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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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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囊恢拢耐碌卣绞だ眩崛】谷照秸淖詈笫だ�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会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严肃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同时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叶剑英在会议发言中用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精神来剖析自己。他说，要“脱裤子”赤裸裸地检查自己，看看自己有无犯过错误的“伤痕”。他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和所做的工作，最后说：“照上述回忆，实在太不够了，工作得不够积极，学习得不够刻苦，因此直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还不是成型的干部。需要今后痛改前非，在工作中学习，向毛主席学习，肃清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他参加高级干部学习班，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和其他有关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对存在于自己头脑和工作中的不足与缺点作了认真系统的检查总结。
在日寇大举侵华（18）
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这个运动本来是要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肃清、争取并改造潜入我党我军中极少数的特务、破坏分子。但运动进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混淆敌我两类矛盾的问题。尤其是后来在延安开展的“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做法，问题更为严重。如何对待“抢救”运动？叶剑英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到“抢救运动”审干的做法不大对头，便直接向党中央负责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延安哪有这么多特务呀？如果这样的话，那延安还能不能存在？这样搞法不行。”此事得罪了极力主张搞“抢救运动”的康生。康生一伙告他的“阴状”，说他右倾，还制造借口，搞逼供信，蓄意迫害他的亲属，曾两次剥夺了他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叶剑英面临新的考验，在此关键时刻，他毫不退让，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和立场，继续向组织反映意见。后来，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见，提出九条方针，强调“调查研究，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纠正了这种极“左”的做法。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军委直属队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抵制“抢救运动”的过火行为。他几次深入到总参二局等单位，贯彻落实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找挨过整的同志一一谈话，弄清问题，纠正错误，使绝大多数同志得到甄别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当时同叶剑英一起工作的伍修权回忆说：“整风运动时，总参成立了由叶剑英同志和胡耀邦、陶铸、舒同与我组织的领导小组，他同大家一起，对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作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后来康生搞起的‘抢救运动’也波及到总参，有的同志因此受了委屈。剑英同志发现问题后，不顾康生的反对，马上向中央和毛主席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确表示不能这样搞，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并采取措施制止了一些错误做法，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进行安慰和赔礼道歉，为他们平反和重新分配工作。所以整风期间总参虽然也受到了康生之流的影响，但与其他单位比起来还是比较稳当的，叶剑英当时保护过的一些同志，历史证明没有一个是有问题的。”事实的确如此，原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的收发员左仲平，曾和叶剑英一起工作过，后来调到定边苟池盐务局当领导。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根据左仲平的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需官这一情况，推测他父亲是国民党“CC”特务，并把他本人打成“特嫌”，将其开除党籍。左仲平多方解释都没有用，被下放到吴起县政府当一名文牍秘书。他多次申诉，毫无结果，非常苦恼。后来，叶剑英知道了这件事，亲自写了一封“左仲平同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的证明信，派人送给吴起县县长。当县长向左仲平宣读叶剑英的信和组织上为他平反而作出的决定时，他感动得当场哭了起来。
外界宣传中共抗日的主张和战绩，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援
敌后抗战胜利，吸引来大批国内外知名人士和新闻、文化工作者到抗战圣地延安来参观访问，叶剑英总参谋长经常受党的委托，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总部，向各方面人士介绍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情况。
1944年3月，英、美等国，尤其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向我提出要求，派英、美、加、澳等国的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我解放区了解我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我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借助我党我军我敌后根据地的强大力量配合他们一起进攻日本，最后战胜德、意、日侵略者。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团到达延安。这个拥有数十人的中外记者团，其中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社的夏南汉神甫，及塔斯社的普金科。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的CC分子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镛、杨家勇（杨家勇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临时以中央社记者名义参加进来的），扫荡报主任谢爽秋，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事新报记者赵炳，国民公报编辑周木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此外，成员中还有属于国民党###的人员，负责检查外国稿件的国民党宣传处长魏景蒙和他的助手陶启湘，管业务工作的张湖生，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还自带了电台。记者团的正副总领队为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记者团路经西安时，秘密安排了一个特务科长化装成一般工作人员混在记者团内搞电台，企图与国民党埋伏在延安的内线取得联系，破坏国共合作，窒息新闻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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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寇大举侵华（19）
