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非常之路-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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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刘伯承讲步枪射击学，当讲到弹道时，他提问道：弹道是直的、还是弯的？“是直的，要不怎能击中目标呢？”
　　这是一个说法。
　　“不对，是弯的，地球有吸引力嘛！”又是一个相反的说法。
　　多数人不忙于表态。
　　刘伯承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小男孩挺着肚子撒尿的模样，然后搁下粉笔，拍去手上的粉笔灰：“弹道的形状和这个男孩撒尿的形状大致是相同的。”
　　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引起全场哈哈大笑。
　　随后，刘伯承又结合黑板上的简图，讲解了弹道形成弧形的基本原理，大家终于弄懂了这个问题。
　　当年听过刘伯承讲课的学员，十年后都成为重要干部，只要谈起自己的成长过程，总会提及刘伯承的精心教导，无不感激这位老师的苦心培育，尊奉刘伯承为军事教育家。
　　他常到课堂听课，到训练场考察真实的训练水平。
　　课外时间，他常出现在学员宿舍，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课程的实效，了解他们对军事要领能否真正掌握。
　　刘伯承从学员中发现问题和得到反馈意见后，又去同教员们一起商讨，研究改进教学，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以提高讲授质量，使红军学校的教学不断改进。
　　1932年10月17日，红军学校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将高级班和上级班改为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校址在江西瑞金东北约十五六里的山沟里，校舍建立在两山之间的空地上。
　　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实际上，6月6日刘伯承已经兼任瑞金卫戍司令。
　　10月中旬，他被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总参谋长刘伯承，几乎成了红大的一名专职军事教员。
　　在参与反“围剿”作战指挥工作的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亲自到红大系统地讲解战略战术，作军事报告，摘译外国军事资料，并结合红军作战的实例，组织编写教材。
　　教材采用的是《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这是刘伯承前几年在上海翻译成书的，红大以此作为基本教材。
　　刘伯承的“拿来主义”，比倡导“拿来主义”的鲁迅还要早了两三年，他的翻译工作动机十分明确，他在“《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导言”中说得很清楚：“我们红军基干部队或由地方部队编成挺进游击队，他们在‘四次围剿’中深入敌军后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起了伟大的作用。
　　就战术上看来，许多是采取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
　　因此我从《战术备考》中，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出来，以供读者研究，并望参酌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一原则。”
　　由于译作针对红军的实战状况，所以这不单作为红大的教材，同时也解决了在职指挥员业务读物问题。
　　刘伯承引进国外军事著作结合实战的原则是一贯的。
　　他为了解决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提出的问题，特意从德国人李璞满《班的及战斗集团的教练》中摘译出《两个夜间动作的作业》，在“介绍导言”中，刘伯承写道：“我认为这本书是教练步兵分队之富有内容和善于教授的教材，有译作参考的必要；同时，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以夜间动作来质疑，必须用一个战术作业的方式才能明确解答。
　　因此，我先将其中夜间动作的两个作业介绍出来，作为同志们教练步兵分队的示范。”
　　翻译是一门不轻松的脑力劳动，这对于仅有一只眼睛而且身兼数职的刘伯承无疑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况且摘译，又要有针对性，突出要点，更是难上加难，可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崇高责任心促进他自动地从事这种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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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4）
在刘伯承的心目中，只要有利于革命事业，他什么都不顾。
　　1934年初，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病，住进了医院，但他依然关心广大红军指挥员和红大学员的学习提高，他在病中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著作，被公认为优秀的学习教材。
　　回答实战中的问题，必须以现实问题为依据，又加以理论性概括，更要提出正确的答案，这是很艰难的脑力劳动，刘伯承不仅长期为此坚持不懈，而且以他的心血结晶丰富了人民军队的军事学术。
　　为了开阔学员视野，使学习同当时的时局动向相一致，刘伯承充分发挥瑞金根据地人杰地灵的优势，先后多次邀请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到红大做报告。
　　毛泽东、瞿秋白在红大做过讲演，受到热烈欢迎。
　　周恩来《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瓦解在他们心间》的报告，使当年的受训学员印象至深，难以忘怀。
