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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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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件事情上，说明了中山先生为了革命事业，丝毫不顾及个人生死的英勇精神。”
第八旅从进军福建，攻克水口，转战潮梅，大战言岭关，到解围博罗，克服泰美，一直到最后固守石滩，变逆境为顺境，化险为夷，连战皆捷。这与参谋长叶剑英出谋划策、辅助张民达正确指挥是分不开的。1924年3月10日，孙中山特意召见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及其他各部军官加以训勉，表彰张民达、叶剑英的第八旅是“真正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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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叛变革命（1）
三 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的危急时刻，叶剑英作出重大抉择：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彻底决裂，积极策应南昌起义，参加领导广州起义
人生贵有胸中竹，
经得艰难考验时。
在北伐军基本上消灭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势力，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1926年12月，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密商，准备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一带时发动政变，公开###。
中国上空阴云密布，一场充满血腥与罪恶的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迎着反革命风暴，向蒋介石反戈一击
1927年4月12日凌晨一时。
屠夫蒋介石酝酿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的枪声终于在上海打响。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的政治风云骤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当时，青年革命将领叶剑英得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回忆说：
“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个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经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叶剑英在新编二师，与左派军官和几位知心朋友商量，决定逆流而上，打出革命的旗帜，反戈一击。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反蒋”的电文，然后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当众宣读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表示“至诚拥护中央反对蒋介石”，通电全国。
师长叶剑英的反蒋电文，在当时的军政界引起轩然大波。
陈可钰（原第四军副军长）看到叶剑英的反蒋电文，立即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不信，陈第二次又去报告：“叶师长真的反对我们！”蒋还是将信将疑。在他心目中，叶剑英是讲交情的人，不会反对他。那份电文即使真是叶剑英发的，也是共产党背后捣鬼。他交代侍从室查问明白。
通电反蒋之后，吉安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激烈反对叶剑英，并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同魏燮元等左派军官紧急秘密磋商，决定稳住全师官兵，迅速派出可靠人员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向北进发，投靠武汉革命政府。
队伍开拔之前，左派军官和叶剑英商定借给师座祝贺生日和一位军官结婚的名义，在师部驻地学校的后花园，摆酒###，联络感情，交换情报，议论军机。
宴会后，大家留影纪念。叶剑英当“导演”给大家拍照，有两张珍贵照片被一位同志秘密珍藏，后交中央革命博物馆，保存至今。
数日后，叶剑英一行化装秘密起程北上。
叶剑英走后，二师左派军官在城内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庆祝大会。群情激昂，气势很盛。但是右派军官组织暴徒突然向群众开枪，进行反扑。不久，朱培德派杨竹轩、杨如轩两个师包围暴动的新编二师，将其缴械改编。
蒋介石得知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大为恼火，立即让下属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呈文，昭示叶剑英率师阴谋叛党的“罪恶”，随后作出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并予以通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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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叛变革命（2）
蒋介石虽然“开除”了叶剑英，但他一直欣赏并企图拉回这个年轻有为、文武双全的革命将领，据传他曾向亲信交代，抓住共产党有两个人不要杀，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叶剑英。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投入党的怀抱
