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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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也该轮到他们了。

　　93团团长安春山、副长官部参谋靳书科和新31师参谋主任宋海朝，是最坚决的主战派。他们说我们要打，因为我们是军人，守土有责；我们能打，因为土地、政权、人民是我们的，老百姓拥护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

　　自长城抗战始，群众给带路、送饭、抬伤员，所到之处受到支援、拥戴。伤员换上便衣留在老乡家养伤，敌人来了，大娘说这是我儿子，大嫂说这是我男人。百灵庙大捷后，举国振奋，万众欢腾，各地祝贺、慰问电如雪片飞来。上海、天津、北平、西安、武汉、南京、成都等地人民代表和青年学生，携带慰问品和捐款的，来做战地服务的，相继于途。

　　而今，人民都哪里去了？

　　军事失败，可以重整旗鼓再来。政治腐败，那就是从根上烂了。

　　居仁堂“剿总”办公室，傅作义在地上来回踱步，插在背后裤腰里的双手，一会儿拔出来，一会儿又插进去。

　　他停住脚步，望着“剿总”参谋长李世杰：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

　　李世杰自然是有问必答的：和谈是革命，不等于投降。我们应当讲革命道德，不应当讲封建道德，汤伐桀，武王伐纣，自古称道，不伤道德。历史有应当保留的，也有不应当保留的，不应保留的，用不着可惜。

　　这回答无疑应得100分，傅作义却好像总是不满意，一个问题三番五次地提出来，有时问完李世杰，还要问别人。

　　和谈不是投降，是革命，那不就是临阵倒戈，为共产党“执鞭”了吗？那忠义、气节呢？这“华北王”毕竟是蒋介石给的，他对得起蒋介石吗？当年守涿州，96天后弹尽粮绝，军民饿毙无数，剩下的也没几天活头了，他毅然举起白旗出城了。他战败了，投降了，可他才是涿州之战的强者，令对手胆寒的英雄。而今呢？

　　还有这“华北王”的荣华富贵呢？他在黄河边上出生，靠父亲背人过河维持生计，把他养大。以这等贫寒子弟，能有今天，他容易吗？一旦失去，能甘心吗？

　　还有，察绥军会唯命是从，中央军能听他的吗？会不会在城里反起来？蒋介石会不会轰炸北平？会不会派特务暗杀他？远在重庆的妻子、孩子，又会怎样？

　　心头没底，脑子里一团乱麻。

　　12月25日，当他从延安广播电台公布的“国人皆曰可杀者”的战犯中，听到“傅作义”3个字时，无论那脑袋是不是轰的一声炸了，这都是使他长时间举棋不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杀不杀”、“关不关”渐趋明朗后，脑子里翻腾得最多的，也最让他抓心挠肝的，就是“信不信”、“用不用”了。共产党会信守谈判协定吗？现在是战争时期，他还是“华北王”，起义也好，投降也罢，都有利用价值。将来呢？江山在手，大权在握，会不会一脚把他踢开，甚至算起旧账，一个个收拾起来？

　第七章　（三）名将无名

　　　　回顾历史，一些赫赫有名的将军，那名气其实并不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

　　即便在将对将捉对儿厮杀的冷兵器时代，将军的主要职责仍是行兵布阵，运筹帷幄。一个战斗、战役打不打，怎样打，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见仁见智，实在是自然、正常而又经常发生的。既然世上没有没打过败仗的将军，那么这次我对了，你错了，那次我错了，你对了，也无损名将风采。如果正确意见都是“党委意见”，那将军就吃了“大锅饭”了。

　　都是名将，等于没有名将。

　　曾任四野副参谋长的苏静，却好像连这种“名将”的“大锅饭”，也吃不上。

　　因为他从未带兵打仗。

　　1910年生于福建海澄（今龙海）县的苏静，读师范时参加学生运动被追捕，逃往缅甸，在当地教书，收入颇丰。“九&；#8226；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红军。长征时红1军团在前边开路，时任军团侦察科参谋的苏静，每天的工作之一，是绘制行军线路图。突破腊子口后，毛泽东亲自到1军团指挥部队北进，苏静每天早晨都要向毛泽东报告当天的行军路线。长征期间，他绘制了几百张行军线路图，仅存的几张，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1938年115师挺进晋西，国民党派个联络参谋来做联络工作。负责联络、接待的侦察科长苏静，发现这个联络参谋收买了115师一个译电员，并骗取了密码本。他毫不客气地索回了密码本，不动声色地处理了变节分子，并假装无意地不时透露些部队“情况”。晚上，每当这个联络参谋用电台把“情况”发回去时，假装睡觉的苏静就在被子里手写心记，很快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密码。

