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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观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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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印度人民以其政治*制度自豪，乐于向外界展示其为“世界最大*国家”的自我定位。而中国有些论者认为，印度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与增长速度略弱于中国，国内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远较中国为甚，吏治*也相当普遍。因此，*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并无实质性推动作用，更不应将此制度视为彼之长项。其实，正是有赖于*制度，印度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复杂国家的力量才得以凝聚在一起。*并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只是最不坏的、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印度仰赖这样一种制度，得以通过事前的充分D？商和社会各集团的利益诉求，使社会矛盾适度释放，而不至于因长期积累酿成不可收拾的大动荡。*制度，应视为印度长期发展的可靠制度保证。
在世界上各种*制度中，印度*制度甚至不是最完善的一种，其起始更与种种“外生变量”相关，徒显实施中的局限性。印度的*制度，与中国目前正在创建的社会主义*政治也有很大差别。但是，*制度有基本共性，其核心价值有普适意义；而且，现代社会的*制度是一种相当“昂贵”的制度。战后几十年来，印度历经艰辛，已经成功地建立并维持发展了*政治框架，较早支付了制度创建代价。这个基本事实，本身就值得我们对这位邻居格外看重。
*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曾多年结合，产生了全球知名的印度式经济模式，其特点是低效率与政府管制无处不在。但今天的印度已经脱离旧有窠臼。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经济已经逐步从政府管制中松绑，自由市场体制渐次勃兴。更令人称羡之处，是印度私营企业实力蔚然可观。由于印度向来保护私有财产权，并拥有在发展经济体中较完备的法治体系，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印度私营企业亦有不菲成就；随着管制逐步解除，发展更是一日千里。
纵观世界，印度已经涌现出以TATA集团为代表的几十家超大型私有企业，足以与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等量齐观；米塔尔集团更迁址伦敦，成功完成钢铁业界最大收购案，成为业界全球逐鹿的“头马”。在印度国内，在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生机勃勃的创新型私有企业，正逐步获得全球竞争力，在产业链条上攀升的水平明显超过中国同行。到目前，印度私有企业产值已经超过GDP的60％，其整体成长与中国相较，更具主流地位与国际竞争力，也更具可持续性。许多学者已经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进而认为印度私营企业的成长折射了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积极面，显示了一种非投入驱动型、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增长形态。这些分析看法，值得我们深刻领会。
当前，众多国际观察家在进行“龙象比较”，多数看法仍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评价偏高。这或许是事实，但至多只是事实的重要方面。中国人仍需要反省，可以向邻人印度学到什么？为了中国自己，也因为中印间必须携手共进。阿玛蒂亚é？说过：“只从竞争角度看待中印两国，是把全球性的沟通与理解的实践沦为一场赛马，事实上也不是这样。”他还说：“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经将会超越经。”展望未来，“龙象共舞”的前提应是彼此有“真正的相知”（辛格语），我们深以为然。
…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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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门制”的政改意蕴（1）