4月中旬，叶剑英一行，从吉安一路晓行夜宿，经南昌、九江，登临庐山，转道武汉。
当时中国的心脏武汉三镇，武汉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继续推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但是，武汉政府成分不纯，内部矛盾重重。帝国主义分子和蒋介石等封建军阀势力对武汉实行军事压迫和经济封锁，使武汉三镇陷入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危机之中。
在这种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在武汉急于寻找共产党，但党已经转到地下，一时又找不到。进退维谷，迷茫徘徊。最后为了找个落脚点，只好先找到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向他报告了通电反蒋的经过和吉安的现状后，便留在武汉。后来，见到了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张发奎早年也在粤军中工作，同叶剑英是老相识，深知其为人和才干，当即邀他到第四军军部工作。
这时，宁汉分裂后的斗争日趋激化，反革命力量依然强大。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包围着武汉政府。奉系军阀进兵河南，组织对武汉的进攻。
在这种形势下，武汉政府决定与冯玉祥的国民军配合，先打奉军，再打蒋介石。
4月19日，武汉革命政府在武昌东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开始第二次北伐。
叶剑英随第四军参加这次北伐。第四军于5月1日到达驻马店集结，开始进击。叶剑英与副军长黄琪翔、参谋长谢婴白一起参与作战指挥，经过上蔡、拱桥、宋庄、临颍的激烈战斗，于6月1日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于郑州，6月5日进克开封，奉军全部从河南撤出。
不久，第四军回师武汉，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升为总指挥，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形势逆转。宁汉合流趋定，国共合作破裂。叶剑英日益感到，汪精卫靠不住，冯玉祥靠不住，最后连“左派”将领张发奎越来越向右转，也靠不住了。只有共产党真心真意为工农大众谋福利，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一种渴望投入共产党的怀抱的强烈愿望，一种渴求在共产党领导下重新投入火热斗争的激情冲动，使他浑身热血沸腾。但是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靠共产党，要冒很大风险。“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尽管前进道路布满荆棘，但动摇不了他救国救民的初衷。
共产党在哪里？到哪里去找呢？他思来想去，想到了在武汉的同乡李世安。
李世安是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读书 时入党的老党员。曾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同时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在广东梅州时，他和叶剑英多次交往，结下了友谊。其后，他又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工作一段。1927年2月，他离开梅州到上海，找到周恩来后，转移到武汉。公开身份是公安局主任秘书。
叶剑英原来并不知道李世安是共产党员，在武汉两人相遇后，从交谈中隐隐约约知道他是个在党的人。李世安从第四军共产党员柯麟等人那里知道叶剑英在东征、北伐中的进步表现和靠拢党组织的愿望，就借机向他介绍国共两党的现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告诉他有机会可以看到周恩来。叶剑英听了很高兴，知道了许多内情，心里有个谱，约他有时间再多聊一聊。从此以后，他们常常会晤，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因此叶剑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找到李世安。
叶剑英在昏暗的灯光下，向这位可以信赖的朋友，袒露心机，汇报了几年来找党入党走过的曲折道路，说：“现在，我是看得更清楚哪。靠国民党是不行了，只有共产党才可以领导我们革命。如果你相信我，就介绍我加入组织吧！”李世安听了他的倾诉，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愿意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蒋介石叛变革命（3）
这个追求党的战士多么热切希望自己早日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啊！他告别李世安，仿佛看到了一盏明灯，高悬中天，照亮了自己前进的道路，激动不已。
李世安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和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这件事。周恩来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的交往，不假思索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叶剑英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党组织还在继续考验他。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
这一时期，武汉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举起血腥的屠刀，疯狂进行大屠杀，使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全国重新卷起了白色恐怖的风暴。革命的武汉一宿之间变成反革命堡垒。叶剑英则在白色恐怖的高潮中，迎着反革命逆流，投入党的怀抱。
