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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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她的“当家的”，是60军的一个上尉，长春起义后不想当兵了，想回老家云南“安居乐业”，她就跟他走了。
我说，这一路又是打仗，又是土匪，你们怎么走的呀？
她望着那双泥糊糊的，一个大脚趾头已从胶鞋里露出来的脚，长叹一声：这辈子也没走这么多路呀，有时也能坐坐汽车、牛车的。这回又要坐船了，他去买船票了。
我说：这么老远，越走越远，你不想家呀？这辈子还能回去了？爹妈不想死你了？
那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东北都解放了，一个东北姑娘，万里迢迢，跟着个60军的上尉去云南“安居乐业”，是忠贞的爱情，还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古语讲，“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家婚”，看她哭得那么辛酸，可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杜博老人说：
衡宝战役打安江，我们把国民党100军军部，还有湖南省政府的一些官员和十几个县的县太爷，在安江北边截住了，4千多人，那么多官太太、孩子。3个女人一台戏，这回没戏了，全哭戏了，孩子饿得哇哇叫。我让营部管理员多加水，熬粥，给他们抬去几桶。他们大包小裹的，金银细软挺多，不能吃呀。我们带粮也少，管不了大人，让孩子喝点粥。

柳州解放后，一天上午来个女的，20多岁，穿件阴丹士林旗袍，一口山东话，进屋就给我们跪上了。她说她是71军一个副连长的老婆，她们20多个家属掉队了，负贵照管她们的司务长把钱贪污了，她们吃不上饭，不少孩子病了，那司务长还强奸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要我们给她们做主。
她们住在柳江边上一个大棚子里，山东的、河南的、河北的，大都是北方人。那个司务长又敬礼、又递烟的，我说你老实说，都干了什么坏事。他一句话没讲完，大家都吵吵上了，有的还上来抓他、挠他。我说不能动手，都坐好，一个个说，有什么说什么。当场就开上控诉会、批斗会了。
我说，他若还不老实，你们就去找我们。我们走了，就去找军管会，军管会很快就会成立了。共产党有政策，会安排你们的生活。你们的丈夫也跑不出中国，当了俘虏会放回来，来找你们，带你们回家。
“八一五”光复后闯关东，见到不少日本女人在街头卖“摩几”（一种食品，将私大米蒸至八九分熟，包上豆沙，上面点个红点）。大都是孤儿寡母，背着孩子，摩几放块木板上，用根绳圣吊在胸前，冲行人一声声叫卖：我的小孩的没饭吃，要生活的，请帮助……
吕村夫老人说：刚到小董好，就见个小女孩坐在路边哭。我们宣传部几个干部下车抱起来，冲路边那些女人问是谁的孩子，喊了几遍没人应。小女孩5岁，爸爸是国民党司机，知道爸爸名字，到南宁我们还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们带她半个多月，给她买洋娃娃，后来交给军管会了。


赵兴元老人说：
进军广西，我们在路上行军，一些老百姓在路边烧香拜佛。有时打仗，枪声那么响，老百姓也不躲避，照样跪在那儿，磕头的，作揖的，闭着眼睛念念有词，那么虔诚。
那是在祈求神灵保佑家人和一方平安，祈祷和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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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解放区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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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枪打饱轰，攻城拔寨，四野大军势如破竹。
硝烟散处，就是1949年唱沸神州大地的《解放以的天》。
第二十三章　接收！接收！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中心必须放到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进城了。”那时人们见面，都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进城了”，不是‘进城走亲戚了”、“进城赶集了”，而是“革命胜利了”、“夺取江山了”。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眠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想想20多年前，毛泽东写的这首（清平乐·蒋桂战争》，人们会问汀江在哪儿呀，龙岩、上杭是个什么地方呀？而今，红旗已经跃过黄河、长江、珠江，马上就要飘过琼州海峡了。这世界，正用得上他这年4月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那句：”天翻地班慨而慷。”只是分田分地再忙，那也是轻车熟路的事，这东西南北中到处接收城市，可真把共产党人忙坏了。

