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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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西追击宋希濂，我和司务长出去筹粮，回来晚了，吃点剩饭，有时还吃不上饭。他说弄粮的还吃不上饭，不干了。我说咱是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应当的。他说你应当去吧，还骂了一句。我火了，上去给他个耳光子，他踢我一脚，被大家拉开了。
营里批评，让我检查。我说我动手打人不对，先动手就更不对了，指导员打人更是错上加错，我向司务长赔礼道歉，也向大家保证再不会打人了。大家都批评我。一个从60军起义过来的上尉教官阎柏春，到我们连当技术教员，却向着我说话。说大家吃不饱，指导员不辞辛苦，想方设法弄粮食，这是爱兵如子。共产党军队不讲打骂，可司务长顶嘴，还骂人，事出有因，打也没啥。我听着脸臊得这个红呀，说阎教员你快别说了，你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可你把我与国民党相提并论了。
我当指导员时19岁，在朝阳牺牲的那个炊事班长已经30多了，这个司务长也比我大不少。部队讲资格，对年轻的领导不大服气。辽沈战役前指导员集训，一个抗战初期的老指导员发言，说我提条意见，不是给大家的，是给毛主席提一条。东北小孩伢子，黄嘴丫子没褪，动不动就提起来，能干啥？
16岁参军，17岁当班长，调我去牡丹江学译电，正赶上部队要去剿匪，我就要求去鹤岗剿匪。通信科长找我谈话，说人家调学都像考状元似的，你怎么不去？我不好说有人瞧不起我这个小班长，就编了个理由。动员大会上，合江军区一个副司令讲话，说许多同志积极参加剿匪，这个很好，可有的同志，像司令部通信班长王玉兴，是不是目的不明确，有发财思想呀？鹤岗土匪老巢有个采金沟，听说剿匪时有人真发财了。那时那人直来直去，讲话不拐弯儿。我一听，这个闹心呀，憋老气，上老火了。
土匪化整为零，我们也分散活动。有天得到情报，土匪要来偷袭司令部，参谋长派我去60里外一个团去报信，调一个团增援，并强调至少要两个人去。我心里寻思，一些人瞧不起我这个“小孩伢子”，副司令又说我有“发财思想”，是骡子是马，这回给你们遛遛。
我跟副班长说声我出去一会儿，拉马就走。太阳偏西了，有点饿，也有点怕。沿途到处是土匪，又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在村头小店买了两个“光头饼子”（一种用面粉烤制的点心），又喝了二两烧酒壮胆，左手抓缰，右手把支小马枪吊在胳膊上，发现敌人顺过来就能开火。
过个村子，路边门吱呀一声，出来几个土匪。问什么人，我说自己人，脚下马镫子一磕，手中枪就响了。听到后边枪响，那日本大洋马已经冲出几百米远了。快到地方了，明晃晃月亮地里，前边两个土匪叼着两个大烟袋，烟袋锅那红火一亮一亮的。东北抽烟的人多，那时都是个大烟袋。我的枪先响了，打倒一个。这下子可糟了，两边高粱地里枪声炒豆似的。那大洋马像箭一样快，那也快不过子弹哪，土匪打枪又准。那工夫也来不及想这些，只觉浑身血都往头上涌。老天爷保佑，竟然皮毛未损。
信送到了，团长说就你一个人？我说就我一个。这边我挺“英雄”的，那边参谋长可急坏了。有人说我开小差回家了，排长了解我，说不能。参谋长说能不能也是胡来，他一个人伤了、亡了，误了大事怎么办？我可没想这些，满脑子都被逞能好胜的个人英雄主义填满了。
当一年多排长，教导员想让我当指导员，营长要让我当连长，说当指导员就把王玉兴瞎了。我当了一辈子政工干部，体会最深的，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什么事都得做出好样子。战争年代还有一条特别重要，你得打仗勇敢，军事上有一套才行。

