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1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比起原来住的小监更狭小、逼仄、低矮，只能放下一张门板床和一个马桶，房内潮湿阴暗，虽安着百叶窗，长久住在这里肯定要得风显性关节炎和其他疾病，这是极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关在这里不仅意味着对生命的摧残和禁锢，而且会造成窒息与死亡。每日三餐仍由炊事员按时送来，平时极少有人巡视，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影。

　　农历除夕，9时已过，仍不见有人送饭来。隔着高墙隐约听到大监那边的骚动，不像是欢度除夕的喧哗，而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莫非是大厨房锅灶出事了，到现在尚未开饭？或是炊事员因过年的兴奋而把小监忘掉了？

　　小监中人的忍耐终有一个极限，晚上无灯，一片漆黑，不能阅读什么，只有背诵古文、诗词，或想一点什么心事。在饥寒交迫中有人拍床而起．首先是性格暴烈的李盛照呐喊起来：“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过年，谁敢剥夺我们生命的权利？炊事员莫非都死绝了吗？”

　　“太不像话了，大年三十不送饭来，中美合作所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有人附和。

　　每个小屋里都用不同的声音响应着，有的温和，有的激烈，或大声抗议，或作种种猜测。

　　有人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这种情境唱如此优美动人的歌实在是一种反讽。这大概是费宇鸣君，只有他才有这样甜美的声音和闲情逸致。我应和他的旋律，唱了《田野静悄悄》和《小夜曲》。文化不高的老江湖杨代根有些惊讶：“你们唱的是同一支歌，难得你们这样喜庆，我们在这里操饿功，实在太可怜了！”

　　李盛照却乘机和杨代根攀谈起来：“杨师兄，你是苗溪的名人，无人不知的老逃犯，年轻时越过茫茫戈壁，由新疆跑回四川，该是怎样的惊险和艰苦卓绝呀！以后屡关屡逃，不怕加刑，不避艰难，顽强斗争，真是屡败屡战的角色。杨师兄，你这次怎么又被网起了呢？”

　　“唉，因酒误事，为酒伤身呀。这次被逮到，还是不慎醉酒的缘故，我真是后悔莫及呢！”

　　两人不住地叹息，为因小失大而深深惋惜。

　　杨代根沉思了一阵，用沙哑的声音回答：“我已经没有那份雄心，也没有本钱了！”言下非常伤感：“人在年轻时有无限的勇气，如今刑期还长，再加一次刑此生便结束了。我这次若能出去一定改弦更张，别人过得我也过得，等把刑期熬满，过几年安生日子算了。”

　　李盛照却不甘心地说：“我是不服的，我走出小监以后还能做许多许多事，我还要研究经济学，继续与教条主义开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老兄精神可佩！”不知是谁在说。

　　我的新邻居张洪礼说了一句：“过年了，过年了，我要一份东坡肘子！”令人哑然失笑。

　　“玉米馍馍都吃不到口，还东坡肘子呢！”

　　“再来一份锅巴肉片，一份蒜泥白肉，还有糖醋鱼……这都是家常菜嘛，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的确，在和平的年代里，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的餐桌上拥有这几样家常菜，并不过份，但对我们来说，真是可望而不可及呀，我们离平民百姓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

　　张洪礼宣泄了自己的愤懑之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可能走不出这里，但我死而无怨，我仍是个堂堂正正的汉子，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过的事我绝不抵赖和反悔，也绝不乱咬别人，从没有出卖过、背叛过谁。你们大概还有机会出去，希望所有能出去的人都好好生活，有所奉献，将来多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也永远不要忘记这苦难的日子。”

　　“我们的小屋如此糟糕，一股霉腐气和尿臊气，终日不见一缕阳光，木工却把门漆得很漂亮。”有人发表感想。

　　“外面操漂亮，家里吃浆浆，这大概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形象。”有人附和。

　　这是一个饥肠辘辘的除夕夜，抗议的声音与内心的隐秘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想宣泄点什么，以一吐胸中块垒，大概总会寻找到一个突破口。而今夜，即使你把喉咙喊破，也不会有人理你，干部们在自己的家里围炉团年，绝不会到这个角落里管闲事。

　　等大家宣泄殆尽，入也没有了力气，有人终于睡着了。大概十二点过，忽然响起“打饭”的声音，是张树成来送面条，一人一瓢，然后还有一小瓢臊子。据说是锅灶烂了，鬼才相信！

　　第二天下午，又是李盛照发表新闻公报，说自己的命运实在不好，昨夜那臊子全部舀到地上去了。吃了大亏。

　　“你落到这步田地才吃了大亏，那点肉臊子还值得计较吗？”

