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漂流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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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移动，重新戴好面罩。我紧固塑胶带，确信面罩不透气。
“好啊！我还活着。现在，我必须灭火。我们必须使一切正常运转，没有错误。”然后，我增加了绝对不动摇的信念：“我们必须灭火。我们必须活下来。”
尽管在这种环境下，我很冷静；每分钟脉搏次数大约60次。我的过去生活经历（跳伞，在航空母舰上着陆，在火箭上发射，在紧急房间试图不做枪击的牺牲品）教给我的经验是惊慌是丧生的惟一原因，或者是你自己或者是病人。我处于一种冷静的、理性的存活模式。我再一次向节点处走去，这一次试图找到每名宇航员所处的位置以确保他们都有人工呼吸器。
我们聚集在各个舱的交叉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六个人都有人工呼吸器了。
象携带呼吸器的潜水者在水下不能说话一样，我们互相作手势表明我们都很好，我们都处于有氧气状态。虽然我们能彼此交谈，但由于我们戴着面罩使得我们的言语很含糊。手势在一般情况下都能理解，这消除了从俄语到德国或英语的翻译所带来的精神上的负担。
瓦列里·科尔尊，在船员转换期担任“和平”号的指挥官职位，负责和指挥新来的船员齐巴列耶夫，拉祖特金和埃瓦尔德准备两艘联盟号中的一艘撤离。萨沙·卡列里是第二个经验丰富的船员，将要关闭空间站上的设备（特别是风扇）同时作为我们行动的整体协调者。我协助科尔尊灭火，同时帮助需要医疗照顾的人。
不幸的是，两个对接的联盟号飞船，只有一个能够接近，另一个停泊在无法穿越的大火的另一端。既然每个飞船返回舱只能容纳三个人，我们六个人中只有三个人能撤离。很矛盾，因为三名宇航员离开后，本质上只有三个人在救火。
萨沙·卡列里显示了良好的素质。在整个危机期间，他保持着惊人的头脑冷静并且有组织的工作，好像这个实际的紧急情况只不过是演习。卡列里有点像保持个人疯狂行动的合作者，在头脑中总有一个清楚的印象，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增加我们存活的机率。
恰好处于地狱的边缘。我挤进通向量子Ⅰ舱的三英尺的连接通道。瓦西里只是“站”在舱里。在太空，因为灭火器的功能几乎像一个助推器，我快速扶住科尔尊的腰部使他稳定。我也同时定期地摇动他，他也摇动我，这样一种信号表明我们都仍旧有意识。火焰在我脸前五英尺的地方燃烧，烟雾太浓了，以致于我不能数清我脸前的手指数，更不用说看到科尔尊的脸了。
我在灭火队和撤离队之间传递信息。我确信没有人被浓烟征服。向着萨沙·卡列里我可能大喊：“瓦列里一切正常！请给我另一个灭火器，然后再给萨沙一个，联盟号是否已起动并且准备离开呢？每个人都正常吗？”
第一个灭火器并没有削弱火势。如果有作用的话，我们只是减少热量并且也许阻止了可能爆发的第二场大火。当一个灭火器完时，我将离开瓦列里去取另一个。
我离开去拿第三只灭火器，盲目地穿越浓烟，多数情况下，凭感觉而不是凭视觉飞行。我意外地撞到了一个容纳着一台放在膝部的计算机的平台。撞到平台有助于稳定我的情绪，并且校正我的飞行路径。我注意到计算机仍在工作和正在显示世界地图程序。地图跟踪我们的飞行轨迹并用一个标示物闪光来表明我们所在的位置。我们正处于波士顿正上方。这意味着我们已与位于莫斯科的控制中心失去联系至少半小时。
