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事儿-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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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民国山川，英雄竞逐。人物品藻，任诞风流。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乱世，政事纷繁复杂，局势动荡不安。在这个非常时期出现了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内忧外患的民国，他们扮演着自己特殊的角色，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民国的历史。那些或耳熟能详或鲜为人知的故事，为我们演绎了历史的另一种“真实”，使我们对活跃在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有了全新的看法。我们且从这些风云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捕捉当时的历史真相，洞察近代中国的跌宕起伏。
　　对民国史实的片面理解导致了我们越来越倾向于自己的主观臆造，而历史本身的博大精深远远不是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可以阐述清楚的。同是一个人一件事，在不同人的眼中，反射出不同的映像，而这些映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真实不完全的，这可能就是历史本身的吊诡吧。
　　历史的作用就是提供给今人以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事物发展，同时历史也留给人们思考和争论的空间，而在中国历史上，最能引起人们怀疑和争论的，非我民国，则其谁哉？
　　

一语成谶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就一心想着废掉光绪帝，但是光绪没有儿子，废帝需要一个“说法”。于是就上演了一场反复废立阿哥的戏。光绪二十五年，慈禧太后懿旨，由载漪的儿子溥儁做“大阿哥”，将来继承同治为嗣，兼祧光绪皇帝为嗣，就是既继承同治又继承光绪，并且传话，第二年光绪皇帝要举行禅位大典，同时举行大阿哥登基大典。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冲到了东交民巷使馆区，杀了日本驻华使馆的杉山彬，还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这样就把事情闹大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阿哥的父亲载漪支持义和团，对慈禧说义和团是良民而非乱民。慌乱之中慈禧带着光绪西逃，载漪和大阿哥溥儁也随驾西逃，他们逃到大同的时候，慈禧传下懿旨载漪为军机大臣，没多久慈禧就变卦了，说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这场乱子，祸首就是载漪，于是革去载漪军机大臣的职务，还把他遣戍新疆。第二年就是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回京宣布溥儁的父亲载漪有了过错并且已经处罚了，那么他的儿子就不能再做大阿哥，就这样废除了“大阿哥”这个名号。
　　光绪病危，慈禧传下懿旨，由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皇位，入继同治皇帝，兼祧光绪皇帝，也就是继承同治又继承光绪。当天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太监就到了醇亲王的北府，准备相关事宜。登基大典是融宗教与世俗于一体的，乐师、太监和牧师集结在太和殿，溥仪被放在又高又大的皇座上。那天，３岁的溥仪又惊又冷，浑身打颤。侍卫内大臣和文武百官列队，一个个到他面前宣誓效忠。乳母是唯一能哄住他的人，只有跟乳母在一起，溥仪才安心，但那天按照规定不准她参加大典。诏书要求既是父亲又是摄政王的醇亲王载沣陪伴溥仪参加仪式。
　　大典在太和殿举行，按照规矩皇帝先要在保和殿接见大臣，完了再到太和殿，溥仪有段回忆记载：“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父亲的话意在安慰我，但是却给文武百官留下了惨淡的印象，登基大典刚结束，满朝文武官底下是窃窃私语：怎么可以说快回家了呢，怎么说快完了呢？这是不祥之兆啊。大清王朝亿万斯年怎么快完了呢？说这预示着大清王朝的不吉祥。”这一次登基大典没有一点喜庆欢乐的气氛，反倒笼罩着一片悲哀的气氛，而这一句话也成了谶语。
　　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成为三岁的小孩子手中拨来弄去的玩具，一座没落王朝的宫殿终于岌岌可危，等待着轰然倒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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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善里事件
