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如此江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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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父母亲属都哭着拜谢，送上绢匹。狄仁杰笑着摇手：“我只是为了帮病人解脱痛苦，并不是要靠这个赚钱的。”转身扬长而去。
　　未成良相，先成良医。不过，这种医术太过夸张，故事也许并不真实。但从此之后，狄仁杰却真正开始了替天下百姓医治苦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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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步坎坷
显庆元年（656），二十七岁的狄仁杰踌躇满志来到长安赶考，和他父亲一样，顺利地明经科考及第。明经科，和进士科一样，是唐代科举的一个科目，类似于今天的文科、理科的区别，考试内容有别，但及第之后都是一样做官。一般人都知道，唐代有句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明经很容易，三十岁考中就算老的；而相对地，进士科很难，五十岁考中，也算年轻的。这是因为进士出身的人一旦做官，以后官途就顺畅了，所以有才之士一般都不屑于明经出身。但这是唐代中后期的情形。事实上，唐朝初年的时候，明经科比进士科更热门，更受重视。因为唐初规定：明经出身的人，名列前茅的，可以获得“从八品下”的散官；而进士出身，名列前茅的，授予“从九品上”的散官。两者相差了三阶呢。所以，狄仁杰选择考明经科，绝对不是“技不如人”而想剑走偏锋的意思。
　　就在此前一年，永徽六年（655）十一月，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也刚踏上她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台阶。说起来，他们俩还是并州老乡呢。不过，权倾天下的武则天并不认识还在底层的狄仁杰，也不可能给他什么帮助。虽然狄仁杰肯定知道这个帝国最风光的人物，但他恐怕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未来会跟这个女人发生密切的关系。
　　春风得意的狄仁杰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但他在之后的十八年里，一直都只在地方为官，没有提升的机会。似乎他也注定要和父亲一样，会终老在一个地方的“闲官”上面。
　　狄仁杰的第一个职位是“汴州判佐”，就是汴州的州级官员。所谓判佐，就是判官，是具体分工处理政务的官员，分别叫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全称是“司功曹参军事”。这些分类，有点类似中央的六部分工。至于狄仁杰做了哪个曹参军事，不可考。
　　狄仁杰满腔热情地开始他的工作，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次沉重打击——被胥吏诬告了一把。虽然不清楚诬告何事，但从狄仁杰后来刚直不阿的性格来看，估计多半是狄仁杰破坏了官场“潜规则”吧。幸运的是，这一状告到了河南黜陟使阎立本这里。
　　阎立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也曾官至宰相，因画名太大，以至于人称“丹青宰相”。不过这个时候，他是个“钦差大臣”。唐朝初年，地方制度是州、县两级，全国有三百多个州，都是中央直辖。而这么庞大的规模，中央的管理实在力不从心。为了弥补管理漏洞，于是中央每隔一二年，就要派朝官分道去各地巡查工作，叫“黜陟使”，类似后来的巡按大人。为什么叫黜陟使呢？因为钦差最主要的工作是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黜，就是黜落；陟，就是升官。这些钦差在巡查之后，要提交报告，根据官员的好坏进行弹劾或推荐，从而使地方官员升官或降职。此次阎立本就是以工部尚书担任河南道的黜陟使，汴州属于河南道，正在巡查范围之内。
　　阎立本亲自审讯，却惊讶地发现狄仁杰是个很杰出的人才！他接见了狄仁杰，大加赞誉：“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回去之后，就大力举荐。于是狄仁杰被调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职位也还是判佐，但汴州为上州，判佐是从七品下，而并州是都督府，判佐为正七品上。等于是升官二阶。
