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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选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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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琉璃厂是历史悠久、举世闻名、文化蕴涵丰富的宝地。近百年来，琉璃厂有很多饶有兴味、值得咀嚼的历史掌故、珍闻轶事，这里的风土人情体现了典型的北京民俗文化风貌……
著名的厂甸庙会是怎么形成的？
琉璃厂附近居住着哪些历史文化名人？
纪晓岚题匾赊书的故事。
张樾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玺的设计刻制者。
拦下肉铺掌柜手中的包肉纸——孙殿起抢救珍贵古籍逸事。
魏广洲：为“红楼”庚辰抄本觅得合理安身之处。
胡适买书的笑话。
酸梅汤滋育了大古玩店——信远斋。
王爷题匾、状元书联的德宝斋。
中国第一部无声电影《定军山》诞生于琉璃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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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开场白
古旧书
纪晓岚挥毫题匾声遥堂 / 013
存在了70年之久的翰文斋 / 022
琉璃厂旧书业领军者：来薰阁的陈济川 / 028
从琴室而旧书铺 陈济川经营有方
重义轻财陈济川与名人学者的交往
投身社会主义改造，晚景却凄凉
邃雅斋和它的创业者董会卿 / 037
要说董会卿，先谈铜刻大家张樾丞
董会卿其人其事
董会卿晚年颇多坎坷
邃雅斋弟子王志鹏的绝技
笔录书史的通学斋孙殿起雷梦水师徒 / 052
卖书、知书、记书
孙殿起的衣钵传人雷梦水
郭纪森自述：贩书杂忆 / 060
浸淫古旧书八十载的魏广洲 / 067
松筠阁学徒出身 廿六岁自挑一摊
觅得珍本古籍无数 首推“红楼”庚辰抄本
以书会友 黄金有价书无价
古玩业
酸梅汤中滋育出大古玩铺 / 077
信远斋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早于荣宝斋的琳琅满目的“艺苑画廊”
盛难持久 衰落难免
德宝斋历史近百年 真有好货和人才 / 084
笔彩斋和赏奇斋 清朝王爷是东家 / 088
一分俩的茹古斋、大观斋人才辈出 / 095
人受一句话 佛受一炷香 尊严不能丢
因受辱赵佩斋愤而辞柜
大观斋开张就遭难却没能阻挡其成功
大观斋出好货出人才更重信义
孙秋捡漏买古墨赵佩斋万元还东家
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 / 108
举人落榜涉足古玩业
杰出的外语人才却成金石文玩专家
第三代的成就和黄家的优良家风
擅长于字画鉴定经营的“二韩” / 131
韵古斋韩少慈：人生哪有不翻跟头的
《寻访画儿韩》之源：悦古斋韩氏父子
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 147
张作霖、陈独秀与崇古斋的特殊关系
宝古斋古玩铺兴起前后的故事
“钟杨家”与他们的宋代哥窑文房精瓷
“捡漏”买珍宝 全在好眼力
能工巧匠修珍品 利用绝技制假货
古玩业的几代鉴定能人 / 177
新书业
新书业挺立琉璃厂40年 / 189
上海的新书业把目光盯住了琉璃厂
我的父亲与会文堂
从会文堂看新书业的经营
曾经有过两个新书业同业公会
20世纪40年代后新书业逐渐衰亡
南纸业
荣宝斋：三百多年历史 半世纪大发展 / 213
老字号濒于危困 投巨资国家施援
新生老店迈新步
笺纸制作打下基础 木版水印名作迭出
精工装裱施绝技 极度破损能复原
买卖书画事犹繁 收购精品藏国家
荣宝斋内 能人辈出
清秘阁和萃文阁以及八宝印泥 / 244
据说清秘阁与乾隆帝有着密切关系
有官家支持的清秘阁大发财源
仿制官窑瓷器 传世八宝印泥
萃文阁 魏长青 八宝印泥
笔墨乐器
琉璃厂的湖笔徽墨 碑帖琴棋 / 255
关于徽墨
关于湖笔
关于碑帖
关于乐器
关于棋子
历史风情
三所名校提高了琉璃厂的文化品位 / 273
三所名校诞生的历史背景
三所名校与高水平人才
北京现存最早的电话局在琉璃厂 / 283
琉璃厂：土地祠，中国电影的发源地 / 285
梨园人与琉璃厂的情谊 / 290
琉璃厂地区的老北京民俗风情 / 310
厂甸对琉璃厂的巨大影响
琉璃厂的京味民俗文化
“风筝哈”及琉璃厂小吃和民风略述