一、接收城市真忙

李树基老人说：辽沈战役，打下义县，我就带着一帮人进城了。我是义县城市管制委员会主任。跑到县政府，空了，县太爷什么的都叫部队带走了。赶紧通知，谁抓走的，都送到城管会来。那时有个说法，叫“全盘接收”，就是连人带物全部接收，政府人员都到城管会报到，在城管会领导下各负其责，暂时维持局面。主动来的和非主动来的，政策不一样，主动报到的不按俘虏对待。
那时义县归冀热辽军区管辖，冀热辽派个地方干部班子来接收义县，他们在城外等着，第二天才接上头，交给他们了。我这个城管会主任就当了一天，我们挺高兴。马上要打锦州了，民运部多少事等着我呀，脱不开身就误大事了。
南下过江到咸宁，成立个咸宁办事处，本意是筹粮，什么事都得管。旧政权垮台了，接收干部未到，新政权没建立，你来了，不找你找谁呀？“办事处”、“城管会”、“军管会”，不管挂什么牌子，都是填补了一段权力真空。
辽沈战役未打响，锦州呀，沈阳呀，以及周边城市，接收干部就配备好了，一解放就进城接收。平津战役也是一样。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天津接收有了模样，长沙解放了，又匆匆走马上任去湖南当省委书记。衡宝战役要开打了，临阵调将，13兵团司令程子华在前线接到命令，让他去山西任省委书记。那时真是前方打仗忙，后方接收忙呀。
那时全国一天要解放多少地方，省市县镇区乡，那得多少干部呀。
那时，我们在前边行军打仗，后边就跟着准备接收城市的干部队，叫“南下干部团”，我们打下城市，他们就去接收。我们进军速度太快，他们有时跟不上，就是跟上了，那人手也不够呀！南下一路，特别是过江后，我们军留地方不少人。有的等接收干部到了就回来了，有的就留下了。
鞠海清老人说：
我们连留下几个人，当乡长、镇长或是书记。排长说下回就该轮到你了，我说我一个大字不识，到地方能干什么呀？我就会打仗，就让我扛枪杆吧。
张根生老人，“文化大革命”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农林部副部长、吉林省委书记、省长，离休前为七届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是河北安平县人，22岁就当县委书记。广东解放后，他南下广东，任韶关地委副书记。
老人说：
1949年3月，四野主力还未南下，冀中地区从5个县抽调100多干部，到石家庄学习，准备南下接收城市。到石家庄集中的，还有山西和察哈尔的，男男女女，总共l千多人。后来出名的人物，华国锋是山西一个地委的宣传部长，周小舟是察哈尔一个区的党委书记，他俩都到湖南了。赵紫阳也是南下干部，他走得晚，到广东了。
到邯郸火车不通了，就坐汽车、马车、牛车，那路牛车也走不了，就步行。那形势是喜人也急人哪。城市解放了，你还未到，都让部队在那儿忙活，耽误事儿，影响部队南进呀。