叶剑英从一个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战士，走过了多么漫长的曲折的道路，经受了多少火与血的洗礼的考验啊！
搭救叶、贺脱险，策应南昌起义成功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犹如地下的流火，正在炽热地燃烧着。1927年7月，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正在酝酿举行南昌起义。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一批党员干部云集九江，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也随张发奎的四军南下，进驻九江。
地处长江中游的重镇九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时城里城外驻满了新旧部队。我党能掌握和影响的部队，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都驻在这里。
叶剑英在九江，与叶挺保持秘密联系，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等都有交往，随时将获得的军事情报透露给他们，报告党组织。
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与张发奎等秘密策划，企图蒙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借机夺其兵权，聚歼其所属部队。7月下旬，朱培德向贺龙、叶挺发出邀请。张发奎则命贺、叶部队集结德安待命。军情火急。叶剑英密下庐山，连夜赶到第二十四师驻地找叶挺紧急磋商，决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五、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共商对策。
这一天，风和日丽，水波不兴。甘棠湖上，一群群沙鸥在碧蓝的天空中盘旋。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在湖面上漂荡着。几个“游客”坐在其中，摆出了逍遥自在、游湖赏景的姿态。
叶剑英小声地将他在山上听到敌人密令要调贺军长、叶师长上山的消息告诉了大家。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
“我们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
“我们不能上当。”
。。。。。。
叶剑英听了很高兴，也劝他们不能上山，说上了山就等于湖里的鱼落了网，并表示山上的事，由他来周旋。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大家商定：贺、叶不上庐山；张发奎命令贺、叶部队集中德安，不能照办；部队迅速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即开拔，贺龙的大部队随后跟进。
“小划子”会议结束后，贺、叶部队按预定时间，于26日前后次第转移，沿南浔铁路线，开往南昌。此后，张发奎迭次电催贺、叶上庐山开会，但他二人已到南昌，汪精卫的阴谋未能得逞。
汪精卫并未就此罢休。他偕孙科、张发奎等于7月28日夜离汉口赴九江、上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同时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五、高语罕等人。叶剑英在庐山上得知敌情，便连夜派人下山通知廖乾五等。他们三人迅速离开九江，到南昌参加起义。
蒋介石叛变革命（4）
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力阻不追起义军 亲率教导团南下
南昌起义的成功，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急忙下令调集各路兵马，大兴###之师，妄图把起义军消灭在摇篮里。武汉政府迭次电令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进剿”，“肃清南昌共产党”，将贺龙、叶挺等“叛乱附逆”“一体缉拿”，“务获元凶”。张发奎闻变，亲率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乘火车由九江至马回岭，企图阻止二十五师参加暴动。不料该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已率部起义，正在向南昌开进途中。与张发奎等相遇，将其卫队全部缴械。张发奎和朱晖日狼狈不堪，只好步行返回九江。
张发奎返九江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大发雷霆，指责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解。朱晖日等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听任张发奎追击起义军，其后果不堪设想。他从维护起义军的立场出发，决定陈述利害，力阻不追。
他沉着冷静从分析面临的战局说起，讲出一番道理：“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总理革命义旗，目前正是时机。原来盘踞在广州的陈铭枢虽与李济深对立，但他的部队如今已退回潮汕，广东仍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回广东相助，此时我军便可打起援师义旗，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贺，徒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赶上他们，即使捉获，而我等仍无立足之地，对革命何益？”
张发奎觉得叶剑英对局势的分析颇有道理。而他要尾追，并非出于本心，本来也是想借机南下广东，扩充实力，别有所图。再者，贺、叶参加南昌起义，使他的二方面军损失过半。自知靠尚存的一万余兵力来对付贺、叶的两万多“叛军”，难操胜券。因此，他采纳叶剑英的意见，公开表示放弃尾追贺、叶的计划。
