃之神灵应记》中，也记述“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沈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
　　朱棣给郑和船队所有成员以丰厚的赏赐，并于八月初八，在新建的宫殿里接见了来华的全部外国使节。与此同时，苏禄东国酋长巴都葛叭答剌和苏禄西国酋长麻哈剌吒葛剌马丁率领由34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带着珍珠、宝石、玳瑁等贡物来华，这是继渤泥、满喇加国王访华之后，又一个海外国家首脑亲自率团对明朝进行友好访问。他们的到来，把这座崭新都城的节日气氛推到顶点。
　　永乐十九年春节（公元1421年2月1日）举行的迁都大典成为大明帝国强盛的象征，也是对大明航海事业高峰时代的纪念。此后，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成为帝国衰落的征兆。春天，宫廷内部一场莫须有的弑君案牵连2800人；接着，朱棣本人则从帖木耳国王沙哈鲁送来的一匹马中摔下受伤；与此同时，一场疫病正在南方肆虐，仅福建就有17万人丧命；四月初八（公元1421年5月9日），新建的三大殿在雷劈下失火，并最终付之一炬。哈菲兹？阿不鲁在其编年史《历史精华》中记载，大火烧了一夜，到第二天下午才被扑灭，有250多间房子和许多太监宫女消失于火焰中。朱棣在一场神秘的大火中消灭了朱允的政权，而天火的惩罚，又使这位自称为受命于天的皇帝陷入深深的恐惧。
　　对于这些变故，郑和并不知情。两个多月前的四月初八（公元1421年5月9日），他已奉命启程，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航行。船队在苏门答腊海域兵分几路，郑和在一年后回京复命，而他的分船队最晚到1425年才陆续返回，那时，朱棣已于一年前死于征讨阿鲁台的路上，而他的继任者朱高炽，在他继位的第一天，即公元1424年9月7日，就下了一道禁海诏书。
　　二
　　1421年开始的第六次航行为历史探索者设置了许多艰涩的谜局，那几只分船队的去向一直处于人们的猜测之中。它们在各式各样的史料间出没，踪迹难辨，许多年中，各种推测始终尾随其后。此次航行之前，到达东非的那条最远的航线，也只耗费了船队两年左右的时间。在第六次航行中长达四年的空白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人所不知的奇迹？
　　我再次试图从《郑和航海图》中，打探关于这支神秘船队的消息。这幅古航海图已经标明中国船队沿非洲东海岸南下，到过今索马里的葛儿得风（瓜达富伊）、哈甫泥（哈丰）、木儿立哈必儿、黑儿、剌思那呵、抹儿干别、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卜剌哇（布腊瓦）；到过木鲁旺（国别待考）；到过肯尼亚的慢八撒（蒙巴萨）；到过坦桑尼亚的起若儿（基尔瓦）；到过莫桑比克的者剌则所哈拉（设拉子的属地索法拉）；到过马达加斯加的门赤（马尔加什岛）；到过葛答干（国别待考）；到过肯尼亚的麻林地（Malindi）。　。。

第六章　档案（2）
古航海图已经向我们透露了许多秘密，然而，它是否同样隐瞒了什么？是否有一些航程，被遗漏在航海图之外？我在史料中追踪郑和的船队，在已知的范围之外，是否可能再向前推进？
　　现在需要认真考虑一下《郑和航海图》的可信性了。由于茅元仪将其收录于《武备志》，使其免于被销毁的命运。如何确认《武备志》的成书年代呢？不妨用微软公司出品的Starry　Nights软件（它可以计算过去两千年来的星图）来验证《过洋牵星图》。那份古星图中记录的锡兰山到苏门答腊的航向是往东，目前这条航线的纬度是北纬6度，而《过洋牵星图》的记录却是“一指水平”，也就是说，当时北极星的位置与今天相差3度40分。由于地球自转轴的运动，北极星的位置约每175年移动1度，因此可以计算出《武备志》的年代在1430年左右。可以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来验证这一结论。我将这幅航海图与现存的所有文字资料进行对照后发现，它与祝允明《前闻记》里记载的史实最为吻合，就此可以猜测，《郑和航海图》记录的是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郑和最后一次出洋时的航线。因而，它并非郑和七次航海所有海线的总汇。也就是说，它不可能代替那些“失踪”的船队发言。
