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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的天性-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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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宗教神圣化的武断性,势必引起批评;而在那些比较自由和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社会中,空想者和革命者往往会试图改变这种制度,他们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他们自己所设计的那些典章制度。结果是:改革总会受到压制。因为,既然占统治地位的典章已经被神圣化和神话化了,大多数人就把它看作是不容置疑的;提出不同的意见,就被认为是亵渎神明。
这样,在个体和群体的平面上,就出现了自然选择冲突的场景.在探讨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又是绕了一大圈,回到了利他主义的起源这个理论性的问题上,让我们暂且假定,存在着一致性和神圣化的遗传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是在整个社会的选择水平上,还是在个体选择水平上确立的呢?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心理学的说法来重新表述:这种行为是无条件的吗?它是否受程序规定去保护整个社团的利益?或者,它是有条件的,在个体的自身利益范围内起着作用?
在一种极端情况,也就是容易产生僵化的宗教狂的情况下,群体就是选择单位,当一致性变得十分脆弱的时候,群体就走向衰微甚至趋于灭亡,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主义的、自利的成员仍然有可能占取便宜,以他人为代价扩张自己,但是,这种人的反常倾向性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加剧了该社会的脆弱性,并加速了它的衰亡,一个社会里如果这类个体出现的频率愈高,也就是倾向于产生这类个体的基因出现的频率愈高,该社会就会逐渐让位于那些在“遗传的坚定性”上少受到削弱的社会,而具有一致性的个体在整个人口中的总频率将会上升,追求无条件一致性的基因能量日益扩张,而相反基因的能量则日益减退,甚至,自我牺牲的潜能也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加强,因为个体不顾得失,不惜牺牲生命,将会有利于群体的生存,由律己很严的个体的死亡所造成的基因损失,是可以得到弥补而且有余的,因为受益群体的壮大,会导致这种基因的增长。
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通过产生一种较温和的、具有矛盾心理的宗教狂,个体选择就成为达尔文式进化中的主导力量,个体的一致性能力,使他们能享受作为一个成员的好处,既不费力,也不担风险,经过较长的时间后,他们的行为将作为社会规范而保持下来,虽然社会上不具有一致性的人可能通过自利的异端行为获得一时的好处,但终会因排斥注压抑而蒙受损失,有一致性的人也可能由于和他行为而危及自己的生命,但这并非因为整个社会竞争选择出了否定自己的遗传倾向,而是因为群体偶尔利用了个体接受鼓动的这个特点,而这个持点在其他情况下是对个体有利的。
这两种可能性并不必然互相排斥,一体选择和群体选择完全可以互相强化,如果群体的成功和发展要求有斯巴达式的德行和自我牺牲的宗教狂热,幸存下来的诚信者可以在土炮、权势和繁衍后代方面,通过取得胜利而得到远远多于损失的补偿,在这种达尔文式的追逐中,一般个体将赢得胜利,使其冒险获利,因为参与者全部努力的总和,总会给普通成员以超过其损失的补偿:
耶和华晚谕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与全会众。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500取一,作为贡物奉给耶和华。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从以色列人的一生之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种牲畜中,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
《民数论》: 31章25-30节。
