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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找事的事件营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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浜螅芏喔绲睦戳耍皇奔浜确缢钠稹Ｊ锥济教灞ǖ溃罕本└谎枪旧涎莸暮韧苛匣疃崾坏桨肽辏鸵戳肆硪怀「牡摹�2001年4月18日，杭州一家化工产品企业来京推销一种水性漆时，公司老板也当众喝下大半杯的漆料，以此证明该产品的环保性。 不能不承认，富亚首例喝涂料事件，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不少企业营销专家就把10月10日发生的“北京富亚经理蒋和平当众喝涂料”的事件视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共宣传”案例，该报道至少吸引了约225家媒体报道，况且也是全球第一例“人喝涂料”的事。现如今装饰材料的广告铺天盖地，广告词儿也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老百姓选择时左右为难，莫衷一是。据专家分析，目前，中国涂料市场有点混乱，全国生产涂料的厂家有4000多家，仅北京就有200多家，有的产品纯粹靠广告撑着，其实是有毒的涂料。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下，“富亚”用“人喝”的方式告诉消费者他们产品无毒无害，突出环保概念。可以说，这一“人喝涂料”的事件营销创意非常成功，为“富亚”大大提高了知名度。 在蒋和平“喝涂料”之前，在北京的涂料市场上，除了业内的人外，普通的消费者中很少有人知道富亚。一提起装饰涂料，人们马上想起的往往是电视广告上经常看到的“洋品牌”；许多人都是在“喝涂料”事件之后，才知道原来家门口就有这么一家价格低、质量好、绿色环保的富亚。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一篇揭示“喝涂料”内幕的文章中写道：现在可以相信富亚的品质了，蒋和平笑着对争先恐后来关心、问候他的各地电视台观众说：“没事，有点涩，当然跟牛奶没法比。” 观众问：“你当时为什么敢把涂料喝下去？” 蒋和平答：“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能让别人喝，再说别人也不可能喝，只有我喝。涂料的配方是我搞的，原材料采购和加工过程，我自己清楚。” 观众问：“喝完涂料后有烧心的感觉吗？” 蒋和平答：“没有，我的产品是中性的，只是我平时爱吃肉，喝完涂料后没有吃肉，吃了很多的蔬菜和水果，味道好极了！” 《北京晚报》百姓热线栏目说，喝涂料事件发生后次日，从上午到下午，报社陆续接到读者的电话，对总经理喝涂料一事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少读者对总经理的身体表示担忧，同时也对他有勇有谋的做法深感钦佩。正如业内人士的分析那样，老蒋能够把涂料喝下去，就证明了他的敬业精神和对自己产品的信心。 当时新华社播发了一篇题为“为做无毒广告，经理竟喝涂料”，之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北京的各大媒体，如《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北京青年报》、北京电视台更是竞相报道，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全方位分析。最后，据统计，全国近200多家媒体报道或者转载了“喝涂料”事件。北京电视台在评选2000年10月份十大经济新闻中，喝涂料赫然跻身其中，与“悉尼奥运会”等并列。 （2）策划点评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把喝涂料，乐坏富亚人。因为荒唐，所以生事；你正儿八经，别人还不搭理你呢？这是传播遵循的规律，也是事件营销要追求的戏剧化效果。 别跟我正经！
3。17 牛群上套
