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到高高的山岗，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宛如一面面镜子，由水田组三四十名囚徒负责管理。整年在水田里浸泡，无疑是队上最苦最累的生产组，其成员多属身体结实和熟悉种水稻的犯人，也有些是桀傲不驯需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加倍整治的人，我自然属于后者。队上派出几个耳目，监督我的一举一动，入厕都有人跟踪。陶宗敏、赵文堂等值星员把我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几乎寸步不离，态度粗暴，经常吆喝我：“快点，快点！”人们视我如同瘟疫，尽量避而远之。在工具房，人们争相抢夺木柄坚实、锋口锐利的锄头，剩下不好用的锄头才属于我；有人还在锄把上刻下记号或名字，我经常被人喝斥：“那是我的，谁叫你用我的东西？”在工地小憩时，多数人点火吸烟或聊天，无人敢跟我打招呼。

　　还在寒风呼啸的早春，就把囚徒们赶到砭人肌骨的滥泥田中犁田、撒粪、铲田壁、糊田坎。我第一天出工是到牛舍出圈肥。冒着春雨，我爬上高高的山顶，把沤过的草肥倒在一块块水田里，大口喘气，不久单衣就被雨水和汗水浸透。我尽力坚持着，觉得还挺得住。第二天铲田坎，每人占一弯田壁，用锄头铲田壁的杂草，一天要完成一百丈以上。

　　刚下水田觉得发冷难以忍受，挥锄半小时后逐渐暖和起来，觉得疲劳时便唱歌。在糊田坎时，开始不得法，有人悄声告诉我要从田中间挖大坨坨厚泥巴，由底下往上糊。我按这个方法去做，果然糊得厚实而又光滑，在阳光下如褐色长龙闪闪发光。

　　幸遇水田组带班的赵干事和罗指导员还比较善良。赵干事面目清癯，性格内向，了解犯人心理，对每个人的劳动数量质量并不过问，他只掌握休息时间，大概劳动到上午10时，就喊休息了，时间约20至30分钟，到ll时半就喊收工，极少训人。罗指导员面目黧黑，粗门大嗓，有农民的直率爽朗，脾气温和，休息时和犯人聊家常：天气的变化呀，农时的更替呀，庄稼的长势呀，什么都讲，似乎带班也很寂寞。他俩都认为，只要犯人能积极劳动、不逃跑、不给自己惹祸事就相安无事。

　　这时l3队的“社教”运动已近尾声，工作组还没走。一天上午，我正在工地劳动，工作组派入喊我回队，徐光佛、周金仁嘱我写社教总结。我说：“我很久不动笔了，也没有笔。”周金仁把自己的笔借给我，我注意到笔杆上刻有一行小字：“生命对人只有一次，因此韶华不可虚度。”这倒是句格言。我想，这样晴朗的天气，美丽的春光，自己在这里折腾来折腾去，写一些言不由衷的检讨，不正是虚度时光吗？

　　院里很静，材料写完了，百无聊赖，给蒙西礼写了一首七言诗《江湖行》，翌日乘入厕时拥挤，把诗作交给小蒙。没想到被人举报了，于是徐干事等把我又训斥了一顿。我沉默不语，在这种场合，沉默是最有力的抗议。

　　姜场长在总结社教运动时也提到此事，说：“社教工作收获很大，13队的变化也很大，但仍有个别人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如王某写的《江湖行》就表现了抵触情绪。”他读了其中几段，便说到别的事情去了。我想，这不过是小菜一碟，刚加过刑，我也未上诉，还能把我怎么样？

　　晚上，赵干事把材料还给我，要我读给大家听。我读过总结后，陶宗敏、赵文堂、余大周等立即发难，说我的检查“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对重新犯罪和加刑毫无认识，更无悔改之心”。有人说我在宣判会上的表现极其恶劣，到水田组后心怀鬼胎，和反省组的人勾扯。还有人说我伪装积极干活，以麻醉大家，“他的表现简直不像个犯人……”等等。

