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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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40多岁的向导吓得坐在地上，抱着脑袋，浑身筛糠样抖成一团。刘震让警卫员架起他，说：别怕，有我就有你。

　　又钻进一片高粱地，向导说什么也不肯走了。4个警卫员也把刘震围在中间，说什么也不让他往前走了，他一动，就被死死按住。这回没辙了，刘震让侦察参谋带几个人摸进去，找个老乡带回来。

　　老乡来了，刘震和那个老乡坐在深秋的高粱地里，周围还不时有枪声，两个人就唠起来。村子多大，南北、东西有多长，街道走向、长宽，有多少人家，有无油坊、烧锅（即酿酒作坊）。老乡不懂什么叫“营部”，就问哪家门口有站岗的，进出人员挎手枪、戴大盖帽的多，电话线是不是都拉到那里去了。村子是否有围墙，是土墙，还是砖墙，多厚，多高，营部大院围墙什么样儿，四角是否有炮楼。国民党那炮都是什么样子，马拉的，还是汽车拉的，有多少门。他们在这儿多长时间了，村里人都听他们说什么了，什么地方口音，对老百姓怎么样，老百姓又怎么说他们的，等等。

　　天亮了，刘震又带着几位师长、团长，把竭家窑能看到的都看了一遍，然后下达命令，分派战斗任务。

　　而在天津攻坚战前动员会上，他讲我们的对手是62军，是守敌的主力，是广东部队，要多抓俘虏。这广东籍俘虏可是“宝贝”哩。我们解放了华北，我估摸着八成还要南下两湖两广，把广东籍俘虏补充进来，到时候可以当向导、翻译，还可以做政治宣传，瓦解敌军，你们说是不是“宝贝”呀？

　　这话丝毫也不意味着轻敌、麻痹。

　　像李天佑一样，他已经把地形、敌情摸得清清楚楚，把突破和突破后巷战可能遇到的困难，都准备、演练得妥妥帖帖了。

　　如此，那“牙口”能不好吗？

　　大别山农民的儿子刘震，是家中独子，5岁就开始捡粪、拾柴、放牛。

　　问题不是一个刘震，也不是一个大别山。翻看一下《将帅名录》就知道，在中国东西南北中的山里、水边，他们的命运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走进革命队伍，当初只是为了吃饱肚子，一旦懂了革命道理，就开始自觉地用枪杆子去揍那个不平的世界。

　　因为有了共产党和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也使他们胜仗连着胜仗。统帅对统帅，蒋介石绝对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这是这些放牛娃成为名将的宏观基础。可四野南下时，有些老红军还是团长、营长，还有当炊事员的，这就道白了名将成长的个人因素。

　　他们不知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多少次了，枪林弹雨中筛下来，有些人去八宝山“报到”时，身上还嵌着弹片。从这点上说，他们是福将。他们身经百战，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不仅表现为勇敢，不怕牺牲，更在于善于学习，用脑子打仗，按战争规律行事。讲话，作报告，他们中许多人是“白字先生”、“错字先生”，留下那么多“佳话”，一辈子都摘不掉“大老粗”的帽子，可他们实实在在就是曾经投身的那所战争大学的高才生。

　　谈到各自的纵队司令，乃至一些师长，老人们都说他们聪明，脑子转得快，也肯于、善于用脑子。有人甚至称他们为“人精”，是从千军万马中筛选出来的精英。

　第六章　（七）金汤桥！金汤桥

　　　　天津攻坚战发起一小时后，东西两个主攻集团和南面的助攻集团，即分头突破城垣，攻入城内。

　　韦统泰老人说：

　　我们8纵是从民权门突破的，我们72团首先打下范家堡。

　　范家堡在民权门外一里左右，敌一个加强营据守，被陈长捷称为“模范工事”。四角有4个大砖窑，都被加固成大碉堡，正面和两翼有许多明碉暗堡，后面有暗沟直通城内。前面有70多米纵深的铁丝网，铁丝网前是百十米纵深的雷区，那地雷就像秋天萝卜地里的萝卜似的。4连连长张连生看地形时被炸飞了，只找回几块棉絮。纵队工兵营长扫雷时也牺牲了。晚上扫雷，用铁条子扎、探，感觉是了，再用手摸摸，确认了就挖出来。黑灯瞎火，天寒地冻，手脚像猫咬似的，弄不好就响了。