仅从“两会”前十七届二中全会公报观察，可知此项改革牵动面大，其核心价值当与公众期盼已久的*政治建设相关联。
北京的3月春意渐浓。继半年前的*十七大之后，将于此间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连同全国政D？十一届一次会议（下称“两会”），再度令人翘首又充满悬念。新一届“两会”的人事悬念事前已多少有所释放，最终不会带来太多震动；更值得关注的是民间简称为“大部门制”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下称《方案》）的亮相和评议——其内容，其实施，必将影响中国近中期的改革走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方案》及与其同时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目前还难窥其详。不过，仅从“两会”前*十七届二中全会公报观察，可知此项改革牵动面大，其核心价值当与公众期盼已久的*政治建设相关联。公报不仅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之目标，而且首次提出“更高地举起人民*的旗帜”；不仅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且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仅将行政体制改革视为政治体制改革之内o？，而且强调了“重要性和紧迫性”。据此，我们有理由对行将启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有更高远的期待和更深刻的期求。
部门利益机构改革方案会相当具体，有一定技术性，察其精髓则面向未来又能革除时弊。细想来，过去30年中，中国政府机构已经历过五次大改革，且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数十个部委及议事办事机构被裁撤，基本实现了从专业管理到综合管理的转变，这一纵向进步亦应肯定。在此基础上，此次以“大部门制”为重要特色的改革，当破中有立；其重大现实意义之一，就是能够对过往多年已经日趋刚性化的部门利益格局起到遏制与破除之效。
部门利益弊端处处可见，超编、超支为其表象，扯皮推诿为其常态，吏治*或侵犯*为其最恶。而其基本行为方式，就是千方百计地巩固和扩大本部门职权，特别是审批权限，将这种权力衙门化、集团化、垄断化。不破不立。以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之市场经济经则，此次改革理当包含大量改组、合并、撤销、重建内容，成立或逐步成立学者们建言中的“大交通”、“大能源”、“大文化”、“大农业”等，除旧布新的内o？很清晰。而为了防止旧的利益格局变形作怪，促进新的利益格局超速成长，还必须有坚决有力的治本措施。
治本的基本举措早已为人所知。就政府职能而言，关键是变审批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就制度安排而言，关键是建立监督制约机制。这些都是与政治体制改革息息相关的大文章。而在当前，我们以为最为紧要者，在于决策当局必须有坚强决心和政治智慧，能够有效清除与化解多年计划经济和旧体制沉积而成的、显著阻°？改革的既得利益势力。非如此，则未来的治本改革无法推进。
官本位机构改革的主体是人，改革的重要障°？之一便是“官本位”。中国改革虽走过30年，但不少国人价值体系中的“官本位”观念不仅没有消除，反在强化。如今机构改革再启，很容易看到不同部门系列中，官位沉浮必然产生复杂变奏。识者有理由担忧，“官本位”之祟或成改革阻力，或成改革“激励”，最终导致改革的流产或畸变。
“大部门制”的政改意蕴（2）
正因为此，机构改革本身更具政治体制改革的内o？；我们还同时看到，推进机构改革的努力必须与破除“官本位”的其他改革措施相并行。要做和可做的事情很多，首要者便是改革官员选拔、升迁、考评机制，体现“主权在民”的经则，并在政府官员中建立权责一致的“问责制”。如果“大部门制”改革的推行，能够同步带来中国政府官员能上能下、可官可民的机制，能够终结跑官、求官甚至买官、卖官的现实，则中国幸甚。
时间表是次行政体制改革以《方案》起步，逐步铺开，渐进经则相当明确。但以往经验已经表明，渐进改革亦需不时有阶段性突破，盖因渐而不进、不进则退，正是渐进改革之大忌。所以，*十七届二中全会公告特别强调机构改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局中人不可不深味。
公告首次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目标”，乍读此，有些人可能会以为机构改革大可拖延敷衍。其实，“总目标”重在完善，而且须当与建成小康社会的诸项改革目标在时间表上相一致，但绝不等于目前已经看准了的机构改革，从实施到完成需要12年之久。恰恰相反，总目标设在2020年，表明政治体制改革预期明确，也表明从现在开始的努力已经相当紧迫。