　　朱德主讲的《游击战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战例，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给讲活了，为军事课程提供了一个范例。
　　邓小平讲授《党的建设》，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初期党建的经验教训，提出如何在斗争中发展党、建设党的若干设想。
　　此外，王稼祥、贺昌、李廷弼等也都在红大讲过课。
　　拥有如此强大的教师阵容，学员的军事政治水平大有进步，这不能不影响到革命形势的发展。
　　红大的成就是全党全军共同努力的成果。
　　任总参谋长总参谋部需要承担什么任务，恪守哪些职责，这是在红军建军初期需要解决的认识问题之一。
　　刘伯承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总参谋部工作方向费尽了心血。
　　刘伯承特意翻译了《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以满足当时初入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学习要求。
　　他在《译者前言》中，用精练的语言讲明有关司令部建设的要点：“军事技术是随生产技术发展而发展的，军队指挥则又随军事技术发展而复杂而专门化。”
　　首先是掌握唯物史观认识军队指挥的演进。
　　它分三个演进时期：第一，司令时期。
　　指挥机关的组织非常简单。
　　如法国拿破仑时代。
　　第二，指挥时期，有了指挥作战之机关的司令部。
　　如德普鲁士总参谋长老毛奇是司令部的开创者。
　　他对“第三，组织战斗时期”所进行的充分而扼要的讲解，是全文主旨所在。
　　刘伯承写道：“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指挥机关，司令部主任——参谋长就是首长第一助手和代理人。
　　因此，首长应使司令部在自己决心之下自动而宽大地活动起来，而司令部则应重视首长决心的权力，站在他的阴影里面，根据他的决心组织作战，以至监察其实施。”
　　针对不够正确的认识，他做了下面的解释：“我们有些同志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习于司令时期的指挥方式，以为有了司令部就会剥夺首长的权力而要复其名为‘参谋部’；或者以为司令部人员就是古代的‘策士’，只须在主公面前‘献计’，就完了事”。
　　怎样组织战斗以履行司令机关的职责呢？从刘伯承参与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中，可以找到答案。
　　1933年2月，蒋介石亲自指挥50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进”的战略，企图围歼红军于建（宁）、黎（川）、泰（宁）地区。
　　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在周恩来、朱德的指示下，主持起草了作战计划，决定采取前三次反“围剿”中成功的“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这个计划的思路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正确可行的。
　　但是中央局的领导人指责作战计划为“纯粹防御战线”，是“游击主义”，“第四次反‘围剿’决不要重复去年的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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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5）
他们无视此时敌我力量对比的过于悬殊，提出要“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要敢于勇猛地攻击敌人所占领的城镇，威胁中心城市抚州、南昌，以调动敌人，破坏其进攻部署。
　　刘伯承深知这是莫大的失策，他再三向中央局申明。
　　中央局2月4日决定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
　　周恩来支持刘伯承，不主张打南丰，并且指出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围攻，三损失大，四不能筹款，五费时日。
　　但中央局决议已下，他们只好部署攻南丰。
　　作为党所领导的军事干部，刘伯承等不得不执行中央局的决定，但是思想上已做好准备：力求减少损失，争取用实例说服中央局领导，回到早已证明是成功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上来。
　　红军强攻南丰，攻了一天没攻下来，部队伤亡很大。
　　此时，敌人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收拢，南城、宜黄的敌人同时迅速向南丰增援，红军即将腹背受敌。
　　情况紧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研究后，当机立断，改大部队强攻南丰为小部队佯攻，主力撤向南丰、理塔圩一线山区，待机歼敌。
　　之后，又派出一支部队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吸引敌人追击。
　　红军主力开始迅速南移，隐蔽在东韶、南团、吴村等地山中。
　　当敌人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分三路向广昌推进时，东西两路暴露在红军面前。
　　敌第五十二师进入了红军左翼部队在黄陂、蛟河一带的伏击圈。
　　红军突然出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全部就歼，敌师长李明重伤后被俘。
　　敌第五十九师被红军右翼部队在霍源附近山区紧紧围住，大部就歼，敌师长陈时骥又被俘。
　　这次黄陂战斗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受重创的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改变原来的三个纵队推进为前、后两个纵队，向广昌大举进犯。
　　我方准确地掌握敌军动向，当敌后纵队集中在东陂、黄陂一带，前纵队向新丰前进时，红军又以优势兵力，对敌第十一师、第九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实行大包围，歼灭了全部敌人，再取得东陂、黄陂战斗的胜利。
