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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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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7月9日，在古都西安的叶剑英致电中央提出抗日救亡的四点建议，毛泽东当晚即复电叶剑英表示同意，并作了明确指示。
7月12日，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等就国共两党合作事宜举行会谈，并将会谈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经同意后复电转告何应钦呈报在庐山的蒋介石。
经过多次谈判和斗争，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终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如日本继续进攻，就只有奋起抗战。从此，叶剑英在党的领导下，为挽救民族危亡，打败日本侵略者，奋战在全国各地，成为闻名中外的抗日健将。
出席南京国防会议，解救大批难友
8月初，蒋介石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邀请中共代表参加。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议期间，他们多次发言，并接触各方人士，广泛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战主张，积极推动发展抗战的大业。叶剑英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的讨论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政略与战略”问题的长篇发言。他分析中日战争中的敌我力量、国际因素以及战争的发展进程，指出：日军战略展开，必先取得下列五点：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张家口。日本对我估计错误，企图速战速决，没想到遇我强烈抵抗。其动员计划及经费预算均须重新布置，现尚未完成其战略展开。他说，我之战略重点若放在上海，即使取得胜利也不能扭转全战局。如果将重点放在平绥线，则可转移战局，并能破坏敌人的整个计划。战争将是持久的，我们不仅要动员国内力量，而且要大力争取国际援助。接着，他对战略战术问题谈了精辟的见解：“我们虽然主张战略上持久，但是战术上仍然应采取攻势，以求速战速决。战略上虽然采取内线作战，但战术仍然应取外线作战，随时包围敌人。所以，我们要打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和广大民众的运动战。”叶剑英在发言中，还谈到宣传抗战、武装民众、战区工作、粮食补给、创办刊物等一系列问题。他强调，进行宣传鼓足干劲，做好动员后的巩固工作。发动妇女鼓励亲人上前线。成立补先师、补先团。
叶剑英的精辟发言，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南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通过国防会议上发言亮相，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共产党在南京逐渐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在会议期间，叶剑英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同南京党政军各界要人以及冯玉祥、刘湘、白崇禧、龙云、张发奎、黄琪翔、黄绍■等各地将领，一一会晤交谈，积极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从接触中，他深切感到，南京主战空气越来越浓，主和者不得人心。对于蒋介石的抗战态度和军事部署，有了进一步了解，心中有了数。国防会议结束后，叶剑英等即迁移到南京中央路鼓楼附近傅厚岗66号（现为青云巷11号）一栋二层楼房内办公。以后在此正式设立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这一天，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就同国民党谈判条件向中共中央提出四点建议：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催促南京发表红军改编后正副指挥的任命。
不久，朱德离开南京去西安后，叶剑英继续协助周恩来奔走于国民党军政要员之间，积极开展团结抗战工作，多次同何应钦、蒋鼎文等接触会谈。有一次，何应钦举行家宴，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大家正在用餐，电话铃突然响起来。何应钦接完电话后回到桌旁，高兴地说：“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委员长说要坚决抗战啦！”周、叶当即说道：“如果蒋先生真能坚决抗战，那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何应钦接着说：“敌人在上海都打我们了嘛，我们还不抵抗？”叶剑英补充说：“如果不抵抗，大家都要当亡国奴了！”大家谈得很投入，气氛融洽。
在日寇大举侵华（2）
国共双方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的十一人的中央军委，叶剑英为军委委员。随后，中央军委发布第八路军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八路军总部正式委派参谋长叶剑英为八路军驻南京的代表，李克农为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叶剑英代表中央和军委，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活动，坚持贯彻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既坚持原则性，又掌握灵活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当时，在南京“首都反省院”关押着一大批中###员和革命同志。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各阶层民众一致要求释放###的压力，释放了一批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刑期较短的###，但对一些“重要的###”却不予释放。“八一三”之后，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释放###”的呼声越来越高，监狱难友强烈要求出狱。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和叶剑英想方设法了解监狱难友情况，多次进行交涉，营救被关押在南京几个监狱里的难友。
