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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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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直接地通往欧洲市场，不再远距离绕道南方的穆斯林国家，蒙古人鼓励外国人在帝国边缘的黑海沿岸建立贸易站。虽然蒙古人最初袭击贸易点，但早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1226年，他们就允许热那亚人维持克里米亚的贸易站卡发，后来又增设一个站点塔纳 。为保护这些陆海贸易站，蒙古人不断追捕海盗和劫掠者。在1340年出版的一本商业手册《贸易实践》中，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白度西·佩戈洛蒂强调，通往蒙古契丹省 的道路“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
新贸易线路的开通，使因蒙古入侵而遭到普遍破坏的波斯、伊拉克的制造业联为一体，也为中国的制造业创造机遇。蒙古人征服中国所产生的破坏力，远小于他们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忽必烈迫切要求把传统的中国陶器输入上述市场，也需要将穆斯林和印度的技术广泛地引入中国。通过共享分配，蒙古皇族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量产品，但他们要依靠商人阶层运输和出售这些陶器。蒙古人从武士变成了食利者，但他们却没有使自己变成商人的能力和显著愿望。
蒙古精英阶层与贸易的紧密联系，表明他们与传统的明显决裂。从中国到欧洲，传统的贵族一般都鄙视商业活动，认为它们是有损尊严的、肮脏的，而且通常认为它们是不道德的；工商业的重要性被列在入仕和信教之下。而且，这一时期的欧洲处于封建社会，其经济观念就是，每个国家应该自给自足，还有，每个领主的领地应该尽可能实现自力更生。留在领地内的任何货物，不是为耕地农民换取其他物品，而只是为贵族家庭或教会购买珠宝、宗教圣物和其他奢侈品。封建统治者总是利用农民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生产粮食、栽培树木、制造工具、纺织布匹，他们几乎不可能为农民去交易。在封建制度下，对输入物品的依赖，标志着一个家庭的破产。
传统的中华王国在数个世纪的抑商环境下运作。他们边界上的城墙，成为限制贸易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也是保持国家财富完整并将其留在城内的重要手段。对这些统治者来说，放弃商贸物资就等于向邻国进贡，他们企图尽可能避免出现如此情况。商人的地位仅高于盗贼，这是中国文化的偏见，蒙古人直接冲击这种偏见，他们正式把商人排在所有宗教和职业之前，仅次于政府官员。儒家学者的地位迅速跌落，蒙古人迫使他们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层下降到社会的第九等，即在妓女之下，仅高于乞丐。
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认识到，在某地习以为常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另一地就成了异乎寻常和有销售潜能的物品。十三世纪后期的几十年成为狂热地寻找新商品的时期，这些新商品能在不断扩大的蒙古商业网内出售，或者用来交换旧商品，再以新的途径将旧货销售。从染料、纸张和麻药到开心果、爆竹和毒药的每一样东西，都有潜在的买主，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而蒙古官员似乎必须找到那些可能成为买主的人及其居处。为适应市场的整体需求，中国的蒙古工场最终不仅要为世界市场生产传统的中国瓷器、丝织工艺品，而且还要为专门市场增加全新的品种，包括制作刻在象牙上的圣母玛利亚像和幼年基督像，出口给欧洲。
蒙古人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征收地方上的产品，并为它们找到国际市场，蒙古人引进许多新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的来源仍可以从它们名称的语源上看出来。有一种特别平坦光滑的丝绸，在西方称之为“satin”（绸缎），它的名称取自于蒙元王朝的刺桐港（Zaytun；泉州），马可·波罗就是从那里启航回国的。还有一种高档的装饰布料，叫做“damask silk”（锦缎），其名称来源于大马士革城（Damascus），大多数从波斯伊利汗国来的商队都要途经大马士革去欧洲。