我考虑使用我们在船上的蹩脚的无线电话发送一份悲伤的呼叫，我在电线的一端说：“我是“和平”号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利宁杰，在看不见情况下播音。我们有紧急情况，着火了。我们正准备放弃空间站。请与休斯顿的约翰逊空间中心联系。通知我们所处的位置并请求他们与莫斯科的任务控制中心联系。出现了紧急情况。请快些。”
这样的呼叫能给俄罗斯的地面控制者们时间，在我们被迫放弃空间站时能够及时通知他们的联盟号操纵队。撤离是非常可能的。事实上，除非我们能够扑灭火，否则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地面。由于大火，“和平”号的环境控制系统到处充满了烟雾，空气一点也不清新。如果不能清除烟，当我们呼吸器里的氧气用完时，我们六个人将被迫放弃空间站。那意味着俄罗斯控制者们同时有两艘联盟号飞船与空间站分离。呼叫也许让他们有时间在哈萨克斯坦回收意外着陆的两个飞船返回舱。
我从没有用过蹩脚的无线电话呼叫。我渐渐明白，为科尔尊取回灭火器比浪费时间发出悲痛的呼叫更重要。地面上的人们在近期内不可能帮助我们。我们的存活只能靠我们自己。我离开平台返回着火处。
尽管使用了新的灭火器（使用的是第三个），大火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变。烟雾不停地从通道涌进，火焰不停地增大。　
　　　　　　　　　　　　　　　　　　
　12。“着火”（下）
　我继续抱紧科尔尊的腰部。大约30秒后我没感到他的移动，我开始触摸他的胸部和面部，以确保他仍然有知觉。离他的脸两英寸时，我仍然不能清楚地判断他的眼睛是否睁着并且我对他大喊。“是的，我还好，杰瑞。”他回答道，“别人怎样？”我向他保证每个人都挺好。
火焰看起来与开始时并没有什么不同。熔化的金属仍从火焰的最外缘喷出，并溅到舱壁上。那个特别的舱壁已经烧焦成黑色，所幸并没有燃烧。我承认我们很幸运，我们被如此多的垃圾所堵塞，这些垃圾通常在舱内飘浮，两周前进入了前进号的垃圾车，否则第二场火肯定已经燃烧了。
我注意到在火焰的背后，大火产生的巨大的热量已经熔化了二氧化碳覆盖的刷洗工具设备的阀门。此时，在14分钟没有控制的大火后，大火消耗完自身能量并且熄灭了。
科尔尊高兴地宣布，“大火熄灭了！”我们都为暂时的宽慰而呼吸。然后快速确定我们的形势后，前景依然很忧郁。浓烟到处都是，空气不能用于呼吸。我们都意识到我们使用的氧气呼吸器最多再使用一两个小时就要用完了。
我们立即变换装置。我们从一种慌张状态变为沉着考虑的休止状态。留给我们的是每人脸上的呼吸器以及多余的一个。大火的余波仍能击败我们。我向瓦列里建议，每个人应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新陈代谢作用降低到最少。
我是惟一继续工作的人，行动缓慢而有秩序，是为了消耗最少的能量。我必需为每个人开始出现的呼吸器问题做准备工作。吸入伤肺的气体表明我们仍暴露在浓烟中。如果某一成员开始呼吸空气，我必需立即准备好。
我迅速抓起我的紧急医疗救护箱，然后把他们移到密封室，在密封室内经常很潮湿（在冷的铝外壳上，水蒸气事实上一次可以收集几品脱）而且凝结可能帮助清除烟。事实上，尽管Engrgia为空间站建造太空舱的政府经营的公司，后来声称在“和平”号上工作的空气过滤系统可以高效地驱除烟雾和大火过后的空气中的污染物。我们深信在冰冷壳体上凝结的烟和水蒸气是最有效的过滤器（灭火器是以水为基础的）。
我用塞孔的皮带随身携带我的迷你紧急间用的仪器——气管切开管，喉头镜，可移动的呼吸袋，氧气箱，解剖刀和血压表。然后，我在心中预演当某人呼吸器用完后我该如何做，包括在与失重联系的并发症出现，在我试图把管子插入喉咙或切开他的环甲软骨的表层之前，如何确保病人呆在地板上。看着临时凑合的紧急间，我希望没有人需要我的服务。
我们对烟雾更加担忧。即使在灭火后的45分钟后，烟雾仍很浓。直到那个时刻，我从没有真正地关心我自己的吸气和呼气。我们等待着，希望在我们面罩里的氧气消耗完以前，空气变得清晰。
