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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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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给他们，在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团长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他立刻吩咐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微茫中，平台上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地举起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只有一二声冷枪响，但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却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
谢团长带我参观各处，窗口和各种工事都就地利用仓库积存的整麻袋黄豆或麦子堆成，十分坚固。负伤的弟兄们躺在地上，有的在呻吟，我的热泪长流，我坚决要留下来替他们服务。但是，谢团长硬把我送出门口，将我推出去。他喊：“冲过马路，跳下河。”
我猛冲过去，跃下苏州河。头上枪声大作，我知道敌军发现了我，这时已是白天了。我平日练就的游泳技术救了我，我深潜水中，游至对河公共租界登岸。抬头一看，苏州河畔站满了人，纷纷向仓库屋顶迎着朝阳招展的美丽国旗招手欢呼。
杨惠敏的回忆大致上有几点内容：一是送旗为她个人所为，从第一天（10月27日）晚上侦察，到第二天（28日）晚上送旗，都是一个人完成。二是去时经西藏路新垃圾桥，回来时则从苏州河游泳过河。三是谢晋元、杨瑞符在四行仓库等她。献旗后，谢晋元还陪她在仓库各楼察看，她并参加次日（29日）晨的升旗仪式。四是杨惠敏送去的是“大国旗”，升在仓库楼顶上。
20世纪60年代以后，当时参与送慰问品及送旗的当事人，纷纷写了回忆文章。上海市文史馆曾发表了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史料。当时是恒丰洋行一名职员，担任市商会童子军战时服务团第50团团长的叶春年写于1966年2月的《给四行仓库送旗的经过》大致内容如下：
1937年11月（注：应为10月28日）的一个上午，和大部队失去联系的四行孤军用电话和市商会临时办事处（那时假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办公）通话，要求送一面国旗和补充粮、油、盐等给养，准备持久抵抗，绝不投降。商会秘书长严谔声先生当即召我嘱咐童子军团设法完成任务。我们研究后即筹备物资、组织人力、准备卡车，并认为以晚上11时租界实施*后，趁街上无人时才行动较为妥当。我们系上海市商会童子军团，自“八一三”淞沪战争开始即组成战时服务团，支援军队抗击敌军已近三个月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9）
在那天午饭时，另有泥城桥附近学校童子军团有一位女童子军名叫杨惠敏，曾与仓库守军接触而且传递过去一面国旗，她亦来商会说该旗尺寸较小。商会自接到电话将这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出后，各方面送来很多物品。不多时我们需要的东西即装了十几个大麻袋。用牛皮纸包好一面最大尺寸国旗，再加旗绳，我特地回家把家里一根最大最粗竹竿送到宁波路战时服务团团部。