　　从侦察科长到情报处长，苏静的主打专业就是这个。

　　从东北到江南，林彪在电报中经常提到的“密息”，指的主要就是破译敌人电台密码所获得的情报。

　　到东北的第一个歼灭战，秀水河子战斗，敌主力一个营及师属山炮营、运输连，远离主力达3天路程。战前苏静仔细核实情报，认准了，立即报告林彪，林彪立即下定决心，调集部队，将其吃掉。

　　不久，情报处又以准确情报，保障了大洼战斗的胜利，歼敌4400余人。

　　在解放战争中，林彪经常指挥到师团，原因之一就是情报及时、准确。

　　在东北，林彪曾对他的秘书季中权说，苏静能当10万兵。

　　苏静是当年唯一秘密进入北平的解放军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共同起草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在协议上签字。

　　他的儿子苏晓林，看了他写的一篇回忆录《回忆北平和平谈判》，结论是3个字：流水账。

　　父亲说：我只是个历史见证人，领导派我去，我执行命令，就去了，就是这么个过程，还能怎么写？

　　儿子说：你当时总有些思想活动吧？再说了，一个人独闯国民党占领下的北平，能没有危险吗？

　　父亲说：有什么危险的？兵临城下，是傅作义邀请我的，跟着他的谈判代表进去就是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嘛。

　　儿子说：话是这么说，可古今中外，斩的还少吗？再说，城里特务那么多，当时力主和谈的原北平市长何思源的家，不就被特务炸了吗？一家6口，1死5伤。不管怎么说，也不管我是不是你的儿子，实事求是，北平和平解放，你是立了大功的。

　　父亲说：那时双方都希望和平解决，所以不会有危险。我只是一个联络员（在这篇回忆录中，他也说“我只是一个联络员”）。如果没有我，领导换别人去，也是一样的。

　　有件事，如果换个人，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第三次谈判后，林彪交给邓宝珊一封信，是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毛泽东就和平解决北平提出两个办法前，历数傅作义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累累罪行，措辞相当严厉、尖锐。当时双方气氛挺融洽，信未封口，邓宝珊急于知道写了些什么，看罢大惊失色，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刁可成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

　　又道：我回城后，打算暂不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

　　苏静把这个情况向林彪汇报了，林彪说：“是啊！那封信是有些严厉呀，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

　　原来早在1946年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曾得意地写了一封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登在报纸上，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傅某甘为毛泽东执鞭——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的。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登报了，苏静奉命出城向“林罗聂”汇报城里情况。一进门，罗荣桓便问他：“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苏静说，不清楚。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邓并同他一起去见傅，务必要告诉邓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这时，苏静还未看到这封信，也不知道傅作义的那封《上毛泽东书》。但他明白，罗聂如此重视这封信，很可能是党中央，甚至就是毛泽东查问了此事。

　　傍晚，苏静回到城内，找到邓宝珊。邓宝珊困惑不答，迟疑良久，才拿上信，两个人一同去了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情绪很好，问这问那，与苏静热情交谈。邓宝珊乘机到内屋，将信交给了傅冬菊，傅冬菊看了信，也没敢交给傅作义，而苏静也绝口未跟傅作义谈这封信的事。

　　2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傅作义看后，果然情绪异常激动。两天后，他在给林彪、罗荣桓的信中说：“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全部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此时，距林彪将信交给邓宝珊已经半个月了，北平和平也已生米做成熟饭了，不管什么样的果子，他傅作义也只能吞下去了。