　　铁丝网是用爆破筒炸开的。爆破筒是自制的，把擀面杖粗细的铁管填满黄色炸药，安上雷管和拉火索，两米来长，比制式的个头大，威力也大。一声响，六七米纵深，五六米宽，就什么都炸飞了。

　　离休前为成都军区司令的李九龙，当时是3连1排长，任爆破队长，全队22人，人手一根。我指挥火力压制敌人，全团轻重机枪一齐开火，12门山炮也一齐开打，爆破队就冲上去了。李九龙是第一个，这人打仗勇敢又机灵，关键时刻过得硬。每个爆破手间距30米左右，前面那根炸响20秒左右，后面那根就又送到了，就像接力似的。老兵有经验，新兵战前也都演练过多少次了。

　　1营主攻，2营助攻，3营为预备队。我随1营冲进去时，一堆堆俘虏挤在路口，后面的部队上不来。烟尘冲天，枪炮声响得听不出个数，我挥支马牌撸子，警卫员挥着驳壳枪，大声喊叫，挥手比画，让他们闪开，朝我们阵地那边跑。

　　70团突破民权门，我们随后跟进，进去就是铁路工人宿舍、长江造纸厂、中纺工厂。22师那边没突破，5万多人都从一个口子涌进去，像赶庙会似的。敌人顶得挺厉害，炮火也猛，伤亡挺大。一发105迫击炮弹落在我前边不到10米远，皮毛未损，耳朵可是不大行了。

　　敌人伤亡更大，长江造纸厂前的内外壕里一堆一堆的，许多尸体挤得坐在那儿，立在那儿。

　　70团的任务是突破、撕口子，71团跟进后直取金汤桥，我们72团的目标是小王庄，攻击敌人总预备队。1纵、2纵、7纵、8纵，都拼命往金汤桥那儿打，因为刘亚楼总指挥说了，谁先到金汤桥就命名为金汤桥部队。战前都争着打金汤桥，没争上也惦记着，因为打到金汤桥，就把天津城的敌人拦腰截断了，就意味着天津城快拿下来了。

　　我带1营攻击前进。打这种巷战一个营正合适，有攻击，有迂回，手里还抓着个预备队。

　　到中山路一个十字路口时，敌人轻重火力封锁了路口。我和营长景德胜爬上屋顶，露出半个脑袋观察地形和火力。一发子弹飞来，正中景营长眉心，我把他抱在怀里，那血呀脑浆子呀。他是陕西人，个子不高，挺壮实，打仗好哇。

　　那人已经不行了，喉咙里却直打呼噜，那个响呀。我耳朵差不多都震聋了，枪炮声又那么响，那呼噜声却听得真真切切，就像睡觉打鼾似的。随着呼噜声，那红的白的就从伤口往外冒。

　　血呀火的，死呀活呀，这辈子还有什么没经过的？可从那以后，这世界上，我就听不得打鼾的呼噜声了。

　　我强使自己镇定下来，把轻重机枪和小炮都调上来，打！

　　2纵4师突破城垣后，前卫12团沿南运河北岸，进至三星纽扣厂和酒精厂时受阻。

　　纽扣厂和酒精厂，是西部敌人的两个重要支撑点，拿不下来，2纵就不能向纵深发展。

　　12团连攻两次纽扣厂未下，后边的部队都嗷嗷叫上了：12团不行我们上，保证两小时内拿下来！

　　2纵就这脾气，打仗嗷嗷叫，抢任务嗷嗷叫。师抢主攻师，团抢主攻团，连抢主攻连，反正什么任务最艰巨，哪个敌人最硬，那就得是我的。这回没抢到，下回不是我的就不行。看到别人抢去了没打好，就跑去领导那儿，又说“坏话”，又立军令状：我早就说他们不行，这回怎么样？快把他们撤下来，我们保证×小时拿下来！拿不下来，提头来见！