当时晚上并无月光，深夜11点钟卡车出发，沿河南路北去至河南路桥，卡车大灯即熄灭缓行，过桥即向西沿苏州河畔（北苏州路），车速很慢，尽量减少卡车运转声音。车上除驾驶员外，我和胡惠祥等六位团员，还有童子军理事会赵邦镛、郑炅樟，立报馆白广荣。到达泥城桥（注：应为新垃圾桥）东面小横路口卡车停下。满天漆黑，四周寂静，北望闸北偶尔有火光枪声，桥北桥南宛若阴阳地界，桥北路灯没有一盏。我们暗中摸索稍靠桥南远处几只电灯光源。我第一个匍匐蛇行横过桥面到达仓库旁边一家小烟纸店，卸去一块排门，店堂内墨黑。有几个士兵立在柜台上接受了我送去的一面大旗、一根长竹竿之后，用粗长麻绳将一大包一大包的物资由几个童子军拖着拖到店柜边上运进去。（注：叶在80年代回忆时说是：“团员胡惠祥手持国旗，奔上仓库四楼，交给负责军官”。）小烟纸店后门即通四行仓库，因麻袋装物太多，笨重异常，故而动作快不出来，等到全部送完搭车回到团部，已经半夜二时。第二天早晨，我们望到了四行仓库上一面大红（国）旗迎风招展，在阳光下威武地耸立在四（六）楼屋顶上。
杨惠敏我就在那天见到她。她虽不是我们团里的团员（我团没有女团员），但她那时也参加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她有一个臂章是第41号。她送去的旗较小而没有挂出来，但是她那天在桥堍和那面守军联系亦属实（是守军过桥来联系还是她过去我不清楚）。她那时自己说17岁，有人说她二十几岁。
那天晚上《立报》记者白广荣回到我团部时，即准备连夜写稿报道，国旗和物资是怎样送过去的。当时，我坚决要求不要报道，因为我要考虑我们的抗日工作还要做下去，在日本势力范围内，暴露了容易遭到破坏，对我们工作不利。为了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说明抗战军民一条心，我同意把杨惠敏事迹在报上发表，表扬她是中国的好儿女。我考虑报道她只涉及她一个人，她所属的团是一般普通学校的童子军团，日本人是不会注意的。后来，报纸上也就这样宣传了。
叶春年的回忆说明了几点：一是10月28日上午四行孤军以电话和市商会联系要求送一面（大）国旗等。二是当天中午以前杨惠敏曾与守军联系且送去一面国旗，因旗较小而没有挂出来。三是当天晚上叶春年等人送去国旗及物资，次日（29日）晨国旗升上仓库六楼楼顶。四是为了防止日本人报复，对外宣传报导只介绍是杨惠敏送的国旗。叶春年讲的：“在日本势力范围内，暴露了容易遭到破坏，对我们工作不利。”是因为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时，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团员罗云祥、毛征祥、应文达、鲍振武四烈士，在老靶子路被日军俘获，日寇以刺刀乱挑，残酷杀害，并毁尸灭迹。所以，当时公开报道过的送旗人，会有生命危险。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10）
另一位当事人曹志功写于1962年10月的《杨惠敏渡河献旗之真相》则是这样写的：
1937年秋，上海“八一三”抗日战争行将结束之时，谢晋元率领孤军固守北苏州路（注：光复路）四行仓库，当时仓库屋顶上曾升起一面国旗，报载系女童子军杨惠敏渡河所献，一时哄动全国。其后，上海某影片公司曾编拍电影，（注：指1938年拍的电影“八百壮士”）使杨惠敏偶然成为一英勇之女童军。此事系我亲身经历之事，报载消息，实属以讹传讹，彼时因事关激发爱国热诚，未便加以辩证，以免当局者认为我别有用心。今日思之，此事有关史料真实性，虽已事隔二十余年，终不能任其永久传讹，兹将我所知的情况加以披露。
