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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的天性-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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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学家赫伯特· G·古特曼的意见，这种亲族网络当时遍及南方各州，常常不为奴隶主所知，这样的网络今天依然存在于大多数城市贫民区中，几乎没有衰减的趋势，卡罗尔·斯塔克在她的名著《我们的亲族》中指出，对亲族的详细了解和不容置疑的相互忠诚，是美国底层黑人的生存基础。
六、七十年代美国一些群居组织中，主要由中产阶级白人提出了一种企图，希望组成男女平权的社会，孩子交给育儿所抚养。然而，J·科恩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传统的核心家庭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存在，结果在这些群居组织中，母亲们照看子女的愿望反而超过了一般家庭主妇，1／3的人把子女领回身边，在比较传统的社会阶层中，越来越多的男女选择同居，推迟生孩子的时间。然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仍属于传统的婚姻，许多人实际上照常生儿育女。
人类这种家庭倾向，甚至在反常环境中也顽强表现出来，在西弗吉尼亚奥得森的联邦女犯教养所，罗丝·吉奥拉巴多发现，女犯们以夫妻似的结合为基础，自发组成家庭式的单元，一些女犯被指定为兄弟姐妹；父母、姨妈、舅舅，甚至祖母，均由年长的女性充当，角色分配跟监外正常情况一样，监狱中这种准家庭为它的成员提供稳定性和保护，从它那里可以得到忠告，在惩罚性禁闭期间还可得到食品和药物，极为有趣的是，男监狱中的成员则有较为松散的领导集团和等级社会，在其中最注意的就是等级支配，性关系是相当普遍的，弱者充当女性，而且经常受到轻侮。
性结合最突出的特性，是它超越了性行为，这对于人类社会组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性的基本功能，遗传多样化比生育目的更为重要，性行为的生理快感是为这种多样化服务的，同时也为性结合服务；性结合反过来承担着其他功能，这些功能与生育只有遥远的联系，性意识为什么深广地渗透了人类的存在，上述多样化功能和复杂的因果关系正是更为深刻的原因。
人本性中的多妻倾向和性情方面的差异，可以从进化论的一般理论直接推导出来，但要直接推论出性结合和家庭的功能交换却是不可能的。这里有必要特别考虑某些物种的历史，帮助得出有关实际进化过程的特殊结论。人类与这些物种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少数几种类人猿以及南美绒猴和长臂猿都有看起来与人类相似的家庭集团。个体成熟后即进行成对交配，并共同把后代抚养成熟。动物学家们认为，这些物种居住的特殊森林环境提供了有利的进化条件，使性结合家庭保持稳定。他们推测人类家庭也起源于对特殊环境的适应。然而，这种流行一时的假说却几乎得不到事实的支持。
我们特别知道，最早的真人或两三百万年前的能人，有两个方面与其他灵长类不同：（1）他们的分布超出了仅限于丛林中的祖先栖居地；（2）他们从事狩猎，羚羊、大象以及其他大型哺乳动物都是他们的猎物。对于其他猿类却并非如此。这些身材矮小－相当于大约12岁的现代人的人类祖先，没有锋利的爪牙，也不如四脚动物跑得快，只有依靠工具和熟练的互助合作，他们才能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合作形式是什么样的呢？它应该给包括男女和儿童的一切成员带来团结和平等，也可以以适当的性分工为基础。或者女性狩猎，男性守营，或者相反；或者按一定的身材，而不是按性别挑选狩猎者，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处于刚刚起步的社会生物学尚不能作出判断，两百万年前的古生物证据也不能给出确切的证明，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依靠来自现存狩猎－采集社会的资料，这些社会的经济和人口结构与古代人类的情况最为接近，从中能够得出有意义的但还不是决定性的证据。
