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残影-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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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撩开中华帝国面纱（1）
马可·波罗的谜团
　　西方书写中国的历史，基本认定是从马可·波罗开始的。虽然那时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不止马可·波罗一人，著有行纪的也不独独是他，但就内容之丰富，影响之广泛而言，马可·波罗的游记并无对手。
　　马可·波罗的游记虽然已有多个中文译本，但读起来，绝非一件赏心悦目的事，甚至会觉得如读天书。这其实怪不得译者，因为原作混乱，要一一还原成有意义的中文，实在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马可·波罗的游记之所以混乱频频，首先是因为他文化不高。他十七岁即随父出外经商，终日在外忙碌，不可能有机会接受学术培训，因此，他通文墨应该不成问题，多学识则未必。以其有限之学识，来到一个文化迥异、制度远别的国度，要弄清原委，评析得鞭辟入里，委实难以胜任。
　　其次，他虽然入华十七年，但一个简单推断，便可知他不懂汉语。他的游记，通篇称中国为“契丹”（拉丁文为Chataja，译成英文为Cathay，近代的中国人将其音译为“国泰”）。那是辽金元朝时，内陆西域一带对中国的称呼，相信蒙古人也通用，但汉人是绝不会使用这个名词的。若马可·波罗学过汉语，第一要接触的，便是汉语中对中国的称谓，无论是称“中国”、还是“中华”、“华夏”、“大宋”、“大元”，总有一说。但通观全书，他对“中国”的汉语称谓，从来不提。再者，他在游记中，对中国的书法、中医、筷子和茶叶同样只字未提，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可见他以色目商人的身份，与当时的汉人社会，几乎彻底隔绝，这进一步证明，他是不可能掌握汉语的。
　　诸多专家也推断，马可·波罗并未掌握汉文。邵循正教授在《语言与历史——附论的史料价值》（载《元史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第一辑）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从未提到一个汉人朋友”，“以他《游记》来判断他的语言知识，我们敢说他简直不懂汉语。”英国的亨利·玉尔（Henry　Yule）、戈尔迭（H。　Cordier）也认为马可·波罗不懂汉文汉语。杨志玖教授在《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马可·波罗可能通蒙古语、波斯语、*语和突厥语，而不懂汉语。
　　既然马可·波罗学识浅薄，又完全不谙汉语文，要他弄清中国的政体架构、职官系统、行政区划、文化传承、社会心态、语言人文，便是苛求了。就好比一个不懂英语的广东华侨，即便在美国一呆十数年，也随别人全美迁徙过，但要他事后写一本美国通论，说清该国的政治、地理、经济、文化、法制，估计也是勉为其难。因此，虽然马可·波罗行程纵贯中国，但他对行经路线的描述，地理学是无法解释通的。他提到的中国许多地名，也让史地专家们摸不着头脑，至今犯愁。他谈论的人，历史学家还在绞尽脑汁，翻遍各种正史和野史，试图对上号。好不容易有个收获，往往还张冠李戴，比如误将马可·波罗当成了元代枢密副使孛罗，便是一例。
　　马可·波罗的另一个致命伤在于，他对过往近三十年生活的讲述，凭借的只是大脑的记忆。而事实早已证明，人脑作为史实的储存体，是最靠不住的。从现有资料看，马可·波罗不曾像利玛窦那样，有勤写日记的习惯。那么，以他隔阂的语言、有限的学识，如何能仅凭印象，就把一个疆域辽阔的陌生大国，从时间和空间上梳理得一丝不乱？他的讲述，若不颠三倒四、张冠李戴，反倒出奇了。

第一章　撩开中华帝国面纱（2）
马可·波罗的局限，还在于他那常人的虚荣心。他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故国，被万人崇拜过，最后却成了阶下囚，打在牢狱里，唯一的听众，是同囚的文人鲁思梯谦。这种时候，靠回忆过去的辉煌，支撑起一点生的希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他的讲述，自然会添油加醋，穿凿附会，甚至无中生有。当时，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尚未来临，中国是个遥不可及的幻影，吹再大的牛，也不必担心被人戳破。他何曾料到，不出几个世纪，他的书就被无数专家拿着放大镜逐字核实。若有先见之明，则他的叙述，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