更仔细的考察可以发现,各种最高形式的宗教活动都会带来生物学上的好处,最重要的是它们对于身分的确定,在个体天天所经历的、使人晕头转向,混乱不堪的事态发展中,宗教给他以明确的地位,使他在努力奋斗的群体中,得到一个无可置疑的成员资格,而这一点,使他得到一种与他的自身利益并行不悖的生活动力,他的力量也就是群体的力量,他的指导方针就是神圣的契约,神学家和社会学家汉斯·莫尔很恰当地把这种重要过程称之为“个人身分的神圣化。”让我们暂且假定学习规则是受生理学程序规定的,人的头脑又倾向于参与一些神圣化的程序,而这些程序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有组织的宗教制度。
第一个程序是对象化,即对现实加以形象和鲜明的描述,它们既容易理解,而且可以避免矛盾,排除例外,天堂和地狱、作为善恶斗争场所的人生、天神对自然力的驾驭,以及神灵监督实施禁忌等等,都属于对象化的具体例子,对象化能形成颇具迷惑力的组织结构,上面再装点着各式各样的象征和神话。
承诺是宗教生成的第二道程序,善男信女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那些已经对象化的概念,也奉献给志同通合者的福祉,承诺是一种通过情感上的自我牺牲而表现的纯粹部落精神。它的焦点在于神秘的契约,在于巫师和祭司,因为他们关于典章的解释,被认为是不可少的征明,承诺是通过典礼仪式来取得的,此时武断的规则和奉物得到神圣化,并且再三受到明确界说,直到它们变得象爱和饥饿一样成为人性的一部分。
最后是神话的问题,神话是一些故事传说,用它们来说明部落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而这种说明中所用的词语,与听者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是合拍的,有文字记载以前的狩猎-采集者的神话,讲述着可以置信的创世故事,人类和那些与部落有特殊关系、并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动物,在一起战斗、生存和繁衍,他们的所作所为多少说明大自然是怎样运行的,也说明为什么该部落在地球上处于一种特别优惠的地位,神话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复杂性一同增长,神话以更为奇异的形式,复制了社会的基本结构,神人们和英雄们的部落,为王位和领土而争战,分别主宰着凡人生活的不同领域,神话再三重复着摩尼教的主题,两种超自然力量互相斗争,力求主宰人世,例如,在亚玛森——阿林诺科森林中的某些美洲印地安人中,竞争者是代表着太阳和月亮的两个兄弟,一个是仁慈的造物主,另一个却是恶作剧的骗子,在后期的印度教神话中,婆罗玛,宇宙的仁慈主宰,创造了黑夜,黑夜又生下一些拉克莎萨,他们企图吃掉婆罗玛,并要消灭凡人,在其它更为精细复杂的神话中再三出现的主题,是启示录式的末世论和千年王国,它们预言,斗争将要结束,因为一个天神将从天而降,毁灭现存世界,另创一个新的秩序。
对于这类至高无上的神灵的信仰,并不是普遍的。约翰·怀廷所调查研究过的81个狩猎-采集社会中,只有28个(也就是35%)在它们的宗教传统中有至高无上的神灵,至于说一个创造世界,而且有是非道德观的能动的上帝的概念。就更为少见,而且,这种概念通常从游牧的生活方式中产生,人们愈依赖放牧,就更易于相信一个犹太教——基督教式的牧羊人上帝,在已经查明其宗教的其他社会中,这种信仰的出现只占10%或更少。
一神教的上帝都是男性,这种浓厚的家长式倾向,有着几种文化上的根源,游牧社会是高度流动,组织严密、而且骁勇好斗的,这些特性都容易导致男性的权威,并且,作为主要经济基础的放牧、首先是男人们的职负,由于希伯莱人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因此在《圣经》中上帝被描绘成为收单人,而选民就成了他的羊群。伊斯兰教,是一切一神论信仰中最为严格的一种,也是首先在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民族中发展起来的。
当科学向前发展,接二连三地摧毁着古代神话的时候,神学就退进了它最后的堡垒,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它从中赶跑了,这个堡垒,就是创世神话中的上帝的概念,上帝是意志,是一切存在的根源,是产生原始火球中一切能量的动因,是规定宇宙赖以进化发展的自然规律的主宰,只要这个堡垒存在一天,神学就能从中伺机向着真实世界突围出去。当其他哲学家丧失警惕的时候,自然神论者却能以过程神学的方式,设定一个超然而又弥漫一切的意志,他们甚至可以预言神迹。
