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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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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方针。会后，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制造借口，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因为叶剑英支持毛泽东的路线和主张，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与刘伯承对调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同毛泽东一起回到后方，途中两人边走边谈，抒发心中不平之气。
红军学校始创于1931年秋，建校之初，毛泽东曾说过：新旧军阀都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国民党办了个“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一定要把红校办成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中革军委先后任命肖劲光、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选派左权、欧阳钦、黄火青、伍修权、吴亮平、郭化若等担任学校的各级领导和军政教员，经过前二任校领导和全体教员们的艰苦创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已办过三期的红校初具规模。
叶剑英到红军学校，了解情况后，适应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首先扩大学校规模，提高教育质量。第四期招生2110人（比第三期多一倍以上）。他根据黄埔军校和苏联劳动大学的经验，在办校中发扬古田会议精神，抵制“左”倾路线的干扰，继续贯彻毛泽东倡导的从实际需要出发的训练方针。组织红军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员，学习红军的战略思想和战术观点，还定期组织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如何开展游击战”等，以提高教员的政治、军事理论水平。叶剑英提倡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知识，注意总结红军建设和作战经验。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指导操练，现场示范，深受学员欢迎。在教学中，叶剑英注重改进教学方法，主张直观现象教学，少讲多练，组织实战性的野外实习，解决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使学员学到了真本领，提高了教学质量。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
在红军和红校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叶剑英非常关心部属和学员，与大家和睦相处，亲如手足。他像师长对小学生那样，手把手地教秘书处理文电，看书学习。他看到身边同志病了，亲自找医生治疗，督促用药。有一次何长工发疟疾，叶剑英搞到狗肉，给他驱寒，他不吃狗肉。当时药不好买。叶剑英说：“长工，你这个病我给你吃点腊肉补一补就好了。”他自做的腊肉味道很好，又补血，何吃了几次果然好了。叶剑英不但对红校的校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关心备至，体贴入微，还尽最大努力保护遭受“左”倾路线打击的郭化若等许多好同志。
为了彻底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央苏区划分为东北、东南和赣江三个战区。各区设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该区内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作战行动。1932年11月10日，叶剑英又受命兼任东南战区的总指挥兼政委。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挑起两副重担：在领导红校教育训练的同时，指挥东南战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反击敌人的“围剿”。11月中旬，叶剑英亲赴闽西，与福建军区纵队研究迎击敌人“围剿”的战略部署，决定在闽西、赣南广泛建立有武装、有阵地、有群众的红色据点，争取把漳坪、永安、建宁、泰宁等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还决定，抽调部分工农干部骨干，经过军区训练后，派往白区，加强白区游击队和白军中士兵工作。他根据军委部署，指挥东南战区军民，积极开展袭敌、扰敌活动，向进犯清流、连城、龙岩之敌发起进攻，给敌以沉重打击。叶剑英率部在东南前线开展防御作战并在兵员、物力等方面积极支援主力红军，对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敌人的“围剿”固然对中央根据地是个极大的威胁，但是更大的困难和危机却来自革命内部。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等先后到达瑞金。其后，共产国际派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李德亦到达中央苏区，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领导权。
蒋介石从1933年5月开始，又调集五十万兵力，策划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9月25日，蒋介石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头作战之机，组织兵力大举进攻，直逼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在根据地外战胜敌人，多次下令构筑防御工事，“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阵地防御。当时兼任建宁警备区、闽赣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虽然对此有不同意见，但囿于组织纪律，也只好奉命组织闽赣军区和建宁警备区所属单位，构筑防御工事，建设作战基地。他召开作战会议，领导各部队积极扩大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部署红军主力肃清建宁、安远、梅口三区内的地主武装大刀会、保卫团等，打通建宁通往宁化的道路，保障兵站、医院的交通安全。他夜以继日，调动各方面力量，指挥战斗。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努力，建宁、安远、均口、依口、官仓、梅口、鱼潭等地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并进行了分田活动。作为战区司令员的叶剑英，不仅负责前线指挥，还要照顾后方供应。他发动群众筹粮，在北线存米520多担，谷1170担，南线存粮5200多担，保障了主力红军的粮食供应。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叶剑英还组织福建军区野战司令部，领导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坚壁清野，断桥断路，骚扰敌人。根据毛泽东、朱德总结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作战方针，他指挥部队声东击西，吃掉敌人。一次，敌军拼凑了一个军的兵力向我福建军区的前沿阵地龙燕镇一带和扁山要地进犯。当时，红军只有一个师守卫在龙燕镇一带，一个团守卫在扁山。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叶剑英为保存有生力量，命令部队暂时放弃龙燕镇和扁山，有计划地往福建的长汀方向退却。他直接指挥一部分红军部队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采取“麻雀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里兜圈子，伏击并全歼了敌军一个营，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战士高兴地编了一个顺口溜，唱道：“叶司令员指挥强，伏击圈子打豺狼，别看敌人凶又狂，打得它叫爹又喊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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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5）