　　最后，《马可·波罗游记》是假鲁思梯谦之手写成的。执笔者对讲述的内容作编排、增删、修饰，乃是一种本能。而鲁思梯谦从未踏足过中国，他的加工，难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以上种种，造成《马可·波罗游记》偏离了纯纪实的轨道，让人对其真实性疑虑重重。比如，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自称向蒙古军献计，制造投石机，攻陷了久攻不下的襄阳城，却被人算出，襄阳沦陷时，他们一行尚未到达中国。这便是穿凿附会的典型例子。而最致命的是，他自称曾在扬州当官，但中国史籍里，没有他的半条记载，可见他对自身在华地位的论述，基本是不实之词。但这些疑点，以上的解释都能解答。
　　经过几个世纪的研究，学界普遍同意，尽管《马可·波罗游记》疑点重重，但他到过中国，应该是成立的。而存疑的地方，正好让专家们永远有事可做，可不断地考证下去。
　　确定了马可·波罗来华的可靠性，便要大致交待一下《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了。据该书介绍，1271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东方。到达元上都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大汗非常赏识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后来，马可·波罗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借机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17年转眼过去了，马可·波罗越来越想家。1291年春，他与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到波斯成婚。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　他们从泉州离境，走海路西返。1295年末，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东方带回大量奇珍异宝，成了威尼斯的巨富。
　　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9月7日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狱友、作家鲁思梯谦，对他详述了自己的经历。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鲁思梯谦的原稿已佚，后人推测它是用中古时代的法意混合语写成的。现存的最早抄本是塞拉达拉丁文抄本，藏于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其书名为《对世界的描绘》。
　　在涉华的大众读物中，《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最为芜杂，书名也五花八门。它产生于欧洲印刷术发达之前，从完稿到首次印刷出版，经历了一百八十年左右。其间经各种文字传抄传译，抄本的种类呈百花齐放之势。根据欧洲古旧书行业的统计，目前存世的《马可·波罗游记》写本，便有130多种。以后出现的印刷版，也因采用的底本不同，延续了五花八门的格局。马可·波罗的原始叙述，好比从菜场买来的原料，经不同厨师之手，添加不同佐料，以各种方式烹制，做出一道道色香味各异的菜肴。

第一章　撩开中华帝国面纱（3）
但是，对《马可·波罗游记》版本流变的研究，已大大超出笔者的能力。本书只介绍市场尚在流通的个别古老印刷版，供读者收藏时参考。
　　最早的印刷版《马可·波罗游记》，是德文方言版，1477年才在德国纽伦堡出现。1483/4年，该书出版了拉丁文印刷版；1496年，意大利文印刷版问世，1502年，葡萄牙文印刷版问世，1503年，西班牙文印刷版问世。1556年，法文印刷版问世。
　　这些早期印刷版，主要藏于欧洲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但并未从流通领域绝迹。能否碰上，则要看机遇。
　　《马可·波罗游记》的中文版，目前主要有三种，一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冯承钧译本，一是福建科技出版社的陈开俊译本，一是中国文史出版社的梁开智译本。欲了解内容的读者，可参阅这些中文版。但中文版除了民国时张星烺的译本外，当前并未体现收藏价值。
　　《马可·波罗游记》的法文印刷版第一版
　　（POLO；　Marco。　La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des　provinces　&　villes　plus　fameuses　de　l　Inde　orientale；　meurs；　loix；　&　coustumes　des　habitants　d　icelles；　me*ement　de　ce　qui　est　soubz　la　domination　du　grand　cham　empereur　des　Tartares。　Par　Marc　Paule　gentilhomme　venetien；　et　nouvellement　reduict　en　vulgairefran　；　pour　Jehan　Longis；　1556。）