十月的天气仍是闷热难熬，举目望去是一片无精打采的景象。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弥漫在空气中的沉闷。一时间浓烟滚滚，被炸飞的碎片四处飞散开来，夹杂着人们的叫喊声和孩子的哭声，慌乱中几个被火势严重烧伤的人飞快地跑出那间乌烟瘴气的房子。
　　很快一些高大的俄国士兵闻声赶来，他们冲开围观的人群，迅速包围了这里，他们先是派几个人四处搜查着，似乎已经找到了发生爆炸事件的原因，然后彼此交谈着。还有几个士兵手里攥着鲜艳的旗帜、文告还有名册……
　　名册上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黄兴、孙武、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
　　这就是武昌起义前一天发生的“意外事故”，1911年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政治筹备处忙于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正在装填炸药的时候，炸药突然爆炸，声响巨大，俄国巡捕听见爆炸声后立即赶来。孙武等人虽已火速撤离现场，但“现场”被抄查，起义计划已然完全败露，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名册全部被抄走。
　　俄国驻汉口总领事马上将此事告知瑞澂。瑞澂立即宣布全城戒严，同时按照名册、地址顺藤摸瓜式地搜捕所有参与进来的革命党人。当晚，起义中的主干力量被捕，杨洪胜在自己的小杂货店被捕，蒋翊武、彭楚藩等在武昌小朝街85号起义最高指挥部被捕。蒋翊武乘机逃脱，彭楚藩、刘复基等被押至总督署，瑞澂连夜对他们进行审讯，随后残忍杀害。
　　宝善里事件一起，革命党人被杀害，革命消息如同扶摇大风，卷地俱起，由此引刮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清政府土崩瓦解之势，已成横流之决。
　　

谣言四起惹祸端（1）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社会上已经散布着这样的政治谣言。这些谣言在根部蛀蚀着清政府的统治，谣言像野火一样流传开来，使得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与日俱增。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发生意外爆炸，起义计划暴露。不过，从对宝善里事件的处治看，湖广总督瑞澂并不想扩大事态。可是一则谣言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热化。这则谣言是：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
　　宝善里事件之后，瑞澂决定接受军官们的建议，销毁缴获的名册，对新军中存在的革命党人置之不理。
　　当宝善里发生爆炸事件，孙武等人在逃脱之后，猜想清政府必定会按照名册缉拿革命党人。本打算不将事态扩大的瑞澂，按缴获的名册捉拿了革命党人彭、刘、杨，并残忍杀害。在第二天清晨，另一位革命党人张廷辅被捕。政府的肆意捕杀使很多士兵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会成为被殃及的池鱼，面临着“等死，死国可乎”的局面，他们最终做出了重大的决定，与其等死，还不如拼死抗争，最终导致了这场大规模的政变。
　　先前在湖北武昌尽管盛传革命党要在八月十五起事，但整个中秋期间并没有动静，相反，武昌城里过中秋佳节的气氛依然浓郁，完全看不出任何即将起事的迹象。只有革命党人知道这些是一场带来新生的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但是原定的发难时间因为准备不充分而被迫延期。
　　宝善里事件后，起义计划败露，湖北总督瑞澂惊恐万分，立即宣布全城戒严，大肆搜捕。当晚就提审并杀害了起义中的主干力量。
　　清兵军事参议官铁忠提审起义计划中在指挥部任侦查员的彭楚藩。在清军面前彭楚藩傲然屹立，毫无屈服之意。看到这个情形，铁忠愤怒地咆哮道：“你是何人，见到官兵敢不跪下！”彭楚藩冷冷一笑，不屑一顾地说：“我彭楚藩是革命党人，你这清狗，我岂会跪你！”铁忠左右的卫兵把彭楚藩推坐在地上。铁忠继续拷问：“你为何革命？还有哪些余党？”彭楚藩指斥道：“大好河山，被你们这些清狗毁坏，断送，徇私舞弊，草菅人命！为何不要革命？！”铁忠无言以对，只得禀明瑞澂，瑞澂做主判以极刑。接着提审“小诸葛”刘复基——整个起义计划就是他起草的，刘复基自认革命不讳，大骂清官腐朽丑恶的嘴脸，杨洪胜脸部重伤，如黑炭一般，还不等清官吏发问，就怒吼道：“我就是革命党，我也不会说出什么！要杀便杀！你们这些清狗奴才的未日眼看就要到了！”说完，便放声大笑。被捕的革命党人丝毫没有畏惧退缩，见拷问不出结果，铁忠只得再次报告瑞澂，气急败坏的瑞澂连声说了“杀！杀！杀！”三个“杀字”。
　　10月10日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在督署东辕门被斩首。徐维贤哀悼烈士时曾赋七律一首：“一死名留万古垂，临刑骂贼志不亏。从容就义身甘殒，不怕牺牲世少为。首创共同三烈士，迎风响应两湖师。卒成汉业恢疆土，特立千秋纪念碑。”为了纪念这三位烈士，现在武昌有一条以三位烈士的姓命名的路，叫彭刘杨路。
