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琉璃厂(选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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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少如约而来。带来四个内里是黄绫子的锦盒，装有四件哥窑瓷器：小圆笔洗、印池、水中承（书房里研墨用的贮水器）和小盘，造型玲珑，深灰胎子，粉青色釉子，深浅不同的开片纹理，确为南宋时的哥窑上品，不是明、清官仿的；从装潢看也确是宫里藏物。王却有意贬之，说这是些一般的哥窑而不是官窑瓷器，最多值个千八儿百的，还不大好卖。这使杨反过来苦苦求他帮忙。王问他想卖多少？“两千就成。”这没有超过市场的通价，王某就又拿了一手：这您可不能着急，东西您先搁在我这里，等着我给你找主顾。您要是等用钱，那先从我这里拿五百去花，最后一起算。说完又拉着杨大少进了大烟馆，一通招待。
　　这套哥窑瓷器到底给了杨大少多少钱？不会超过两千。后来只听说正在收摊准备回国日本山中商会，在中国做的最后的一笔买卖，就是收购哥窑瓷器，多少钱收的这套四件，王始终没说。只是在这事之后不久，古玩窜货场上出了一件米黄色的宋瓷哥窑圆笔洗，大家给价两三千元不等，这位王掌柜开口就给了五千。从这里也可看出他那套哥窑文房用品的卖出价钱少不了，或许人家还收，他才敢这么给价。吃亏的还是钟杨家。
　　

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4）
钟杨家还在败落，建国后这所大宅子卖给贸易学校了。家当然早分了，可是还有一位，不知是几爷，单身还住在那里，一直到“文革”，斗了一通，给轰到朝阳门附近的一间小屋中。
　　　　“捡漏”买珍宝　全在好眼力
　　前面说过，宝古斋邱震生，1944年在天津劝业场以300元买了一堆旧货，里面有个明成化青花杯，这一件就卖了12000元。这是机遇，赶上了；更重要的是有眼力，能看出是人家没当回事的好东西。这样“捡漏”的事在琉璃厂古玩行中还真有不少。
　　那是“九一八”之前，新开张不久的雅文斋古玩铺的经理萧书农，应朋友之托请，到北京鼓楼东的锣鼓巷的一个老宅门王家，去鉴定一个“法花罐”。王老太太老规矩老礼，非常客气。说这个罐是“我们老爷从山西带回来的，他生前非常喜欢，说罐的釉色好，孔雀绿透亮像玻璃。”
　　萧书农仔细看，这罐一尺二高，胎是陶的，法花釉，是山西烧制的，不是明朝的，也不够清代，是民国初年仿的，虽好看，却不值什么钱。但是不能在主人面前直言是仿的，婉转地说：“好，好。既然是您家老爷喜欢的东西，还是留着吧，做个念想，传给子孙。”老太太大概也明白了，没再问是真是假。萧起身告辞。老太太还是大家子规矩，送客，双脚不迈出门槛。萧从上房出来，边往外走，边跟老太太客气，眼一扫，见廊子角上堆着不少花盆、瓶瓶罐罐破烂，其中有一件宋哥窑的海棠式笔洗，灵机一动，回头看站在门槛里的老太太笑了笑说：“您这堆东西卖不卖？堆在廊子上不大雅观。”“这些都是没用的破烂，没人帮我收拾。你要是愿意要，就全弄走。”“那我给您五块钱，替您给清理走。”“那就劳您驾了。”老太太的脚，始终没出门槛，说完，转身进里屋了。
　　萧书农找了个“打鼓的”——挑着两个竹筐，手打羊皮小鼓，串街走胡同，吆喝着：“有破烂我买！”专收旧物杂货，再到小市上卖，一般没什么太值钱的好东西，偶有漏货，流出来好东西，买的卖的都是无心的，绝不会把知道是值钱的老东西卖给“打鼓的”。萧书农把这堆东西卖给他，只留下那个哥窑笔洗。临走时把五块现洋搁在窗台上，言语了一声。老太太还直道谢。