　　对狄仁杰来说，更愉快的是，他回到老家了。因为并州下属县阳曲正是他的故乡。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件让大家深为震动的事情。并州都督府级别高，事务也繁忙，所以配备有两个司法参军，另外一个司法参军叫郑崇质。郑崇质最近心情不佳，因为他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一方面，他的老母抱病在身，正需要他悉心奉养；另一方面，刚好上司给了他一个出差的任务，而且是到“绝域”之地。所谓“绝域”，在唐朝规定中，起码是指万里之遥的地方。危险重重且不说，以当时的交通工具，光时间就得一年两载的。正在老郑“忠孝不能两全”烦恼之际，狄仁杰主动站出来，找到领导——长史兰仁基，要求代替郑崇质出这趟苦差。兰仁基听了以后，除了意外，一则感动，一则惭愧。因为这个时候，他和并州司马（也是上佐）正在闹矛盾，关系很紧张。一比照狄仁杰，实在差距太大了。狄仁杰的崇高人格，照出了自己的渺小。后来兰仁基常常将此事挂在嘴上，感慨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能让自己的上司如此推崇备至，狄仁杰不愧叫“人杰”！
　　此后的狄仁杰具体做过什么官，史无明载。不过肯定还是在地方任职，因为一直到四十七岁他才调到中央。这么长时间的地方官，也不是没有价值的，那就是让他积累了很多具体行政经验，特别是判案的经验。这对他未来的工作非常有帮助，也是使他声名大振的基础。
　　

四、断案如神
可能因为狄仁杰在地方工作出色而勤恳，特别判案方面才能十分突出，终于，到了上元二年（675），他被调到中央，当上了大理丞。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七岁了。巧的是，此前一年，也就是上元元年，刚好是武则天称“天后”，走到了政治的前台。两人的经历惊人地同步。
　　大理丞，品级不高，仅从六品上，但地位重要，负责京师百官的审判断罪，同时也复核全国各地的判案，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的法官兼最高检察院的检察官。狄仁杰这人个性突出，敢想敢做，同时又才能杰出，所谓金子到哪里都会闪光的，所以，他任大理丞一年后就声名大振。
　　话说狄仁杰上任的时候，已经积压的案件非常之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笔不停批，整整奋战了一年，就把积压案件全都清理了，涉案人员达一万七千人之多，而且一个喊冤的都没有。数量又多，质量又好，工作真是没得说。怎么看也应该评个先进工作者啊。所以，年终考核的时候，他的上司——大理卿（大理寺长官）张文瓘（guàn）给了他一个“中上”——唐代官员每年的考核称“考课”，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当时的考核还是很严格的，工作成绩非常出色才能评“中上”，至于“上下”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各个部门的考课结果，还要提交上级审核过。而这一年负责考核的，则是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他一看狄仁杰不过是个刚工作一年的新手，想必不会有什么突出成绩，说不定是走后门、拍马屁的结果吧。于是就很主观地否定了这个少见的“中上”成绩。张文瓘倒是护犊子，他很不服气地提出了异议，并将狄仁杰的工作成绩详细地做了汇报，刘仁轨一看大惊，果然是个好干部啊。他很为自己的失察而内疚，同时也惊异于狄仁杰工作的出色，当即给了他一个很罕见的“上下”。这可是非常罕见的高分啊。这一段插曲，一下子就让狄仁杰在长安的官场出了名。而这，仅仅是个开端。接下来的狄仁杰，一次又一次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终于有一次，狄仁杰让高宗皇帝也记住了他。
　　狄仁杰让皇帝印象深刻的事情，来自一次执法纠纷中，狄仁杰不顾高宗大发脾气而坚持己见，犯颜直谏。当时是仪凤元年（676），左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昭陵（唐太宗的陵墓）中的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立即处死。狄仁杰却上奏说：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这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皇帝盛怒，狄仁杰却神色不变，仍然振振有辞，先是坚持有法必依：“现在依照法律，他俩罪不至死，而陛下坚持要杀，那么法律就无法取信于人，人们会很茫然失措，这样法律就失效了。”同时晓之以理：“现在陛下因为昭陵的一株柏杀了一个大将军，千载之后，人们会怎么评价陛下呢？如果我奉命杀了善才，那才是真正陷陛下于不道啊。”