　　12团一些人沉不住气了，营连长纷纷请战，要求强攻。

　　团长颜文斌看看手表，道：急什么？

　　颜文斌，个头不到1。60米，又瘦又小，不抽烟，不喝酒，嗓门洪亮爱骂人，张口就是“狗压的”。其实这只是句口头语，从容、镇定、话语不多的江西老表，张口就来的都能让人看到智慧的闪光，那决心从来都是硬在火候上。在苏北抗战时，逢年过节，老乡来慰问部队，说你们是哪个团哪？听到回答，转身就走，那话也直通通的不拐弯儿：我们是来慰问主力的，22团是主力。到了东北，自颜文斌当团长后，好仗可就让12团打起来没完了。师和纵队领导也鼓励公平竞争，没有主力终身制，就像今天那绿茵场，谁状态好让谁上。二等团打成一等团，大家都说颜团长是12团的“发家人”。抗美援朝中的云山战斗，是志愿军第一次与美军交手，正僵持着，已是师参谋长的颜文斌上来了，组织好炮火，一顿猛揍，美国人立刻就吃不住劲了。

　　打下纽扣厂和酒精厂，也是充分发挥了炮兵的威力。

　　团炮兵连、营机炮连部署好了，师炮兵营也调上来了。两次攻击未果，小个子团长已把敌情、地形看清楚了。400米左右距离，山炮打敌火力点，一炮一个。

　　再派出迂回部队，从两翼包抄过去。光打垮不行，还得全歼，多抓俘虏，不能光啃骨头，吃肉这等美事都让给人家了。

　　有人说把化学迫击炮连也调上来，颜文斌说不行，厂里可能还有工人，再说还要保护工厂，这仗下来就都是咱们的了。

　　当时，每个主力师都有个化学迫击炮连，都是缴获的美国造，既轻便，威力又大，燃烧弹一打一片火。在朝鲜，打上两发，美国坦克掉头就跑——美国人当然知道它的厉害。

　　打下纽扣厂，又打酒精厂，全歼敌人一个营，又一个团，12团仅伤亡不到20人。

　　打下酒精厂，主要是靠爆破，重量爆破。

　　2营4连9班爆破手鞠海清，成为战斗英雄。

　　1946年2月参军的鞠海清，是黑龙江省龙江县柳树泉眼乡长胜村人，东北野战军中第一批参军的翻身农民。

　　鞠海清老人说：

　　打酒精厂我们连是主攻，打天津我们班被师授予“小老虎班”。突破城门后，正面部队太多，我们班长向连长建议从东面迂回，断敌后路，结果成功了。老虎是勇敢、威武，无所畏惧，无往不胜。叫“小老虎班”，是我们班的人年纪最小。班长谢文清19岁，他家离我家8里路，打到广西后在石下江牺牲了。我参军时才14岁，当时还不到17岁，一直是全连年纪最小的一个，却是正儿八经的老兵了。主力部队，新兵入伍两个月就是老兵。总打仗，一仗仗下来，一茬茬伤亡、补充，有时个把月就成老兵了。我年纪小，个头可不小。那时那个头还正长，如今缩回去些，也有1。70米左右，身子骨也壮实。这黑土地养人，高粱米、大■子壮人。

　　酒精厂比纽扣厂难打。一是守敌多，有一个团，火力也猛。二是酒精厂是个五层楼，那楼结实，堡垒似的。窗户堆上沙袋，只留个射孔，楼顶也堆着沙袋，成了工事。外面一道围墙，一米来厚，明碉暗堡也多，难接近。

　　我是战斗小组长，送第一包炸药，刘春元送第二包。他是解放战士，我们班近一半是解放战士，大都是辽沈战役中解放过来的。那时打一仗就要补充一批人，辽沈战役解放过来，打天津一些人就立功了。解放战士军事技术好，只要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就行了。但他们不会搞爆破，国民党不搞这个，也没咱这劲头。那就跟我们学，练这“手中炮”，这是当解放军的基本功。