当天下午，叶剑英参谋长、###秘书长等设宴为记者团洗尘。10日下午5时，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设宴款待中外记者们。叶剑英参谋长代表朱总司令致欢迎词，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孔昭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然后举行盛大音乐会，演奏了《同盟国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和各种民歌。
随后，叶剑英等陪同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团。6月22日，在王家坪礼堂，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报告。在报告中分敌、伪、友、我四个方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截至1944年3月前抗战七年来的基本情况。宣读了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而献出了生命的国际友人的名单，并对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的许多援助表示感激。报告以有力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派遣军队对我根据地进行攻击、包围、封锁，派遣成千特务进行破坏等恶劣做法，最后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新环境。”为了使外国记者听清这个重要报告，当场分发译成英文的小册子，其中附有说明我八路军、新四军七年来抗敌的成绩、民兵的分布及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情况的图表等材料。
中外记者对叶参谋长的报告反映十分强烈，认为是“第一流的报告”。有的外国评论家说，叶的报告“掷地有声”，是“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中共高层意见于一身的谈话”，是一个高水平的报告。
叶剑英的报告通过中外记者的笔传播到中国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国民党已备感失望的美、英等国家的一些政府要员与高级将领，更加关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强调美国政府必须给###和国军同样多的帮助。
在史迪威将军的首先提议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大力支持下，迅速组成了美军观察组。观察组组长是美国陆军中有名的“中国通”戴维·包瑞德上校，下设四个小组。7月22日下午，观察组第一批人员乘坐的一架美制C47型运输机飞临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接。那天，延安机场刚抢修不久，跑道路面基础不牢。飞机降落时，出了点小故障，叶剑英急忙走上前去察看，关切地问：“飞机坏了没有？”曾长期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的包瑞德上校当即用汉语回答：“伤人乎？莫问马。”叶剑英事后谈起这件事笑道：“此人是一个中国通，想不到他还真有点学问咧！”8月3日上午，叶剑英向观察组全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情况和部队的编制、组织装备等情况，比向中外记者团所介绍的更为详尽，引起对方极大兴趣。包瑞德上校不时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叶剑英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会谈中有问有答，气氛十分融洽。叶剑英谈话结束时，美军观察组成员全体起立，包瑞德上校致辞说：“今天，叶将军所作的报告是很有趣味很有价值的，我们能听到叶将军的报告是很荣幸的。叶将军，你以这样充分的对我们的信任来作报告，我向你保证，对你报告的这些材料，保证以很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之。”时隔二十五年后，包瑞德在他撰写的回忆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中写道：“叶剑英是一个个子较高、英俊精干的人，衣着始终整整齐齐。他是广东客家人，讲话带有广东口音。总的来说，他的介绍是客观的。”
叶剑英同包瑞德等交上了朋友。在正式会谈之余，还特意到包瑞德住地去看望他，同他亲切交谈。双方还在友好气氛中交换了一些情报和军用品。
叶剑英又精心安排他们分几小批赴太行、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观察，历时四个半月，行程3000余公里。1945年6月2日，包瑞德离开延安之后，叶剑英继续由美军毕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等就美军负责在华建立美军通讯网、在延安设立侦察电台、派驻美军联络员等问题进行会谈。观察组于1946年撤离。叶剑英与美军人会谈中表现了原则性的坚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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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寇大举侵华（20）
出席中共“七大”，坚持贯彻党的路线和作风
1941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叶剑英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完全拥护“七大”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同志所作的报告，并且以整风精神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应该承认，我做参谋工作，没有做好，我搞了二十五年，十八年在党内，七年在党外。党的历史是轰轰烈烈……我们今天干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干的是这样的革命。第一，要学会认识敌人、朋友；第二，要学会组织队伍；第三，要学会指挥。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把它编成三句话，认识敌友，组织队伍，指挥作战。这是我最近学会的。党的路线，放手组织群众，也是最近学会的。……这次参加整风学习，我也没有整好，只是有了一股劲，要干，不怕自己胡子长。今天应向大会同志声明，我搞了几十年，没有搞好，还有若干年，我有信心搞好，主要靠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教导，帮助我进步，这是我附带的请求。”他的发言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到会同志的好评。叶剑英身体力行，努力贯彻“七大”提出的路线和三大作风，始终坚持刻苦读书，用理论指导实践，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联系群众的作风。