“八一三”抗战时，我供职于上海市商会。当时上海各界曾有抗敌后援会之组织，其中设供应委员会，办公地点在市商会内。因市商会会所接近北站，在战事发生后，即迁往西藏中路宁波同乡会办公，我兼任该委员会干事。是时，市商会例行公事较少，大部分时间都为供应委员会工作。在八百孤军固守四行仓库后，某日上午我忽接得一电话，谓系四行孤军打来，对方自称谢晋元，谓该军拟在所守仓库之屋顶上悬一中国国旗，以示与附近太阳旗有别，唯库中无较新者，嘱设法送一新旗去。我当答以照办，不过当时在日军包围中，炮火时断时续，如何送去，尚待相商。彼即云他可派人设法渡河来取，并云如有食品等亦可交其带去。电话断后，我即作好各种准备工作。大约当日下午三、四时，厦门路一收容所（记得系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所办）来一电话，谓有一人渡河至该所，自称四行孤军派来，询问（市）商会地点，并要一国旗云云。我即请其派人陪同来会，未几即有一女童子军陪一便衣大汉前来。晤谈之下，始知女童子军名杨惠敏，系某校童子军团派往收容所服务者。大汉亦自述其姓名及职位，具体已记忆不起，只记得系一北方口音。我把准备好的物品交给他，他对于我们交给之国旗认为尚非新制者，希望更换一幅。我一面留其在会稍坐并请其捡点所送慰劳食品等物，一面即派人向旗店另购新旗一幅，彼即将一小部分食品及新旗打成一小包，对于其他慰劳品不易携带，嘱设法另送，并云拟至厦门路收容所稍事休息后，晚间再渡返北岸，明晨你们必可看到屋顶升旗云云。仍由杨惠敏陪其回厦门路。次晨果见四行仓库悬挂一簇新国旗，群众隔岸观之，莫不狂呼拍手。
至于留下的一批慰劳品的运送，……我即与市商会童子军团负责人商定，由该团派出团员数人，担任此项工作。并特买旅行袋数个，以备就地拖送之用。布置就绪即电四行仓库联系。晚间*后由李子洋（市商会干事）、杨惠敏（因彼与孤军所派代表已相识）用汽车将慰劳品送至河南路桥交与市商会童子军运送。事后据市商会童子军报称，系将慰劳品装入旅行袋系以长绳，于北苏州路伏地分批拖送至四行仓库沿北苏州路之铁栅门口，由孤军派人在铁门口隔门接运，往返多次，至午夜始竣事。此当时送交国旗及运送慰劳品之真实情况，杨惠敏虽亦曾参与其事，并无渡河献旗之举。当时新闻界故为渲染，当有所授意。但一经报纸宣传，竟使杨惠敏成一时的风云人物。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11）
曹志功回忆了10月28日上午四行仓库来电，要市商会设法送一面国旗，以及当晚送慰劳品的情况，与叶春年的回忆基本相符。此外，他说明了几点，一是杨惠敏在送旗（及慰劳品）中起了联络作用。二是当日下午三四时，国旗由四行孤军所派一位便衣大汉取走。三是他同叶春年都认为四行仓库升起的国旗非杨惠敏所送。（叶：“她送去的旗较小而没有挂出来。”曹：“杨惠敏虽参与其事，并无渡河献旗之举。”）
杨瑞符营长在四行仓库战斗后谈及杨惠敏献旗的经过《孤军奋斗四日记》，杨瑞符著。刊于合川县《大声日报》，1939年6月12日至27日。：
（28日）夜12点钟了，献送国旗之女童子军杨惠敏小姐来，当派员很敬重地将国旗接过来，可是没有旗杆，又派传令班长和营部见习官，设法找旗杆索子，准备天亮升旗。
10月29日（星期五）。晨六时许，我派见习官率传令兵、号兵数人，将昨夜杨惠敏小姐所献送的国旗，在敬礼的号音中，高升在四行仓库的顶上。
还有一些当事人对此事所写的*，由于当时的主客观原因，具体细节均有出入。
笔者找到“八百壮士”幸存者郭兴发在1987年3月21日所写《四行仓库回忆——简略》中，有一段关于杨惠敏献旗的内容。