胡真一，黑龙江林口县人，1935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是著名的“八女投江”中8位巾帼英烈的战友。她离休前是重庆市人大副主任，辽沈战役时是牡丹江军区司令部机关党支部书记兼直属队指导员。老人中等个头，消瘦健朗，一口纯正的东北话，和邻居唠起来就是浓浓的四川腔了。
老人说：
辽沈战役还没结束，东北局就开始抽调干部，一批批南下接收城市。牡丹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李大章是头一批，我和他的爱人孙明是第三批。到沈阳第二天，就让我带两个人去接管财政局下属的一家烟厂。
我懂事就抽烟，东北“三大怪”之一，就是“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参加抗联后，打仗也缴获香烟，那时叫“洋烟”，抽不惯。这回，一下子让我管起几百人的“洋烟厂”，还有那么多机器。那之前．我只在家乡见过铁匠炉，打镶刀、斧头、锄头、马掌子，参军后只在抗联密营里见过缝纫机。
去厂里转一圈儿，就觉得这牙一阵阵疼起来，晚上左边嘴巴子就肿起来，嘴丫子也鼓起两个大泡―能不上火吗？
那时那人可不是给官就当，越大越好呀。
可你能讲困难吗？讲困难还能干革命吗？
那时就是三条：一肯干，二肯学，三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这后一条最重要。只要想着人民，人民群众就会信任你、拥护你，就没有过不去的沟坎。过去不会打仗，在打仗中学；现在不懂建设，在建设中学。用毛主席的话讲，我们不但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资本家厂长跑了，剩下个厂长助理，姓云，40来岁，懂技术，会管理。许多老工人告诉我，这个人不错，你可以用他，原来的厂长就靠他。我找他谈话，实话实说，我不懂生产，要拜他为师，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就靠他和工人了。厂子搞好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会亏待他；他若是糊弄我，我也不客气。他说，胡代表，你放心，我拥护共产党，也爱这个厂子，厂子垮了，我也没饭吃。
这个人挺实在，也肯干，经营管理上有一套，那几个月没他还真玩不转。
一次从军管会开会回来，正赶上工人下班，在厂门口排长队。都是女工，两个年长的女工逐一搜身，从头摸到脚，手里的饭盒也要打开看看。搜完一个，放行一个。我看了一会儿，让那两个女工停下，强压住火气，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再也不准对我们的工人搜身！
回到办公室，还未坐下，云助理颠颠跑来了，见我真火了，吓得站在那儿不敢说话。
我说，解放了，工农翻身了，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怎么还搞这一套，对工人搜身？这是侵犯人权，侮辱人格，你懂不懂？
大冷的天，他脸上直淌汗，连说，懂了，这回我懂了。
真懂假懂，真不好说，但他肯定不是故意作对，让我难堪。解放前，资本家对工人少有不搜身的，多少年了，都习惯了，好像天经地义就应该这样了。他像我一样，一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就把这事疏忽了。
我让他坐下，说：也怪我官僚，半个多月了，还不知道有这种事。偷烟丝不行，该罚就罚，屡教不改的可以开除，但不能搜身。今晚咱们核计核计，想想办法，弄出几条措施。还有，你再想想，明天咱们再找工人谈谈，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反正就是一条，过去资本家欺压工人的那一套，都得废除掉，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香烟原来叫个什么名字来着？你瞧这记性，刚才还在嘴边呢，就是个富贵，发财的意思。我说把它改了，就叫“解放”；“解放”牌香烟。
云助理寻思一阵子，说：胡代表，我觉得还是老牌子名气大，有市场。
开头，他对我言听计从，我说什么他都“是”、“是”。我说这不行，我是外行，生产技术上的事得多听你的，咱们都是为烟厂负责。说他几次，逐渐就放开手脚了，敢对我说“不”了。
后来，我们商量将以前香烟的牌子改为“解放”牌。顾名思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大家都抽“解放”牌香烟。
“解放”牌香烟很快就生产出来了，那天厂子里敲锣打鼓开庆祝会。那时陶铸是沈阳市委书记，一次开会还表扬烟厂，讲了两个“好”：落实政策好，恢复生产好。
两个月后，军管会把我调到一家油米加工厂。刚解放，市面上什么都缺，食油也缺。那厂子停产大半年了，设备残缺不全，挂满蜘蛛网，老鼠往人裤简里钻。又是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一天难得吃上三顿饭，也不觉得困呀饿的，那时那人劲头足呀，压力也真大呀！
第二年8月，四野已经打过长江了，沈阳市抽调100多人，有我一个，组织“东北干部大队”，由李大章带队，进关接收城市。之前已经抽调几批人进关了，也不知去了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坐火车到北平，又到南京，然后车呀船呀步行呀，10月底经贵州遵义到了四川宜宾，把我和几个人留在宜宾，其余都分到川南了。

先让我到发电厂当军代表，接着是造纸厂、电池厂，打一枪换个地方。厂子恢复生产了，我就知道该换个地方了。那时最缺的就是干部了。前边部队每天都在解放城市，接收一座城市得多少人呀。各地解放区都往刚解放的城市调干部，南腔北调的。东北解放得早，城市多、工厂多，有接收经验，受欢迎，到哪儿大都是骨于。那时最重要的是恢复生产，看你那儿机器转动起来了，赶紧给你换个地方。
1950年春，宜宾市成立工会，我成了第一任工会主席，那时连放张办公桌的地方也没有。就我和一个警卫员，他挎支驳壳枪，我背支手枪，还有个文件包，里面有只刚刻的公章。一会儿这个厂子，一会儿那个厂子，一天也不知走多少个地方，我们俩到了哪儿，人们就说“工会来了”。

