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人物-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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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民国政治人物

　　　　作者：吴相湘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简介：

　　　　吴相湘（1912…2007），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校勘《明实录》。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入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部工作；专事收集战争资料编纂战史，撰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文稿。20世纪70年代，编著出版《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最早记录了中国军民长期抗战的历史，也是学术界公认迄今为止，最为权威和优秀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他根据故宫档案编著的《晚清宫廷实纪》、《清宫秘谈》；揭露数百年来紫禁城中隐踪秘事；很有史事价值。他引用英国、日本外交档案写成《孙逸仙先生传》；披露了大量国内书刊从未涉及的史料。他撰著的《民国百人传》、《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先驱》、《民国政治人物传》、《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等民国著名人物传记；开民国史研究之人物研究的先河。他研究历史注重以史料为基础；主编出版了一系列史料丛书；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国现代史丛刊》、《中国史学丛书》、《民国史料丛刊》、《乡村建设史料汇编》；为史学界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长编。他发表的大量史学论文；已辑成《近代史事论丛》、《历史与人物》等书刊出版发行。并著有长篇自传《三生有幸》。y米y花y书y库y ；http：//www。7mihua。com

　　　　内容简介：

　　　　关于本书是作者民国人物研究的汇编，具体内容可借作者自己的话概括：“开国元勋、护国军神、盗国巨魁的若干事实，国人类多知晓，不必再多费词，只需提要钩玄指陈一二重点，就可有助于读者们的记忆。至于祸国的武夫，误国的文人，其投机取巧翻云覆雨的行径，世人多不了了，如今实应着意描述，使他们在历史的镜子前，无所遁形如杨度、徐谦、陈炯明、江亢虎等就占据比较多的篇幅。”所述人物，都建立在一手史料的整理挖掘基础上，为民国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史料；文风简明畅快，是传记文学的上佳之作。

　　　　书摘正文

　　　　黄克强与辛亥革命

　　　　黄鹤楼是历史上的名胜古迹，是诗人骚客吟咏的好对象；自从民国十六年，改建为首义公园后，更使它成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纪念圣地。登临楼头，一眼就可看到“放第一枪”的楚望台新军营地；而革命元勋黄克强先生铜像矗立公园高地，不仅使每一游客循阶步上的时候要肃然起敬，更可以使人意识到黄先生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密切的关系，这一设计布置的适当，确实值得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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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史实来说：当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时候，克强先生并不在当地，可是革命党人的一切行动却可说是秉承克强先生的意旨，接受克强先生“遥制”的。辛亥年八月十二日（中华民国建元是壬子年的事，本文所述均辛亥年事，故纪时均仍依夏历）克强先生在香港寄冯自由先生的信于此说得很详细，原文有云：

　　　　鄂代表居正由沪派人来云：新军自广州之役，预备起事，其运动之进步甚速现人数已定二千左右近以蜀路风潮激烈，各主动人主张急进办法，现殆有弦满欲发之势盖鄂省军界久受压制，以表面观之，似无主动之资格，然其中实蓄有反抗之潜力，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多得之机会；若强为遏抑，听其内部自发，吾人不为之指挥，恐有鱼烂之势，事诚可惜；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发起者事半功倍。总之此次居君所云事在必行，弟故许与效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故特由尊处转电中山。︰米︰花︰书︰库︰ ；http：//__

　　　　黄克强与辛亥革命

　　　　这信文中听谓“弦满欲发”，“恐有鱼烂”，并不是信笔引用成语，实在是当时情势的写真。因为自“三二九”广州之役后，各地清吏对于革命党的防范搜查已特别的严密，对于新军官兵的思想行动更加注意，鄂省新军中弥漫的革命思潮，是早被当局所觉察了。因此一方面将新军队伍分散调开，使其力量不能集中，一方面更多方访求引线以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就在克强先生寄出这封信后的七天（夏历八月十九日西历十月十日）克强先生还正布置一切准备由香港北上沪汉的时候，武昌的新军就因革命党员名册被清吏搜获，不甘坐以待毙，也就等不及克强先生前来领导，即自动发难起义了。