　　于是，我们就得寻找补充资料。我在*领航员马吉德15世纪末写的航行指南中，发现一个陌生的地名——Slan。他写道：“向大陆方向航行，抵达大陆线，同伴啊，直至有名的S…lan，这是Sofla以南的一处浅滩。我的领航员，到处是沙子！此处无粘泥，也无珊瑚礁。”①从语音分析，Slan与Sunla（孙剌），尽管鼻音后移，但音值最相似。从史实及地理位置来看，它位于当时东非沿海航行的最南点，符合“去中华绝远”的条件。据此，澳门学者金国平认为孙剌是Slan的译音，其地位于“索法拉以南”。总之，“比剌”是Bilod…al…Sufla中Bild的对音，指莫桑比克岛。“孙剌”是Slan（浅滩）的对音，代指“索发拉”。此地便是郑和航海的极限位置。
　　三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幅《毛罗世界地图》，肯定了大约1420年前后，一艘从印度来的中国船取道迪布角外的男岛、女岛，穿过好望角的事实。①如果这一史料能够坐实，就意味着我们的追踪还将继续。
　　现在，东西学术界已经一致认为，这条大船属于郑和舰队中的一条船。那么，现在的问题只剩下一个：只要知道了毛罗注记的迪布角如今在哪里，我们对中国船队航线的认识，就会向前推进一步。
　　根据毛罗的地图，迪布角（Diab）位于东非索法拉（Soffala）与桑给巴尔（葡萄牙语Xengibar，英语Zanzibar）之间。迪布角（cauo　de　diab）所在地，说法甚多。其中，金国平先生的解释最为合理，他认为“diab”是印度梵语“dvpa”（岛屿）的讹略音，然后转变为马来语dib或div形式。毛罗图上这个地名的直接词源则是*语dsiab。所以迪布角显然指马达加斯加岛。所以葡萄牙水手是在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听说郑和舰队或与郑和舰队直接相遇的。“迪布角外的男岛、女岛”可能是毛罗图上标示的“Isola　mangla”及“Isola　chancibar”二岛，但无法确定何者为男岛或女岛。图上“绿色群岛”指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岛之北科摩罗群岛和科斯莫莱多群岛。

第六章　档案（3）
毛罗注记明确地说：“该船在第70天回到了上述迪布角。”①这个证据表明，达？伽马并非从欧洲绕好望角远航东非的第一人。早在1420年，就有葡萄牙水手冲刺好望角，抵达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并与中国船队不期而遇——那就是1421年，郑和副使洪保、周满等率领的分船队。
　　我们的视线已经逼近好望角了。它的名字里暗藏着某种惊心动魄的视觉景象。在到达大陆顶端之后，一片突如其来的海上风景会取代那片错综复杂的陆地。马达加斯加距离好望角只有咫尺之遥，中国船队能抵御这个诱惑吗？中国人会绕过这里，去探寻《混一疆理图》以外的世界吗？根据茅元仪关于船队从索法拉外海以节的速度向南航行，门西斯计算出它们刚好赶上阿古拉斯洋流（Aghulas　current），于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绕过好望角，然后搭上本贵拉洋流（Benguela　current），到达西非的突出部。他用那幅《混一疆理图》支撑他的观点——那幅古地图不仅明确地画出了好望角，还画出了非洲西岸的轮廓线，这证明中国船队曾经到达那里，并作出测绘。
　　搜寻进一步的证据显然并不轻松。在锡兰山、在古里、在柯枝，中国人都会留下石碑。在非洲西岸，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石碑，一切疑问就都迎刃而解了。人们在刚果河的马塔迪瀑布发现了一座石碑。门西斯认为碑文是中国通译用番文镌刻的。中国人到达那里显然不是为了欣赏瀑布，而是瀑布下面的深潭取得淡水。
　　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称“大西洋”为“绿海”，一切未知海洋为“暗海”，也即世界的极点。在*人的地理概念中，太阳降落的西方处的海洋为暗海。由于*人航海从未超越莫桑比克海峡以西，故将这个海域视为“暗海”之始。中国人面对无穷无尽的“暗海”，应该望而却步，还是铤而走险？
　　门西斯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用上百条证据来证实他的设想。他认为郑和的分船队在加纳、科特迪瓦、利比里亚海岸乘洋流，搭了1500公里的便车，沿非洲西海岸北上。洋流消失时，他们已经到达塞内加尔海岸。此时的东北信风又把他们吹向西南的绿角群岛，就是毛罗描述过的那个岛屿。这就是这只神秘的船队突然出现西方人视野里的原因。