　　在得到彭刘杨三烈士死难的消息后，革命党人集合在一起商定应变措施，最后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乘机崛起，提前发难”。
　　此时的武昌城，各个军营内纷纷谣言四起。工程营后队队长熊秉坤召集各队代表，约定当晚发难。熊秉坤也因此有了“熊一枪”的美名。
　　晚上八时，二排排长陶启胜领护兵巡棚查哨，看见金兆龙和程正瀛两人荷枪实弹，持枪而待。就问金兆龙这么晚了，要干什么。金兆龙说：“准备不测。”陶排长厉声喝问：“难道你想造反？”金兆龙反问道：“反就反，你能拿我怎样？”陶启胜上前死死扼住金兆龙的手腕，呼令护兵一起上来逮捕他。程正瀛见状按住陶启胜并用枪托撞击陶启胜的头部，陶启胜挣扎着忍痛逃跑。程正瀛向他开了一枪。这时熊秉坤刚刚走到本队第一排第三棚，听到第二排有呼喊和打斗的声音，知道事情有变，立即取出手枪，边装弹药边往二排方向跑。远远看见痛苦不堪的陶启胜从对面跑来，熊秉坤立即向他开枪射击，陶启胜侥幸从楼梯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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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四起惹祸端（2）
熊秉坤等人趁势而起，鼓动众士兵起义，军营大乱，熊秉坤带领跟随他们起义的士兵们向楚望台军械库冲去。这时枪声大作，整个工程营都跟着轰动起来。清督队官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和司务长张文涛三人出来阻挠，起义众人没有一个退缩和屈服，阮荣发向人群里开枪，乱枪打死士兵一人，起义士兵将他们三人打死。之后起义的大队人马奔向楚望台军械所。
　　这时，工程营的其他士兵以及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的部分学生也相继聚集到楚望台。熊秉坤带领着起义大军在当晚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革命党人罗炳顺等人的配合下，迅速占领了军械库。拿到了武器弹药之后，革命军战士们群情激昂，一时间枪声大作。
　　革命党人张振武、蔡济民听到了起事的枪声，得知熊秉坤正奔向楚望台军械所，立刻带着各自的兄弟来到楚望台和熊秉坤等人会合，起义的队伍逐渐得到了扩大。起义队伍壮大，指挥不便，需要一个总指挥指导队伍行动。在营里有一个叫吴兆麟的人很有威信，他曾经进过参谋学校和军官讲习所学习，懂得军事作战，又是原日知会员、左队队官。于是起义队伍临时推举吴兆麟担任总指挥。吴兆麟受任后，立即部署向总督署发起进攻。
　　总督署位于武昌城的西南角，右毗城郭，左邻市街，后屏围墙，又紧靠大江。总督府坐落在这里，湖北总督瑞瀓就在这易守难攻的军事据点里面。炮营闹事，让整天担心革命党闹事的湖北总督瑞瀓大为恐慌，大骂手下的无能。当夜在总督署守卫的兵力大约有三千人，瑞澂利用这股精锐力量，拼死顽抗。为了一举捣毁总督署，起义队伍向总督署发动了数次进攻，枪林弹雨，战斗十分激烈。进攻督署，仍以工程营为主力，其他队伍辅助配合，这样兵分三路，从三面夹击总督署。后在炮队的强力支援下，起义军经过殊死战斗，终于攻破了总督署的大门，瑞澂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一见形势不妙，马上命人凿开督署的围墙，慌慌忙忙地登上楚豫兵舰，拖家带口地逃往汉口去了。总督瑞澂带着家小连夜逃跑，官兵见总督瑞澂已逃，早已无心抵抗，跟着弃械亡命。
　　这时天已大明，经过一夜浴血鏖战，到10月11日上午，武昌全城光复。这个早晨因此具有了非比寻常的革命意义，九角十八星革命军旗帜在武昌城头上迎风飘扬。次日，起义军又收复了汉口和汉阳，武汉三镇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了。不久，传来了湖南、陕西、江西、云南等省相继独立的大好消息，经过革命军的不懈努力，终于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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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没有变化快（1）
武昌首义革命这样打响，此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这条腐朽的船在绝望中挣扎了几下，终于沉没在辛亥革命的巨浪之中。
　　武昌起义是在仓促慌乱中由革命党人决定临时爆发的，也是在缺乏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不但筹备起义的总指挥张振武、孙武等人由于意外原因一个都没到场，孙中山和黄兴更未亲临。
　　在形势对革命党人不利的情况下，武昌首义仓促爆发，但是武昌起义胜利，决非侥幸的偶然事件。有人说是因为武汉为九省通衢，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重要，有人说功在新军哗变，有人说武昌起义成功得益于瑞澂连夜出逃，有的说武昌起义爆发应归张之洞的治鄂。这些说法或多或少涉及了一些事实，但有的失于偏狭，有的不无错舛。