　　一个前门大街挂货铺的掌柜，到山东农村中收东西，顺便回趟老家。他在黄县城里走街串巷闲转，见一位大嫂坐在门道里梳头，旁边小凳子上放着盛皂角水的杯子，色彩艳丽，像是好东西。这位用当地话跟大嫂攀谈，说这个杯子好看，想仔细看看。人家答应了，他拿过来一瞧，是斗彩，釉细彩艳，松鼠偷葡萄的图案，漂亮。再举起杯子看底，有“大明成化年制”青色双蓝楷书款。心中一喜：这可是值钱的东西，即使是后来康熙、雍正、乾隆的官窑仿制的“官仿官”，那也稀罕。他进一步与大嫂聊，问这个杯子的来历？“当家的外面捡的，我就搁了皂角子了。”听说这个掌柜的想买这个杯子，大嫂想以要高价把他吓走，就要了一块现洋。在小地方的人看，这可不是小数：一块现洋可换460个铜子，能买230套烧饼麻花。哪知这个人没还价，掏出一块现洋，拿走了杯子。大嫂暗喜，认为占了便宜。
　　这个松鼠葡萄杯，果然是明成化官窑斗彩的精品。三次交易：头一轮以800元卖出，净赚799元；第二轮卖到上海，4000元，净赚3200元；第三轮卖到美国纽约，就到了10000美元。
　　还有一件更有趣。那是清末，一个古玩商搬家到骡马市四川营住。热天，他出四川营到了骡马市大街上，对面果子巷口有个鲜货摊正吆喝着卖西瓜、酸梅汤。他买了一碗酸梅汤。这酸梅汤的质量当然没法与琉璃厂信远斋的比，但人家给的多：满满的一大海碗，准解渴。他一见这个海碗，眼睛不由一亮，这大海碗是云龙为主的图案，配以海水江崖，青花五彩细瓷，很像明代官窑瓷器。怎么拿这么珍贵的东西盛酸梅汤？大概摊主不懂行。要设法把这个碗弄过来，又不能明白说要买，那没准把事情弄糟了，他一边喝着，一边想主意。这时那边过来一行大殡，他计上心来，就以这个出殡说事：我差点儿误了，好几个朋友在送殡队伍中等着呢，天热都渴，您把酸梅汤给添满了，我给他们端去，我这里有二两银子搁你这儿，这碗是押是卖听您的，要是押，我一会儿回来给您送碗。二两银子那时可不是小数，摊主顺水推舟：“您就别回来了，跟着送殡去吧，碗连带卖给您了。”
　　这位一溜烟似的进了四川营，把酸梅汤泼了，翻过碗底一看，有“大明万历年制”双蓝圈六字楷书的款。没错，是典型的明万历官窑五彩青花！兴奋地几乎跑回琉璃厂。
　　那时官窑瓷器流落到民间的还很少，大家对其历史和艺术价值认识的还不够，价格也不算太高，比不了青铜器。这个明万历官窑五彩青花大海碗，可能是从宫中流失出来的御膳餐具。他以500块现洋卖给了李鸿章的后人。后来就不知流落到何方。今天，这个明五彩青花大海碗若还存世，可称是重要文物了，要拍卖，价格可能过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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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5）
在古玩行中，这全叫“捡漏”。这要靠机会、眼力，特别是大脑的迅速反应。今天，虽然爱好文物收藏的日多，好东西、真东西却越来越少，价格飞速盘升，大量近仿的充斥于市，也许像本文叙述的三个小故事中捡大漏的巧事要少多了，但还是有捡漏的机会，那就看您的机遇和本事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能工巧匠修珍品　利用绝技制假货
　　古玩是历史的产物。唯其问世久远且质精技高，才能使爱好者趋之若鹜，不惜挥巨资求购之、珍藏之、把玩之、研究之。也因其问世久远，岁月的浸蚀，难免有损坏、磕碰、变形、缺失，以至频于毁灭、物化的边缘。古玩珍宝的存世并继续焕发出历史和艺术的光彩，延续其历史和艺术生命，必要的保护性的修理配件，复其原状、提升品质是很必要的。作为展览品和市场商品又有所不同，展览品只求旧物再现，增人认识；商品的修复，使其更精美，可直接提升其价位，增加利润。这就需要一批在古玩领域各个门类的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他们从不出头露面，埋头工作，经过他们的双手，使好多文物珍品重新复活，避免了毁灭的命运。