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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人的后裔-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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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钱乘旦）
钱乘旦
世界历史在今天的中国占据什么位置？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要了解世界，也应该了解世界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更显得重要。世界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他们了解和理解世界的一扇窗，也是他们走向世界的一个指路牌。然而在现实中，世界历史并没有起这样的作用，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够，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更加贫乏，这已经影响到改革开放、影响到中国发挥世界性的作用了。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不重视历史，尤其是不重视世界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进步，但在重视历史这一点上，却是退步了。中国本来有极好的历史传统，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文化，历史在中国话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这几十年里，历史却突然受到冷落，被很多人淡忘了，其中世界史尤其受到冷落，当人们知道一个人以世界史为专业方向时，其惊讶的程度，就仿佛他来自一千年以前的天外星球！
不过这两年情况又有变化，人们重新发现了历史。人们发现历史并不是百无聊赖中可以拿出来偶尔打发一下时间的调味剂，也不是傻头傻脑的书呆子找错门路自讨苦吃坐上去的冷板凳。人们意识到：历史是记忆，是智慧，是训诫，是指引；历史指引国家，也指引个人。人们意识到：历史其实是现实的老师，昨天其实是今天的镜子。有历史素养的人，比他的同行更富有理解力，也更具备处理问题的创造性。以历史为借鉴的国家，也会比其他国家走得更稳，发展得更好。
然而在当今时代，历史借鉴远超出了本国的历史，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人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在他们眼前是一个世界。世界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脑子里一向不强，而世界历史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则更加淡薄。但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时代已经把我们推进了世界，我们如何能不融进世界历史的记忆中？所以，加强对国人的世界史教育，已经是不可回避的责任，这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在许多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世界历史的教育已经超过了本国历史的教育，外国历史课程占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本国历史课程只占百分之四十或更少。外国史教育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教育，中国的公民也应该是世界的公民。
遗憾的是，目前的学校教育离这个要求还很远，所以我们有必要在社会大众中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我们编写这套书，就是希望它为更多的人打开一扇窗，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世界，从而了解更多的世界。我们希望这套书是生动的，可读的，真实地讲述世界的历史，让读者思索人类的足迹；我们希望这套书是清新的，震撼的，指点人间的正义与邪恶，让读者体验历史的力量。
大约半个世纪前，商务印书馆曾推出过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其中每一本篇幅都很小，一般是两三万字。那套书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至今还会有很多人说：那是他们世界史知识的来源。“*”中，“小丛书”受到无端的批判，许多作者受株连，主编吴晗则因为更复杂的原因而遭遇不测。但这套书没有被人忘记，“*”结束后，吴晗被*，小丛书又继续出版，人们仍旧如饥似渴地阅读它，直至它出版近500种之多。