　　大家说完了，陶宗敏问我还有什么要说，我便痛加批驳：“对犯了错误失足落水的人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一看二帮，把他拉上来加以挽救的态度。另一种是落井下石一棍子批死的态度。我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没有判处死刑，这就说明党和政府对我并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留有余地的。赵干事对我的态度也是耐心等待，立足于挽救，在座的有些人却不是这样，蓄意攻击我，孤立我，否定人的转变需要有个过程，把我说得一无是处。有人说我根本不像个犯人，试问犯人的形象该是怎样的？我认为犯人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仍拥有人格和自尊，努力学习积极劳动就是具体的表现，莫非俯首贴耳摇尾乞怜才像是犯人？我和你们是同样的身份，监督是相互的，你们可以监督我，我同样可以监督你，我又不是鸦片或海洛因，怎么会有麻醉作用呢？你们不和我接触，又怎么知道我有麻醉作用呢？有人显然是把我当垫脚石，企图伤害我来表现自己，这不是犯人应有的态度……”

　　哨音响了，值班干部喊全体集合，我还想继续说下去，赵干事宣布散会，对我的批判也就不了了之。我不知道我的总评是通过了，还是没有通过。

　　出入意外的是，这次思想交锋后，我的处境明显好转。翌日清晨，比我年长的李尚鹄就笑着说：“你昨晚的发言如诸葛亮舌战群丑，有理有利有节，把那些七嘴八舌的应声虫洗刷得体无完肤。”李金友还说：“一心朝自己的道路走，他们爱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去吧！”，以后，与我接近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

　　43李金友真逗

　　在水田组，李金友是主动和我亲近的第一人。

　　他原是彭县（现为彭州市）山乡的民办教师，年轻力壮，生了一脸麻子，但五官端正，经常露出一副亲切的笑容，喜欢唱歌，歌声高亢婉转而圆润，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平时，人们都称他李麻子，他朗声答应，我却从不使用这个不礼貌的浑名，不是直呼其名，就是尊称他为李老师或李歌手。我对他的尊重，换来他的善意和敬重。

　　学习时，他爱读报，主动拿来报纸，长声吆吆地读着。抑扬顿挫，声震屋梁，却常读错别字，如把老挝读为老过，袭击读为龙击，歼灭读成忏灭，鬼鬼祟祟读为鬼鬼崇崇。他读别字从不遮遮掩掩，蒙混过关，读得清晰洪亮，引起阵阵讪笑。干部不在场时，那别字更是错得出奇。余大周笑说：“李麻子，你当年如此教学，岂不误人子弟？”他嘿嘿一笑：“四川人生得憨，认字认半边，鄙人文化浅，望各位多包涵。”我怀疑他有时是故意读错，以引起哄笑效应，调剂气氛。下了学习，他常将无把握的字，不熟悉的人名、地名、典故向我讨教，我一一作答，他便笑着说：“你是一部活字典。”随即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显得诚实可爱。他讲话比较随便，心直口快，敢于议论干部长短和值星员的是非，特别见不得那些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值星员，称他们是“红毛犯人”、“没良心的*虫”。

　　我和他都喜欢唱歌，工地上唱，寝室里也唱。当时适宜犯人唱的歌曲越来越少，他便设法找来曲调温柔婉转的歌曲，如《毛主席是我们社里人》《毛主席来到我们农庄》《格桑花》等。我俩按简谱合唱，引得人们侧目而视：“鸡叫鹅叫的。”我问他为何这样乐观，他说：“生性如此。你在宣判大会上还笑，不是比我还乐观吗？”

　　他有的是力气，不怕赃活累活难活。出牛圈肥是一项耗费体能的沉重劳动，在臭气薰天的牛圈里，用猪八戒那样的钉耙，把一层层浸透牛粪的茅茅草勾起来，装在撮箕中如一匹匹干盐菜。李金友负责给大家装背篼，一次装三四撮箕大约百多斤。对那些平时提劲打把的值星员和积极分子总是装得满满的，轮到我时，却只装些尚未被牛粪沤烂的干草，轻飘飘的，高喊：“走，下一个！”分明是关照我，事后还对我说：“炊事员的瓢儿长眼睛，我装背子也长眼睛，按照阶级路线办事。看人说话。”

　　在学习讨论会上，他大声发言说：“我家三代贫农，共产党使我翻身得解放当了人民教师，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唯一的原因是经不住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考验，如今想起来真是痛悔万分……，下来却对我说：“人生下来就有吃饱饭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一个社会连这个权利都剥夺了，还像话吗？”他认为自己犯罪是社会造成的，他不过要求吃饱甄子饭而成了*，l3队中许多人够不上*，也不是反革命，只不过在会上非要那样表态而已。