这在过去和今天都是极为宝贵的人才，缺他们不可。例如，在国家及各地图书馆，今天就有不少专门修理古书的专家；在各博物馆以及荣宝斋等大型书画文物商店中，有相当一批修复古书画的专家，对他们大量使“死物”复活的绝技和贡献，并不为人所熟知。对于过去的这些幕后英雄，除本行的主要经营者、需要他们合作的外，其他人也并不清楚。这里把近百年来琉璃厂的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和他们的业绩，以及他们利用绝技本领，帮助古玩商造假做仿冒充真品，以攫取更多的收入的情况，略说一二。
　　　　身负绝技的“古铜张”师徒
　　在晚清，青铜器的出土和买卖收藏甚为兴盛，这就十分需要一些有绝招的修理青铜器的工匠。在光绪时，北京出了一个衡水人歪嘴于，适应青铜器上市的需要，专门给古玩铺接修铜器。衡水人干古玩的很多，有说是同乡把他给带出来的。他的修铜手艺是跟宫里的太监学的。内务府造办处下面管着个古铜局，负责给皇上、王爷翻砂铸造各种铜器，手艺很高；却没有修理陈设的古铜器的，有了毛病损坏，都是太监自己动手干，重活、脏活、累活，找人帮他们干。歪嘴于进了京城正碰上太监找干这种活的人，他就帮太监修理起铜器来了。那时他年轻，嘴还没歪，长相也不错，又心灵手巧，太监们喜欢他，教他修理手艺，干了十来年，本事学到手。茹古斋的经理、他的同乡孙虞臣给他出主意，别跟太监一起干了，在外面也开个古铜局，给古玩铺修理青铜器是个挣钱的活计。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开了个“万龙合”，还从家乡带出个徒弟张泰恩，爷俩很忙，古玩铺、宫里都找他做活。张泰恩从小就跟着歪嘴于学徒，手巧又爱琢磨，手艺越来越高。他们师徒如父子，感情深厚。光绪末年，歪嘴于死了，张泰恩顶门立户。除了各种修理活外，他最大的本事是翻砂铸造，仿造上三代的青铜器，在古青铜器上刻钟鼎文，以及做假锈。仿铸、做锈、刻字这些活，他没给琉璃厂的古玩铺少做。在清末民初，琉璃厂的古玩业在青铜器和其他方面，都有做仿造假的行为，电视剧《琉璃厂传奇》、《五月槐花香》中都有翻砂仿铸青铜器、再做假锈的情节，这是有生活基础的。
　　由于张泰恩的技术高，人们送了他一个绰号，“古铜张”。他带了六七个徒弟，其中最出色的是他的侄子张济卿，后来得了个绰号“小古铜张”，还有就是精于铸造的刘俊卿。青铜器的仿铸历来有“官铸”和“野铸”之分。前者从唐到清，历朝的官方都有，终因历史变化，没有充分掌握上三代铸造青铜器的技术工艺和配方，能仿而难精。后者是指民间铸造，有苏州、西安、潍坊、北京之分，以苏州最佳。刘俊卿后来被上海古玩商请到苏州开了家古铜作坊，接替民国初年苏州铸铜名家周梅谷，按殷墟新出土的青铜器仿造，卖给外国人。
　　“小古铜张”张济卿的技术之高，从下列几例可见一斑：
　　1931年岳彬收了一件商鼎。这鼎是从河南彰德府出土的，拿到北京是一堆碎铜，一点儿看不出有个鼎形；出土时是坑上的人看着挖的，还把在土中的已破碎还未散架的鼎的原形拍了照片，出土后才散碎的。岳彬以400银元买下，又花了400银元让张济卿按照片原样给修复成一个双耳四足的方鼎。鼎的四个周边角上出戟，四面中下部有鼓钉，上部和四足的上部有一圈花纹，一点儿没显出是碎后粘合的。岳彬把它卖了12000银元。