翟文清、赵兴元、张仲先、王志建等人，都是政工干部出身。有的当指导员还兼连长，有的当了教导员，又接着当营长。可对他们来说，干什么都算不得改行。
李洪奎老人说：
二保临江的三元浦战斗，我是20团1营教导员，带领主攻连2连占领村外几幢房子时，头部中弹，那血流的呀。后来医生说，那子弹再往里一点点，脑浆子就出来了。正包扎着，3连报告敌人要突围，我带2连迂回过去，抓了200多俘虏。
夏季攻势打南山城子，营长重伤，没副营长，就我和副教导员赵兴元。他带突击连1连打下一个制高点，还剩个砬子山，我说这个你掩护，我来。观察地形，发现敌人防御重点左侧有条雨裂沟，小树挺密，决定3连从那里攻击，又让2连放下背包，轻装绕到背后，从悬崖上攀爬上去，突然袭击，打敌人屁股。方案报到团里，认为很好，集中炮火掩护，歼灭号称“虎师”的新22师一个加强连。带突击排的副指导员张维明牺牲了，指导员李春山抱挺机枪往上冲。
冬季攻势打文家台，赵兴元当营长。这个人打仗好哇，勇敢，又有头脑，文武双全。我还带2连主攻，冲锋时趔趄了一下，我知道中弹了，是右大腿根。还好，没伤着骨头，还能跑。那时候，政工干部不能打仗，战士瞧不起你，说你是卖“狗皮膏药的”，在战斗部队难生存，只有到机关去。
赵兴元老人说：
一会儿军事干部，一会儿政工干部，要说有什么差异，那就是后者更要突出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头作用。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遛遛。政治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光耍嘴巴子功夫，那怎么宣传人、教育人、带动人啊。
在东北，我那件大衣基本都在战士身上。营长、教导员有马骑，两个副营一匹马，从东北到华南，除北平入城式外，4个营干那屁股少有碰马鞍子的时候。天冷了少穿点，缺粮了少吃点，行军路上还要多背点。从指导员到教导员，步枪、冲锋枪、机枪，背包、锹镐、米袋子，不是这样，就是那样，而且越是走不动的时候背得越多。湘赣战役期间，大热的天，肚里没食，眼冒金花，还扛挺机枪。真走不动了，也咬牙挺着，心里说再走几米，再走几步。
行动是最有力量的。嘴再笨，行动好，战士就服你、敬你、听你的。
王玉兴老人说：
在鄂西追歼宋希濂，有个叫得玉山的，是从傅作义部队起义过来的个兵油子，总掉队。他是河北人，参加国民党军队前在北平拉洋车，腿脚挺利索的，就是耍熊。我说加把劲，快到宿营地了。他说我倒想加劲，可这肚子不让加劲呀。我替他背背包，说全国就要解放了，再挺上一两个月就是好日子了。那时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所以都能咬牙挺着。可你听他说什么？革命有前途，个人没奔头，我是挺不到那时候了。我说你也是穷人，革命再苦再累，也比你拉洋车有奔头呀！他说我拉半天洋车挣5角钱，两角钱住店，两角钱吃饭，还有1角钱喝茶听书去，那日子美着呢。
过个叫“陈大山”的山，山陡，下雨，还吃不饱饭，得玉山说什么也不走了。他说指导员，你是个好人，就当个大好人行不行？我说怎么当大好人？他说你把我枪毙了吧，我实在吃不了这份苦了。我说抬，4个人把他抬起来，我也抬。我们是炮兵，马驮人扛，多少装备呀，一个炮架4个人抬，这回还得抬个大活人。围困长春时，我右大腿负过伤，不大吃劲，一个趔趄坐那儿，差点儿把他从担架上摔下来。1班长骂起来：妈个巴子得玉山，指导员拖条残腿抬着你，你他妈的还叫个人吗？有人撸胳膊挽袖子要揍他。后来他还告诉我，说有人要把他推到山崖下去。他嘴上让我枪毙他，其实是耍赖、耍熊，最怕死了。
得玉山不敢耍熊了，我却不大行了。
我19岁当指导员时，同等职务的东北兵，全师没几个，当指导员的就我一个。我从小争强好胜，干什么都想争个头名，组织上这样信任我，我不玩命干好工作，对得起谁呀。工作好坏另说了，我敢说我是全连最累的人了。按说心里痛快，人是累不坏的。而且我们那时那人都知道不能讲困难，干什么能没困难？这困难，那困难，那仗还打不打了？可这一切都有个条件——得肚子里有食呀！
过陈大山之前，副营长见我背两个背包，还扛支步枪，问我行吗。我说行。心里话：谁叫我当指导员呢？当指导员就得行，不行也得行！