8月18日，他们驱车来到“首都反省院”。叶剑英翻看“犯人”花名册，发现曾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同学的夏之栩和比较熟悉的熊天荆、王根英三位女同志的名字，立即向院长提出要先见她们，营救她们出狱。
周恩来、叶剑英向陪同在一旁的监狱反省院长提出要求，先保她们三人出狱。随后提出要去看其他难友，在监狱的大礼堂里，同大家见了面，向难友们表示关心和问候，简要地讲了讲国际形势和国共合作的问题。叶剑英告诉大家，很快接大家出去，参加抗日。难友们热烈鼓掌，高兴得跳起来。
夏之栩等三位战友出狱后，又详细汇报了其他一些同志关押的地点，列出名单向国民党当局要人。经过狱外强有力的营救和狱中斗争的响应，一批又一批的“###”终于相继出狱了，总共500多名难友从国民党监狱中被救出。其中有共产党员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彭镜秋、黄文杰、王鹤寿、刘顺元、郑绍文、曹瑛、赵希愚、谭天度、肖桂昌、顾玉良、周云德、陈曾固、喻屏、陈春林、熊有清、陈霖、何洛等同志。这批人出狱后，大部分经西安转送到延安，一部分送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办的训练班学习，少数就地分配了工作。后来，这批同志中的少数人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大多数在建国以后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
老共产党员谭天度被捕后判刑十年，释放出狱时，兴奋异常，赋诗一首：“吉凶祸福非前定，屈伸苦乐亦无凭。昨夜乌云犹盖地，今朝举目见天青。”
多年来，这位健在的105岁老人每当想起南京监狱那段生活，总是感激周恩来、叶剑英解救之恩。
不久，周恩来离开南京后，叶剑英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和交涉，解决国共两党谈判中一些未能解决的遗留问题。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正式发布命令，根据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日，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隶属第二战区），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八路军在总指挥部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中共中央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叶剑英在南京期间，还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就陕甘宁边区、海南游击区的发展、太原失守后的战略部署，以及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等问题，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根据党中央指示，就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叶剑英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9月下旬，叶剑英和博古与国民党代表经过谈判，商定将南方八省区我游击队的主力编为一个军。项英到南京找叶剑英等商议南方各省游击队及改编意见。叶剑英和叶挺在南京具体商谈成立新四军事宜。11月21日，他俩面见蒋介石提出有关新四军的编制、经费和武器配备等问题，促进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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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寇大举侵华（3）
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团结抗战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直逼南京。
11月下旬，叶剑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同办事处人员一起撤离南京，抵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当时这里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设在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办事处虽然只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个小小的政治机构，但却像大海中的一座灯塔，在黑夜里放射着光芒。当时国民党办的《抗战》杂志曾有一篇署名“实甫”的文章这样写道：“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
叶剑英就是这样一位人民解放的斗士，为抗战大业奔波不息。