　　　　当时起义的新军人数并不算多，枪械也甚缺乏，但是在熊秉坤“放出第一枪”以后，当地的清吏自总督瑞瀓以下都仓皇失措，终至弃城而逃，于是革命党人因此而获得成功。

　　　　武昌城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掌握了，革命党从此获得了根据地；但革命党的领袖孙先生尚远在美国，黄克强先生也未到达汉皋，新军同志们不得已只好拖出协统黎元洪出来作头目，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上萨镇冰书云：“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部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可见元洪的出任鄂军都督是如何的勉强，因此元洪和一般人都盼望黄克强先生早日到鄂领导。夏历九月初七日（即武昌首义后十八日），克强先生终于在万千人的热望下乘轮到达汉口，元洪得讯，就赶忙派人肩着写上“黄兴到”三字的高脚牌游行街市，使全城军民知道革命领袖到了，因此当克强先生与宋教仁（渔父）先生等由汉口渡江到达武昌时，自汉阳门江岸以迄军政府，沿途店宅居民，都大鸣鞭炮以示敬礼，接着汉阳汉口各地也都鸣炮庆祝，军民人等都因这一“革命实行家”的来到，感到兴奋，有些人甚至以为革命大业可一蹴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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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克强先生当时的心情，却是“感愧”多于“兴奋”。这可于他自沪来鄂途中和谭石屏（人凤）先生武昌首义诗中见到：“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土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而克强到武汉的当日，正逢清军冯国璋挟新式枪炮猛攻汉口民军阵地，民军总数不过五千余人，枪炮既缺，加以军官人数不足，士兵亦多新募，因此未能阻挡久练的清军，汉口市街大半陷于清军手中。克强先生曾经在粤桂各地领导民军与清军作战，深知清军的内容。现在武汉军民既是如此地热望他的来临，因此，在他到武昌与黎元洪晤谈略悉军情后，就满怀着戒慎的心情，莅临汉口前线视察，计划施行反攻，收复失地；但清军竟制机于先，挟优势炮火再度猛攻，民军阵地终被突破，克强先生亲临最前线督战也没有能够挽同颓势。九月十二日汉口不守，克强先生返回武昌，在军政府会议席上，他分析挫失的原因说：“兄弟前日来鄂，即往汉口督队，意欲反攻，恢复汉口，不料各队新兵最多，秩序不整，加以军官程度太低，均不上前指挥，至战时因与兵士穿一样服装，辨别不清，亦极复杂，而兵士中在武汉附近所召募者甚多，一到夜间，即潜回其家，以致战斗员减少，各军官因仓卒招募亦无从查实。重以各队战斗日久，伤亡过多，官与兵均已疲劳太甚，毫无勇气，且一闻机关枪声，即往后退，盖民军军火全在步枪，无一机关枪，每与敌接近，即较敌人损伤较重。民军炮队，又系山炮，子弹射出，又不开花，且射出距离太近，不及清军管退炮效力之远。但民军冲锋时极为勇敢灵敏，清军虽为久练之兵，每闻民军冲锋喝杀声即往后退，此民气之盛，可恃者仅此耳。”这一番“知此知彼”的话语，使当时与会的人士获得深刻印象，大家都以为非迅速加强军队的组织训练不可，而统一指挥更为首要急务，于是一致公推克强先生为战时总司令。十三日晨，就在都督府前由黎元洪登坛拜将，仪式非常隆重，克强先生于拜受大旗关防令箭后，即席发表演说云：“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惟清廷仍未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敌，我辈宜先驱逐出汉口之清军，然后进攻，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0米0花0书0库0 ；__

　　　　当克强先生决定就任总司令职务的先夕，在武昌的革命党同志曾有人拟拥戴他出任“湖南北大都督”；也有人劝他不要接受总司令名义，以便迅速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出任中央首领的。总之一句话，有些人很不愿意克强先生屈居在黎元洪之下，但克强先生不计较这些，他极愿亲上前线领率军队驱逐清军直捣幽燕，立一战功后再行组织中央政府。这种实干苦干不计名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仰的——有位曾参加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在他所著书中却颇责备克强先生不应持这种“礼让”态度，以一堂堂的革命元勋而屈居“革命军俘虏”（指黎元洪言）之下；这就未免太不了解克强先生宽厚恢宏的个性了。

