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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1949-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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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黄绍竑打起“护国救党”旗号，兵分两路进攻广州，失败后逃往越南，转去香港。11月，3个人回到广西，与张发奎联合反蒋，攻打广州，失败后退回广西。1930年春，桂军又出广西，打到岳阳，被粤军断了后路，蒋介石亲自调集9艘军舰到洞庭湖参战，桂军损失惨重，又一次败退广西。
那个贫穷、偏远的省份，盛不下桂系的万丈雄心。而要出广西，就不能不与强大的蒋介石的利益对垒、碰撞。桂系屡败屡战，屡退屡进，不屈不挠，强悍无比。
而在几乎没有没打过冤家的大小军阀中，最让蒋介石头痛的就是这个桂系了，最令他恨恨不已的就是这个“小诸葛”了。
黄绍竑苦于兵祸连年，反对内战，虽然有损于桂系的事从来不干，毕竟还是脱离了桂系。那个李宗仁就像总统就职典礼上跟着他的勤务兵，被他耍了也只能忍气吞声。这个“小诸葛”却是软硬不吃，浑身是刺，稍不合意，就跟你来横的。
1933年11月，长征红军突破湘粤边界，白崇禧调集桂军主力准备堵击红军，同时出动飞机空中侦察。他发现蒋军以大包围势态，与共军保持两日行程，已达7天之多。老蒋又玩什么花样呀？内线情报来了，老蒋是要把共军压往桂东南和粤西南，待共军与两广军队两败俱伤时，再向共军攻击，甚至将两广军队一锅端掉。白崇禧怒发冲冠：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现在是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要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就把白崇禧的国防部长撤了，放去武汉当华中“剿总”总司令。你们两个都在朝里，捣起乱来，那我老蒋还受得了吗？
白崇禧坚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拒不派兵支援徐蚌战场，肯定不是希望党国垮台。但是，蒋介石打不下去了，那总统自然也就当不下去了，那总统就是咱家桂系的了——这心理他肯定是揣着的。
作为代总统，京沪杭战区作战计划这等大事，李宗仁竟然不知道。他要守南京，上台后即指示南京卫戍总部做防守计划，并下令国防部拨款构筑防御工事。殊不知老蒋的亲信汤恩伯，这时正在拆卸江阴要塞的大炮运往上海。
你拆我的台，我拆你的台，拆的都是党国的台。
和老蒋打过冤家的大小军阀，或者被老蒋整得没了脾气，或者被共产党收拾了，而今能跟老蒋叫叫板的也就剩个桂系了。
李宗仁的“划江而治”，是白崇禧提出来的。
李宗仁的思想，一多半是从“小诸葛”的脑袋里批发的。
当年广西陆军模范营的少壮精英朝气蓬勃，如今依然颇自命不凡。当年的2连长、如今的安徽省主席兼第8绥靖区司令夏威，3月初在汉口发表讲话，甚至主张“划黄河而治”。
与李宗仁同时，白崇禧也向共产党伸出橄榄枝，表示可以商谈中共的八项条文。条件也与李宗仁一样，就地停战，及早和谈，共军不要过江，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
靠着那么一个穷省，桂系当年能打到山海关，如今能当上代总统。若能坐拥半壁江山，那桂系就更不是桂系了，那该有多大作为？
应该说，这种感觉，主要还是李宗仁的，他认为共产党有了半壁江山，就应该心满意足了。由副总统而代总统，蒋家王朝日落西山，桂系江山如日中天，“登基”时的感觉好极了。与只能开空头支票的代总统不同，手握重兵的华中“剿总”总司令看重的是实力，是眼下的国民党阵营中的桂系的实力。你共产党要和谈，就得和我桂系谈。谈好了最好，谈不好也能拖延时间，拖不到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拖到汛期长江发洪水，再想过江，难上加难。
看了黄绍竑带回来的《国内和平协议》，李宗仁说要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看了那八条二十四款，怒火中烧：如今局面，和是必亡，战可能不亡！
老蒋的心里话是：和是亡，战也是亡，那你们就战亡吧。
“小诸葛”白崇禧的底气可就足多了，他认为有得一打。
那底气就是桂系的历史经验。