张林苏老人的家，在武汉洞庭街61号，解放前为法国驻武汉领事馆。老人中等个头，穿件紫红色手织毛衣，文雅，娴静。客厅正中电视柜上方墙上，挂着她的丈夫刘惠农的遗像。刘惠农生前最后一个职务是湖北省顾委常委，武汉解放时为中南局交通部主持工作的第二部长、党组书记。
老人说：
我们是从哈尔滨来的，200多人的南下干部大队，张平化带队。张平化是哈尔滨市委书记，来武汉当市委书记。惠农是辽宁省军区副政委，我提哈尔滨道里区委组织部长，3个孩子，大的8岁，小的两岁，都留哈尔滨了。一路汽车、火车，武汉解放当天下午，我们就进来了。
我到航政局秘书处当副处长，个把星期能和惠农见次面就不错了。
武汉人称“九省通衙”，上至豫陕甘川，下至湘粤滇黔，物产大都经由武汉转销各地及海外。可当时的武汉三镇成了孤岛，一是周边农村还未解放，二是敌人撤退时，把交通破坏了。粮食和原料进不来，不能恢复、发展生产，恢复交通就成了当务之急。
恢复交通得有人呀，人不缺，失业的很多，什么人才都有，我们航政局却招不上来。码头上黑社会势力大，被他们控制着，找工作得向他们交钱，许多工人、船员还顶着死人的名义上班。我们贴出告示，要冒名顶替的人登记，恢复本姓本名，保持原职原薪。一个黑社会头目到我办公室，吵闹、威胁，我去找工会主席李义，召开职工大会，面对面开展说理斗争，为工人撑腰。


那时有种过左倾向，一些工人觉得这回咱们解放了，就得把资本家打翻在地，再骑到他们头上。有的干部习惯了打土豪，分田地，也想把这一套搬到城里，这不行。能开工不开工的，继续欺压工人的，要斗争。工人翻身解放了，资本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他想好好干，扩大再生产，工人阶级就要以主人翁的态度，鼓励他，团结他，与他合作，增加生产，创造财富，大家和国家都有好日子过。你把他斗垮了，分光了，你不也失业了吗？
有个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老板，跑长江的客货轮近一半是他的，要破产了。咱们就借给他钱，给他找活，扶持他继续运营，很快就火起来了。
胡真一老人说：
宜宾市成立工会，借个电影院开大会。我讲话，说咱们工人要团结起来，和坏人作斗争，斗争要讲政策。会场里有人站起来喊，xxx是个把头，现在混到咱们工人阶级队伍里来了。有人就喊把他拉出来，一会儿拉出来8个，靠边站一排。从沈阳到宜宾，我当过几个厂的军代表，也没见过这种场面呀。放了吧，打击工人的积极性；不放吧，哪能这么抓人呀，这不明摆着违反政策吗？
开完会，我就往市政府跑。市长李英九听了，赶紧打电话，让马上调查，没什么大问题马上放人。放下电话就给我作揖，说：我说你这个胡主席呀，可别再给我胡来了！


沈辉，黑龙江穆棱县人，当年和张林苏一起南下接收武汉，离休前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总务处长。
老人说：我原来是邮电局的话务班长，到武汉就分到邮政局。邮政系统黄色工会挺猖撅，由国民党特务操纵。把特务组织破获了，黄色工会垮了。把我调去水运工程学院―那时叫“武昌国立海事职业学校”，咱们接管后改称“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交通部交通学院”，刘惠农部长兼院长，副院长曹海波也是南下干部，原是哈尔滨市委直属党委书记。
国民党在交通系统潜伏不少特务，长江那船有时还没开呢，船上装的什么货物，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敌人就知道了，派飞机轰炸。中南局―那时还叫中原局，下很大决心搞好这所学校，培养咱们自己的人才。
校长跑了，剩个副校长临时主持工作，学生和老师基本都在，学生200多，老师20多。我们进去时，校园冷清清的，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时那人就是等待、观望了，等着共产党接收，看共产党怎么对待他们，能把学校搞成什么样子。
〃8点上班9点到，10点看看报，11点把茶倒，12点回家看太太。”这是我在邮政局军管时听到的一句话，说的是国民党时期那种人浮于事的衙门作风。许多人就是从这种对比中，看到了咱们的八路作风，看到了新中国和自己的前途，开始靠拢共产党的。还有一条，就是真诚，实事求是。
记得刘惠农院长第一次讲，你们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或将成为这样的人才，国民党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可你们留下来了，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今夭我就讲几句，欢迎，欢迎你们留下来，欢迎你们为新中国效力，欢迎你们给我们出主意、提建议。管理这样的学校，我们还缺乏经验，有不对的地方，一定要帮助我们指正。在座的各位老师，不光是学生的老师，在这方面也是我们的老师。
那时我在政治辅导办公室当辅导员，主任是程志，吉林榆树县人，一块南下的，离休前是贵州省教育厅长。他早年留学日本，学经济的，这人有水平呀，在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大家都服他。我就不行了，文化低，年纪又小，那年才17岁，学生都比我大，也不服我是个土包子。就提问题，说沈同志呀，你说苏联叫无产阶级专政，咱们为什么叫新民主主义专政呀？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什么呀？名义是请教，实际是考你，要看土包子出洋相。有的当场解答，有的就说我也不大明白，你们说说，我听听。有的是明知故问，就给我讲起来，挺得意的。有的他们也不懂，我就说等我回去请教程主任，你们也看看书，明天咱们再一起研讨，怎么样？这么一来，大家就服气了，说这个小沈不简单，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有的还说，就凭这一条，共产党这天下坐定了。
不管你怎么没把自己当回事儿，一身军装，胸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臂上再一块蓝边白底蓝字的“军管会”臂章，那时在人们眼里，你就是共产党了。