哈氏五兄弟能干又会玩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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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百年文化中国》丛书
文化之河犹如一个民族的血脉。古往今来，世界任何民族生生不息的真正不竭动力就是她的独特文化。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源绝流断，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匿迹销声了。
20世纪的中国历经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刻的变革。她承继了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在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社会变迁中艰难而顽强地生长，抗击着社会动荡的破坏与摧残、西方文化的冲击与震撼，迭经波折，吞吐吸纳，化旧为新。其独特的精神内核历久弥坚。
百年时光相去不远，民族文化魂牵梦萦。圆明园的颓垣断壁、未名湖的微波潋滟、故宫博物院的奇珍异宝、苏杭园林的旖旎风光、遍布神州的古城遗址、名人学者的故居遗迹、烈士暮年的彷徨迷惑、文人雅士的吟咏书画、梨园百家的清音妙曲、收藏者的金石碑帖、文贩摊的瓶罐尺绡……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诉说着百年的沧桑，无不传承着中华民族的血脉！
《百年文化中国》丛书以反映中国在20世纪变迁中的文化底蕴为主旨，通过记述文化遗存逸事、人文事迹节操、社会风俗流变，展现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生生不息的深层原因。在叙述方式上，不求体例一致、形式统一、辞章华丽，但求史料翔实、自得一见、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文字明畅、图文并茂，总之，以读者喜闻乐见为首要。
《百年文化中国》丛书是为广大作者、读者提供的一块开放的文化园地。称其为开放，意在解放思想，不因旧物陈说束缚灼见，不拘题材大小遮掩真知；称其为园地，唯愿作者也是读者，读者也是作者，你植一株苗，我培一锹土，你浇一杯水，我施一捧肥，共同耕耘、共同培育，使其生长为茂密的森林。此即编者之愿矣。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纪晓岚挥毫题匾声遥堂（1）
琉璃厂以旧书业成市而形成至今近300年的文化街，旧书业是打头炮的。在清乾隆前期，这里的书肆已有多家。乾隆三十四年（1769），大藏书家李文藻在著名的《琉璃厂书肆记》一文的开头，就有“未入厂东门，路北一铺曰声遥堂，皆残破不全之书，予从其中买数种。”按所记，这声遥堂书铺，应位于进琉璃厂东街东头路北的邮局西侧。因为，琉璃厂邮局修盖的比较早，大约是清末，是在一块空地上建起的，并没有拆左右的房子，故云声遥堂在邮局之西，今乃是一个小古玩铺。这个书铺大约开设于乾隆十年（1745）左右，“声遥堂”之匾本来是掌柜的自己写的，当然有点凑合对付。
纪昀纪晓岚在乾隆十九年中进士后，因才华出众，很受乾隆重用。却由于他耍小聪明给犯法就要被查抄的亲家通风报信——以一个空信封，里面装了一点茶叶，暗示要“查”而犯罪，惹怒乾隆，把他发配充军到乌鲁木齐。因其有才能，两年后又召回，等候陛见。此前他已见过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一文，并得知李在声遥堂买到一本《广东新语》，后来就被外放广东恩平知县，难道买书也有预兆？他去琉璃厂逛书铺，头一家就奔厂东门外的声遥堂。
纪晓岚还没复官，穿着也平常，掌柜的和徒弟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客气地随他挑书。他选了几部书，就坐下休息，徒弟给他点烟倒茶伺候着。他抽着大烟袋，和掌柜的闲聊：“前几年，有位进士李文藻到你们这里买书，遇上一本《广东新语》，结果他就放了广东恩平知县，后来升到桂林同知了。可见你们这卖书还真能给人带来点好处，可是你们的买卖看起来也平常。”掌柜的回答：“上我们这里买书的文人学士不少，有不少人做了官；我们还是照常卖我们的书，卖书人发财的不多。”
纪晓岚有意要显示一下：“我这个买书人的钱也不多，选了几部书，身上带的钱恐怕不够，我给你们写个欠条行不行？”掌柜的很客气：“书您只管拿走，什么时候您方便再把书钱给我们带过来。”纪晓岚说，我不给你们写欠条，想写几个字，给你们留个记号；给我找张大纸、拿一支大笔来。他让徒弟给研墨，只准往外一个方向研，不许正反来回磨。墨研好了，纪放下烟袋，拿起大抓笔，一挥，“声遥堂”三个大字，笔酣墨饱，十分气派。他又换了支小号笔，用行楷落款：“纪晓岚”。