　　后来高宗终于冷静下来，觉得狄仁杰很对，于是特别下令让史官把这个事件给记录下来，编入国史，以便能流传后世。高宗有意识地强化这个佳话，一来表彰狄仁杰，给大臣们树立一个榜样，二来嘛也顺便提升一下自己，树立一个善于纳谏的皇帝形象。
　　而且，不久高宗就提拔他当了“侍御史”。侍御史是御史台官员，属于监察系统。此官的品级虽不高，从六品下，和大理丞一样，但属于“清望官”——清望官并不都是高官，而是有高有低，最低的有七品官。关键是这些所谓的清望官几乎就是官员体系中的独立系统，而且有高有低的官员体系，构成了一个升官的“快车道”。某个官员一旦做了低品级的清望官，那么未来的升迁将会很快，而且很有希望升到三品以上的高官。因为三品以上的官，都属于清望官。如果不能在早期进入清望官，那你就在官员大部队里慢慢熬吧。
　　高宗虽然将他平级调动，实则将他放入到“重点培养考察对象”中了。有次在狄仁杰奏事之后，高宗跟他开玩笑说：“你可是搭上了权善才这条顺风船了啊。呵呵。”能被皇帝所欣赏，前程还会不远大吗？那自然是顺风顺水了。
　　狄仁杰确实没有辜负高宗，他非常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侍御史，也是负责审讯案件的，只不过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百官。可以说，御史就是官员中的“宪兵”，御史的别称就叫“宪衔”。在任职期间，狄仁杰很不客气地弹劾了高宗的两个宠臣、权臣。一是司农卿韦弘机，此人为高宗修了很多宫殿，都特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马屁没拍成，真够倒霉的。另外左司郎中王本立因为受宠，恃恩用事，也被狄仁杰毫不留情地揭露弹劾，而且狄仁杰对皇帝的说情也一点不买账，最终将他拉下了马。据说是“一时朝廷肃然”。小小的狄仁杰，硬是为朝廷整了一回风。当然，这绝对仰赖高宗的明白和宽容。
　　这时期的狄仁杰，给人的印象就是能力超强，判案如神，同时又铁面无私，这很像后来人们心目中的包公形象。这大概也是狄仁杰后来会成为“神探”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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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造福一方
狄仁杰在当时和后代的老百姓心目中，地位都十分崇高，好评如潮。因为他是真心爱护百姓，为百姓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事，而不是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
　　就是在中央任官的时候，他也不忘对基层百姓的关切。狄仁杰后来做过度支郎中，就是专门负责天下财政支出工作。有一次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在并州），以狄仁杰为“知顿使”——一路先行，为皇帝先行布置好中途食宿的官员。原本安排的路上有个“妒女祠”，这个妒女祠自然祀奉爱妒忌的女神了。据说只要有人穿着好衣服经过，肯定会有风雷之灾。这么神奇的民间传说，估计就是唐朝的时代产物——唐代妒忌的妇女最多也最厉害（有好事的唐人还写过《妒神颂》呢）。为了皇帝的安全，并州的地方长官就征发了数万人，准备另外开一条路。狄仁杰立刻制止说：“天子出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还怕一个区区妒女么？”唐高宗听闻后，赞叹说：“真大丈夫！”为民请命的，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大丈夫。狄仁杰为故乡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事实上，他是官做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无论哪里的老百姓，都是他爱护的子民。
　　垂拱元年（685）开始之后的十多年内，狄仁杰相当繁忙，不断地在中央和地方轮流任职；职位也是忽高忽低，高的时候做宰相，低的时候做县令。
　　685年，武则天刚好太后称制，积极筹备改朝换代，接着是称帝和巩固皇位。所以，这十多年时间内，*可谓波谲云诡，异常险恶，完全是一场政治大运动，社会大动荡。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狄仁杰的起起落落也就很好理解了。事实上，以狄仁杰的脾气个性，他本来很难顺利过关，但为什么他终于安然无恙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任职情况吧。从任职的时间上看，狄仁杰在中央的时间很短，而大多数时间都在地方。也就是说，狄仁杰其实大多数时间远离了政治旋涡中心。我认为，这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幸运，而是背后有一只手在调控着，那是武则天的手。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保护狄仁杰呢？
