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民间记忆1978-2008-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血疑》中这些感人的台词，为人们传诵。该剧成为80年代千家万户的偶像剧，黑白电视时代最动人的爱情故事。
1984年11月23日，上海《青年报》刊登共青中学三位青年教师呼吁《中学生“幸子”式的早恋现象值得注意》。该文后来在日本引起注意，《朝日新闻》刊登共同社题为《百惠之恋的论争》予以报道。
日本电视连续剧的风头，有增无减。1983年，《阿信》打动了中国。该剧讲述了日本著名的百货连锁企业八百伴创始人艰苦创业的过程，她从最底层做起，历尽艰辛坎坷，终于收获了人生的金黄。其中的阿信语录，感动了许多中国人：
“要自己受伤，才能体会别人的痛楚。”
“就算跌到谷底，再爬起就行了。”
“人一旦过惯了富裕的生活，也许就永远不会了解什么是幸福。”
《跟我学》：外语热中国
从1982年初开始，每星期二、四、六下午6点20分，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打开电视机的中国观众，都会听到《跟我学》熟悉的片头曲。
此时，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教学片《跟我学》，正在世界各国进行推广。曾经担任法语版节目主持人的凯瑟琳·弗劳尔（Katherine Flower），这一次又成为中文版《跟我学》节目的主持人，与中央电视台开展合作。
在中国工作期间，凯瑟琳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花克琳。她的姓氏“Flower”在中文中是“花”的意思。
当时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的胡文仲老师受中央电视台邀请，与花克琳搭档，共同主持《跟我学》节目。
据胡文仲回忆：“跟我学”播出以后，第二天早上我到对面饭馆喝豆浆，就有很多人的眼光就跟着你走，我当时非常奇怪，说怎么回事，忽然想起来，是昨天开播了“跟我学”那个节目，你看它就是这么快的影响。
在电视还不十分普及的年代，很多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外国人说英语。
《跟我学》播出后不久，新加坡《New Nation》杂志上称：在中国，目前最知名的，也很可能是80年代最知名的外国人，不是世界性领导人，不是超级体育明星，也不是热情奔放的艺术家，而是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的红头发伦敦姑娘。
据花克琳回忆：在昆明，我曾经拦下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子，问她怎样去一个地方，那个女子说：你先左转、再右转、然后……我说，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但那女子说，不，不，那不是去那里的路，刚才我说的只是你们在节目中的一段课文。她只不过是在练习她的英文罢了，我遇到的人都在练习英文，或者就简单地和我打招呼，我学到的第一句中文，就是从街上遇到的那些人那儿——你好，老师。
80年代初中国街头出现的外国人，就像难得一见的西洋景一样吸引着国人的目光。普通老百姓从街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身上，获得“开放”的直观印象。
花克琳回忆：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站在街道上，看着我，甚至过来摸我，向我问好。我用蹩脚的中文和他们说话，他们看着我，说自己不会英文，我告诉他们，我说的是中文呀。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语言成为与外界交流不可缺少的桥梁。
。 最好的txt下载网
邓小平胡耀邦支持报道三张弃权票
1982年，三张弃权票，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民主进程。
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表决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３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
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报道，他认为这能反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尊重新闻的真实性，但大会秘书组同志有些担心和反对。
与会的邓小平、胡耀邦、###得知后，对记者的做法表示赞同。