掌柜的一见大喜，连忙作揖致谢：“不知纪夫子大驾光临，实在慢待、慢待了，请多包涵。”掌柜的赶紧找琉璃厂的刻匾名匠，制作了一块黑漆底金字的纪晓岚题写的新匾，悄悄摘下自己写的那块原来的匾，择吉日敲锣打鼓放鞭炮，挂上纪昀题写的新匾，轰动了琉璃厂。
不久，纪晓岚起复又升官，乾隆三十八年又做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琉璃厂是他和参与修书的翰林詹事们常到之处，选书买书是主要内容之一。悬挂着纪晓岚题写的匾额的声遥堂的买卖非常好，很兴盛了一时。琉璃厂的书业、古玩业、南纸业都随之繁荣起来，文化街的雏形也形成了。
久盛难免一衰。声遥堂旧书铺在琉璃厂厂东门外存在了百余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到清同治时，此铺易主，铺底倒给了周姓的江西人。在琉璃厂经营书业最初是江西人与河北人都有，以江西人居多。后来河北人逐渐壮大而取代了江西人。当年双雄并峙时，江西人人多势众，甚至书行供奉文昌帝君的文昌庙（在东琉璃厂火神庙东侧胡同中），也是江西人把持着，河北人进不去。到清末民初，河北书商壮大起来了，与江西书商先分庭抗礼再分道扬镳，在小沙土园另建起新的文昌会馆，供奉文昌帝君，另立古旧书业同业公会。江西书商也一蹶不振。乾隆时，纪晓岚题匾的“声遥堂”字号，是江西还是河北书商所开无可考；但同治年间把声遥堂铺底倒过来的是江西书商周秋门。书铺虽有纪大学士的名匾，但是人家还是改了字号叫文光楼书坊，请同治翰林戴恩溥另写了牌匾。纪晓岚写的匾额摘下弃而不用，久之就不知下落了，实在可惜。
文光楼这家书铺，同治、光绪年间，在琉璃厂还有一定名望，光绪进士缪荃孙在清末写的《琉璃厂书肆后记》开头就说：“厂东门路北一铺，曰文光楼石氏，丙子年颇有旧书，余专搜其单本，得百余册，皆不经见之书也，价亦极廉。”按：丙子是光绪二年（1876），石氏乃良乡人石镇字静庵，亦即文光楼又换了东家，回到北方人手中，字号却没变。文光楼在石静庵后是其从弟石铎经营，又易为石景华。到民国十年（1921），再换成河北冀县人郭继庄经营，字号仍是文光楼。17年后的1938年，又换了东家：良乡人崔恺。崔掌柜腹内渊博，很有决心把这家有将近200年历史的老书铺经营好，还要想办法把当年纪晓岚给文光楼前身的声遥堂题写的那块匾额给找回来。但在日伪统治下的北京，环境太坏了，他几经奋斗，两者都没有如愿，文光楼维持到1946年，还是歇业了。从声遥堂到文光楼，这家古旧书铺几易其主、两改其名，整整存在了200年！它见证了琉璃厂的起步、成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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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挥毫题匾声遥堂（2）
一个小小的声遥堂——文光楼书铺，却有乾隆、同治两朝的两位翰林学士纪晓岚、戴恩溥给题写匾额，足见琉璃厂的店铺，不仅在经营内容上很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就是各店铺的门匾，也颇具历史和文化品位，有不少名家书法之作，亦够文物珍宝水平。孙殿起编著的《琉璃厂小志》中，辑有前人一篇《琉璃厂坊肆匾额录》，收录了清末民初琉璃厂古旧书、古玩和其他名店的著名匾额，计有：
以上所录并非此文所述全部，因为发现有明显的遗漏，如由李鸿章题写匾额的庆云堂碑帖铺和大雅斋、式古斋、铭珍斋等著名古玩铺，以及同古堂铜刻墨盒铺等名店的匾额都缺；著名书法家冯恕在琉璃厂题写的“公慎纸行”等匾额，和张伯英题写的“富晋书社”、“观复斋”碑帖铺和“史善朋竹琴社”等匾额，也没列入，故引录也略作简化。
这么多的名人所题的、琉璃厂百多年来各店悬挂的匾额中，清末朝野的文人学士曾评选出“八大名匾”。它们是：铁帽子王克勤郡王写的“德宝斋”（古玩）；乾隆时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写的“清秘阁”（南纸）；乾隆进士、直隶总督、工诗善书的那彦成写的“博古斋”（古玩）；嘉庆进士、体仁阁大学士祁寯藻写的“懿文斋”（南纸）；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何绍基写的“富文堂”（旧书）；咸丰状元、军机大臣翁同龢写的“茹古斋”（古玩）；道光进士、同治时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曾国藩写的“龙威阁”（旧书），这是七块。还有一块，就是在琉璃厂厂东门外悬挂了百余年、后来由于换东家改字号把老匾弃之不用而迷失的乾隆大学士纪晓岚写的“声遥堂”，可能有人见过，故列入其中。