　　首先，武则天早就赏识狄仁杰。狄仁杰调任中央的时候，武则天已经是大唐的实际管理者，而他的那些精彩成绩，武则天显然都看在眼里。他的步步提升，固然是高宗赏识，但很难说不是武则天的认可。
　　其次，武则天很清楚，这个时期，她的工作重心是搞政治运动。等政权稳固了，工作重心必然要转移，要稳固武周政权，就需要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而狄仁杰这样能治理天下的高手，就可以拿出来重用了。
　　这个分析，也可以解释一个困惑。那就是既然武则天在最后几年，那么赏识和依赖狄仁杰，那早干吗去了呢？又不是头一天才认识。以武则天的识人之明，她肯定是早就心里有数。这个时期，武则天开始大规模使用白色恐怖。特别是酷吏政治，就集中在这段时间。而狄仁杰是个正人君子，刚直不阿。在这种屠刀横飞的时期，很难不误伤到他。她让狄仁杰在地方任职，一来可以躲开是非，二来也为天下百姓多做好事，稳固地方。武则天针对的只是那些官僚阶层，而民为邦本这点，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从某种角度来说，她用狄仁杰，确实用到了要害之处。
　　我们来看看狄仁杰造福一方的经历吧。垂拱元年（685），狄仁杰出任宁州刺史。宁州在今甘肃宁县一带，当时为边疆地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抚和戎夏，人得欢心”。当地人特地为他立碑颂德。唐代有个制度，地方官如果政绩出色，老百姓可以立碑赞颂，这个碑叫“德政碑”。立碑可不是容易的事情，都需要中央严格考察后才批准。当然后期假冒伪劣的也多了。唐前期的立碑比较少，也都货真价实。狄仁杰一生在地方做官很多，这样的碑也遍布全国，在当时也是个罕见的现象。
　　第二年，他再次被巡察的钦差举荐，于是再回朝廷做冬官（工部）侍郎。但很快又被派出巡察地方。接着做过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在经历了一次危机之后，再贬为彭泽县令。
　　虽然狄仁杰一落千丈，被贬为七品县官，但他无暇自怨自艾。因为赴任当年，就遇到大旱无雨。狄仁杰立刻上奏疏，要求朝廷救灾，并免除租赋。而且他救的不止彭泽一县，还包括周边的八个县。朝廷很快答允，于是当地百姓得以渡过灾难。等狄仁杰离任后，彭泽百姓自发给他建造了“生祠”。活着的人能被立祠祭祀，那是罕见的荣誉。而且也要经过中央批准。
　　万岁通天元年（696），河北被契丹入侵，百姓惊扰，朝廷震动。武则天把彭泽令狄仁杰调为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驱赶百姓入城，缮修守具的做法，而是让百姓放归农田，安心生产，同时整顿军备。不久契丹退兵。而这年魏州因为没有错过农时，居然获得了大丰收，使老百姓避免了一次大灾难。当地百姓出于感恩也给他立了生祠。据说魏州百姓每个月初都要去生祠供祭，摆上酒肉。
　　有一次狄仁杰刚好去朝见武则天，居然面有醉色，武则天知道他是不喝酒的，就很奇怪。狄仁杰就说因为百姓祭祀才这样的。武则天派人去查验了之后，方才相信。这个故事很有趣，虽说是编造的，不过也生动地反映了老百姓对狄仁杰的衷心爱戴。
　　不久，狄仁杰再次升任幽州（今北京）都督，安抚战后余生的百姓，恢复生产。
　　在赴任之前，武则天特别赐予他一件龟带紫袍，而且武则天亲手（据说）在上面加了十二个金字：“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她终于要重用狄仁杰了。狄仁杰有了更好的平台，可以为天下所有百姓造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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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移风易俗
狄仁杰在地方上，除了拯救百姓疾苦之外，也很注重移风易俗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最出名的是他在做“江南巡抚使”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件惊人的大事——大毁淫祠。
　　什么是“淫祠”？淫是不必要、多余的意思。所谓淫祠，就是官方不正式认可的祠庙。江南吴楚一带，因为风俗传统特别，有大量的祭祀祠庙，用以崇拜五花八门的人神和鬼怪。基本上都属于淫祠。