　　　　十四日，克强先生在汉阳设立司令部，湘军王隆中、甘兴典两协队也先后到达，与鄂省民军协力布防，凭襄水固守汉阳——清军震于克强先生的威名和湘军的声誉，一时也未敢进犯，只派些间谍四出散布谣言以破坏民军军心，但经克强先生努力督训布置的结果，不仅清军狡计未得逞，二十六日早，民军且制机于先，自汉阳渡襄河进攻汉口了；步炮猛烈的射击，湘鄂军齐头并进，民军一路直前，逐步推进到达了玉带门方面。翌日，又进占居仁门王家墩之线，清军受不起这重大压力，已准备乘车北遁——这时，民军也因连续战斗一昼夜，感觉饥疲，克强先生遂下令各部队暂就原阵地食饭后再行攻击。不幸各军大多是新兵，初经战阵，不知战斗利害，一闻食饭号音，即群往后争食。湘军第一协统见他部队动摇，未察真相，即向后退。清军窥见民军队伍紊乱，突改守为攻，以机关枪集中猛击，民军因益慌惶，纷纷后退。克强先生严令停止退后，都不听命，一时极度紊乱，清军乘隙向我追击，于是民军各部队遂以瓦解，势如山崩；清军节节前进，复占领玉带门一带，民军蜂拥渡襄河回汉阳，因秩序紊乱，人马军械损失颇重，元气大伤，军心不固。克强先生以功败垂成，极感痛苦，几不欲生，幸田梓琴（桐）先生等极力劝解，始复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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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军官兵不能持久作战的弱点，既为清军窥破，因此清第一军统领冯国璋就定计以一部隔襄水牵制民军，并用大炮时行扰乱射击；另一部自蔡甸方面迂回攻击民军侧背，十月初一日早，自蔡甸前进的清军在南岸嘴琴断口至三眼桥一线与民军发生接触。民军抵御甚力，克强先生又亲临督战，见有擅自后退的，即在阵前正法，因此士气甚旺，与清军相持三天。但民军（无论湘军鄂军）究竟是新募之卒组成，各级军官都未经过战阵，洋枪重炮的怒吼声、杀伤力，常常使官兵后退，即如湘军第一协统领王隆中就恐惧非常，潜藏民家，不敢上阵。统领如此，其部下军官，也就不愿身先士卒，每遇清军猛烈炮火，第一协部队就逗留不进，湘军第二协见第一协如此，也闻风效尤。当十月初三日仙女山美娘山十里铺战斗激烈时，克强先生亲临前线，督催湘军前进，但竟四处找不着王隆中、甘兴典二统领，在队军官，俱不愿负责——由是可见当时各省新军组织训练的松懈，临阵当然难以持久，而清军又集中重炮及机关枪猛射，因此更使民军阵地万分危殆，不幸这时（十月初六日午）湘军第一协第二协竟又不遵命令擅自分向武昌及汉阳鹦鹉州退却，其他部队也受牵动后退，克强先生再三传令不准后退，并将后退者斩首二十余人，但已不能阻止；清军见我阵线动摇，即乘机前进占领十里铺；汉口桥口一带清军复乘隙渡河助战，更使民军阵地，感受重压。

　　　　克强先生眼看这种情势痛愤极了，在昭忠祠司令部对重要幕僚痛哭陈说：“战事一败至此，官兵无一人用命，眼见汉阳快要失守，我实在无面目见一般同志，惟有一死以谢同胞。”大众闻言，均为泣下，最后田梓琴先生起来哭劝克强先生说：“你一身关系大局安危，死不得！死不得！况胜负是兵家常事，请急收容各队伍至汉阳城内防守，背城一战如何？”