　　萧宏度在天津以50银元收了个有残的古铜鸭子壶：卧形的鸭子，掉了一条腿，口、底都有残，花纹也磨浅了。他的小古玩铺是北京雅文斋萧书农出资开的，收了好货，理应送北京，何况还要修理。此前，北京古玩市场上，古铜鸭子壶很吃香，有件从山西收来的鸭子壶，以4000元卖出。雅文斋请“小古铜张”给修补。他先把掉了的那条腿接上，再修理残破的口和底，然后把磨浅了的花纹，用刀挑深，修好后一看，是个完美无疵的熟坑青铜器鸭子壶。修理费300大洋，比买价高出好几倍。这只鸭子壶卖了6000元，萧书农没分给萧宏度钱，而把他出资2000元的天津小古玩铺给了萧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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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6）
1930年前，洛阳有个县长高少木，当政时，洛阳遍地都是倒腾出土文物的。他见当地的砖瓦石块、碎铜烂铁都是古玩，出土的文物。私挖古墓没人管也管不了，自己对这些也产生了兴趣，而与古玩商有了来往，后来干脆辞官经商，在北京炭儿胡同东口开了个大泉山房，经营唐三彩冥器、铜器、瓦器，雇王翰章给他从外地进货。王用4000银元在彰德进了一件出土的商尊，上面的镶嵌已残，请张济卿给修。张一看就明白，这是镶嵌细铜丝再做旧去唬洋人，卖出的价钱小不了，他开出的修理价和进货价一样，也是4000元，高少木也不得不答应。结果修得真漂亮，以三万银元卖给美国一个财阀。这4000银元的修理费当时是110两黄金价，能买100亩好土地。
　　“小古铜张”以修理铜器的好手艺挣了大钱。但他并不止于此，还利用手中高超的技术，帮助岳彬等人在铜器上做仿造假。1937年“卢沟桥事变”，世面一度萧条，古玩铺没买卖做，岳彬没事，躺在藤椅上听收音机中播放的评书《封神榜》，说姜子牙的坐骑是“四不像”，虽然说书者作了解释，引用了诗句，可他还没弄明白。就让徒弟查书，从《辞源》等中查出：四不像是麋的俗称，角似鹿，头似马，身似驴，蹄似牛。这一下促发了岳彬作假的遐想：让张济卿想法子做一个四不像。张费了很大的劲才铸出了铜质四不像，卧式的，身长有三尺、高一尺五，近似颐和园铜牛。做旧和上假锈是由另外两位师傅做的，非常麻烦，干了很长时间：先抹硝酸银，再用矾水煮，煮完了再抹硝酸银晾干再煮，反复十几次，达200多小时。这铜四不像的表面变成黑反绿的旧铜颜色。又把此物埋入简易厕所尿窝子底下，天天用尿浇，经过一个夏天，寒露时出土，假绿锈做出来了，全部手工费才1000元。此物岳彬卖给了一个外国人，价钱达一万多元。
　　北京有个古玩商倪玉书，很有心计，为考察北魏石雕，日伪时曾假扮道士去探大同武周山，在山里道观住了一个多月，把五十多个石洞中的五万多尊石佛看遍了。他回来不到一年，就卖出几座北魏石佛头，是据真的仿雕的，主要蒙外国人，真的始终留在他手中。他还向他的好友日本人平野学了在铜器上做假锈的化学方法。他曾和“小古铜张”谋议铸造仿北魏鎏金佛像，感到做大的工艺太复杂，仿小金佛还是可以的。他们先到故宫看展出的鎏金佛像，选好目标，画出图样，按图制造翻砂模具，将金、银、铜、铁、锡等配比冶炼浇铸，成形后再做刀工修整，活儿要细，刀痕圆润有力，佛像做好后再做假锈。他们仿制了北魏鎏金佛像三尊，是三寸高的小佛。每尊都卖了数万元，共赚了十几万元。
　　老、小古铜张都是身怀绝技的艺术工匠，可他们的手艺却主要为心黑的古玩商和自己牟取私利，未免让人遗憾。
　　　　石刻木雕好手冉忠祥
　　琉璃厂有个石刻木雕好手冉忠祥，各古玩铺经常请他给修理石刻木雕文物，做出的活儿非常漂亮。
　　1920年左右，岳彬听说日本和西方的收藏家很欣赏中国古代的造像石刻木雕，十分注意搜集。岳彬动起了脑筋，他听说一个古玩铺中压了七个石雕佛头10年没卖出去，他找上门，以66元一个，全收过来。日本山中商会经理高田看到，一开口就给了600元一个。岳彬要1000元，而且只卖一个，其余自己收藏。最后800元成交。这样一来，国内外古玩商都知道他手中还有六个佛头。外国人不断来买，他陆陆续续卖了十来年，也没卖完。同行感到奇怪。原来他是找冉忠祥照样仿制的。不仅仿制石佛头，还仿造宋木刻佛像，冒充为北魏石雕和宋朝木刻，卖给外国人，真东西他并未出手。