每个人在不同时刻消耗完自己呼吸器里的氧气。大约一小时后，科尔尊首先用完了他的氧气，也许是他灭火时非常近地接近火焰而必须用力吸气的缘故。他在密封室中用力吸气，并且宣称空气已能用于呼吸了。我们都解脱了。我们没有必要放弃空间站。
我调查了一下损坏的控制装置。相对确定地是，我们避免了由于大火的影响而出现的一些威胁生命的急性病，我把注意力放在试图使我们遭受到的一些长期的健康问题最小化。我建议，每个人必须把呼吸器里的氧气全部用完，虽然空气能够吸入，但它仍有烟雾状，而且可以肯定已被金属气体或别的大火的副产品所污染。
我找到一些3M型的过滤器面罩，并给每个船员一只。当我们的呼吸器里氧气消耗完时，我们用一个有过滤的面罩替换罩住全部脸部的橡胶面罩。尽管并不理想，但过滤器面罩至少能够阻挡一些飘浮着的大的颗粒。
我向科尔尊提出了许多预防健康的建议，他都接受了。在像“和平”号一样的封闭生态系统中的一些污染物质最终会进入我们的肺部，我们生活在一个密封的用橡胶处理过的包里，里面有燃烧金属罐留下的东西。我们冲洗四壁、壳体上浸透着油烟冷凝物。每个人都脱下他的满是油烟污点的衣服，从头到脚的冲洗。因而，在灭火后的几小时里“和平”号上的景象几乎可笑：六个漂浮的男人在擦洗，除了他们面部有一个过滤器面罩外全身裸体。
我给每个人做了医学检查。一些船员的血氧饱和度出现少量的减少，但都不严重。每个人的肺部都很干净。我治疗了皮肤烧伤（大多数较小，但有一些是二度烧伤）尽可能地清洗，敷软膏，然后，裹上纱布。我被要求不要向地面报告任何伤情。科尔尊非常害怕，他们可能安排他留在“和平”号上更长一段时间，为治疗烧伤者，并不能按原计划在几天内返回地球。我答应了他的请求，后来当莫斯科的俄罗斯飞行外科医生询问伤情时，我假装误解了他们的问题（俄语的确是一门难理解的语言），并且简单地回答“和平”号上的医疗环境在受控制下。
最后，我给自己做了测试。我的血液中氧的饱和度很好，达98％。没有出现哮喘，胸部没有罗音。我只有一些擦伤和淤血（由于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下快速飞行所致），但是没有严重的烧伤。同时我注意到我是一个不易动摇、精神和心理健康的人，同是我给自己一个任务，密切注视其余船员的精神健康。
后来渐渐明白，在某种程度上，极端浓的烟雾是一种福分。令人窒息的烟雾迫使每个人迅速戴上人工呼吸器，这样保护我们的肺部不受伤害。但是，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我给每个人重复做了医学检查，并要求呼吸感到有一点不适的任何人必须立即让我检查。
同时，我也迅速抓起船上的每一个空气采样装置，开始做空气采样。大多数的采样装置是我从美国科学计划处借的，它们是有一个开关阀门的金属球。每个球内是空的，是真空状态。打开阀门，空间站的空气就会进入收集装置，关闭阀门，采样就保存起来。
每隔30分钟，我从几个不同的地方采样。最后通过分析这些样品，俄罗斯和美国的环境工程师们能够估算出“和平”号上的空气清洁系统的有效性。而且，毒物学家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暴露在什么污染物以及何种程度的污染物下多长时间。在轨道空间航天器内，火灾是出现的最危险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会处理每种危险的可能。
在几乎48小时没有睡觉后，我爬上我的睡觉的墙，在胸部裹上松紧绳。我为我的船员们考虑了一会儿。
没有人惊慌，各人做自己的事情，并且勇敢地做。我感到我在船员和我自身中的自信程度提高了。我知道如果另一个紧急情况出现在人类存活范围内，我们能够活下去。
我调整我的过滤器面罩，紧闭双眼，没有丝毫焦虑感地入睡了。　
　　　　　　　　　　　　　　　　　　
　13。一次试图的掩饰（上）
