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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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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堪惋惜。”林长民等得知后，立即组织一个国民外交协会，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真正形成外交的后援力量。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会长张骞代表协会致书梁启超，委托他作为该会代表向与会代表承递请愿书，“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予先生者，实无涯既矣”。
日本在会议上不断向英法美等国施加压力，声称若山东问题不解决，将在必要时退出会议，不签订对德合约。几经辩论，英、法、美三国做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与日本，中国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宣告失败，梁启超的努力也毁于一旦。4月24日，梁启超提前得到消息，并迅速将其告知国内外交协会，要求“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得到电报后，随即通过外交协会名义决定不签字，并经总统徐世昌同意，急电巴黎中国代表陆征祥，若许以山东权利，请全力抗拒。
4月30日，议定证实后，梁启超立即电告国内。消息于5月1日在《大陆报》上首先刊出，北京、上海人民的爱国激情异常高涨。5月2日，林长民的《外交警报警告国人》新闻稿在《晨报》上发表，高呼“胶东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亡国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青年学生和市民的爱国心被激发出来，推动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5月3日，北京大学的壁报上贴出了十三所院校学生代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当晚，在蔡元培的家中，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酝酿成功了。第二天，北京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五四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大城市爆发开来。
在###的推动下，全国各界纷纷展开各种形式的拒签条约活动，掀起五四运动热潮。然而，北京政府一意孤行，竟然向巴黎发出签字训令，陆征祥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 消息传出，举国震愤。在巴黎梁启超将消息告知在巴黎的留学生，举行抗议。6月28日，合约签订的当天，留学生和当地的中国工人包围中国代表驻地，要求陆征祥拒绝签字。陆征祥等人不敢离开寓所半步，只好向报界发表声明拒签合约。这也标志了五四运动开始的群众运动胜利结束。 日本的侵略阴谋终于破产。
3月23日，梁启超关于山东问题的谈话在《申报》上发表，“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就是中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今日中国若放弃前功，有辱国家人格，必须抱定‘拒绝直接交涉的决心’”。1920年1月19日，日本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山东善后问题，要求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这一阴谋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1921年冬至1922年春，中国参加了华盛顿举行的9国会议上，终于收回了青岛及山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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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掀思想论潮
辛亥革命后，中国舆论界呈现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各党各派都纷纷创办报刊，作为自己的言论基地。这时，报刊如雨后竹笋般层出不穷，《民国杂志》、《少年中国保》、《民国月刊》等成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代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而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家的梁启超当然不会置身世外，成为积极的倡导者、鼓吹者。
1916年8月，梁启超、汤化龙在北京创办《晨报》，着重宣传新文化，塑造蔡锷式的“新青年”，1919年9月1日，新学会主办的《解放与改造》（后改名为《改造》）杂志出版，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从此，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响彻在祖国大地，成为五四运动的旗帜。而以《新青年》为标志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新思想的启发。就如萧公权所说的那样：“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的文字而得著启示。”
巴黎和会结束后，梁启超完成了他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的任务后，继续留在欧洲，四处游历。巴黎数月，流连于风景之中，游隧道，访卢梭故居，“曾乘飞机腾空五百基罗米突，曾登最大之天文台，窥月里山河，土星光环”；历机山绝顶观日出，“彩霞层叠，变幻无朕，少焉一线金光，生于云头，若滚边然，次则大金轮捧初矣。……白云满湖，徐徐而散，壮观又与海上别也”；游罗马胜地，“日日与古为徒，几忘却尚有现代意大利人矣。每日玩奇披僻，晨出暮归，亦颇极老瘁”。 梁启超纵情于山水古迹之中，灵性普洒天地，执笔而兴，“灵府必将起一绝大革命”。