人们已研究了上百个这样的社会，它们的情况完全一致，大部或全部狩猎由男性负责，女性负责大部或全部采集，男性组成有秩序而灵活的群体，到远离营地的地方去寻找大型猎物；女性参与捕捉较小的动物，采集大部分植物性粮食。男性带回较高级的蛋白质；女性却提供大部分热量，她们还经常但不固定地负责编织衣物和修建住所。
和大型猿类一样，人的生育过程是漫长的。母亲怀胎九月，分娩后又陷身于子女的抚育，包括按时喂奶，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女性的利益与男性的忠诚直接有关，在抚育劳动中，男性可以提供福利与安全，反过来也得到相互性的利益，那就是对配偶的性特权，并且垄断她们的实际生产力，如果对上述证据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正是这种交换产生了普遍的一对一的性结合，也导致了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扩张家庭的优势，有理由推测，性爱和家庭生活的情感满足是以有效的大脑生理机制为基础的，而这些机制的程序又是性爱和家庭生活情感满足两方面的和谐在遗传上的结晶，因为男性育种周期比女性的要短得多，一对一的性结合中多少渗进了一般的多重行为。
人类性行为的强度和多样性在灵长类中都是突出的。其他高等哺乳动物只有狮子在性活动的复杂性上超过了人类，人类男女的外生殖器都特别大，并且由阴毛标示出来，女性的乳房超过了容纳乳腺的需要，乳头能坚直而且敏感，环绕着惹人注目的色晕，两性的耳垂也都多肉并对接触敏感。
人类女性破例地没有发情期，大多数雌猿在排卵期都有性躁动，并达到攻击性的程度，外生殖器甚至膨胀变色，气味的变化也是常见的，例如雌性罗猴会分泌大量脂肪酸，诱使雄性产生兴奋。人类女性没有上述这些特征。她们的排卵期十分隐蔽，即使仔细选择性交时间，也难于识别是否怀孕，哺乳动物都有发情期的性接受高峰。与此相反，除了月经期间微不足道的性反应变异，人类女性随时具有性接受能力，由于进化过程中长期的扩散，她们的发情期渐惭消失了。
为什么会产生持续的性反应呢？最有力的解释是它对性结合有利。对这种性反应的生理适应，使原始人类家庭成员能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提供了进化论意义上的优势，频繁的性活动成为加强性结合的重要手段，同时还能减少男性之间的攻击行为，狒狒群体和其他猿类社会中，雄性之间的敌对行为一到雌性发情期就会加剧。古代人类发性期的消失，减少了这一类争斗，捍卫了男性猎手之间的联盟。
人类是性快乐的行家里手，人们沉溺于猎艳追奇，通过幻想、诗、音乐以及种种妙不可言的准备活动最终达到性交，这跟生育几乎完全没有关系，但与性结合却关系重大，如果交配是生物唯一的性功能，则可以远为经济地实现，确实，最没有社会性的哺乳动物最不讲究交配仪式，总的说来，物种一旦形成了稳固的性结合方式，其交配仪式必然也是精心安排的，与此一致的是，人类的性快乐为性结合提供了基本的强化手段，爱和性的确是不可分离的。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理论家对性的生物学功能作了错误的解释，罗马天主教会至今坚持这样的观点：丈夫使妻子受孕是性行为的基本任务，教皇保罗六世在1968年的通谕《论人生》（Humanae
Vitae）中，禁止使用除排卵期隔离以外的任何方法控制生育，谴责一切婚外“性行为”，认为手淫是一种不正常的性兴奋手段，最“内在的严重反常行为”。这一通谕在1976年教义信仰集会的训令中又得到强调，教会从自然法理论中寻找它的权威，这种理论的思想基础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命令存在于人的本性中，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论，它所说的上帝命令，实际上就是自然选择制定的生物学法则，对生物学极其无知的神学家错误地解释这些法则，而它们并不需要宗教或世俗权威的任何强调。从人类遗传史中可能推测到的一切，都支持着更为自由的性道德，这种性道德首先把性活动看作强化性结合的方式，然后才是生殖的手段。
年轻的社会生物学在同性恋问题上也与一般的见解产生了最尖锐的冲突。教会禁止同性恋行为，认为它是“本质上反常的”。也有别的文化持这种看法。在萨克森豪森、布辛沃德和其他的纳粹集中营，同性恋者被标上粉红色三角形印记，以区别于犹太人（黄星）和政治犯（红三角形），后来由于需要劳动力，人们又想通过阉割来改变同性恋者的习惯。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性恋遭到禁止，美国部分地区仍然禁止同性恋自由。多数精神病医生继续把同性恋视为一种难以控制的病症，表现出职业性的忧虑。