（本案例由北京南北通咨询有限公司策划执行） （牛群代言安全套图片） 图3…2 策动事件营销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就是请名人，但是名人只是影响传播效果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还是产品本身。如果能将两者充分结合起来，采用行为艺术化的手段进行运做，往往能收到意外的传播效果。牛群上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事件始末 “坏男人”勾搭牛群 2003年．情人节前夕，一则消息传来，牛群被“坏男人”勾搭上了。 据报载，在北京许多药店、超市，记者发现著名相声演员牛群居然“上套”了，他的头像被堂而皇之地印到了一个名为Badman安全套的外包装上，穿着马甲，笑眯眯着，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据了解，给牛群下套的这家公司是个“坏男人”——北京波特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注册商标是“Badman”。照字面的意思理解，这Badman可不就是“坏男人”。不过，该公司一位负责公关业务的人员却自有一番解释称，按照现代英语口语的用法，Bad也有非常棒、非常好的意思，“Badman”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好男人，由于男人在性行为中的主动地位，好男人这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安全第一；我们国内不也是有种说法，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安全套作为一种性生活用品，取这个名字也正合这个意思。 给“坏男人”代言的牛哥也比较认同这种解释，他认为，性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是人性的一种需求，是一种乐事，人不就是该活的真一点吗？与传统看法相比，这种性观念上的差异，没有对错之分、没有高下之分，只能是理解上的差异。这安全套能有利于全民的健康，有利于防止疾病的发生，不应该也不应当被排斥，正视性健康是一种文明的需求，如果促进性文明，我愿意这么做，也希望自己闯一下“禁区”。 据介绍，波特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牛群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在牛群宣布裸捐以后，波特曼把210万人民币捐献给中华慈善总会，支持五子牛特殊教育项目，同时牛群出任Badman安全套的形象代言人，合作期两年。 对牛群“上套”之说的另一种版本的解释是，在安全套包装上印制名人头像有违安全套广告方面的规定。 波特曼公司总经理占红水却反问称，现在许多正规厂家的安全套包装上都印有暴露的、朦胧的、正面的、侧面的男女形象，没有人认为违反规定；与这些包装相比，我们印上的只不过是牛群的头像，不能因为牛群的知名度高，就说违反规定吧？另外，我们在产品包装设计过程中，已经征求了有关部门的意见，产品包装上的图案不在广告范畴之内，在包装盒上印制名人头像，不违反相关法规的规定。波特曼在包装上印制牛群的头像，只不过是为了借牛群的知名度，与其它品牌的套子区分开来，同时向使用者传播科学健康的性生活观念，号召男人们关爱家庭，做个好男人。 名人加敏感产品构成了敏感话题，一时间，全国的数百家媒体刊登或转载了这条新闻，波特曼一下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还有媒体从牛群“裸捐”说起，又把波特曼写成买单人。 牛群“裸捐” 波特曼买单 一度被人怀疑有作秀炒作之嫌的牛群“裸捐”可以画上个暂时的句号了。近日，北京波特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给牛哥买单，把210万人民币捐献给中华慈善总会，支持五子牛特殊教育项目，同时，牛群出任Badman安全套的形象代言人。 去年年底，牛群突然在京宣布“裸捐”，将个人现有及日后所得的全部有形、无形资产和遗体捐献给中华慈善总会五子牛特殊教育项目，一时间牛哥“作秀”之说喧嚣尘上，牛群到底将会捐出多少收入？谁愿意为牛群的这种招人非议的举动买单呀。“有的人认为我裸捐这么做是助人为乐，还有人说是有病，在作秀，但是我后半辈子就是要搞慈善事业，用的都是善款，需要社会的监督，我真是这么想，就这么，现在也这么做”，牛群坦言。 对于给安全套这种国人一直羞羞答答、不敢直面的产品做代言人是否怕影响自己的形象，牛群认为，首先，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谈性色变，耻于谈性，其实这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惯性、传统观念的惯性；其次，按照我的理解，人不就是该活的真一点吗？性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是人性的一种需求，与传统看法相比，这种性观念上的差异，没有对错之分、没有高下之分；还有安全套能有利于全民的健康，有利于防止疾病的发生，不应该也不应当被排斥，正视性健康是一种文明的需求，如果促进性文明，我愿意这么做，也希望自己闯一下‘禁区’。 “安全套为什么会成为‘禁区呢’？”北京波特曼公司总经理占红水先生，原来是在安全套行业一直“兴风作浪”的杰士邦的创始人，他自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安全套原来叫做避孕套，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防止怀孕，现在由于性病的流行和爱滋病的蔓延，安全套同时又是一种防止性病、爱滋病传播的有效手段，所以叫安全套了。