又是三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时代发展了，知识也发展了，“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时代使命已经完成，它不再能满足今天读者的需要。今天，人们需要更多的世界历史知识和更多的世界历史思考，“小丛书”终究小了一点，而且有一点陈旧。我们编辑这一套“未名外国史丛书”，是希望它能继承“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思想精髓，把传播世界历史知识的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2008年12月于北京
引子：新年的枪声（1）
为了推翻*者，一支印第安人军队高呼着战斗口号——“土地和自由！”（Tierra y Libertad）——冲出共和国南部的丛林。
这是出版于1939年的一部小说《来自丛林的将军》的开篇语，小说的作者署名B。特拉文（B。 Tr*en），这是一位神秘地流亡于墨西哥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笔名。未曾想，55年之后，这一幕竟然变成了现实。1994年1月1日，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当天，一支自称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ENLZ，以下简称萨军）的印第安人武装，脚蹬胶靴、身着自制的军装、披着有彩色斑点的大围巾、面部戴着滑雪面罩，配备从自制的木枪到先进的Uzi冲锋枪各式不等的武器，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镇揭竿而起，他们的口号是——“土地和自由”。
由于正值新年假日，保安部队缺乏警惕，这支年轻的、缺乏训练的、主要由印第安人男女组成的武装队伍成功地袭击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以下简称圣克里斯托瓦尔）、奥科辛格（Ocosingo）、拉斯马格里塔斯（Las Margaritas）、阿尔塔米拉诺（Altamirano）、恰纳尔（Chanal）、维克斯坦（Huixtán）和奥克斯丘克（Oxchuc）的市政厅。在奥科辛格和圣克里斯托瓦尔，起义者烧毁了检察、司法和警察档案，以及土地档案，但是，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他们听从一位当地学者的建议，保留了具有历史价值的档案文献。起义者从不同的监狱里释放了230名囚犯，狱警由于害怕受到惩罚，换上囚服，与他们看管的囚犯们一起逃之夭夭。其中，很多被释放的囚犯是因卷入土地争端而被抓的印第安人。
萨军礼貌地对待惊恐的游人和平民，他们宣布，他们起义的目的是反对政府、军队和警察。他们散发传单，并在奥科辛格占领的广播电台播送了他们的革命宣言：
今天我们宣布：我们受够了（Hoy decimos basta）！墨西哥人民，墨西哥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是500年抗争的产物，首先反对奴隶制；然后，独立战争期间在起义者的领导下反对西班牙人；接着，宣布我们的宪法，并将法国人赶出我们的土地；再后来，（当）*者波菲里奥·迪亚斯拒绝我们改革法律的正当要求时，人民起来造反，产生了像比利亚和萨帕塔那样的领导人，他们是像我们一样的穷人。我们享受不到最基本的教育，这样，别人才可把我们当作炮灰，才能掠夺我们国家的财富。他们不在乎我们一无所有，绝对地一无所有，甚至头上没有一片屋顶，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食物，享受不到教育。我们还不能自由地、*地选举我们的政治代表，在外国人面前没有独立性，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来说，没有和平和公正。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引子：新年的枪声（2）
援引墨西哥1917年宪法第39条——“将国家主权和改变政府的权力赋予墨西哥人民”，起义者要求墨西哥人民帮助他们推翻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的政府和政党的“非法*统治”。他们向墨西哥武装力量宣战，并要求国际组织和红十字会根据日内瓦战争公约进行监控。他们呼吁其他墨西哥人加入起义队伍。
由于发生得突然，起义最初遇到的抵抗力量很小。起义第一天，在绝大多数地方，他们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市中心，并占领所在城市。24小时内，起义者向圣克里斯托瓦尔东南大约6英里的军事基地“新营地”（Rancho Nuevo）发动了袭击，他们绑架了1982—1988年担任恰帕斯州州长的阿夫萨隆·卡斯特利亚诺斯·多明戈斯（Absalón Castellanos Domínguez）；并判处他终生“在恰帕斯的一个土著农场做体力活，获取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食物和一切必需品”的徒刑。