　　副营长杨健指挥爆破，他离休前是沈阳军区工程兵副参谋长。那是一座小庙，庙里还供着猪头，我们小组3个人蹲在里面，听杨副营长交代任务。他说听明白了？我说明白了。他说一会儿轻重机枪和炮兵一开打，你们听小喇叭声，听不见看我一挥手，就上。我说是。

　　从小庙到那围墙是片开阔地，80多米距离，顶多不超过100米。借着炮火的闪光，早把路况看清楚了，刻在心里了。一包炸药30斤，今天拿起来挺吃力了，那时年轻，枪林弹雨中有股急劲，用胳膊夹抱着根本不当回事儿，一口气儿就冲上去了。把墙根下的砖头瓦块扒拉开，弄平整，放上炸药，再用手和膝盖压实些，这时刘春元的那一包也送到了。第一爆破手负责爆破。我说你快走，把那包又放上，又按了按，一拽拉火索，也转身往回跑。

　　爆炸声中，部队冲上去了，又呼啦一下退回来，说围墙没炸开，冲不进去。

　　我也觉得不对劲儿。我冲出去30米左右，一发子弹打中围在脖子上的毛巾，是从后边打的，我向前拽个趔趄，差点儿摔倒。我说肯定是咱们的机枪打的。杨副营长和连长、指导员也不吱声，那心头可是立刻就明白了。原来那个供着猪头的小庙下边，是个敌人的暗堡，倒打火力点，专打我们的爆破手。杨副营长给我们交代任务，下面的敌人可能都听到了。

　　围墙没炸开，不光是墙厚、坚固，还因为里面顶着钢板，还有些装酒精的大罐子。60斤炸药没炸开，这回用150斤。

　　我们班长和8班长都争着要去。我说那不行，我没完成任务，这就是我的活。再说我去过一次，也有经验了。杨副营长和指导员杨长胜说，还是鞠海清去。我从裤兜里掏出个毫子（10个毫子为1块大洋），交给指导员，说，我要是“光荣”了，这就是我的最后一次党费。

　　小喇叭嘟嘟嘟三声响，杨副营长一挥手，我又往上冲。

　　身后几十挺（门）机枪、火炮，打得像放鞭似的。敌人也知道我们的爆破手要上来了，拼命射击、封锁。爆破队就是敢死队，伤亡大着哩。可我们颜团长组织、指挥得好，敌人那枪炮不是被打哑了，就是不大敢射击了，猫在楼里从窗口往外扔手榴弹。有的窗口那手榴弹多得分不清个数，像往锅里下饺子似的。

　　我们班副班长毛殿财，就牺牲在那围墙下。他带第一战斗小组搞爆破，没成功，我们是第二拨。我第一次上去时还拉他一把，没拉动，手放鼻子上，已经没气了。

　　5包炸药都到了，我把我那包带雷管和拉火索的放中间，又使劲按了按，心里骂着，妈个巴子，这回老子送你们上西天！

　　为了保险，我安了两根拉火索、两个雷管，雷管还是从制式爆破筒上卸下来的。这种雷管威力大。150斤炸药威力大，散布面也大，为了安全，在拉火索上接了一根挺长的电话线，那电话线却卷成一团乱麻了。没工夫了，就去拽拉火索，见它哧哧窜火苗子，也没敢往回跑，就顺着墙根往左边跑。也不知跑出多远，轰隆一声，一阵冲击波把我掀到空中，又摔到地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离休前为原福州军区炮兵政委的曹海炳老人，当时是9纵25师73团政委。

　　中等个头、儒雅文静的老人说：

　　战前讲，要自觉保护工厂、学校、商店及一切公共设施，战斗中尽量少打炮，少用炸药，尽量完好地保存这座城市。那道理不用说，谁都明白。有的敌人就利用这一点，在巷战中负隅顽抗。