象这么一种有利于人类生命安全健康的产品的推广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争议呢？争议背后隐藏的逻辑实际上是对性的一个基本评价，也就是说性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对性是该持肯定态度还是持否定态度。中国的传统观念把性被当作一件罪恶的、下流的、低贱的、不洁的、暧昧的坏事，所以认为理所当然必须否定和禁锢。但是实际上性是一件好事，一件应当肯定的事，对于性的肯定，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波特曼和牛群先生是一致的。” 牛群上套事件，还有一个敏感话题就是由此引发的安全套广告问题了。一些财经、广告、营销的媒体则从此为由，纷纷报道探讨。 波特曼签约牛群 安全套厂家秣兵力马备战广告大战？ 牛群“上套”，波特曼又在大打擦边球 近日，在北京许多药店、超市，记者发现著名相声演员牛群居然“上套”了，他的头像被堂而皇之地印到了一个名为Badman（波特曼）安全套的外包装上，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业内有人戏称，牛哥这次算“上套”了。 据介绍，去年年底，北京波特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牛群签定协议，把210万人民币捐献给中华慈善总会，支持五子牛特殊教育项目，同时，牛群出任Badman安全套的形象代言人。 对于牛群明目张胆地出现在安全套包装上，有许多人认为这又是在打擦边球——利用牛群的明星效应，难道包装就不算广告吗？ 牛群“上套”的包装是否有违安全套的有关广告管理规定呢？北京波特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占红水，曾任总“惹是生非”的杰士邦创始人，算是打这种球的老手了，他认为，现在许多正规厂家的安全套包装上都印有暴露的、朦胧的、正面的、侧面的男女形象，没有人认为违反规定；与这些包装相比，我们印上的只不过是牛群的头像，不能因为牛群的知名度高，就说违反规定吧？再者，在包装上牛群头像之前，我们已经咨询了有关部门，他们没有表示反对。 “上套”的主角牛群则认为，性是一种乐事，但必须要安全，否则就是乐极生悲了。安全套能有利于全民的健康，有利于防止疾病的发生，不应该也不应当被排斥，正视性安全、性健康是一种文明的需求，如果促进性文明，我愿意这么做，也希望自己闯一下‘禁区’。在广告这个问题上，我们肯定会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办。 对于牛群“上套”，业内人士更多地认为，公益广告的放开是开了一个小口子，可以说，牛群给波特曼做形象代言人，除了上包装之外，肯定还把广告因素考虑进去了，如公益版的牛群广告；一旦商业广告的口子近期也放开了，那效果就更明显了。据了解，波特曼与牛群的合同是两年。 广告战，安全套小东西能玩得起吗？ 最近，###、卫生部、计生委、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和国家药监局召开的落实《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会议上已经形成“关于大力推广安全套使用的意见”，明确规定：允许安全套品牌在指定的媒体上进行公益广告宣传。 但是，一直呼吁安全套广告放开的某品牌并不满足，直言不讳地希望允许安全套做商业广告，他们认为，公益广告的主体是政府机构和一些相关的非营利组织，企业仅充当出资人，不能享受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的回报，得不偿失，长此下去，企业的积极性会越来越小；还有公益广告价格低、版面少、限制多、要求高，留给企业的发挥空间太小。 另外，有法律人士分析，按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这一情况下，建议依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广告法的解释条例，允许广泛宣传计划生育避孕药具。 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对安全套广告的松动，许多人也纷纷预测，按照此前安全套厂家屡屡撞线在地方打擦边球做广告的架势，肯定会有一场广告战要打。 “广告战，安全套这小东西能玩得起吗？”，占红水对于这种普遍的看法并不认同，“用广告业界的人士的话来说，现在一个企业在央视每年投放上千万的广告，根本连水漂都打不起来，与家电、保健品等行业相比，目前安全套厂家的实力和底气还不足”。 