这时，抗战接近胜利尚未胜利，中国处在“黎明前的黑夜”。蒋介石集团正在积极准备打内战，妄想打败日本后，仍然继续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继续###反人民，保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和分裂贫穷的状态。
中共敌后根据地受到蒋介石集团和军队的围困和封锁，经济相当困难。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叶剑英非常关心群众的生活。他自己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和旧大衣，把新大衣送给别人；把别人送给他补养身体的药品送给体弱生病的同志和生了孩子的女同志。军委机要秘书张明的爱人生孩子，身体虚弱，没有奶水，孩子整天饿得哇哇叫。叶剑英知道了，就把伙房每天分给自己的半磅牛奶送给孩子吃，还亲自去看望，并把自己小孩用的小床送去。总参谋部一局局长伍修权调到东北去执行紧急任务，他爱人身体不好，孩子又小，无人照顾。叶剑英对他家属关怀备至。不久，又派人把他的爱人、子女安全送往东北，与伍修权团聚。伍修权夫妇永远记着老首长的亲切关怀，告诉子女要学习叶参座的榜样，做到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叶剑英心里惦记着生病住院的同志，经常去看望，帮助解决困难，实在抽不出时间，就亲自写信问候。对于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困难的同志，他特意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设法予以帮助。
叶剑英不仅带头在参谋部驻地周围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种菜，而且非常关心在延安附近南泥湾屯垦的三五九旅。他多次亲临视察，指导生产和训练。每次在那里，饭也顾不上吃，就到屯垦地段去视察，和战士们一起劳动，开座谈会，总结生产经验，商量怎样达到生产自给的指标。为了保卫延安，打退胡宗南部队的骚扰和进犯，叶剑英亲自指示预定战地和布防。有一次部队搞野外演习，他来到现场观察指示，要求很严，边看边作笔记。演习结束后，他作现场讲评，鼓励部队既要会生产，又能打仗，要练出杀敌真本领。他讲得很幽默，很有风趣，在场的官兵和美军观察组人员都听得入神，感佩不已。王震将军一直保留着他在练兵场上讲话的照片，深情地说：我是忘不了剑英同志在延安那段岁月，他是一位严师益友，又是一位十分可亲的长者，每次看到他当时的照片，心情都很激动！
叶剑英在抓机关、部队生产，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十分注意调剂精神文化生活。他组织机关的文娱骨干，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没有乐器，自己动手做了一架扬琴。大家在他的带动下，也行动起来。有的制作了羊皮小鼓、马头胡琴等各式各样的乐器，经常组织演出。他和文娱骨干常组织舞会，特意请从莫斯科回来的女同志教那些日夜伏案工作的干部跳舞。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普通干部，工作之余，翩翩起舞，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同志间的了解和感情。美军观察组成员也兴致勃勃地参加舞会，还请叶剑英和一些同志参加“鸡尾酒会”，有人感到自己是“土八路开洋荤”，叶剑英说“土！怕什么！将来我们也会洋起来的！要显示我们的力量！”延安圣地，笑语欢歌，充满了革命朝气。
在日寇大举侵华（21）
当时延安有一个怀安诗社。叶剑英积极支持和参与诗社的活动。他与诗坛诸老朱德、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人唱和，以诗言志，以诗会友。那时没有条件出诗刊，“怀安”诸老写诗，自备一册，将自己的新作抄上去，送与另一人，另一人添上自己的新作，送与第三人。如是辗转传递，互相唱和，名曰“怀安诗抄”（后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开辟专栏）。
叶剑英特作《寄续范亭司令并呈怀安诸老》诗：
孙陵碧血长青苔，阿斗昏庸事可哀。
剩有残躯效李牧，雁门关外杀敌回。
投身革命将何事，老者安之少者怀。
君独伤时异工部，小戎离黍托诙谐。
董必武读后，特赋诗曰：
季子徐君气谊投，希深君复亦风流。
指挥能事朱司令，慷慨悲歌叶剑侯。
诗中“季子、徐君”指吴老、徐老，“希深、君复”指谢老、林老。
有一次叶剑英见到重庆派驻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说：“请告重庆当局，古人说‘有奶便是娘’，今日无奶也是娘。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枪弹，我们也是要坚决抗战到底的。”续范亭听到这番话很受感动，挥笔写下一首赠叶剑英将军的诗：
十八集团参谋长，有谋有勇且知方。
我与将军交未久，青年食堂共一觞。
酒味虽薄情谊重，满座宾客尽贤良。
慷慨痛陈天下计，兄弟誓死不阋墙。
最后一句酸辛话，今日无奶也是娘。
这首诗传遍延安诗坛，一时成为抗战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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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
九 十年浩劫，党和国家濒临危亡，在此严酷的历史时期，叶剑英逆流而上，挺身而出，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后一举粉碎“四人帮”
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
叶剑英当时身负重任，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处在如此重要的岗位，如何应付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位老革命家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抵制过程。他依靠党和人民，砥柱中流，力挽狂澜，越过一个个暗礁险滩，胜利到达光明的彼岸。
稳定军队，两个“十万人大会”发巨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叶剑英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感到很突然，但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赖，还是想跟上毛泽东的部署，但总是处于一种当时所谓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深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感情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军队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抱定这样坚定的信念：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经过各种严格考验的革命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只要几百万解放军稳住阵脚，天下就不会大乱。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在周恩来支持下，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5月25日，康生授意、策划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就在同一天，向全军发出的《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