　　这是我在近四年小监生活中度过的最后一个除夕之夜。后来。李盛照、费宇鸣、刘忱和我等几个右派，先后在70年代末获得*，大概终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夜晚。

　　67志愿军战俘

　　我在山谷庄和豆豆溪的小监度过四个冬天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一天夜里，朱庆丰干事找我个别谈话，声称：“对张洪礼敌后指挥部一案已经审结，证实你与该案无关，在大是大非面前，你的表现是好的，无愧于党的教育……”1971年7月，我终于走出小监，到陌生的蔬菜组参加集体劳动。

　　这时“*”已历时5年，初期的狂热逐渐退潮，特别是9月13日*自我爆炸后，许多人开始猛省。这一年联合国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地位，阶级斗争形势趋向缓和，劳改队内的管制也有所松动。我也注意韬光养晦，埋头劳动，言行低调，与各种人和睦相处，不显山，不露水，度过了比较平静的两年。

　　蔬菜组有一项劳动是用牛车转粪，即把经过封闭式大粪池发酵的人粪尿，用牛车运到队部附近各处菜地的粪坑中。这种经过发酵处理的肥料气味奇臭而效果特好，每周要用两整天时间拉粪转粪，这项活路分配给李先德和我承担。

　　李先德比我年长，身体结实，劳动踏实，有时却自言自语或无言地傻笑着，被称为李疯子，其实头脑相当清醒，处久了，我才知道他曾是志愿军战士，50年代初还是最可爱的人呢！

　　老李出身贫农，旧社会被估拉壮丁，成为国民党军一名士兵，起义后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通过诉苦教育，他认识到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为人民的利益打仗，感到非常快乐。抱着保家卫国、解放朝鲜人民的理念，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冬季酷寒，运输困难，“一口雪，一口炒面”也不以为苦，在行军作战中吃苦耐劳，勇敢顽强。但在一次战役中，因指挥机关的失误，他所属的六十二军一部陷入重围，整个团无法脱身，各级指战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俘，遣送到海上的济州岛。李先德在拉粪的间隙中，断断续续地谈到当时鲜为人知的战俘生活。

　　当他们被集体押上兵舰渡海时，认为自己不日会被杀害，情绪低沉，内心惶恐，个个默默无言。登上济州岛后，他们被编入不同的战俘营，物资供应困难。战俘营的美国长官宣称他们按照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战俘的条款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并警告他们不要进行政治活动。但战友们同仇敌忾，很快觉醒起来，在地下党、团支部的带领下，展开了求生存、争自由、争*的正义斗争。他们每天高唱《志愿军战歌》、《团结就是力量》、《全世界人民心一条》、《金日成将军之歌》等歌曲，还自制道具，演出《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等歌剧，激励革命斗志。整个战俘营里，情绪热烈，革命教育搞得热火朝天，完全是共产党的天下，战俘还选出代表和管理当局谈判，甚至把美军的猪头司令关进了战俘营，大家的心都向往新中国。后来，台湾派来大批特务，对战俘们进行反动教育，分化瓦解，并派牧9币到战俘营祷告，叫人们在上帝面前忏悔，还送来台港报刊，包括《中央日报》、《新闻天地》等。大批特务强迫战俘们喊“*抗俄”、“蒋委员长万岁”等口号。对他们说，一旦当了俘虏，共产党就视他们为祖国的叛徒，有罪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再不可能得到信任和倚重，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侥幸活着也是形同行尸走肉，并强迫他们在手臂刺上“效忠*”等字样。在这样的强制和高压下，战俘营成了黑暗世界和人间地狱。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给战俘们带来新的希望，在捷克、波兰、印度等中立国家的监督下开展了志愿军战俘的遣返工作。在中国代表进行说服动员后，由战俘们对自己的走向作出独立的选择。大部分战俘心怀疑惧，选择了台湾，坚定的党团员一心回归祖国，毅然选择大陆。李先德虽非党团员，却是贫农出身，思家心切，深信自己是党的基本群众，满噙热泪选择回到祖国大陆，像久别双亲的孤儿在受尽委屈和*之后，一头扑进了母亲的怀抱。

