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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著名将帅(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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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小传（1）
张学良（1901—2001年），字汉卿，1901年6月3日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詹家窝堡，是民国初年统治中国北方时间最长的奉系军阀、“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 张学良幼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张作霖虽系绿林出身，但他对子女的教育却非常严格，希望把儿子培养成既能承袭中国封建王朝正统思想，又能饱学西洋文化的人才，以待将来继位，光宗耀祖。张学良七八岁时开始读书，在名师指导下系统学习经史典籍。十五六岁时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开汽车，驾飞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从青年时代起，张学良听从父亲安排，走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1918年末，张学良任张作霖卫队旅的营长。1919年，张学良入东北讲武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并结识对他后来政治、军事生涯影响巨大的莫逆之交郭松龄。1920年4月，张学良从陆军讲武堂毕业。6月，任奉军第3混成旅旅长。同年11月，张学良晋升为陆军少将，时年19岁。 1921年秋天，张学良到日本参加日军秋季军事演习，日方故意问他有何观感，张学良回答：“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日本不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日本之行，激发了他立志图强的决心。回国后，他倡导在奉军中进行改革，并与担任第8混成旅旅长的郭松龄紧密合作，对第3、8混成旅进行严格整训，使之成为东北军的精锐部队。 1922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分东、西、中三路入关，张学良任东路第二梯队司令。战端一开，奉军即败，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带领的第3、8混成旅训练有素，全师而还。在这次战争中，张学良以“事到临头须放胆”的气概，英勇作战，立下战功。在河北唐家铺，直系军队骑兵袭击他的司令部，他登房指挥不足200人的卫队和幕僚迎击，随从要撤行李车，张学良说：“战争危急，我能动乎？宁死于此，亦不能动。”主帅坚定，人人奋战，终于击退了来犯者。在沈阳，炸弹库爆炸，张学良赶到现场，攀上闷罐车，指挥若定。当他们撤到山海关时，直系军队已追击上来，张学良临危不惧，带领第3混成旅，遏止了直军的进攻，双方终于议和，从而保全了东北。 奉军失败后，张学良根据张作霖“整军经武”的指示，在郭松龄等人的协助下，对东北军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彻底改革。改革的主要措施有：以日本士官学校教材和方法培训中下级军官，提高其军事素养，增强部队战斗力；人事任免以学术能力、战功为准；军需独立，使旧军阀部队日渐正规化；完善后勤制度，建立起完善的军需、电讯、交通、军医等系统；禁止打骂士兵；严格训练士兵，注重实用。除整顿陆军外他还加强了海空军建设。经过两年的整军扩充，奉军成为兵种齐全、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正规军，陆军号称30万人，计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并有以团为单位的强大炮兵，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 1924年9月，张作霖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任镇威军第3军军长，担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的主攻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奉军攻破了山海关，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的胜利而告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学良在奉军集团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任京榆驻军司令。1925年4月，张学良晋升陆军中将，10月任第3军团军团长，统领7万多人的奉军主力部队。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在滦州誓师，举兵反奉。在这之前，郭松龄曾向张学良提出“父让子继接任镇威军总司令”的建议。张学良认为郭松龄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积极主张改革，与自己思想一致；但又害怕以武力取代父亲的地位，舆论必以叛逆相加，不仅会失去部属的拥护，而且也难以立足于社会，故没有接受郭松龄的建议。张学良对郭松龄的反戈，早有觉察，但他没有料到郭松龄动手速度如此之快。当时，张学良与郭松龄带领东北军劲旅驻军京榆一带，张学良为驻军军长兼第4师师长，郭松龄为副军长兼第6师师长。郭松龄握有步炮精兵6万多人。事变前一天，张学良与郭松龄在天津会面时，已看出郭松龄即将行动，当晚即乘车出关，并命令驻山海关附近的第19团团长张迁枢迅速布防。张学良赶回奉天向老帅请示，于11月29日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到兴隆店设立临时指挥部，指挥部队堵击郭松龄部。郭松龄军本是以镇压杨宇霆叛乱而出师的，部队出关后，当部下得知郭松龄是出关打老帅时，“吃张家，穿张家，郭鬼子造反真是个冤家”的说法在郭军中到处漫延，军心立即涣散，不战而溃。郭松龄见大势已去，遂化装逃跑，被马占山的骑兵俘获。郭松龄与夫人一同就义。郭松龄之死，使奉军失去了一个军事人才，张学良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副手，张学良对此非常痛惜。后来，张学良每每遇到难题，就感叹地说：“有茂宸（郭松龄的字）在，哪用我为这份难。” 1926初，张作霖与吴佩孚以“反赤”为口号，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以泄其对冯玉祥助郭反奉之恨。张学良率军在南口参加了对冯玉祥国民军的作战。同年11月，北方军阀组成了以张作霖为总司令的安国军，企图阻止从南方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12月，张学良晋升为上将，人称少帅。1927年5月，张学良率部在河南与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作战。但他对国民党并没有表示出势不两立的敌对态度。当奉军撤离郑州时，他保存了军火库，没有炸黄河大桥，并给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留下一封信，以示并无敌意。 。 想看书来