据了解，我国现在有安全套300多家，4000多个品牌，国内每年有20亿只安全套产销量，国家采购占了60％多的大头，有12亿，这块最大的还实行计划经济的蛋糕被天津市乳胶厂、上海乳胶厂、沈阳乳胶厂、大连乳胶厂、广州第十一橡胶厂、青岛双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桂林乳胶厂等七家厂家把持着，几乎与市场无关；除去2亿进口的，其实进入市场竞争的安全套销售不过就5、6亿只。目前在安全套市场上表现最好品牌的年销售额也不过1亿元。 “一个行业的规模和市场潜力制约着企业的广告投入水平”，占红水先生解释。 首先，如果把计划内的去掉，现在的安全套市场不能算做一个行业，没有上百亿的市场规模、没有规模巨大的上下游产业链，准确地说，安全套行业只是橡胶行业的一部分。 还有，整体市场需求和规模在一定时间内比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不能指望着哪一天会突然来个井喷，一夜之间成就爆发户。因为这安全套的使用和性行为的次数成正比的，这性行为的频率涉及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要想改变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 根据2001年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显示，全球人们平均一年性行为的次数为97次，中国人低于平均值，只有72次。安全套是最普遍的避孕方式，全球10人中有4人会优先选择这种方式，16—20岁者最常使用的就是安全套，约有三分之二（64％）的人会选择安全套，而45岁以上者为26％。在中国的避孕方式中，安全套是44％，避孕帽32％，其他还有女性结扎、避孕药、自然避孕等。 再者，安全套看着象奶油，吃起来象蚂蚁腿。现在的一包12个的安全套目前市场零售价一般在10…30元之间，而成本不过2、3块钱，乍看起来，这里面的利润惊人。但是业内人士却认为，这安全套看着象奶油，吃起来象蚂蚁腿。其中关键问题，就是单位价格太低了，就一二十块钱，不象家电行业，动辄成千上万，现金流量大，资金运做作的空间就大得多。如果剔除各级批发、零售等环节的利润，实际上就是蚂蚁腿，没有多少肉。蚂蚁腿怎么扛得起广告这把关公的青龙偃月刀。 赚眼球比广告更直接 不过，还是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尽管象家电行业般大规模的广告战，在安全套行业不可能爆发，但是第一个打广告的这个大彩头却都盯这着呢。 据分析，哪家第一个打广告了，最赚眼球的是在中国第一个安全套广告的新闻价值，这种受益可能远大于广告的效果。还有就是先入为主的品牌优势。应该说，安全套品牌的忠诚度是挺高，为什么呢？先入为主，安全套这种产品在销售过程中，一般人们还是越快越好，不象买家电似的，东瞧瞧、西看看，配置、礼品、售后服务等问个没完没了，许多人是看看价格，拿了就走。这种情况下，谁先嚷嚷出来了，谁最受益，同时价格还能上去，因为安全套价格不敏感，价格并不是安全套的购买的关键因素，质量不相上下的两种安全套，价格低的不一定卖得比价格高的好，因为即使一样的感受，还是会感觉贵的给人的感觉好，有品牌的好，这样企业也能形成良性循环。 “在目前的情形下，用低成本的公关手法，赢得消费者的关注，还是最划算的”，作为杰士邦的创始人，占红水对如何利用安全套的争议性来运做市场自有自己独到的心得。 由于传统文化和国民心理的原因，安全套长期以来都被当作诲淫诲盗的东西，而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于1989年下发《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指出“有关性生活产品的广告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因此，无论这类产品是否允许生产，在广告宣传上都应当严格禁止。” 其实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有关规定，为安全套的传播赢得了难得的空间，可以充分用安全套防止性病、爱滋病传播的现实意义来做文章。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趋势十分严重。卫生部2002年10月的统计表明：我国艾滋病患者和H IV携带者已达100万。据专家测算，若以现在每年约30％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而使用安全套是专家们公认的最有效的预防性病艾滋病的途径。与此相反，我国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和性病病人的安全套使用率却相当低：1995至2001年的国家监测点监督资料表明，高危场所女性经常使用安全套者仅占10％左右；据全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对南京、武汉、海口3个城市性病门诊124名性病病人的调查，使用安全套者也仅占％。