　　　　克强先生要以身殉汉阳的消息，很快地传到武昌，黎元洪闻讯，赶着派人到汉阳慰劝，挽请先生渡江休息，于是克强先生就在众人劝拥下于这天（十月初六日）午夜回到武昌都督府。

　　　　十月初七日，汉阳失守——自九月十四日克强先生至汉阳开始筹战守至此共计二十四日——这二十四日的时间是非常珍贵的：设若不是克强先生毅然以战守自任，凭襄水与清军相持，牵制清军力量，恐怕清军早已由海军的掩护经青山以攻袭武昌了。当时武昌守军单薄，若有不虞，民军失此根据，其影响将如何？因此，汉阳的固守二十四日，是已达到战略上的要求了——而最重要的是有了这二十四日时间，宋教仁先生才有余裕加强苏浙联军的组织以攻略南京。

　　　　原来克强先生自港抵沪后，即与宋教仁先生等商定攻略南京皖苏以响应武昌的方策，分途派人策动进行。九月初七日，宋教仁先生随克强先生到武汉一度视察当地情形后，又复东下，九月廿四日，舟抵南京，才发现原来约好的新军同志竟被清军张勋部分途搜捕或调开了，原定计划不能实行，教仁先生只好赶往镇江上海再为布置进行。结果，十月十二日（即汉阳失守后五日）南京终于为革命军所有了——如果没有汉阳的坚守，宋先生及苏浙同志哪有余裕时间以筹划攻略南京呢？由此可见克强先生在阳夏战守的功劳，而他本人却因挫败欲以身殉，更可见他责任心重，不成功即成仁，真是革命军人的模范。
第5页　：　宋教仁为宪法牺牲
　　　　南京的攻略成功，使革命军与清廷对峙形势大变，因此，清廷不得不求和议。从此，政治重心移于上海南京，武昌首义的志士完成他们的任务了。

　　　　当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在上海集会时，曾选举克强先生为中央军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嗣因克强先生坚辞，后来又改选黎为大元帅，克强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务；但克强先生始终不允接受，他不愿因个人地位而引起政治上的纠纷。一直等到国父中山先生回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国父提请参议院通过任他为陆军总长，他毅然受任，因为他愿意以身率教，将负责任、明礼义、知廉耻的精神播布在中华民国陆军每一个人。

　　　　宋教仁为宪法牺牲

　　　　晚色侵江白，轻舟发夏阳，潮声随岸远，山势送人忙。

　　　　大地风云郁，长途雨雪降，悠悠此行役，何处是潇湘？

　　　　这是桃源渔父宋教仁先生于民国二年二月自汉口东下上海时的诗句，也可说是宋先生在人世最后的吟咏；因为在当年三月，他就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沪宁车站了。

　　　　宋先生死时不过三十二岁，他是生于民国前三十年二月十八日，即清光绪八年壬午岁（西元一八八二年），依照我国传统计年法，上年正是宋先生八十冥寿。

　　　　宋先生虽然“不幸早死”，但是在他三十二年短短的生命历程中，却已经对国家民族尽了他最伟大的贡献，在国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

　　　　蔡孑民元培先生说：“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会，会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多以驱除鞑虏为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若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若宋渔父先生其最著者也。”——这是蔡先生亲眼见闻的写实，不是故意溢美的客套语。革命历史的记载更多可以证实这一说法的。原来自民国纪元前八年华兴会在湖南起义计划失败以后，宋先生就与黄克强先生等先后东走扶桑，一以避清吏的捕杀，一以作负笈求学的打算——当时留日学生界几乎是以学习军事为风气，因为大家的认识，都以为要“富国”必先“强兵”，并且要想推翻腐败的专制政权，也必须要先建立革命的武力。宋先生初到东京时，也深为这一风气所感染，曾经报名学习兵式操和马术，以为投考军事学校的初步；但是经过四五月以后，先生的计划变更了：他决心肄习政治经济学，这是他涉猎各种学科和研讨立国的根本大计，又经中日友人研究他的个性兴趣以后的结果——当时友朋多称许先生头脑细密，秉有天赋的组织力和经国的才能——从此宋先生就进入法政大学（后改入早稻田大学）。努力学校功课的余暇，就潜心翻译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实况的书刊，一方面个人藉此研究各国政治经济的优劣得失，一方面将它介绍给国人研讨。并且译述稿费所得，不仅可以添讲新书刊，有时还可以济革命党费用的不足，例如先生译述的日文名著《财政学》一书，它的稿费曾使同盟会渡过经济困窘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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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教仁为宪法牺牲