　　邓宝珊当然是深知其人的，傅冬菊更是深知其父的。无论如何，傅作义都是个有尊严的军人。

　　辽沈战役，首战义县，攻城部队战前大挖交通壕，直挖到敌阵地前，以敌人手榴弹投不到为准，既可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又能大大减少伤亡。苏静见了，立即报告林彪，林彪未置可否。苏静知道，林彪一句话不想听两遍，但他还是去林彪那儿又讲了一遍。这次林彪果然极为重视，立即给攻锦州部队发电，要求每师用2/3兵力挖交通壕。而敌守城司令范汉杰，见到城下那么多蛛网似的交通壕，就知道守城无望了。

　　苏静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做什么——无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风险。

　　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无论如何也要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许多与苏静差不多的老资格的机关干部授衔大校。

　　苏静是中将。

　　那也只能是个默默无闻的将军。

　　军人是讲战功的。将军的荣耀，莫过于提起名字，就能让人联想到一串辉煌的战斗、战役了。可对苏静来说，哪个著名的战斗、战役，是你带兵打的？你身上挂了多少彩？就算那“苏静能当10万兵”，不也就是些情报、建议吗？

　　他只能属于另一类的无名的名将。

　　因为师范毕业（在当时的红军中，这无疑是高学历、大知识分子了），参军就当了参谋（用今天的话讲，叫“坐机关”）。如果他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可能早就下去带兵打仗了。可他实在太出色了，不可替代，再加上不喜欢宣扬自己，就注定要默默无闻了。

　第七章　（四）傅作义之义——他不是战犯了

　　　　“帮助成功者速成，不是依附成功者求发展。”

　　这是第一次谈判期间，“剿总”联络处少将处长李腾九，给谈判代表崔载之的电报中的一句话，表达的当然是傅作义的意思：我傅作义与共产党和谈，并非谋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和平，为国家、民族着想。是战是和，我已仁至义尽了，现在就看你共产党的了。

　　如果认为傅作义只是一位三星上将，一介武夫，那就错了。从张作霖到阎锡山、白崇禧，都是集军事、政治于一身的全能型人物。他们饱经世故，老谋深算，见风使舵，狡兔三窟，用民间大众的话讲，个个都是“九尾狐狸精”。不然，能在一方天地中“王”起来吗？

　　不过，比之那些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择手段，无所不为，甚至卖身投靠的大小军阀，傅作义还是个比较纯正的军人，也颇有中国心。

　　1936年绥远抗战前，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到绥远“访问”傅作义，说傅将军在华北威望最高，应该站出来为华北人民做一番事业，改善日中关系，大日本帝国一定会全力支持你。傅作义正色道：华北是中国的领土，决不许任何人搞什么“独立”。板垣又提出什么蒙绥“自治”，傅作义义正词严：我是国家边防负责人，守土有责，决不允许任何叛离祖国和民族者来犯，使国家领土受到损失！

　　自长城抗战后的12年抗战，无论刀兵相见，还是此类“访谈”，在民族大义上，傅作义从不含糊。

　　谈判桌上，傅作义作出一种“助人不为己”的模样，是因为觉得手里有牌，可以与对手叫板，讨价还价。

　　第二次谈判，有个“会谈纪要”，傅作义看罢，什么没说。周北峰有些着急：人家说了，所有各项，务于1月14日午夜前答复的。

　　傅作义道：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

　　就“说”来个天津城枪打炮轰，一城血火。

　　涿州城小，人也少，城内1/3为空地，那时枪炮现代化程度又低，火力的威力、密度自然也差，却已使城内军民死伤无数。北平呢？一切正好相反。好在北平人民算是躲过一劫，可天津那一城血火呢？

　　几十万军队龟缩北平城，200多万军民要吃要喝。各部仓促守城，事前很少积存粮草。老百姓买不到粮食、蔬菜、煤炭，米珠薪桂，贫苦市民眼看陷于绝境。国民党的运输机不敢低飞，一袋袋大米、白面，好多投入北海，没有喂鱼的就被军民争食。除了寒冬腊月没有长春那么冷，这情景不就与黑地上的那座死城一模一样吗？

　　傅作义肯定会想到长春，可他是为了避免出现又一座饿殍之城，才决定和平起义的吗？他是手里没牌了，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了。就是当年在涿州，若是不投降，到头来他傅作义不也只能是一具饿殍吗？