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驻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21日，国共双方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问题达成协议，叶剑英为委员会成员。随后，出席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的联席会议。会后，叶剑英与周恩来、叶挺、项英等商谈，新四军办事处于25日在汉口正式成立。叶剑英常到新四军军部和叶挺家中，与叶挺交谈抗战形势和任务。有一次，在叶挺家中，看到年轻的廖似光在座，叶挺忙拉着她介绍说：“这是我的外甥女。”叶剑英风趣地说：“以前为什么没听说过，难道还要保密吗？”大家都笑了。接着谈起家常和往事，一直谈到深夜，恋恋不舍离去。后来，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叶挺仍留在武汉，以配合周恩来、叶剑英等继续与国民党当局周旋。
时间跨入1938年，战争形势日趋复杂，叶剑英在武汉的工作更加紧张繁忙。他站在同国民党谈判交涉的第一线，既要出席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商议有关军事和其他各方面的问题，又要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谈判解决有关共同的政治纲领以及团结抗战、边区地域、政府组织、军队扩编、财政供给等一系列问题。按照党内分工，他还要向党中央随时报告战事进展情况，并提出各种建议。还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商谈救国救民的大事。长江局专门设立了“友军工作组”，在叶剑英等领导下专做军事统战工作。叶剑英和周恩来先后接见了川军邓锡侯、刘文辉及滇军龙云的代表等，交谈合作抗日、互相帮助问题。卢沟桥抗日名将何基沣经过洽谈后，被介绍去延安参观访问。在台儿庄战役中负重伤的国民党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来汉治疗，叶剑英立即与董必武等去医院看望慰问。陈深为感动，诚恳表示伤愈重返前线后，加强国共合作。他升任副军长后，继续与共产党保持联系，合作抗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还与一些战区司令长官联系，商谈在该战区所在地设立“民众动员委员会”、“抗敌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团体，开展抗日宣传、组织等工作。叶剑英还应邀为国际反侵略宣传周、“儿童日”、《新华日报》创刊题词，给坚持在前方抗日的将士写信慰劳，等等。
按照党内分工，他还参加领导中南、华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工作。他陪同周恩来、董必武向新四军第四支队负责人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要第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他还先后到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七里坪主办的济南游击战争训练班和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主办的短训班、冯玉祥在武昌的手枪营，主讲《论持久战》和游击战术的课程，对官兵和青年学生们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教育。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他又与周恩来一起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等传达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贯彻执行。河南省委根据指示，对广泛开展全省各地的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并动员1万多城市工人、学生、革命分子回乡开展工作，沿陇海、平汉线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以后省委又派萧望东率部队从竹沟挺进豫东敌后，成立新四军游击队，将工作重点逐步移向豫东，开创苏鲁豫抗日根据地。
在日寇大举侵华（4）
广州失陷前，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尹林平请示长江局，要求加强农村工作，建立农村小块游击区，组织和扩大工农武装，准备打游击战。负责军事工作的叶剑英立即复电同意，并作了具体指示。叶剑英还根据中央指示，秘密与香港中共地下组织经常联系，开展统战工作。
由于叶剑英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长期与国民党军政要人打过交道，他在国民党军界尤其是在上层高级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一些真心抗日、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都十分愿意找他交谈，听取这位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意见。3月上旬，桂系将领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特意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自己的住处，商谈五战区对日作战方略等有关问题。白崇禧走后不久，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这些建议为白、李两人欣然采纳，客观上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周恩来、叶剑英还会见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对谢在广西的工作作了明确的指示。他们还派张友渔等到湖南加强同程潜的联系工作。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回忆叶剑英这一段的工作情形，说：“在武汉，叶剑英工作比较忙，同各方面的接触很多，派干部到新四军，动员一些青年学生去解放区，利用各种机会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不但桂系的，其他各系的工作都做。当时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除周恩来以外，有声望的是叶剑英。与他相识熟悉的人很多，这一有利条件使他在统战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那个时候的工作方法是在一起吃顿饭，在一起谈谈、说说情况就把事办了。还有海外华侨的工作，叶剑英做得很多。抗战中，海外华侨捐献了大批钱物。叶剑英同宋庆龄、何香凝他们的关系也是很亲密的。”