不用安全套、用伪劣安全套，都将给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带来损失。 有人总结安全套行业这几年的营销手段时认为，表面上安全套厂家在试图突破禁区，运用广告形式推广使用安全套。实际上，安全套厂家一直是在利用这种现实、传统、规定的矛盾来挑事，赢得消费者的关注，不过都是具有非常好的社会意义。 其实，广告也罢、公关事件也罢，不过都是营销传播，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一种手段，哪个投入产出比高，就用哪个行了。 牛群发套 夺人眼球 牛群“上套”刚完，“坏男人”又组织了一起牛哥“发套秀”，同样引起轰动。牛哥上套、发套的事情，成了当月人们津津乐道的热点新闻。 2月13日，情人节前夕，波特曼在王府井医药商店门前请牛群向过往行人发放安全套。第二天，这条新闻成了北京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的事件。 牛群发套、众人争抢的大幅照片被安排在了《北京娱乐信报》头版上。《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也纷纷以牛群当街发放引起哄抢为题报道此事。《京华时报》报道的原文如下： 在情人节到来前夕，刚刚成为安全套代言人的牛群当街发放了安全套和玫瑰花各999份。 昨天下午2点，牛群在王府井医药商店前开始向行人免费发放夹带安全套的玫瑰花。他提醒往来行人，情人节是男女温馨浪漫的日子，但要牢记安全第一。 现场群众并未对安全套表现出避之惟恐不及的态度。牛群刚一露面，一位女士就喊道：“我要第一个。”尽管有民警维持秩序，但还是引起人们哄抢，有的人甚至跳上桌子，牛群不得不采取抛撒的方法，以尽快结束活动。 不过，也有行人对牛群参与这种活动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给孩子的冲动行为提供了方便。 与此同时，围绕着牛群作为副县长该不该做广告、安全套该不该做广告等问题，各媒体也刊登了大量的评论文章。 《北京娱乐信报》的黄英率先以《牛群‘上套’，挺好！》为题发表评论对牛群上套表示支持。 胡同口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安全套发售机，平日里路过从未见人问津，险些以为这只是个无用的摆设。有一日心血来潮投了硬币进去，倒真的掉出来一个安全套，才相信这东西是真的有用。后来跟朋友说起，遭人家笑话，说有多少人会好意思当众买这玩意儿呢？ 这么多年来，纵使社会再进步思想再解放，在许多方面，我们中国人却总是有些固执地坚守着，比如性。男人谈性，会有人说你流氓，女人谈性，会有人说你淫荡。久而久之，一些原本真纯原本美好的东西也都变了质，甚至从压抑衍生到变态上去。 始终以为，可以坦然谈性是人心理健康成熟的标志之一。这坦然，并非肆意，而是代表了一种科学的正常的健康的态度。中国人一向重情意，“性”与“情”原本就是不可割裂的，谈起来又何必遮遮掩掩？过去往往因为羞于谈性，反而使疾病得以传播，从这个方面看，明星为安全套做广告很有意义。 比如早些时候担任预防艾滋病形象大使的濮存昕，以及最近刚刚担任某安全套品牌形象大使的牛群，都是以行动来向全社会证明——有些东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愚昧，以及由愚昧而导致的行为。 说实话，我对牛群此前的许多举动是冷眼旁观不予置评的，譬如当县长、办学校等等，但这一次，这个男人将自己的头像印上了安全套外包装，无论这老牛“上套”究竟有多少炒作成分，我都由衷地想为之叫声好！ 《江南时报》以《牛哥被谁深深地“套”牢》为题发表了刘以宾先生的评论，对牛群的行为提出质疑。 “牛哥”本系相声演员，先是挂职副县长（并非作家体验生活），继而通过正式程序“转正”，而且，无论在“挂职”期间还是“转正”之后，一直都做着许多本不适宜真正的官员做的事，（尽管这些事显得很无私很高尚，且对当地人民有益）如此等等，可谓“自由度”扩大的一个最好的例证。然而，当我们为越来越“自由”的社会感到欣慰的同时，却容易忽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与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充分自由和个性张扬相伴随的，恰恰是传统社会所没有的“契约精神”以及规范和严谨。 如今牛哥既然是正式的副县长，该身份对其所有个人行为当然就具有了内在的规定性。或者说，“副县长”这一职务与当地党政组织乃至整个政府官员系统之间，隐含着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虽与商业伙伴之间的那种契约合同有别，但在严肃性、“刚性”上是一样的。例如，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副县长每天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都在这种“契约”的规定性之内。