　　《马可·波罗游记》的法文印刷版于1556年出第一版，法文译者为Franois　Gruget。第一版只印刷过一次，因是同时替不同的书商印刷，故书上所印的书商名字有别，目前发现有三种，其中一个书商是Jehan　Longis　（即为本书介绍的版本）；另一个书商是　Vincent　Sertenas　（该版本大英图书馆有收藏），还有一个书商是Estienne　Groulleau　（该版本剑桥大学图书馆有收藏）。除了书商名字不同外，法文第一版的其他方面均无不同。
　　市场实例
　　目前，该书的Jehan　Longis本有一本在伦敦挂牌求售，但封面是十九世纪翻新过的，用的是英国产的摩洛哥皮，红色，九成品相。标价为65，000英镑。具体请参阅图示。
　　米勒编《马可·波罗游记》的德国拉丁文版
　　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到来，《马可·波罗游记》在地理学领域的影响已荡然无存，却成了大众猎奇读物，读者群日益壮大，在欧洲风行，并催生了一个靠马可·波罗吃饭的学者群体，一直绵延至今，不见式微。单在十七世纪，欧洲便产生了八个意大利文版，两个拉丁文版及数量不明的德文版、荷兰文版、西班牙文版及英文版等。
　　在林林总总的《马可·波罗游记》版本中，1671年出版于德国的拉丁文版特色鲜明。它分成三部分，头一部分为马可·波罗游记，由德国东方学家安德烈·米勒（Andreas　Müller）编辑。第二部分为十三世纪亚美尼亚王子Hetoum所写的中亚及蒙古游记，第三部分为米勒自著的中国地理及历史研究。三册合装于一个半摩洛哥皮的盒子里，第一册前印有三册的全部书名，第二册及第三册均有单独标题页。
　　该书每册自附索引页。第三册还直接印有中文，后来又贴上了*文等亚洲文字。
　　米勒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之重要性，在于此书实际上开创了马可·波罗学。但米勒所热衷的工作，常常于学术上缺乏意义。他将十四世纪早期的一个《马可·波罗游记》拉丁文抄本（＇Friar　Francesco＇　Pipino）与1532年贝塞尔出版的版本（NOVUS　ORBIS）合并为一，创造了自己的版本。此举其实是多余的，因为后者本来就是根据前者而来的。他又根据耶稣会士的发现，研究了马可·波罗书中所说的“契丹”（拉丁文Chataja，即英文Cathay）与“中国”（China）之关系。这种工作基本也是对利玛窦工作的重复。他的贡献，是为该书精心撰写了索引。
　　该书目前有一套在欧洲出售，要价15；000美元。
　　

第二章　耶稣会挺进中国（1）
耶稣会压境
　　西方汉学的发端，最早应追溯到明朝赴华传教士的著述。
　　1575年，罗马天主教会便在中国澳门设了主教。在此前后，天主教各修会，包括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遣使会、奥斯定会、外方传道会等，纷纷在澳门设立会所，伺机向中国内地派遣传教士。对西方的传教努力，明王朝设置了诸多障碍，但传教士们仍各显神通，努力潜入中国内地，并著书立说，记载所见所闻。
　　这时期的主要涉华著述，计有葡萄牙商人加莱奥特·伯来拉的《中国报道》（Galeote　Pereira；Certain　Reports　of　China）、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路士的《中国志》（Gaspar　da　Cruz；　Tractado　emque　se　cō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　da　China）、西班牙奥斯定会修道士马丁·德·拉达的名著《中国札记》（Martin　de　Rada；　Las　Cosasque　los　Padres　Fr。　Martin　de　Rada；　Provincial　de　la　Orden　des。　A　gustin　en　las　Islas　Filipinas；　su　panero　Fr。　Jeronimo　Marin　y　otros　Soldudos　que　fueron　con　ellos　vieron　y　entendieronen　aquel　Reino）、西班牙奥斯定会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的集大成之作《中华大帝国史》（Juan　Gonzales　de　Mendoza；Historia　de　las　Cosa*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a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Sabidas　asi　por　los　Libros　de　los　Mi*os　Chinas，　o　por　Rela…ciones　de　los　Religiosos，　y　otro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等等。
　　上述涉华著作大多影响深广，其中尤以《中国札记》及《中华大帝国史》为最。但从珍籍收藏角度而言，以上著作的原首版本已是凤毛麟角，即便存世，也大多藏身于博物馆和图书馆里，一般人染手不易。