张学良小传（2）
1927年秋冬，冯玉祥联合阎锡山讨奉。张学良为京汉线总指挥，率军由保定向石家庄进发，攻击阎军。10月12日，晋军师长傅作义率部从五台山插出，乘虚抢占了北京以南百里之遥的涿州。涿州是奉军的后方，又是通向北京的咽喉。涿州失守后，张学良立即率精锐部队前往进攻。双方争勇斗狠，死伤累累。奉军屡攻屡挫，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把战斗推向空前残酷的地步，总算将晋军赶回山西。涿州战役一直打了三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和傅的成名之役。 1928年1月，蒋、冯、阎、桂联合北伐，进攻奉军。张学良再次任京汉线总指挥，率部阻止北伐军北进。5月下旬，奉军在石家庄、保定战役中连续失利。张作霖见败局已定，便下令撤退。 6月4日凌晨五时三十分，张作霖回奉天乘坐的专列行驶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张作霖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毙命。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暴亡，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此，他走上了一条迂回曲折、磨难重重、悲壮无比的英雄之路。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于6月17日返回沈阳。6月19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年仅27岁的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所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和平统一，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张学良顶住内外压力，毅然决定实行东北易帜。 日本帝国主义要占领东北的野心是昭然若揭的。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更多利益，不料张学良竟然能平静地继承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就改变手段，引诱张学良拒绝南方国民政府的招降和拉拢，大力支持他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对抗。6、7月间，日本首相田中三次致电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令其警告张学良，不要向南京政府妥协。并说，如果南京政府武力压迫东三省，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8月4日，日本特使林权助以参加张作霖丧礼为名抵达沈阳，干涉东三省易帜。6日，他向张学良递交田中的信。信中表示，日本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公然要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并威胁说“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辞严地申明：我为中国人，应以中国人之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并警告林氏不要冒干涉中国内政，冒天下之大不韪。林权助却恶狠狠地说：日本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不久，日本政府不顾张学良的严正立场，一面从朝鲜调兵到沈阳，进行武力威胁，一面以借款6千万元相利诱，但均未动摇张学良易帜与统一的决心。 东北易帜，不仅外受日本阻挠，东北军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等人，新派的杨宇霆等人都反对易帜，认为易帜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东北军会被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张学良劝他们说：“换旗不换旗这是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的问题，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其用心所在，大家都清楚，就是要挟持东北独立，但要俯首听命于它，做一个傀儡，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罪人，我们决不能这样做。先大帅尸骨未寒，我们认贼作父，良心上也不许我们这样做。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合力对付日本。换旗后，北伐军要进兵关外，师出无名，而且只要拥有兵力，也不会失去自主。” 就这样，张学良冲破外部与内部的阻力，于12月9日通电宣布东北三省易帜。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 东北易帜，使日本统治集团惊呼国难临头，较保守的枢密院都认为这是“对日本的侮辱”，使解决满洲问题大大增加了难度。这充分证明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野心，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爱国行为。正如他自己所说，“南北统一，人心所向”。