　　这样，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就基本被打破了。
　　刘伯承带领作战局长张云逸、情报局长曾希圣等组成精干的指挥机关随军行动，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蒋介石认为这是他“最大的耻辱”，“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敌总指挥陈诚发出哀鸣：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职业”，又是无期徒刑。
　　蒋介石得知后，将其臭骂了一顿。
　　刘伯承特别重视每一个战役、战斗的经验，第四次反“围剿”发扬了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就并有所发展，为了把胜利的经验加以总结，概括综合为条例化、理论化，他摘译了多篇具有针对性的军事论文，从多角度来阐述机动战略战术的军事理论的正确性。
　　尤其是他由苏联的《我们的战术原则》一书摘译出《机动的要义》精粹部分，以及他写的《译者前言》更是包涵指导性。
　　刘伯承首先引证了原文的核心思想三条，其中有“机动的目的在包围或迂回敌人的翼侧，若不能如此时，才对之突破”等要义，然后他明确地纠正指挥员对机动战的误解，他写道：“有些同志对上述的机动要义还是‘囫囵吞枣’地了解，甚至有误解为‘临机应变’或‘机断专行’者。
　　同样，在实际战斗中也发生有以下不合机动要求的现象：其一，不知机动要找敌人的弱点而以主力突击之，乃单是勇往直前去单攻敌人的正面，常演成对抗状况，或攻而得势，既不扩张战果更不防备敌人的反机动。
　　这样当然不容易取得廉价的胜利，间或遭受到不需要的损害。
　　其二，不知机动要选定主要方向，在决战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去突击敌人，乃单凭主观的诱敌深入，到处分散兵力，一发觉有不合之处，就随便调动部队，牵弄兵力，使其不能适时参加战斗；或在扩张战果之际，又感觉到本身的损害，停止追击，甚至退出战斗，轻易放弃了消灭敌人的良机。”
　　　。。

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6）
一共400字，他指出了两个误解。
　　他在这篇《前言》最后说：“还望同志们参照我们的实际情况去灵活运用。”
　　刘伯承常爱讲“不可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意指应该集中兵力于敌人的弱点。
　　他反对“牛抵角战术”，很明显是在倡导机动战。
　　的的确确，刘伯承为了使机动战思想普及，他做了不少有效的工作。
　　刘伯承关心红军建设，为了体现这支人民军队的本质，他纠正旧式军队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的称呼。
　　从贯彻官兵平等的原则精神出发，把军官改叫指挥员，士兵改叫战斗员，传令兵改叫通信员，伙夫改叫炊事员，马夫改叫饲养员，挑夫改叫运输员。
　　当时营级政治工作干部没有恰当的称呼，刘伯承建议以“政治教导员”命名，这样可同连政治指导员相联结，原红九军团政治委员蔡树藩，在庆贺刘伯承50岁寿辰一文中说：刘伯承当年的这件事，给他留下了莫大的好感。
　　刘伯承首订职务新称呼一直传到今天，足见他为军队建设办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怀念。
　　同李德抗争经过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扩大到8万余人，赤卫队等民兵武装也有很大发展。
　　而国民党方面，在1933年5月开始，又策划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直接指挥这次大规模（调集了67个师又9个旅）的“围剿”，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压缩革命根据地，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求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不做反“围剿”的准备，却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在闽西北和抚河、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由此加重了局势的危险性。
　　9月25日，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此时，受共产国际委派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已经来到中央苏区。
　　临时中央把军事指挥大权几乎完全交给了这位德国军事专家。
　　军委集体领导的好制度被取消了。
　　李德不懂得中国国情，也不想了解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他攻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游击主义”、“逃跑主义”。
　　10月中旬，在李德的住处，召开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和朱德上前线指挥作战，没有参加会议。
　　毛泽东和刘伯承再三说明：当前敌人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企图以持久战和堡垒战来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以达到最后消灭红军的目的。
　　针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应该采取我们一贯的游击运动战的战术。
　　硬碰硬，非要吃大亏不可。
　　但是，博古（秦邦宪）和李德等人坚持认为：我们现在一定要摆脱过时的老一套，重新推行一套“新原则”，还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
　　他们主张要分兵把守根据地大门，要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绝不丧失一寸土地”，李德甚至提出：我们不要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要敢于和敌人打阵地战，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