郭兴发，1916年生，河南商丘人，出身贫农。524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机枪手。四行仓库战斗的四昼夜里，他在一到三楼之间上上下下，哪里需要，他就按照命令，前去支援。他说：“27日晚十点多钟，突然有一身穿童子（军）服的女孩出现在桥头，冒险向我们喊话。这时，机枪连长雷雄值班，立即将情况报告了谢团长。谢团长说：‘要让她马上回去。’可她就是不听，一直喊了一个多钟头，问我们需要些什么。谢（团长）叫人回答说：‘我们只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国旗’。当天晚上，杨（惠敏）就将旗杆和国旗送来。我们立即将国旗升上库顶。”
郭兴发的这一段回忆很重要，基本上说清了杨惠敏献送第一面国旗的缘由及经过。使多年来有关杨惠敏献旗的许多争论，有了一个明晰的答案。结合其他人的回忆及当时报纸的报道，献旗的经过应该这样：
10月27日，四行仓库激烈的枪炮声吸引了租界民众的目光，人们奔走相告，群情激奋。当天，谢晋元发出了要求支援“糖、盐和光饼”的呼吁，经电台广播，传遍上海。民众纷纷踊跃捐赠，物品堆积如山。
在上海民众的热情和八百壮士英雄行为的感召下，驻守新垃圾桥北堍的英军逐步放松限制，有时默许民众将食物扔到西藏路西边的四行仓库墙边，由驻守烟纸店的壮士取走。
当晚十时以后，身穿童子军服的杨惠敏出现在新垃圾桥北堍西藏路东，冒着生命危险向马路西边的仓库守军喊话，要求进入仓库，做些服务工作。值班的雷雄连长立即报告谢团副，谢不同意并说：“要她马上回去”。但杨惠敏仍然喊了一个多小时，并问守军需要什么？谢团副叫雷雄回答：“只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国旗。”天亮以前，杨惠敏将国旗和旗杆送到。28日，四行仓库楼顶就升起了杨惠敏送去的第一面国旗。
28日上午，谢晋元亲自打电话给市商会，要求提供一面大国旗，并说好派人去取。下午三时，四行仓库派一便衣大汉，到厦门路尼姑庵难民收容所找到杨惠敏，由她陪同，到市商会取走一面较大的新国旗及少量食品。当时的报纸，对于换上的第二面国旗有报道：（四行仓库）“六层高楼之屋顶，28日傍晚前，并由我忠勇将士，高揭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28日下午夕阳西下时，四行仓库屋顶突然换上了一面巨幅国旗，随风飘扬，壮丽光辉，顿时四周的太阳旗黯然无光”。杨惠敏献送的第一面国旗，改挂在仓库南面朝向租界的窗外。。 最好的txt下载网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12）
28日晚十一时，租界*后，市商会童子军战时服务团数人在叶春年带领下，乘卡车绕道河南路桥，将最大尺寸的国旗一面、旗绳及长竹竿一根和十几麻袋慰问品送入仓库。同时，因故未随部队进入四行仓库的几名军官，也悄悄返回部队，参加战斗。有一记者及杨惠敏也随行。整个过程十几分钟，记者作了简短的采访，因谢晋元、杨瑞符忙于指挥作战及督促赶做工事，没有接见记者和杨惠敏，由雷雄连长代见。经与租界英军联系，在战斗中负伤的官兵转往租界医治。为了迷惑敌人，问到有多少人，伤员按统一口径回答：“八百人”。同时带出大批信件，均为壮士们寄给亲人的遗嘱。
29日早晨，仓库屋顶升起巨幅国旗，另两面国旗挂在仓库朝南窗口。当时据华东社记者报道：“四行仓库朝南窗口有两幅国旗悬于左右，崇楼屋顶则高揭长约六尺阔约四尺之国旗一面，随风飘展，在附近数幅敌旗中凛然表示其不可侵犯。民众仰首视之，亦显兴奋，对八百壮士忠勇奋发之精神，毅然起敬。”故先后送入仓库的国旗在三幅以上。
所以，杨惠敏、曹志功、叶春年等提供和献送的国旗，都曾悬挂于楼顶及窗口，不能说：“没有挂过。”杨惠敏游泳渡河献旗的事是没有的，是为了避免日军找租界的麻烦，同宣传杨惠敏个人，防日军报复（甚至暗杀）一样，都是当时各方的客观需要。