　　我们9纵从天津南部的尖山子地区，向北实施助攻。突破城垣后，我们团以营连为单位穿插、迂回，从德国楼、倪家花园、丁家花园、重庆路，向设在耀华中学的敌43师师部攻进。进至民园广场时，被迎面一幢大楼的火力阻住了。这是幢灰黄色6层大楼，根据火力判断，守敌在一个营左右。

　　1连长王仲秋请示，能不能用小炮轰击，我说先喊话，让他们投降。大家就喊，说你们的司令陈长捷已被活捉了，不投降死路一条。我们拼命喊，敌人照样打，机枪、冲锋枪、步枪火力居高临下，封锁住几条胡同口。这时2连、3连也赶到了，都挤在街巷里，随时可能伤亡。

　　得给它点颜色瞧瞧。我命令轻重机枪掩护，1连爆破组把炸药送到楼口雨搭下，一声响，雨搭飞上天去，敌人也震懵了，一时间枪也不响了。

　　“再不投降就炸楼了！”

　　这下子管用了，5楼窗口伸出面白旗，直摇晃。

　　大丰桥→金华桥→金钟桥→金钢桥，2纵5师连着攻下4座桥，官兵心头都嘣嘣跳着3个字：金汤桥！金汤桥！

　　谁不惦着当“金汤桥部队”呀？

　　2纵是只猛虎，5师则是猛虎中的猛虎。

　　在东北打了3年，在东北野战军的几个头等主力师中，被“林罗刘”通令嘉奖达5次之多的，只有一个5师。

　　辽沈战役中，首战义县5师是主攻，打锦州又是主攻。这回打天津，4师、6师突破，5师打纵深。有人说5师在辽沈战役中伤亡太大了，这回把他们放在了后头。5师的人则说我们是头等主力师，打纵深、直取金汤桥，这是把最艰巨、最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当然最放心了。

　　5师以15团、14团、13团的顺序，向金汤桥攻击前进。

　　离休前为新疆军区参谋长的王林，当时是5师15团1营副教导员。老人高个子，浓眉毛，面色红润，声音洪亮。在东北战斗、工作近40年，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未改。

　　老人说：

　　15团在前边摆开两个营，左边2营沿街道往前打，我们1营贴着运河南岸往里攻。副营长带1连在最前面，营长和教导员带2连随后跟进，我和3连在最后边，都往金汤桥奔，没想到却让我们抢了先。

　　打下金钢桥是半夜时分，俘虏已经抓了400多。1排、2排在前边打，我带着3排在后边处理伤员、俘虏。伤员赶紧往后送，俘虏来不及后送，先找个院子关起来，派几个人看着就行了。

　　被炮弹打着的工事在夜空中燃烧，枪炮声震撼天津城，周围各种喊叫声不绝于耳。这其中最刺耳，也最悦耳的，莫过于此起彼伏的小喇叭的嘟嘟声了。这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独具的一种装备，从连长以下，排长、班长、战斗小组长人手一个。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我记得好像三下江南后就有了。铁皮或铜片做的，自己就能做，一尺来长，喇叭口牛眼睛大小。吹起来说是“嘟嘟”声，其实是不够准确的，可你又找不出比它更接近的象声词，特别独特，与众不同，因而也就特别有穿透力，震耳欲聋的炮声也很难掩盖它。“冲锋”、“撤退”、“穿插”、“迂回”、“1排上，2排掩护”、“3班在那儿”、“4班到达位置”、“5班请求火力支援”、“第2战斗小组有人负伤”等，一个连在战场上的各种命令、信号，都可通过嘟嘟声的长短，或数量的多少进行传递，打巷战特别有用，尤其是夜战。小喇叭声从东北响到华北，又响到两湖两广，再吹到朝鲜半岛。李奇威的回忆录曾专门写到这种小喇叭，美国人在朝鲜一听到小喇叭声，就要腿肚子抽筋。因为嘟嘟声一响，就意味着短兵相接、刺刀见红了。别看美国兵长得人高马大的，最怕这个了。