马可·波罗提到另一种产于摩苏尔（Mosul，今伊拉克北部城市）的精细布料，它在古法语中叫“mouslin”，然后在英语中称为“mus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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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许多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可能产生高额利润。新商业促使纸牌游戏迅速流行，因为商人和士兵发现，纸牌很轻、容易携带，是一种有趣新奇的消遣活动。象棋和其他棋盘游戏需要带笨重的棋子，相比之下，士兵或骑骆驼者可以随身携带一大包纸牌。新行情刺激着更快、更便宜地生产纸牌的需求，而雕版印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此方法通常是用来印刷宗教经文的。纸牌印刷的市场要比经文印刷广阔得多。
历史上大多数征服性帝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被征服地区。罗马人把拉丁语、他们的神，和他们对酒、橄榄油的偏爱强加在人们头上，他们甚至把小麦种在它无法生长的地方。从土耳其的以弗所到德国的科隆，每一座罗马城市的市内布局和建筑风格，从市场、道路到圆形支柱或门道的细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在其他时代中，英国人在孟买盖起都铎式的建筑；荷兰人在加勒比海建造风车；西班牙人以自己的风格，在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的地区修建大教堂和广场；美国人在从巴拿马到沙特阿拉伯的地区建立别具特色的居民区。只有对某处的实物遗迹进行研究，考古学家才能追溯印度、阿兹特克、马里、印加或阿拉伯等帝国的发展情况。
与此相比，蒙古人对被其征服地区的践踏要轻得多。他们没有给那些地方带去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强加于被征服地区，因为在更多情况下，他们禁止非蒙古人学习蒙古语；蒙古人没有强迫人们种植外来作物，也没有强行改变臣民整体的生活方式。
蒙古人擅长动员大量人员和利用新技术为战争服务，在蒙古和平年代，他们继续遵循同样的原则，将游牧社会的流动性应用于定居区的生活和文化。蒙古军队把搜拢的翻译人员、抄写员、医生、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分配给各个家族，他们还以相同份额分配了音乐家、厨师、金匠、杂技演员和画家。当局把知识工人分别立户，连同其他工匠、牲口，和经长途跋涉或海上旅行运来的货物分给各类匠户。
传统帝国将财富积累在单个的都城中。所有的道路都通向首都，所有东西的精品都聚集在那里。都城支配着帝国，像罗马或巴比伦这些都城的名字成为整个帝国的名称。蒙古帝国从未有过一个唯一的主要城市，在帝国内，货物和人民经常从一地流向另一地。
1261年，忽必烈汗设立劝农司，以一个最高长官统领，下面还有八名使员，他们要想办法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其生产效率。除了促进农作物的种植以外，劝农司通常还有责任保护和提升农民的福利。这个倾向于农民的政策，表明政府在其职能上的态度发生重要转变，此前的保守态度来源于蒙古人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对农民阶级和农业问题历来不够重视。在蒙古占领汉地社会之前，多数农民在所有小地区耕种一样的作物；作物是随大区域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在大区域内部都是一样的。蒙古人鼓励农民种植那些与气候、土壤类型和排水方式最相适的作物。这种转变使小地区的作物品种增加，生产率也得以提高。蒙古当局鼓励把中国传统作物如茶叶、水稻，推广到新的地方，尤其是推广到波斯和中东。蒙古人找到更好的生产工具，他们把一种改进后的三角犁从东南亚引入中国。
蒙古人一控制波斯，就马上设立一个机构，去鼓励和改进那里的农业。经过数千年的耕种之后，这个地区的土壤退化，严重影响生产率。蒙古人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从中国大量进口种子，并在需要时引进他们最近培植的嫩芽、新枝和整棵树苗，建立农业试验站，以适应中东的气候和土壤。他们带来各种新稻、粟，还有果树和根用植物。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印度、中国和波斯种植许多柑橘类水果，但是蒙古人不停地移植和混种这些品种，使得每个地区的种类更多了。在中国南方的广州附近，蒙古当局建立一个种着八百棵柠檬树的果园，它们是从中东地域进口的。在波斯大不里士，蒙古人培植大片柠檬林和柑橘林，它们是从相反方向进口的，即从中国输入中东。蒙古人移植越来越多的品种，有豌豆、豆子、葡萄、小扁豆、坚果、胡萝卜、萝卜、甜瓜和各种叶类蔬菜，接着他们培育出新的种类和杂交品种。除供给人和牲口的粮食作物之外，蒙古当局一直对用于纺织的棉花和其他作物非常感兴趣，还关注着制成绳、染料、油类、墨水、纸张和药材的各种原材料。