叶剑英在指挥部队转战过程中，十分重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对身负重伤的指战员，只要他看到，都要亲自察看伤情，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要积极抢救。有时自己带队负责阻击敌人，退却在后，掩护伤病员转移。他经常###队说：在收容伤员时一定要仔细，不能粗心大意。每个红军战士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都要设法抢救，多救出一个红军战士，就为革命多增加一份战斗力量，要爱护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呀！
闽西地区，地形复杂，山高路险。叶剑英带领福建军区前线指挥所，一口气走了95华里的山路，转移到汀川至连城间的凤凰山顶，住在一个破庙里，指挥部队侦察连城一带敌军活动情况，监视和袭扰敌军。当时，红军被敌人严密封锁，几乎天天都要打仗，生活非常艰苦，缺粮少盐。粮食每人每天定量六两（十六两秤），用小草袋蒸饭，每人每餐分一小袋饭。没有盐吃，就到山中老房子里去扫硝盐（白土），硝盐同普通盐味道不一样，苦得令人难以下咽。没有医药，战士们害了疟疾、痢疾，也只能每天喝一点稀饭，硬撑着。叶剑英同大家同甘共苦，白天指挥打仗，夜里还要起来亲自查哨，照看伤病员。有时他把自己分到的一小袋饭和白薯干留下来给伤病员吃。警卫员胡绍明行军中了暑，病得很厉害，叶剑英好不容易才搞到一点土药给他吃，并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胡绍明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感动地说：“叶司令待我们像亲兄弟一样，我有病照顾不了他，他反倒照顾我，那一次如果没有他细心照料，我恐怕早躺在凤凰山上了！”
不久，叶剑英率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发起连城战斗。战斗开始前，叶剑英和师长周建屏、政委黎林一起研究制订了战斗方案和兵力部署，但由于敌情发生变化，侦察不够周密，结果，部队在发起总攻后，遇到事先埋伏好的敌军猛烈阻击。叶剑英正随队前进，一看情况不妙，立即下令部队撤出战斗。对这次战斗失利，叶剑英战后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检讨。但早就对叶剑英怀有成见的李德，借机把他从福建军区调回军委兼管四局等直属机关的工作。叶剑英对于这次“降职”使用并不计较。他任劳任怨，积极工作。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夸奖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力保战友随队转移，变“甩包袱”为“集财富”
1934年5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下遭致失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
当时军委直属队有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些同志看作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这种错误的做法。他亲自调查，找一些同志谈话，分析研究，认为多数同志是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拥护毛泽东的好干部，少数人犯过错误，性质也不严重；有些人则是编余干部，根本没有“错误”。他感到，这些革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决不能当成“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因此，他冒着自己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当国家保卫局长邓发，拿着一份要“处理”的干部名单给他看时，他便提出了不同看法。那名单上有五六十名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叶剑英看后当即问他这是谁决定的？邓发回答，是中央讨论定下来的。叶剑英说，人命关天，不论谁定的，也要有根有据，符合事实，不能无法无天，坚决反对杀人。他对了解的干部，逐个谈了自己的意见，极力加以保护。他看到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被划入枪毙的一类，叶剑英激动地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的有用之才；况且他参加宁都起义有功，工作很有成绩，又是个好人，怎能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便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就这样他暗中保护了许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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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6）
后来，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叶剑英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再次明确提出保护干部的意见和安排干部的方案：把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已被撤销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个军团中去补充干部缺额；另外组编成一个直属军委的干部团，调公略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仍属随营学校性质，以保留战斗骨干。同时，建议将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工作，另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行动。朱德、周恩来采纳他的建议，经过军委讨论批准，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包括肖劲光、郭化若等同志都被保护下来。这些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被恢复了名誉并分配了工作，成了党的宝贵财富。他们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
这样，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并不服气，对于反对他们主张的干部继续采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办法，进行打击迫害。叶剑英遭到李德歧视，自身难保，对一些被硬行留下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他后来沉痛回忆说：“李德那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长征时很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