　　我觉得李金友是个讨人喜欢的人，无论在哪个人群中，都会给人们带来快乐，他那宽厚的同情心，从不伤害同类的德性，使我对他怀着永恒的尊敬。

　　44最可爱的人

　　李尚鹄比我年长十来岁，不修边幅，像位黑脸包公，原为志愿军某部副连级作战参谋，懂军事，转业后在永荣矿务局工作。他性格直率，好打不平，霍中队长不认识“鹄”字，叫他“李上告”，说：“你好大胆，判了二十年还想上告？”

　　星期天，我们在坝子里补衣服，我对他说：“老李，我在1962年春就知道你的大名了，难得在这里幸会。”接着说起我在动力厂筹办改造成果展览时读过他的判决书，说他与一伙人在劳教中不思悔改，仿铁托的榜样，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阴谋颠复无产阶级专政，为首的主席李克非被判处死刑，李尚鹄判了二十年。他听了大吃一惊，说：“真是胡涂官判胡涂案，李克非不是主席，而是秘书长。”他迄今才知李克非已不在人世，那个集团里的人分别送到了不同的劳动场所，到苗溪的只有他一入。

　　李尚鹄谈及抗美援朝，非常敬佩彭德怀指挥有方，以劣势兵力打到三八线，逼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他常同我讨论朝鲜战争的得失，并与当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加以比较。美国对越南*共和国实行狂轰滥炸，越南人民军先后打下一两千架美国飞机，劳改队中一些历史反革命分子不相信我方公布的战报，说：“打下那么多飞机，恐怕用纸糊都搞不赢。”我和李凭常识判断：战报需要核实，我方的战报是真实可信的，反映了空战的惨烈，这些飞机不太可能是高射炮或高射机枪击中，而是苏制地对空导弹厉害。越南战绩辉煌，主要是中苏两个大国支持的结果。

　　李尚鹄性格暴躁，好与人争执，甚至说：“这种日子太难受，真想跟他们拼了，反正是一条命。”我劝他：“眼下只有忍辱负重，逃跑很难成功，搞组织活动也不现实，你们已有教训，只有以合法斗争求生存，以生存求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研究一些问题，从底层看问题可能更清楚些。”他点头称是。

　　熊绍武出身贫农，与我同龄，土改后参军抗美援朝，曾任炮兵副排长，共青团员，作战勇敢，转业后到供销社工作，l957年整风中，党支书动员共青团员带头鸣放，他说：“共产党让我翻身，又当了干部，我没有什么鸣放的。”老支书便深入启发：“你提不出意见，听到别人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呀，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几次个别谈话解除顾虑，再不提点什么意见看来是不行了，便在会上说：“目前农民对统购统销有些意见，认为统得太死，购粮过多，有些人反映不够吃。”老支书立即表扬，说：“这个意见十分中肯，大家应向老熊学习。”曾几何时，整风转入反右，供销社单位小，捉不到大鲨鱼，便把这位曾是最可爱的人大会批，小会斗，说他是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他一万个想不通，找到那位面容慈祥的老支书：“是你一再让我给党提意见，如今竟这样整治我！”老支书一脸尴尬：“这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怎么，你还不服？”于是，被开除公职和团籍，送去劳教。平心而论，他在劳动期间尚未受到过多的折磨，喊他在炊事组当炊哥，还有饱饭吃，但他一直认为受了愚弄，从心眼里反对这种愚弄普通人的社会制度。此时他在415那个劳教单位里结识了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向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张走另一条社会主义新路。他觉得那些人很有思想，希望和他们走在一起。后来，东窗事发，熊绍武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他劳动很努力，也非常悲观，认为这辈子算完了。见到我成天乐呵呵的样子，不是唱歌，就是开玩笑，也不上诉，并没有把二十年徒刑当回事，便不解地问：“王眼镜，你为什么会那么乐观？你不觉得身上的沉重压力吗？”

　　我宽慰他：“乐也是过，愁也是过，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我原判十四年，还不满一半，如今又加六年，服刑期才三分之一。命运注定我要在这里度过很长时间，这里有这样多同命运的人，我们又无家室之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想到这里，实在用不着唉声叹气，也许这正是命运对我们的考验。”

　　夏联松是刚投入劳改的新犯，与我同龄，也是曾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迄今还保存着当年穿过的军大衣和漆有“赠给最可爱的人”字样的口盅，圆圆的脸，端正的五官生来带一脸福相。他是富农家庭出身，当年卫国保家自愿参军，家庭便成了“光荣军属”；转业后回乡当农民，仍按富农待遇，妻子离了婚，到外省嫁给另一名现役军官，留下一子一女。他吸取教训，和另一位贫农女儿结了婚，但厄运还是未饶过他。一次，一个贫农出身的小偷到他家偷猪，被他捉住打了一顿，“社教”运动中他因此被定为阶级报复，判处有期徒刑l5年，他自然也想不通。他是从小受党的教育成长起来的，在部队中一贯积极，成为共青团员，多次受奖，怎么转业后却变成了阶级敌人呢？