输输赢赢，死死生生，无论怎样山穷水尽，退回广西，卧薪尝胆，舔好伤口，多则一两年，少则几个月，就可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打不死的桂系，就有这等本事！
历史固然是面镜子，却忽略了这回的对手是谁了。
纽约、北京、台北，桂系三巨头天各一方。
三人组合分道扬镳是必然的，已经不是他们个人的品行、能力所能逆转的了。早已不忍见战乱连连的黄绍竑，借谈判之机留在了北京，应为势所必然。问题是，李宗仁那张挺仁厚的“国”字脸已经国将不国了，仍不忘“组织原则”请示蒋介石，最后一刻终于远离国民党去了大洋彼岸。动辄充当逼宫角色，与老蒋叮叮当当斗了半辈子的白崇禧，怎么反倒去了台湾？这不是自己跳进了“如来佛”的手心吗？他自己能说明白吗？
据说，白崇禧的死相挺惨。
第九章 （四）毛泽东一口一个“白匪”
蒋介石下野回老家了，毛泽东要“迁都”去北平了。
从西柏坡到北平香山，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桂系的动作，期望江南免动刀兵。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谈到的关于和谈的八项条件，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李宗仁自然也关注这个问题。4月8日，毛泽东在给这位代总统的复电中讲：“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在最后达成的《国内和平协议》的第一条第一款中，写的是：“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10月下旬，李宗仁在重庆“办公”，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蒋介石的一帮亲信来了，话里话外让李宗仁下台，老蒋复辟。李宗仁赶紧打电话，请来白崇禧商谈。“小诸葛”认为10个月来，老蒋不肯放手，咱们也不能自行其是，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就拟定一份妥协方案：１．蒋介石复职；２．李宗仁出国；３．白崇禧取代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老蒋方面的答复是：１．蒋介石同意复职；２．李宗仁不能出国；３．白崇禧可以任行政院院长，但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
“小诸葛”对行政院长本无兴趣，也没有称王称帝的野心，平生就喜欢统兵领将。可你最想干也最擅长的事，老蒋偏不让你干，最不想干的你就干去吧。
而在9个月前，白崇禧派既是桂系亲信，又是中共朋友的刘仲容，去北平“表示和平诚意”时，毛泽东告诉刘仲容：白健生很喜欢带军队，他的广西部队只有10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让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
诗人气质的毛泽东，这一刻是兴致所至、信口说说吗？
白崇禧少年丧父，全靠大姐一家苦作俭用，供他读书。军界得意后，他悉心培养大外甥海竞强，先后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和南京陆军大学读书、深造。莱芜战役中，师长海竞强被俘，白崇禧通过刘仲容，请求共产党释放海竞强，没几天海竞强就回到了南京。
刘仲容还提出夏威部的一部分军队在安庆被围，另外一支桂系部队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缴械，白崇禧希望给予宽待。毛泽东当即表示，可以放松对安庆的包围，下花园缴获的武器也可以送还。
谈到白崇禧不要解放军过江，毛泽东说：这个不行。我们过江后，他若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看看情况，再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我们来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3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或多或少，也算绥远方式之一种吧。
用刘仲容的话讲：共产党对桂系可谓仁至义尽了。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无论和谈成不成功，共产党都是要过江的。