　　早期涉华著作囿于作者的体验，于权威性方面有所欠缺。著作者中，有些从未到过中国，如门多萨；有些虽然来了，但蜻蜓点水，不能深入中国人生活，其所见所闻难免浮光掠影，以偏概全。这种情况，在耶稣会士大举进入中国后，终有了实质改观。他们中的利玛窦、金尼阁、曾德昭等人，都在华滞留数十年之久。他们的著作呕心沥血，为一生经验与探索的结晶，被欧洲人视为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无一不是传世经典。
　　一．利玛窦和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
　　在中西交流史上，利玛窦（Matheo　Ricci）可算是首屈一指的人物，重要性远远超过带有传说色彩的马可·波罗。他于1552年10月16日生于意大利，1571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1582年抵达中国的澳门。从此，他便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足迹从澳门到肇庆到韶州、南昌、南京，最后到达北京。他在1610年5月11日死于北京，葬在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
　　利玛窦在中国前后近三十年，遍交达官显贵，信徒也不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都是他的密友。他本着传播上帝与基督教的宗旨，从零开始，学习掌握中国语文，著述等身。利玛窦的努力，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刊行的代表作有《天学实义》、《几何原本》等；二是将中华文化介绍到西方，比如翻译出版了拉丁文的《四书》（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他对儒家经典，更刻苦研究，又将中国历史文化介绍到欧洲，呕心沥血，终力竭而死。他的传教活动，遭遇强大阻滞，最后可说是以失败告终。他的知识结构及智力，决定他本质上是一个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和机械工程师，因此才花大量精力，在华推行西方科技，可惜面对蒙昧已久的中国人，收效甚微，难获中国社会广泛接受。但他对中国的系统性介绍，却在西方收到奇效，可说开了西方汉学的先河。

第二章　耶稣会挺进中国（2）
他到中国后，便再未离开。晚年时，他感到时日无多，于是着手撰写在中国的传教经历。死前，这份记录已告完成，仅留一些空白，待后来补充。这便是著名历史文献《利玛窦札记》的由来。手稿是以意大利文写成的。据利玛窦的继任者金尼阁说，利玛窦的原意，是将手稿呈耶稣会会长审阅，然后供会众阅读，以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情况，传达耶稣会在中国传教之事迹。
　　手稿的整理者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是弗兰芒人（Flemish，今比利时组成部分），耶稣会传教士，1610年抵澳门，次年到过南京、杭州和北京。在那一批来华传教士中，他的中文程度，公认最高，比利玛窦有过之无不及，大量以中文著述，其主要中文学术著作，是《西儒耳目资》三卷，于1626年（天启六年）在杭州刻印。
　　利玛窦去世后，金尼阁将其手稿带到澳门，1614年，又将手稿带回罗马。他趁着路途漫漫，着手将利玛窦的手稿从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并增添了自己的观察，又收入了龙华民神父（Father　Nicolas　Longobardo）、王丰肃神父（Father　Alfonso　Vagnone）及郭居静神父（Father　Lazzaro　）对中国的描述。此外，他还在书中收入了熊三拔神父（Father　P。　Sabatino　de　Ursis）1610、1611两年拉丁文信件的摘录。因此，金尼阁整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已超出利玛窦个人札记的范围，可说是那个时代的耶稣会传教士记叙中国的集成。该书的拉丁文书名原意，是“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利玛窦中国札记》乃是该书中译本的名字。
　　金尼阁整理的拉丁文本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欧洲立时震动，因为它对中国的描述，来自于利玛窦三十年的个人体验，翔实及真切程度，远超之前的所有出版物，为西方研究中国之第一部扎实著作。
　　金尼阁将利玛窦札记整理出版后，便将其意大利文的手稿秘藏起来。从此，利玛窦的原件便从公众视线消失了三百年，以致后人以为原稿已佚失。1909年，原稿终于重见天日，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里被发现，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事。
　　《利玛窦中国札记》已由何高济等译成中文，中华书局出版。对内容有兴趣者，可参阅该书。中文版尚不具收藏价值。
　　法文第一版