刘伯坚是叶剑英要好的老战友。早在1926年，他和邓小平、刘志丹等先后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深得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等将领的信赖。1931年在中央苏区参与策划组织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功勋卓著。长征突围前，“左”倾错误领导者翻他的老账，无非是因为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反对过王明宗派集团，因此，刘伯坚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工作。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亲临架桥工地，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他见到叶剑英，特意把酒饯别，倾诉衷肠。两位老战友恋恋不舍，心情十分沉痛。刘伯坚望着滚滚东流水，对叶剑英说：“大队人马向西转移了，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你还是想法反映反映，让我跟着走吧！”其实叶剑英曾几次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过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左”倾领导者却说刘伯坚“婆婆妈妈的”，没有什么用，就是不同意他参加长征。叶剑英欲语还休，只好互道珍重，洒泪而别。后来，刘伯坚在赣南的一次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牺牲前，曾在狱中留下《带镣行》的著名诗篇。解放后，叶剑英为怀念刘伯坚烈士，曾赋诗一首：“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诗中引用战国时期高渐离到易水河边送好友荆轲的历史典故，追记当年刘伯坚在于都河畔、黎板桥头，热情相送，依依惜别的情景，赞喻刘伯坚及其战友的高大形象，令人感叹不已。这也是叶剑英对“左”倾错误领导者深恶痛绝的一首激愤诗篇。
临危不惧，在紧急时刻救护中央领导和机关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上指挥上实行冒险主义、保守主义的结果发展成为逃跑主义。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率领中央红军四个军团及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共八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叶剑英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一纵队，又称“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由军委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及顾问李德随其行动。
叶剑英后来又以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身份主持红军总司令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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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7）
在连续突围行军作战中，他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行进到湖南和广西交界的西延山区。山势陡峭，道路崎岖。下山后，涉过一条小河，好容易来到一片开阔地。就在这时，敌机突然飞来。叶剑英命令部队迅速散开，在路边隐蔽。敌机越飞越低。突然向部队俯冲投弹。随着一颗炸弹“轰”地一声爆炸，叶剑英腿部受伤摔倒在地。警卫员范希贤见状，马上奔上来扶他，叶剑英自己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去，鲜血从裤子下不断流出。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闻讯赶来，把叶剑英扶上担架，抬到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时，伤口还不停地流血。医生检查，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了右腿靠近臀部的地方，约有好几厘米深。但他仍然坚强忍住，说：“没关系，不要紧。”医生赶快对伤口做了简单包扎，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弹片无法取出，只好留在体内了。叶剑英不大在乎，坐着担架，继续上路。警卫员把棉大衣给他盖在身上，才发现大衣被炸了许多窟窿。原来，炸弹爆炸时，叶剑英正用右手拎着大衣。如果不是这件棉大衣护着，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呢！叶剑英每谈起这次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就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
叶剑英对待自己负伤不大在意，但对别人却非常关心，使许多同志感受到温暖。他从担架上爬下来，带伤走路，坚持工作，劳累过度，又加上营养不良，身体消瘦，吐了几次血，但坚持行军，还经常把自己的乘马让给伤病员骑。参谋孔石泉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脚负了伤，走路困难。叶剑英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几十年后，孔石泉回忆起这件事，仍很动情地说：“叶司令员很关心我，如果没有他的那匹马，我也许走不出少数民族地区了！”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部队进行整编，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确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指挥行军作战。
红军继续前进。1935年1月9日，党中央、中央军委随部队进入遵义城。接着，1月中旬，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当时中央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理紧急军务。他拖着带伤的身体，不舍昼夜地工作，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当他得知遵义会议的结果时，十分高兴。他衷心拥护会议的正确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连夜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在遵义附近，与敌人兜圈子。一天，中央机关行军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来一股敌军，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敌射击圈内，情况非常危急。中央机关人员只好躲进一条深水沟里。过了一会儿，敌军吹起冲锋号，冲下山来，高喊：“活捉朱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发现情况，当即下令：“通信排跟我来！”亲自带领一个排迅速冲上南面的高山，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敌人还击。敌军遭到阻击，摸不清底细，不敢再往下冲，退去。中央机关转危为安。事后大家说：“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我们就要吃枪子了！”
1935年2月28日，在第二次占领遵义的老城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叶剑英在危难之际奉中央之命前往三军团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指挥三军团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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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8）