李宗仁代总统后，张治中去溪口见蒋介石，谈到今后的国家体制，应当实行多党政治，再不能由国民党一党专政时，蒋介石频频点头——那是真的吗？
1948年南京选举总统，一个副总统有6个候选人，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有，唯独没有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的“共匪”。当年在江西时，除苏区外的大多数国人，都不晓得什么是共产党。而今，在这1949年的初春，如果中国搞一次全民公决，选自己的领袖、当家人，除了毛泽东，还能有谁？对李宗仁和蒋介石，特别是那个蒋介石，大多数国人也会举手的——但那是拳头，是怒吼，是打倒！
日本投降后，重庆谈判，老蒋那么强大，那和平怎么谈？不过，老蒋也明白共产党有得一打，不会白给，所以才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而且老蒋还要捞个“热爱和平”的好名声。可老蒋到底还是按捺不住开打了，因为他是明摆着的强者。
你有理，你讲理，桩桩件件，铁证如山，反动派就心服口服了，还政于民了？从来就是没有的事。桩桩件件、铁证如山告诉毛泽东的，是不等你讲完，甚至根本就不容你开口，就把你投进监狱了，甚至就让你脑袋搬家了。这个世界不讲理，中国几千年来的王朝更迭，更没有一个是通过举手投票解决的，只有以暴力还击暴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是，对于桂系，毛泽东还是另眼相看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崇禧是主谋兼主要刽子手。后来又派桂军围剿江西红军，在广西扫荡左右江红色根据地。抗战中的“皖南事变”，白崇禧也是主要祸首之一。日本投降后的全面内战，他都参加了，而且是决策人之一。可在共产党提出的惩办“皖南事变”祸首名单中，只字未提白崇禧。平津战役期间，共产党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初稿中也无一桂系首领。
蒋介石打共产党打得太狠了，桂系斗蒋介石也斗得够狠的。毛泽东心头揣着两本账，同时也记着桂系与中共历史上的友好交往。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桂系曾主动向中共示好，派员去延安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共也随之派人到广西宣传中共的抗日路线，使桂系逐步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思想。抗战爆发后，连国民党中统、军统和ＣＣ系都无法插足的桂林，却能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如果说此类交往，傅作义与共产党也曾有过，那么红军长征经过湘桂边界时，白崇禧放过主力，只抓些掉队散兵向老蒋报功，毛泽东就印象深刻了。
老蒋对毛泽东恨之入骨没说的了，竟然还想刺杀李宗仁。1948年11月，调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到南京，组织个“特别行动组”，专门干这个。
毛泽东明白，愈是把桂系和蒋系区分开来，老蒋就愈孤立。李宗仁和白崇禧若能站到共产党这边来，江南不战可得，就有六成以上把握。两个人能拉过来一个，特别是这个“小诸葛”白崇禧，桂系差不多就鸟兽散了，别的就不足虑了。
《国内和平协议》谈成后，担心李宗仁在南京签字有压力，甚至被害，建议他来北平签字，安全问题自然由共产党包了，他却要去溪口请示老蒋。毛泽东、朱德下达渡江命令后，希望李宗仁不要离开南京，更不要去广东，李宗仁和白崇禧当天晚上却去杭州见老蒋了。
共产党对桂系优待有加，桂系反倒往老蒋那边使劲。这情形用广西话不知该如何形容，东北话叫做“给你点脸，你倒想上鼻梁了”。
毛泽东终于明白了，桂系第一是反共，第二才反蒋，反蒋不投共，反蒋是为了桂系的生存、自保，客观上帮助了共产党。
毛泽东也不跟他们磨嘴皮子了，坐下来写电报：“关于追歼白匪之部署”。
4月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还希望与桂系能“由敌对关系改变为朋友关系”。
和谈彻底失败后，毛泽东就一口一个“白匪”了。
白崇禧对共产党过江怒不可遏：共军要打，我们就打！