　　就武汉本身而言，抛开地理位置不谈，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长期在武汉进行革命活动，革命思想早已深入人心。组织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最终掌握一部分新军武装并非难事，相对来讲，武昌地区的革命力量最为强大。
　　革命党人处事果断，把握时机，在得知三烈士死难的消息后，革命党人毅然选择了有利时机，进行了关键性的决战，成就了武昌起义这场埋葬清王朝的“爆炸”。
　　革命之势，犹如火山喷发，在内部积蓄力量，形成岩浆，最终涌出地表，喷薄而出。
　　同盟会的领导人曾发动过多次起义，从外部，如香港、越南等地临时输入革命力量，再到广州、镇南关等地起义，但因缺少蓄积力量的准备阶段，均以失败告终。同盟会、光复会领导人也曾投入革命积蓄力量，但是没有形成足够喷薄的“岩浆”。而武昌起义在内部力量不断蓄积的基础上，终于内爆，一发不可收拾。
　　烈士慷慨悲歌，为推翻清朝而捐躯的壮举，传遍武汉三镇，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党人更是矢志复仇。起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而清政府已无回天之力。
　　武昌首义，人心浮动，清政府中一些官员即采取将家属走避天津租界的办法，甚至连当时的裕隆太后还有出走热河的准备，一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也举棋不定乃至坐视清廷崩溃。立宪派抛弃清政府，基本上共同倾向于不保清廷——当时从武汉赶到苏州的张謇会同雷奋等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要求清政府“宣定宪法，开国会”的奏折；赵凤昌则宣称：“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以保将来中国。”张謇则明确地对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当其时，立宪派与旧官僚采取“和平夺权”与“政变夺权”的手法，先后取得了湖北、江苏、湖南、广西等省的地方统治权。因此，从武昌起义到清廷宣布退位，不过几个月时间，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在极短的时间里土崩瓦解了。
　　首义只一个晚上就获得成功，成功以后清政府不会善罢甘休的，急急忙忙调集精锐部队，因为汉口是武汉的北大门，北面来的部队就通过铁路先来到汉口，就在现在的黄浦路，刘家庙丹水池这一带集结，此时起义的正规部队和大部分民军还有一些民间人士，跟清廷的正规军短兵相接，场面悲壮，牺牲了的烈士数以万计。
　　清政府曾派荫昌率北洋新军开赴武昌镇压革命，但北洋军大部分将领都是袁世凯心腹爪牙，根本不听从荫昌调度。在帝国主义者的策划下，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统率北洋军前往武汉三镇。袁世凯刚刚被重新起用，北洋新军即展开猛烈进攻，都取得了不小胜利，先克汉口又占汉阳，使得武汉形势严重告急，革命大有被扼杀的危险。但袁早已抱定了“剿抚兼施”的政策，很快就与南方革命党人谋划和谈：在军事上，袁不立即攻占武昌，而是形成一时间南北对峙的局面，一方面对革命党形成强大威慑，同时也给革命党人以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以此要挟清政府。袁世凯当年大军压境，于军事得手之后，一再谋和停战，要挟清廷与南方谈判，完全是为其个人政治目的，和与战只是其手中的政治筹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态度客观上使得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得以保存下去。
　　

计划没有变化快（2）
武昌起义的成功有革命党人的主观努力，但各个方面的因素也对其产生了作用。历史的车轮终于将其辗作历史的尘埃——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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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十八星
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胜利的标志。武昌义旗一举，各省云起响应，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迅速兴起，最后导致清王朝的终结。
　　十八星旗的全称是“铁血十八星旗”，象征着宁死不屈的铁血精神，而旗面上的十八颗星代表全国十八个省。