　　须知，他是把妻子、孩子送去重庆表忠心，押给老蒋当人质了。而这对平津人民意味着的，却是一种什么样的凶险啊！倘是郑洞国守长春那工夫，看上去国民党好像还未大势已去，或是天津果真像傅作义期望的那样，能守上一段时间，连老婆孩子都赌上了的傅作义，会如何动作？那多弹药、少粮食的北平，会成了什么样的人间地狱？

　　没人说傅作义把平津两市的人民当了人质，他倒是煞费苦心地营造文物盾牌，以使对手投鼠忌器。天津的200万人民，北平的200万人民，与长春的草民百姓、芸芸众生一样，好像都不算数，什么也不算，有没有都无所谓，没往心里去——这不是比成了人质更悲惨、更凶险、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吗？

　　1月22日，国民党绥远省主席、省保安司令和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董其武中将，乘飞机到北平见傅作义。

　　9月19日上午，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官员和各族各界代表30余人，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了绥远起义通电签字仪式。

　　辽沈战役打了50天。淮海战役打了64天。创造了“三种方式”的平津战役，战史上说是从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62天。其实比较完整地说，应该是到“九&；#8226；一九”绥远通电起义——再过12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

　　用战斗歼灭敌人的天津方式。

　　兵临城下，用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敌人用和平方法，迅速、彻底地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北平方式。

　　有意识的保存一部分敌军，待一个相当的时间瓜熟蒂落，再将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绥远方式。

　　1974年4月，傅作义病重住院，周恩来去医院看望，说：“毛主席叫我来看你来啦！”

　　傅作义已经神志不清，周恩来凑近他的耳边，说：“你对人民立了大功！”

　　战犯与功臣，那距离有多远？

　　无论如何，还是国民党最后一任北平市长刘瑶章说得对：“北平和平解放，当然最直接受益的还是北平市全体人民。”

　　蒋介石能够终老台湾，当然应该感谢龙王爷。

　　傅作义呢？是不是需要谢谢北平那些文物古迹？

　第七章　（五）“杀头将军”与“抹泪将军”

　　　　1月21日下午，傅作义召集“剿总”副参谋长以上官员及所属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由参谋长李世杰讲述一下和谈的大概经过，随即宣布和谈协议。

　　居仁堂一片沉默，万千滋味儿涌上心头，一时间又难说什么滋味儿，反正绝对不会是好滋味儿的沉默。

　　突然有人哭起来——那是一种五内俱焚的痛不欲生的痛哭，哭的人是4兵团司令李文、9兵团司令石觉、16军军长袁朴等人。

　　袁朴边哭边叫着：“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

　　也真够叫人心酸的。

　　只是现在哭天抹泪的有什么用，之前都干什么了？

　　国民党军队各顾各，互不相帮，甚至见死不救，互相拆台，已成传统保留节目。

　　辽沈战役中，锦州打得红天血地，塔山打得血地红天，蒋介石“东西对进，会战锦州”的另一路人马，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就在彰武、彰武台门、新民以西徘徊不前。蒋介石连电催促，廖耀湘回答不是“桥梁未架好”，就是“正准备前进”。

　　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被围，向驻防徐州的邱清泉乞援。参谋总长顾祝同也飞去徐州，责令邱清泉增援。邱清泉以徐州危险为借口，就是按兵不动。

　　1948年1月，35军新32师涞水被歼，军长鲁英麟自杀，原因之一，也是中央军不积极支援。

　　35军被围新保安之初，死神曾两次为35军闪露生机，最后一次就是援军104军攻至马圈时，两军已经一望可及了。可生死存亡之际，郭景云竟为译电员把安春山那个“西部地区总指挥”头衔，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与安春山怄起气、斗上嘴了。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将军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吗？

　　安春山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他就是不愿解35军的围，而是愿意35军败。

　　这就简直让人怀疑安春山是不是共产党了。

　　邱清泉是黄埔出身的“天子门生”，黄百韬兵团为广东部队。国民党的中央军装备好，又是“正宗”，自然盛气凌人，一向不把地方杂牌放在眼里。军阀混战，中央军与地方军又大都打过冤家，彼此宿怨很深，见死不救看笑话，也就见怪不怪挺正常的了。