5月26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和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会后，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及有关部署报告毛泽东。
6月14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的《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革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
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7月8日，叶剑英又同军委、总政领导同志以总政名义，在《部队文化动态》上加了一个批语，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23所院校中进行。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多次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下发了稳定军队的一系列指示、通知。同时，报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意，派出联络小组出席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由于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文革”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常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十年浩劫（2）
但是，运动的发展是不以叶剑英的意志为转移的。8月7日，中共十一中全会印发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面对这种形势，叶剑英于8月16日、23日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相关档案，要严格控制。
这时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领导机关和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8月底，中央公布了全国各地大、中学生来京串联的决定后，红卫兵运动一发不可收。全军求救电函纷至沓来。为了稳定局势，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于9月3日及时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联的三条指示。
这一系列措施，对维护部队正常秩序，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遭到林彪一伙的强烈反对。林彪、江青等出于乱军夺权的卑鄙目的，对叶剑英等抵制“文革”、稳定全国局势、稳定军队的做法怀恨在心，惟恐天下不乱，多次密谋要搞乱军队，破坏伟大长城，掀起更大的风暴。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于是林彪下令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这就是10月5日发布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说：“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联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批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10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校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上，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宣读了这个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一切单位。由此，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造反派”得到了“令箭”，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到处乱冲乱闯。各级党委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
叶剑英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甚为焦虑。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并报告周恩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院校的革命师生，向他们反映情况，要求他们解答问题，对他们提批评意见等，应该和接待机关商量，根据领导同志的工作情况，安排接待时间、地点，每次谈话或开会的时间不要太长；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压。为了控制由于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5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压了。
在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报告，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亲自出面讲话，抛出了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说：“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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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3）
会议期间，周恩来采取措施，劝阻红卫兵揪斗刘、邓的举动；缓和工作组与学生紧张关系；研究并实行一些政策的具体措施，如限制红卫兵活动范围，宣布红卫兵“无权决定停职反省和罢官”，不要“扣人、抄家、打人、体罚”，保护好档案，等等。
叶剑英在会议期间全力支持周恩来，连续作了7次发言，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反复提出：军队怎么搞？农村搞不搞？小学如何搞？哪些可以办，哪些一时不好办？请大家考虑。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张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靠后期自己整风纠正，总结经验教训。他坚持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他强调指出，不论是社会上抄家，还是对机关干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虑。他的发言得到周恩来的赞同。
但是，林彪、陈伯达无视周恩来、叶剑英等的正确意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工具，向全国印发他们的“报告”和“讲话”，流毒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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