但是,也不要低估了科学唯物主义的力量,科学唯物主义给人类精神提供了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神话体系,而这种体系到目前为止,在每个冲突的领域中,都击败了传统宗教,史诗是科学唯物主义的叙说形式,从150亿年前宇宙的大爆发起的进化过程开始,通过诸元素和天体的出现,到生命在地球上产生,我们说这种进化的史诗是一种神话系统,是从下述意义上着眼的,那就是:它在今天所提出的法则,只是信以为然的,绝不可能确切地加以证明以形成一个因果关系的连续统一体,贯穿从物理学到社会科学、从地球到可见宇宙中的其他世界,并从时间上倒溯到宇宙的开端,每一存在都被认为是服从目洽的物理学规律的,科学家决心在说明中决不使用任何不必要的字眼。因而也就排除了所有的神灵和外界动因。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到了生物学史的关键阶段,此刻宗教本身也要接受自然科学的解释和说明,正如我已经力图指明的;社会生物学能够通过作用于人类头脑中遗传进化物质结构的自然选择原理,来说明神话系统的起源。
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科学唯物主义最后的、决定性的优势,就在于它能说明作为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的传统宗教也完全是一个物质现象。神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学科,很难继续存在,但宗教本身,将作为社会的一种生命力,在很长时期内持续下去。就如同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一样,宗教是从土地中,也就是它的母亲那里吸取能量的。那些仅仅能将它摔倒在地的人,是无法打败它的,科学自然主义精神上的弱点,就在于它没有这样一个根本的力量泉源,目前形式的科学自然主义,在说明宗教情感力量的生物学泉源时,并不能对这些泉源加以吸收利用,这是因为进化的史诗不承认个体的永生不灭和社会的神圣权利,而它对于人类,也只能暗示某种存在主义的意义。人本主义者将永远无法体会精神上的皈依和自我奉献时那种炽热的欢乐;科学家也很难一本正经地履行神父的职能,因此,现在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了,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使宗教力量转而为一种伟大的新事业服务,而这一事业正是要去揭示宗教力量的源泉?我们最终又回到了等待解答的第二个困境。
(吴福临译)
《论人的天性》
E。O。威尔逊著 林和生译
第九章 希望
传统宗教神话及其世俗翻版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没落,导致了我们的第一个困境,随之而来的,是道德规范的丧失,关于人类处境更深的孤立无助之感,以及向自我的收缩和急功近利等等,第一个困境的理性的解决,可以通过对人类天性更深刻更勇敢的考察而达到,而这就必须把生物学的种种发现与各门社会科学相结合、将来会更严格地证明,精神是大脑神经无机制的附生现象,这一机制本身又是遗传进化的产物;自然选择在上百万年的时间内作用于古代环境中的人类群体,导致了这种遗传进化,神经生物学、个体生态学以及社会生物学方法和思想的适当延伸,将为社会科学奠定一个较为理想的基础,而至今仍然分隔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裂痕,最终将会消失。
如果对第—个困境的这一解答即使部分是正确的话,第二个困境就将立即随之产生,那就是必须在我们先天的各种精神倾向之间进行的种种有意识的选择,人类天性的要素是各种学习规则、情感强化系统以及激素反馈回路,它们把社会行为的发展引向某些确定的渠道,而不是另一些渠道。人类天性并非仅仅是现存社会的一系列产物,它也是未来社会按照理智的设计而可能实现的一系列潜在的东西,对几百种动物中各种现存社会系统的考察,以及从这些系统演化过程中推导山来的各种原理,使我们确信,人类的所有选择,只代表了理论上可能的众多选择中一个很小的集合,而且,人类天性又是对一个已基本消失了的坏境的特殊遗传适应的混杂产物,这个环境就是冰河时期的狩猎-采集者的世界,因此,我们眼前如此丰富如此迅变的现代社会生活,就仍然不过是古代行为适应的各方面在文化上过度膨胀的拼合,在第二个困境的核心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循环,指导帮助我们在人类天性的要素之间作出选择的各种价值系统,都是由人类天性的要素在一个早已消逝了的进化时期内创造的。
幸运的是,人类困境的这一循环,并没有达到不能被意志的行动所冲决的程度,人类生物学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和测量影响伦理学家和其他人的各种决定的种种限制,通过人类精神的神经生理学和种族发生学的重建来推测这些限制的意义,这一事业是对文化进化研究的不懈努力的必要补充,它将改变社会科学的基础,却不会损害它的丰富性和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将形成一门伦理生物学,使我们有可能去选择更深刻、更有生命力的道德价值准则。