天津城眼看要被枪打炮轰，天津市参议会参议长来见陈长捷，希望和谈罢战，免除一城战火。陈长捷道：是共产党来打我们，不是我们去打共产党，你找共产党谈去。
没错，东北野战军千里迢迢入关，是来打天津，打国民党。可陈长捷应该去南京，问问蒋介石，这场内战是谁发动的？
而如今要“和平”了的蒋介石，则该问问自己，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第十章 南下！南下！
1949年3月11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正式改称第四野战军（西北、中原、华东野战军，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野战军）。而在辽沈战役结束不久，东北野战军所属1、2、3、4、5、6、7、8、9、10、11、12纵，即按照全军统一编制、番号，改称38、39、40、41、42、43、44、45、46、47、48、49军。长春起义的国民党60军，改编为50军。每军辖4个步兵师，5至6万人。加上特种兵及铁道兵，四野总兵力达90多万。
“兵贵精，不贵多。”无论古今中外兵家留下多少类似名言，这都是一支庞大的军队，更是一支精锐的大军。
早在1948年10月31日，黑土地大局已定时，毛泽东在给“林罗刘”的电报中，就指出今年东北主力将“向长江流域出动”。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刘陈邓粟谭”①的电报中，又提出“东北我军协同华北主力，于明年一二两月完成夺取平、津、张、唐任务，三四两月休整，五月沿平汉南下，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第一步经营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及江西一部，包括夺取武汉、岳州、长沙、常德、宝庆、衡州、郴州、九江、南昌、吉安、赣州在内；第二步夺取两广”。
1949年7月16日，毛泽东致电早已到达武汉的林彪、邓子恢、肖克等人，正式确定四野“经营之范围为豫、鄂、湘、赣、粤、桂六省”。
1949年2月23日，由40军、43军及部分特种兵组成的南下先遣兵团，沿平汉公路南下。
从4月11日开始，47军、41军、48军为第一路，沿平汉公路南下；46军、38军、39军为第二路，沿平大（大名）公路南下；45军、49军、44军为第三路，沿津浦路南下。三路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直逼长江。
旌旗漫天，鼓角动地，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第十章 （一）先遣兵团
1949年2月1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
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十二万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三月底夺取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
23日，由肖劲光任司令兼政委的12兵团的40军、43军，与配属的炮兵1团、后勤2分部及两个工兵营组成的先遣兵团，分两路开始南下，策应二野、三野渡江作战，同时为四野主力南下建立前进基地。
离休前为沈阳军区副政委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的刘光涛老人，南下时是40军119师政委。
老人说：
南下动员，部队集合在操场上，临时搭个台子。那是我第一次用麦克风，跟地方借的。
战场喊话，战斗动员，政治教育，几十、几百、几千人在野地里，有时那风都噎人，讲话就成了喊话，可着嗓门儿喊。我这人嗓门儿不高，可也锻炼出来了。冷不丁用上麦克风不大习惯，一喊震耳根子，可讲几句就又喊起来了。
部队那情绪高啊。不光是场面热烈，口号响亮，而是南下一路实实在在的行动。到连队看看，支部决心，班排决心，个人保证，指导员那个挎包让决心书、保证书塞满了。有的就几个字、十几个字，“指哪打哪”，“请支部考验我入党”，“革命不成功不回家”。那时文化低，有的一个班凑一块儿也认不上100个字，可人实在，真听党的话。
翟文清老人说：
当时有句话，叫“现在坐汽车都跟不上形势了”，好像是特种兵司令肖华讲的。
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现在坐飞机、坐喷气式飞机都跟不上形势了”。