墨西哥政府立即调集万人的部队前往*。2日，起义遭到严重挫折。霍苏埃斯（Josués）少校率领的团队挡不住，甚至无力减缓自帕伦克（Palenque）南下的政府军前进的速度，被迫撤回丛林。在奥科辛格；马里奥（Mario）少校的团队沿通往帕伦克的道路撤退。他们以为政府军会从圣克里斯托瓦尔前来追击，于是留下阻击队掩护，但是撤退途中，他们迎面遇到了自帕伦克前来的政府军，于是起义军撤退至奥科辛格，并试图坚守该市的市场，而不是放弃他们的汽车分散突围，这一严重的军事失误，使他们暴露于装备有机枪和直升机的政府军的优势火力之下。在政府军重新占领该市之后，一位记者评论道：“尸体的恶臭弥漫在奥科辛格，嗅到气味的秃鹰在天空中盘旋，觅食尸体，在天空盘旋的还有直升机，不过搜寻的是幸存者。”阿尔弗雷多（Alfredo）少校和他率领的武装与约兰多（Yolanda）少校的武装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会合，并一起对城外的政府军事基地发起了进攻，但在10小时自杀式的围攻之后，也撤入丛林，沿途，他们留下了“处死资产阶级！”“穷人万岁！”等标语。在拉斯马格里塔斯，副司令佩德罗（Pedro）被一名不明身份的枪手击中牺牲，其团队也被迫撤入丛林。3日，3000名政府军开进圣克里斯托瓦尔，其他被起义军占领的城市也陆续回到政府军的控制之下。几天之内，起义军从恰帕斯的中央高地向东、向南撤退，进入他们在东部低地热带丛林中崎岖的、难以进入的据点。地理环境和天气的恶劣阻止了政府军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对于战斗中死亡的人数，存在着不同的估计。国家*委员会（The National mission for Human Rights）认为，共有159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政府军人、38名警察、67名平民和38名身份不明者。国家*委员会没有提供起义军方面的死亡人数。国际法学家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mittee of Jurista）估计，死亡人数在200到300之间。起义军方面宣布的伤亡情况是：500人牺牲、300人失踪、370人被俘、50人受伤。
各国记者闻讯赶来。根据他们的报道，起义者是对多年的贫困和歧视再也无法忍受的玛雅人，墨西哥土著印第安人的一支，他们生动地揭示了在这个墨西哥最南部的州里，印第安人遭受的无尽虐待。这些报道在墨西哥民众中激起了对起义者的普遍同情。大围巾和面罩掩盖下的起义者形象，被印制在墨西哥城的露天市场销售的布娃娃上、墨西哥城各大报纸的卡通漫画版上，甚至被印制在避孕套的包装盒上。对于萨军副司令马科斯身份的猜测，也激起了墨西哥人的无尽遐想。
萨军的起义得到了普遍的响应。在恰帕斯和相邻各州，很快发生了抗议运动，几十个市政厅被占领。在恰帕斯东部，农民侵入私人牧场，一些土地所有者逃跑，也有的雇用枪手进行还击。一个广泛的农民和印第安人联盟指责政府，宣布支持萨军提出的改革要求。
恰帕斯起义的爆发带有很大的突然性，令墨西哥政府、国人以及国外的观察家大吃一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里的农民一直是墨西哥执政党——“革命制度党”——最坚定的支持者。例如，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反对党在北部各州和墨西哥各大城市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在恰帕斯，的选民，其中包括贫困的印第安农民，都投票支持革命制度党。在他们看来，恰帕斯州是墨西哥最不可能发生革命的地区。
其实，这是对历史的遗忘。自西班牙殖民者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天起，恰帕斯的印第安人就从未放弃过反抗。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1712年发生的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大起义和1867年爆发的反对政府和教会剥削的印第安人起义。但是，在1910年的革命后开始的土地改革，使印第安人将政府看成了盟友，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即使如此，印第安人为推动土地改革和改变命运的和平、合法的斗争从未停息，并在20世纪70年代后建立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农民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独立的农民组织，正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先驱。
这也是对现实的视而不见。20世纪80年代后，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和指导下，墨西哥政府开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修改1917年宪法第27条，中断了土地改革的进程，将恰帕斯的农民逼上了梁山。对他们来说，除了像祖先那样拿起武器外，只有死路一条。1994年1月1日的起义，正是恰帕斯的农民武装——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打响的第一枪。