这八块琉璃厂的名匾，足够进入博物馆陈列的珍宝级文物。但是这八块名匾，今天都已无存，主要是这些名店中的多数，早已停业，名家所书之匾以至楹联，都没了（署翁同龢题的茹古斋之牌匾及店，最近在琉璃厂东街路南出现，详述见“菇古斋”一节的图文）；个别的公私合营后，原字号被取消，匾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有的字号公私合营后被保留，门匾至今也还在用。可是在不断修整中，再制的原匾，却把题款给抹掉了，例如高悬的“邃雅斋”的门匾还是原匾再制，可是“姚华（茫父）题”的上下款都没了。秃匾不成中国文化传统格局，就是个人书斋有题额，哪怕是自书，也要落款用印的。字号公私合营后被取消的，匾额归公，大概也就扔了，这些虽在八大名匾之外，不少也是名人所书的精品，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毁了没了实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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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业领军者：来薰阁的陈济川（1）
现在在琉璃厂西街东口路南、紧靠着万源夹道北口，就是保留原字号的新的来薰阁书店。三开间的大门面，进深亦为三间，很气派，还有楼，藏书很丰富，不完全是古籍，不少是古籍新印或与传统文化靠近的书籍，楼下新印书，楼上古旧书。它所占用的原地是西琉璃厂三大旧书店之一的富晋书社和两明斋墨盒店，与设在海王村公园中国书店外侧邃雅斋遥相呼应。
原来的来薰阁还在西边，西琉璃厂180号，其东邃雅斋是192号，富晋书社是193号，三大旧书店并排，相邻十几个门。20世纪80年代重修琉璃厂，来薰阁大体还在原址，是五间门面带楼，后面还有很大的院子和房子。现在东迁到现址。
从琴室而旧书铺 陈济川经营有方
来薰阁是个老店，开设于清咸丰年间（1860年以前），但不是古旧书店，而是卖古琴的，名“来薰阁琴室”。主人陈氏，系陈济川的祖辈。至光绪年间，此铺租于他人经营。到民国元年（1912），由陈氏后人陈连彬收回，改业为书，匾名为“来薰阁琴书处”，以不忘旧。
陈连彬（1883—1947），字丽卿，河北南宫人。琉璃厂是经营旧书、古玩者之乡，在这里，河北人居多，又以衡水及周围各县的人为主。当时来薰阁还是一间门面、只几个伙计学徒的小书铺，经营一般的线装木版古书和铅、石印书籍，生意没有多大起色，维持而已。陈连彬自己独力难撑，遂于1925年把其侄陈杭邀来，帮助管理经营。
陈杭，字济川，以字行，1902年生。民国初年来京进隆福寺文奎堂旧书铺从王云瑞学徒。在北京内城，隆福寺也是个古旧书铺集中地，有好多名店，文奎堂就是其中之一。它的生意做得比较活，广泛交往，不仅国内知名，连日本、朝鲜的学者也与文奎堂来往十分密切。这就培养锻炼了陈济川的善于交际、广泛交友的经营本领。他精明干练，头脑清楚，办事能力强，23岁到来薰阁不久，就把店内店外整理的井井有条。他经营过书籍，过手不忘：提到某书，他会立时说出书的年代、版本、内容特点、哪年收进卖出、价格几何、后来流向等等。其叔见他如此能干，干脆把掌柜一职让给他，让他放手开拓业务，自己歇肩养老了。
陈济川把文奎堂的很多好作风和一些多年交往的国内外顾客带到了来薰阁，又新结交了一些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郑振铎、陈垣、沈兼士、沈尹默、马裕藻、马衡、胡厚宣、魏建功、老舍、赵万里、向达、陈梦家、傅惜华、吴晓铃等，以及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告、长泽规矩也，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狩野君山，东北帝国大学教授、《中国近世戏曲史》作者青木正儿等。有些人与他成了莫逆以至生死之交。
在陈济川主持下，来薰阁大量收进名书好书。陈和伙友外出到各省收书，买到各种宋堑元刻、明版清刊的善本珍籍。像明末富春堂刻印的各种唱本，清著名藏书家杨绍和收藏的《蔡中郎集》、《中关纪闻》等，其中有的书还有名家黄丕烈的批校和题跋。还购自天津李善人家旧书两卡车，其中有宋元版书若干。建国后还收到不少珍本书籍。其中有两种，陈最为得意：一是解放前收得的据明万历刻本、清康熙五年重修本《忠义水浒传》，有李贽李卓吾评点，收购价一两黄金，后来捐给国家，现藏国家图书馆。另一是与人合伙收得明弘治年间刻本《西厢记》。明刻《西厢记》不下几十种，大多是明万历之后的刻本，而此书刻于明弘治，要比一般明刻本早七八十年，可称迄今发现最早的《西厢记》完整刻本，堪称海内孤本，弥足珍贵。此书现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