　　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日益高涨。武汉三省扼九省通衢，工业集中，文化发达。那里的革命党人早就在孙中山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展革命活动，许多同盟会员和知识分子投身营伍，在新军中做了细致扎实的工作，积聚了雄厚的革命力量。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武汉的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组成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首领孙武为参谋长，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包括制定起义计划、文告、印信、旗帜、符号等。
　　由于事机不密，在10月9日革命党人预定起事的日子里，革命机关遭到破坏，许多革命党人被捕。彭楚藩等三人经严酷的审讯，坚贞不屈，高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万岁”等口号，于10月10日凌晨英勇就义。尽管这样，起义还是在10月10日晚7时左右爆发。驻武昌紫阳桥附近的工程第八营，在革命党代表熊秉坤的组织领导下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随即抢占楚望台军械所。不久，新军二十九标、三十标、测绘学堂、南湖炮队、塘角辎重队等也相继起义，经一夜苦战，终于攻破湖广总督衙门，占领武昌全城。11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军政府设在前湖北谘议局，门前两面十八星旗，随风飘舞。铁血十八星旗下站立着威风凛凛的卫兵，这一切代表着革命军政府的建立。
　　起义后，全国各地响应。十八星旗在多省悬挂。到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十八星旗被旗面为红、黄、蓝、白、黑五色，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
　　

“你们不要骂我”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黎元洪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他在武昌起义一夜间就由名不见经传的清军协统而成为军政府的大都督，震惊中外。他登上政治舞台难道只是时势造就和机缘巧合吗？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在武昌起义中把这位清廷军官推为首领？他又为何能青云直上，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成为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辛亥革命中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武昌起义后，逼上梁山的黎元洪被革命军推为鄂军总督，之后相继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始终是一个傀儡。但当时的“舆论”都称赞他是“忠厚长者”、“稳健派”，和蔼谦虚。号称“民国祢衡”的章太炎，清朝末年因苏报案坐过牢，文名满天下，被社会上层人士推为国学大师和革命先锋。他见了什么都要骂，惟有黎元洪是他歌颂的。在他的笔下，黎元洪是一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
　　袁世凯接受帝位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消息传出，黎元洪的幕僚中有的主张不接受册封，有的主张容忍一下再从长计议。黎元洪坚定地说：“我意已定，决不接受，即使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其实，在袁世凯迫不及待黄袍加身，授意杨度成立筹安会为其称帝作准备时，一些趋炎附势者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袁世凯深知实行帝制非利用黎元洪不足以资号召，屡次派员示意黎元洪玉成，而黎元洪坚持反对，终不为所动。自1915年8月6日以后，既不出席参政院，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意回到原籍黄陂休养，但都没被袁世凯允许。
　　黎元洪知道离开北京是办不到的了，就借口夫人有病，居住瀛台过于寒冷，设法离得远一些。袁世凯终于同意他迁居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议院请辞副总统职务。此间，他对任何人都很少开口说话，以至像哑巴、木头人一样。
　　封王令发布后，袁世凯令在京文武百官赴东厂胡同黎邸祝贺，恳即日就封。在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黎元洪当即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言毕，转身进入居室。百官默然离去。
　　下午，袁世凯又派永增军衣成衣匠至黎邸为黎量身做亲王服。黎坚拒不允，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隔了数日，政事堂送公文至黎邸，封面书“武义亲王开拆”，被收文者误启，呈黎阅时，黎元洪大怒：“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此公文！”饬令退还。