怎么确定改革进度？*十六大曾明确，在2010年“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全可以想知，国务院机构改革与这个任务必须D？调一致。2010年距现在已不足两年，纵以时间表论，我们亦当只争朝夕。
…2008年第5期…
“举国体制”μ？出正其时
大幅缩小“举国体制”范围，结束竞技体育领域的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商业体育，振兴体育产业，让市场成为竞技体育兴盛的基石。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以双重的巨大喜悦落下帷幕的。除了主办成功的喜悦，还有“金牌丰收”的喜悦——51块金牌的收获比上届雅典奥运会多出六成，是八年前悉尼奥运会的近两倍。
于是，颇有一些人士很振奋地说，累累金牌证明体育“举国体制”非常有效，所以，中国竞技体育应当继续高举“举国体制”大旗走下去。我们对此万难苟同，并深以为在此次金牌盛宴之后，中国当告别“举国体制”，启动体育领域的全面改革。这关乎中国体育产业的成长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兴盛，关系到中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全局息息相关。
竞技体育领域不是孤立于当代中国变革版图的孤岛。体育改革拖不起也等不起了！
没有人否认，中国人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是很荣耀、很兴奋的事情，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加中国作为体育大国乃至世界强国的自豪感，可谓意义重大。不过，金牌是有成本的。因为中国的竞技体育一直实行传统计划经济框架下的“举国体制”，所以，金牌投入主要依靠纳税人的钱，依赖国家资源。虽然官方对金牌项目所涉成本一直未予公布，媒体对单块金牌成本的估算，也曾出现从六七千万元至七亿元的不同说法，难以证实或证伪，但现代竞技体育竞争激烈，中国为实现“奥运增光项目”多年来耗资不菲，此次北京奥运会拿下51块金牌更是代价高昂，应当是不争的结论。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在赛场上、在电视机前为金牌激情难抑的普通公众，对为金牌付出如此代价是没有心理准备的。
进一步说，投入与产出也并不对称。“举国体制”着眼于层层选拔、封闭培养专业运动员，在占用了大量资金后无法对大众体育形成带动力。国家培养的金牌选手们可成为各种商品的形象代理，但巨额现金收益主要属于运动员个人及其教练团队；所属机构或有机会“利益均沾”，少部分还可能会成为未来训练补充资金，但经济上回报出资人的可能性等于零。广大公众的兴奋和赞叹成了夺金的主要收益，而金牌达到一定的量则兴奋感必然降低，体现为令人遗憾的边际收益急剧下降。
中国正处在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期，服务业发展和内需市场启动都在呼唤体育产业的崛起。然而，“举国体制”以垄断方式盘踞了竞技体育的主要资源，堵塞了商业体育的发达之路，体育产业的成长受到严重抑制。排球、篮球、网球这些本来表演性很强的体育项目，其商业价值都未能充分开发；在“举国体制”身侧半官半商踽踽独行的足球，也只能在制度畸变中可悲地沦为谈资笑料。
体育“举国体制”有如经济领域的计划体制，早已弊端重重，效率低下，弃计划、选市场势在必行。是项改革之所以一拖再拖，千难万难，主要在于“金牌之忧”。因为“举国体制”一直被视为可在短期夺金的有效安排，改革“举国体制”的可能成本就是短期金牌损失。不过，感受北京奥运洗礼、手握51金之后，公众的金牌情结大规模释放，制度关注正在上升。不仅改革的成本已经下降，改革的时机也已完全成熟，改革的压力也加大了。
当然，改革需要策略。国有体育格局强大固化已有经年，“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并不可行。比较理性的办法应当是首先大幅缩小“举国体制”的范围，结束竞技体育领域的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商业体育，振兴体育产业，让市场机制成为竞技体育兴盛的基石。政府则主要做该做的事，把钱和力用到全民健身和大众体育的发展上；进而随着“举国体制”μ？出，顺应“大部制”的政府机构改革潮流，重启十年前受阻的政府体育部门职能转型。
改革的过程，应当是中国体育文化价值体系重建的过程。其重心之一，就是冷静地看待金牌价值，让体育回归本位。我们仍然盼望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比赛，尤其是在下届伦敦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仍然会为中国运动员的优异表现而欢呼。但金牌的意义大可不必夸大，更不能政治化。已经摒除了自卑感的中华民族，不需要用不断增长的金牌数字来证明自己。有此清醒认识，则中国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携手、中国从“金牌大国”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就是可以期待的。