西方文化的卫道士们对同性恋的谴责是可以理解的，犹太基督教道德的基础是《旧约》，该书是由一个侵略性游牧民族的先知们撰写的，这一民族的成功，依赖于因接连不断的领土征服带来的迅速而有序的人口增长，《利未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它的训诫的。它说：“你不能象跟女人一样跟男人睡觉，那是恶行。”这种《圣经》式的逻辑看来与人口剧增时期最朴素的自然法观点是一致的，在这种时期，性行为最重要的目的看来就是生儿育女，美国人今天仍然遵循这一古老的传统，尽管他们的人口状况已完全不同于古代以色列社会，他们的逻辑是，同性恋不能生儿育女，因而根本上是一种反常行为。
按照这一定义，罹罪的人就太多了。A·金西在上一代美国人中发现，2％的女性和4％的男性是完全的同性恋者，13％的男性一生中至少有3年时间基本上是同性恋者。目前，完全的同性恋者按保守的估计也有500万；但同性恋者自己认为，加上不公开的情况，同性恋者的总数可达2000万。这些同性恋者形成了一种美国亚文化，使用着有近千词汇和词组的隐语。实际上，其他文化也存在不同形式的同性恋行为，在一些高级文明中也得到允许或认可，例如，古代雅典、波斯以及伊斯兰社会，后来的罗马共和国后期和罗马帝国初期，中东的阿拉伯和古希腊城市文化，奥托曼帝国以及封建时期和近代时期的日本。
我希望指出的是：完全可能，同性恋在生物学上是正常的，是作为古代人类社会组织的要素进化而来的；同性恋者可能是人的某些珍贵的利他主义冲动的遗传载体。
社会生物学从崭新的角度加以考虑的一些事实，支持着这一激进的假说，从昆虫到哺乳类，同性恋都是常见的，在罗猴、猕猴、狒狒和黑猩猩等大多数高智力灵长类中，同性恋作为异性恋的对等物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些动物的同性恋行为证明大脑中潜存着性的二元化机制，雄性完全可用雌性姿势接受雄性交配行为，雌性常常也能接受雌性交配行为。
人和这此动物有一个重要差别。人类大脑中潜在的性的二元化有时能在某些人身上充分表现出来，这些人在两性之间不断变换其性对象，然而在完全的同性恋中，正如在完全的异性恋中一样，动物身上能够体现出来的选择性和对称性都没有了，只有同性选择：大多数完全的同性恋男性只选择男性伴侣，女性只选择女性伴侣。一般来说，男性的女性化与他们如何选择性伴侣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在现代而不是原始社会中，同性恋者极少有异装癖，大多数同性恋男性的服饰和习惯跟异性恋男性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同性恋女性也相应如此。
同性恋的这一特殊性质，可能正好暗示了人类同性恋的生物学意义。同性恋首先是一种结合方式，它和绝大部分异性恋一样，都是巩固联系手段。同性恋倾向可能有自己的遗传基础，同性恋基因可能在古代的狩猎－采集社会就已扩散开来，因为它们给拥有它们的人带来了好处。这样的认识使我们面临了最根本的困难，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相信，同性恋完全是“自然的”。
既然同性恋者没有后代，他们的基因是怎样扩散到社会中去的呢？一种答案是：由于同性恋者的存在，他们的近亲就可能繁殖更多的后代。在原始社会，无论是在狩猎、采集或是家常劳动中，同性恋者都能向同性成员提供帮助。由于不承担养育子女的特殊任务，他们就能向近亲提供特别有价值的帮助，他们还可以充当先知、巫师、艺术家和掌管部落知识的书记等角色。如果亲戚们——兄弟姐妹和侄辈等——由此获得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较高的生育率，家族的基因就会相对增加，其中一部分就是同性恋基因，结果，总会有一小部分人具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即使同性恋者自己没有后代，他们的基因也可能通过旁系支脉繁衍下去。关于同性恋起源的这种设想，可以叫做“亲缘选择假说”。