事件的亲历者李尚志，曾在《时代潮》2003年第2期上撰文《全国人代会第一次弃权票的“新闻风波”》，回忆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嗬，新闻记者在舌战群儒哩！”当我们正和会务组同志争论不休时，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长###从大会主席台上来到这里。他笑问道：“你们在讨论什么事情？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记者觉得3张弃权票可以写入大会消息稿中去，我们觉得这样写欠妥当。”一位副秘书长笑着回答，并把他们不同意写的理由述说了一遍。
“新闻记者同志，你主张写进消息的理由是什么呀？”###同志问我。
这时，大会副秘书长、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来到会务办公室，他在听我陈述意见时一直笑着频频点头。
“记者的理由是很充分啊。”###笑着问曾涛：“你的意见如何？”
“我作为他们的社长，当然赞同和支持记者的意见。”曾涛毫不含糊地回答。
“哈，两种意见都有道理。我看这样吧，小平、耀邦同志都在休息室里，咱们还是去请他们裁决吧。”###同志说。
我们来到另一间休息室，向邓小平、胡耀邦同志汇报了情况。胡耀邦爽快地说：“记者的意见好嘛，我看3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小平同志也笑着点头。
一场“新闻风波”就这样解决了。
出了休息室，我立即动手在消息稿中恢复了3票弃权的内容。
第二天——1982年12月5日，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这条消息中有这样一段报道：
下午5时45分，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根据总监票人报告，有效票3040张，其中同意票3037张，反对票没有，弃权票3张。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本次会议通过。这时，会场里响起热烈掌声。
出乎意料的是：这段文字，在国内外舆论界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境外许多媒体都把它作为一种衡量“中国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改革、开放、建立民主政治的生动体现”来看待。
从此，党和国家召开的一些重要决策会议，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讨论、审议、通过一些重大事项时，若有不同的意见，在新闻报道中都有所反映。
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召开，使一个标志性的关键词第一次扬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次浪潮》激情预言
跨国企业将盛行；电脑发明使SOHO（在家工作）成为可能；人们将摆脱朝九晚五工作的桎梏；核心家庭的瓦解；DIY（自己动手做）运动的兴起……
这是1983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所著《第三次浪潮》中描绘的景象。时过境迁，如今我们才发现托夫勒的预言竟大多已成为了现实，以至于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受托夫勒惊人的激情预言。
当时，托夫勒和《第三次浪潮》给打开国门之初的中国人心灵造成的冲击，可谓连绵不绝。托夫勒在这本书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从约1万年前开始；第二阶段为工业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阶段为信息化（或者服务业）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
第三次浪潮是人类思想的又一次大变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和社会需求成为它发展的强大动力，整个世界融为一体，人们将打破国界，寻求合作。
托夫勒也许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直接财富，但他给了人们一个梦想，多年以后，当年阅读托夫勒的年轻人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中流砥柱，托夫勒的思想或多或少仍在指引着他们“创造未来”。
一年后的1984年，建议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推出《中国大趋势》一书，风靡全国，被称为“中国的‘托夫勒’”。
。 想看书来
疯狂的君子兰，有人因为抢花把人杀死
1983年，长春。一株小小的植物，却被追捧为“绿色金条”。
君子兰。