战后的欧洲一片狼藉，城市中几乎没有完整的建筑，处处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战场上满是破败的钢盔、军服和武器，无数的坟墓和十字架似乎诉说着战争的残酷，“国破山何在，城春草木深。”人类文明的价值何在？战场上死一般的寂静让他毛骨悚然：但觉得四周色是死的，声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 最可贵的科学发明给这班野兽一般的人拿起来戕害生灵，荒秽土地。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梁启超看到了一种精神：欧洲人从废墟重新站了起来，把热情投入到自己家园的建设中来，而法国亚尔萨斯和洛林两州人民的爱国热诚更是让梁启超一行热泪盈眶。想到中国人失去台湾后，不过三五年就忘之脑后，再无人提起，便倍感痛心，对中国人只有冲动没有情操的爱国感情产生怀疑，“向法国人这种爱法，真可以令我们反省哩。” 梁启超同时还旁听了英国下议院辩论，对英国政治更添好感，议员态度真诚，对反对党的意见也诚心诚意的尊重，且对自己的主张却丝毫不放松，英国议员的素质让他对中国议会的状况感到失望。
这些见闻真可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极富情感的梁启超常常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愤笔疾书；或著文寄往国内的报章杂志；或致信家人；谈自己思想的变化。在给弟弟梁仲策的信中称：“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娇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知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我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这封信写于1919年6月9日；清楚地表明梁启超旅欧刚半年有余；就受欧洲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刺激；心灵深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不过；仍停留在苦思冥想、“酝酿发酵”的思考阶段；难以理出一个头绪来。此后的半年多；他继续结合欧洲的现状和中国的实际；力求寻找新的出路。
但是，欧洲之行最重要的是，梁启超重新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地位。这时的欧洲社会危机四伏，人们精神濒临崩溃，西方人文学者开始对文明产生迷惑，深感失望，甚至宣扬世界末日的到来。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西方学界掀起震动，主张以东方文明来拯救西方文明，悲观的情绪笼罩着整个西方思想界。在与美国著名记者赛蒙氏闲谈时，悲观的论调让梁启超颇为震惊：“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回去就关起大门，等你们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开始对中国的命运有了新的希望，思想也开始了又一次的转变。“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和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弘扬中国文化，补救西方文明，也是中国人的责任。借用西方人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旧学，这也就是“拿西方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的意义”。通过考察西方，梁启超重新振起了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中国文化成为新的媒介，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梁启超徜徉在欧洲各地，遨游于西方浩渺的知识海洋，吸收着新的思想。而此时，中国国内思想界却又陷入迷茫：“德成而上艺成为下”与“科学万能”两种极端思想泛滥，大多数知识分子需要引进西方文化来拯救国家，但仍然难以割断与中国文化的感情，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左右摇摆。国人只得把目光又一次聚集在还身在欧洲的梁启超身上。
梁启超归来后，整理欧游记录心得，著成《欧游心影录》一书，阐述自己的思想，表明自己对科学的立场，提出对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国人本希望梁启超能够为国家指明方向，没想到他却与思想文化界陷入了论战。
欧洲之行，梁启超得到了一个结论：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了，而战争也同样证明了过于推重物质文明必然带来恶果。科学的发展破坏了支撑人们精神世界的宗教和哲学的威力，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而导致精神空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情争斗。他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灿烂及哲理的深邃，“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西方文明拥有许多可贵的进步无可厚非，而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盲目崇拜西方则是不必要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的首篇中宣传“科学万能论”已经破产，对西方文明的进一步认识使他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他写道：“近年来西洋学者，许多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是有这个资格的。”正是这种认识使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一个大的转变，从而使他能够较全面地看待西方文化。他所说的科学万能论破产并非指西方文明破产，更不是不要科学，相反，他仍然承认西方文化的长处并表达了对欧洲前途的信心。他断言：欧洲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好像盖房子从地脚修起，打了个很结实的桩儿，任凭暴风疾雨，是不会动摇的”。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造就了有责任感和创造力的现代国民，因而坚持主张“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