可咱东北人到江南，水土不服，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雨，生病加腿伤，更要命的是饿肚子——当指导员的，饭也得带头少吃呀。古人说“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老百姓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几天少吃也饿不死，可天长日久，那人就挺不住了。马也好，骡子也好，拉不出去，遛不动了。

三、粮食！粮食！

李树基老人说：
南下过了河南信阳，有些地区就没有我们的地方政权了，有时就得自己筹粮了。
最后一次与地方政权打交道，是在湖北，快过江了，一个小镇。一个区长，是个南方人，腰里别支盒子炮，带个警卫员，把一群保长、甲长叫来，限令各保各甲多长时间交多少粮食，一个个画押，还得联保。那个区长瞪眼睛，拍桌子，像训狗似的。过后我说你怎这么凶呀？他说对这帮人就得这样，不然他们糊弄你。开始大规模筹粮是在咸宁。那时有些部队已经喝粥了，有的连粥也快喝不上了。
在山东、东北都筹过粮，干我这行的这是基本功。辽沈战役前，谭政讲大军南下北宁线，如果后方供应不上，各部队可以就地打土豪、吃大户，解决粮食问题。结果，一是后勤供应上来了，二是缴获也多，用不着这个办法——这回到江南用上了。
我住处旁边就是保长家，10多间房子，有钱，阔气。他明明在家，我去见他，家人却说不在。我让警卫员去找他，说我们首长让你去，跑步去。这回他颠颠地来了，点头哈腰的。我让他坐下，说你给家里写个条子，晚饭前送来1千斤粮食，不然今晚就别回家了。
当时群众最普遍的思想，就是国民党回来了怎么办？特别是一些老革命根据地，当年红军走后，白军大肆烧杀，群众受害很大。一些保、甲长跑了，有的躲起来，不敢出面。这个保长40多岁，在当地威信挺高，相处几天，对天下形势和我们的政策了解一些，工作还挺认真、配合。
民运部有个100多人的民运队，打起仗来就下到各部队去，组织民工运送弹药，抬运伤员。大都是东北翻身农民，大都30岁左右，从部队抽的老战士，年纪大，本事也大。在东北走到哪儿如鱼得水，过江后南方话听不大懂，当地人和北方人也有些隔阂，他们却很快就能贴上去，和老百姓弄得挺热乎。军里还有几百南下工作团的学生，医院、文工团要不了那么多人，部队处于战斗状态，他们去了也不合适，得有个过渡阶段。我就说都给我吧，让几个民运队员带上十个八个学生，下乡征粮。一些人还是老百姓打扮，有的女学生穿花衣服，大家就把自己多余的军装拿出来。不够分，穿件上衣，或戴顶军帽，像个“工作同志”就行。学生热情、聪明，纪律性也挺好，南方话学得可快了。


