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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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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以数占卜吉凶的习俗。如彝族人的占卜方法是，“巫师取细竹或草杆一束握于左手，右手随便分去一部分，看左手所余之数是奇是偶，如此共行三次，即可得三个数字。有些地方用一根树枝或木片，以小刀在上面随便划上许多刻痕，再将木片分为三个相当部分，看每一部分刻痕共有多少，亦可得出三个数字然后巫师根据这三个数是奇是偶及其先后排列，判断氏族之间打斗的胜败情况。由于数分为奇偶二种，卜要进行三次，所以全部的排列组合共为八种，胜负吉凶的解释也相应有八种答案：１
偶偶偶－－不分胜负。２
奇奇奇－－非胜即败，胜则大胜，败则大败。３
偶奇奇－－战斗不大顺利。４奇偶偶－－战必败，损失大。５
偶奇偶－－战斗无大不利。６偶偶奇－－战斗有胜的希望。７
奇奇偶－－战斗与否，无甚关系。８
奇偶奇－－战必胜，掳获必多。
那些巫师们相信，由两种最基本的数字（奇偶数）的不同排列能反映出种种神秘的信息。他们把由“奇”和“偶”这两个数字的不同排列而组成的数字“翻译”成为各相应的信息。２．４
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上面提的第一个问题－－《易经》为什么要使用二进制语言？这是因为，《易经》中所记载的是古代巫师预测（即“卜”）吉凶的活动，记载着巫师们以一种特殊的计算方法虚拟出来的一幅幅关于吉凶状况的图景。人的生存状况总是处于“吉”和“凶”这两极之间，各种生存状况的色调都是吉与凶以不同比例的调配出来的。二进制语言足以表达出各种生存状况的信息。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所有的“数字”其实与“０”这个数都具有同一性质——它们都是人为了计算的方便而设立的一种计算语言，只不过“０”这个数字更明显地具有这一特征。
然而相当“浪漫主义地”使用数字的巫师们同时又以为，关于人的生存状况的信息与客观世界本身的规律是同一的，他们虚拟出来的人的生存状况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模拟。《易经》中已经包含这种成份，而《易传》将这种成分大大地夸大了。二进制语言本来是用来描述吉凶信息的语言，具有哲学冲动的人们把它当成了描述客观世界的“科学”（其实是地道的伪科学）语言。这完全是对于客观世界想当然的看法。其实这是处于文明早期的人们在思想上的通病。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干脆把人的语言 ｌｏｇｏｓ（本来的意思是“话”、“语言”）说成是客观世界的语言，把本来是一种交谈式的说理方法的“辩证法”（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在英语中，与这个词词形相近的有两个词，一个是 ｄｉａｌｅｃｔ，即“方言”，一个是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即对话，由此我们也可以约略地知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含有“语言”、“说话”的意思）当成了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规律。从此以后，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家们都在作为带着描述客观世界图景的哲学冲动来谈“辩证法”，坚定不移地把“语言的牢房”当作自己的家。
一直到了１９世纪末以后，西方哲学界有一批有神学和解经学背景的人，才开始意识到关于人的生存状况的信息与客观世界的结构、性质是两回事，“存在”（ｂｅｉｎｇ）不同于“存在者”，“存在”只是一种属人的状态，与客观世界本身不是同一回事。谈到集巫术性、哲学性和数学性于一身的《易经》，我们不能不想起一派哲学——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的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数学家，更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为自己和门徒设立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禁忌，比如“不要用刀子拔火”，“不要在指环上刻神像”，“不要坐在斗上”，“不要朝太阳小便”，“屋子里不要有燕子”，等等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他具有强烈的吉凶观念。