…2008年第18期…
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
对在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应当各有分析认知，有是则为是，有非则为非，具体企业具体对待。
2002年9月18日，香港主板上市的欧亚农业（0932—HK）因未及时披露敏感信息遭证监会停牌，引发了从主板到创业板的民企股小型股灾。当前香港市场种种分析，都在议论内地民营企业之种种是非，猜疑与怨怼同在。已上市与待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都感受到沉重的压力。
当此之时，应当强调实事求是地看待内地民营企业。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如今已达到在港上市公司数的20％，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民营企业，对这些企业都应当各有分析认知，有是则为是，有非则为非，具体企业具体对待。
所谓民营企业，说到底就是私人企业，上市以后则是大股东为私人的公众公司。来自内地的“民企”，与香港市场上的所有的私人企业出身的公众公司，例如长经实业、和记黄埔等蓝筹股公司，在产权结构上没有本质的不同。既然一家香港“民企”不会仅仅因为自身遭到质疑，就将香港甚至世界所有“民企”带入灾难，何以内地“民企”在市场上总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甚至在股价暴跌之后还要整体遭受舆论的拷问？虽然波经浪涌、反复无常是资本市场的本性之一，我们仍然认为，因为不了解而以简单化、概念化的方式对待内地民营企业是显著的非理性态度，是很让人遗憾的。
当然，中国目前仍是国有经济为主的国家，民营企业在夹缝中生存，于艰难创业之中有自身的特长也有其局限，而且确实有不少中国民营企业的独有共性。但民企作为私人企业，终究是个人创造力的产物，其个体差异性要远大于共性。在海外投资者对中国民企缺乏了解的早期，以“P股概念”来提升民企地位或有必要，正可因取代昔日的“红筹股概念”速得追捧之效。但凡事有利则有弊，在以简单化办法获顺风车之利以后，民企不仅被赋予自身未必可及的过高期望之中，而且被视为共性远大于个性的整体。市场和企业本身最终都要为这种认知的错谬付出代价，年来一次又一次单个民企受质疑造成的民企“连坐效应”即是体现。现在，已经到了纠正往昔认知错谬的时候。
因为“连坐效应”的缘故，市场正以更严格的眼光审视内地民营企业。这种约束力的体现，对民企本身的发展成长是好事，有助于民企认真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增加透明度，形成看重股东价值的现代市场经济理念。但我们也想指出，当前许多分析直指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其实并非企业本身所致，更多的还在于资本市场认知中国民企的支撑体系并不完备。需要改进者未必在内地民企一方。
例如，不少分析表示对民企业绩的怀疑，认为企业长期两位数成长可能性不大，还有更尖锐者指责民企以高边际收益、低市场盈率上市具有投机性，等等。这里且不说在中国现实经济环境中企业利润相当时期超常增长的理论可能性，只说民企已经公布的业绩本身，事实上并非由民企独自提供，早经过了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认可，更同样得到国际认可的律师行和证券承销商支持与承认。较之过去对国际会计制度缺乏常识的民营企业家，后者在民企向资本市场公布的业绩中必然地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相信这些报表，首先在于相信中介机构的公正性；倘对报表产生怀疑并认为透明度、可靠性应有进一步改进，也应当在较大程度上关注中介机构的作用。因此，市场对中介机构的约束和监管、中介机构自身的改进与自律，至少应置于与内地民企同等重要的地位。美国在出现“安然事件”以后，把目光聚集在会计业和投资银行，更多地检讨现有体制和中介机构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在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视时也着眼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就显示了从治本入手的实事求是的恰当态度。
在经历了20余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新生的民营企业目前已处于较往昔大为宽松的市场环境。其作为整体生机盎然却又千姿百态。以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的方法来看待民企的阶段应当结束了。一味追风不当，三缄其口也不必，需要的只有实事求是。各方都应以此为经则行动起来，这关乎到市场的未来。