　通过全体船员的一致同意，我们得出结论，大火燃烧了大约14分钟。这是一场大火，灭火器在灭火过程中几乎不起作用。
大火过后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在“和平”号上又开始忙碌起来。除了给伤口换药和进一步清洁空间站外，我们开始有些疯狂的但是正常地处理事务。
虽然没有生活在大火中，在全体船员中大火这个话题成了谈话的主要话题。不仅在我们的餐桌上讨论，我想，特别是我们都在思考，在大火的边缘我们的存活率是多么的小，我们的生命怎样能被迅速地结束。
惯常的事后总结，我们谈论我们做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在我和瓦列里·科尔尊私下谈话期间，我们开始讨论撤离的话题。他告诉我，这里不存在他曾经想放弃空间站的想法；实质上，他将与空间站共存亡。“杰瑞，我怎能爬进联盟号而留下三个人在上面呢？”
确实如此，科尔尊，作为“和平”号的指挥官，在火灾期间处在一个无胜算的形势下。瓦西里·齐巴列耶夫，即将到来的“和平”号指挥官，在火灾期间能够在联盟号起动单上完成所有的要求，并是惟一能进入联盟号的逃逸舱准备启程的人。但是因为联盟号上的三个座位中的每一个都是为每一个人定做的，这就事先决定了谁可以撤离。在准备撤离的舱内有齐巴列耶夫，拉祖特金和我定做的太空服和座位。理论上说，我们是在大火期间惟一能够撤离的三个人。事实上，我们中的任何三人能够乘坐飞船返回舱在没穿太空服或者穿着不合适的太空服冒险重新进入大气层（存活，只要飞船舱内的压力保持不变注：在1971年俄罗斯丧失了三名宇航员，当时在重新进入大气层时，联盟11上的压力平衡阀门打开了，宇航员没有一个穿着保护的太空服，所有的人都窒息死了。），如果座椅吸引冲击的能力不好的话，冒险着陆也会受到损伤。除非在空间站存在一个完全失控的大火而且没有别的选择时，才值得冒这些风险。
不幸的是，很难把三人外的其他人塞进联盟号内，因为飞船返回舱内只有三个座位。即使没有座位的另外一个人伸开四肢趴着穿越已坐下的船员，第四个人的出现也将改变飞船的重心，很可能导致飞船返回舱重新进入大气层时翻跟斗。翻转的太空舱意味着飞船的热量防护层不能指向正确的位置。在太空舱内的成员将会感到他们置身于一个火球内，没有热量防护层，太空舱和其内的船员都会燃烧起来。
我向科尔尊提出了进一步的讨论。“瓦列里，不管怎样你将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返回地球，留下的三个人能够尽力战胜火灾。三个人冒险总胜于六个人冒险。”不管我的理论上的理由，他很固执，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他离开。
按照我的观点这里不存在齐巴列耶夫，拉祖特金和我能够离开，而留下另外三个人的问题。我们能够成功地灭火或者与空间站共存亡。那是事实。那个事实更进一步地提出了证据，前提是我们不应该容忍不安全和不可靠的设备。因为这里是“经常选择撤离”的地方。这样做，时常能激发宇航员作为一个表现勇敢者整体地战斗。
另一种论述不能事前考虑，而且可能动摇科尔尊的想法（那件事，是我们所想的），没有人们在空间站上的关心和照顾，“和平”号不能机械般的存活。离开“和平”号的决定是一个让“和平”号去死的决定。而且有许多人有这种想法，对船员来说存在许多来自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压力（不能直接说，可是却强烈的暗示）。别忘了，没有“和平”号的存在莫斯科的任务控制中心的许多飞行控制者们将失业。没有“和平”号的存在，俄罗斯人将没有空间计划。来自美国的一个相似的观点是，没有“和平”号的存在，将不存在与俄罗斯人一起执行航天飞机…“和平”号的合作计划。没有共同的空间合作计划，美国政府便失去了一个给俄罗斯提供援助的政治上的正当理由，这是美国外交援助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件事涉及到许多利害关系。