这一时期，叶剑英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演讲，宣传和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坚持抗战的影响。为增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叶剑英及时向国民党转报八路军战况，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战绩。同时他还广泛宣传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取得的胜利。同时，同国民党当局多次交涉、谈判，解决中共扩充军队的编制员额，请领军需、装备物资等问题，并为八路军向山东、河北发展争取合法地位。
为了取得国际支援，扩大中国抗战影响，叶剑英还利用一切机会广泛接触国际友好人士。他先后同伊文思、斯诺、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等著名国际人士多次交谈，宣传抗战。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他在欢迎会上热烈致辞，并亲切会见阿尔泰·爱德华、柯棣华、卓克华等，感谢印度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战事业。后来，柯棣华不幸牺牲，叶剑英细心照料他的亲属。柯的妻子郭庆兰回忆此事，写道：“叶剑英派人来请我和印华去他那里。我过去没见过他，自感衣帽不整齐，又带孩子，不免有些拘束。我去时只见他和夫人都在屋子里等候我。叶剑英只穿着一身普通军装，当即迎上前来和我紧紧握手，我抱着印华坐在饭桌旁边，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饭和菜。印华伸手便要抓着吃，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他笑着说：‘没关系。’并招呼我吃饭，他的夫人还帮助喂孩子。我的心情这时才平静下来。叶参谋长说，1938年，他在武汉就认识了柯棣华大夫。当时，他曾亲切接见过医疗队全体成员。爱德华是队长，柯棣华是最年轻的两位医生之一。他说，柯棣华医生很活泼，肯学习，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在欢迎大会上唱过《义勇军进行曲》和《马赛曲》，使那次欢迎大会显得很活跃。他说，那时柯棣华等坚持要去延安。最后他和周副主席只好表示同意。我听到后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又抱过印华，逗得孩子直笑。看到他对下级干部如此平易近人，亲切可爱，实在使我感动万分。他看着孩子对我说：‘孩子可不胖呀，你是护士，应该把他喂得很好。一定要带好孩子，将来印华回国到印度像他爸爸一样，为印度人民服务。’”
在日寇大举侵华（5）
辗转战广州、港澳，奔走呼号为统战
抗战进入第二年初夏，日军进逼武汉，攻向广州。广州民众惶惶不安。叶剑英决定利用去香港就医的机会，在广州停留，与地下党负责人云广英等取得联系，交换意见，同时，以合法身份同国民党军政界及各界友好人士接触座谈，促进统一战线工作。5月2日，他应邀去广州中山大学和顺德广雅中学看望师生，发表演讲。在中山大学，他应学校萧冠英先生之约演讲《中日战争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对广大师生最关心、迫切需要弄清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他分析中日战争的国际国内条件，展望抗战的前景，针对广东抗战问题，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不但不能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会来进攻广东，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多睡几点钟觉，相反地，我们的一切宣传、组织、训练、煽动、解释和教育，都应该公开地教育本省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随时随地都有进攻广东的可能。”在结束演讲时，他说：“中华民族正如一叶扁舟漂流于革命的高潮中，她最后或能够达到独立自由幸福的彼岸，抑或中途沉沦于苦海，这种命运，是操在我们民族自己的手上，而看我们是否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来决定。”叶剑英的演讲，切中时弊，合情合理，风趣幽默，听众十分满意，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广州报刊纷纷转载，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在中山大学演讲之后，叶剑英应新闻界之邀，召开了一次有香港记者出席的广州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在广州市东山区百子路廖公馆一个绿树成荫的庭院里举行。
上午9时招待会开始，叶剑英作了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一个记者递上纸条提问，对叶剑英在中山大学演讲的结束语表示不好理解。
叶剑英看了纸条，微笑着用广州话说：“画公仔不要画出肠，要让大家去想嘛。如果一定要答复，虽然抗战胜利的客观条件存在，如不发挥主观精神，就会沉沦下去。最重要的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当然要人民支持，人民还是决定浮沉的。”
一位记者问：“叶总谈离开广东十年的感想，似乎未讲出真情。叶总是‘前度刘郎’就有许多感触才是。”
叶剑英站起来，复述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遇赦回京重游玄都观时写“前度刘郎今又来”这首诗的故事，然后，严肃地对大家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此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不去考虑大局，不搞好全民团结，不努力去争取抗战胜利，而像一些旧诗人那样计较个人恩怨得失，那就不配做炎黄子孙！”