　　当运载他们的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时，许多人悲喜交集，他们都换上了精心保存的军装，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体面地出现在亲人的面前。集中的地点是辽宁省昌图县一个普通的村庄，工作人员与他们热情握手，安排他们住下，伙食开得很好，还召开了“欢迎志愿军被俘人员回国”的大会。工作人员纷纷说：“你们吃苦了，受委屈了，祖国关心你们，对你们进行衷心的慰问。”大家满怀感激与期盼，接着学习革命先烈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例，学习他们铁骨铮铮的勇敢精神和高尚气节，并结合自己在战俘营中的表现，进行对比、检查和批判。“你们在敌人的战俘营里生活了一段时期，你们的思想活动怎样，表现如何，有没有对不起祖国人民的言行，今天应在母亲面前毫无保留地交待，以取得母亲的理解和宽恕。”然后回归者用较长时间互相揭发检举，上纲上线。这样一检查不得了，在那种特殊条件下，特别是国民党特务威逼挟持期间，不少入作过错误的发言或表态，喊过反动口号，有过背叛组织的事例，在手臂或背上刻过反动文字。血泪斑斑的日子变成痛苦的回忆，满怀热望变成对自己的声讨，由自我贬损到痛切忏悔，弄得疑惧满怀，人人自危，在这样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为自己挖掘了坟墓。

　　到最后处理阶段，战俘们被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身负重伤，从被俘到遣返一直住在医院里，与敌人没什么接触，这种人不予处分，安排适当工作；第二类有轻微过错，如在某次*上随大流喊过反动口号，或作过错误表态，被开除出党，取消团籍和各种荣誉称号，留部队继续察看；第三类有较严重的错误，如身上被刻字，思想一度动摇，敌我界限模糊，一律被开除党籍，遣送回家；第四类涉嫌投敌叛国，给予刑事处分。

　　李先德受到开除军籍的处分，从此再没有资格穿军装戴八一帽徽。可叹他走出国门时是一名威武的军人，而回到巴山蜀水时已是一个背负十字架的可疑人物。那时他还年青，觉得当平民百姓也无所谓，自己本是学徒出身，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罪没受过，什么活没干过。最令他大惑不解的是，他上户口都成了问题，一度丧失了劳动的权利。任何一个单位，包括居民委员会的生产组都不肯收留他。这究竟是为什么？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确实老实巴交，埋头劳作，只图有一口饭吃，不与任何人争执，才被介绍到一家化工厂试用。他肯钻研技术，劳动积极，遵守纪律，这才成了家，有了两个子女。可是在*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中，他再度遭逢厄运，说他涉嫌投敌叛国，思想反动，攻击*，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不禁哑然失笑。他寒心，他难过，他痛不欲生，事情怎么成了这样？

　　他的遭遇引起我的深思。导致他后来一连串厄运的根源是被俘，而被俘难道是他的过失吗？胜败乃兵家常事，有战争就必然有胜有负，有凯旋的英雄，也有牺牲、负伤和被俘，在不可抗拒的条件下，被俘既不是投降，也不是背叛，而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可能。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写拿破仑看望被自己俘虏的俄国伤员，他对英俊的安德莱说：“你前程远大。”第二次大战胜利时，与麦克阿瑟将军一起受降的，有两位是在菲律宾战场上被日军俘虏的准将。可见，他们并不认为被俘是一种背叛和耻辱。在美国飞行员的贴身内衣中，随时带着用中朝文字书写的纸条：“我是美军飞行员，请不要伤害我，请给我水和食物，请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可见他们既准备凯旋而归，也时刻准备接受被俘的命运。而我们对战俘为什么却如此冷酷甚至残忍呢？据说，斯大林对被俘人员就是冷酷无情的，要么为祖国战死，要么自杀。对被俘归来的入给予惩治，显然违背了国际上对被俘者的惯例与人道主义精神。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对他们应当进行必要的审查和甄别，但没有理由给予无情的*。

　　李先德这位“最可爱的人”在改革开放后终于熬出了头，被宣布无罪，并回到厂里工作。但他的神经曾受到严重刺激，未能彻底恢复健康便离开了人世。

　　68油和水

　　蔬菜组里有两个特殊人物，一位叫张怀正，另一位叫石越岭。

　　我第一次与张怀正结识是在芦溪窝的四季豆地里。他正在那里摘豆角，我背着一大捆四季豆芦竹杆从地里经过，不慎把他一大背筐四季豆打翻了，又不便帮助收捡，他却微笑着说：“不妨事，不妨事，我自己来。”真是个慈祥的老头儿。