我们到得早，当地还有些粮食，征粮比较顺利。我再三强调不能侵犯穷人利益，对地主富农也要给他们留下口粮，下面政策执行得也行。逐渐地就不行了，后面的大部队陆续上来了，都来征粮。我们在那儿征，他们也去征，我们征完了的，他们还去征，有时一个乡有几支征粮队，这可怎么行呀。
在咸宁南边一个乡，兄弟部队一个征粮队，在那儿挨家挨户搜粮。我火了，把他们批一顿。那个队长哭丧着脸，说我们也知道不该这么做，上级也不让这么做，可部队等饭吃，我们有任务，没别的办法呀！
这是有人的地方，一些地区老百姓跑光了，没人，那粮食怎么征？就是搜，这家那户，翻箱倒柜，屋里屋外地搜，搜不到饿肚子，搜到了，在那儿放几块大洋，或是写个条子放那儿。
想来想去，决定成立个“咸宁地区办事处”，统一征粮，统一管理、分配。请示军里，批准后就挂块牌子，再刻个关防大印，到处贴布告。各师在各县也照此办理，在县政府办公，最小也是团政委当办事处主任，我们民运部再派去几个民运队员当特派员，与原来的乡、保、甲长打交道。国民党政权垮了，随军南下接收城市的南下干部团还没到，这种做法实际是填补了一段权力真空。后来各部队也陆续效仿，在所到之处成立类似的办事处。
这下子可把我们忙坏了。这拨走了那拨来，一天到晚团团转。乱征乱派现象得到一定遏制，可那点粮都交上来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有的部队还打埋伏，自征自留自用了。一些来要粮的人冲我喊，这点粮还不够塞牙缝的。有的说没长弯弯肚子，就别吃镰刀头子，挂那牌子干什么？
我是山东人，脾气本来挺倔，这行干久了，也磨炼出来了。我就解释，今年水灾，眼下又青黄不接，敌人撤退前还抢走许多粮食，“羊毛出在羊身上”，就这点“羊毛”，老百姓的日子苦透了。其实，这话不讲也都明白，大家是急呀。部队吃不上饭，都急于把粮食抓到手里，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呀。一支饿着肚子的军队，能有什么战斗力？“民以食为天”，军队没粮也是天塌地陷呀！
四野铁道兵团的一个团，在咸宁北边修桥，跑来要粮。我说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第二天，团长、政委亲自来了，说李部长呀，能不能再接济点呀？那政委说铁路修不好，后方粮食运不上来，你们再辛苦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说这道理我明白，铁道兵同志辛苦我也知道，可我只能按人头分手头这点粮食。谁多报人头，我也不一定知道，我敢拿党性保证的是，我们绝对是公平的。
许多旧政权人员都逃跑了，留下来的鼓励他们坚守岗位，为我们工作。我们人生地不熟，他们有优势，而且知道天下是共产党的了，大都老实、听话。醴陵县长没跑，病了，住院，找我们说要“起义”，枕头下还放支枪。我说你这叫什么起义呀？他脸都吓白了。民运队南下时没有枪，到湖南后装备齐整了，清一色20响，东北人叫“20搂”（读lou）。都是筹粮时没收乡长、保长的。湖南、广西土匪多，还有特务，到下边工作挺危险的。


从湖北到广西，筹粮是大事。大军云集，所到之处，物价飞涨。更要命的是有些地方，白花花的大洋硬是买不到粮食，那也得想方设法弄呀。不能让部队吃饱，怎么也得吃个半饱，对付着能够行军打仗呀。
最后一次筹粮是在钦州附近。广西战役俘虏那么多敌人，士兵好办，给点路费让回家了，5千多军官要船运梧州，每人带15斤大米。这抠那弄的，8万多斤粮食忙活得差不多了，来命令了，让我们奔雷州半岛，去打海南岛了。
下面是40军后勤部政治处主任李金明，1949年8月10日写于醴陵的《40军后勤工作队征粮总结》中的部分文字：
正是休整时期，征粮地点为醴陵县清泉乡，全乡8个保，人口约两万余，地约两万余亩，一至五保平地多，山村少，柴困难，六、七、八保山村多，但六保三个甲和八保五个甲没稻田，依靠山林和种红薯维持生活。
该乡人员健全，乡公所有主任和干事，均有保甲长，但没有人口、地亩册子。全乡共摊米206000斤，柴412000斤，规定9号完成，到9号只征八万余斤，部队准备行动，工作队要回来了，仍在缴送中。
工作队组成，粮秣科三人，政治处一人，第一工作队七人，宣传队十七人，共二十八人。集中住宿，分六个组工作，早出晚归，开会交流经验。先由乡召集各保长开会，说征借意义及数字，然后确定各保应摊数目，各保回去召集甲长开会，先派大户或估计摊派民主评议，就让开始送粮。先搞清有多少大户，工作队指名征借，让乡公所直接通知大户。