张发奎怕有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兵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直到8月5日，才电告武汉政府，谓“奉令追剿，已经星夜分途出发，现先头部队将抵南昌”。实际上，追抵南昌后，又拖延时日，待贺、叶部队进兵临川、宜黄时，才派兵追赶。后来张的“追兵”，与起义军又“嗣忽分途”，改向南雄，出现一种奇妙的“追而又舍”的局面。其实，这正是叶剑英向张献计的结果。这样，就使南昌起义军摆脱了一部追兵，从而迅速打开南进通路，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
当时革命武装中有一支由武汉中央军校改名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有一百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全团编成三个营，炮、工、辎重、警卫各一连，以及一个女生队。军校女生大队三百多名同学在改编时，被迫遣散，但是有三十几个人坚持不走，被编入教导团。全团的教育、行政，均由中国国民党部领导，而这个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所掌握。团党部执行委员和各连（队）党部执行委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
南昌起义后的8月4日，教导团师生乘船队抵达九江。此时，团长谢婴白不想兼该团团长，叶剑英便“毛遂自荐”，请示张发奎，后来正式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
不久，叶剑英率教导团随四军进抵南昌。
8月中旬，第四军冒暑南进。
叶剑英又率领教导团沿着赣江到珠江的路线，开始了千里跋涉。
这支队伍出发前，由于叶剑英亲手制定了规章制度，一路之上，井然有序，纪律严明。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学员们总是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与民为善，受到群众爱戴。
教导团经过吉安、万安小驻，于9月中旬，到达赣州，进行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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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叛变革命（5）
这时，叶剑英一度因公离开赣州。就在此期间，教导团中的“工农革命同志会”因研究讨论“南昌起义的意义”问题，被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告密，再次被缴械。
叶剑英回来后，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出面交涉，向第四军军长黄琪翔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看法：教导团已几经整肃，是可靠的，决无暴动之举。此次事件纯属坏分子诬告，这是有预谋的，妄图搞垮教导团，如果轻信谣言，同意收缴教导团的枪支，岂不分裂四军，危害革命，中了坏人的奸计？黄琪翔听了叶剑英的话，又将枪支发还教导团，但每支枪只配给五发子弹。
教导团告别赣州，向西南方向挺进。
不久，进驻广东南雄。这里土匪成窝。叶剑英又抓紧政治整训和军事操练，提高全团的战斗力。
当全团还在南雄休整操练时，传来了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遭受挫折的消息，一些学员心情沉重，又产生了消极情绪，对革命失去信心。叶剑英又向他们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起义军开始总是弱小的，但可以由弱变强，最后取得胜利，鼓励大家继续南下。
在教导团千里行军中，叶剑英既当领导人，又当保护人，既抓思想，又抓训练，把行军路变成了大课堂，为党精心培育这支武装力量。叶剑英一手带出来的第四军教导团后来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军。他回忆教导团成长壮大的艰险历程说：“教导团是很好的队伍。到海陆丰，一个兵就是一个兵，如果调到湖南，一个兵可以当一个连长。后来到江西时，毛主席知道教导团的情况后说，呀！可惜了，一千多人，到这里来就好了。”
不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 要到“敌人心脏里暴动”
正在教导团南下行军的途中，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长的叶剑英，正在率领教导团南下行军途中。一直到会议结束，他和教导团的党员同志仍在边远的崎岖山路上艰苦行军，未能听到正式传达，只是听到一些传闻。过一段时间才听到会议号召武装暴动的确切消息。
关于如何暴动，这里要回头补叙一下叶剑英在教导团的一段经历。
那是8月下旬，叶剑英利用队伍在吉安小驻的机会，对前一段的行军进行检查总结。
在总结会上，叶剑英向全团师生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失败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但是革命者并没有被他们杀绝，而是埋葬了同志们的尸体，又站起来了，走出来了。”接着，他讲道：“同学们，我们决不屈服，决不灰心丧气，要继续战斗下去！但是到哪里去呢？目的地就是广州。我们要到那里立住脚跟，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准备第二次北伐，打倒新旧军阀，建立新中国！”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打回广州，再次北伐，建立新中国。这个革命思想，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在叶剑英的脑海里萦回，并且默默地为实现它而奋斗着。今天，他第一次向全团师生宣布了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拥护，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心。