　　（Histoire　de　l'expedition　Chrestienne　au　royaume　de　la　Chine；　entreprinse　par　les　PP。　de　la　pagnie　de　Iesus；　prinse　en　cinq　livres；　esquels　est　traictéfort　exactement　et　fidelement　des　moeurs；　loix；　&　coustumes　du　pays；　&　des　mencemens　tres…difficiles　de　l'église　naissante　en　ce　royaume。　Tirée　des　mentaires　du　Matthieu　Riccius；　et　nouvellement　traduicte　en　franois　par　D。　F。　de　Riquebourg…Trigault。　Publisher：　Lyons；　for　Horace　Cardon；1616。）
　　《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拉丁文版于1615年出版后，次年，即1616，里昂便出版了第一个法文版。法文版的译者，正是金尼阁的侄子瑞克贝·金尼阁（Riquebourg…Trigault）。小金尼阁是纪尧姆（Philippe　Guillaume）的医生，而纪尧姆则是今荷兰王室祖先、奥伦治王子（Prince　of　Orange）威廉一世的同修。法文第一版（即里昂版）的出版，便是献给纪尧姆的。

第二章　耶稣会挺进中国（3）
《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法文版一出，顿时里昂纸贵，影响遍及整个欧洲。法文版本身是一版再版，又被翻译成绝大多数欧洲文字，遍地开花。目前，各语种的头版都是珍品，其中又以法文版的头版最为珍贵。
　　《利玛窦中国札记》法文版头版已极罕见，本书展示的，为目前欧洲在售的一部，要价25，000欧元。
　　意大利文第一版
　　（RICCI；　Matteo；　and　Nicolas　TRIGAULT。　Entrata　nella　China　de　padri　della　pagnia　del　Gesu。　Tolta　da　i　mentarii　del　P。　Matteo　Ricci　di　detta　pagnia。　Dove　si　contengono　i　costumi；　le　leggi；　&　ordini　di　quel　regno；　e　i　principii　difficilissimi　della　nascente　chiesa；　descritti　con　ogni　accuratezza；　e　con　molta　fede。　Opera　del　P。　Nicolao　Trigauci　padre　di　detta　pagnia；　&　in　molti　luoghi　da　lui　accresciuta；　e　revista。　Volgarizata　dal　signor　Antonio　Sozzini　da　Sarzana。　Naples；　Lazzaro　Scoriggio；　1622。）
　　《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意大利文版于1622年首次发行。目前，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及芝加哥图书馆各藏有一本。意大利文第一版也是异常珍稀，流通领域罕见。图中所示的这部书，要价4，500欧元。
　　二．曾德昭的《大中国志》
　　曾德昭生平
　　对曾德昭生平的考证，笔者以为计翔翔的工作最为深入和完备。他的《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和文安思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是研究曾德昭及《大中国志》的力作，也是笔者的主要参考资料。谈曾德昭而不引用计氏的成果，是完全不可能的。
　　曾德昭（Alvaro　Semedo；　1586…1658）是葡萄牙人，耶稣会士，基本上与金尼阁同期。他的在华经历也是大起大落，波折极多。他于1602年加入耶稣会，1608年到达印度果阿，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随后，他便申请赴中国传教，于1613年首次到达中国澳门，次年由广东而江西，然后抵南京。初入华时，他起的中文名为“谢务禄”，与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1568…1640，后改名王丰肃）一起传教并研习汉语。
　　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发起仇教运动，他和高一志一起入狱。当时他重病了九个月，两次濒死，身体极度虚弱，才免于杖刑。1617年的4月30日，两人被明朝政府驱逐到澳门。
　　他在澳门滞留了两年多，并未返回欧洲。1620年，他卷土重来，复入内地。这一次，他改名换姓，取名“曾德昭”，字“继元”，从此以这新的中文名字载入史册。再次入华后，他先返江西，继而到达浙江，留居浙江数年，其中以居留杭州的时间为多。其间，他与杨廷均等人交往，并获后者的帮助，开辟了新教区。
　　1628～1630年，他到达陕西西安府，实地考察了新出土的景教碑。1630年后，他再回江西南昌。