《大公报》也赞扬张学良“其富于爱国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至此，北洋军阀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中国和平统一。这是张蒋合作的开端。 虽然实现东北易帜了，但东北军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矛盾日益暴露。杨氏为人精明干练，才略过人，勇于任事，敢于负责，被张作霖倚之如左右手，言听计从，宠信弥深。由于杨氏的特殊地位，也就养成了其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其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氏以“辅弼幼主”的###重臣自居。虽然他除了兵工厂督办一职外，并无任何职务，但许多军政会议，他却不请自到，议事擅自作主。对张学良很不尊重，常直呼其名，背地里还叫张学良为“阿斗”。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与常荫槐在张学良的客厅向他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求派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对他们说，中国铁路是中苏合办的，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成立督办公署会引起外交问题，要慎重考虑后再定。杨氏不但不听，反而逼着张学良马上签字。张学良想到杨氏平时的所作所为，认为如果不制止杨、常的势力，东北军集团内部的矛盾就难以解决，易帜的成果也不能巩固，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张学良以吃晚饭为由，要饭后再议。他利用杨、常回去吃晚饭的时间，召集部队作周密部署，等杨、常晚上再来议事时，当即将其二人处死。处死杨、常二人，不仅使张学良的权力集中了，而且给其他怀有异志的东北军将领敲了一个警钟，树立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少帅的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张学良小传（3）
张学良深知：经济是一国命脉，经济不能复兴，政治永远没有独立的一天。因此，他主政东北后，大力发展东北的经济，振兴东北实业。采取的措施主要有：1。禁止种植和贩卖鸦片。2。在发展工农商各业生产中，增加税收，鼓励官民兴办煤矿、纺织、烧窑业、冶铁工业及农产品加工等各项工业。在他的支持下，濒临破产的东北民族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3。寓兵于农，把整军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把屯垦与开发边陲、巩固国防结合起来。设置兴安屯公署，并移直、鲁、皖等省难民到东北垦殖荒地，大力推行军垦和民垦。这不仅巩固了边防，也发展了经济。4。拒不承认张作霖与日本明文签订的铁路合同，不顾日本的威胁和反对，加紧筹建中国自己的铁路与港口。5。发展电信业，使东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通讯系统。6。克服金融危机，使货币日趋稳定，市场日渐繁荣，国库益加充实。总之，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经济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收入大于支出的可喜现象。 张学良认为：“国家大事，当从事于教育于一途”，因此，他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在他执政期间，东北的教育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28年8月，张学良担任东北大学第三任校长，他捐出180万元，由德国公司承包，仿柏林大学规模，对东北大学进行扩建。仅一年之后，东北大学就成为拥有文、法、理、工、教育等五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不仅各院的教学大楼、实验工厂、图书馆、体育场的规模和质量为当时全国之冠，而且师资力量也非常雄厚。在发展大学教育的同时，张学良还非常重视中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他捐出大笔私款建立“汉卿教育基金会”，资助各校经费及社会教育活动，资送优秀毕业生出国深造。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中东路是沙俄在东三省修筑的横贯东西的铁路。1924年5月，苏联与当时的北京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同时又签订《暂行管理中东路协定》，仍要控制中东路。1924年9月20日，苏联与张作霖签订《奉天协定》，重新获得中东路的控制权。中东路虽然名义上为中俄双方共管，但实际控制权全部都在苏方手中。为了维护祖国主权，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采取了加速收回中东路主权的措施。7月11日，张学良强制接管中东路，解除苏方全部职员职务，将苏方人员全部驱逐出境。7月13日，苏联抗议，要求互派代表谈判。17日，双方陷于僵持状态，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8月15日，张学良发布动员令，派兵6万，后增至10万陈兵于中苏边境。10月中旬，10万苏军向中国发动攻势，东北军损失惨重，被迫停战。中东路恢复战前冲突状态。 1930年5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爆发了历史上国民党内部规模最大的内战，双方投入兵力达100万，前后共历时七个月，双方军队死伤约30万人，平民牺牲无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原大战，又称阎、冯、蒋大战。 当时，张学良拥兵数十万，雄据东北，在这场战争中举足轻重，双方都在争取他。张学良坐镇关外，审时度势，认为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父丧未久，内部也不稳定，担心参与战争而引起内部分裂，因此，在战争的初期，他严守中立，力主和平，极力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战争，并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希望经过会商解决分歧。