在南行的路上，叶剑英向大家反复讲解这次南下广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但是，怎样去战斗，到哪里去战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存在着分歧。队伍进驻万安，在这个水乡小镇上，团党部开会发生了一场争论。团党部书记唐维和王侃予、李仁一等开会，邀请叶剑英列席。这是他第一次在教导团参加党的会议。会议在一所隐蔽的小屋里紧张地进行着。当讲到举行暴动问题时，王侃予和李仁一都提出在万安就地暴动，唐维不赞成。党部就要作出决议，唐维以询问的眼光看着叶剑英。
蒋介石叛变革命（6）
要不要在万安暴动？眼前摆着这个难题。叶剑英明明白白不同意，但想到自己是个###员，又不是委员，面临着三对一的少数，不便于骤然否定多数的意见，于是以探询的口气问道：“暴动可以，但暴动后怎么办？”
“二十六师有两条船的枪支弹药在这附近，我们劫了，再去找贺龙、叶挺！”三个人十分有把握地回答。
“可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两位起义将领在哪里呀！”叶剑英这时正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不是不主张暴动，问题是在哪里暴动，什么时机暴动。我的意见是暂时不在这里暴动，等打到广州再暴动。”
接着，他先摆开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分析在万安暴动的不利条件和到广州暴动的有利条件，认为目前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联系不上，在这里暴动孤立无援，没有胜利把握，即或是成功了，搞到一两船枪支，也只能跟着敌人屁股打，南方的敌人反咬一口，北方的敌人卡住脖子，我们就完了；而到广州举行暴动，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里是北伐的策源地，我们党刚刚领导举行过省港大罢工，素有革命传统，群众基础既坚实又雄厚；更重要的，那里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南方港口，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巢，如果在那里暴动成功，就会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震惊中外，给在南京的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还有一点，南昌起义军已先我去广东，我们到了广州可以携起手来，内外策应，胜可以守，败可以走，只要准备充分，指挥若定，成功是有希望的。最后，他坚定地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勇敢的人要大胆地插向广州，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
他的这一番道理，说得精辟透彻，同志们听了以后心悦诚服，放弃了原来要在万安暴动的想法。
“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思想符合当时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组织武装暴动的思路，很快成为教导团南下暴动的战略方针。
为了实现“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战略方针，叶剑英率教导团从万安、赣州到南雄后，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离开教导团，先去广州。
为慎重起见，他先派党员李仁一到广州打听一下情况，等李到那里回了电报以后，才只身前往。临走以前，召开了全团连以上军官会议，要求各营连继续抓紧军政训练，整顿军容风纪，按时早操上课，恢复早晚点名、外出请销假等制度，并指示各伙食单位的经济委员会清算账目，向全体人员公布，改善部队生活，防止贪污行为。他对大家说：“我们团是军官教导团，是培育军事人才的，我们要挑起革命重担，在第四军中处处起表率作用。”
利用敌人矛盾，巧使“调虎离山”计
叶剑英带着党组织的嘱托，只身离开南雄，一路风尘仆仆，于九月底来到广州。
被称为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广州，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发动了“四一五”政变。军阀李济深，不但掌握着军事实权，而且担任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主席和广东省政府主席。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仍然坚持着斗争。特别是“八一”南昌起义消息传来，更加振奋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起义军离开南昌，以破竹之势沿赣江以东地区南下，向广东潮梅进攻，使李济深措手不及，急急忙忙调兵遣将去潮汕增援。广州几乎成为没有防守力量的空城。
此时，窜居香港的张发奎也早已来到广州。他密切注视着南方战局，等待李济深与南昌起义军作战消耗之后，一举消除异己部队，掌握广东政权。
叶剑英就是在张发奎雄心勃勃、欲掌握大权的情况下回到他的身边的。张发奎自然欢迎。但是，却遭到四军一些高级军官如陈可钰、薛岳等人的反对。陈可钰找到张发奎先讲了一通蒋介石如何器重叶剑英，结果叶还反蒋的往事，说：“这个人靠不住，不能叫他留在广州！”
蒋介石叛变革命（7）
张发奎说：“反蒋？！我也反！那时的蒋介石，就应该反！你们不让他回来，我就让他请假，去德国。”
叶剑英来见，张发奎开口就问：“老叶，你回来了，可陈可钰、薛岳都反对，你看怎么办？”
叶剑英试探着说：“送我去外国学习吧！”
张发奎当然不让他走，要他先打个报告，领下留学金再说。叶剑英打了个要求留德的报告，很快就批下万块大洋。他又找到张发奎故意问是否就走，张说：“不要走！你不是早答应我回广州搞根据地吗？我俩一起干，干到一定时候一起走，你先把钱存在银行里！”
其实，叶剑英一心想着党，想着在广州敌人心脏里搞暴动，根本没有准备走。于是他接过张发奎的话，顺水推舟，留了下来，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但从此更加谨言慎行，警惕细心，表面上优哉游哉，实际上却在加紧从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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