由于纺织贸易有利可图，和它在对外贸易中突出地位，所以蒙古统治者对各种从牲口身上产出的毛织品一直特别感兴趣，还有农牧者制造的丝绸、棉花和其他纤维品。1289年，为扩大棉花的种植，蒙古人设立木棉提举司，并派官员前往新征服的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省份。这个机构想方设法在北方小麦区种木棉，改进纺织加工技术。虽然丝绸在中国国内外享有盛名，但是木棉马上被证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新纤维作物。一个地区每一次的革新都有可能引起其他方面的许多变化。新作物需要用新方法去犁耕、种植、灌溉、修枝、系桩、收割、插条、脱粒、磨碾、运输、储藏、酿造、蒸馏和烹饪；全新或略微改变了的技术，需要使用新的工具和设备，接着又需要新的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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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使文化传播更加方便。只进行货物交易是不够的，为使用许多新产品，整个知识系统也必须交流。比如说，麻药并不是有利可图的生意，除非有大量关于它们用法的知识，为达到这个目的，蒙古朝廷将波斯和阿拉伯医生引入中国，同时又把中国医生送往中东。每一种知识都包含着推销商品的可能性。很明显，中国人有着丰富的药理学知识和独特的治疗方法，如针刺——将针插入身体的关键部位，灸术——用火和热作用于类似部位。然而，穆斯林的医生在外科上更富有经验，但基于解剖死刑犯的尸体，中国医生又获得关于人体内部组织器官和循环系统的详细知识。为鼓励医学知识的全面交流，蒙古人任用来自印度和中东的医生，还有中国的治病术士，在中国建立了医院和培训中心。为学习西医，忽必烈汗专门设立一个部门，并聘用一位基督教学者执教。
蒙古人在大不里士附近建立一所疗养院，它既是一所综合性医院，也是东西医学的研究中心和培训基地。1313年，在蒙古统治下的波斯，拉施特·哀丁出版首部在中国境外刊印的中医学名著，里面包含许多实际上来源于中国的图例说明。事实上，中国的针刺疗法在中东并不流行，因为以穆斯林的价值观念，此种疗法在将针固定在人体上时，会产生过多的身体接触和推拿；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脉诊在中东和印度的穆斯林中很受欢迎，因为在诊断病因和开药治疗前，它只需医师触摸病人的手腕，使用这种新式方法，医生就能在治疗女病人时不会损害她家庭的名誉。
在将全中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后仅数年，忽必烈就设立了掌管历法的司天监和大量印刷各种日历和年历的印刷机构。如果一个统治者因“天命授权”而统治人民，那么他就必须显示出划定时间、预测月相盈亏和季节变化的能力，而且，对于提升自己在公众舆论中的威望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能推测日蚀和月蚀的时间。然而，蒙古统治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历法。在只有一个朝廷和首都的传统帝国中，拥有一部官方的历法就足够了，而其他民族则继续保持自己原有的历法，两者无甚关联。蒙古帝国是“多头”的，每座都城相距遥远，为有效地调动军队和大量物资，就非常有必要使这些都城互相协调。东亚地区使用十二生肖纪年；而穆斯林国家采用累年递进的月历，这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波斯人把太阳运行时的昼夜平分点（春分或秋分）作为一年的开始，有些重大事件就是以恒星，或是行星尤其是火星和金星的运行来记录的；欧洲一般使用阳历，但宗教纪年日如大斋节、复活节、主现节等仍以阴历计算，甚至连基督教各派在这些节日的时间安排上都有分歧，所以尽管他们的历法经常调整，但仍无法一致。
当蒙古由征服性帝国发展为一个更大的商业性帝国时，拥有一部功能稳定的历法就日益重要了，它应该根据同一标准制定，并在全国通行。为能够根据各地不同的划时方法，协调好各类活动、管理好社会生活，蒙古人几乎每征服一个地方就建立天文台，以便精确测量行星和恒星的运行情况，这既是出于实用原因，也是出于宗教原因。他们很快就在大不里士附近建立一个天文台，但是中国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天文台，因为它的国土面积太大了。蒙古地方当局得到中央政府的具体指令：在每个新征服地区搜寻天文学家和天文仪器、图表。许多在波斯和阿拉伯城市被俘的天文学家，被旭烈兀派送到蒙古故地，其中包括札马剌丁，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他随身带着主要天文装置的设计图和新的科学测量方法，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说还很陌生。