　　他大概只读过小学，却渴求文化，在部队向文化进军中是积极分子。他信赖文化人，便主动与我接近，希望能学点什么。队上图书室里只有一些枯燥的政治读物，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南方来信》，作为精神的慰藉。我也常宽慰他：“哪棵树上没有冤死鬼？自古以来，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历史会澄清一切。苏联在二十大以后就组建了谢列平为首的甄别委员会，你耐心地等待吧！”我给他抄了西蒙诺夫的《等待着我吧》，他很感兴趣，他那朴实而执著的新妻正在等待他呢！

　　除了水田组，我在其他工区也结识了一些伙伴，如三区的卢泽民，身材颀长瘦削，随时保持立正姿势，胸脯挺得很直，抽着烟斗，显得清高而矜持，操北方口音，略带口吃，但思路清晰，系唐山工学院毕业生，学机械制造。他原在成都某信箱技工校任教师，因收听外台，给香港某信箱写信而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我说：“你学理工科，有一技之长，将来必有所用。”他说：“你学文科更好，我没有机床就不能制造工件，你随时可搜集素材，把形象贮存于脑际，把故事融汇在心底，一有机会便可展示华章。”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互相鼓励，“未来是属于我们的，绝不要悲观失望。”

　　卢泽民常与伍大荣谈心，伍大荣旧时在西北任战地摄影记者，对西北的风俗民情、官场轶事很熟悉，常谈起张治中、马鸿逵、马步芳在西北的故事，老卢说：“老伍胸中有韬略”，我向他请教，他非常随和。

　　我还结识了霍中队长最讨厌的傅少安。傅当年已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自谦说在英国留学时间不长，才疏学浅。他年纪较大，体力差，搞农业活很吃力，提起队上的干事，他一句话定评：“讨厌至极”。那一年，还从浙江某劳改农场调来一批四川籍犯人，他们的囚服比较整洁，每人戴一顶草帽，其中的叶茂盛是一名军犯，喜欢和陌生人谈心。还有一个李耀三，是美专的学生，他经常找干部谈话，说他愿在严酷的环境中接受考验，并争取入党，虽经干部斥责，说他“忘掉了自己的身份，像他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入党！”他却并不收敛，这个干部谈不拢，又找那个干部谈，状甚执著，有人说他是神经病，卢泽民却说：“这也许是他斗争的独特方式吧！”

　　没用很长时间，十三队中的许多人熟悉了我，有的以目示意，有的含笑点头，有的促膝谈心，甚至成为知已，监督我的王松岭请我代他写家信，最令人讨厌的赵文堂还送了我一顶自编的斗笠。

　　人的思想感情总能相通，人为的壁垒慢慢会垮塌。

　　45李宗仁回国

　　1965年夏，多年寓居美国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夫妇回国，在北京国际机场受到周恩来的欢迎。在欢迎的盛大队伍中，不仅有国务院各部门的领导、各界人士，还有原国民党的起义将领以及被俘获释的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等人，场面异常隆重。一连数日，李宗仁夫妇及其秘书程思远夫妇，受到各方面的接待，参观、宴请、讲话，不一而足，一时间，他俨然成了一颗政治新星，这件事在大墙内也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反响。

　　李宗仁曾是一位抗日名将。他领导的台儿庄战役因指挥有方，重创日军而扬名海内外，l948年在国大选举中击败孙科，任副总统。1949年初蒋介石引退，李在美国政府支持下任代总统，不久派出代表团与*进行和谈，企图保持江南半壁河山，后却未在谈判条件上签字。蒋退到台湾，他寓居美国，已风烛残年，为什么在此时突然回国？诚然，一个远离家乡的老人耐不住寂寞，遥望大陆的土地和父老乡亲，怀有落叶归根之想，是很自然的。李宗仁作为桂系代表人物，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甚至隔海互相指责，这都是李回归大陆的深层原因，而直接原因无疑是*进行长期的*工作，向李宗仁作出某种保证，李权衡利弊，才作出这一抉择。