开会讲话听不懂，找当地小学教员当翻译。
二保地主肖昌隆只报400石租，开会追出800石地租。有的地在几个保，分散，就一块块查。稻田收两季，就按两季的40％收地主粮草。征借是草随粮走。部队急等粮食下锅。地主不让佃户交粮，佃户就不敢交，工作队就做佃户工作，并保证发现一个，教育全体。保甲长有的阳奉阴违，当面答应好，工作做不到，有的包庇地主，替地主叫苦，瞒地亩，想平均摊派，有的受地主控制、拉拢。恶霸地主肖昌隆组织些人反对保甲长，保甲长吓得不敢干了。六保地主易雨先虚报田亩，保长明知有假也不敢纠正。给他们讲我党政策，胜利形势，天下是共产党的了，让他们安心老实的办事，安慰、鼓励他们，布置工作要具体、细致，随时检查、督促，甚至看着他们干，并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其撑腰。
肖昌隆大摆酒席请佃户中人吃饭，当场说大家不要交粮，保甲长派得不公，你们不认字不明白，我都知道。还写标语、传单到处散发，群众想交也不交了，保甲长吓得要辞职。肖家有手枪，哥哥当过营长，侄当银行主任，还有当县长的。对保甲长一面防止他们被地主利用，一面给他们做主撑腰，让他大胆工作。开头穷人不敢接近工作队，保甲长平摊到他们头上也不敢吱声，经宣传，就去找保甲长算账，自然也就靠近工作队了。肖昌隆隐瞒地亩，又让佃户拒交，威胁保甲长，就开大会揭发他，打掉威风，群众就敢说话了。
布告规定“每人平均八亩田以上者可酌量增加，但最多不能超过其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每人平均八亩以上者每亩最少要征四十斤，但最多不能超过这一季的收入的全部地租的60％。
工作队没有打骂现象，在保里吃饭，做了好菜不吃，影响很好。