　　可同为察绥军，郭景云和安春山尚且如此，国民党落到如此田地，那还有什么说的呢？

　　天津攻坚战，林彪第四次单调号称“攻坚老虎”的6纵17师，为战役总预备队，准备随时从城西1纵的主突方向加入纵深战斗。

　　17师在山东抗战时，就以善使炸药攻坚著称。“八&；#8226；一五”后闯关东，山海关保卫战，用炸药炸得全美械装备的13军找不着北，先说苏联红军支援土八路“新式武器”了，又说土八路有“电光炮”。攻占长春，17师又用这“手中炮”炸得敌人魂飞魄散。四平攻坚战（三战四平），四平没打下来，可17师一路轰隆轰隆推进，打得最出色，从此“攻坚老虎”美名天下扬。

　　像四平攻坚战一样，天津攻坚战，17师也是从1纵的突破口打纵深。四平攻坚战打了一天一夜，17师才获准出击。这次，眼瞅着天津城已经突破了，师长龙书金两次请战未果，“攻坚老虎”不干了。这功劳不都让人家抢去了吗？49团团长张实杰，命令全团准备攻击。

　　1纵一个科长警告他：你不服从命令，小心司令毙了你！

　　张实杰冷笑道：我就不信共产党会有这种事！

　　打下天津后，共产党自己又“打”了起来。

　　李天佑来到天津前，指着东总作战科副科长阎仲川的鼻子：你们司令部乱通报，金汤桥是我们1纵先打下来的！

　　问题不在于战前战后打嘴巴子官司争功，而在于“谁英雄，谁好汉，战场上比比看”。三战四平后，各纵纷纷邀请“攻坚老虎”去传授、介绍炸药爆破经验，当时的49团团长李杰功就去了1纵。而今，别说东北野战军了，这“手中炮”早已成了全国各地解放军的攻坚利器。只是这“攻坚老虎”毕竟是“攻坚老虎”，一投入战斗就显出股非同一般的劲道，可又有谁甘心落后呀。1纵副司令曹里怀和1师师长贺东生奋勇争先，乘坐装甲车在环城的北马路上开路，撞毁两处工事，跟进的部队立即冲杀进去。

　　——我是主力，主攻就得是我的，不然还叫什么主力？

　　——你是主力又怎么的？主力是天生的呀？主力就叫你们包下了？谁打得好谁就是主力！

　　5师在苏北就爱打“小报告”，说人家“坏话”，抢急难险重任务。在东北，则成各纵师团营连，乃至战斗小组的“通病”，抢任务，嗷嗷叫。林彪又提倡“打没有命令的胜仗”，有命令，没命令，枪炮声就是命令，呼家兵，杨家将，七狼八虎一齐上。

　　辽沈战役中的辽西大会战，几十万大军打了个把月，许多人轻伤不下火线，更多的人已经累脱相了，仍然急行军，强行军，马不停蹄赶奔辽西。打沈阳更是拼命向前，唯恐落在别人后边。虽然其中也有去沈阳“发洋财”思想，可谁听说共产党的军队，在战场上有互相观望看笑话的呢？

　　国民党军队不但有嫡系与非嫡系的派系，还讲究实力，谁人多枪多，谁就是老大。

　　侯镜如贵为17兵团司令，可塘沽除了一个在塔山被打残了的独立95师和一些杂牌外，只有一个完整的87军，离开这个87军就玩不转了。军长段沄就经常不听招呼，干什么都要讨几分价钱。侯镜如气得没法：“我这个司令官简直不能干了！”

　　11兵团司令孙兰峰与侯镜如一样，手下也只有一个完整的105军。军长袁庆荣倒不像段沄那样趾高气扬，孙兰峰也主不了大事，实权都在袁庆荣手里。像那个使张家口决口的乱上加乱的突围计划，就是他一手拟定的，也就是告知孙兰峰一下而已。

　　袁庆荣本该正式召开会议，明确部署谁突围，谁佯动，谁守城，以小害换大利，以局部保全局。只是他也看透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了，谁还肯为别人卖命呀！

　　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地方军嘴上不说，心里也想：你们装备好，又吃得好、穿得好，有仗就你们打呗。打败了才好呢，看你们再牛气！