还有人说杨惠敏不仅没有泅水游过苏州河，而且根本没有进入四行仓库献旗，是由万国商团中华队队员郑侠飞藏在身上带进去的。由于当时的处境，只能宣传为杨惠敏泅水所献。对此，郑侠飞本人在证明杨惠敏没有泅水渡河的同时，明确地肯定了杨送旗的事实，并予以赞扬。从而可以确定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无论杨惠敏是游泳渡过苏州河，还是跟着返回部队的军官过苏州河，作为二十几岁的女青年，在八百壮士困守仓库的危急关头，能够首先想到并不顾危险将国旗送入仓库是崇高爱国精神的体现。八百壮士的英勇无畏和女童子军的冒死献旗曾经成为佳话在国内外广为传颂，表现了军民一心，团结抗侮的中华民族不屈精神。我们回顾历史，探求事实真相，应该特别注意当时的客观条件和实际情况，对前人为民族抗战所作的历史贡献，要予以充分的肯定。
一 个 误 传
关于杨惠敏献旗经过的争论，有她本人的渲染（如：游泳渡河、谢晋元杨瑞符等候迎接、仓库内参观、参加升旗等）；也有各个当事人因身处环境、地位不同，参与程度有差别，了解的情况有时不一定全面所产生的误解，而致出现许多不尽相同的讲法。此外，有所谓：“防御战开始时，谢晋元也不在仓库指挥作战，……在（公共租界）青年会……”的说法，则是有关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战斗的*中，一个最为明显的误传。
父亲谢晋元从接受孙元良“死守闸北最后阵地”的命令，紧急调集部队，四昼夜血战，直到奉命撤退，始终在四行仓库指挥。这一事实已经为几乎所有当事人所肯定，从88师师长孙元良、师参谋长张柏亭到一起参加战斗的杨营长及八百壮士的所有幸存者，在当时和以后的回忆中都说得非常清楚，从无疑义。
简单回想一下10月26日晚上的经过，也可以了解当时谢晋元不可能离开仓库。全军撤退，88师掩护，晚上十时前，坚守阵地并反击敌人。十一时，88师撤退，524团掩护。十一时三刻，谢晋元带来师长手令，二、三营撤退，留一营掩护并转进四行仓库。午夜零时左右，谢晋元先从张柏亭等几个人手中接过四行仓库防务，到一时以后，第一连的一、二排才到。二时以后杨瑞符及第二连赶到，三时左右其余连队才到齐。其间谢晋元一次次布置任务，作战前准备，都是十分紧迫的工作。清晨五时，租界英军军官二人前来劝说，谢晋元拒绝撤出战场。七时半以后，敌军前进，不久与警戒班接火，午后一时，敌军开始大举进攻……说这个时候“谢晋元不在仓库指挥作战”于情于理都不能使人相信。 。。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13）
20世纪60年代初，“八一三”淞沪战役时曾经担任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在他撰写的《万里行记》中有关“四行仓库·八字桥”一段，以及回忆文章《淞沪线上》“从四行仓库谈起”一节中都写到：
当时报纸所载新闻，连我的报道在内，都是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不合实在情形的，……（四行仓库）防御战开始时，谢晋元也不在仓库指挥作战，杨瑞符指挥。我把10月23日（注：系26日之误）的事说得更完整一点。……那晚指挥孤军作战的是杨瑞符营长；那位名闻天下的谢晋元团长和我们都在（公共租界）青年会七楼商量大计，并不在四行仓库中。到了24日（注：27日之误）清晨四时（注：应为上午十时以后），日军追击部队已经迫近四行仓库，我军立即封锁前后两大门；前门架起重机枪，面对苏州河面（注：应为面对光复路东西两面）；西边占据中国银行仓库（注：中国银行仓库在东边，西边为交通银行仓库。命令说“占据一二个据点”，但实际上除四行仓库外，其他仓库均未占据过），二楼架起重机枪，三楼架起迫击炮向下俯视（注：孙元良说：“配置必要特种部队”，有人说：“第一营配以迫击炮连”等只是设想，当时88师师部急于撤退，并未专门向韩宪元交代和落实，所以守军根本没有迫击炮）；北门近处有（敌人）两辆坦克车监视着，可说是密不通风，连蜜蜂都进不去了。