君子兰和中国传统的兰花种属不同，是原产于南非森林的一种石蒜科花卉。溥仪在长春做“伪满”皇帝期间，君子兰由日本人送进“宫廷”，解放后逐渐流传到民间。这种移民来的花卉因其清新淡雅、超凡脱俗的气质，被称为“花中君子”。
80年代初期，长春市场上君子兰的价格一路狂涨。
2007年8月3日中央电视台一期节目追忆了这一疯狂：
1984年夏天，长春的一家报纸上刊发了一则公安局干警们庆功的消息，他们刚刚破获一起重大抢劫案，四名来自鞍山的歹徒全副武装，抢劫的目标却是一盆小小的花卉——君子兰。
有人因为抢花把人杀死的，也有人因为抢花被判刑的，也有人被枪毙的。
吸引这些人走上犯罪道路的花卉名叫君子兰。
买卖君子兰成就了长春一批人的致富梦想，他们不仅轻松地把摩托车、洗衣机等大件物品买回家，而且还能拥有极为少见的国外进口电器。后来发展到一盆君子兰甚至可以换高档汽车。
据当时花卉养殖者郭凤仪回忆，有人找到他说，你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棵花吧？我说当然是了。他说，我拿世界上最高档的豪华轿车，皇冠车换你这个（花），你换不换，我说不换。
当时省委书记也没有一辆皇冠车。
“皇冠换凤冠”的故事让郭凤仪声名远扬，也使更多的人意识到蕴含在君子兰里的商机。然而，“皇冠换凤冠”这件事也很快给郭凤仪招来了麻烦。
一个工程师说，我一个工程师，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你那个花苗子，当时最贵是25块钱，你一个籽就八块钱，我这一年也挣不了这盆花钱。他就写了信告到中央去了。
检举人认为，郭凤仪高价卖花是在操纵物价，应该列入投机倒把加以惩处。
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次检举非但没有给郭凤仪造成任何损失，反而帮他做了免费的广告。郭凤仪的君子兰名气更大了。
养殖君子兰很快成为一种潮流，因为它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于是，越来越多的长春市民开始投身到这个火热的事业中。
君子兰价格走势持续升高，最高时一度达到20万元一株。长春市先后出现了三个君子兰交易市场。
1984年，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君子兰定为市花，决定发展阳台经济。
《长春日报》刊发了市政府新晋出台的《有关君子兰交易的若干规定》，其中明确了交易君子兰的税收细则。为一种花草的买卖专门以政府名义做出规定，这在国内尚没有先例。长春市政府打算像荷兰发展郁金香那样发展君子兰产业，要让它出口、创汇。
君子兰一度取代了烟酒，成为行贿的手段。
长春，跌到疯狂旋转的君子兰漩涡里，一切无不打上君子兰的烙印：市报的副刊取名君子兰，挂历十三张全用君子兰彩照，电视台用君子兰作本地节目的片头。
君子兰的热潮波及到全国，不仅东北三省出现了许多君子兰交易市场，就连云南也掀起了君子兰热。与君子兰类似的动植物养殖开始出现：南京的锦鲤在短短半年间，从一尾不足一元上涨到几百元；云南、贵州等地的普洱砖茶价格也翻了近百倍。疯狂的已不止是君子兰。
1985年夏天，《吉林日报》在一个月间相继发表了《给君子兰泼冷水》的系列文章。媒体上传来了批评的声音。
随即，《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君子兰价值与价格笔谈》的文章，写道：长春人因为喜欢君子兰就花几百元来买吗？市民的人均收入多少？我们国家的人均收入有多少？难道有人能说君子兰比自行车、电视机更为他们所需要？
在《有关君子兰交易的若干规定》发布两个月后，长春市政府再次发布了《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规定要求：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购买君子兰，领导干部养殖君子兰只准观赏，不准出售；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
补充规定发布后，正在下落的君子兰价格几乎跌入谷底，君子兰市场纷纷关门。
君子兰跌了，越跌的时候越跟进，越跌得快，开始由五万跌到三万、两万，最后跌到两毛。
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
1983年留在人们记忆中还有一个词：“精神污染”。
这是一个重点在理论界文化界需要注意的“导向”问题。
但后来一些地方执行有误，有些走样。一件是，有个女记者到某地市委采访，门房不允她进去，理由是她留着披肩发。女记者和门房争论，最后找到一个妥协办法，让女记者用橡皮筋把头发扎起来，这样才允许进去。
另一件事是，某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
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强调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穿时装以及和男青年一起跳“健康的集体舞”不能被视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