　　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中认可了这一论点。现在的分歧在于，大多数人认为，由于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没有止境的茫茫大海，中国船队于是掉转航向，原路返回；而门西斯则认为中国船队顺洋流抵达巴西海岸，到达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并通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洪保甚至向南越过德雷克海峡，在南极洲舶岸，并登上南设得兰群岛的冰原。此后，洪保船队掉头东返，沿南纬52度40分的航线航行，在澳大利亚停舶。而周满的船队在通过麦哲伦海峡之后，则进入南太平洋，抵达澳大利亚。双方的航线沿着相反的方向，合拢成一个封闭的圆圈。此后，洪保与周满从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分别按不同的航线回到中国。
　　这听上去仿佛一场荒诞的虚构，危言耸听却又丝丝入扣。但是，在通常被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到达的美洲东海岸，不仅发现了大量的青花，而且发掘了当地土著不可能制造的巨型铁锚。

第六章　档案（4）
公元1421年注定会成为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围攻拜占庭，切断了西方通往中国的陆路通道——丝绸之路。七年后，葡萄牙太子伯多禄（航海家亨利王子的兄弟）从威尼斯带回一张世界地图，上面不仅标注了好望角，而且标注了麦哲伦海峡。问题随之而来——早在麦哲伦航海近一百年前，麦哲伦海峡竟然被标注在1428年的世界地图上。正是这幅地图，给沉寂的欧洲带来一线希望。由于这幅地图落到葡萄牙人手里，世界史于是被改写。1492年，哥伦布的航行，依靠的就是这幅地图的抄本。在15世纪20年代，谁有能力进行如此规模的海上探险？谁是麦哲伦海峡的真正发现者？
　　大海善于销毁一切痕迹，因而，大海没有历史。浩瀚的太平洋，或许永远是中国人记忆里的暗海。
　　四
　　朱棣的雄心壮志使大明王朝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使得户部尚书成为整个朝廷中最难堪的角色。尚书夏原吉经常随身携带户口、田赋赢缩的数据，以便迅速回答朱棣的询问。对于皇帝大兴土木、遣船出海以及挥师北征等决策，以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兵部尚书方宾为代表的官员集团始终固执地坚持着反对的态度。这一矛盾的结局是，夏原吉被囚禁，方宾自杀，还有多名尚书非死即囚。
　　一连串的死亡使郑和的事业处于捉摸不定的摆动之中。首先是朱棣于公元1424年在北伐边疆的途中溘然长逝。从明仁宗的画像可以看出，46岁登基的朱高炽是一个肥胖而慵懒的皇帝，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批传统的儒生，他上台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颁诏禁海。他决定将都城迁回南京，同时任命郑和为南京守备。但朱高炽即位仅9个月后就驾崩了，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年号宣德。第五年，郑和下西洋的最大反对派夏原吉也寿终正寝。
　　朱瞻基14岁的时候，朱棣曾经给他出过一个对联，上联是“万方玉帛风云会”，朱瞻基对出的下联是“一统山河日月明”。从中可以看出朱瞻基同他的祖父一样胸怀大志。在朱瞻基上台后第五年的六月初九（公元1430年6月29日），他颁布《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诏》，郑和第七次奉诏出海。
　　这一年，郑和已经六十岁。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自己已时日不多，以及朝廷官员销毁他全部航海档案的可能性，出发之前，他在太仓刘家港和福建长乐的天妃宫中特意树立了两块石碑，记述六次航海的经历。后来的事件证明了郑和此举的意义——这两块石碑几乎成为我们今天能够面对的有关郑和航海的仅有的原始文字资料。
　　宣德六年十二月初九（公元1432年1月12日），郑和开始了他生命中——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远航。此次航行的分船队一直抵达*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天方国），从马欢的《瀛涯胜览》中，可以找到他们在圣地的行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公元1433年7月22日），船队如约归来，它们带回了大量的*草药，比如用以治疗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