他认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数“乃是一切自然中的最先者；因此他们把数看成一切事物的元素，把整个宇宙当作一个和谐与数。”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思想中有一种与《易经》相当相通的思想成份。他认为，“万物的始基是‘一元’。从‘一元’产生出‘二元’，‘二元’是从属于‘一元’的不定的质料，‘一元’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元’与不定的‘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目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平面；从平面产生出立体；从立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物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空气。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他的学派的另外一些人还拟定了有限与无限、奇与偶、一与多、阳与阴、明与暗、静与动善与恶等十个始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毕达哥拉斯及其门徒同样是把一种具有二进制色彩的“数字”当成了构造世界的基本元素，站在巫术、哲学、数学的混合立场来破解世界的密码，进而掌握关于吉凶的信息。进而我们了可以说，他把我们希望得到的关于生存境遇的信息当成了世界的统一图式。今天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出这种误解的实质是什么－－他们把由比特（二进制数字）构造出来的“世界”与由原子构成的世界当成了同一回事。
１６．４ 二进制与两个世界
比特与原子的差别看似一个刚刚的出现的话题，实际上数字与原子对于世界的意义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它一直困挠着从古自今的思想家。
在毕达哥拉斯出现后一百多年，有一位名叫德谟克里特的希腊人提出了一种与自毕达哥拉斯以来的哲学完全不同的世界图式论。他认为世界是由两种东西构成的：一种是人的肉眼不能看见的小得不可再分的单位，一种是什么都不存在的空间。他把前一种东西称为“原子”，把后一种东西称为“虚空”。世界上的万事成物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子以不同的比例集结而成的。又大约过了三百年，在古罗马出现了一位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他在他的长诗《物性论》中对德谟克里特的观点进行了阐释和发挥。他认为，世界是由一种小得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组成的，他把这种东西称为“原子”。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一种他称为“虚空”（有时也称之为“无”）的东西，它是原子运动的场所。原子是有重量的，而虚空是没有重量的。原子与虚空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虚空，世界就会是极度板结，混沌一片，了无分别的。世界不是从“无”中生出来的“有”，而是由“有”（原子）与“无”（虚空）以不同比例搭配而成的。
这种如今在我们看来是相当粗糙的“原子论”的出现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他开辟了一种对于观察世界的新的眼光－－把世界归结为一种最小物质，而不是归结为一种神秘的数字。
自毕达哥拉斯以来的哲学是一种巫术与数学的混合，总是把有形世界归结为一种非物质性的数。而德谟克里特和卢克莱修的“原子论”却把世界归结为一种物质性的最小单位。人之所以看不到这种作为世界始基的最小单位，是因为它太小而不是因为它是非物质性的神秘的“数”。这种“物性论”形态的“哲学”是一种最初的物理学。它是对以原始宗教、巫术、数学为背景的“元物理学”（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即通常翻译为“形而上学”）的反动。它拒绝从“数字性”的立场，即具有二进制数字色彩的关于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立场来观察、描述客观世界，而是从“物性”，即原子性的立场来构筑关于世界的图景。原子论把数字性的“无”（“０状态”）还原为物质性的“虚空”，把数字性的“有”（“１状态”）还原为物质性的“原子”。它开辟了近代物理学的先河，使人对于世界客观规律的探索不致于在巫术性的神秘主义数学观念（唯心论的辩证法）支配下半途而废。而中国之所以没能产生真正的自然科学，是因为中国的知识人一直没能像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那样，排除基于巫术性二进制数学立场来看世界的立场，一直没能从物性论、原子论的角度来探索世界的规律，沉溺于作为典型的伪科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二进制数字（比特）是一种根本不适合于原子世界的数字，它是自然科学的大敌。