梁启超要弘扬中国文化，发掘中国文化中的精神财富，用以补救西方文明的不足，使之二者达就最完美的融合，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尊崇和对西方文化的理性态度促使梁启超探索将二者融合起来。西方文化的魅力由“赛先生”与“德先生”（“科学”与“民主”）体现出来，而西方学术以“科学精神”为表征。如果中国文化中也有类似的特征，就可以证明中西文化是有共同点，可以沟通、融合。在梁启超看来，清代考据学具有科学精神，能够满足这种文化沟通、融合的需要。
他的思想是中国思想界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对儒家学说和东方文明的强有力的捍卫，也是对五四极端反传统潮流的空前挑战。梁启超对五四后学术界掀起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事”的运动是认同的，他着力于挖掘清代学术的科学精神、以科学标准审视中国文化，并希望中西文化能够相互沟通、比较、融合而得到“淬厉”。
但是，梁启超的观点也引起了胡适等的反对，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文化思想界享有很高的地位。他说：“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他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要“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情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 西方“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只不过是一时的病态心理。然而胡适没有彻底明白梁启超的思想，梁启超始终对西方文明持赞扬的态度，他反对的是西方人过分追求物质文明的做法观念，而不是西方文明，就如这样的比方：西方社会“在物质的组织下，全社会就像一个大机器，一个轮子出了毛病，全副机器摆在那苦痛真说不尽。”
梁启超、胡适等在关于西方文化文体上数度争论，掀起了一股热潮。随后，针对“科学万能与否”的问题，张君励、丁文江、梁启超、胡适、孙伏园、陈独秀、任叔通等大批名人参战其中，形成了一场声势宏伟的空前大规模的论战。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对“科学万能梦”的质疑，成为论战的导火索。他认为，欧洲人作了一个科学万能的大梦，满以为黄金世界指日可待，可是在战争中，甚至科学影子也不见了，心境无限凄惶失望。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励在清华大学做了关于人生观的讲演。4月12日，科学家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向张君励发起进攻。随后，张、丁你来我往，胡适等人也不时参与其中，一时热闹非常。张君励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中国人民应该珍惜自己的精神文明，而丁文江则批评张君励被“玄学鬼”迷住了，指出人生观是受科学方法制约的，在知识领域是万能的，但这并不能成为“科学对战争负责”的借口，最后得出，中国需要“科学神”。
二者的争论激烈尖锐，因为身份的不同产生了不同见解，为了规范他们的论战，作为他们的老师，梁启超发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提出了论战基本规则，“第一，我希望问题集中于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第二，我希望措辞庄重恳挚，万不可有嘲笑或谩骂语。” 使得论战激烈不失诚挚，在一团和气而又热烈中进行着。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提倡破除迷信，反对偶像崇拜，然而五四人却又树立了新的迷信、新的偶像，对科学盲目崇拜就成为其中之一。他们把科学当作神灵供奉，当作标签随意乱贴，却不允许有任何人对科学略发微辞。“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然而，梁启超却作出了公然挑战“新偶像”的行动，使得“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被胡适等指责为“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了不少威风”，胡适和其他批评者又一次误解了梁启超。
胡适等的批论使得社会上开始怀疑梁启超这位国民心中的精神支柱，梁启超在社会上的地位开始动摇，影响逐渐减弱。然而梁启超掀起的这两次论战风波，尽管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却让人们对新思想及哲学、科学的浓厚兴趣逐渐浓厚，使得中国新文化的建设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国民运动与联省自治运动
反对专政，争取民主宪政，使中国走向民主轨道时梁启超为之奋斗了三十年的梦想，可是似乎老天喜爱和他开玩笑，捉弄他，他每次的主张都触礁碰壁，他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然则自他旅欧归来后，梁启超似乎找到了失败的根源，开始总结30多年来人权运动失败的教训，指出“要把学问做好，知识能力提高”，齐心协力做广义的人权运动。戊戌维新依靠清廷皇帝失败了，而且依靠袁世凯等军阀的路也走错了，梁启超开始“使役自己的舌头和笔头”作了国###动的马前卒，渴盼真正的国###动出现。