红军长征靠的是一双脚。我们“八&；#8226；一五”后闯关东，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除了到东北和过琼州海峡坐船，靠的全是一双脚。那时在土八路的心目中，汽车就是最快的东西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了，八一南昌起义也22年了，可三大战役才4个多月，国民党的气数就要尽了——那形势发展之快，真是坐汽车都追不上了。
离休前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徐芳春老人，当时是43军128师382团副团长。
老人说：
我们先遣兵团，大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换上新式军装的，就是全军统一的土黄色的制式军装，胸前有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
衣服没什么，大家觉得有点别扭的，是那个解放帽。八路军闯关东，老百姓管我们那帽子叫“八路帽”，其实那是国民革命军的帽子，开头上面还缀着青天白日。那时谁也没见过解放帽，挺稀奇，一时间不习惯，一些人就说不好看。政委王奇说，我看挺好看，我戴。
换得太猛了。2月中旬，刚过正月十五，就换上单衣了，过去哪有这事儿呀？可长途行军，穿着棉衣棉裤，那裤裆还不“抓蛤蟆”呀？大家就把衣服一件件都套巴上。行军挺好，住下就冷，特别是路过黄泛区时，老百姓太穷，房子四面通风。北方人睡炕，屋里暖和外边冷，河南那地方就觉得屋里比外边还冷，阴冷阴冷的，天天晚上“当团长”。到江南就更不行了，太热了，还总下雨。我有件皮袄，在东北3年，那东西管用呀。到江南后，舍不得扔也扔了，沤烂了。
南下前动员，说这回咱们要“长行军”。大家说，有正常行军、旅次行军、急行军、强行军，这“长行军”是什么意思呀？结果，我们先遣兵团的两个军，一下子“长”到海南岛去了。
郑需凡老人说：
让40军和43军当先锋，打头阵，因为这两个军是主力，还因为这两个军包围北平，不像打天津的部队那样疲劳、伤亡。
进关时，我带侦察队走在头里，这回则正儿八经地成立个南下先遣队。作战科长尹灿贞当队长，民运部副部长李树基当政委，我当副队长。一个侦察队，一个工兵营，还有民运队、大车连、通信连等，能侦察，能打仗，又能修桥补路。
河北地界一路顺风。从保定到石家庄，那路修得比今天的高速公路还宽，地方政府还在组织群众加宽，一些麦地都毁了。我们看着心疼，他们说大军南下，大军嘛，这路就得修得大大的、宽宽的才行。
进了河南，就听到枪声了。也没大的敌情。南逃敌人跑得慢的，这一群、那一伙的，还有地方民团、土匪什么的，能顺便收拾的就顺便收拾了。
到安阳北边的汲县，县委列队欢迎我们，又请我们吃饭，那个热情呀。原来是要我们打安阳。县委书记说，这地方又是国民党、又是土匪的，县委到处打游击，这脑袋都差点儿掉几回了。听说四野大军来了，都跑安阳去了，你们把安阳打下来，我们就安生了。安阳军分区一个李司令，说中原和华北的部队都打过安阳，没打下来，你们四野威名大，也不用打，去安阳喊几句，放几炮，他们就投降了。后来得知，哪像这个李司令讲的那样子呀。当时寻思地方政权真不容易，带上个侦察排去看看吧，李树基就给我递眼色。也是，先遣队就是了解敌情、民情，为后续部队开通道路、安排吃住，没有攻城略地任务，那样岂不耽误时间、误了大事吗？再说，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他们的苦日子已经熬出头了。
过了汲县，迎面过来几百人，大都有枪，见了我们扭头就跑。我以为是咱们的地方部队、民兵，打马追上去，大喊别跑、别跑，我们是解放军，四野大军。他们就往路边麦地里跑，有的边跑边回头打枪，原来是土匪。
到了淮河边上，对岸红枪会黑压压的，劈里啪啦冲我们打枪，谁把他们当回事儿呀？第二天早起，见他们在对面山上排好阵势，像守又像攻的样子。118师一个骑兵排冲了一下子，想把他们吓跑算了，他们却真打起来。我让侦察队上马，拔刀、冲锋。我那马快，瞅准个坐在八仙桌后做法的大法师，想活捉他。那马太快了，马缰拉紧了，从八仙桌上飞过去，差点儿把那大法师踢飞了，把我也摔了下来。
快到长江边上了，军里来电报，说你们慢点，别太积极了，把白崇禧吓跑了。
第十章 （二）南下工作团
去，去，去，
到南方去！
到南方去！
我们是新中国的优秀儿女，
为人民服务忘掉自己，
参加革命有呀么有志气。
哪怕山高路远长江水又急，
挡不住我们前进的心。
团结向前进，
胜利向前进，
去解放南方受苦的人民。
到南方去！
到南方去！
青山绿水好风光，
送咱们队伍过呀么过长江。
过长江，打老蒋，