但是，蒋和冯、阎各方都把张学良视为决定胜负的筹码，派代表来回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6月3日是张学良的生日，蒋介石派人到沈阳给张祝寿，不久，蒋介石又任命张为陆海空三军副司令，并赠以巨款，劝张学良就职并挥兵入关，帮助中央抵定大局。冯、阎也派代表到沈阳，对张学良进行拉拢，组织反蒋阵线。 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东北军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老派的如张作相等人反对出兵参战，主张保境安民，认为东北人斗不过“南蛮子”，“与蒋介石合作，不啻拱手让出东北”。新派的如莫德惠等主张出兵助蒋。为此，张学良多次召开东北军的文官武将进行商讨。最后，张学良认为，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蒋介石企图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是一个阴谋野心家。但为了整个大局计，必须实现国内统一，早停内战。而此时冯、阎已败退黄河北岸，蒋介石已攻下济南，如果等到蒋介石打败了冯、阎，东北军也就失去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蒋介石也就不必借重东北军了，同时东北军也失去了恢复华北势力范围的机会。于是，张学良毅然倒向蒋介石一边，出兵关内。9月21日，东北军占领天津。26日，进驻北平。至此，平津、河北的政权遂被东北军全部接收，东北集团的势力一下子扩展到华北，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宣布接受蒋介石的委任。蒋介石为了使张学良更好地为自己卖命，于11月特邀张学良到南京参加三届四中全会，并推之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31年5月，张学良第二次到南京出席国民会议，由浦口过江时，江上军舰与狮子山炮台礼炮齐鸣，国民政府军政大员群集下关迎接，满城张贴“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的标语。张学良被推为国民会议九人主席团之一，两次主持会议，摄影时与蒋介石并排立于前排中央。蒋介石还邀请张学良阅兵、训话，张学良离京时，蒋介石亲自到机场送行。蒋介石的盛情感动了张学良，他表示：“学良誓尽精诚，以拥护中央，完成和平统一，虽牺牲生命，亦必完成此志。”
张学良小传（4）
就在张学良帮蒋介石翦除异己之时，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7月制造了长春“万宝山事件”，唆使盘踞在河北邢台地区的军阀石友三叛乱。张学良当即命部队迎头痛击，彻底击败叛军。8月，日军又制造“中村事件”，企图借机寻衅。对此，张学良连连向蒋介石请示机宜，但蒋介石却于8月16日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由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深信不疑，因此，他将蒋介石的命令转告东北各军政长官，要他们一体遵守，还不时下达指示。 1931年9月18日子夜，日军胡说中国兵扒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出兵进攻沈阳。张学良听此紧急情况后，当即用电话向东北军下令：“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所以，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占领了沈阳，并在前后不到142天的时间内，使东北三省全部沦亡。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轻易地夺去了我国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000万东北人民从此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张学良本人也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不仅丢了10多万人的部队，而且还替蒋介石背上不抵抗的黑锅，被人嘲笑为“不抵抗将军”。从此，张学良失去了东北地盘，政治上相对独立、雄据一方的局面也消失了，其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1931年12月15日，由于失职和全国舆论的谴责，张学良至电国民政府，表示“守土无状，万死不足以蔽辜”，请辞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职。国民政府照准，改任他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坐镇华北。 1932年8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军委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当时，伪满洲国成立不久，日寇的侵略矛头又指向了热河、北平、天津，企图占领华北。张学良决心用热血贯彻抵抗，保卫祖国，洗刷自己和东北军不抵抗的恶名。1933年元旦，日寇进攻山海关，张学良命令东北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就此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2月21日，日本关东军以锦州为基地，开始进攻热河。由于蒋介石继续执行妥协投降政策，前线的将士军心涣散，毫无斗志，张学良的作战部署无法贯彻下去。日军只用了13天的时间就占领了热河。 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愤怒谴责国民党政府，也谴责张学良。3月8日，张学良即致电南京引咎辞职。电文说：“自东北沦陷，效命引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戾愆丛集，百喙莫辞……”。张学良原以为蒋介石会挽留他的，在电文发出后，还对左右说：“我要亲自率领刘多荃的精锐部队和全部东北军与日寇一拼，誓死收复热河。”没想到，蒋介石3月9日从江西剿匪前线赶到保定对他说：“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个人，我与你同舟共济，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就这样，张学良再次充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回到卧室，张学良伏枕大哭。三年后，张学良在西安对人说了他当时的心情：由于全国人民抗日，中央军也北上参战，他非常兴奋，以为蒋介石要决心抗日了。