按照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华盛顿想竭尽全力帮助维持俄罗斯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当合作计划运行时，美国提供资金；现在当一件事情变糟时，他们会寻找别的途径。”被媒体所描述的作为外交政策的交易的筹码，在航天飞机…“和平”号计划中，美国最初付费几亿美元用来训练为登陆“和平”号的宇航员，在俄罗斯的那些日子里，像那种资金很少。”
对任何在“和平”号上工作或熟悉它的人来说，航天飞机…“和平”号计划主要是一个政治计划而不是一个科技计划。
而且，对这个局面仍存在另一种观点。如果我们放弃空间站，我们的余生将生活在一种重压下，这种重压标志为船员摆脱了“和平”号。也许存在一种背后的坏话，我们的船员没有必须的气概所要求的勇气。但是误解了的勇气将使我们六人丧生。　
　　　　　　　　　　　　　　　　　　
　13。一次试图的掩饰（下）
　我们的谈话并不经常是严肃的。在美化渲染后我们都放声大笑，然后是每人进一步的复述，在大火期间，我们所看到的是即将离去的有才能的飞行工程师萨沙·卡列里的事迹。
当大火在离我面部五英尺的地方燃烧，而我回头看时，我注意到萨沙·卡列里模糊的身影，他正在一个膝部放置的计算机上打字。我斜视着，再一次远眺，得到证实，的确，萨沙正在膝部放置的计算机上打字。
“男子汉，这个家伙真实酷呆了。”我想，“在慌乱中，这个家伙正飘浮在那里非正式地写信呐！”
事实上，萨沙并不是在写信，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打印那特殊一天重新进入大气层的描写数据，为每一个联盟号飞船打印输出一份打印的单子有重要的信息，我们需要使联盟号返回地球并且没有从地面输入的信息重新进入地球的大气层时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我们在联盟号上的无线电话将失灵并且使我们无法与地面联系，我们不能精确地导航太空舱使之穿越大气层。
确切地说，那些信息应该为每一个太空舱在每天早晨打印出一份，但是并没有这样做。火灾的经历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老化的“和平”号上可能存在突发的生命受到威胁的紧急事件。此后，我们每天打印这类数据。我们不再对我们空间站的安全性无忧无虑，而且经常为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作准备。
观看萨沙在空间站火灾期间平静地打印数据使他恢复了记忆，瓦西里·齐巴列耶夫，带着他的独特的微笑，不能抑制地嘲弄卡列里的明显的镇静。“我们在这儿，萨沙……每个人都在爬……，浓烟使得我们无法清楚地看到任何事物……大火在燃烧。而且你在那边，在计算机上打字，打印我们的信息，你是一个疯狂的人，萨沙。”
在我的飞行开始之前，我从没有事先进行过登陆“和平”号后出现火灾该怎么办的训练，私下里，我曾被另一名比我早两年飞行的宇航员告知同种类型的金属罐容易着火。幸运的是，在当时，金属罐燃烧仅仅持续了几秒，伴随着小的容易扑灭的火焰。我们从这次事件中得到教训了吗？设计提高了吗？一点都没有。