3月上旬，中革军委在打鼓新场附近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委员以及一、三军团负责人、纵队司令员、政委等。三军团参谋长叶剑英和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就在会议紧张进行时，敌机突然袭来。出席会议人员没有做防空准备，一时忙乱起来。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中央领导人，他眼疾手快，拉着毛泽东的手，急忙跑出屋子，向山沟里奔去，看到山脚下有块密密的茅草地，两人便隐蔽起来，直到敌机飞走后，才回到原地继续开会。
叶剑英在长征中危急时刻两次救护中央领袖的故事，一时流传开来。
艰苦卓绝，爬雪山过草地勇当开路先锋
遵义会议后，叶剑英在中央军事指挥三人小组和彭德怀、###的领导下，制定三军团的作战计划，指挥部队乘夜经潭厂、两路口攻占仁怀、大村等地，在二郎滩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趋贵阳。
部队翻山越岭，来到金沙江畔，已是夜晚，准备宿营。收报员突然送来先头部队的电报说，行军前方有一座桥被水冲断了，需要连夜架修。这时大家经过一天的行军，人困马乏，已经很疲劳，叶剑英不顾自己带伤走路，周身酸痛，连夜召集李天佑、孙毅等司令部的几位科长碰头，商讨办法，并要亲自带工兵连去赶修。几位科长看到他身体虚弱，坚决不让他去，经过研究，由孙毅带工兵连，走了几十里路，在河边奋战一夜，完成了架桥任务。
彭德怀、###和叶剑英率领三军团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后，乘胜继续北进。经过人迹罕至、野兽成群的深山老林，指挥部队击溃四川军阀杨森所部6个旅的堵截，于6月初占领了天全、芦山、宝兴，为后续部队扫清了道路，迅速赶到夹金山脚下。
夹金山位于四川宝兴西北地区，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高耸入云，气候寒冷，山顶积雪终年不化。红军指战员一路转战来到四川，每人只有一套单衣，粮草不济，空气稀薄，真可谓“饥寒交迫”。叶剑英找大家商量，布置部队准备些生姜、大蒜、大葱、辣椒，以备上山时咀嚼压寒。他规定翻雪山时，一要缓行，二要少说话，三要坚持站立，不能坐下来休息。叶剑英拄着拐棍，口里含着姜片，与警卫员范希贤一起向山上攀登。雪山上的气候，变幻莫测，刚才还是阳光灿烂，一忽儿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暴风夹着雪花袭来，痛似刀割。大家用手捂着脸，踉踉跄跄，艰难地行进。稍不小心，掉进雪崖下，就永远也爬不起来了。叶剑英和战士一样穿着单薄的军装，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但他仍然左扶右挽，同战士们一起前进。好不容易爬到山顶，远远看见有几个人坐在那里烤火，走近一看，都已冻僵牺牲了。他和同志们默默地摘下军帽，含着热泪，同这些战友诀别。
爬过雪山，部队断粮，只好靠野菜充饥。有时野菜也吃不上，只好吃草根、树皮。为了走出困境，叶剑英率三军团教导营与藏民联系买粮。但沿途藏民多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都藏匿起来，不肯卖粮给红军。他###队要爱护少数民族兄弟，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他带头执行政策，遵守纪律，要大家宁肯饿着肚子，也不准随意侵扰藏族同胞。有的藏民受反动宣传的影响，拿起大刀长矛对付红军。叶剑英告诫部队，绝对不准还击，不准开枪！由于部队较好地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许多藏民很受感动，积极动员躲在山上的群众陆续回家，纷纷把余粮卖给部队，甚至乐于为红军带路。
更可贵的是，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在与“左”倾错误斗争中，叶剑英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非常关心和爱护毛泽东。毛泽东有事爱同叶商量。那时没有图书馆，都是个人带几本书在身边，叶剑英在战争环境里一直带着不少书籍。毛泽东研究孙子兵法等需引证典故，叶剑英知道了，主动向毛泽东提供书籍和资料，解决燃眉之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9）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于1936年6月中旬，在川西北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军十万人举行会师庆祝大会，大家欢欣鼓舞，对前途充满希望和信心。
更令人鼓舞的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有利形势，提出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是这时党内又出现了一股逆流。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众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主张红军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分歧日益明显。为了求得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新的战略方针；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决定》有针对性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的主要危险。”会上经过讨论，张国焘勉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中革军委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回到理县后，立即变了卦，他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其追随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竟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6月2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决定把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让给张国焘。张国焘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的毛儿盖前进。
在这期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与张国焘的态度相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从大局出发，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张国焘也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去四方面军。其用意何在？了解内情的耿飚曾一语道破：“张国焘这样做，一个卑鄙的目的，就是企图削弱中央的领导力量。”
为了进一步解决组织问题，党中央7月下旬在黑水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芦花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并应四方面军领导要求，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
叶剑英即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告别，几位领导人同他作了恳切谈话，随后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李荣、吕继熙（吕黎平）、陈茂生等10余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从黑水出发，去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从黑水到毛儿盖，中间要翻越海拔4500米的大鼓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雪山。那时虽是7月炎夏，山下骄阳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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