1983年，内地第一次播放了香港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做《霍元甲》，剧中演员黄元申和梁小龙剪的那种前面有刘海、后面长及脖子的发型，开始流行于年轻人中，该片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成了当时内地最流行的歌曲之一，第一句“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给人很强的气势。这可能是后来粤语歌曲流行的开始。
txt小说上传分享
刘晓庆自传《我的路》起风波
1983年7月，上海《青年报》刊登读者来信，述说自己在为人处世上的失意和迷茫，写下一条上联“左为难右为难左右为难难左右”征答下联。一个月时间，应征下联达1500句。
1983年，刘晓庆出了一本自传——《我的路》。
刘晓庆成为明星出自传的第一人。
在这本不到3万字的自传中，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在电影圈的奋斗历程，经典段落“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难乎其难”成为刘晓庆的标志性语言，直到20多年后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还被演员拿来戏说。
因其自传中所崇尚的个人奋斗意识太过超前，在当时引起极大的争议，几乎演变成一场社会大讨论。这本书被一些人指责为宣扬资本主义人生观，宣扬“个人奋斗”。
的确，在一个标榜人人做“螺丝钉”的时代，讲述自己的个人价值、个人目标，甚至表达个人名利欲望，涉世不深的刘晓庆无疑捅了个大马蜂窝。
有关部门甚至组织批判文章，对刘晓庆及其自传进行批判。然而，大部分群众还是站在了刘晓庆的一边，批判持续了一段时间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我的路》引发的风波并没有使刘晓庆了解世故，步入圆滑，相反，却激起了她的斗志，不久她又公然宣布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这一宣言尽管符合当时的现实，但她毫不谦虚谨慎的作派，更是引来一片批驳之声。
一本日本杂志在20年后这样评价：“她的自传体小说《我的路》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一代青年。”
张克莎变性圆了女儿梦
1月，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著名外科专家王大玫教授主刀，张克莎成为中国首例变性人。
张克莎，1962年出生于大连一个部队高干家庭，成长于长沙。20多年前，张克莎曾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当兵，当时还是男儿身的“他”就公然留披肩长发，因外表女性打扮而被退伍办拒绝接收，后只身南下东莞石龙，混在女人堆里打工。
手术后，张克莎回到长沙，在友谊商店做售货员，可是却被当作怪物一样观看，后来她远嫁一个比她大30多岁的香港商人，想彻底割断过去，以女性身份隐居生活。在香港她做过很多工作，但是并没有逃出过去的阴影，被人拿她的变性史来敲诈勒索，她被迫远走台湾。 2002年2月，先生去世后，她回到长沙，并且以惊人的勇气选择出书，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所有人。
2003年6月24日《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姜英爽采访了张克莎——
记：关于做不做这个手术的问题上，你从来没有挣扎过？
张：没有。从来没有。可能别人会说我是越陷越深，可是我自己却是越来越清楚，我要走到我想走到的地方。
记：你没有怕万一不成功，比如甚至变成不男不女？
张：不管成不成功，我已经是一个女人了。一刀下去，我已经回不去了。我至少可以公开地得到长头发，女人的衣服。
记：你是什么时候跟你父母谈到你要变成女孩子的？
张：他们从来就知道。后来我到了部队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开始公然留长发，谁的话也不听。我病倒了，部队把我的父母请到了医院，部队想让我变成真正的男人，让我注射男性荷尔蒙，我父母亲也在劝我，说我变好了可以让我去读书。可是我说，我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他们也去咨询了很多心理医生，医生说，如果他们要的一定是儿子，我只能有两个下场，一个是疯掉，一个是自杀。我的父母只能接受了我。
记：你谈过多次恋爱，可是都是因为你曾是个男孩的事实或者不能生育而失去了，你觉得自己有可能真的获得完美的爱情和婚姻么？
张：我的朋友都对我很好，也有一些爱上我的人，他们是可以接受我的。
记：这个社会是越来越宽容了。