　　张怀正年逾五十，头发灰白，山西口音，是南下老干部，解放初期曾任省商业厅副厅长，后升任服务厅厅长。他思路清楚，能动笔写文件，在老干部中是比较干练的。*初期曾当作走资派被批斗，不久进入“三结合”班子，成了革命领导干部。因与下属一位女职工发生性行为被揭发，为逃避处分，准备外逃，被逮捕后以预谋投敌叛国罪被判刑十五年。

　　在13队，犯人结构复杂，在历史反革命分子中，既有普通的乡长保长，也有土匪司令、伪警官督察长、国民党正规军的旅长、团长；在现行反革命分子中，既有在“荥经暴动”中的文武大元帅、丞相，也有在历次运动中被关进来的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公社书记、区委书记、地委农办主任，还有众多教师、工程师、技术员等文化人。张怀正作为正厅级干部，显然是级别较高的，但人一进了劳改队，便有“脱毛的凤凰不如鸡”的感觉。尽管田干事、蓝组长心中有数，尽力关照，还是受到犯人的冲击。一次出工，突然阴云四合，天将降雨，张怀正忘记戴斗笠，不自觉地说了一句：“呀，天要变了！”晚上，就有人批判他的“变天”思想，立即有人附和：“目前正是国际斗争十分严峻的时期，帝、修、反设置一个包围圈，苏修屯兵北疆，台湾蠢蠢欲动，日本企图东山再起，越南正在抗美，朗诺、斯里玛达在柬埔寨发动政变。在这样的时候，张怀正说天要变了，企图复辟变天，这是什么问题，还不清楚吗？”张怀正目瞪口呆，不知如何辩解。

　　张怀正身体较弱，还是努力劳动，力图进入角色。他用小桶挑粪，仍感到很吃力，经常做些轻活，有时也参加捡牛粪，主要是中午帮助大家做一餐饭。但他从不介入犯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对这类纠纷，采取冷眼旁观和独善其身的态度。

　　我和他有时也谈些社会上的往事：

　　“你和伍陵（川报老总）熟悉吗？”

　　“都是晋绥来的，进川后也有些来往，后来伍陵受到李井泉特别信任，为李政委起草各种文件，似乎有些骄傲，彼此过从就少了。”

　　“你陪李政委打过麻将吗？”

　　“打过，那是活受罪。既不能赢，也不能输得过于明显，要做到尽最大努力而终于力所不及才输的样子。所以，我总是尽力回避这类应酬。”

　　“‘*’开始时，老干部受到冲击，感觉如何？”

　　“开始很受不了，后来也慢慢适应了。造反派通知游斗，便各入戴上帽子，带上锣鼓，出门时还互相招呼，是否打出个什么点子才合拍？”于是，我俩都笑起来。

　　“您觉得江大姐提倡的样板戏如何？”

　　“人们喊惯了康大姐、邓大姐、蔡大姐，似乎没有谁喊江青为江大姐。”

　　“大家都要跳忠字舞吗？”

　　“反正是摇头伸臂，比比划划，轮流抬腿呗，也不过是那现成的套路。”他觉得我进来得早，对“*”的事情比较无知，在介绍情况时，常表现出对“*”的某些做法不以为然的样子。

　　他很看重自己的生日。一天傍晚收工后，吃过晚餐，他又匆匆下了一点面条，在学习之前匆匆吃完，自言自语地说：“总算过了一个生日！”流露出一个和善、慈祥的老头儿的满足神情。

　　石越岭原是某国防工厂的营教导员，级别比张怀正低得多，人较胖，但身体不好，据说患有心脏病，成天愁眉不展，思想包袱很沉重。他每天和大家一起出工，吃力地干活，一言不发，只有张怀正耐心开导他：“既来之，则安之，只有适应环境，才能慢慢改变环境。”石也是北方人，过年习惯于吃饺子，当时买不到白面，他俩只好把买来的挂面重新揉碎，用酒瓶擀成饺子皮，再把大厨房分得的回锅肉切碎，做成饺子馅儿，包一二十个饺子，象征性地过一个北方人的春节。

　　石越岭自信自己无罪，当犯人是冤枉的，而其他犯人都是有罪的，从而对别人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大家对他也觉得不是一路入，不愿搭理他。在寒风凛冽的严冬，他吃力地挖一个个南瓜窝，挖得很深，底部平，符合规格，但挖得很慢，见李文富挖的窝子比较浅，说：“恐怕不合格。”李文富立即反唇相讥：“你是个什么东西，对我说三道四的，你以为还在当教导员吗？老子不理你！”