　　这一仿制卖出成功，使岳彬动起了盗卖洛阳龙门和大同云岗珍贵石雕的念头，小冉（当时他年轻，大家这么称呼）成了他这方面的帮手。1933年，岳彬出钱让小冉去云岗石窟临摹石雕造像，拓下一尊可以在室内陈设的小型佛像，还拍了照片，按照原型进行复制。小冉用了一年多时间复制好。他的雕刻手艺好，复制出的北魏佛像，造型、刀工、神态跟原品一模一样。岳彬以三万美元卖给了美国石油大王。后来对方发现原像还在云冈，电报抗议。岳彬买通当地军队，把佛像炸毁，抗议只好不了了之。此件可称是小冉早期的石雕作品。
　　岳彬盗卖洛阳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整块凿下，把一堆石头运到北京再拼接，这么大的活儿，后面就有“小古铜张”和小冉当“技术顾问”。还有说法：一边拼，一边小冉照样复制，得出了两套《帝后礼佛图》，把复制的卖给了美国人。
　　小冉的出色手艺不断为古玩奸商所用，十分可惜。新中国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冉忠祥和魏长青以及荣宝斋的徐之谦等琉璃厂的雕刻书法大家，被聘请参加了设计雕刻和书写文字的工作，他的一身技艺才发挥了正当用途。
　　

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7）
　　修理再制唐三彩的李德祥
　　琉璃厂著名的修理唐三彩等瓦器的李德祥，本来是一家古玩铺的少掌柜。清末民初，他不到20岁不幸丧母，父亲续弦，他与继母不合，分居另过。他只身去洛阳，买回的唐三彩瓦器，有破有碎——这些都是随葬品，埋葬后再出土，瓦器很易破碎，回来就自己琢磨如何修复它。经过多年整修唐三彩，学到了手艺积累了经验，后来自己设窑复制唐三彩的瓦人瓦马。他心灵手巧，无论是给人修活儿，还是自己复制，都惟妙惟肖，很为精到。他给大古玩商岳彬、夏锡忠做的活儿最多，主要是复制品。小古玩商的修理瓦器的活儿也离不开他，尤其前洛阳县长高少木开的大泉山房，卖唐三彩各种瓦器多，经常找他修理活儿。他为人正直，是非分明，人缘好，博闻强记，知道琉璃厂的老事多，又爱聊，在聊天中不仅给青年人介绍了历史知识，还在这些故事阐明是非善恶，不要学岳彬等人只认钱不认祖国和祖宗。
　　可是他也不能摆脱岳彬等人的控制，还要给他们做活。岳彬收了一个西域人骑骆驼的唐三彩，找李德祥照样复制两个。李做胎挂釉入窑烧，反复试制，终于成功，做得足可乱真。他觉得能做到这样不容易，就多做了一个，一共三个，一并拿给岳彬。岳很不高兴：“我就要俩，谁让你做仨了？”说着就拿起一个随手摔在地上，粉碎得没法再修。多留一个，那两个就不值钱了。他还是老规矩：留真品，把仿品当真的卖，给的手工费也不多，200元一个。这让李德祥心里冰凉，岳彬真是认钱不认人，对我们给他卖命干活的手艺人忒不当人了。李德祥出色地复制唐三彩西域人骑骆驼，可称为艺术精品，但都被岳彬卖给外国人了，国内无存。从此事之后，李德祥也不爱给岳彬做活了。因岳彬后来出事被判刑，财产全部没收，真品下落也不清楚。
　　　　仿制精美古瓷的能人
　　瓷器主要看时代和是否原来官窑的，还是仿的；这仿也要看仿的时代，是官仿还是民仿。总之官窑亦即御窑，由于集中了最好的材料和技术力量，出品求精不在多，而且不计成本，就是仿前朝的精品，质地也与近代民窑仿古仿官有所不同。琉璃厂也有一些烧小窑专做仿品的手艺人，小窑有的设在景德镇，有的就设在北京琉璃厂附近。由于手艺出色而仿出了精美的“官窑古瓷”，闯过一道道目光锐利的古瓷鉴定家收购者的关隘，几十年人们不知端的。
　　1939年，岳彬通过呼玉衡的手，以2000元买了他从雅文斋100元“搂”来的明永乐甜白高足杯。此杯胎薄，似透明又非透明，刻画的花纹细腻柔和，白釉似玉，篆书暗款的笔画细如“铁线”。岳和在座的古玩名家徐震伯都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好货，2000元，值。此杯后来送到上海，被卖出5000元。后来此杯流入香港，拍卖时评价和价格都很高。