　　同为地方军，实力与非实力派之间也是一样：你是主力，装备、补给什么都先紧你们来，打仗也就你们上呗。打赢了我们也跟着沾光，打败了也省得你们再牛皮烘烘！

　　谁曾见过共产党有这等事！

　　1947年4月，第三次临江保卫战前，辽东军区决定成立个前方临时指挥部，由3纵司令曾克林任总指挥，4纵副司令韩先楚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3纵和4纵10师，迎击来犯之敌。战前研究作战方案时，曾克林认为应该打击三路敌人中最弱的一路，韩先楚的意见正好相反。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两种意见同时上报，辽东军区批准了韩先楚的方案，并在复电中指示由韩先楚统一指挥3、4纵作战。

　　此战大捷。

　　下级突然变成上级，而且主要作战力量是3纵，却让一位外来户4纵副司令指挥，这不是反客为主、越俎代庖了吗？还有，韩先楚是从延安抗大来东北的，3纵、4纵是山东、冀东部队，他没带一兵一枪。这若是在国民党军队，不就等于一个光杆副司令吗？临时让你指挥一下，就算表面服从，那心里呢？可共产党万众一心，只有一个敌人。

　　四野南下后，由陈赓任兵团司令兼政委的二野4兵团，曾配属四野，在林彪指挥下作战。林彪入黄埔4期学习时，黄埔1期的陈赓，恰好是林彪所在的3团9连连长。接替刘亚楼任参谋长的肖克，资格没陈赓老，却也和林彪差不多。而与肖克差不多的人，在四野还有一些。可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谁听说谁不服从命令，不服气，乱来了？

　　衡宝战役中，林彪指示先到部队的师长、团长，可以指挥后到部队的军长、师长。

　　“八&；#8226；一五”后闯关东的共产党人，一路路人马，多则几万，少则几百，几乎囊括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所有编制、番号。一时间黑土地上南腔北调，色彩驳杂，新兵新枪，老兵老枪，许多没枪，散乱无章。

　　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八年抗战，来自各个根据地的部队，由于所处环境、敌情的不同，战斗作风和对敌斗争方式也就不尽相同。就像持家过日子，各有各的过法、习惯。有些地区还有些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有多少个根据地就有多少个山头。这种山头是自然形成的，是恶劣的抗战环境造成的。而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昭示的则是一些人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当时还有句话，叫“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就像汉高祖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争天下，约定先进咸阳者为王似的。这就使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在一些人那里大行其道。

　　几乎是共产党人史无前例的山头林立，孕育着的是一触即发的危机。

　　许多当时为老根据地来的老部队的老人都说，那工夫，若是国民党有几个军猛冲过来，那就不大好办了。一些新部队枪呀炮呀的那么好，有的还有坦克、装甲车，那些能打仗的老部队，一个连只有几支枪站岗，那仗还怎么打？

　　问题在于国民党的山头、派系是先天绝症，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没有过不去的沟坎。

　　林彪和东北局的领导都实话实说：我们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改造山头，消灭山头。

　　一道整编、合编命令，新兵新枪、老兵老枪、许多没枪的问题解决了。山头、本位思想当然不会一下子就没影了，但那“主义”肯定是没了。

　　有战场上的胜利为证。

　　1月23日清晨，李文、石觉和13军、16军、94军和31军205师团以上军官，还有13军几十名携带轻机枪的士兵，在东单机场乘两架飞机，飞去南京。

　　窗外天气很好，机舱里那人那脸上、心里，却阴霾重重，沉闷得好像随时都可能爆炸。

　　曾为北平和平奔走的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傅作义的高级政治顾问刘后同，曾说傅作义是“杀头将军”，而不是“投降将军”。其实，倘是抗战，李文、石觉、袁朴以及与他们同机的将士中的许多人，也会宁死不降的。

　　只是眼下这些抹泪将军，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等模样离开北平的吗？

　　郑需凡老人说，李文、石觉、袁朴他们要走，我们是知道的。东单机场跑道很短，打一炮他们就跑不了，上级不让打。当时不大理解，后来明白了。傅作义的夫人、孩子还在重庆，放李文他们走也算一种交换吧，为傅作义着想的。同时，也是为了减少和平解放北平的阻力，因为这些死硬分子一旦闹起事来，引起连锁反应，城里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