…2002年第18期…
民间金融、政府信用和道德风险
有讨论认为政府可以为基层金融机构设立保险制度，并以美国为例强调其必要性。我们觉得此类保险引发道德风险几乎是必然，对于市场制度正处于初生阶段的中国银行业来说，还是不搞这类保险为宜。
随着*十六大召开，学界与业界期盼已久的民营商业银行大有蓄势待发之状。其实，创办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民营银行，其眼前必要性和长远意义都不难阐明，而决策层人士久久迟疑于此，恐怕主要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障°？，更多的还在于对金融风险的担忧。因此，研究已有的经验和教训就显得格外重要。
教训很多，例如本期封面文章所述的广州两家由私人企业控制的城市信用社如何高息揽储，并将信用社变成自己的提款机的事实，便十分触目惊心。简单地解读这类案例，联想这些年来中国金融业的一片片“雷区”，会有些人很自然地提出：私人办金融出大娄子在所难免，甚至在国有框架下分层办金融仍然危机丛生。无论如何，在现有监管水平下，银政还是难以分家，因此民营商业银行应当缓行。
不过，仔细研究中国金融业这些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发现这种思路无法得到支持。结论正相反，中国往昔那种政府支持的金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至少在草根层，真正意义的民营银行是唯一出路。
在这起总额达150亿元的非法吸储案中，我们就看到，虽然广州市商业银行两家支行及其前身城市信用社系属私人控股并实际控制，但并非真正的民营银行。因为其一直在公开顺利地使用“政府信用”。前往加入高息存储行列的客户们，根本无须考察自己存入巨额款项是否可靠，政府正是不自觉的担保人。据本刊记者调查所知，中国的城市信用社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达5000余家，其中不少为私人控制所有，而且早已脱离合作金融轨道成为小型银行，但这些私人金融机构一方面没有得到正面对待和明确认可（恰如穗丰、汇商为私人控制之鲜为人知），另一方面又时时处于政府特殊呵护之下。随着资产质量一天天下降，城市信用社却由单个信用社“联社”而联成“城市商业银行”，实践中政府信用的光彩越发夺目。很显然，由于如此扭曲的制度安排而最终爆出惊天大案，损失惨重，根源实在不在于民营本身，而在于所谓的“民营”并不真实不确凿，在于官商结合两位一体引致的道德风险。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出现所谓“层层办金融”，后来演化出某种金融混乱局面。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大批基层金融机构出现严重问题，甚至出现支付危机。治理这种混乱代价沉重，例如，广东曾关闭了2000多家基层金融机构，广东省政府和广东发展银行共计贷款380亿元，用以兑付信托公司和所属证券部、城市信用社、农村金融合作会遗留下的“窟窿”。
其中一些由私人控制的金融机构在此过程中暴露出大量问题，但也不该否认，上一波金融混乱中的“肇事主体”多为政府主持下的金融机构，其中问题最严重者正是国有金融机构。相较之下，倒是一些公开以民营身份出现、并不依靠政府信用贴金的民营金融机构处于更刚性的市场约束之中，大浪淘沙之后，有一些基层金融组织艰难地但也比较健康地成长起来。把已有的金融业的混乱局面归咎于民营因素，并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
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治理结构与行业监管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学术界对此已多有分析建言。我们觉得，既然当前开放民营银行已势在必然，目前就需要积极推进而非刻意推迟。而在实践中，除了周密专业考虑和严格规则确立，更重要的是掌握一条经则，即政府全力尽监管之责，但不再有形无形担保，让各类金融机构在市场上自行建立信用、充分竞争发展，建立起优胜劣ì？的约束机制。当前，有讨论认为政府可以为基层金融机构设立保险制度，并以美国为例强调其必要性。其实，此类保险引发道德风险几乎是必然，而对于市场制度正处于初生阶段的中国银行业来说，道德风险正是最大的成长障°？。所以，还是不搞这类保险为宜。当然，未来新制度的成长会有新的震荡，但如果监管到位，将震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会过于困难；而往昔的教训已经相当沉痛，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2002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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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银行信用