到了今天，人们才意识到二进制数字对于原子世界的不适用性，同时更清楚地看到了它的用武之地在何处。因为人类在今天已经拥有了两种不同的科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它们分别是关于以原子为基本单位的世界和以比特为“基本粒子”的世界的科学。
世界的“轻”与“重”
在《数字化生存》中，尼葛洛庞蒂反复强调原子与比特的差别。但在我看来，深刻、准确地阐述了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的差别的并不是尼葛洛庞蒂这位数字技术专家，而是一位早在１９８５年就逝世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说，原子是有重量的，我们不得不带着这种重量来生存、活动。我们要传递一种东西（包括我们自己的走动－－一把自己从一处“传递”到另一处），我们首先要以某种方式克服原子的重量。
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并非每一种东西都是有重量的。有一些东西，我们要获取它或传递它，无需受到重量的拖累和时间、空间距离的拖累。尽管我们有沉重的肉身，但我们可以从这肉身中抽身出来，以另一种方式去触及我们想触及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也可以不受时空和重量的限制，比风还迅速、还无形无碍地来到我们面前。你也许会问，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神秘的东西呢？其实这种东西一点也不神秘，我们每一天都在接触它。中国唐代的诗人李商隐在他的的名句“身无彩凤生双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中已经不自觉地揭示出它的存在。这是一种可以克服空间距离（无需生出翅膀从此地飞到彼地）在心与心之间传递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心与心之间传递的“信息”。卡尔维诺对它进行了诗化的描述：
在敏感的心灵和智慧之间，在情感与理智之间，在目光与声音之间移动的难以觉察的实体。总之，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注意到三个特征：一、极度轻微；二、不断地运动；三、是一种信息的矢量。
世界既以它的“重”（重量）作用于我们－－这种作用常常表现为限制和摆布，也以它的“轻”（与重量无关的状态）作用于我们－－这种作用常常表现为给予我们以不同程度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既生活在原子构成的世界中，也生活在由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构成的世界之中。一块石头是完全受制于世界的“重”的，它与世界的“轻”或者说与“轻”的世界没有任何关联。植物也基本上是生活在“重”的世界中，它们对于“轻”，即来自它们生存环境中的信息几乎没有感应。（当然有少数植物，如含羞草，对某种信息有某种感应，有植物学家通过实验发现，有些植物对音乐有轻微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很难与物理性反应－－如对声波的反应区别开来。）动物按其等级的差异，对世界的“轻”有程度不一的反应。当然，只有最高级的动物（人）才最大程度地生活在“轻”的世界中，即最自由地（虽然自由总是有限度的）生活在重的世界中。以致于有人把人定义为“信息的动物”。
只有“重”才是原子和由原子构成的世界的固有属性，“轻”不是世界的客观、固有的属性。世界的“轻”或“轻”的世界是因为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如果人从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世界的“重”，即世界的“物性”仍然存在，而世界的“轻”或“轻”的世界连同人一起消失了。与世界的“轻”打交道的器官其实是创造出世界和人自身的“轻”的器官。一般说来，人的此类器官少一种，比如他失去了视觉或者听觉，来自世界的“重”对他来说也就加重一层，他就会感到自己更加笨重。相反，人的此类器官和机能的“延伸”、扩张，就意味着世界的“重”的程度（即重对于人的约束、拖累）的减少，人的身体也相应变得更加“轻”。“轻”与“重”就是这样呈此消彼涨之势。但这并不是说世界的“重”真的减少了，而是说人在某个领域里使世界和人自身的“重”对人来说在意义上变得“无足轻重”了。