“哪知保定见蒋委员长，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以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把戏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车厢，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号啕大哭。” 3月9日，张学良回到北平，对一亲信说：“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道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并要对方给他查出林肯说的三句话：“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看来，张学良总算对蒋介石有了一点了解，可惜，远远不够。 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4月，被罢官出国。出国前，他先到上海戒毒。张学良大约从1925年开始吸鸦片，后因庸医用吗啡戒鸦片，以致毒瘾更深。经过两次挫折，张学良深知不戒毒，不仅无法复仇雪耻，并将中毒而死。因此，为戒毒，他把手枪放在床边，并命令左右侍从：“无论我如何痛苦呼喊，你们也不准给我打针，谁要是胆敢走近我的床头，我就立即一枪把他打死。”大约经过半个月的艰苦努力，张学良终于戒除了这多年的恶嗜。戒毒不仅使张学良身体健康，也使他的政治生命有了转机。 1933年4月10日，张学良一行从上海出发赴欧洲考察。他先到西欧，着重了解德、意法西斯的一套办法。他也打算去苏联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但因“中东路事件”的影响，苏联拒绝他入境。 1934年1月，蒋介石将张学良从国外召回，令其指挥东北军参加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的行动。 本来，张学良这次回国只是一心想抗日，不想参加任何内战，正如他的《自述》所说：“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和他们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争。”东北军的许多高级将领也反对东北军参加内战，不同意张学良充当打内战的司令。但是，张学良回国后结合从欧洲得来的一些体会，思想却发生了变化。张学良认为：“日寇侵略野心很大，我们国家正处在危急存亡时刻。日寇为什么敢于大胆地侵略中国呢？就是因为中国不统一，要统一就必须大家都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我在德国作了考察，他们就是由于全国有严密的组织，有大家拥护的领袖，所以才富强起来的。我们中国也要走这条道路才能富强，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他还认为，尽管有人批评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但环顾当前人物，在政治上、军事上真能领导全局者，除蒋先生外又有何人”？因此，张学良决定继续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容许他有个试验的机会。出于这一思想，张学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也就全盘接受。他对部下说：“现在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要求国家真正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委员长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为挽救国家危难，收复失地，只有拥护委员长，贯彻委员长的国策。”
张学良小传（5）
1934年2月，张学良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驻节武昌。他从东北军抽调了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可是，他们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打得落花流水，围剿计划失败。1934年底，红25军向陕北进行战略转移，蒋介石电令张学良继续围剿红军，否则以“纵匪抗令论罪”。1935年2月，蒋介石撤消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张学良任主任。4月2日，国民政府授张学良为一级陆军上将。从7月起，张学良经常来往于武昌与西安之间，进行围剿红军的准备工作。10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职务。 最初，张学良和东北军对进攻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的，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势力，以便有朝一日打回东北老家。1935年9月，张学良指挥10万之众，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结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东北军被人数和装备远远逊于他们的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失了两个半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两个师参谋长、六个团长非死即俘。这样惨重的损失在东北军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张学良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1935年10月末，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本来，蒋介石曾宣布过，因打红军而遭受损失的部队优先补充。但这次张学良到南京，蒋介石对他剿共失利不仅没有任何安慰的表示，反而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出面下令撤销张学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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