但我们和孤军之间，一直通行无阻。谢团长受了命令和陈参谋长回到仓库去，杨惠敏这位十七岁的女童子军带了一面国旗，和我这个记者，一同乘了汽车，过了桥，便从那家杂伙店后壁爬了过去，先后不过十来分钟，便到了仓库和孤军相见。杨小姐献了那面鼓舞人心的国旗，陈参谋长观察了防务，我们便和受伤的杨营长从原路回到青年会来。（这一经过，因为杨女士要表现她的英勇，虚构了一番故事，那就越说越不对头。直到如今，有人说抗战往事还相信杨女士是游水过苏州河，冲入前门去献旗的。）……在中日战史上，四行仓库八百壮士这一页是写得很光辉的。
曹聚仁作为战地记者，“八一三”战役时在四行仓库88师司令部住过，与孙元良、张柏亭等人熟悉，写过很多有关88师守卫闸北的报道。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守卫战爆发的那几天，他在租界青年会待过，其间于晚上去过四行仓库一次。他有关“防御战开始时，谢晋元也不在四行仓库……”的说法似乎给人以一种可信的印象。
但是，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却相反。孙元良回忆当晚叫谢晋元到“我的司令部里，我亲自交给他‘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以及八百壮士战斗到撤退的过程。当时，88师部队在苏州河南岸的沪西坚守，孙的家在法租界。曹聚仁说：“就在八百壮士宣告与四行仓库同存亡，国旗在苏州河北飘荡（的）那一天，我却看到了黑暗的一页。那晚，孙兄穿了便服到青年会七楼来，那时他已经三天三晚没睡过觉了，面容憔悴……”此处说的“那天”“那晚”应该是10月29日，正是四行仓库战斗最激烈的一天。当时孙元良同样也去过“租界青年会七楼”，为什么只字未提“防御战初期，谢晋元不在四行仓库”此事，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件事？同样，当时在法租界伟达饭店负责与四行仓库内的谢晋元以电话不断联络的张柏亭，也从来没有讲到“谢晋元曾不在四行仓库指挥作战”的话。杨瑞符营长的回忆从26日晚上“谢团副走到我面前，给我一张小纸条，原来是师长要我营死守闸北的命令。谢团副说：‘你赶快下命令集合部队，我先到四行仓库去。’……”讲起，几点钟集合部队、几点钟到齐、布置战前准备……紧张得没有一点儿空隙，可以让谢晋元抛下部队跑到租界“青年会七楼”去商量什么“大计”。而且，可以看出从当天晚上到27日白天的激战，如果谢晋元与杨瑞符两人中有那一个人不在仓库指挥的话，轰轰烈烈的四行仓库保卫战都不可能成功。此外，许多八百壮士的幸存者如李锦堂、余长寿、张青轩、曹明忠等也都一致肯定四行仓库保卫战一开始谢晋元就在仓库。而父亲谢晋元在给孙元良信中谈到的“27日敌军数次来攻，毙敌80人以上。昨（28日）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二名。河南岸同胞望见，咸拍手欢呼”等情节，也与曹文中“谢晋元尚在青年会七楼”的说法有矛盾。曹文有关讲法不能成立。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14）