　　不幸，李德的主张被临时中央所采纳。
　　在实战中，红军战士和群众英勇奋战，损失惨重。
　　可是重大牺牲并没有阻止住敌人，根据地一天天缩小，部队一天天减员。
　　刘伯承找到李德，要求立即改变作战方针，他严肃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停止目前这种消耗的战术，不立即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那我们的根据地将会丢掉，我们的红军将会拼光！李德非但听不进去，反而对刘伯承产生不满情绪，他多次向博古建议，应该撤掉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之久，红军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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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7）
由于红军指战员的奋战，虽然也取得了诸如洵口战斗歼敌一个师那样的胜利，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严重的形势。
　　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集中11个师的兵力，沿抚河两岸向广昌进攻。
　　李德等人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减员很大的情况，调集主力九个师保卫广昌。
　　红军经18天苦战，虽给敌军以重大杀伤，但广昌最终失守。
　　红军辗转战斗在堡垒之间，粮食、弹药等物资紧缺，部队思想也出现混乱。
　　对此，刘伯承十分气愤，他再次找到李德，提出必须改变这种“分兵把口”、“全线抵御”的战略。
　　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千古罪人。
　　李德非但不听劝告，而且当面训斥道：“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怕双方争吵起来，故意错译为：“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
　　刘伯承苦笑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
　　又有一天，李德去参谋总部路上，见到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饭，一脚飞起踢翻饭锅，刘伯承见此怒不可遏，这明明是欺负中国人，他用俄语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
　　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李德悻然而去，向中央局书记博古告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妨碍他的工作。
　　博古找刘伯承谈话，把他调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
　　为正确的军事路线而受打击的刘伯承，在红五军团的岗位上，仍旧刻苦自励，认真工作。
　　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都非常尊重他，遇到问题常向刘伯承请教。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
　　这时，博古等在战争指导上由单纯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逃跑主义，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000人，开始长征。
　　刘伯承所在的红五军团担负全军的后卫掩护任务，命令传到后，董振堂、李卓然立即把转移命令告诉了他。
　　刘伯承叹道：“失败，这是早就预料到了的。
　　按目前的形势也必须要转移，但不知道中央对于转移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和部署？”
　　董振堂直话直说：“军委的命令很简单，也比较含糊，只说了我们军团的后卫任务问题，对整个转移的目的、任务没讲。”
　　李卓然补充说：“中央的决定可能与目前的严重敌情有关，有些具体问题，恐怕还没有来得及做进一步研究。”
　　刘伯承在困难时刻，毫不悲观，“不管前一段情况如何，现在马上转移出去是必要的，因为许多时机已经错过，改变打法恐怕也不行了。
　　现在我们转移到外线去，最起码把敌人调动开，发挥我之优势。”
　　他认为董、李军团首长要召开干部大会解决思想问题是一个很切实际的措施。
　　董、李对干部传达军委转移命令，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才将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
　　刘伯承在董、李的支持下，告诉大家：同志们对一年来的作战有意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实战证明我们红军确实失利了。
　　认为我们没失利，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但是如果说我们红军完全失败了、不行了，那也是不对的，那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他向大家提出希望：我们党还在，红军还在。
　　目前我们的转移，在一定意义上说，应该算是认识错误的第一步。
　　他受贬而仍以革命大局为重，维护党的团结，坚决执行任务，这种高尚品质，使许多人深受感动。
　　人们也知道，五个月前，刘伯承在《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中，把机动战的原则和具体实施方案都作了详尽的阐述，要求游击队首长“必须是政治坚定，行动机警而熟于游击战术的人”，“要抓住主动权，机警地进行警戒、出敌意外、要‘游’要‘击’的游击战术，千万不可老是一条路和呆停一地，给敌人以伏击和袭击的机会。”
　　

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8）