　　小喇叭一声声向前推进。我和3排小跑着出了一条胡同，正想沿着横马路向右插，一露头就发现左边路上黑压压过来一群人。是敌人。我随口大喊1连向左，2连向右，3排就冲上去了。敌人掉头就跑，我们追上去抓了70多，也不能追远了，还得掉头奔金汤桥。

　　比起锦州，天津敌人的劲头差多了。一是城大兵少，用刘亚楼的话讲是“好像小孩子穿大棉袄——到处是空”。更重要的是士气不行了。守锦州的主要是滇军，战斗力按说没有天津的中央军强，可外围一些据点跟你死打，突破城垣时跟你硬顶，打巷战一次次反冲锋，我们伤亡也大。天津突破后，很少遇到反冲锋。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辽沈战役后，国民党那军心士气就垮了。

　　副连长戈永高带2排最先攻到金汤桥，我和3排晚了一步，连长、指导员和1排也随后赶到了。

　　金汤桥两侧桥头堡火力挺猛，不能硬攻。戈永高吹起小喇叭，命令5班长谢永林带人迂回到南面桥头堡侧后，又命令2排长赵立发带一个班迂回到北面桥头堡侧后。两边到位后，嘟嘟嘟各发出3声短促有力的喇叭声，戈永高这边的小喇叭也响了，机关枪就响起来，三下里突然发起冲锋，就把桥头堡拿了下来。

　　我到那里时天还没亮，大概是4点来钟，也可能是3点多钟，顶多不会超过5点。后来争论到底是谁打下的金汤桥，谁先到的，问我当时的准确时间，几时几分。我也没戴表，南下后当教导员才奖励一块表，哪能说得那么准确呀！

　　都惦着快点打到金汤桥。有的先头部队受阻，有的黑灯瞎火走了远路，但过了金钢桥就是金汤桥，这一点干部都心中有数。跟我们脚跟脚赶到的连长王兰芬、指导员韩辉，问过桥上一个国民党伤兵，他们还带着个天津人向导，都说那就是金汤桥。那伤兵还说金汤桥是法国人造的，能升降。没到过金汤桥，能说出这些细节吗？

　　枪炮轰鸣，小喇叭声声，一支支利箭，一路路血火，在天津城呼啸着、冲突着。1纵、2纵、8纵都有部队打到了金汤桥。

　　东西两个主攻集团会师金汤桥，将天津城拦腰斩断，即按预定计划分头向南北两个半城攻击，将守军一片片、一坨坨、一块块吃掉。

　　9纵的任务是在城南助攻，这只年轻的东北虎发起虎威，一举突破城防，打入纵深。

　　15日15时，天津攻坚战结束。

　　北平的命运也同时注定了。

　第六章　（八）这个184师“真顽强”呀

　　　　天津东郊有个镇子叫东局子，是天津东部外围的一个重要据点，86军293师877团驻守在这里。

　　86军是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时改编的地方团队，官兵大都是东北人。293师是86军最强的一个师，877团又是293师中最强的。装备好，官兵中南方人较多，团长田子永和3个营长都是正宗的中央军出身，有战斗经验。

　　1月6日深夜，解放军攻击东局子。田子永让前沿守军稍作抵抗即行后退，待攻击部队进入一片开阔地时，即呼唤后方炮兵按照预定的精确距离进行炮击。攻击部队伤亡很大，不得不在拂晓前退出战斗。

　　第二天清晨，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解放军重新发起攻击。守军死顶硬抗一阵子，营预备队打光了，团预备队打光了，逃回去一个营长还是半死不活的。这个营长在地堡中指挥战斗，被塞进去的一根爆破筒震得昏死过去，醒过来后跌跌撞撞走一阵子，栽在地上就爬一阵子，好歹算回到城里，那人已经成了不能言语的哑巴。就哆哆嗦嗦拿支笔，用张纸报告了东局子丢失的经过。