身为正式副县长的牛哥为安全套做广告的行为，怎么看都在上述“契约”之外。 判断一种行为的对与错、是与非，其依据不外乎以下两个：一是世俗眼光，或者说是某种“约定俗成”，某种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一是依托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下的既有的法律、纪律等体制规范标准。从前者看，即使中国社会超前20年，一位政府官员的个人形象被印到安全套包装上，也会怎么看怎么别扭。这是因为，古往今来，官员都有其不容置疑的尊严和禁忌，且这些尊严和禁忌是官员这种特定社会角色所必须。不能一概被视为“糟粕”，与“解放思想”更是两码事。从后者看，政府官员不能直接从事商业活动系“国际惯例”，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性和体制约束性。为商家做广告与作纯粹的公益广告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商家通过名人广告可获得商业利益，当然应支付广告费，于是构成一种交换关系，牛哥为安全套作广告无疑是经济行为或者说是商业行为。至于所得广告费如何支配，则是另一码事。尽管所得210万元将全部用于“五子牛特殊教育”项目，而该项目又是公益事业项目，但仍有理由认为这笔钱是牛哥个人挣来的，只不过未据为己有，而是用于捐献。 接着《江南时报》又发表了薛克智的《也谈牛哥上“套” 》，提出不同意见。 大家知道，能被商家选为形象代言人者肯定得有名气，我相信，牛群的名气早在他从正式程序上“转正”为副县长之前就很大了。有一个事实我想不可否认，就是牛群“转正”为副县长了，他依然是个著名的相声演员（不论正式抑或业余），当然，身份多了一个。我们有理由质疑：当此之时，牛群的个人形象被印到安全套包装上是不是触犯了官员的“尊严”和“禁忌”呢？ 一般而言，官员之所以不适宜做广告，是因为官员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代表着政府的权威与形象，如果公开甚至推崇为企业做广告，可能会使政府的形象受损。但必须看到，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官员做广告可能有利于彰显政府的正面形象，甚至有积极功效在焉。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总统金大中为了挽救本国经济，曾经亲自出马为韩国旅游业做广告，也没听到人家韩国人有什么意见，据说还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我们可以说，这是政府官员能够主动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商品流通服务的表现，是政府服务意识增强的表现，是驾驭市场经济能力提高的表现。因此，不能将官员的信誉和广告演员的角色绝对地对立起来。虽然官员在出演广告时，利用了他的政治声誉，不过，做广告与从政为官，不可混为一谈，其行事规则与利益连接点是不同的。有的官员想做广告，人家商家还不屑一顾呢。 不错，牛哥为安全套作广告是经济行为或者说是商业行为，可商家为何选中了他作为形象代言人？是因为他是蒙城县的正式副县长吗？这一点，我深表怀疑。在笔者看来，牛群的赫赫声名不是当副县长摆弄出来的，而是他多年的艺术实践创出来的，以及屡屡被媒体跟踪的有利于倡导捐赠公益事业之风气但却为不少人诟病、怀疑的所谓“作秀”带出来的。如果此言不假，我想，说牛哥为安全套做广告，触犯了官员所谓“不容置疑的尊严和禁忌”，是不是多少有点牵强和想当然呢？ 在笔者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不应该被忽视。牛群为安全套做广告所得的210万元将全部用于“五子牛特殊教育”项目，而该项目是公益事业项目，就是说牛哥此次所得未据为己有，而是用于捐献。这启发了我另一重思考——— 众所周知，出演广告而获取利益无疑是一种劳动收入，通过自己的合法劳动获取报酬，是公民的正当财产权利，关于这一权利，我们的法律法规未对官员（当然也是公民）加以限制。因此，我们目前可不可以形成这样的共识，如果官员做广告的收益没有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是捐献给了社会公益事业，我们似乎大可不必劳神指摘。 就这样，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看着别人争得脸红脖子粗，最乐的就是波特曼了，反正是绕不开自己这个主角了。 最后据不完全统计，牛群上套这一事件前后共有近500家报纸、电视、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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