人的体力是人拥有的一种克服世界和人自身之“重”的能力－－使具有重量的外物和我们自己的身体发生位移。但这种能力给予人的自由度远不及许多动物凭自身的体力和体能而获得的自由度。就此而言，人是自然界中相当笨重、鲁钝的物种。但人拥有使世界在自己面前失重的能力，即感知世界、使世界不是作为原子性的存在，而是作为无重量的信息而存在的能力，也就是将“物性”信息化的能力。实际上，人类的求知活动都是这种信息化活动。
第十七章 反抗沉重
１７．１ “曹冲称象”的启示
这里，我想通过对众所周知的“曹冲称象”的故事的分析，来说明“信息化”活动的实质。
听完曹冲称象的故事，我们都会觉得曹冲聪明。那么他到底聪明在哪儿呢？我们说，他的聪明就在于他具有将“物性”（即重量）转化为信息的能力，也就是将世界的“重”转化成“轻”的状态。
按照一般人遵循的线性思维的方式，想办法称那头大象就是想办法把大象抬起来，只要能克服大象的重量，就万事大吉了；反之，要知道这个庞然大物的重量就不可能。但另一种思路是，称大象不过是想办法知道他多少斤而已，即知道关于它的重量的信息。将物性（重）信息化，主要表现在与事物的“物性”（重）作非正面的接触。信息永远在物性的侧面。人的信息化能力，说到底一种在拈轻怕重的本性驱使下的避重就轻的智慧。曹冲在称象时不自觉地利用了具有“轻”的信息对于“重”的物性所具有的优势。凭着对物性的信息化，人能对世界“举重若轻”。
人的体力、体能的限制使得人不能实际地克服事物的“重”，拆解坚硬的世界，但人一旦将物性信息化，人就能将世界或实物自如“拆解”并重新“组合”、处置（即凭借心智的力量分析、编码、综合、重组信息），把世界或实物轻易地“举起”、“搬运”。从“信息化”的角度看，曹冲称象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寻找象的体重在信息层次上的可替代物。这个可替代物与它所替代的实物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实物（大象）是不可拆解并重新组合的（人至于愚蠢到将大象杀掉，把它分割开来，以便称出它的重量），但关于它的信息是可以拆解并重新组合的。拆解就是把与它的重量信息从物性中抽取出来后进行独立的信息处理，以瓦解原物的坚硬的统一性，以便于搬运、传输并重新组合信息。找到大象大信息上的等同物之后，就是一系列“虚拟性地”称大象的过程。曹冲先把大象牵到一只船上，大象重量产生了一种信息上的后果，这一后果表现为船的吃水线。随后是沿吃水线画一道线，这其实就是贮存信息。然后是把大象从船上牵走，把一些石头搬到船上（这对于不能克服大象重量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了），一直到石头造成的吃水线与原先画出的线正好重合，这其实就是信息的转化（重新编码）的过程。接着要做的事就更简单了－－将船上的这些石头分批地称量，最后把每次得出重量累加起来，得到关于大象重量的准确信息。这其实就是信息的发送和接收过程。前面说到的小孩用手指头计算“８颗糖吃掉５颗糖还有几颗”的算术题与曹冲称象实质上是同一回事。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数字化是信息化的一种方式，它同样是克服、消解世界或事物与原子相关的“重”的物性，使世界或事物变轻。其具体过程是对用数字来代替原子作为新的构成材料，即在心智（这心智包括人本身的心智和人工创造的心智）上把世界拆解为数字，然后经过繁简不一的数字编码、计算以重构一个虚拟的、没有物性的世界。信息化、数字化使得人在这个以“轻”为特征的世界中获得了空前的自由。
一般人（何况只有七岁的曹冲）的体力、体能不能实实在在地克服这个世界的重，但在实际效果上却能克服这个“重”所造成的诸多限制、约束。正是凭借这样的“计算”，人在一个本来是“重”的世界里越来越轻－－不能飞却能登上月球，足不出户却能漫游世界甚至宇宙。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世界早已不是当初的（纯然原子性的）那个世界，世界已是被我们在手中自由把玩的世界。一句话，不是计算者在世界的摆布之中，而是世界在计算者的摆布之中。
１７．２ “石头化”与“反石头化”