新的伦理学家首先将希望对人类基因延续的最基本的价值作出沉思,世代相传的公共基因库是这种延续的形式,很少有人认识到有性生殖中的分裂模式以及同样“不重要的”世系“谱线”的真正含义。一个人的DNA差不多平均包含着任一给定时代中所有祖先所贡献的成分,这个人的DNA又将大致平均地分配给未来任一给定时代所有的后代,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百多个生活在1700年的祖先,其中每一个祖先都向今天活着的后代提供了不到一个的染色体,同时,我们每个人都有百万以上在1066年生活过的祖先(考虑到当时族外婚的数量)。享利·安德姆斯曾针对那些诺曼-英吉利人的后代,就此作过出色的表述,他指出,如果“回到我们的2亿5万祖先所生活的11世纪,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同时干着许多令人吃惊的事情。在许多事情中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可能耕作于康登庭和卡佛多斯的田野之上,跻身于诺曼底教区教堂里听弥撒的人群之中,在这一地区每个富于宗教精神的或世俗的贵族手下服役,参与修建蒙特-圣-米歇尔的阿比大教堂的修建等等。”再倒退几千年-进化长河中短暂的一瞬,当代英国人从中诞生而来的基因库在当时已复盖了欧洲,并向北非、中东以及其他地区扩展,个体不过是淹没在这个基因库中的转瞬即逝的基因给合,其遗传物质很快就会重新溶解在基因的大池塘中,由于自然选择总是作用于那些使自己和直系亲属获利的个体的行为,因而人类天性总使得我们倾向于服从利己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律令。但是,一种着眼于长期进化过程的更为超然的眼光,能让我们超越自然选择的盲目的实现过程,并从整个人类的背景上,洞察我们自身基因的历史和未来,一个早已被运用的词汇直观地体现着这一超然的眼光,那就是:崇高,如果恐龙掌握了这个概念,它们或许也会赢得生存,它们或许就是我们。
我相信,进化论的正确运用,也有利于基因多样化这一最基本的价值,如果象一些证据所表明的那样,遗传以适中的程度影响着精神与肉体能力的变异,那么。我们就能期望确有特殊能力的个体意外地出现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家庭之中,不过这些个体却不能把他们的素质遗传给自己的子女。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描写过动植物中这种“西西弗斯基因型”的产物。他的思路建立在基础遗传学的下述论证之上:几乎所有的能力都是由染色体上分布的许多基因组合所决定的,确属例外的个体,无论强弱,按定义都能在统计曲线的顶点处找到。而在形成新的性细胞以及各种性细胞相互合并产生新机体的过程中,决定个体特性的遗传基质从无序状态产生稀有的给合,由于有性生殖的个体都拥有一套特殊的基因,因而即使在同一家庭中,极为例外的基因结合也不大可能出现两次,因此,如果天才不管在什么程度上是先天性的,它在基因库中就是难于测量和预见的闪烁不定的现象,西西弗斯把巨石推上山顶,只是为了让它又往下滚,同样,人类的基因库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先天性天才,只是为了让他们又分解在下一代中,按照西西弗斯方式结合的基因或许遍布人类群体。仅仅由于这一理由,我们就理应把全部基因库的保存,视为第二个基本价值,除非将来某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有力的人类遗传知识,许诺给我们广泛的人工优生前景。
普遍人权,也许可以视为第三个基本价值,普遍人权的思想并不普遍,它主要是近代欧美文确的产物,我认为,我们强调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并非因为它是神圣意志(国王们常常依靠神圣权利进行统治)。并非因为循着这一思想就能从未知的意外源泉中找到某种抽象原则,而只是因为我们是哺乳动物,我们的社会建立于哺乳动物的纲领之上:个体首先为自己能够成功地传种接代而奋斗,其次为直系亲属,再次是一种主动性较小的协议式合作-个体参与这种合作是为了从中得到好处,一只有理性的蚂蚁(让我们暂时设想蚂蚁和其他社会性昆虫成功地发展出了高级的理性)将会认为,这种安排在生物学上是肤浅的,而个体自由的概念在本质上是有害的,但是,我们赞成普遍权利,是因为在技术发达的社会中权力过于变幻不定,使我们无法逃避这个哺乳动物的法则;不平等带来的长远后果,对于暂时的受益者总是表现为可见的危险,我认为,这是普遍权利运动的真正理由,而对这一运动根本的生物学原因的理解,与文化强化和委婉颂扬所勉强形成的理性化相比,最终将更有说服力。