如果证明同性恋倾向具有某种程度的遗传性，亲缘选择假说就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证据是存在的。单个受精卵发育而成具有遗传同一性的同卵双生子，比不同受精卵发言而成的异卵双生子有更为一致的异性恋或同性恋倾向。L·L·赫斯顿和J·希尔兹评价和分析了有关的情况，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常见的：大多数双生子分析都没有得到确认。然而今后的研究却已有了充分的基础。根据赫斯顿和希尔兹的说法，一些同卵双生子“不仅具有相同的同性恋倾向，而且由他们参与组成的各列同性恋，其性行为方式都惊人地相似；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孪生兄弟的同性恋行为，甚至彼此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象许多被认为更有遗传的人类特性一样，同性恋的遗传倾向并非一定要完全表现出来，其程度取决于家庭环境和童年的早期性经验。实际上，遗传下来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在适当的条件下容易向同性恋方向发展。
如果亲缘选择假说果然正确的话，同性恋行为就可能仍与狩猎－采集社会和简单农业社会中的角色专门化以及亲族相利的特性相联系，这两种当代文化与有关的古代文化是极为接近的，人类社会行为曾在那些古代文化中通过遗传获得了进化。联系看来是存在的，在一些长期延续因而人类学家有机会加以研究的原始文化中，同性恋男性穿戴女性衣着，模仿女性姿态，甚至嫁给其他男性，他们常常成为巫师——能够影响群体的重大决策的有力人物，或从事专门劳动，如从事一些妇女劳动，以及充当媒人、调解人；或成为部落首领的谋士。同性恋女性也时有所闻，但较少见于记载，更多的事实来自西方工业社会，在智力测验中，同性恋者表现出引人注目的灵活性，得分超过常人，他们以很大的比例进入白领阶层，即使最初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限制，也容易进入直接与人打交道的专门领域，在所选择的职业中，一般来说也更容易取得成就。显然反常的、不受社会赞许的性选择带来种种麻烦，他们看起来仍善于适应各种社会关系。
所有这些资料都只提供了一些线索，从通常的科学标准来看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它们已足以使人相信，在同性恋问题上，传统的犹太基督教观点是不适当的，甚至是错误的，来自宗教的断言理所当然地统治了若干世纪，现在暴露在客观标准前经受检验，我坚信，现有的证据支持着亲缘选择假说。
在关于同性恋的讨论中，生物学和伦理学的交叉是一个敏感而细致的问题，不管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同性恋角色可能具有怎样的优点，都不应该把同性恋者视为独立的遗传层次，要让过去时代的遗传适应性成为今天必须接受的标准，那就更不恰当乃至是不幸的，但是，错误地断言同性恋者在生物学上违反自然，并因此站在宗教教条的立场上去继续歧视同性恋者，那将是一种悲剧。
本章的基本论点是，依靠进化论新进展的帮助，人的性行为可以得到比过去远为精确的定义，忽视这一点，就会认识不到人类历史的一些重要部分，认识不到我们行为的基本内含，以及我们所面临的选择的意义。
通过教育和法律的作用，每一个社会必然在性差异、性行为标准以及家庭强化等问题上形成一系列的选择，由于政权机构和技术日益复杂和相互依赖，要作出选择就需要相应的精确性和丰富的经验，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凭借直觉或依靠科学的帮助，我们的研究将要深入进化史内部，因为人的天性是顽强的，要改变它必须首先付出代价。
从法律保证的两性机会平等出发，一个社会可以向职业选择的统计上的平等发展，也可向人为的性歧视退却；不管怎样，未知的代价在等待着它，一个社会可以去组织功能稳定的核心家庭，也可以消灭家庭而代之集体农庄；不管怎样，未知的代价也在等待着它，那些用异性恋标准强求一致的社会也必须付出自己的代价——已经有人以个人的痛苦付出了第三种这样的代价，我们相信，文化可以理性地加以设计，我们可以教导，可以奖励，也可以强制，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考虑每种文化的代价，这种代价以训练与实施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来衡量，同时也以为绕过我们的先天倾向而必须牺牲的幸福来衡量，当然。后者是一种不那么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的代价。
（林和生译）
《论人的天性》
E。O。威尔逊著 林和生译
第七章 利他主义