陈济川接手来薰阁后，调整经营方向，主要为科研、教学、机关学校和专家学者的需要服务。业务也很快发展起来，书店门面又扩展了两间，后面还有延深院落，店伙增加到二十多人，成为当时琉璃厂一家最大的古旧书店。此外，还在上海开了来薰阁分店。处理收售名书好书外，亦与许多有实力的旧书铺一样，投入资金，编印“坊本”，计有：
《胡氏书画考》三种，《古文声系》二卷，《段王学五种》，《段契摭佚》一卷附《考释》一卷，《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不分卷，《书经》六卷，《诗经》八卷，《山带阁注楚词》六卷附《余论》二卷，《楚词说韵》一卷，《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弟子错立身”》，《越谚》三卷，《广韵》五卷，《南唐二主词》一卷等。分别为木原版刷印、影印、铅印不等。
短短一二十年，来薰阁在陈济川主持下，在名闻遐迩的20世纪中期琉璃厂古旧书业中名列前茅，年营业额达10万元。
重义轻财？摇陈济川与名人学者的交往
旧书业领军者：来薰阁的陈济川（2）
笔者很小时就认识这位陈济川叔叔。他个子高，头大，人爽朗，大嗓门，爱说爱笑，因而得了个外号“陈大头”。来薰阁与先父当经理的会文堂新记书局是相隔不远的斜对门。陈比先父小5岁，先父本着睦邻精神，也有意与这位陈叔叔交往。他去过我们家，吃过饭也打过牌，父亲就直呼他的绰号“大头”，他也笑容满面。虽然他们新旧书业不同行，也没有什么业务来往，但他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表面上看，陈济川一天大大咧咧、忙忙叨叨、风风火火，见了人，不管是谁，总要打招呼，但说不了几句又忙着走了，都以为他是个粗线条的人。其实他心里很细，是非分明，好多事情，他不言不语安排得熨熨帖帖，做得有情有理。
陈济川在1928到1930年不到30岁的期间，曾应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长泽规矩也等人的邀请，四次东渡日本访问，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九州、福冈等地展销并收购中国古籍，并结识了日本一些专营中国古旧书的书店、书商，访问了不少学者、藏书家、图书馆。经过多次出国展销，来薰阁在国内外的名声大振。而在琉璃厂相对比较保守的旧书界中，他是个别而勇敢的。
但这种文化友谊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不能不暂时中断。而他则尽己所能支持帮助被日本人迫害的文化界朋友。“七七事变”前，他由魏建功先生介绍，在来薰阁书店中接待了朝鲜学者金九经先生，负责其食宿。抗战爆发后，有抗日言行又发表过大量爱国抗日作品的郑振铎先生，在上海沦陷区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通缉搜捕，处境十分危险。陈济川毅然决定让郑先生隐藏在来薰阁上海分店的库房内很长时间。郑先生并以来薰阁为聚会点，与徐森玉、王伯祥等进步文化人士经常碰面。郑先生专门研究中国民族传统俗文化，对包括戏曲、小说、弹词、宝卷，尤其对有插图的书刊，有着强烈的兴趣爱好。陈在收购书籍时积极予以配合。郑最爱逛的书店就是来薰阁，不管在上海还是北京，几乎日日必到，每来必有所得。1942年来薰阁上海分店收进一部《太音大全集》，两册，明正德、嘉靖年间刻本，附有精美插图百余幅，还有历代名家题跋。郑闻讯大喜，奈何囊中萧索，力不从心。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凡遇好书，“力所不及，则节衣缩食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在来薰阁的耐心留存下，此书终被郑先生购去。建国后，该书被收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五函中。
陈济川与北京大学已故著名教授魏建功的友谊更是深厚无比。抗战前，魏曾留学朝鲜，他与夫人王碧书的信件往来，都由来薰阁收转。抗战胜利后，魏先生一度曾受聘担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从重庆起程赴台湾，带领教授台静农、何子祥、张宜忱等和学生共40多人，路过上海，以来薰阁上海分店为中转站。魏夫人率子女从重庆去台湾，路过上海时正逢中秋佳节，却苦于经济拮据，困在那里。来薰阁分店及时送去白面、猪肉和钱，真是雪中送炭，魏夫人十分感动。建国前后，魏建功先生经常介绍好多学界朋友到来薰阁选购图书；他编辑的《钱玄同遗墨》、《中华新韵》等书也由来薰阁上海分店出版发行。