卡尔维诺说：“在某些时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正在变成石头；这是一种石头化，随着人和地点的不相同而程度有别，然而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避免不了这种石头化。”申称自己“一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的卡尔维诺通过分析古希腊的一个神话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人如何克服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笨重（身体像石头一样沉重、僵硬、没有生气），占胜来自物性的重，而日益身轻若燕，在宇宙中自由遨翔的。
他关心的是，人在“重”所统治的世界中如何避免“石头化”，或者说，如何使我们的身体保持“轻”的状态，不被世界的物性所奴役。英雄柏修斯（Ｐｅｒｓｅｕｓ）如何占胜美杜萨（Ｍｅｄｕｓａ）的希腊神话深刻地暗示了这一点。用“凶神恶煞”来形容美杜萨是再恰当不过了。她的“头发”并非头发，而是无数根卷曲的小蛇。她具有一种看起来几乎无法战胜的魔力－－只要你一看见她的脸，你就会变成一块石头，而你要与她争斗，又必须首先看见她。
因此，“战胜美杜萨”之不可能不是技术上而是逻辑上的不可能，就像我们不能得到一块热乎乎的冰一样。美杜萨可以说是“重”之恶魔，全权代表着物性世界，只要你与她正面相对，你就会被她彻底地奴役、束缚，即变成一块笨重的石头。但聪明的柏修斯却战胜了她。很自然，我们又要问：他是凭借什么力量战胜美杜萨这个“重之恶魔”的呢？其实他的力量与曹冲的力量是本质上是相通的。他的力量不是与“重”正面接触的力量，而是一种将重信息化，即把物性变轻的力量。由于对手的特殊的力量，柏修斯手中的盾牌不是用来抵挡对手的刀剑，而是将实际、物性的美杜萨转化成虚拟的美杜萨（即美杜萨的影像和关于美杜萨的信息），使美杜萨的力量（将所有面对他的人变成石头石头的魔力）失效。
他的具体做法是，他把自己的盾牌当作一面镜子（“宝鉴”）来使用。他背对着美杜萨，根据“宝鉴”中美杜萨的影子（即关于美杜萨的信息）来调整自己的动作、反应（“柏修斯不去看美杜萨的脸，而只观察映入他青铜盾牌的女妖形象”），终于砍掉了美杜萨的头。他把这个罪恶可怕的头颅装进一个袋子里，在与其他对手争斗的过程中，这个头颅成了一件有力的法宝－－只要他小心地把美杜萨的头颅从袋子里掏出来，对手立即变成了石头。
相对于一头大象，幼年曹冲的体力简直是微不足道；相对于美杜萨的魔力，柏修斯的体能无论如何高超，都等于零。然而，他们在体力之外还拥有一种“魔力”－－将物质实体信息化的能力，在这种“魔力”面前，来自“重”的束缚性、威胁性力量最终被消解了。事实上，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轻”的力量不断战胜、控制“重”力量的过程，也就是对于原子世界的信息化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而信息化能力的提高的过程，是用于信息化的工具、语言（每一种工具的技术水平都要求相应的语言）对原子世界的依附性越来越淡化的过程。很显然，比特是最没有原子性、最轻的信息化语言。前面已经指出，作为数的意义代理者的数字越抽象，越没有原子色彩，它所适用的范围就越大。而二进制数字是抽象程度、远离原子色彩的程度达到了极限的数字，即最没有模拟色彩的数字。这也就使得它可以最大限度用作构造信息的基本“材料”，面向人的各种感知器官和机能。所以二进制数字时代就是人用０和１来将世界全盘信息化的时代，是“轻”全盘渗透到人的生存境况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石头所象征的“重”、“硬”、“静”的势力节节败退，“轻”、“软”、“动”的势力君临于原子性世界之上。
卡尔维诺说，“在科学中，一切沉重感都会消失。”他还特别提到了“计算机科学”：还有计算机科学。的确，软件只能够通过沉重的硬件来发挥它轻捷的功能。然而，到底还是软件发出指令，影响着外在世界和机器，机器只作为软件的功能实现物而存在，机器的发展可以实现更为复杂的设计。第二次工业革命（指信息革命－－引者），不像第一次那样，没有向我们展现轰鸣车床和奔流钢水这类惊心动魄的形象，而是提供以电子脉冲形式没着线路流动的信息流的比特。钢铁机械依然存在，但是必须遵从毫无重量的比特的指令
第十八章 数字时代的神话与现实
１８．１ 两种“变形记”
对于生活在“重”的原则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的人来说，数字时代的世界宛若一个神话的、巫术般的世界。卡尔维诺通过对古罗马著名的诗人奥维德的诗《变形记》的阐释向我们暗示了这一点。他认为《变形记》的出发点“不是实体的现实，而是神话故事。”在卡尔维诺看来，对奥维德来说，一切都会变化成不同的东西，关于这世界的知识意味着消解世界的物性。对于他来说，在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之间，都有一种本质上的可比拟性，与权力和价值观的任何等级观对立。如果说卢克莱修的世界是由不变的原子组成的，那么，奥维德的世界则是由规定着万物－－无论是植物、动物或者是人－－的多样性的品质、属性和形式组成的。“但这些不过是一个单一的共同本质的外表而已；这本质一旦被潜在的情绪激发，就会之以与它绝不相同的现象。”