　　唐代笔记里记载过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江南有个驿吏，特别能干，把驿站的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新刺史上任时，他请刺史来检查工作。走到一道门前，挂着一个神像，说是“杜康”，原来这是酒库；又来到茶库前，也有神，说是“陆羽”；还有一个库是放酱肉腌菜的，门前也有个神像，说是“蔡伯喈”，刺史大笑，说这个神就不必了。
　　实际上这些祠庙的祭祀浪费是相当惊人的。在狄仁杰看来，鬼神并不能救民于水火，百姓徒然耗费钱财，有害无益。况且狄仁杰本人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奉行者。不久前，狄仁杰就完全不理会妒女祠的传说，为人民消除了一次无谓的徭役。所以，狄仁杰到了江南后，不惧各种阻力，下令将各种淫祠毁去，共计一千七百余所，如项羽、春申君、赵佗、马援等等，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祠，这在崇信鬼神的唐代，实属不易，足见狄仁杰见识超凡。
　　据说在毁项羽祠的时候，大家都畏惧不敢前，说入内者必死。狄仁杰大怒，当即写了一个通告——《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把项羽批评了一顿，责令：“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然后坚决拆毁。狄仁杰此举，比西门豹治邺还要猛。
　　狄仁杰的这个举动，影响非常大，在有识之士中树立了一个典范。唐代就有很多人模仿他，比如李德裕后来也在浙西做过一次大规模禁毁淫祠的活动，韩愈、柳宗元也有类似举动。赞赏他的自然更多，其中最热烈的是明末的王夫之，他甚至说此举“赫然与日月争光者也”（不过这太夸张了点）。当然，这个举动对普通百姓影响更大，这从后来民间盛传狄仁杰不怕鬼的故事可见一斑。有个故事讲狄仁杰去做宁州刺史的时候，刺史的住房是个凶宅，闹鬼，前面已经死了十几个刺史了。小吏让狄仁杰换个别的房子住，被他拒绝。结果好几个晚上都出现诡怪奇异的东西，狄仁杰大怒，破口大骂了一顿，结果很快出来一个人，请狄仁杰帮自己迁葬坟地云云。后来就再也没出现鬼了。这活脱脱是《聊斋志异》的一出场景。不光是狄仁杰不怕鬼，更有甚者，老百姓中还有妖怪怕狄仁杰的故事。说武三思有个家伎叫素娘，色艺双绝。武三思将她隆重推出，大宴群臣。不过狄仁杰有病没来。第二次再宴，狄仁杰来了。结果素娘推三阻四，不敢露脸。后来终于不得不吐露实情，声称自己是花月之妖，因为狄仁杰是“正人”，不敢相见。然后就化为香气消失了。是不是很眼熟？端的是《聊斋》故事。
　　甚至还有一个雷公向狄仁杰求助的故事：代州曾有一株大槐树，有次被雷劈裂开好几丈长的口子，居然将一个雷公夹在了中间，疼得他吼声如雷（雷公的吼声，自然是雷了）。当时狄仁杰刚好在代州，就带着一群宾客随从去观看。快到达时，众人都纷纷惊退，不敢向前。结果只有狄仁杰敢独自前行，靠近大树后问雷公这是怎么回事，雷公说：“因为我要赶跑树里的一个孽龙，但我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姿势不对，降落位置出错，所以被树夹住了，请你救救我。我一定重重地报答。”于是狄仁杰找来木匠把树锯开，雷公才得以解脱。此后，凡有吉凶祸福之事，他都预先向狄仁杰报告。
　　以上这几个故事，从鬼到妖怪，甚至到天神，或是怕狄仁杰，或是要狄仁杰帮忙，虽然流于奇谈怪论，但恰恰充分反映了老百姓心目中的狄仁杰，一身浩然正气，能够克制各种神怪。
　　因为这样的形象，所以后来狄仁杰居然也成了一方百姓的保护神，不断被人供祭——反对淫祠的狄仁杰自己竟也成了一个“淫祠”的主人！狄仁杰地下有知，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七、为民请命
狄仁杰心中装有老百姓，不是一句空话。他曾数次冒着危险，救下了很多老百姓的性命。
　　早在狄仁杰做御史的时候，就曾被派遣出使岐州，安抚当时岐州的逃亡兵士。狄仁杰到了当地，先释放了被抓的几十个人，并给他们粮食，遣返回乡。然后贴出告示，允许自首，既往不咎。效果很好。高宗很高兴，将他的这个做法推行天下，结果当时类似的很多逃亡者都纷纷回来了。可以说，狄仁杰这个宽大处理的安抚模式得到推广，实际上是拯救了很多人。
　　垂拱四年（688），唐朝宗室、豫州刺史李贞起兵反武则天，叛乱很快被平定，之后狄仁杰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处理后事。当时，受株连被捕获的有六七百人关在监狱中，家产被没收的有五千人。司刑使一个劲地逼促行刑。狄仁杰认为李贞及骨干分子都已经战败死亡，而这些人不过是被胁迫无奈参与的，于是冒着危险，上疏武则天，给这些人请命，表章中提到，他反复几次写了后撕毁，撕毁又写，非常矛盾。这说明他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很敏感，这个时期也正是白色恐怖盛行的时候。狄仁杰这么做，实际上是冒了很大危险的。他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地执行命令。可他终于还是勇敢上书了。所谓“仁者必有勇”，狄仁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为流放。