张：我感到我身边的人是越来越宽容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电话记录员端上一盘子《乡恋》点播单
1983年除夕，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国播出了该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从此，每年除夕，许多中国人都会：包饺子、放鞭炮、看春节联欢晚会。
4部直拨电话铃声几乎没有停过，北京电信86局的线都烧热了，技术人员非常紧张，备用器材、消防器材都已备好。
李谷一连唱了《乡恋》等7首歌曲，曾经的禁歌《乡恋》，居然上了春晚。
2006年4月18日央视《讲述》栏目，披露了禁歌《乡恋》上春晚的细节。
那时的李谷一正因为《乡恋》，在遭受着一场全国性铺天盖地的批判，说那首歌是靡靡之音，说李谷一是黄色歌女……而一些批判文字慷慨激昂义正辞严，诸如：无产阶级思想应该是非常健康的，不能被这些软绵绵的东西来摧残。一首普通的歌曲，竟然给李谷一带来极大的困境，使她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那无数的批判言辞中有很多东西，纯粹是一种对她人格的诬蔑。受到这些无端的打击，李谷一时常噩梦缠身难以入眠。
由于当时主流媒体一直在对李谷一唱的《乡恋》做批评报道，中央乐团怕受到牵连，于是向李谷一提出了警告。在这种压力下，李谷一一熬就是三年。
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面向观众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开播了。当时的总导演黄一鹤请来了李谷一，但晚会的节目单中并没有李谷一的《乡恋》。此时，乡恋是禁歌，不在演出范围内。
然而，晚会演出开始后，4部热线电话刚一开通，观众的反映大大出乎了导演黄一鹤的预料：李谷一在台上一出现，观众就来电话点播《乡恋》。当电话记录员把一大堆观众点播《乡恋》的条子送到导演室交给黄一鹤时，黄一鹤感到非常为难：他决定不了让李谷一唱这首歌。
而此时正在台上表演的李谷一，根本不清楚有这么多的观众通过热线电话，点她唱《乡恋》这首歌。当时正好广播电视系统的最高领导吴冷西部长，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第一线坐阵。黄一鹤让电话记录员把观众的电话点播记录单交给吴冷西部长。吴冷西见是点的《乡恋》，即摇了摇头。没想到，观众打电话让李谷一唱《乡恋》的点播量越来越多，可在切换台上忙碌的黄一鹤依然作不了主。
就在此时，李谷一正在台里被人要求与袁世海演唱京剧，电话记录员又端上一盘子记录着观众要求李谷一唱《乡恋》的点播单，黄一鹤一看，这一盘怎么也得有二三百个。这回黄一鹤可真没辙了，他对那端盘子者说：这事你无论如何得跟吴部长好好说一说。没一会儿，吴部长找到黄一鹤这边来说：黄一鹤，上《乡恋》。黄一鹤一听这话，兴奋极了，他知道吴冷西是在冒着多大危险，但此时已顾不了太多。黄一鹤赶紧找来伴奏带，并火速请主持人报幕。
此时已演唱了6首歌曲的李谷一感到非常惊讶，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伴奏音乐已经响起，正是《乡恋》。演唱中的李谷一百感交集，这几年中的酸甜苦辣全都涌上心头：这首歌引起的那些磨难，让她扛了这么多年，一直都名不正言不顺，今天终于能名正言顺地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唱《乡恋》了！就这样，李谷一的《乡恋》，终于在春节晚会的舞台得到了证明，被人们喻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
《乡恋》，连同她后来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难忘今宵》，都让人很难忘。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除国歌外，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歌曲
４月６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规定：凡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除未满16岁者和现役军人、武装警察，以及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均应申领居民身份证。
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和有效期。
在办理涉及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权益事务时，公民可以此作为身份证明。
河山只在我梦里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这首歌词非常简单朴素的《我的中国心》，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被身着中山装，戴着眼镜，貌不惊人的张明敏一唱，立刻风靡中国。我们现在也忘不了，当时张明敏唱这首歌曲时深情凝重而又铿锵有力。