建立信用是知易行难，但要求民营企业在银行业的成长，唯此一途。
新疆德隆集团（下称“德隆”）进入银行业的消息是从2002年年底传出来的。其实，德隆进入的是中国银行系统中比较低层次的城市商业银行，不算甜饽饽。但因为是德隆，一个在资本市场上被认为“非常了得”的公司，又因为是银行，一种主要依赖于金融信用维系、期待保守稳健经营的行业，所以，格外触目。
德隆是民营企业，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过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显出已是大势所趋。虽然中国关于民营资本如何进入、如何监管，政策规制都还有待尽快完善，但做先行者，精神可嘉。在此同时，又有监管部门和业界人士有或明或暗的担忧，理由是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失效时有发生，新的银监体系尚待发展完善，有民营资本大步（而且迂回）进入银行，会不会隐含着更多风险呢？
最快捷的反驳可以说这是对民营资本的不信任或说是歧视。但这一反驳可以同样快捷地被驳回——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瓶颈和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都在那里，有识者都看得见。如果对中国的民间金融业成长真有关心，就不能陷入简单的驳难之中，而要作周全思考和系统性安排。金融体系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不过，有个大道理特别需要谈一谈，这就是金融业民营资本的信用建立。
众所周知，银行业是非常特殊的行业，因为其资产主要来自老百姓存款，依赖信用生存，一旦出现问题，往往会波及众生，形成所谓“外部性风险”。银行的信用就是其生命。关键是信用哪里来？有一种看法以为民营资本可走借助“政府信用”之路，想借此绕开市场检验的艰苦漫长过程。殊不知，借来的信用可能带来一时的实惠，但因为政府信用与具体企业的商业信用有本质的不同，恰如不匹配的异体移植，是绝不可能转化为民营企业自身信用的。走此偏途，则难以期待民企在银行业的成长壮大。
以民营资本之身，借助政府信用在银行业呼风唤雨，最后在风险弥漫之时消失于无形，此类教训在中国过去十多年改革中难以数计。在20世纪90年代最高峰时的5000多家城市信用社中，私人资本居多者不在少数，以信用社之名超范围经营银行业务的也不在少数。最终只有极个别得以幸存而且有发展，经因绝不在于民营资本本身无能，而在于众多城信社其实都是共同借助政府信用在生存，根本没有通过竞争优胜劣ì？，最终建立起自身的信用。信息不对称加上信用不对称，经营风险叠加道德风险，信用社们问题成堆之后，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金融混乱乃至支付危机。后来的结果是将城信社合并成城市商业银行，地方政府财政出资入股，地方政府直接经管、直接以信用支撑，最后是不可避免的财政赤字，甚至增加国家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现在，在城市商业银行初步度过最困难时期后，新一轮增资扩股普遍展开，民营资本面临进入银行业的重大机会，无论如何不能重蹈覆辙。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广信破产、粤海重组、海发行关闭等等一系列大事件发生，不仅民间而且国有金融机构早已在市场约束下意识到信用的区分，寻求建立自身独立的商业信用正是趋势。民营资本更应格外清醒。
还剩一个问题，如何建立信用。民营资本虽是整体概念，实为诸多各异的经济实体。整体上看，一时间也会出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恰如中国企业、亚洲企业也是整体，可能在信心的层面互相影响波及。但谈建立信用而非借用信用，就是谈建立企业的商业信用，这其实没有姓“公”、姓“私”成分之别，但必须建立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靠市场竞争来检验。建立信用关乎企业长远，在金融业会格外地显现为一个长过程，而且很可能影响短期利益。从诚信经营到遵规守制，建立和维护信用的任务贯穿方方面面，但第一步即应从行为公开透明始。
建立信用也是知易行难，在中国金融监管框架尚待建立、金融领域制度扭曲大量存在的外部环境中更难。尽可以知难而退，若求民营资本在银行业成长，唯此一途。
…2003年第6期…
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
不可借宏观调控复经审批制。正确的选择，应当在宏观调控之时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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