四、南方北方

源自中原的“老不征北，少不征南”，说的是北方寒冷，老年人体质差，不抗冻，非冻毁了不可。“少不征南”，则是江南女人水灵、多情，善勾男人魂，跌进温柔乡，也就失了“战士”本色。还有人说是南方的瘴气、瘴疠厉害，中原人到南方得热病，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可这又与个“少”字不搭界了。
而一些四野老人的说法，则是中原人“老能征北，少可征南”，因为他们地处南北之间，自然南北皆宜。
四野老人当年体验最深的，就是正负40度的水土不服。
高温炎热，使人烦躁。阴雨潮湿，等于火上浇油。再加上打摆子、拉肚子、生疥疮、烂裆等，还有吃不饱饭，吃不上饭，从精神到肉体，那人会变成什么样儿？
永远要争头名的王玉兴，几乎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人的精神的力量，毕竟是有限度的。老人说，若不是同志们帮扶着，我是走不出那鄂西大山了，只有扔那里了。
王玉兴用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尽着一位指导员的责任，鼓舞着全连官兵走出那鄂西大山。而对应的另一端，则是“军阀主义普遍有生长”。一些原本善于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的人，也失去了耐心，有的就变得简单粗暴起来。而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乃至丧失，后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杜博老人说，快进广西了，大休息，吃饭，1连长张学瑞端着个饭缸子来了，说养不起这么多兵就算了。我瞪他一眼，说你说的什么话？他瞅瞅我们那饭缸子，摇摇头，走了。这人打仗勇敢，技术也好，就是爱发牢骚，说话也粗，人称“二土匪”，我和教导员背后没少敲打他。
温景义老人说，湘西剿匪，我到2连当指导员。1排长张国福，是有名的“虎子”，后来参加全国第一次英模代表大会。在湘西翻山越岭，一跐一滑，一屁股能滑出十几米，他就说怪话：坐飞机，啃猪爪，不知这把骨头扔到哪。一副东北人的大嗓门儿，不知是不是他发明的。那时发牢骚、说怪话的人多了，那人也真折腾得不像样了。
离休前为广州军区副政委的单印章老人，当时是43军127师379团政委。老人说，湘赣战役，我们一路急行军，从高安向宜丰、万载追击。一天晚上，正走着，突然前边轰隆一声响。我以为遭到伏击，赶上前去，是7连一个兵，突然从队列中向路边跑出20多米，把怀里的手榴弹拉响了。指导员哭着跟我说，这个兵又打摆子，又拉肚子，实在是挺不住了。
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是用最后一点力气，跑出那20多米哪！
水土不服，病饿交加，体力和意志力都经受着从未有过的考验。而作为积极分子、战斗模范，他们付出的更多，那人的承受力几乎到了极限。他们知道革命就要胜利了，这路就快走到头了，但他们已经走不到头了。既然继续撑下去，只能增加痛苦，成为拖累，那就自我了断了吧。
王风友老人说：
我参军时，接兵的一个张峰副团长说，志愿参军的站到右边，不志愿的到左边。我这人从小喜欢马，听说是骑兵，就站到右边了。那次，我们榆树县刘家店区东西老牛沟参军30多个，志愿的就两个，还有一个是西老牛沟的，叫冯和。这人挺老实、本分，打仗也勇敢，就是身体不行。有人那身板瞅着也挺单薄，内里却结实，冯和是里外都不行。南下过江后，那些病都让他摊上了。留在湘西当区长，原因之一，就是不适应部队生活。他那模样也真不能行军打仗了，可那病根是水土不服呀。区长不当了，跑回东北了。若不把他留在湘西，在部队再能熬过几个月，可能也就不会开小差回家种地了。
杨雨田老人说：
电台队有个班长栾景义，吉林人，表现挺好的，到广西后掉队了。派人回去找，没找到，以为他牺牲了。那地方人凶啊，掉队的，不管咱们的，还是国民党的，见了就扒衣服，有的还杀掉了。后来吉林来人外调，才知道他开小差回家了。
从广西到吉林，那得多少时间呀？那时根本不可能坐车，就是走。一个人，一口东北话，又没有钱，任何土匪、地主武装都能将他置于死地，那可真是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呀，那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在平津时，出关就是黑土地，他为什么不跑？最晚也不能拖过长江呀？可他过了湖北，又过了湖南，眼看就要走到头了，扭头回家了。


直到今天，我也认为一些人自杀，是为了不拖累同志，不拖累部队。
流传于中原一带的民谣，还有句与“老不征北，少不征南”有些矛盾的，叫作“宁往南走一千，不向北挪一砖”。由此可见，中原人还是钟情南方，畏惧北方的。
1949年南下的四野官兵，正好把这句话颠倒了过来。
李如吉老人说，海南岛解放后，40军奉命北上，到河南驻防。哇，大家乐坏了。当兵5年了，还没见过那样欢乐、痛快的行军。
离休前为后勤学院军事系主任的辛殿武老人，是辽宁本溪市桥头镇人，1945年参军，南下时是40军118师作战参谋。1953年到汉口第一高级步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69年学校撤销，教职员工大都是北方人，都是当年四野的老底子，分配工作时都希望到北方去。
老人说，离当年南下整整20年了，一些人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按说应该习惯了吧？不行，还是心系北方。可想是想，那时那人听党的话，党叫去哪就去哪，说走就走没二话。