　　这一次，他一直呆到1637年，才以耶稣会副省司库的身份，离华前往罗马。曾德昭从广东离境时，声望极隆，获当地士绅联名表彰。他于回程中停留印度果阿，1640年抵达葡萄牙的里斯本，1642年到达罗马。
　　1644年4月，曾德昭再度被派往中国，于1645～1650年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主要居住在澳门、广州等地。1650年12月，清兵攻破广州，曾德昭避居教堂。他本来有充足时间逃亡，但为了给一个改宗的*教徒授洗，便滞留下来。随后，他又为所有的避难教徒举行赦礼。等一切仪式完毕，便将祭器深藏，然后穿上白祭服，点燃蜡烛，跪在祭坛上等死。随后，一队清兵冲进教堂，将他捕获。见他年老无用，许多人力主杀他。但清兵队长为获得赎金，将他留了活口，囚禁了5天。后来，他被清军主帅身旁的一个太监认出，指他是汤若望的同道。他终于得以生还，被放回教堂。这段经历，在卫匡国的《鞑靼战纪》中，作了最早的记载。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耶稣会挺进中国（4）
其后数年，曾德昭基本上长住广州。1654～1657年，他再任中国副省会长。1657年，他回过自己最喜欢的杭州。1658年7月18日，他于广州逝世，享年73岁。他葬在澳门附近的香山澳。
　　《大中国志》
　　该书的成书年代，中外有不同说法。根据计翔翔从《大中国志》的行文推断，曾德昭完成书稿的时间，应该是1641年。《大中国志》的原文为葡萄牙文，标题为《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传教报告》（Relacao　de　propagacao　de　se　regno　da　chinaeoutro　adjacentes）后经历史学家Manuel　de　Faria　y　Sousa　（1590…1649）整理，并翻译成西班牙文，于1642年出版。与此同时，曾德昭亲自监督将书稿译成意大利文，于1643年出版。意大利文版的《大中国志》被视为最权威，此后的法文版及英文版，均根据意大利文版而来。
　　曾德昭在中国前后累计三十多年，跨越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时代，对明末中国的了解，不可谓不透彻。他的《大中国志》之获欧洲人重视，原因与《利玛窦中国札记》一样，全是因为扎实。该书作为观察研究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具极高可信度。
　　该书在描述明末中国社会方面，几乎具百科全书的功能。在地理方面，涉及了中国的位置、版图、气候、人口、物产、各省概况及岛屿，包括台湾与海南。在社会方面，涉及了中国人的品貌、性格、才智、嗜好、民风民俗。在政治方面，叙述了行政架构、政体规章。在文教方面，论述了经史子集、科举考试、琴棋书画、出版发行。此外，该书对语言文学、宗教迷信、科学工程、工匠百艺、历史事件、异族异教，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
　　他对聂思托里教碑石及碑文的描述，让西方尤为着迷。
　　聂思托里教即景教，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公元五世纪由叙利亚人聂思托里创立，认为圣母所生的人为天主与圣子的结合，因此耶稣有两个主体。根据西安景教碑的碑文记载，景教是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由阿罗本传入中国的，至立碑时的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已传播了一百四十六年。景教碑出土的时间，为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恰逢曾德昭在中国传教。作为耶稣会的传教士，他对本教“分袂兄弟”一千年前在中国的传教事迹，自然是异乎寻常地关心，因此在《大中国志》中，他专辟一章，叙述景教碑的考察情况，据书中所写，景教碑高九掌余，宽四掌有奇，厚一掌多，顶部刻有十字架。碑文大部为中文，讲述了阿罗本之后景教在中国传播的经过。曾德昭将碑文之汉语部分译为葡萄牙文。因他的书首版于1642及1643年，故他的译文，是最早在欧洲出版的。
　　曾德昭因《大中国志》一书，被视为葡萄牙汉学之父。十八世纪后，因欧洲汉学中心移往法国，成果代有新出，他的著作终于渐被冷落，少有提及。
　　1998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何高济译、李申校的中文版《大中国志》。何氏的译本是根据1655年的英文版译出的，可供希望了解内容者查阅。中文版目前未显示收藏价值。
　　法文版头版
　　该书的葡萄牙文原版，据分析从未出版过，因为全球所有图书馆或博物馆，都无法找到踪迹。西班牙文的第一版，市场已不可见。流通的版本中，以意大利文版居多，法文版属于罕见。
　　本书展示的《大中国志》法文版，为1645年巴黎出版的法文第一版。书名全文为：

第二章　耶稣会挺进中国（5）
Histoire　vniverselle　du　grand　royaume　de　la　C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