“殉道者的血是教堂的精髓。”这令人生畏的格言是3世纪的神学家特突利昂说过的话，他这样说等于是承认了人的利他行为有着一个根本的弱点，因为这句格言暗示的是：牺牲的目的是使一部分人凌驾于另一部分人之上，慷慨地给与而不图望回报，是一种极为少见、最受爱戴的人类行为，这种行为微妙而难以解释，它只表现在少数特殊人物身上，这种行为被仪式和排场所包围，人们用闪光的勋章奖励之，用激动的言辞赞美之，我们尊崇真正高尚的利他主义，是为了回报这种行为。通过对利他主义行为的报答，它就不再显得无比高尚，这样，别的人也就可以照样表现出这种行为珲，一句话，人类的利他主义从根本上说，充满了哺乳动物的感情冲突。
我们对极度的自我牺牲行为钦佩不已，为之神往；哺乳动物都看重这种行为，但蚂蚁却视之平常，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国会最高荣誉勋章大都授予了那些战斗中的英雄，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这些英雄用自己的身体压住手榴弹以保护战友的生命，或冒死从战场上营救受伤的同伴，或作出其他同样性质的极端的行动，这种利他主义的自我牺牲是勇气的最高体现，理应得到国家特别授予的最高荣誉，但我们对此仍然迷惑不解，在舍身拼死的刹那，这些人心中可能会想些什么呢？“个人的虚荣心和骄傲感在这种情形中总是重要因素，”这是詹姆斯·琼斯在《第二次大战》一书中说的，他还说：
而且，常常仅只是由于战斗的激动情绪，就会使战斗者甘愿战死；而假如没有这种激情，他可能会畏缩不前，但从根本上说，当死亡就在离你几步远的地方等候着你时，你会突然有一种为了国家、社会甚至种族而舍生的‘受虐狂’——一种极度快乐、几乎象性快感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你毫不犹豫地跨过这最后几步，这是终于超脱自己不顾一切而得到的一种享受。
这种理智和激情相结合而产生舍生取义的结果，在第一手的战场记载中常有报导，在把社会团结起来的许多较常见的勇气和慷慨表现里，上述行动只是一种极端形式，在看待这类行为时，一个人可能就此为上，将利他行为的纯洁成分当作只是人性中好的一面。或许，对这种现象的最好的解释是：发自主观意愿的利他主义，是一种超然的品质，它使人类有别于动物，但是，科学家们不习惯于把任何现象宣布为禁区，正是在对利他主义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人们才发现社会生物学最有希望对此作出特殊的贡献。
我倒很想知道，根据我们社会的崇高标准，是否有鹰或狮子这样的高等动物值得被授予美国国会最高荣誉勋章。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然而，它们当中却常有某种程度的利他行为，这些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人类不难理解的，而且其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后代，也是为了自己的同类，例如知更鸟、画眉、山雀这样一些小鸟，见到鹰飞来时会向同类报警，它们蹲在枝头，伏着身子，发出一种清晰可辨的细长的尖叫。从空中要弄清这种音响发自何方是困难的，但无论如何，这一举动至少显得极为无私；因为更聪明的方法恐怕是一声不响藏起来，以免暴露自己的位置。
除了人，哺乳动物中黑猩猩可能是最富于利他主义的动物了。它们不但分享合伙狩猎得来的肉食，还对失去父母的幼猩实行抚养。简·古多尔在坦桑尼亚的哥姆河国家公园观察到三起这种例子。失去父母的幼猩由成年的哥哥和姐姐们收养下来，十分有趣的是（由于更多的理论上的原因，留待以后再讨论这一点），虽然那些自己有子女的经验丰富的母猩可以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上述幼握，并提供更好的社会保护，但表现出这种利他行为的却常常不是它们，而是最直接的亲属。
尽管脊椎动物中这类例子很多，但只有在低等动物中，尤其是在群居性昆虫中，我们才能见到可与人的自我献身媲美的高尚利他行为，许多蚂蚁，蜜蜂和黄蜂不顾一切向入侵者发起攻击，以保卫它们的巢穴，因而，人们在蜂房附近和黄蜂洞旁边时总要小心翼翼，不敢靠近，但却敢放心大胆地接近非群属性昆虫，比如汗蜂和泥虫。
热带地区一些群居性的无刺蜂，一见人走近它们的巢穴，便一窝蜂飞到人头上，死死咬住头发，以致于用梳子用劲把它们刮下来时，它们的头也给扯断了，某些虫类在这种自我牺牲的还击中，施放一种灼烧皮肤的分泌液，从而使人退却。在巴西，这类昆虫被称作“喷火者”，著名昆虫学家W·M·惠勒描绘过他最倒霉的经历：一群“可怕的蜜蜂”把他脸上的皮肤一块一块抓掉了。