大约火灾后的三周，我从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美国宇航局小分队中间接得知，俄罗斯人坚持认为引起火灾的原因最可能是操作失误。他们坚持拉祖特金已经打开了金属罐的密封装置，并在潮湿的量子Ⅰ舱内放置了几小时，而且，莫名其妙地，水渗透到金属罐内的化学物质中。俄罗斯人暗示，当拉祖特金最后有时间激活装置时，潮湿的化学塞子莫名其妙地引起了金属罐着火。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虽然，也许是一个曲解的理论，它并不与事实相吻合。我回忆这件事，拉祖特金吃完晚餐后进入了量子Ⅰ舱，而且不耽搁地移开金属罐的密封物并激活了该装置。为了证实我的回忆，我请萨沙回忆这个事件，他说是的，他立即激活了该装置。他告诉我说：“那不是引起火灾的原因。”
我通过无线电话告诉在莫斯科的美国宇航局的小分队，地面的人最好认真地调查引起火灾的原因。我同时也建议，将来的有关引起火灾的理论应与船员联系起来在他们被地面正式接受前检查他们与实际相符的能力。毕竟，当火灾发生时如果有人在场的话，我们就能够准确地考虑环境因素。
遗憾的是，对我们来说通过寻找提出这些合理性和理论的建议已变得很明朗，俄罗斯人实施一个关心空间站作为宣传品比关心船员们的安全更甚的策略。既然听说船员犯了一个错误，那么他将作为替罪羊，而且既然真正引起火灾的原因尚未查明，那么真正引起火灾的原因（显然是一个系统内在的问题）就不必向世人报道了。作为一个推论，如果正确操作，既然金属罐“安全可靠”，那么船员将被告知继续使用，“和平”号将继续飞行。
坦白地说，在船上的所有人员都清楚，俄罗斯官方尽量减少涉及“和平”号上火灾对公众造成的坏影响，所以没有立即报道有关火灾严重性的消息。最初的俄罗斯新闻界公开声明，“和平”号上的火灾很小，只燃烧了几秒钟。宇航员很容易地扑灭了火，而且没有一个人受伤。美国宇航局的官员们接着报道，甚至夸耀俄罗斯人“对于所发生的事的报道非常直率，有价值。”美国宇航局的一个新闻部门发表文章，标题为“‘和平’号的已扑灭的小火”，在火灾后发表文章报道说“在‘和平’号空间站的氧产生装置出现了问题……对一些硬件造成了很小的损坏……小火燃烧了大约十秒钟……被船员很容易地扑灭了。”
通过全体船员的一致同意，我们得出结论，大火燃烧了大约14分钟。这是一场大火，灭火器在灭火过程中几乎不起作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由于主氧气系统经常失灵，我们被迫使用更多的补充氧气罐，一天多达三只。莫斯科的任务控制中心告诉我们，引起火灾的同一型号的金属罐已被安全使用。他们认为并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改变，也不是引起火灾决定的原因，而是莫斯科的任务控制中心现在引进了必要的条件，无论何时我们激活氧气罐，我们必须和灭火器一起使用。
附加的条件对“和平”号上的我们来说使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按所要求的去做。难道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吗？我们需要呼吸；我们需要不断给船上补充氧气。当主氧气产生系统失灵时（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几乎每隔一天就出现一次），我们必须求助于金属罐来产生氧气。甚至当主系统工作时，电力系统出故障经常导致没有充足的电力使主氧气发生器工作。在这些电源暂停时，我们再一次被迫使用金属罐来产生氧气。
坦率地说，拉祖特金，齐巴列耶夫和我从没有真正地相信：一个灭火器能有效地扑灭一个金属罐引起的火灾。我们已经看到在扑灭这样的火灾时灭火器的无效性。尽管我们已尽力，尽管在灭火过程中用完了三个灭火器，但大火失控达14分钟之久。我们判断，大火熄灭只能是燃烧完它自身的物质；也就是说，只有当金属罐内的大多数化学物质都燃烧完后大火才熄灭。当激活金属罐时希望通过随身携带的一只灭火器来迅速扑灭火是荒谬的。我们都知道在火灾时我们很幸运。我们勉勉强强地活下来了。