离休前为武汉第二炮兵学院指挥系副政委的高玮老人，吉林临江县人，当时是40军153师政治部秘书。
老人说：
武汉解放，我们师进驻武昌，118师南下后，又接管汉口、汉阳，执行若备任务，看守政府机关、要害部门和仓库，维持社会治安。有个国民党的省政府副主席，姓朱，个不高，胖胖的，没走，政治部派我和他联系，办理移交。不管谁需要什么东西，得我们俩签字，我再盖上政治部公章，才能拿走。开头他叫我“长官”，我说我们解放军不兴叫“长官”，后来他知道咱们叫“首长”，又叫开“首长”了。我说我不让你叫“长官”，也不是叫你叫“首长”呀，我就是个小秘书。我想让他叫“高同志”，又觉得他是个国民党的省副主席，不合适，大概他也是这么想的，不敢叫“同志”。我说你就叫我“小高”吧，他就叫开“老高”了。他都50多了，那年我才21岁。
那时汉正街那儿都是棚户区，里面还有个挺大的粮库，特务想烧粮库。粮库有部队守卫，不敢近前，就在棚户区放火。弄十几只猫，尾巴绑上棉花，浇上煤油点着，那猫就到处乱窜。都是板房，那天晚上刮北风，大火一下子着起来。部队去救火，粮库保住了，烧死一些人。特务抓住了，召开公审大会，枪毙。
李逸老人说：广州特务放火、打枪，也没打死什么人，就是扰乱人心。白云山南边，越秀山一带，火车站附近，晚上信号弹乱飞，给敌机指弓旧标，去抓，总扑空。叶剑英叶帅，是军管会主任，觉得有问题，一查，公安局副局长陈博是个特务。把这小子抓住了，再抓就容易了。
抓到特务，送到原国民党省政府大院，妓女、吸毒的也往那儿送，那里有好多空房子。吸毒的跟你要大烟，那能给吗，咱也没有呀，就祖宗三代地骂你。戒了，家里人来领，给你磕头，拉不起来，说让他弄得倾家荡产了，大军不光救了他，也救了他们一家呀。
那时广州有十几个公安分局，一个连一个分局，负责一两条街，站岗、巡逻。臂章上两个字“穗警”，不是广州苦察，而是广州警备司令部，那职责就跟苦察差不多，也有便衣。特务、小偷、贩毒的、倒卖银元的，都抓。说话听不懂，就带回连里审查。西郊海角红楼、十三行和下九路一带，妓女特别多，江边还有花船，拉客，没扫黄之前，走到那些地方要特别小心。
张林苏老人说：
我们航政局长雷铭之，鄂豫皖老区来的，晚上加班，回家路过民生街，让妓女拉住了。开头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反应过来，吓得甩开就跑。枪林弹雨，出生人死，还真没领教过这个。
对妓女登记、收容，办培训班，有病免费治病，完了安排工作。
刚进武汉时乱啊，黄赌毒，花花世界，什么都有。说禁，一声令下，快刀斩乱麻，很快就没了。
高玮老人说：
武汉解放后，粮食紧张。一些奸商趁机哄抬物价，有的掺沙子，有的不卖，高价抢购，囤积居奇。等他们那钱差不多都变成粮食了，咱们的粮食运来了，低价卖，奸商一下子傻眼了。那时部队和政府机关都开粮店，24小时营业，平抑物价。
另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当时的银元市场。四野下后江南，部队都带银元，万阳寸叫“大洋”，新区老百姓不认人民币，就认大洋，把人民币兑成大洋。武汉出城巧里，人民币就不好使了。1949年2月，银元驱逐了金圆券，独占货币市场的。解放军进城了，人民币也进来了，银元、人民币大故。开头比价为l：300，没几天变成1：350，最低时竟达l：5以刃。有些商店公然拒用人民币。这就不仅是人民币的信誉问题，而是共产党能不能在城里站住脚了。军管会下令禁用银元，省市政府号召开展打击银元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民币是解放区唯一法定货币，限期兑换。警备部队和公安局巡逻检查，还有持军管会证件的便衣金融纠察队，进行秘密查访。为了少发行人民币，政府和企业工作人员发放粮食，以粮代薪。
国民党完蛋了，那钱当然不叫钱了。共产党如日中天，这钱怎么也越来越不值钱了呀？许多人不懂金融，难免疑惑。但有一条，坚信不疑，那就是咱共产党没有过不去的沟坎。
5月16日武汉解放，8月银元就绝迹了。
官勇老人说：
解放赣西南，一路上银元价格不一样，这高那低，忽高忽低。咱们也有个别同志贪图便宜，抬高银元比价，买便宜货。我把情况向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昊彪汇报了，他说这是个大事，要好好研究一下，搞出个统一的合理的比价，通知部队遵照执行，不能损害群众利益，同时也让群众监督我们。结果，四野政治部发个通报，开头表扬几句，说你们怕违犯群众纪律，想到群众利益，这是好的，“但是”后面就批评上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成立了，货币政策是要由中央制定的，你们一个师就决定了？“典型的游击习气！”
江西苏区当年发行货币，抗战时各根据地也一样。从延安闯关东的同志讲，陕甘宁是种黄票子，桑树皮做的，1万元1张，两张买一个烧饼。过黄河到晋绥，是种绿票子，1张1千元。到晋察冀又是一种红票子，1张500元。出关到东北就是东北老头票，还有苏联红军的流通券。走到哪都得兑换，到东北就不用了，也没处兑换了，不管多大面值的红票子、绿票子、黄票子，都不好使了。
当年自己造币发行，如今制定个银元比价算什么？就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习惯了，就不由自主地干上了。