国内军阀林立，横行无忌，战乱不断，给国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人民深受其害，痛苦不堪。为 了改变人民命运，维护国家法律尊严，梁启超设想开展“国###动”，以期能够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当中。梁启超为了让民众真正参与到运动当中来，不顾重病缠身，日夜忙碌，为“国###动”指引正确的方向。他在《主张国###动制宪之理由》中指出：“质而言之，则国###动制宪者，无异联合多数人公开一次‘宪法讲习会’”。梁启超尽管脱离官场政坛，但他依然为国###动奔走不息，希望用自己最后的时光来为拯救国家进行最后一搏。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的公开演讲中，梁启超指出清末的立宪运动、革命运动、保路运动是中国国###动的起源，而五四运动则是国###动的标本，这些引起了中国青年的逐渐觉醒，使得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渐渐觉得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的可怕。此时，梁启超日夜焦思，为开展国###动争求民主立宪，建设新中国彷徨求索，设想和倡导了一个又一个方案。
但是梁启超提倡的“国###动”基本上止步于启蒙和尝试阶段。自从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全国几百万军队相互厮杀，烽火连绵不断，人民“厌苦兵祸”，希望和平，梁启超呼吁全国各界能够一致奋起抵抗，采取和平手段来制止战争，恢复中国和平，因此，开始一系列运动高潮，如“和平统一运动”、“地方自治及联省自治运动”、“制定省宪法”等等。后来，梁启超清除的看到军阀能够掌控地方，终归靠的还是他的军队。因此，梁启超决心采取措施，执行“裁兵”政策，消除社会弊病和人民的苦难根源，结束民兵对立的局势。“倘若兵不能裁，只怕我们更没有日子过了”。
然而，要让军阀们从手中交出兵权，放弃口中的肥肉，却是万万不能的，他们都深知有兵才有权，放弃了军队，自己就什么也不是了，因此他们明里暗地都反对裁军，尽可能维护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尽管裁军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却没能真正的打垮军阀，没能实现运动所定的目标。
比起启蒙思想的国###动，梁启超所参与的联省自治运动才是具体的行动。在南北军阀都无力统一中国的情况下，联邦制度被人提起，以此为基想，梁启超提出了联省自治运动，得到了爱国知识分子和封建军阀的欢迎。军阀希望以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妄想能够独霸一方，但爱国知识分子却渴盼能够推行民主制，成为真正提倡联省自治的运动先驱。可是，在封建军阀割据的年代，必须通过军阀才能实现理想，因而，这并不能使天下太平的省宪运动，恰恰被野心家实行地方割据所利用，联省自治成为了军阀割据地盘的掩护工具，“自治”的声浪终归不能遮掩南北军阀混战的枪炮声。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宪政权威，梁启超受到了军阀的推崇。自幼，梁启超深受家乡自治的熏陶，尽管强调建立中央集权政府，但“自治”思想在其心中根深蒂固。旅欧后，“自治”思想重新焕发，他开始展望中国的美好未来，提出成立省议会，制定省宪法，民选宪法等，“分地自治，分业自治，两者并进，建设政治之新生命”。可是，广大国民甚至连自治两个字都不认得，何谈“联省自治”呢？
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辏ǖ缧肌跋嫒酥蜗妗保敌惺∽灾危铣晌耸∠茉硕募毕确妗Ａ浩舫隙骄院闾璧惹肭螅鸩萘恕逗献灾未蟾俑锇浮罚晌鲜∠芊ǖ拇锤迦撕透檬∠芊ㄊ敌械奈ふ撸谄渲邪缪萘讼嗟敝匾慕巧Ｋ婧螅笾荨⑺拇ā⒄憬⒐阄鞯仁÷叫贫耸∠芊ǎ〉昧艘欢ǔ尚В痪帽懵傥媾问滞蟮墓ぞ摺Ａ浩舫鲜兜秸庵肿纯觯阌谒婧蠓牌苏飧鎏旎易沟恼翁贰�
梁启超不仅参与制定宪法，而且致力于保障宪法的实施。他参与两次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变中国军阀林立的局面，清除立宪道路上的障碍。国###动主张裁兵，联省自治运动借助军阀来抑制军阀，都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然而由于条件有限，国情所限，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数年里，梁启超先后提出“人权运动”、“国民制宪”、“联省自治”及“裁兵”运动等等，都没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他呼吁关心政治，积极倡导开展运动以对抗军阀黑暗统治的要求，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意义，为以后的运动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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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学术
1920年3月，梁启超从欧洲归国，摆脱政界，白天讲学，夜晚撰写讲稿，著书立说，全力投入教育。每日奔波不止，到处演讲，日夜淫于著述，为塑造“现代青年”奔走。
梁启超归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北京组成共学社，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从文化讲学入手，培养青年人才，把蔡锷精神“变成千百亿个化身来”，为将来缔造一个真善美的中华民国努力奋斗，梦想政治上的新时代的到来。
鬼魅当道，梁启超已无意在政坛奔波流荡，便集中精力在“饮冰室”中埋头著述，用文字指引着中国命运的走向，这时期，一大批论著与世人见面，最有影响的要算是《清代学术概论》了，梁启超融合中西的文化关怀一生未变，他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也贯穿了此种文化追求。他称清代考证学为“清学”，并以之比拟西方文艺复兴，其目的乃是希望中西文化能够彼此沟通、中国文化能在沟通与融合中得到淬砺。梁启超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清代学术史并确立了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典范。他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无疑有着独特的贡献和重要的地位，尽管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缺失。