　　　　宋先生这样苦学的结果，使他对革命成功后建国的规模计划有所得于心。当辛亥春，黄克强、胡汉民先生筹谋广州起义的时候，他就被推选担任统筹编制课长，由上海至香港埋首于草拟文告典章的工作。“三二九”起事时，先生于革命政府组织所需要的约法与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都已纲举目张，累累备载，完全拟具了。不幸起义之事失败，先生只好带着盛放这些文告法规的一只大皮箱潜回上海，蜷伏在民立报馆的小楼房中，根据失败的经验加以改正。武昌首义成功，各种法令规章能够很快地制定公布实行，就是宋先生十数年来潜心研究建设事业的成绩。

　　　　在“三二九”与武昌首义的几个月间，宋先生在上海与陈其美、谭人凤诸先烈组成“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为长江起义革命的总机关，更是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宋氏手撰中部同盟会成立宣言有云：∫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而外此之入主出奴，与夫分援树党，各抱野心，更不知凡几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各有奋心，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则以气郁身死，一则以事败心灰，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于是群鸟兽散，满腔热心，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虽然，党事者，党人之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旅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分会提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各团体对于总部同心同德，共造时机，而省界感情之故见，不可现也。

　　　　由此可见“三二九”一役以后，革命党人的情形以及中部同盟会成立的迫切需要——长江流域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以后，一切均按计划进行，章太炎先生所谓“还入中原，引江上之势，而合武昌之群党，未半岁，遂以集事，则谭人凤、宋教仁为之也”可说是道出了中部同盟会组织的成效，也就是宋先生对民国的最大贡献。

　　　　武昌首义成功以后，宋先生即奔走于武汉南京镇江上海间，为各地临时军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组织工作而努力——这时，适章太炎自日本回沪，在报端公开称赞宋先生有钧国之才，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实非公莫属！革命阵营中许多认识不足和怀抱野心企图谋取官职的人听了，竟因此误会宋先生为民国百年大计树立开国规模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自私自利，于是多方地阻挠他的进行；但宋先生自问无他，因此在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就毅然受任法制局局长职务，埋头于开国时期的立法工作，没有因此委屈而负气或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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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元年四月政府改组北迁，先生出任农林总长，先生一方面致力于十年树木开发渔盐矿冶的工作计划，一方面尤注意于培养促进民主政治的工作——政党是民主政治必备的条件，而当时的国人却于此不甚了了，即同盟会员也不能免俗，蔡元培先生说：“是时国体初定，同盟会会员中粗犷者或不免以革命功臣自夸，为社会所疾视：或斥为暴徒，或诮为贵族，凡政客投机者或趋之若鹜；而以志气或才略自负者，虽政见略同亦以依附为耻，几无成立政党之希望；宋先生百计联络，始以同盟会与其他三四政团相结合，而组织为国民党。”——当时同盟会会员对于一人一党籍的观念并不重视，因之社会人士对此跨党现象发出种种笑谑的描述，例如在著名的新闻记者黄远庸君的笔底子即有：“湖南有政界同盟会、平民同盟会之别；湖北则有官印同盟会，台甫共和党，别号统一共和党之谣；在四川则有统一同盟会，共和党同盟会之团体。”可见当时会员分子之复杂与其政治修养之幼稚可笑，宋先生眼看这种情形，深知非力加整顿改组，不足以对付一代枭雄袁世凯——国体初定，调和南北异见，国内一切问题凭法治民主方式求解决，不能借重武力手段，是先生当时的主张；而健全政党组织则是达到这一政治方式必经的途径，因此，宋先生不顾一切地促成了国民党的成立。