在奥维德的神话世界里，构成这个世界的材料是同质性和单一性的，林林总总的事物都是同一种材料的不同形态，在某个时刻，一种形态的事物可以轻易而举地变成另一种形态的事物。比如在《变形记》中，奥维德写到了人“一个女人如何意识到自己正在变成一棵忘忧树”的：她的两只脚深深地植入土地中，一层柔软的树皮渐渐向上扩展，裹起她的大腿，她抬起手梳理头发，发现手臂长满树叶。
奥维德还谈到阿拉奇纳（Ａｒａｃｈｎｅ，他是专司梳纺羊毛、旋转纺子、穿针引线的神）的手指。“在某一时刻，我们看到阿拉奇纳的手指渐渐延长，变成纤细的蜘蛛腿，开始织起蛛网来。”一个专司纺织的神原来是一个蜘蛛！神不仅与人，而且与动物都是相通的。奥维德的这种神话思维其实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神话思维。在中国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孙行者是猴子变的，而且在成为行者后，还可以自由地变成其他东西（“七十二变”），猪八戒是猪变的，白骨精是一堆白骨变的，还有许许多多妖怪都是由各种动物修炼而成的“精怪”。
神话世界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处于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没有固定形态的。各种神灵鬼怪、花鸟鱼虫都可以面目全非，都可以令人“刮目相看”。万事万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种基本因素构成的，因而受制于同一种规律。不仅物与物之间不存在固定的界线，而且人的心灵与万事万物出为有固定的界线，因而一切事物之间，心灵、语言与物质之间都存在着因果关系。这种不受限制、漫无边际的联系在神话上被称为“交感性”或“通感性”（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比如说，巫术中常常使用咒语这一现象，表明巫术认定了这样一个前提：非实体性的语言能够产生实体性力量－－改变事物、人的存在状态。
正如卡西尔所说的：“原始人绝不缺乏把握事物的经验加以区别的能力，但是在他关于自然与生命的概念中，所有这些区别都被一种更强烈的情感湮没了：他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ｏｆ ｌｉｆｅ）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的生命形式。原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处在自然等级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上。”早期的哲学家或者说具有哲学情结的人当然不是原始人，但他们仍然保留着这种“生命一体化”的信念。
有一个关于毕达哥拉斯的传说说明了这一点。“有一次他从一条被鞭打的幼犬旁经过，他同情地恳求：‘住手吧，别打了，因为在它的哀号中我听出：这里面寄居着我一个朋友的灵魂’”。无论是毕达哥拉斯还是《易经》、《易传》的作者，都保留有这种“生命一体化”的信念（在《易经》和《易传》中，“生命一体化”的信念呈现为“天人合一”的信念），而且把这种一体化的基础最终归结于一种作为“始基”的“数字”。今天的人们可以知道这种观念错在哪里了：他们混淆了物性（原子）和数字区别。然而与巫术、神话看起来格格不入的２０世纪的技术出乎意料地表明，存在着一个以二进字数字为基质的万物一体化的领域，或者说一个“世界”。一旦这个巫术式、神话式的“世界”介入到人所在的物性的世界中来，它在很大程度上使世界、人类成为一体化。被时空及其他物质性障碍分离的世界和人类借助于数字技术而真正成为“共同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人与人，人与整个世界的“交感”和“交往”（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当然就顺理成章了。比特不是一种现实的、实体性材料，而是一种由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需要创造出来的材料。比特构成的世界（即赛柏空间），理所当然地是一个一体化、同质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事物的形态可以轻而易举地轻化为另一种形态。“数字化”（ｄｉｇｉｔａｌ）首先意味着“一体化”（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在第三章 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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