《我的中国心》不仅唤起了国人的爱国热情，更拉近了全世界华人之间的距离。《我的中国心》一度被称为“除国歌外，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歌曲”。
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结束曲，是由乔羽作词、王酩作曲的《难忘今宵》，从此，这首歌曲成为晚会中的经典。
1984年8月的上海青年吉它大奖赛中，上海群益无线电厂的青年工人张行夺得了吉它弹唱的第一名，并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出版发行了个人专辑《成功的路不止一条》，狂销350万盒。专辑中的歌曲《迟到》、《告诉我》传唱至今。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
带来了我的烦恼
我的心中早已有个她
哦……她比你先到
她温柔又可爱
她美丽又大方
直到有一天，你心中有个她
你会了解我的感觉
爱要真诚不能分享
哦……对你说声抱歉
当时的大街小巷，不时地会见到一些长头发的小青年，拿着一把吉它，唱着张行的这首《迟到》。
1984年之后，程琳、朱晓琳两个“琳”的歌曲，唱遍了中国。
1982年，当程琳蹦蹦跳跳奔走在首都各大舞台上，演唱《小螺号》、《草帽歌》、《盼红军》等歌曲的时候，一份国家级的大报率先发文，不点名地对程琳进行批评，说她的歌声是颓废之音，靡靡之音，台风轻佻，有挑逗嫌疑。一时间，应和者众，程琳不能再登台演唱了。
从1984年开始，程琳演唱的《酒干倘卖无》、《熊猫咪咪》、《你和我的明天》、《信天游》等歌曲，迅速流行开来。
差不多同时，15岁的扬州姑娘朱晓琳，把一曲《妈妈的吻》唱红了大江南北，打动了亿万听众的心：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小呀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 已白发鬓鬓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 难忘怀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 多少吻
吻干我脸上的泪花
温暖我那幼小的心
妈妈的吻 甜蜜的吻
叫我思念到如今
。 想看书来
高加林与刘巧珍拨动了多少人的人生
1984年，街上流行红裙子。
那是因为一部名叫《红衣少女》的电影。片子一公映，立时成为时尚的标签，红裙子风靡全国，连同片中一句经典对白：不要太多情，不要假正经。
这是根据女作家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一位16岁的活泼女生安然，她喜欢穿一件大红衬衫，喜欢踢足球、吹口哨，喜欢佐罗的下巴，喜欢和不多废话的男孩来往。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尚未吹遍大江南北，保守凝滞之风尚存的年代，安然的一举一动都成了班上乃至学校里的焦点。
安然最出格的是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在课堂上，当众指出班主任老师将“干将莫邪”的“邪（yé）”念成（xié）的读音错误，从而受到这位老师的排斥和报复；二是在作文中如实记录了班长八面玲珑的虚伪——这样的率真，恐怕是当今的孩子也极难做到的，大人就更不用说了。
1984年真正刺痛人心的，是一个叫“高加林”的人。
农民的儿子高加林参加了高考，但是名落孙山。正在高加林情绪低落消沉之时，一个美丽善良但没有文化的本村姑娘——刘巧珍向他表达了火热、纯真的爱情。巧珍的爱情一时填补了高加林的苦恼和空虚，修复了他受损的心灵。在爱情的力量的鼓舞下，巧珍勇敢地与高加林一起，同愚昧的封建思想做斗争，做了很多“出格”的事。
一个偶然机会，再次改变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高加林“农转非”，当上记者之后，抛弃了深深爱着他的美丽善良的巧珍。
这是1982年第三期的《收获》上，刊登的一篇曾经轰动一时的、著名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所叙述的故事。
1984年，由吴天明、路遥编剧的同名电影搬上了银幕。一时间，《人生》家喻户晓。《人生》的轰动便由文坛走向大学校园、工厂农村，甚至于世界。
高加林成了那个时候青年人谈论最多的人。
“渴望撕下农民身份标签的高加林，是一种思想或者道德的沦丧吗？”
“高加林是中国的‘于连’吗”？
“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根源在哪里？”
“高加林该不该抛弃刘巧珍？”
更多延伸出去的命题，旋风般地在全社会、港台甚至跨出国界，�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