　　大墙内的历史反革命犯对李宗仁这个名字较为熟悉，反映也较强烈。有人认为李宗仁有相当眼光和政治洞察力，所以回到北京，是因为对台湾彻底绝望，并看到大陆政权更加稳定，相信他会受到良好待遇；有人认为是共产党的政治感召力和凝聚力，“山岩也会熔化，顽石也会点头”；当然，也有认为李宗仁是自投罗网，老胡涂了，不了解共产党的惯用技俩。先甜后苦。将来会倒霉的。还有人埋怨自己当年参加起义和投诚，以致沦为阶下囚，如果逃亡海外，如今回来也会像李宗仁那样成为座上客。对后面几种反映，无疑被认为是极端反动的观点或阴暗心理作祟。

　　新生反革命犯对李宗仁感到很陌生，说不出个所以然，李尚鹄和我熟读毛选，自然知道李宗仁其人。我还记得l949年初新华社发表过一篇《蒋介石与李宗仁优劣论》，极似毛泽东的笔调，对李宗仁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如今双方不计前嫌，言归于好，李受到很高的礼遇和毛的款待，其实*才是大赢家，增加了自己的政治筹码。至于李宗仁等在大陆得以安度晚年，则是无可怀疑的。

　　场部管教股为了摸底，专门派人到13队召开座谈会，由队上指定十几名较有政治头脑的人参加座谈。在水田里浸泡一整天，人已十分疲倦，晚上又被叫到晒坝座谈，场部干事要大家谈谈自己的真实看法。

　　我倾耳静听，都是正面意见，说像李宗仁那样的反动分子都能回到祖国，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中央的感召力，李宗仁有政治远见，他的选择反映了爱国心，也说明了党的宽厚胸怀，既往不咎，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下学习的哨音响过，座谈仍未停止。轮到我发言时已近午夜，院坝里很静，间或吹来一阵凉爽的风。我大概讲了四点：l．李宗仁回国反映了当前国内的大好形势。李宗仁为什么在大跃进时不肯回来，1962年困难时期也不愿回来，到今年才毅然回归，显然是他一直在观望，看大势，算利害，如今终于看准了，才决定自己的走向；2．此事反映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统一战线历来是党的三*宝之一，由于党和政府善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尽可能使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李宗仁才动了心，这一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果；3．党对一切敌对分子采取“给出路”的政策。这在欢迎李宗仁的盛会上得到充分体现，即使像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那样的战犯都获得新生，新中国真像一座温暖的大家庭。李宗仁当年也是一名罪行昭著的战犯，如今也置身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行列，这对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将是很大的感召，必将推进解放台湾的伟业；4．对我们在监狱中改造的人也是极大的鼓舞，只要我们认清大好形势，相信党的政策。加速思想改造，就会有光明的前程和美好的未来。

　　我说得比较有层次，有系统，似乎热情洋溢，层层递进，主持会议的干事频频点头，与会的人均为之动容。我讲完。座谈也就结束。

　　第二天在工地上，李尚鹄忽然笑着对我说：“你昨夜作了一场精彩的演讲，是吗？”我问听谁说的，他说是“二工区的李秉刚，他说你的发言好像是党报评论员发表的一篇评论，把场部的干事都说服了。”不久，我看到该干事在《新生报》发表了一条新闻，果然提到了我的发言，我进一步感到，企图利用座谈会了解犯人的真实思想，无异缘木求鱼，很难有所收获。

　　苏联《真理报》也以《李宗仁回国》为题发表了一篇短评，说李宗仁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反苏*的家伙，*竟利用他大作文章，发表反苏（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言论，说明*与李宗仁坐到了一把椅子上，实在走得太远了！苏联《真理报》这样说，自然不出人们的意料。出入意料的是，李宗仁回国不到一年，中国就爆发了*，他在大陆颐养天年的愿望完全落了空，无论在广西或北京，他都找不到一块安静的地方。他的最后岁月是在极端混乱和惊恐中度过的，当年在北京机场欢迎他的人也无一幸免，历史对他的回国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世事往往无独有偶，就在同年10月29日，在美国加州远郊比克镇泥地旧平房的简陋山舍中，蛰居十多年的前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也耐不住寂寞，经不住蒋介石的诱惑，乘机走上了赴台的不归路，他决定和蒋言归于好，并担任考试院院长一职。对孙科的这一选择是否明智姑且不论，他在晚年没有蒙受李宗仁那样的惊恐而得以善终，则是不争的事实，这又是孙科较李宗仁略胜一筹之处。