回顾过去，我对灭火时我心中产生的大量信息感到惊奇。时间流逝。知识分子拒绝把现实分离的每一秒和知觉和感觉混合成流动的按时间顺序安排的电影。那些精神上的健身术的记忆将永远保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一种奇怪的方式下，“和平”号上的大火经历成了我一生中重大的事件，如果我没有这种不和谐的遭遇，我将不会有关于人类本质和我自己的洞察力。不会有有关在面临一种可怕的环境下显示出冷静的能力。不会有有关在个人最大危险期间照顾别人的能力。以及不会有有关把过去的困难置之不理并且继续进行的能力。　
　　　　　　　　　　　　　　　　　　
　14。俄宇航员们；是！任务控制…
　很显然，空间试验室的船员在登陆到空间站上进行工作时需要有一定的自主权。
他们需要决定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工作，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返回工作以及什么时候使用卫生间！
在俄罗斯受训期间，为了观察船员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一名俄罗斯的心理医生有时监视我们，他是一个幽默的令人刺激的人，不管环境怎样，他总是面带笑容而且很乐观。感到欣慰的是，我的生活没有被他的友好的外表所改变。有时我对太严肃并不介意。他试图通过不引人注意的而且是偷偷摸摸的观察我们的行为，他经常是注意力的焦点，而且喜欢用他的大的打雷似的声音讲故事。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把他当作我们成员的一分子了。
事实上，由于我不是一名心理学家，我也许犯错误了，我认为，与我一起受训的俄罗斯宇航员开始很喜欢他，他们也许把他当作他们的同事而替代我。我们都感到不快乐，因为联盟号只有三个座位，他不可能与我们一起去完成任务。
他从不处于显眼的位置（站在我们中间），从不打断我们正在做的工作，他有时把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叫到旁边，提出一些有关如何更好地控制一定的局面或者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如何消除矛盾之类的建议。他打断我们之间的次数越多，我们之间的交流越少，我们害怕可能会说一些错话，并且被单独挑选出来作一篇关于“如何才能更好的相处，如何才能更愉快”的讲演。他会突然把我拉出，递给我一付有十种颜色的纸牌，为了了解我当时的心情，他请求我把它们理好，这是我与他一起时最愉快的时刻。
我经常想合作，尽管在五六次后游戏已经没有新花样了。在那时，我们正在黑海登上俄罗斯的海军拖网船进行联盟号的水下生存训练。如果联盟号没按计划进入上千里宽的沙漠而且降落在水中，我们必须为此提前做好准备。那些天我心情特别好，作为一名美国海军军官，海水溅到脸上的感觉真好。登船的海员很高兴地围在四周。
当俄罗斯海员们得知我是一名海军时，他们把我带到信号舱里。用模板印在船壁上的有美国所有战斗机、攻击机、巡逻机的图象剪辑。他们笑着问我：“这些图案准确吗？”我告诉他们应该划掉S2反潜艇战斗机；很早以前它已被S3　Viking代替了，它的外表与S2很接近。
我告诉他们我曾经和一些海军特种部队的成员一起乘坐S2，他们通过使用退役的飞机进行跳伞训练。我进一步解释说，特种部队的朋友们在一次特殊飞行时，他们把我推向离舱门只有一英尺远的地方并且在几乎没有降落伞的情形下把我推下去。很好，俄罗斯的海员们开怀大笑，几乎同俄罗斯宇航员在听到心理学家的故事时一样开怀大笑。得到了这个新的直接的海军的知识，一名海员从他的口袋里取出一只笔，把S2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