在统治比自身文明程度要高的领土范围时，蒙古人需要处理和记录关于人口、牲畜和房屋的大量统计数据信息。每年他们都必须为来回运输的所有货物登记帐目，还要把牧群、士兵和商人的流动情况记录下来。农耕的新方式，天文学的要求，户口统计的制度，以及其他无数的行政管理问题，都难以靠那个时代的数学知识和运算能力来解决，蒙古人需要新的方法来处理这些数据。为了快速、高效地进行必要计算，为蒙古人工作的官吏们就开始依靠算盘，通过许多珠子的移动，他们可以机械地计算出大额的数值，这比心算或笔算轻松多了。
蒙古人一直就过分讲究数字信息，上亿人在这个庞大帝国中流动，所以他们想找到更简便的方法、捷径和手段，以便计算越来越大的数额和处理越来越复杂的数列。无数次的计算过程，需要通过编辑综合图表、协调不同国家的数量体系等新方法来保存这些结果。蒙古官员发现欧洲和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于是他们采用阿拉伯、印度数学中的许多实用的新方法。过去花剌子模帝国的城市中，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数学知识中心；“algorithm”（运算法则）这个单词就源自于“al Khwarizm”（阿拉伯语原意为“来自花剌子模”）。蒙古人在整个帝国境内运用这些创新的知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纵横位置的优点，并把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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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们的“金光”（6）
不仅是在数字和历法上，而且在许多层面上，帝国不同地区的生活必需要用前代不曾需要的方式协调起来。书写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每种文明不能只以自己的习俗和传统的语言习惯来写作。为保证自己在全体臣民面前的形象，蒙古人不得不采用当地的标准来书写与蒙古有关的历史。书面历史不仅仅是记录信息的方式；它更是一种使王朝统治合法化和大力宣传其伟大征服成就的工具。对蒙古人而言，书面历史也成为了解其他民族的重要工具，其目的就是为了征服和更有效地统治这些民族。1260年代，忽必烈汗建立了国史院，为符合中原王朝的编史惯例，他下令编纂金朝、辽朝，还有宋朝的通史，这可能是最庞大的修史工程，共耗费将近八十年时间，直至1340年代才完成。在蒙古治下的波斯，伊利汗合赞任命拉施特·哀丁——志费尼的继任者——编写这个地区的第一部史书。拉施特·哀丁统筹安排大量的工作，为编修中国、突厥和法兰克（蒙古人以此称呼欧洲人）的历史，他雇佣来自各地的许多学者和翻译人员。
在蒙古帝国内汇总的大堆信息需要通过新的形式传播。如果单凭双手去费力地抄写那些必需的资料，抄写员就无法完成整个工作任务。他们汇编档案，书写信函，把信息送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抄写农业手册、医学论文、地图集和天文学表格。要大规模传播信息，就必须先大量汇总信息，为完成这个任务，蒙古人再次求助于技术——印刷术。
蒙古人很早以前就采用印刷术。除脱列哥那在她丈夫统治时期所提倡的印刷业之外，1236年开始，窝阔台还命令，在蒙古控制下的北中国建立一系列地区性印刷机构。活字印刷可能开始于十二世纪中叶的中国，但却是蒙古人在大范围地使用它，并将它的潜在功能与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结合起来。不是像汉人那样用上千个字符印刷，蒙古人使用的是一个字母表，里面相同的字母可以重复使用多次。在蒙古人管理下，印刷工不断地雕刻复制每一个字母，然后排在任何需要它们的单词中；每次印刷工想印新的一页时，他们不需要刻下该页的整篇文章，只需把雕刻好的字母按正确的次序固定排放，进行印刷，然后就等待，直至要印刷下一页时，他们将重新排放这些字母，然后再印刷。
在蒙元王朝时期，总体的识字能力得到提高，大卷的文字资料成比例地增长。1269年，忽必烈汗建立一个印刷机构，使政府的决议更广泛地在民众中传播，他还鼓励依靠非官方组织、从总体上来普及印刷业。除官方出版物以外，还包括宗教书籍和小说的印刷。已出版销售的书籍数量明显增加，其价格在整个蒙古统治时期一再下降。不久，蒙古帝国内所有的印刷机构就开始用各种语言印刷农业手册、历书、文件、史书、医学论文、新数学理论、歌曲和诗集。