那么,对于价值的探索,将发展到对遗传适应性的功利主义考虑的范围之外,尽管自然选择是第一推动者,它的作用是通过以第二性的各种价值为基础的大量决定表现出来的,这些第二性的价值在历史上表现为帮助实现成功的生存和繁殖的机制,这些价值的范围大体上包括了我们一些最强烈的情感,探索的热情和敏感,发现的激动、战斗和体育竞赛胜利后的喜悦,恰到好处的利他主义行动带来的宁静满 足,种族和民族自豪感的躁动,从家庭纽带获取的力量,以及从与动物和欣欣向荣的植物的接近中所得到的生之快感。
对这些生理反应需要作一种神经生理学的解释,它们的进化史则需要重建,一种能量守恒原理在这些生理反应之间发挥作用,以至即使强调其中一种反应,全部潜在力量的总和也仍然保持不变。诗人出色地指出了这一点,就象玛丽·巴纳德的莎孚式诗行中平静的赞美所表现的一样:
有人说是骑兵队
有人说是步兵,又有人
坚持说我们舰队那飞摇的
桨是大地上
最好的景象,但是我说
最好的是你所爱的。
今天还没有测量这些能量的手段,但是我想心理学家或许会同意,可以对这些能量的方向作出实质性的改变而不损失其强度,或许他们会同意,精神会努力保持一定的秩序水平,努力要求一定的情感报偿,最近的证据指出,在睡眠中,当兴奋沿着脑干大纤维丛向上穿过大脑,刺激大脑皮质使它产生活动时,梦就发生了,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一般感觉信息,大脑皮质就从记忆存储中唤醒意象,编织精采的故事,精神用类似的方式不断创造发展道德、宗教、神话,并赋予它们情感的力量,一些盲目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念被抛弃了,另一些马上被制造出来,填补了它们留下的空白,如果大脑皮质受到批评和分析技术的严格训练并记录下了经过检验的信息。它就会把这些信息以道德、宗教、神话的形式重新排列,如果精神受到的指导使它的超理性活动不能与理性活动相和谐,它就将把自己一分为二,使两种活动都能同时并行地发展下去。
如果我们最终承认,就一种崇高的意义而言,科学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神话,那么,产生神话的上述内驱力就可以被我们用于学习和人类进步的理性探索,因此,让我再来解释为什么我认为科学精神优于宗教:首先,它可以不断地取得解释和控制物理世界的胜利,其次,它的自我校正性质为一切可能的设计和实验操作敞开了大门;第三,它坚持对一切神圣和世俗之物进行考察,最后,它现在给出了按进化论生物学机制解释传统宗教的可能,最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宗教(包括教条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能被系统地分析和解释为大脑进化的产物,那么,它作为外部道德源泉的力量就永远消失了,而这就迫使我们着手寻求第二个困境的解决。
科学唯物主义的核心是进化的史诗,让我来重申它最基本的主张:(1)物理科学的规律与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规律是一致的,可以用因果解释加以连结,(2)生命和精神有着物理基础,(3)我们现有的世界从较早的世界发展而来,而且遵循着同样的规律;(4)今天可见的宇宙无处不是科学唯物主义解释的对象,进化史诗可以沿着上述路线不断得到补充和加强,但它的一些最彻底的论断不可能看作是定论。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进化史诗或许是我们将拥有的最动人的神话,我们可以对它作出某种调整,使进化史诗尽可能接近真理,达到人类精神对真理所能作出的最切近的判断,果真如此的话,精神对神话的需要就必然会让科学唯物主义来满足,以便使我们的非凡动力能重新找到用武之地,以诚实的方式完成这样的转移而又不陷入教条主义,是有路可循的,其中一条道路就是更积极地发展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哈登这样谈到科学和文学;“我绝对相信,比起文学经典来,科学远远更刺激人的想象,不过 这些刺激者的产物通常不容易问世,这是因为科学家缺少文学性的认识方式。”确实,宇宙学家和物理学家关于 150亿年前的大爆炸是宇宙起源的推测,远比《创世纪》第一章或吉尔格嚜什的《尼尼微史诗》更令人敬畏,当物理学家运用数学模型追溯大爆炸的物理过程时,他们也就是在谈论一切-的的确确是一切,当转而讨论脉冲星、超新星以及黑洞的碰撞时,他们就是在运用过去时代所没有的想象探索距离和神秘,让我们回想上帝是怎样用意在压倒人类精神的想法来鞭策约伯的:
是谁竟用无知的言词
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你要象男子汉挺胸站起,
我将提问,你要回答……
你可曾下列海眼
或在深不可测的水里行走?