　　石越岭在蔬菜组的时间不长，他们单位的人来接他出去，显然是案情搞错了。临行时，他发了一次言，说他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在他服刑期间，家属没有受到任何歧视，也感谢这里组织上对他的关怀和教育。这事对劳改队的干部是一个有力的警示，原来他们确信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有罪的，都必须把刑期服满才出得去，如今看到，有些进来的人是冤枉的，通过*可以落实政策。

　　张怀正和石越岭在队上一直受到特别关照，没有吃更多的苦头，像浮在劳改队这碗水上的油珠，始终未能融解于水，因而不太了解劳改队中复杂的入际关系。他俩不搭理别人，别人也没有把他俩当作自己人。

　　69张紫葛和张泽厚

　　六舍房还有两位特殊人士：瞎子张紫葛和拜子张泽厚。

　　张泽厚身材瘦小，行走不便，常拄一根拐杖，张紫葛体型高大，说话声若洪钟，但视力过差，往往需要拜子牵着走路。这时，瞎子的手杖便成了牵引工具。他俩相依为命，走得异常缓慢，不时听到拐杖与地面撞击时发出“笃、笃、笃”的声音。

　　为了照顾有残疾的犯人，瞎子和拜子都被安排在草鞋组，专门搓草绳。草鞋组的作坊在保管室，从监房到草鞋组要爬风干房高高的台阶，并穿越公路；瞎子和拜子每天要往返四次，因此感到相当吃力，早晚的两次集合也步履维艰，成为一道不忍多看的风景。

　　瞎子张紫葛是西南政法学院的俄语教授，拜子则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又都是l957年的右派，思想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反差均可想而知。然而，两个人的性格和表现却有天壤之别。

　　张泽厚性格内向，他的铺位紧靠监门，星期日默坐床前，可终日不出一语。或读书，或写作，或闭目沉默，如老僧入定，别人的笑谈或干扰对他毫无影响。解放前，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政府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解放后出狱被视为坚贞不屈的英雄，曾到处作报告，讲述当年狱中的斗争故事。在1957年的风暴中被打成右派，昔日的英雄在一个早晨变成了叛徒。

　　一次休息时，我坐在他的床沿上，有礼貌地打招呼，说：“张老师，我曾读过您写的《文艺学概论》，感觉受益不浅。”

　　他惊讶地反问：“你在川师读过书？”

　　“没有，我是川大l956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的讲师刘思久先生讲课时未印讲稿，只叫我们作笔记，所以我专程到川师托人买到了您这本书。”

　　“呵！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他平静地说。

　　“张老师仍在写东西吗？”

　　“说不上，练练笔而已。”他把手边的稿子拿给我看。

　　题目是《大史诗》，原来他正在写一部像中世纪库尔武夫、尼伯龙根歌或罗兰之歌那样的巨著，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张泽厚字斟句酌，写得很慢，有空就写几行，边写边改，他对创作很虔诚，似乎是关系他生命的一件大事。

　　张紫葛虽双目失明，却是个热情奔放的人，他的铺位在监房最里面靠窗处，却常与人搭讪、说笑，甚至称兄道弟。他经常穿一套白色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有人偷来水果与他共享，理发员刘槐清曾包好水饺请他品尝，他的人缘极好。

　　我第一次与他接触是在厕所，他似乎注意我很久了，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他，他连声说：“厉害，厉害，你的名子太厉害了！”我问他：“怎么个厉害法？”他说：“地就是祖国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山是伟大祖国的壮丽河山，王就是主宰，你要主宰祖国的土地和山河，还不厉害吗，简直是帝王的名字。”

　　“按你这样分析，我的名字是反动透顶了。”

　　“老兄不要介意，开开玩笑而已。”

　　我觉得这人很随和，逐渐与他接近，得知解放前他曾在新疆新闻界工作，便说：我曾在《太平洋》上读到新疆的演变状况，盛世才在那里搞*政治，吴忠信搞怀柔政治，直到张治中才标榜*政治。他说自己恰是张治中手下《新疆日报》社的社长。

　　一次，他向我借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第二天集合时，我便把小红书递给他。过几天，他委婉地批评我太大意了。他说：“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把书交给我，会引起左干事的注意。监狱里是不许读外文的，而我是双目失明的人，竟能读语录，这不正好反证我的眼睛能够看书吗？”我感到他思想细密，也看出他并非完全失明。他眼睛欠佳，听力却特别好，脑子更好使，经常了解队上各方面的情况和外界情况，并进行分析。总之，张紫葛虽有视力障碍，却有一双慧眼，心如明镜，明察秋毫，身边有这样一位师长和难友，真是福气。