无论是宗教宽容政策、创造通用字母表、维护驿站、玩纸牌游戏，还是印刷历书、纸币或天文学图表，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显示出一种持久性的普遍主义。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所有臣民，所以他们才会乐意采用和结合各个地方的不同制度。蒙古人在那些地区没有很深的文化优越感，因此他们采用务实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思想意识处理问题。他们寻找最有效的东西，一旦发现它时，他们就把它传播到其他国家。他们不在乎天文学是否符合《圣经》的训言，不在乎写作标准是否遵循中国官方规定的古典原则，也不在乎印刷和绘画是否得到穆斯林阿訇的赞同。蒙古人有能力——至少是暂时地—－强制实行技术、农业和知识的国际新规范，它们取代了对某个文明的偏爱或成见；如此一来，他们打破当地精英阶层对思想观念的垄断。
在征服过程中，蒙古人不仅使战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且还创造许多全球文化和世界体系的核心区。在蒙古帝国终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新的全球文化继续发展，通过几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它变成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这个体系包含早先蒙古人强调的自由商业、开放交通、知识共享、长期政治策略、宗教共存、国际法则和外交豁免。
虽然没有真正地被蒙古人统治，但在许多方面，欧洲得到了蒙古世界体系中的大部分东西。欧洲人在商业贸易、技术转型和全球觉醒中受益匪浅，而他们却不承受蒙古征服引起的损失。蒙古人在匈牙利和德国消灭许多骑士，但是他们没有破坏或占领那里的城市。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人的主流文化被打断，现在他们急切地吸收新知识，穿上新衣服，聆听新音乐，品尝新食物，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享受着快速提高的生活水平。
马修·帕里斯和斯巴拉多的托马斯描写蒙古人在1240年后期的入侵，但欧洲人很快就将这些史家们歇斯底里的评论忘却。在间隔一个世纪后，蒙古人给欧洲人带来华丽的货物和奢侈的珍品。“鞑靼”（Tartar）这个词不再表示放肆凶悍之人的意思；意大利作家但丁、薄伽丘和英国作家乔叟用“鞑靼绸”、“鞑靼布”和“鞑靼缎”等词汇，作为世界上最精美衣料的术语。当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命令制造同其嘉德勋位 最相配的150根吊袜带时，他指明要把它们染成“鞑靼蓝”。很明显，这些术语不是指蒙古人制造的纺织品或染料，而是指经蒙古人买卖或来自蒙古统治区的纺织品或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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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们的“金光”（7）
技术创新一个接一个地传到欧洲。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如采矿、碾磨和金属制造，几乎完全依靠人力和畜力，但是利用水流和风力，它们很快就变得更加机械化。鼓风炉改进技术也从亚洲经蒙古商业路线传到欧洲，它使金属制造工人获得更高温度，由此提高金属制品的质量，成为这个新的高技术时代中一种日益重要的原材料。由于蒙古时期全球的觉醒，在欧洲，木匠很少使用普通的扁斧，他们使用有特定功能的专门工具，并更快、更有效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建筑工人使用新型提升机和起重机。那里有许多新作物快速传播，人们不费多少工夫就能让它们结果，产出以后也很少需要加工；胡萝卜、萝卜、水芹、荞麦和欧防风根成了日常饮食的普通食物。通过机械化的烤肉叉，翻烤变得更加容易，于是属劳动密集型的烹饪业也得到改进。新的工具、机器和机械装置，有助于人们更快更好地建造各种东西，从船只、码头到仓库、沟渠，就像以前蒙古人改进战争技术一样，改良后的大炮和火力能更迅速地将目标撕裂毁坏。
有些看上去简单的事情，如在牛皮纸或羊皮纸上着手做单页文件，也需要投入大批技术工人的劳力。除了饲养绵羊的牧人以外，还需要手艺熟练的剥皮工人，因为屠宰和剥皮对于制造高质量的书写材料实在太重要了。必须把兽皮清洗干净，并将外面的毛发和里面的肉刮除，按顺序浸泡在化学溶液中，铺展在一个不断调整的架子上，曝晒，按正确顺序交替地弄湿和晾干，剃削，最后按适当比例切成多页，这些工序要花去好几周时间。为把这些书页制成一本书，必须要利用一整套新工序：调制墨水，抄写文章，加入插图，上色，用皮革装订——皮革已经通过一系列皮革工场做好。