记者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叶剑英热心又耐心地作了回答。
当时敌情很紧张，中午忽然传来了紧急警报声，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指挥大家疏散掩蔽。在疏散前，画家郁风拿着当场画好的叶剑英的速写画像请他签名。这幅速写的画像连同叶剑英演讲全文一同刊载在《抗战大学》1938年第一卷第8期上。演讲一文还由统一出版社出了单行本，这个单行本就是用郁风为叶剑英画的速写画像作封面的。
著名广雅中学校长、民主爱国人士黄慎之先生听说叶剑英到了广州，特意邀请他乘船至顺德碧江，看望广雅中学师生们。广雅中学原在广州，因避空袭转移到农村。这里风景秀美，环境幽雅，倒是一个办学的好地方。
5月5日，校长黄慎之早早带领教师、同学到码头列队迎候。上午10时，叶剑英与郭沫若夫妇一行下得船来，走向人群，同师生们见面寒暄。然后步入学校“振响楼”，向集合在那里的广雅中学全体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全校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
叶剑英用纯熟的客家话从分析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转入正题，精辟地阐述抗战基本条件，最后，谈到中国抗战的前途，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中国的前途，正如大海茫茫，今天中国的命运，正处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我们不得到自由，就是在这波涛中沉没。但是，这个命运是由我们去决定的。青年的同志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希望各位努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努力前进！”
在日寇大举侵华（6）
叶剑英整整讲了两个小时，在全场听众阵阵的热烈掌声中走下讲台。他又关切地询问学校的情况，才和大家一一握别，缓步走到江边，乘上小火轮，向广州方向驶去。当年听他演讲的青年学生欧舜初激动不已。
从顺德回来，叶剑英不顾旅途劳顿，出席了他在国民党军的故旧和梅县同乡、同学、亲朋好友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他在席间题词署文，诗歌酬答，激励抗战斗志。
《抗战大学》的主编陈华同叶剑英是梅县同乡，对叶剑英素怀敬意。他知道叶剑英住在东山一位老同志的别墅里，便抓紧时间去拜访。陈华一见面便用客家话问候。叶剑英听到梅县口音，倍感亲切，大家无拘无束地谈起来。陈华带了几本《抗战大学》和自己写的几首小诗相赠。叶剑英认真地翻看之后，见到《抗战大学》的封面楣额上有“巩固团结、统一战线”的文句，便说：“应以此为宗旨，我们应牢牢地掌握这一方针为办刊物的目标。”接着问：“现在刊物出多少？”“暂出六千，下期准备出八千。”叶剑英嘱咐：“要积极做好发行工作，争取发行到一万。”
陈华谈到“《抗战大学》正筹备出版红五月专刊，并请叶总题词”。叶剑英略想了一下说：“出红五月专刊很重要，五月从头到尾都是红的，‘五一’、‘五四’还有‘五卅’等可歌可泣的战斗纪念日，这一专刊要出好。”随即挥笔写了“民族解放的血花”七个刚劲挺秀的字，并签了名。这个题词刊载于《抗战大学》1938年5月6日出版的《红五月专刊》上。
叶剑英题了词后便问：“杂志立案了吗？”“已申请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准。”“对，要光明正大，要取得合法地位，不要偷偷摸摸。”叶剑英说罢，仔细地看《抗战大学》的封面，对黄新波画的那幅狠揍日寇的封面连声赞好，并说以后要多用这类的画作封面。
陈华郑重地把叶剑英的题词接过来放在活页本里，叶剑英看见陈华的本子里还夹有王明的“读抗战大学，大学抗战”的题词，颇有感想地对陈华说：“不要尽叫我们这些人题词，也要请国民党的党、政、军的要人和社会贤达题词。”
陈华领会到叶剑英的意思是不要着眼于小圈子，要扩大影响，使《抗战大学》发挥更大的统战作用。于是先后请国民党在广东的要人题词。这些题词先后刊载于《抗战大学》上，它们体现了团结、抗战、进步的精神，对《抗战大学》的扩大发行和抗战救国的宣传起了积极的作用。
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曾其清（叶同乡，云南讲武堂同学）设宴招待叶剑英，并邀《抗战大学》主编陈华和他的女朋友廖琼（中山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作陪。曾其清请来嘉应菜馆的名厨做菜，别有风味。开席不久，青年诗人蒲风到来。曾其清请蒲风入席，共同畅饮。蒲风带来他出版的一批诗作，于是话题很自然地转到诗歌上面来。叶剑英对蒲风说：“看样子你还未到三十岁，就这么丰收，真不简单。”“请叶总多多指教。”叶剑英说：“我看写诗著文，不光要求数量，更需要注意质量。现在为抗战工作忙，要节省时间和纸张。”大家点头称是。
谈话深入到诗歌创作上来。叶剑英问：“听说你们中有人不主张诗歌中旧瓶装新酒，要把旧瓶子摔掉，是吗？”
蒲风答：“是有这样主张的人，但不是所有诗坛的人都是这样。我认为可以模仿旧形式，用民歌时调进行宣传和锻炼自己。但从方向上讲，我们主张发展新诗歌，旧诗歌框框太多，太呆板，不易学，不易懂。”
叶剑英表示了自己的观点：“我看旧瓶子不能丢，至少在目前不能丢。新瓶旧瓶可以并用嘛。比如演戏，不光要演白话戏，也可以演客家外江戏、粤剧、潮州剧，不光要演《三娘教子》，也可演《子教三娘》。还有不少群众欢迎旧的，为什么不可新旧并存呢？鲁迅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写得多么好啊，旧瓶装新酒，装得好会又香又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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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寇大举侵华（7）
蒲风将已出版的一批诗作送给叶剑英，叶剑英选了《茫茫夜》《儿童赤卫队》和《明信片诗》三种，并说：“明信片诗短小精干，很适合战时的实际，战时要有倚马可待的诗文。你们摇笔杆子的，应多在这方面努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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