　　袁世凯又下令劝黎不要固辞，但黎置之不理。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河阿前往黎邸，察看黎的态度，阮公然称黎为“王爷”，并说袁还打算加黎“副元帅”、“辅国大将军”称号。黎元洪忍不住吐出一句话：“你们不要骂我！”黎已看出袁世凯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如果接受王位，只能落个骂名。黎元洪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制，但他坚决不做这个并不光彩的王爷。之前黎元洪一直推委软弱，唯在这件事情上，一丝不苟，“强硬”了起来。
　　

床下都督
黎元洪——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幼时家境贫寒，在父亲投军，祖父过世以后，他和姐姐衣食无着，只得一起讨饭为生。实在饥饿难挨的时候，跑到别人的菜地里偷萝卜吃，聪明的他把萝卜拔出后将叶子拧下，再用土掩好，远看好像地里萝卜没人动过一样。在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14岁了。那年，父亲回来接他到天津，生活变得稳定一些。20岁时他被天津水师学堂录取，他发奋好学，勤勉努力，为人厚重朴实，什么苦活重活都抢着干，而且各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得到几位师长的赏识。在入学后的第二年父亲去世，他的生活非常拮据困顿。即使在他结婚以后，每次回家探视亲人，都还要徒步往返近百里的路程，为的是省下一点路费，继续维持生活。后虽为清军将领，但他毕业于水师学堂，还曾三次东渡日本，考察那里的政治与军事情况，见识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和强大，因此思想开通。
　　“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向文件，一席之间###人，皆执莲柄薄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其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
　　号称“民国祢衡”的章太炎在与黎元洪见过一面之后便对此人推崇备至，在他认为黎元洪是一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当时的社会舆论也称赞黎元洪是“忠厚长者”和“稳健派”，很多人都说他和蔼谦虚，他对待下属的态度也是有口皆碑的。
　　武昌起义成功后，由谁出面主持刚刚建立的湖北军政府工作成为了革命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可是因为起义来的仓促，根本来不及和革命组织的领导者取得联系。政府要建立，起义军需要管理，起义新军还需要巩固并扩大战果，急需一个可以主持大局的人。照理说革命首义刚刚取得成功，应该推选一个德才兼备、深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首领，以期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却拉出一个与革命毫无关系，而且畏惧革命的旧军官黎元洪来作为军政府的都督。这与起义军代表和地方立宪派商议的结果不无关系，立宪派运用政治手段使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军同意了让黎元洪当大都督。
　　当时，黎元洪还是协统，官位相当于现在的旅长。他刚听到起义的消息后，就吓得赶快从营房中逃跑。他惧怕起义士兵拿他问罪，于是不敢回家，就换了一身衣服东躲西藏，打算混出城去，唯恐躲避不及。黎元洪下落不明，起义士兵只好派人四处寻找。最后这位面庞团团的黎协统总算被找到了。
　　关于革命党人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宝座的故事，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趣闻了，黎元洪也因此有了“床下都督”这个雅号。当时，黎元洪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此事被部下马队第一标第一营的排长萧燮增知道了。萧带着众人把黎元洪从床底下生硬硬地拖出来，他们用手枪逼着黎元洪来到省咨议局，还把他关押在楼上，用重兵看守。黎元洪当时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一言不发，呆若木鸡，加上他“体干肥硕”，活脱脱一个木菩萨。
　　也有人说，武昌起事后，黎元洪闻风唯恐躲避不及，就和执事官王安澜，躲到黄土坡刘文吉参谋的家中。当革命军找来时，黎元洪吓得躲到屋中蚊帐后面，觉得不妥又钻入床下。折腾了三五次。革命军马荣将子弹上膛，威胁他出来，黎元洪见再也无法躲避，只好被革命军从床下拖出来，最后被革命军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宝座。传说内容虽有些差别，但都从中反映了黎元洪被迫参加革命的不争事实。在很多文章著作里都能找到这件事的相关记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人在床底下被捉出来