1980年魏先生临终前，对子女言：“你们以后不能忘了来薰阁书店的朋友和陈杭一家，他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陈济川是书店老板。经营店铺，利润是第一位的。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时还要牺牲一点财帛，以全义气。在日伪侵占北京期间，诸事险恶，买卖不好做，琉璃厂的旧书、古玩、新书、南纸等行业，大多生意不如过去，来薰阁也不例外。陈济川是个乐天派，整天还是那么嘻嘻哈哈的，四处张罗，大家以为他的来薰阁底子厚，还顶的住，这话也不假。但相对说，在旧书商中，他的民族正义感是较强的，在暗地里悄悄地做了一些对抗日有利的事。他除了在上海想方设法帮助掩护进步的文艺人士外，还通过谢国桢教授的关系，把一批敌伪禁运的图书偷偷运送到解放区。虽然数量不算大，但等于渴中送水，一定程度缓解了解放区缺乏图书的困难。抗战时大批教育单位、学者教授文化人奔往大后方，也是十分缺乏必要的书籍资料。这些东西在北京有，敌人控制很严，沦陷区与大后方间通邮十分困难，一封信要辗转绕好几个地方，几个月才能收到。已撤退到四川的专门研究考古的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教授，更是缺乏研究资料，写信给陈，请他帮助购书。陈济川就把《双剑誃殷与骈枝》、《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等重要考古书刊，拆散后，单页装入信封，分多次陆续寄给身在大后方的胡教授。胡先生收到辗转几地、被污得油渍麻花的北京来信，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用“久旱逢甘霖”一语形容当为贴切。抗战胜利后，胡教授回到北平，安顿好后，立即奔赴琉璃厂来薰阁，面向陈济川致谢，并付书款邮费。陈笑而拒收，说，这是我们分内之事，何谈区区之钱。他后来还为胡厚宣先生等考古学家出版了《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等多种印数很少的学术资料专著。胡先生说：“来薰阁书店陈济川先生的这种深情厚谊，我非常感激，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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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业领军者：来薰阁的陈济川（3）
投身社会主义改造，晚景却凄凉
陈济川在旧书业中的威望高，一贯积极、助人为乐，在1950年初成立的北京市图书出版发行业公会时，他被选为主任委员，还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后来他在旧书业还发展了一些民建会员，这些人在各方面都积极带头。他还在1950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代表，之后又被选为前门区人民代表。
1950年底北京筹组第一家公私合营的出版社——新大众出版社，成立资金旧人民币两亿元（折合今两万元，当时是巨款，若按实值今天恐在几百倍左右），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出资6000万元，工人出版社出资4000万元，来薰阁出资2000万元，宝文堂书店出资2000万元，另由陈济川负责向其他40家书店集资4000万元。该社组成七人社委会，由《工人日报》总编辑王春，工人出版社秘书长张诚、负责人苗培时，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处长周游、副处长宋匡五，来薰阁经理陈杭，宝文堂书店副经理刘玉铮组成。王春任主任，苗培时任总编辑，陈杭任经理。社址设在杨梅竹斜街世界书局东隔壁，一座两层楼，今天遗址痕迹还有。该社出版有革命内容、大众化的通俗读物，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阴阳合历全书》即新黄历，印数竟达120万册；还编辑出版了杂志《说说唱唱》，即今日《北京文学》前身。这个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新内容新形式又通俗大众化的好书，很受欢迎；还吸收了一些著名文人，包括后来的大作家汪曾祺在内，担任编辑。新大众出版社在建国初期开拓建设北京新文化上贡献卓著。后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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