曹聚仁、杨惠敏不是跟随谢晋元到四行仓库的。陈参谋长是否一同去过仓库“观察防务”已不重要。在其他人（如：孙元良、张柏亭、上官志标等）的回忆中均未提起陈参谋长。近日笔者查阅了手头的资料，他就是“八一三”战役开始时的524团团长陈素农，九月份调升88师少将参谋长，韩宪元则由中校团副升为524团上校团长。以后（注：具体日期不明）陈素农调升，再由张柏亭接任师参谋长。但是，杨瑞符在撤出四行仓库战斗以后直到1939年6月的历次回忆中都说到：“（28日）晚11时许，有一个新闻记者要见我和谢团副，这时我因事繁，当派机枪连雷连长代见。一会儿，雷连长来报告：‘记者说团副、营长既不能见面，要求给他写几个字’。我于是在百忙中，拿起他的笔记本写着‘剩一兵一卒誓为中华民族求生存’。夜12点钟了，献送国旗之女童军杨惠敏小姐来，当派员很敬重的将国旗接过来，……”杨瑞符分两段写的事，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但是无论“派雷连长代见”还是“派员将国旗接过来”都说明杨瑞符（包括谢晋元）并未出来接见曹聚仁及杨惠敏。如果像曹文所说是与“谢晋元及陈参谋长”一同进仓库的。杨瑞符不可能说：“我因事繁，派雷连长代见”及“百忙中”之类的话，一定是早就出来迎接和见面了。所以“陈参谋长观察防务”之说也难成立。
同曹聚仁、杨惠敏进仓库的人到底是谁？杨瑞符的回忆在“记者要求签字”和“童军献送国旗”两节中间，写道：“我们的伤兵，因为医药困难，所以在电话通了之后，就请外面向英军交涉，请代设法在本晚将伤兵运出去，……当外面的人来运我受伤的士兵时，我事先因故未到的第一连上官连长、营部汤医官和机枪连杨排长，此次也冒极大的危险，抱牺牲的决心，而赶到四行仓库了。我极钦佩该员等人格之高尚和伟大的精神，当令各回原部服务。”所以，带着曹聚仁、杨惠敏“从杂伙店后壁”爬进四行仓库的不是“谢晋元与陈参谋长”，而是一连长上官志标、营部医官汤聘辛及机枪连排长杨德余。他们是26日傍晚因事请假去租界，原定于次日晨返回部队，半夜里队伍进驻四行仓库而滞留租界的。一连班长余长寿回忆：“26日晚11时接到转移命令，当时上官连长因家眷在租界内，已于晚饭后请假离队，故未随部队退入仓库。第二天晚上才回到仓库里来的。”担任租界英军翻译的郑侠飞也说：“在孤军营时，我碰到谢晋元的营附上官志标（注：他在孤军营时已升为少校团副），他对我说：‘我在北站阵地转移时掉了队，所以我是10月28日到达四行仓库的。’”以上诸多亲历人的回忆基本一致，说明曹聚仁把人搞错了。除了上述注明记错的地方以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他说：“我们便和受伤的杨营长从原路回到青年会来”也错了，当时受伤的是三连长石美豪等人，杨营长受伤是二天以后、31日凌晨撤退时的事，不可能在29日凌晨跟曹聚仁等人回青年会。
正如杨瑞符所述，他通过雷雄在曹聚仁的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谢晋元也写了：“余一枪一弹决与倭寇周旋到底”。曹回到租界后，写了两篇特写，将谢杨两人的题字一同刊登在10月30日的《新闻报》上，其中说到“本报记者挥泪握别谢杨，行矣同志前途珍重。记者乃离栈而返，频行犹不胜依依。距知行未数十武，敌即大队驶至，一时枪声乱鸣，子弹四飞，冒绝大危险，出生入死，始抵华租交界处。时交通已断绝，不得已徒步至真如，经南翔辗转数十里，历时一昼夜，始安然返（报）馆。途中屡经危境，幸告无恙，执笔属稿时，犹忆念此两民族英雄不置也。”曹记者当时写的这一段精彩故事，同样也是虚构的，与杨惠敏编的游泳过苏州河返回南岸一样，也是当时防日本人找租界麻烦的客观需要。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15）
即使像曹聚仁说的，他、杨惠敏跟着谢晋元等从租界坐汽车，绕道苏州河北岸，爬过马路从杂伙店进仓库，杨惠敏向谢晋元献国旗，谢发现国旗太小，又打电话并派人要市商会去买新的大国旗……这些事情和记者要求题字等，谢在“租界青年会七楼”时都可以解决，曹聚仁、杨惠敏二人根本用不着到四行仓库去的。所以，有关说法的不合情理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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