　　可惜，好景不长，张紫葛因满刑而回到重庆，再见到这位可敬的长者已是上世纪80年代。这时他双目已完全失明，在房间里走路都会碰到茶几，但早已名满天下。回到西南政法学院任教后，培育了满园桃李，离休后相继写出《心香泪酒祭吴宓》、《在宋美龄身边》等几部著作，并和他的学生温小莉女士结婚，他们的女儿刚刚上小学。“明珠之光自不可掩”，是金子总会发光。

　　张泽厚大概在1975年或更晚才离开13队，终于等到了为右派*，他终于恢复了名誉和人格尊严，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他的《大史诗》一直未能问世。

　　这两位饱学之士，如果不遭到1957年的厄运，该为我们的文坛提供多少精神财富？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还是时代的不幸？

　　智者的行迹越走越远，在我的脑海里，却常回响着紫葛先生蹒跚的脚步和泽厚教授拐杖扣击地面的笃笃声响。

　　70胡风夫妇在芦山

　　9月，是成都平原稻谷收获的季节，而在一两百公里外的芦山却仍使人感到阴湿寒冷。凛烈的夜风吹拂河谷，奔腾的溪水流过古老的磨房，山乡的节奏格外迂缓、近乎停滞。在北京京郊被关押十年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及其夫人梅志，这时又从成都被秘密转移到这鲜为人知的阴山背后，企图避开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

　　临行前已近半夜，没有告知他俩去向，深色的布幔已遮住二人的视线。吉普车在茫茫的夜色中疾驶，越过一座座黑黝黝的县城，沿着浪花飞卷的青衣江颠簸。危崖陡峭的飞仙关显得异常森严险峻，从这里转入坎坷狭窄的公路，便进入了芦山县境。到苗溪茶场时，正是黎明前最墨黑的时刻。

　　这年年初，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就在磨房沟。酱园房一带经平整土地，修建了五幢别墅式的住宅。青堂瓦舍、白墙独院，质朴而略显森严，与关押一般犯人的监舍大不相同。这些住宅的设计师和建造者不知道谁将住在这里。

　　磨房沟“别墅”的工程尚未完竣，作为要犯的胡风已来到苗溪，便被安排在炸药库暂住。这座当初放炸药的仓库坐西朝东，进门有两间平房，各十余平方米，胡风夫妇暂住一间，看守人员住另一间，当时茶场领导层中只有极少数人知晓此事。

　　这儿地处灵鹫山下，群峰环抱，浅丘起伏，沿着崎岖的青石板小径，一边通酱园房和场部，一边通花果山，出门便是农业队的弯弯水田，常可看到犯人们在田坎上往来背粪。犁田的吆牛声，糊田坎声和干涩、粗犷的歌声给田野带来生气。偶尔还有上山砍柴的樵夫从这里经过，打着响亮的呼哨，对门万家山的几户农家炊烟缭绕，这些都有别于秦城监狱，使胡风夫妻感到安谧宁静。

　　他们生活待遇也不同于一般犯人。清晨有人送牛奶，中晚两餐在干部食堂打饭，能吃到肉类。茶场负责人董霞云、姜同海看望过胡风，征求他对生活的意见。有阳光的日子，人们可看到一位身材魁梧、略微秃顶、不修边幅的老人眯着眼，在小路上踱步、沉思，欣赏晴朗的大自然。

　　胡风这时已六十多岁，长期的监禁使他心情变得压抑而烦躁。这次乡居，却使他回忆起抗战时期为躲日寇轰炸在重庆沙坪坝乡居的情景。那时他主编《七月》，作家盈门，如今是另一种心绪，只能读到《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红旗》杂志，无法潜心写作和研究，他深深感到与世隔绝的寂寞。

　　这时陪伴胡风的只有与他相濡以沫的夫人梅志。梅志原名屠纪华，是我国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原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工作，她的童话《小红帽历险记》曾在《人民日报》连载，五十年代初随胡风迁往北京。她自愿和胡风一起赴成都，又辗转来到这个小山沟。她当时连工资都没有，胡风每月有限的生活费由夫妻俩共用。

　　一天夜里，胡风便溺失禁，下床时摔倒在地，梅志连忙通知看守人员，将胡风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