沈辉老人说：
我哥哥是穆棱县政府民政科长，也被选调为南下干部。我妈说，我就这么两个儿子，能不能给我留下一个呀？我哥哥说，你小，还没成家，你走了妈妈不放心，你留下。我说，这正是我的优势，你把嫂子、孩子扔家里怎么办？我一个人没牵挂，干两年再回来。
服从分配没说的，若说不恋家、不恋东北，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时说南下接收完城市，都走上正轨了，可以回老家。结果，1949年我17岁到武汉，24岁娶个武汉媳妇，到现在已经44年了，地道的武汉人了。
李琦老人说：
我和南下工作团的几个同志，分到湘西沉陵县接管委员会。到沉陵那天是中秋节，县城一条街，石板路，人挺多，挺热闹。两个女同志，一个北京的，一个武汉的，上街玩。那地方土匪多呀，到那儿就告诉了，年轻人不知深浅，没当回事儿。青年学生好奇，湘西风情别有韵味，看什么都新鲜。一个人要解澳，厕所就在路边，一圈半人多高的土围墙。进去10多分钟也不出来，喊两声，没人应，进去一看，我的妈呀，脑袋让人割下来了。
在沉陵县干两个来月，调到辰溪县贸易公司，下乡征粮。老乡挺冷淡，问什么都晃脑袋，说话也听不懂。有时我们在这个村，土匪就在那个村，他人熟地熟，来打我们。第一次开枪，我闭着眼睛，也不知道子弹打哪去了。打不过土匪，男的让我们女的撤退，他们掩护。我们不退，男女都一样，退却是胆小鬼。心里这么想，其实也害怕呀。后来就锻炼出来了，我打枪也挺准了。
最先接近我们的是个小学教员，和我们这些学生挺谈得来，主动给我们当翻译。他告诉我们谁家有钱有粮，我们就去征粮，用大洋买，按市价，留足口粮，其余都得卖，不卖不行。谁家没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