本书向您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
“富饶的土地，贫困的人民”
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哈明（Thomas Benjamin）这样形容恰帕斯——“富饶的土地，贫困的人民”。
恰帕斯的确是富饶的。这个位于墨西哥最南部的州，东临危地马拉，西面和北面与墨西哥的瓦哈卡（Oaxaca）、韦拉克鲁斯（Vera Cruz）、塔巴斯科（Tabasco）三州毗邻，南濒太平洋。这个州的两大主要城市一个是首府图斯拉古铁雷斯（Tuxtla Gutierrez，以下简称图斯拉），另一个是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以下简称圣克里斯托瓦尔），该市是为纪念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而命名的。这块丰富多彩的土地是大量的热带鸟类、奇异而美丽的动植物的家园。中央高地的山谷出产咖啡、玉米、豆类，而东部和东北部的低地地区是香蕉、蔗糖、木材和牛的产地。几条大河与溪流穿越恰帕斯，其中最重要的河流是格里哈尔瓦河（Grijalva），它流经该州多山的内地，形成了许多美丽而壮观的瀑布，由于水电站的建立，成为墨西哥电力的重要来源之一。该州人口仅占全国的3％，却生产了全国13％的玉米、5％的木材、4％的豆类，提供了全国54％的水利电力、13％的天然气、4％的石油。
恰帕斯的印第安人却又是贫困的。20世纪90年代初，该州人口320万，大约三分之一是土著玛雅人。今天，生活在恰帕斯州的接近100万玛雅人至少属于六个种族集团，各有自己的语言、服饰和习惯。乔尔人（Chol）主要居住在以帕伦克为中心的恰帕斯州东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是托霍洛瓦尔人（Tojolobal）的故乡。原始的、与世隔绝的拉坎顿人（Lacandón）居住在拉坎顿丛林。进入中部高地的最东端，在奥科辛格、奥克斯丘克、阿尔塔米拉诺周围，主要居住着策尔塔尔人（Tzeltal）。中部高地的中央地区，包括圣克里斯托瓦尔，主要居住着佐齐尔人（Tzotzil），索克人（Zoque）居住在更往西的州府图斯拉古铁雷斯周围。玛雅人居住的地区是营养不良、文盲、婴儿高死亡率和贫困最严重的地区。根据墨西哥国家人口委员会的报告，1990年，恰帕斯州的人口是文盲，62％的人口没有完成初等教育。35％的家庭没有用上电，51％的家庭中屋里的地板依然是泥巴。40％的人口拿不到11比索（在1990年相当于3美元）的日最低工资，的人口每天只能挣12到22比索（到6美元）。玛雅人集中的地区更为突出，高地（Los Altos）和丛林地区（La Selva）居住着50万玛雅人，其中49％是文盲，70％以上超过15岁的人口没有完成初等教育。这两个地区中，80％的家庭依然是泥巴地板，没有用上电，没有卫生设施。只有1/10的人日均收入超过22比索（或6美元）。在恰帕斯州，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为千分之六十六（全国平均数为千分之三十三），成年人死亡有1/3是由于可治愈的传染病导致的。
然而，不应忘记，这些生活在社会的最边缘、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玛雅人，却曾经有着一个辉煌的过去。
早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玛雅人就出现在恰帕斯及周围地区。古玛雅人生活的地区包括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恰帕斯和塔巴斯科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今伯利兹、今危地马拉大部分地区、洪都拉斯西部地区和萨尔瓦多。玛雅人在科学、艺术和建筑方面发展起了自己独特的文明成就。例如，他们发明了独特的计算法，使用二十进位制。玛雅人是世界上最早在数学领域发明“零”的概念的民族，早于印度人，比*人将印度人的这一发明传到欧洲更早了1000余年。玛雅人将数学知识运用于天文学，能够详尽地跟踪金星轨道，预报天食现象，他们制作的历法比欧洲的历法要准确。他们留下的建筑物和艺术珍品，至今仍令考古学家赞叹不已。
从伟大文明的缔造者到社会发展的牺牲品、从主人到奴隶，一切皆源于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
“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1）
1522年，恰帕斯的玛雅人看到，一群从未见过的不速之客突然来到他们中间，这些人白皮肤、大胡子，外貌举止与他们熟悉的当地人完全不同。还有人骑在一种从未见过的高大动物的背上（欧洲殖民者到来以前，美洲没有马、牛等大型动物），他们手里的武器发出的声响、冒出的青烟令人望而生畏。好奇的玛雅人也许根本不会想到，这些陌生的新来者，将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其实，早在30年前，西班牙殖民者的脚步已经踏上了美洲的土地。1492年8月3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3艘帆船由西班牙的巴罗斯港起航，10月12日在西印度群岛的瓜纳阿尼岛（今华特林岛）登陆，从此开始了欧洲人“发现”和征服新大陆的进程。美洲的“发现”，揭开了人类从隔绝、孤立到走向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使整个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时代的序幕。这个新的历史时代也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全球化时代。在遥远、偏僻的恰帕斯，玛雅人的历史命运也因卷入全球化的进程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大转折。