　　　　国民党是民国元年八月在北京宣告成立的，国父中山先生并曾躬临成立大会致词。后来，国父又宣布在其不在党本部时，干事长职务交由宋先生代理，因此宋先生对党事国事非常努力，在辞卸农林总长职务后，更以全力致力于党务，发表“代草国民党大政见”洋洋万余言，更是民初政治史上的一大手笔。先生又旅行通都大邑宣传国民党的政见，以争取选民，而获得国民的信任拥护，因此在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最大多数的席次，而奸雄袁世凯也因此更嫉恨先生的长才，必欲去此眼中钉了。

　　　　“政党内阁制”是当时国民党坚强的主张，先生主持之力尤多；袁世凯深知这一制度将限制他的权力，因此多方设法阻挠反对这一制度的实现；一方面嘱咐杨度向黄克强先生函电请取消这一主张，一方面更设法劝诱先生就范——于右任先生说：“同盟改组，国人望君愈殷，袁氏忌之亦愈甚，约君秘室百计诱之，不为动，遂遣人制君于上海。”李剑农先生说：“对于宋教仁，袁也曾用过金钱毒杀政策，但宋不肯受他的金钱——宋在北京时，袁以某银行支票簿遗宋，令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此事著者曾亲闻之宋先生亲密之友人），此为宋致死的重要原因。”金钱利禄既不能变易先生的主张，而先生又公开宣称：“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将来之宪法而定，使制定宪法时为外力所干涉，或为居心叵测者将他说变更共和精义，以造成不良宪法，则共和政体不能成立。使得良宪法矣，然其初亦不过一纸条文，而要在施行之效力，使亦受外力牵制于宪法施行上生种种障碍，则共和政体亦不能成立，此吾党所最宜注意而不能放弃其责任者也。”这种言论当然更引起袁氏的嫉视，因此，在国会将开之际，袁氏就决然遣人刺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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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先生被刺噩耗传出，国父中山先生即自日本赶回上海亲临吊奠，并以“为宪法而流血，公为第一人”的挽词相挽，足见先生之死实有重于泰山。而蔡元培先生说：“先生虽死，其以政治为生命之精神，影响于后起之政治家者不与俱死，吾人所共信也。”

　　　　宋先生的著述，除开许多译述和《中国新纪年》、《汉文法》等书外，最著名于世且发生重大影响的著作，要推有关边疆地理考证的书如《间岛问题》、《承化寺说》等——原来先生自幼即酷嗜舆地之学，十二岁时，偶得一折骨扇，上印有地舆图，即日夕展玩，天末凉风飒起，也不忍捐弃。东渡扶桑时正值日俄酣战于我东三省，西北西南边疆亦遭帝国主义国家蚕食侵略，先生爱国心热，更随时注意搜集有关边疆地理的书刊。先生手书日记有云：↑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民国纪元前六年，公元一九○六年）五月五日，晴，八时至同文堂购得《商业界》杂志一册，归而读之，中有鸭绿江源之独立国一篇，记满韩间鸭绿江、土门江（图们江）、松花江发源之处，有形成之一独立国曰间岛地方，与日本之九州岛等，其王曰韩登举

　　　　同年九月二日六时至陈监督处，领得学费十元，其案上有《时报》一份，阅之复得一余素日所常考究而未得要领之地理历史上实事，即中国云南边境失地于英国之纪实也今逐条录之

　　　　由这几则偶然拈来的纪事，就足以见先生对于边疆地理历史是如何地随时随地留心搜求研究，是这样日积月累的结果。在民国纪元前四年（公元一九○八年）春，中日间岛问题发生——日人强词夺理指间岛旧属朝鲜，遗书清廷要索，清廷于这一地区素未留心，颇感难于应付，先生在东京阅报知悉这一消息后，乃发奋写成《间岛》一书，以辟其妄。——书的内容一部分是先生平日读书刊报纸上的札记，一部分是上年先生亲履当地的见闻，而最重要的是先生在东京帝国图书馆所发现朝鲜王室编纂的明白记载间岛非朝鲜领土的古书数种——以日本的资料立证辩争土地非朝鲜所旧领有，论据坚强不可颠破如此；因之稿成以后，日本某著名学者即肆其如簧之舌，劝诱先生以版权售于日本政府藉革命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