　　46李培联的隐秘

　　栽秧刚完成，中耕便开始。60年代还没有除草剂，水稻一般要薅三道，“头道薅得深，二道薅得轻，三道水打浑”，目的是除草、除稗、松土。川西坝子薅秧用秧耙完成，而在苗溪，则用手来薅秧。农夫匍匐在水田里弯着背脊，像一只虾子，酷热的太阳晒着脊背，密不透风的水田里闷得令人窒息，双手不停地在水田里扒来扒去。有些瘦田里长满了水岸板，要把水岸板连根扯净，是一项很艰苦又需要细心的劳作，干一天下来只觉得腰酸背痛。

　　薅秧要一块一块地完成，水田组便分成若干作业小组，值星员余大周带三四个人为一个组。余大周比我年长十多岁，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动力厂劳教。在一次大火中，劳教奋力救火，余大周拿起一个废弃的汽油桶，提着水去扑火，火灭后有人检举他企图火上浇油，烧毁全厂厂房，余大周有口难辩，遂被处以15年有期徒刑。来到苗溪，必须认罪，只有重复判决书上“火上浇油，罪不可恕”的说法，但他在认罪时总是吞吞吐吐，很不自然，似有难言之隐。他毕竟是个文化人，在江安国立剧专读过书，演过戏，他年轻时就演老头，在劳改队也常演戏，既当演员又当导演，在生活中既要认罪，又总是言不由衷，这便成了一块心病。

　　在劳改队里，许多人都有类似的心病和隐秘，为了不伤害别人的自尊心，谁也不愿触及别人的伤痛。

　　一天，雨下得太大，无法出工，一位穿劳改衣裤的中年犯人，从大坪某队调到13队水田组，他浑身湿透，不惊不诧，还对大家微笑。此人名叫李培联，黝黑的脸上嵌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40多岁了，精神似乎还年轻。他酷爱音乐，嗓子也好，能把每首抒情歌曲唱得曲折婉转，优美动听。他不像是唱给别人，而是唱给自己。他特别喜欢一首哈萨克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萨地玛丽娅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萨地玛丽娅

　　那天我去山上打猎骑着马

　　正当你在山下唱歌婉转入云霞

　　歌声使我迷了路我从山坡滚下

　　哎呀哟．你的歌声婉转入云霞

　　健壮的青年哈萨克

　　伊凡都达尔

　　健壮的青年哈萨克

　　伊凡都达尔

　　今天请你晚上过河来我家

　　喂饱你的马儿带上你的冬不拉

　　当那月亮升起来拨起你的琴弦

　　哎呀哟，我们相偎歌唱在树下

　　他唱这支歌时充满柔情，像在追忆什么，或在品味往事。啊，谁是你的萨地玛丽娅，你可是那位健壮的伊凡都达尔？

　　他唱得那么投入、专注、动情。着实感动了我。其实，我在解放前就熟悉这支歌，但有个别字句忘却了，向他请教，他能一字不错地背出。

　　他唱歌颂毛泽东的《金瓶似的小山》、《浏阳河》，印度歌曲《流浪者》、《两亩地》和《暴风雨》等插曲，都唱得很有情致，这时他脸上的皱纹似乎消失了，人到中年的他显得年轻而有活力。

　　我们一起到社员的黄豆地里割牛草，一边割草，一边友好地交谈，问他是哪里人，在哪里读书和既往的生活，他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身世。

　　原来他是抗战后期的中学生，在“一寸江山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投笔从戎，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在印度受训，当上少尉排长，参加过缅甸的战斗。他回忆起在云南举行的追悼死难烈士的大会和阅兵式，以及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等将军胜利会师。他细致地描绘了那历史场面的悲壮，军旗猎猎，军号声声，以及用《魂断兰桥》曲谱编的《国殇》所引发的战士的眼泪：

　　贡山芒水

　　腾龙遮放

　　万人齐唱国殇

　　倭寇授首

　　国土复光

　　万世瞻仰欲扬……

　　他一直以曾参加抗日战争而自豪。一日黎明，他在一座高高的山上值勤，俯视史迪威公路上烟尘滚滚，一辆辆满载着军火和作战物资的十轮大卡车隆隆开过，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为了反法西斯作战，盟军对我国进行了何等有力的支援！胜利了，锣鼓齐鸣，喊声震天，军营里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他所在的部队由云南开往河南驻马店，受到沦陷区人民的欢迎。他在师管区担任训练新兵的任务，他一直以自豪的心情回忆那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