“敌人的堡垒主义，原是耗散兵力的，我们要使其一个堡垒不空，而且更向后方延伸，敌兵虽多，如此耗散，将无重兵深入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而便于我红军消灭它。”
　　刘伯承倡导的“游击队集团”及其活动要领，是多年军民合作共同创造的总结，可惜被当时的中央所拒绝，不然不至于造成被迫脱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后果。
　　刘伯承关于游击作战系列思想，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大放异彩，游击集团把日本侵略者的‘牛刀子战术’、‘铁壁合围’等一一给予重创。
　　

长征多险关克难创奇功（1）
一周四捷音1935年1月，刚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刘伯承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担负指挥任务。
　　首先碰到乌江南岸开辟渡口的问题。
　　江面宽达250米，水深浪高，架设5米宽的浮桥，器材和技术是大难题。
　　刘伯承集思广益，终于决定利用竹筐填重石代替锚，以多层重叠的竹筏代替桥墩，再用竹筏连结紧，上铺木板充作桥面。
　　红四团强渡成功，拿下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的猪场。
　　1月3日下午，中央领导和第五军团顺利通过浮桥，把天险乌江踩在脚下。
　　但必须消灭小镇深溪水的一个营的黔军，才能逼近遵义。
　　刘伯承指挥第二师第六团，于1月6日，冒着大雨，突然夜袭遵义城15公里的外围据点深溪水，由于行动迅速秘密，敌军麻痹，敌兵来不及穿上衣服就纷纷当了俘虏，敌营长在逃窜中被击毙。
　　兵贵神速，1月7日，刘伯承决心智取遵义城。
　　派六团化装成敌军，随着俘虏来的敌连长和士兵前进，利用夜色朦胧，诱开城门，红军部队即刻涌入，迅速肃清城楼守敌，全团二十多名司号员吹出雄壮的冲锋号，主力部队冲进城里，敌军张皇失措，一部被俘，一部北逃。
　　刘伯承指挥第四团，于1月8日攻克了遵义北的娄山关。
　　由于三军团早已截断了遵义至贵阳的交通线，此时遵义的周围全为红军所控制。
　　刘伯承率领的中央纵队进驻遵义城，他被委任兼遵义警备司令。
　　他参加了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清算了三次“左”倾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由于形势紧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未清算。
　　重新由毛泽东领导军队，在最危险情况下挽救了党。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刘伯承对于毛泽东“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的战略思想极为赞成，并且以此作为自己作战的指导原则。
　　巧渡金沙江金沙江从西康经云南流入四川，是长江的上游。
　　水深流急，地势险峻，不能徒涉，也无法架设便桥，惟有靠船摆渡。
　　蒋介石的飞机常在红军队伍上空转，并且部署金沙江北岸部队占领金沙江各个渡口。
　　红一军团进至龙街渡，江面太宽，加上敌机低空骚扰，无法渡江。
　　红三军团在洪门渡也渡江不成。
　　在严重情况面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进行研究，决定全军从皎平渡渡江。
　　刘伯承立即赶到干部团，同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研究具体行动部署。
　　决定以二营为先遣支部，五连为前卫连。
　　事关全军存亡，立即出发。
　　为了便于实现部署，刘伯承随先遣支队一起，向皎平渡疾进。
　　急行军两昼夜，先遣队于5月1日下午抵达距皎平渡四五十里的一个村子，刘伯承命令封锁消息，他抓紧时间向当地群众了解情况：自从红军进入云南，敌人担心红军北上，就把这一带大小渡口都控制起来，断绝了两岸交通，并不断有侦察兵划船过来探察消息。
　　刘伯承当即命令萧应棠率领先遣支队前卫连，即刻轻装急进，突袭皎平渡。
　　任务十分紧急，前卫连顾不得吃饭，大家带上干粮出发。
　　前卫连赶到江岸，太阳早已落山，没有发现敌人，只是见到江边有两只小船。
　　萧连长命令部队隐蔽，准备战斗，同时派出侦察组前往了解情况。
　　船是敌人过江侦察情况的，前卫连侦察员被船夫当做回来的自己人，在夜色朦胧中，侦察员顺顺当当地登上船，把枪口对准了船夫的胸口，船夫方才知道当了红军的俘虏。
　　这时，刘伯承、宋任穷赶到了。
　　船夫提供了确凿的敌情：对岸镇上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另外有管收税的厘金局和三四十名保安队员。
　　

长征多险关克难创奇功（2）
敌人戒备不严，因为没有算计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
　　“天赐良机！”刘伯承果断地命令前卫连：“立即迅速渡江！”萧连长带领了两个排的战士立刻登船划向对岸，敌人的哨兵还以为是自己人，让船安安稳稳地靠岸，结果哨兵成了俘虏。
　　战斗在镇中展开。
　　敌人一个连和保安队，刚要进入作战时，他们就被我前卫连消灭了。
　　皎平渡完全被红军控制。
　　刘伯承十分高兴，立刻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报告喜讯，同时他指示先遣队继续挺进，为大部队渡江担任警戒。
　　他命令干部团沿北岸的东西两侧派出部队，积极寻找船只，还要做好阻止敌人反攻渡口的准备。
　　渡江是一件复杂细致的任务，干部团得到群众的支持，又从上下游收集到6只小船，刘伯承召集有关人员组织了渡江委员会，负责指挥整个部队渡江。
　　附近村庄的一批内行船家，受到雇请，使摆渡的安全系数大为增加。
　　渡江工作安排得妥妥帖帖，井然有序。
　　5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指挥部过了金沙江。
　　中央诸领导对刘伯承指挥渡江战斗的奇巧和组织大军渡江工作周密有方，赞赏不已。
　　毛泽东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
　　当时我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刘伯承向宋任穷兴奋地说：“同志们今天走的这个路程是160里。
　　这样难走的山路，又是黑夜，人一天怎么能走这样的160里呢？可是，我们走到了，还过了一条江，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