蜜蜂工蜂的尾部还象鱼钩一样长着倒刺，它们向入侵者发起攻击时将尾刺刺入人侵者的皮肤，飞走时尾刺陷在入侵者的皮内中，并同时拉出毒腺甚至整个内腔，于是自己也很快死去，但它们的攻击却因此更为有效，因为，留在入侵者皮肉里的毒腺继续向伤口内分泌毒液，而尾刺底部上一种类似香蕉的芬芳气味又刺激其他蜜蜂向同一部位发动神风式攻击，从整个群体角度看，个体的自我牺牲得胜于失，一个峰的大家庭就有2万到8万工蜂，都是由蜂王产卵孵出的姊妹，每只蜂的自然寿命只有50天左右，所以，它们献出一条小小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其中并没有基因的浪费。
在社会性昆虫中，我所喜欢的例子是一种非洲白蚁，它们中间的战斗蚁简直就是一颗颗爬行的炸弹，一对很大的腺体从头部几乎贯穿全身，在攻击蚂蚁和其他敌害时，它们从口里喷出的一种黄色腺体分泌液，在空气中很快凝结，常常把保卫者自身和入侵者粘在一起而同归于尽，腺液的喷射看来是由于白蚁腹壁的猛烈收缩，有时，剧烈的收缩使肚腹和腺体破裂，这种防卫性的腺液就四处喷溅。
人和昆虫都能够作出高贵的牺牲，这并不是说人的精神和虫子的“精神”（如果有的话）有着同样的活动，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种自我献身冲动不必解释为是神圣的或超验的，我们有理由去寻找更为常规的生物学解释，但这种解释立即会引出一根本性的问题：阵亡的英雄出不及生育后代，假如自我献身导致越来越少的后代，那么，创造出英雄的那种遗传基因可能逐渐在群体中减少直至消失，对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狭隘解释就可能导致这种预见：由于以自私的基因为主的人数必然压倒有利他主义基因的人数，许多代人之后，自私的基因会普及群体，使群体利他主义反应的能力从此下降。
那么，利他主义又是怎样得似延续下去的呢？对社会性昆虫来说，事情是很简单的：自然选择已经扩大到把亲族这样包括在其中的程度，自我牺牲的白蚁斗士保护了同类，包括蚁王和蚁后，即它们的父母，这使得斗士们的更有生育力的兄弟姊妹得以繁衍，生出更多的“侄儿侄女”来继承利他主义基因。
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人的利他主义能力也是通过亲族选择而得以进化的吗？换句话说，在少数人可以升华成有自我牺牲行为的、并为我们大多数人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激情，是否最终源于千百代人以来由亲属关系植根在我们身上的遗传单位？整个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直接的家庭及其近亲的网络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单位，这一事实多少能证实上述臆断。如此引人注目的家族连贯性，以及智力高度发展带来的细微的亲族分类，可能解释为什么亲族选择在人类中比在猴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中更为有力。
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也许会对此表示异议，考虑到这一点，我要首先暂且承认，利他行为的形式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人类的社会进化显然主要是文化的进化而非遗传的进化，问题在于，人内心深处的激情，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有强烈表现，我们认为这种感情正是通过基因而得以演变发展的，因而，尽管社会生物学假说不能解释各种社会之间为什么存在差异，但却能解释人为什么与别的吃乳类不同，为什么在某一个狭窄的方面，人更类似社会性昆虫。
人的利他主义的多数表现，说到底都含有自利的成分，这就使关于人的利他主义的进化理论变得极为复杂，在持久的利他表现形式中，没有哪一种是一望而知属于完全自我毁灭性的，最了不起的英雄在舍命时都期待引人注目的报答，其中也包括相信个人的永生不朽，当游人宣布自己欢乐地迎接死亡时，他们实际指的并不是死去，而是羽化登仙或入涅盘之境。照叶芝的说法，诗人们是转向了永恒，在约翰·班扬的《无路历程》的结尾处，我们读到卫真先生临终前的情形：
然后，卫真先生说：“我就要去会见先我而去的父辈们了。虽然我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这里，我却一点也不后悔。我的这把剑，将赠与那个继我之后完成我的天路旅程的人，我的勇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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