　　这个结果，可以再次证明，武则天实际上是很关注狄仁杰的。事实上，几乎每次狄仁杰的奏章，都被许可。这应该可以视为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这六七百人最后被朝廷发配到丰州（今内蒙古五原一带）充军。当这些九死一生的流徒路过宁州时，宁州父老告诉他们：“是我狄使君救了你们的命呀！”于是双方一起到早先州民所立的“狄公德政碑”下痛哭。押解差役和宁州官吏也十分感动，允许宁州父老的请求，“设斋三日”，招待流徒。因此，后世将“狄公德政碑”又称为“梁公坠泪碑”，并在立碑处建“狄梁公庙”。后来，宋代的范仲淹在这里做官时，曾专门写了狄梁公的碑文，以记述狄仁杰的事迹。而多少年风吹雨打过去后，狄梁公庙至今还在。
　　流人被送走了，但前来平定叛乱的将士们却不容易被打发。将士们倚仗着有功，横行霸道，大肆勒索。此时率军的是宰相张光辅，他不加制止，反而予以纵容。豫州刚刚经历战争，府库空虚。狄仁杰没有理会，张光辅大怒，小小刺史竟敢藐视自己这个宰相兼元帅？狄仁杰针锋相对，毫不退让，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意思是河南叛乱的不过是一个李贞罢了，而你纵容将士勒索，与李贞一样。还怒斥张光辅杀戮降卒，以邀战功，甚至说出“如我有尚方宝剑，我就一剑砍了你，我虽死如归”这样激愤的话语。要知道张光辅身居宰相，位高权重，眼下又手握重兵，新立大功，而且也心狠手辣，实在是个不可得罪的人物。可狄仁杰深深痛恨张光辅乱杀平民，以冒军功，显示忠诚（拿平民的头冒充敌人首级，在古代一些混蛋将领手里是常见现象）的可耻行为。狄仁杰性格刚烈，不畏权贵，这一番话，真是痛快淋漓，掷地有声。在他的凛然正气面前，张光辅居然也就偃旗息鼓，无言以对。
　　不过他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杰出言不逊。武则天暂时将狄仁杰贬到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可笑的是，一年之后，张光辅以不忠的罪名被处死，而狄仁杰则被调任洛州司马，其实是调回中央（因为武则天是以东京洛阳为她的统治中心的）。
　　但这次回去，狄仁杰遇到了一次生死劫难。
　　

八、斗智斗勇
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改朝换代，正式称帝。
　　天授二年（691）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宰相生涯。两人经历，再次契合。
　　武则天起用狄仁杰，实在是因为朝中无人。就在天授元年、二年的这两年，被杀的宰相有七个，还有一个被流放。虽然还有武承嗣、武攸宁等做宰相，不过他们都是政治可靠，能力平庸。狄仁杰是拉来干活的。
　　但是这一时期气氛非常紧张，酷吏政治正是高潮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罗织罪名，株连成风，成片打击。以来俊臣为首的一批酷吏无恶不作、不择手段、胆大包天、凶残无比。他们要打击谁，几乎没有逻辑可言，因为他们只要杀人，就是立功。杀的越是高官，功劳就越大。所以，身为宰相却又刚正不阿的狄仁杰在劫难逃。
　　狄仁杰九月入相，来年三月，来俊臣就告发了一个大案——包括三个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在内的七个高官谋反。眨眼间，这些高官统统被捕入狱。
　　这不是一般的监狱，叫“诏狱”，意思是为皇帝特诏办理的案件而设置的监狱。实际上，诏狱纯粹是酷吏用来折磨人的行刑场。当时号称，“入此狱者，非死不能出”。可以说，狄仁杰遭遇到了空前的危险。
　　被捕之后，来俊臣诱骗他们说，只要老实坦白，可以从宽免死。但大家都知道这是鬼话，然而狄仁杰出乎意料干干脆脆地承认自己谋反：“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很高兴，于是放松了警惕，将他关在牢里，就等皇帝复核之后行刑。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智商，聪明如狄仁杰，会那么傻，自寻死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狄仁杰要了纸砚，偷偷拆了被头的帛布，写好了一个诉冤书，然后放到棉衣里头封好。之后对看守人员说，天热了，让家里人来拿回棉衣。看守人员也不仔细查看。结果这份诉冤帛书，就顺利地被狄仁杰儿子狄光远送到了武则天面前。武则天立刻召见了他，问他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