　　也真够顽强的了。

　　不过，“最顽强”的还是184师。

　　“难兵集中营”天津，近6万难兵有近1/10为滇籍，清一色为守锦州的原60军184师和93军官兵，辽沈战役被俘释放后，陆续涌来天津的。

　　对这些像乞丐，又像土匪，更像瘟疫、瘟弹的难兵，陈长捷实在头痛、讨厌，不想管，又不能不管，就把5千多滇籍难兵编为冀东保安第3总队。名为部队，却不发一枪一弹，一天三顿饭只能吃个半饱，实际就是画地为牢，集中关禁闭，免得扰民滋事，也不能再到各处兵营乱窜，到处讲林彪大军多么厉害，给共产党当义务宣传员。

　　滇籍官兵怨声载道：打仗卖命就要，不打仗就不要我们，当俘虏有饭吃，逃回来受饥寒。

　　内战还未开打，蒋介石先收拾了“云南王”龙云，又把滇军60军、93军从四季如春的云南，运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欲借共产党之手铲除异己。鞍海战役中，60军184师火线起义，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打内战不惜血本，又是空运，又是海运，把他们弄来这做梦都未想到过的地方，如今成了散俘、难兵，谁还搭理他们？他们又不同于那些操着冀鲁豫湘赣蜀口音的难兵，从东北到滇池，几近中国的一条对角线，关山重重，一双脚板，饥寒交迫，什么时候能到家？还能回到家吗？滇军像其他地方军队一样，素有抱团传统，这也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之一。当了难兵，到了天津，也迅速聚拢起来，像雪球样越滚越大。

　　把这样一群难兵组成一支军队，其中不乏一种乡情和义气，让弟兄们有个名分，有个着落，安顿下来。也有国民党的死硬分子，要和共产党继续干下去，像杨朝伦等人。二者兼而有之的，也不在少数。

　　原184师师长杨朝伦，与刘国举直接电呈蒋介石，请求恢复184师番号，发给武器装备。经蒋介石同意后，将这些难兵编成一个建制师，辖550、551、552三个步兵团，并有直属特务、工兵、辎重、炮兵各一营，还有一个通信连，领取步枪300支，子弹3万发，在天津南郊灰堆整训，杨朝伦、刘国举分别任师长、副师长。

　　鞍海战役时，杨朝伦是184师550团团长，551团在鞍山被歼，师长潘朔端在海城率师部和552团起义，杨朝伦在大石桥假意谈判起义，结果一个团只他带几十人逃脱。一年后在梅河口，重建的184师又被3纵第二次打掉，辽沈战役中又在锦州第三次被歼。算上天津这次已是第四次了，这次可是彻底玩完了。

　　到12月中旬，由于散俘不断到来，滇籍难兵集中营的184师，已经“发展壮大”到6千多人，形势也越来越吃紧了。陈长捷这才恩准，先后拨给步枪3千余支，轻重机枪150余挺，迫击炮、小炮50余门，各种弹药40余万发，并补充兵员1500余人，成为一个7千余人的半装备师，将其摆放在南开大学、中央医院一带。

　　陈长捷心头明镜儿似的，把它摆在那里，也就是摆摆样子而已。

　　天津城大兵少，别说那些警备旅、护路旅和保安团了，就是由其改编的所谓正规师也不堪重用，他们缺乏大战经验，甚至缺乏一般战斗经验，可你讲“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固若金汤”，或多或少也能稀里糊涂信上几分。这个全是老兵的184师，军事技术、战斗经验没说的，却任是什么也蒙骗不了，他们的战斗经验同投降经验一样丰富，太明白什么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了。

　　天津攻坚战开始后，184师阵地刚受到侧击，一、二线守军就放下武器。只有杨朝伦精心挑选的预备队，为掩护师指挥所抵抗了一下子，就和他们的师长、副师长一道熟练地举起了双手。

　　由城南向北打的9纵、12纵，听说攻击地域上有个184师，知道底细的人就说，这个184师有几条命呀，死死活活都多少次了，怎么总也打不死呀？

　　大家都笑，这个184师“真顽强”呀？

　第六章　（九）“一切为傅负责”

　　　　“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耻！”

　　按说，在扔下这句“气壮山河”的军人誓言后，陈长捷那颗七上八下的心应该踏实些了，结果却仍是坐立不安，寝食难安。

　　不过，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