一个一个喜洋洋，
为的是全中国早呀么早解放。
在原兰州军区副政委王志建家的客厅里，他的夫人李琦唱罢《到南方去》，又说唱《过长江》。
李琦老人满头花发，风度优雅，又快人快语，一口北京话：
那时候，我们就是唱着这样的歌，一路南下的。
北平解放时，我在通县潞河中学已经毕业，考上高中了，赶上打仗、围城，不能念了，就回家了。家在北新桥。姐姐高中毕业了，哥哥正读高中，也像我在家待着。我们3个一块参军走了，姐姐去了延安，哥哥去了东北航校，我随四野南下了。
后来得知，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有个电报，说学生踊跃报名参军，部队也急需知识分子，四野准备在平津地区招收1万名青年学生。2月15日的电报，两天后中央军委就同意了。
那时在我们青年学生心目中，没有比参加解放军再光荣的了。光铁狮子胡同和棉花胡同参军的学生，就组成了82队、83队、84队、85队，每队几十上百人。82、83队是成人队，少数大学生，大都是技术工人和职员。84队是高中生队，85队都是初中生，十五六岁，人称“小孩队”。我就是小孩队的。哪个学校的都有，男女生各占一半左右。我们小孩队和高中生队比较纯，成人队年纪大，有社会经验，有的人报高学历，冒充大学生。
学《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学习4个月，然后报志愿。西北、东北、华中、华东、华南，你想去哪儿就报哪儿，也可以留在华北，包括北平。70％多报名南下，还得听组织分配。哥哥、姐姐都羡慕我，因为南下是到敌占区去，要打仗，最光荣了。
8月初坐闷罐火车离开北平，到达目的地湖南沅陵时，已过中秋节了。
闷罐车走走停停，也不管白天、晚上，是不是车站，反正有个地方就甩那儿了。有的车站没有站牌，下车方便时问这是什么地方，车站上的人告诉你，一些话也听不懂。一列列火车从身边呼啸着向南奔去了，拉的都是弹药、粮食，前方急需物资。那时铁路都是单行线，一些桥梁又被敌人破坏了，修好了也不一定轮上我们这些学生，只能见缝插针往前赶。那时一停车，大家就都看着前边的火车头，就怕车停下，把火车头也给调走了。那时铁路上最缺的就是火车头了。车头呼哧呼哧开走了，那心就凉了，等着吧，没头了。
到湖北孝感时，留下两车皮人，都是年纪大、身体好的男同志，分到战斗部队去了。过了长江，每次停车差不多都能留下一批人，几十、上百的不等。走一批，我们就欢送一批，一些女同学就哭哭啼啼的。
哭，一是老同学分手舍不得；二是着急，怎么还不轮到我们呀？
打仗可以理解为工作，接收地方、建设政权也是工作，都是革命工作。我们这“南下工作团”，更贴切而又准确的，应该是后者。那闷罐车走走停停，有时把火车头都调走了，把我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晾在那里，并不是我们这些人不重要，而是在那儿待命。总得等前方打了胜仗，解放了城镇，你才能去接收、工作呀，可当时哪懂呀！在孝感走第一批人时，女同学就提出抗议，说男女不平等，重男轻女。后来女的越剩越多，到沅陵前就剩下我们小孩队了，有人就哭起来，说是不是看我们小，不要我们了呀？
带队的是个王政委，40来岁，一口山东话。大家都争着要去战斗部队，他说战斗部队成天行军、打仗，你们年纪小，去了不是添麻烦、耽误事吗？有人想家，他就给讲故事。看着又一批人走了，没点到名的情绪不高，他就喊：来，唱个歌，《过长江》。有人说长江早过了，还唱《过长江》？他就说：我是大老粗，你们都是大知识分子，说说前边还有什么江呀河的，咱就把“长江”换成那江那河。有人说前边有湘江，大家就唱《过湘江》。
那时那人真诚，年纪又小、单纯，领导一讲思想就通了。一会儿又来事了，领导一讲又通了，又说呀笑呀唱呀的。
2月24日，四野成立南下工作团，政治部主任谭政任团长，副主任陶铸任副团长。同日，以两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天津日报》等报纸上刊登招收学员启事。经过挑选，在平津地区招收青年知识分子8600余人，大部分到四野兼华中军区各机关、部队、院校工作，一部分到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做地方工作。
南下途中，南下工作团的队伍一路扩大。
40军到湖北咸宁后，听说羊按洞有个郑州护士学校，是抗战时从河南搬来的，有500多学生，李树基就去动员。校长是个50多岁的老处女，挺古板，听说要她的学生参军，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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