　　60年后，原本出身古玩行的、《古玩谈旧闻》的作者陈重远先生，向其师叔范歧周老人询问，范老先生爽直而答：“回家问你四叔去。这是从他的同泰祥出来的货，他仿的他知道，古玩行里知道这事的很少。”陈先生赶紧回通州故乡，请教时已85岁高龄的陈建侯老先生。陈老坦然承认此杯是自己仿的，又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仿制过程。仿制甜白瓷最重要的是选料，瓷土中要增加高岭土，用细筛子筛，再用水淘，细得要胜过面粉。做胎是用模子灌浆，胎子才薄。釉料要精选加工，刻绘出自景德镇名师之手。焙烧要掌握火候，温度高了要爆，低了不熟。这一只仿明永乐甜白高足杯，就出自琉璃厂这些有鉴定眼光的大古玩商身边，几十年来谁也没看出来，闯入了国际市场。要不是仿制者自己坦然说破，这个谜可能永远被埋在地下了。这里说明了两点：一是当代照样有杰出的制瓷大艺术家，像陈建侯先生就有这样的绝世技艺，谁说民仿官、今仿古不能造出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品！二是像范歧周老人这样在古玩界中以攫取利润为第一的行业，仍能恪守职业道德，面对绝世之品，真的就是真的，仿的就是仿的，不在价格上耍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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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仁堂款所谓“御瓷”及其仿制
历代皇帝都要设自己名号的官窑，烧制御用瓷器。这些官窑中由于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材料和艺人，又不计工本，当然能烧出精品。清朝覆灭后，袁世凯以大总统又复辟帝制，自封洪宪皇帝，只81天就天怒人怨地败亡了。可就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他居然也在景德镇开办了“官窑”，烧起了“御瓷”。给他操办此事的是郭葆昌。郭名世五，葆昌为其字，号觯斋，原是西华门外德聚成古玩铺学徒出身，与著名的古玩瓷器鉴定名家贾腾云是师兄弟。当年袁世凯在西华门这个古玩铺买过四扇挂屏，郭给送到袁府，还帮助布置客厅。袁见他年轻机灵又体面就留下当差。袁当了总统后，郭随之升官，当到总统府庶务司长，又被委任为陶务署监督，去景德镇烧造“居仁堂制”款的瓷器。
　　中南海居仁堂原名海晏堂，系清慈禧太后所建。袁世凯攫取民国政权后，就居住在这里办公。郭葆昌在民国初年来到景德镇，（时间有两说：一说是1913年，即袁任大总统、尚未称帝时；另一说是1916年，袁倒行逆施自称“洪宪皇帝”时。笔者倾向于前者，因袁复辟帝制仅81天就败亡，树倒猢狲散，即使“传旨”烧制“洪宪官窑御瓷”，也不可能立即实行。帝制思想浓厚的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烧“居仁堂制”的变相“御瓷”完全可能）在此时清王朝的御瓷厂已经散摊，改成官商合办的江西瓷业公司。郭来到后，以重金请回原御器厂的造型、上釉、绘画、填彩、焙烧的名手鄢儒珍等，选用精良瓷土、彩料、燃料，先仿制雍正、乾隆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他不惜工本，质量求精，每件瓷器入窑前，他一一过目，质量不合格的不准入窑。出窑时，他件件检查，没烧好的，仿过去官窑办法，都摔碎不留。