地狱之门曾为你开启?
可曾看到冥冥中的门吏?
你是否理解世界的广袤?
如果知道,告诉我一切。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确实知道而且已讲出了这一切。我们接受了耶和华的挑战,科学家们努力揭示和解答更大的难题。生命的物理学基础已经被了解,我们已大致理解生命何时以及怎样在地球上开始。新物种在实验室中被创造出来,进化已被追溯到分子的层次。基因可以从一种有机体拼接入另一种有机体,分子生物学家已掌握了创造基本生命形式的大部分知识。我们的机器在火星上着陆,把广袤的景观和土壤化学分析结果发回地球,《旧约》的作者曾经有过这样的想象吗?我们伟大的科学发现进程呈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势头。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西方文明的上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自然科学相脱离的,在美国,知识分子实际上仅仅被看成是那些按照盛行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学模式进行工作的人。他们对化学和生物学毫无所知,就好象人类某种意义上还是物理现实的超然的观众。在《纽约书评》,《评论》、《新共和》、《代达罗斯》、《美国评论》、《星期六评论》以及其他人文杂志的篇页中所充斥的文章,读起来就好象大多数基础科学在19世纪就已经停止发展,这些杂志的内容大多是历史逸闻,最新的语言考证,人类行为的描述性理论、根据个人的思想意识对时事所作的评判-都用令人愉快而又令人沮丧的热烈宣扬来迎合人们的口味。现代科学仍然被认为是一种解难题的活动,一大套可观的技术,人们用与科学无关的精神范式去评价科学的重要性,当然,许多”人文主义的”科学家已经超出了科学唯物主义的范围,参与到文化之中,时而作为专业见证人,时而作为雄心勃勃的作家,但他们几乎一点也没有填补这两个理论世界之间的鸿沟。除极少数外,他们至多不过是些平庸的科学家,象征性地代表着必然被他们是东道主视为粗俗文化的东西,而这种文化仍然为有教养的语言所不齿,他们过于轻易地接受了“通俗作家”这一标签,降低了自己的身分,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精神的较深层次的伟大作家们。也极少用科学的语言去阐述真正的科学,他们是否真正理解这场挑战的性质?
今天应该比较容易发生人们所关注和希望的转移了,因为人类精神隶同于一个因果解释网,每首史诗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人类精神可以当之无愧,甚至习惯于思考上百亿星系和几乎无穷距离的天文学家也必然同意,人类大脑是我们所知的最复杂的结构,是各门主要自然科学研究的交叉点,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以及神学家最终必然承认,通过对精神过程自身的重新定义,科学自然主义注定要改变他们的系统研究基础。
我在本书开始时指出了科学进步常有的辩证性质,学科与对手学科相接,对手学科通过把学科还原为更基本的规律而成功地重新组合排列了学科的现象,但是,随着相互作用的增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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