第十六章　“兵强马壮运动”


1949年7月23日，林彪等人致电军委并各兵团：
湘赣主力部队决在三伏天内不做大的行动，以利于休养主力及开展地方工作，各军应进入指定地点休整；休整期间，为扩大占领区及对于尔后之进军，各兵团均应派出先遣师压迫敌人东退。
林彪等人认为，已经和正在发生着的、而且势头不减的疾病、缺粮问题，使四野部队不得不进行一次休整。既是休息、治病、养病，也是等待后方筹集粮草，修好道路，将粮草运上来。军无粮不行。饿着肚子，如何南进、打仗？
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提出“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准备在桂林、南宁、柳州等地围歼桂军，这等长途奔袭，眼下又正值盛夏三伏，不经过休整，更是难以达成目的。
26日，毛泽东复电林彪等人：
二十三日电悉。
盛夏行军，病员大增，极为悬念，你们已改为旅次行军及三伏休整，当可使情况改善。
从8月1日至9月10日，四野主力11个军和二野4兵团4个军，分别在鄂西南、湘西、湘中和赣中、赣西南休整40天。
时称“兵强马壮运动”。

一、养好本钱

各兵团各军各分部和各医管处特司野司并报林邓肖赵：
根据廿三日和廿四日林邓肖赵首长电示部队开进一定地区进行休整特责成各级卫生机关用全力组织防疫治疗工作以突击方式将已病的治好归队为此特提出如下办法请考虑施行
（一）各类集中会诊治疗将已病的按病种集中组织起来进行隔离将医生组织起来进行会诊以突击方式实行治疗
（二）为保证体力恢复的快特决八九两月份凡在医院或休养所的病号除原有病号伙食待遇外另补助特重病号（吃流食的）每人每日猪肉八两重病号六两轻病号四两以军为单位按市价折合购买月终以原始单位报销
（三）此项补助肉建议不要单纯买肉吃应有计划的调剂按病员病形需要的食料进行调整如发疟疾可食猪肝王八鱼鸡汤等痢疾可食鸡卵乳汁等设法研究办好伙食是恢复病员唯一要事
（四）严格注意隔离防止传染力求讲究卫生保证不发生合并症
（五）开展防疫运动打扫驻地疏通沟渠选择水源改善厨房厕所设备强调防疫的重要性组织起深入检查具体领导号召将病员快治好未病者严防病消灭疾病保证健康
周李罗孙①
七月廿七日
鞠海清老人说：
39军在沙市、澧县一带休整，我们团在孟溪附近。到了那儿，先修厕所，扫院子，收拾环境卫生，点柴草熏蚊子。然后是收拾个人卫生，洗衣服，抓虱子，制定连排班及个人卫生公约。那时对讲卫生、防病治病抓得可紧了，医生给讲卫生课，连里也这不准、那不准的，尤其强调不准喝生水。大家也都明白道理了，住下来也有条件了，凉开水，盐开水，管够。
在那儿住上几天了，还有掉队的陆陆续续赶上来。我们团的，别的团的，拄棍子的，互相搀扶着的，走不动了就坐路边歇会儿，一个个有气无力的。我们给他们送水喝，有的还给点吃的，说加把劲，马上就到宿营地了，咱们休整了。问休整多长时间，说一个来月，有人说那我就吃顿饱饭，睡一个月觉。那觉睡得吓人，一些人　20多小时也不醒。之前行军打仗时，起床了，谁没动弹，就吓人一跳，八成就得赶紧送医院了。这回隔上个把小时，值班查铺的就挨个儿看看，重点人物再把手放鼻孔前试试，就怕有人睡死了。
有人醒过来就说：这一觉可救了命了！
何有才老人说：
解放后，进城了，住进营房了，讲正规化，睡觉也正规化，要求脱掉外衣，只穿衬衣睡觉。开头这个别扭、不习惯呀，翻来覆去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