关于梁启超论著《清代学术概论》的原因，他在《自序》中述及著书经过：“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益于其善矣。计不如起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与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长短而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蒋书宣告独立矣。”梁启超想用他自己的文笔来描绘清代学术的繁荣，证明中国有着与西方“文艺复兴”“类似之时代”──清代。
梁启超将考证学视为清代学术的“正统派”，称之为“清学”，但 “清学”主要体现于戴震一派，“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为清学而非汉学”，“正统派之盟主必主推戴震”。他以戴震为代表，归纳并称赞了戴震的科学精神和学术道德。他说：“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赖以成立耳。”他称赞戴震的治学态度为科学家的态度：“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段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籍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实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震之此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
西方的文艺复兴除了强调对待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更有新思想、新文化的生发和建设，而清代又如何呢？梁启超对“清学”的代表人物戴震的哲学思想做了概括，他认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是哲学领域的“新建设”，并评价说“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 1923…1924年梁启超陆续为戴震二百周年诞辰撰写了《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哲学》、《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等文章，称戴震为 “科学界的先驱者”，高度赞扬了他的“情感哲学”，称他为“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把戴震作为中国学术复兴的巨人，他认为戴震对于学术界的最大贡献在于“（一）他的研究法。他所主张的‘去蔽’、‘求是’两大主义，和近世科学精神一致。……东原可以说是我们‘科学界的先驱者’。（二）他的情感哲学。宋明以来之主观的理智哲学，到清初而发生大反动，但东原以前大师，所做的不过破坏工夫，却未能有所新建设，到东原才提出自己独重情感主义，卓然成一家言，他这项工作，并不为当时人所重视，但我们觉得他的话是在世界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所以东原可以说是我们‘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
对于梁启超来说，由于戴震的科学精神和哲学思想都与欧洲文艺复兴相类，戴震又是“清学”的代表人物，把“清学”比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清代比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也就有了一些依据。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使他成为了这方面的权威，他对清代学术演进大势进行了宏观的把握和对学术代表人物的初步定位。“以复古为解放”极为精炼的语言概括出清代学术思想的本质，把清代学术的流转演进分为四个时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对清代学术史发展规律的这种总体归纳，将梁启超把握整体和全局的独到眼光表达的淋漓尽致。
同时，梁启超对《尚书古文疏证》和《易图明辨》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原因进行了阐释，揭示了吴皖两派治学方法的不同，探讨了校勘学、辨伪学的方法，客观地总结了清儒在经、史、子、集部所取得的成果，间或插入公允的议论。并基于对清儒辑佚成果的分析，梁启超进一步形成了评判辑佚书优劣的标准。这些让梁启超确立了学术史研究的典范。
然而人非完人，梁启超还是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偏失，如割断了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的联系、将 “清学”比为“中国之文艺复兴”的比喻并不确切，然而瑕不掩疵功绩仍然不可磨灭，在历史上留下了绚烂光辉的一页。
几年间，他以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为基点，在济南、上海、苏州、南京、长沙、武昌、开封等地巡回讲学，被“各学校包围，几乎日日免不了演讲”。终日劳累，过多的脑力劳动让梁启超身体日渐消瘦，过早地进入了晚年。幸亏，他在中国前途和希望的追逐道路上奔波，与青年学生一起，朝气、活力让他精神倍增，似乎又回到了他激越的青年时代。
当时，社会存在着思想误区，只求先进的科学来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对于精神文明却不加重视，甚至认为“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精神饥荒”，而且，“中国这种饥荒，都闹到了极点”且“人多不自知，岂非危险。”针对这种状况，梁启超希望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来拯救精神饥荒，使青年人确立为人类而痛苦的总目标。1922年底，梁启超在为苏州学生联合会公开演讲时，作《为学与做人》一文，对实现这个总目标提供了可行之法。他认为，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过是做人手段中的一种，而且的是为了学做成一个人，具备智、仁、勇三种条件，才能达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成为真正的“现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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