西班牙殖民者在完成了对西印度群岛的征服后，以此为基地，向美洲大陆探险。1519年2月18日，费尔南多·科尔特斯率500多人，装备11艘船、16匹马和一些大炮从古巴启程，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征服了庞大的阿兹特克帝国。
1522年，费尔南多·科尔特斯派出的征税官到达恰帕斯地区。这就是恰帕斯的玛雅人首次接触的白人。征税自然是不受欢迎的，冲突随之发生。1524年，路易斯·马林（Luis Marín）上尉率领的西班牙殖民者首先平定了图斯拉（Tuxtla）地区，但在高地地区的最高点恰穆拉（Chamula），遇到了居住在这里的佐齐尔人的顽强抵抗。路易斯·马林利用玛雅人之间的矛盾，争取到了附近的一个佐齐尔人城镇齐纳坎顿（Zinacantón）的支援，对恰穆拉进行了围困。三天之后，恰穆拉被征服，并被重新命名为圣胡安（San Juan）。
路易斯·马林只是一个征税官，他认为，征集税收后，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没有建立居民点。于是，科尔特斯向恰帕斯再次派出了一支远征队。1528年3月，迭戈·德·马萨列戈斯（Diego de Mazariegos）上尉进入恰帕斯，并在格里哈尔瓦河岸的低地地区建立了一个西班牙人市镇——“西班牙人的恰帕的皇家市镇”（Villa Real de Chiapa de los Espaoles）。不到一个月后，他又将西班牙人居民点迁至一个被称作韦伊萨卡特隆（Hueyzacatlán）的谷地，当地印第安人称之为霍韦尔（Jovel）谷地。该地处于恰帕斯的中央地带，气候温和，有充足的适于放牧和耕作的土地，该居民点最初被命名为雷亚尔镇（Villa Real），后改为雷亚尔城（Ciudad Real），一直是恰帕斯殖民政府的所在地。1821年墨西哥获得独立前，恰帕斯属于1542年设立的危地马拉都督辖区。1824年，恰帕斯成为墨西哥的一部分，雷亚尔城被重新命名为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今天，该城最现代化的旅馆是以征服者的名字命名的马萨列戈斯旅馆（Hotel de Mazariegos）。1994年恰帕斯起义爆发后，这家旅馆成为各国新闻记者的总部。
“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2）
这样，迭戈·德·马萨列戈斯就成为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奠基者。1978年，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市政府曾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庆祝活动，纪念该市建立450周年。庆典活动规模宏大，从1977年10月12日一直持续到1978年4月，其高潮是3月31日该城的创建者迭戈·德·马萨列戈斯铜像的揭幕仪式。这座比真人略大，身穿16世纪的武士盔甲的迭戈·德·马萨列戈斯铜像矗立在混凝土底座上。虽然市长在揭幕仪式上大谈两大种族“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和平共处，但是，揭幕仪式的第二天，雕像手中的宝剑就被人偷走，新更换的宝剑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偷走。
在雷亚尔城建立后几个月，迭戈·德·马萨列戈斯就完成了对恰帕斯地区的征服和控制。16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西班牙征服恰帕斯的历史记载是不完整的，自相矛盾的。但是零星的资料提到，1528年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入侵的反抗，印第安俘虏被掠为奴隶以及迭戈·德·马萨列戈斯本人在战斗中受伤等事实。1535年授予雷亚尔城以市镇地位和盾形纹章的王室证书中也提到西班牙人为征服这一地区而付出的“巨大牺牲”。根据传说，1532年苏米德罗（Sumidero）战役中，印第安人宁愿投入苏米德罗峡谷而死，也决不接受西班牙人的统治。但是，迭戈·德·马萨列戈斯是否参加了此次战役，不得而知。
西班牙人的征服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是疾病、奴隶制和贡赋。
早在1529年，一场流行性的麻疹席卷恰帕斯各市镇。在50年内，定期流行的肺炎、天花、淋巴腺鼠疫致使恰帕斯印第安人人口下降了五分之二。在高地地区，气候相对凉爽，印第安人村社的分布相对比较分散，疾病的传播危害相对较小，但在低地地区，欧洲人带来的天花、麻疹，或者非洲奴隶带来的黄热病、疟疾等疾病，使对此毫无免疫力的印第安人大量死亡。例如，居住在格里哈尔瓦河谷边缘的考帕纳古斯特拉人（Copanagustla），因疾病几乎全部灭绝。