在蒙古时代之前，欧洲已经知道中国的一项创新——用纸张来代替羊皮，但极少使用，它需要单个工人掌握更多的技术，却可以省去很多步骤，这样，在全部的制做过程中，精力和劳力的消耗很少。造纸工将撕碎的破布和其他纤维材料煮烂，把一个木框浸入缸中，使其表面涂上一层纤维，用化学方法处理纤维，然后再晾干。
对纸张需求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印刷术的传播。中世纪社会中最费力的工作之一就是抄写书稿和文件，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修道院用双手完成，修道院起着书籍制造厂的功能，那里有抄写员整天在一个大文书房中仔细地抄写。除了供应他们少量食物和基本营养的费用外，整个劳动是无偿的，书籍销售后赚得的钱教会另有用途。1455年，约翰内斯·古登堡完成对两百个《圣经》版本的研究改编，并开启西方印刷业和信息业的革命。新技术使规模相对较小的制书业成为对公众生活最具影响力的行业之一，它刺激着古希腊名著的复苏，本国语言书写形式的发展，民族主义的兴起，新教改革的爆发，科学的产生，它实际上影响到从农艺学到动物学每个方面的生活和知识。
蒙古帝国的观念促使欧洲觉醒，产生出有价值的新思想。从马可·波罗的旅行笔记，到乌鲁伯格详细的恒星表，这些新知识表明，欧洲人原先接受的许多古典知识都是完全错误的，与此同时，它们又开辟出智力开发的新途径。蒙古帝国靠的不仅仅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基于新观念和新方法，以此来组织安排公共生活，这些观念在欧洲激发出新思维和新实践。蒙古帝国的一般原则——纸币，国家高于教会，宗教信仰自由，外交豁免权和国际法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观念。
早在1620年，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认识到，欧洲发生的技术变革将会带来重大影响。他把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定为三大技术发明，而现代世界就是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虽然它们“不为古人所知……但这三大发明却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最后在航海方面”，比这些发明本身更重要的是，“从此，无数的变革都源自于它们”。培根很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重大意义，他写道，“任何一个帝国、教派或名人的力量，都无法比这些发明更能支配和影响人类生活”。所有这些发明都是在蒙古帝国时期传播到西方。
在纸张和印刷术、火药和火器的普遍影响下，在航海指南针和其他海上装置的广泛使用下，欧洲人经历了文艺复兴，确切地说是新生，但它不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世界的复兴：它是蒙古帝国的复兴，是欧洲人重新认识、变革蒙古帝国的遗产，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和文化的过程。
1288年5月，在会见列班扫马和接受蒙古朝廷的书信、礼物后不久，教皇尼古剌四世发出一道教皇令，要求在亚西西 为他的方济各会建造一座主教堂。作为第一个方济各教皇，尼古剌四世，和他的追随者，似乎想要宣布方济各会时代的来临。他们要在这个工程中雕刻塑像，以此不仅想显示他们的优势身份地位，而且还要突出整个教派的丰功伟绩。方济各会与到过蒙古朝廷的欧洲团体关系密切。在这些人中间，修道士的代表有普兰诺·卡尔平尼——在贵由当选为大汗时他是第一个到达蒙古的使者，还有威廉·鲁布鲁克——在蒙哥汗即位典礼期间访问蒙古，他们都是方济各会成员。欧洲艺术家从由蒙古人引进的中国、波斯艺术中借鉴题材和手法，他们也很可能是从列班扫马本人带来的礼物中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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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们的“金光”（8）
绘画共同来源于乔托·邦多及其弟子的作品，它们似乎是亚西西方济各会修道院的绘画系列的一部分。虽然教堂壁画的内容有基督的一生——离蒙古帝国一千多年，或圣方济各的一生——时间上与蒙古时代短暂相接，但艺术家还是以蒙古人为作画的主题，或以蒙古的服饰和装束来描绘：“在壁画群中，圣方济各的生活完全被丝绸所包围——无论是布置房间，或是铺饰假想的小路，几乎每个场景都有彩色华丽的纺织物。”除了粗糙的丝绸之外，他们还描写到精美的锦缎，它们深为蒙古人所喜爱，并作为礼物赠送给教皇和国王们。艺术家们把蒙古人置于各种基督教绘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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