他监督烧制的瓷器，造型端正，胎釉精白，彩质纯净，绘画工巧，比雍正、乾隆官窑的粉彩瓷器，毫不逊色。款有两种：一为“居仁堂制”，款为红彩楷书与篆书，也有青花篆书，这是专给袁世凯做的。另一是为郭自己烧的，用“觯斋”款。这类瓷器精致细腻，釉面洁白润滑，绘画工细，景色淡雅，人物尤其童戏很活泼，颇具水平。之后类似的为政府主要当政者烧专用“官瓷”的事，在袁世凯之后，还有多次发生。徐世昌为自己烧过“静远堂制”专瓷、曹锟为自己烧过“延庆楼制”专瓷，都可视为变相“御瓷”。再在其后，景德镇还为各届政府其他元首政要烧过专用瓷器，品质不让过去的官窑，办法也都与过去烧官窑瓷器一样，只留精品，其他一概摔碎不留。这延续了几十年。
　　郭葆昌督造的“居仁堂制”瓷器，包括他的“觯斋”款瓷器，数量并不多，有樽、瓶等陈设品和杯、碗、盘等日用瓷及成套餐具。由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转瞬败亡，“居仁堂制”瓷器又十分稀少，立时物稀为贵。一些古董商为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并谋取高利，制作了大量仿品，风靡一时，在京、津甚为流行，一些军阀政客、富商巨贾盛行以成对的署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瓶、樽，作为礼品互相赠送，还配制各式讲究的锦盒盛放。事实上仅这个款识，就说明不是郭葆昌精心制作的，何况有的瓷质较粗，郭又断然否认曾烧制过这种“洪宪年制”款的瓷器。因之也可以说，凡署此款者即是赝品。但有“居仁堂”款的也不是个个皆真，有些就是细瓷仿制的“嫁妆货”。故这种民国初年的瓷器鉴定较为棘手。
　　郭葆昌在袁世凯手下为官，家资豪富。他致力于古玩收藏，懂行又有钱，收藏了不少珍品国宝。他收藏的精瓷较多，像乾隆仿古铜釉，用来仿青铜器，实为瓷器，造型逼真，釉色与青铜器十分相像，很为名贵。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乾隆官窑仿战国青铜器的古铜釉双螭圆耳壶，是罕见的艺术珍品，据说是郭捐献的。另外有说，日本投降后，经宋子文说合，郭葆昌之子将其父藏品悉数交予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并在钟粹宫展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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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后的瓷器“民仿官”（1）
郭葆昌离开景德镇后，由于他办“袁御窑”已有相当基础，遂有刘勉之从1917年起，在郭铺开的摊子上接着搞，主要做“民仿官”，即烧造仿官窑瓷器。刘也是古玩行出身，后专门经营瓷器，在前门大街德泰细瓷店任副经理。有说，他在景德镇烧“民仿官”，曾得到北京某收藏家的指导，还与当时清宫古物陈列所有秘密协定，可以借出样品，烧的数量要有限制。由于制作成功，出了一些高水平足以乱真的各种式样的仿明清官窑瓷器，到1920年就十分出名。他秘密为北京一些古玩商和收藏家烧造了民仿官的瓷器上品，如仿康熙官窑青花绘群猴嬉戏图大凤尾瓶、仿康熙官窑五彩鹦哥惟妙惟肖，虽是民仿官，却达到很高艺术水平，流出国外收藏。
　　在刘勉之之后，又有李春生，在天津立了字号同泰祥，自己跑到景德镇拜会刘勉之，认真学习，与他合作，也开始民仿官的瓷器生产。这些仿品不是少量，而是一两种批量生产，质量虽不如刘，但受欢迎，生意很快兴隆起来，连20世纪20年代后期寓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