征服者在低地地区建立了甘蔗种植园，但是由于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劳动力极为短缺。于是，幸存的印第安人大量沦为奴隶。1528年，雷亚尔城的第一届市政会颁布法规，规定“应对拒绝向西班牙人供应物品的印第安人宣战，那些在战斗中被俘的印第安人将变为奴隶”。西班牙人组织远征队，深入东恰帕斯的拉坎顿丛林猎捕印第安人，满足殖民者农场的劳动力需求。东恰帕斯因此成为人烟稀少和被废弃的地方。1545年，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主教来到恰帕斯，发现“他们（指殖民者）制造的奴隶人数之多，令人难以置信”。
殖民者还向印第安人征收贡赋。1548年，一位王室官员来到雷亚尔城，他发现自由的印第安人负担的贡赋如此繁
“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3）
重，以至于他们的处境与奴隶毫无二致。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实行严格的控制。在印第安人居住区（或称社群，unidad），印第安人被授予一块公共土地，建有一个城镇中心和一座教堂，但是，一些具体事务，如街道的布局等，都要由西班牙人决定。印第安人贵族负责对社群进行管理，但是在本社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地位。在司法事务上，尽管印第安人有权向王室提起诉讼，但是一个西班牙人的证词比四个印第安人的证词还更有效。在西班牙人农场劳动的印第安人与社群集体脱离了联系，他们不受社群的保护，也不负担社群的义务。他们必须每周为西班牙人农场劳动三天或更多的时间，换取一小块土地，维持生存。
当时，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专制君主统治下，殖民征服被认为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但是，就有这样一个人，勇敢地站在印第安人的立场上，仗义执言，谴责殖民者的暴行，歌颂印第安人的优良品质，并为了保护印第安人奋斗了毕生。他就是著名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主教。
这位印第安人的“保护者”于1474年生于塞维利亚，父亲安东尼奥曾在西班牙海军服役，1492年参加了由哥伦布率领的向新大陆的航行。1493年再次随哥伦布进行第二次航行。当安东尼奥首次航行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年方十八，刚刚结束以亚里士多德方法和原则为基础教授的拉丁语、当代哲学、逻辑学、玄学、数学、美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学业。1498年5月30日，24岁的他随父亲再次参加哥伦布的航行，1500年11月25日返回西班牙。第一次远航美洲前，他已读完哲学和神学课程，并在塞维利亚获得硕士学位。1502年，拉斯·卡萨斯再次随哥伦布远航西印度群岛，于6月29日到达圣多明各。不久以后，他回到西班牙完成神学学业，1507年在罗马被任命为神父。1510年，他又参加了迭戈·德·贝拉斯克斯对古巴的远征，在征服该岛的过程中负责给印第安人施行洗礼。此间，他亲眼目睹了西班牙人在古巴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此后，拉斯·卡萨斯发起了一场保护印第安人免遭西班牙人奴役的斗争。1519年，他返回西班牙，请求国王卡洛斯一世废除印第安人奴隶制。在墨西哥被征服后，他写了《西印度毁灭述略》一书，惊呼“与西班牙一般大，甚至比西班牙更幸福快乐的王国”被“剑、火和奴隶制”摧毁得荒无人烟了。
1530年，拉斯·卡萨斯来到危地马拉都督辖区（包括恰帕斯），试图通过实践证明，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使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西班牙王室为了限制殖民者在殖民地权力的增长，也为了履行教皇授予的将土著人基督教化的义务，于1542年接受拉斯·卡萨斯的要求，颁布新法，废除印第安人奴隶制，禁止奴役印第安人，禁止强制印第安人为私人服役。新法宣布印第安人为自由人，为王室的奴仆，并拥有他们自己的自由意愿。1544年，西班牙王室决定在恰帕斯建立一个新的教区，年逾七旬的拉斯·卡萨斯被任命为这个教区的主教。拉斯·卡萨斯撰写了题为《恰帕斯教区忏悔神父须知》的小册子，内容是让忏悔神父询问每个忏悔者是否拥有印第安人奴隶，如果有，就不能得到宽恕，直到他们将印第安人放走为止。但是，新法遭到殖民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指责拉斯·卡萨斯是一个“反基督教的主教”，指责传教士应对劳动力短缺和王室税收下降负责，他们要求自由地控制和对待印第安人。拉斯·卡萨斯面临着死亡威胁、被指控为叛乱者，最终被迫于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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